接见李一哲集团干吗？

刘自立（北京）


本刊配图：“李一哲事件”中的“李”、今年66岁的李正天

今年年初，有朋友问我，所谓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实出何因？背景如何？是真是假？是地方所为，还是上头示意？我不能一一回答。

琢磨着，此番举动，也许又是一轮政治忽悠？也许不单单是忽悠，还有很多内情；我们打不开黑箱子，无法得知之。这个东西在发生地震，京奥等大事后似乎被搁置起来，直到不久前，广州前官僚吴某，忽然接见李一哲集团中人，上述关于是否要行新的政治忽悠之关怀，才又出台。香港报纸忙不迭刊登，确为抢新闻——但是，中国报纸从来没有新闻可报——香港那里感冒，多缘于北京这里咳嗽。这种上面示意，下面跟进的报道，运用在各种官方和半官方媒体里。香港报纸，现在担任另一种为北京放话的角色，本是司空见惯。问题是，北京让吴某人接见李一哲们，又是哪股风？空穴来风，还是确有所谓？黑箱子没有开锁，鄙文也只是猜测一番。

我们要问问，官方柔情李一哲，究为哪般？李一哲们是不是可以被柔情，会不会因为柔情而起麻烦？后李一哲派们，在官方认可以后，是不是变成"新"统战对象，附和新统一战线？所有这些问题，其实可以从他们七十年代那几张大字报，简单而论。

民主与法治的提法，或许确实是李一哲们的首创专利；问题是，他们提出的这个民主是不是民主，他们提出的法制，是不是法治？一种普遍的说法是：这是从主张社会主义法制，进而转变、发展到普世价值的原意之民主法治。故此，这个民主法制的提出，就变得政治正确，精神伟大，而一哲们，也就光荣载入史册了。

问题的破绽何在？很不幸，恰好出在党的官僚们也认可这个东西，从他们平反这张大字报开始，直到今天，他们出来公开接见之，就是明证。于是，从党的"理论"和推论来讲，他们说，第一，是要主张毛的大民主（见李报），二是，要主张"社会主义法制"，据说，第三，也许，只是也许，社会主义法制就会魔术一样变成普世价值的法制，民主，宪政了。天啊！中国人的魔棍真是好用！比我们孙猴子的棍子也差不到哪去！可惜，这个毛民主，社民主，再变一百0八变，也只能变回极权和专政。

李一哲们的看法，我们此前有详文论述，今日不再；只是简而言之。

他们的大字报一是要回到毛氏所谓第一次文革——就是大民主——也就是1966年红8月那个屠戮时代中去——据首先提出这个看法的人说，那是毛进行中国巴黎革命的伟大运动。以后，这个运动，由于实力对比的失衡，毛，被迫导向周恩来体系（所谓红色官僚体系——见杨小凯）妥协，所以出现反动的第二阶段文革。

这个看法，在李报里，也有类似表达。

但是，李报的另一个表达，则是迎合毛，结束，或者预备结束文革的意愿，使得被破坏的秩序回到体制之内——毛氏是体制内外的孙悟空。他们基本上摆平了权利分配的平台后，不想再打乱自身的权利体系——他们不可能再像66年或者69年打倒刘少奇以前那样，鼓励造反——这个道理，就像他们不会在1949年，主张像打倒国民党一样踢开（共党）党委闹革命。秩序重建和秩序破坏，只是毛的一句话而已！

所以，李报采纳文革结束论，提出共产党政权现在要讲一讲法制，而且又是要讲毛主席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党阀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呢？所以，李一哲们的被平反，是"理所当然"，呼之欲出的。（而林昭和遇罗克就要被枪毙！）

事隔四十年，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制，仍然是中国人的口头禅。他们在一系列的层面上，维护着不同于毛，却同于党的、据说是来自真理或者实践的什么东西。他们也像李报中人所言，毛大民主，是一种试错，是空前的政治试验；由共党担纲政治改革，是势所必然；所有维权事宜和64事宜，皆要回避"政治层面"；柔情似水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国人反对水浒传传统的高雅志向；人们要回到党的好东西里面，把民主好东西变为社会主义民主，变为三个表，四个鞋，等等——他们从毛的大民主里，搬动独夫革命论和人民革命论，并且把林彪，也算在这个伟大的党的好东西里面。于是，中国人研究文革，研究反右，研究来，研究去，一句话，还是要在党的指挥下，东征西战，人民文革。他们是现在的李一哲，李一哲是现在的他们——是现在的毛主席民主，大民主，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法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所以，李字报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们的先见之明，就是告诉现在的党改派：你们，一定要坚持党国体制论中的民主法制，而不可以外道于他！不然，就会天下大乱也！

于是乎，四十年了，从邓先生开坦克以后，这波争论，不但丝毫没有长进，反而大大倒退。

我们说过，二，三千年以前希腊人，就谈论和实施民主了；几百年以前，英国法国就先后实行普选和宪政了；几十年前，袁世凯，蒋介石就讲究新闻自由，民间办报了。可是，1970年代，李字报们说，要实行毛主席大民主，中国人听了，简直是乐开了花了！

现在，乐开了花的官僚们，忽然接见了被抛掷一隅几十年的李字报们了？于是，很多善良或者并不善良的人们又要大肆揣测，妄加推断了！他们说，看啊！新一轮"解放"要开始了！他们说，广东就要变成改革的首善之区了！他们在一片子虚乌有的梦幻乡里，就要去建设真改或者政改的海市蜃楼了！一曲贝多芬欢乐歌，已经由什么什么人登台指挥，大唱特唱了！

可惜的是，这些混蛋们的幻觉，其实早就被埋入梦境了。

这个很可怕的梦魇，比之卡夫卡的城堡，要可怕一百倍！他们在哪里绕啊，绕啊，说是，政治改革就要施行了；选票和面包都会有的；不是广东已经动了嘛！

然而，事情的逻辑和四十年前相比，完全未变。社会主义法制，就是社会主义法制——毛民主，或者邓不大民主，都是反对民主——极权主义，不可能在自己的任何一块土地上，实行波斯对待某一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见希罗多德《历史》）。这是历史的现实，也是思维的法则。北京实行不民主，广东实行民主——那只能是伯里克里或者大流士的智慧，不是毛或者毛儿，毛孙们的智慧。他们没有这个智慧——就连想一想，也不会想。

所以，今年年初的解放之喊和年后对李一哲们的接见，一般而言，毫无意义。

只有那些不知道自己是鸡类者，也才不知道同类们，已经一万次被人家拧断了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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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74期

孙文“卖国”档案：孙中山才是真正的汉奸

作者袁伟时

政治家和政治组织的内外政策是交相为用的。与其对内政策紧密联系，孙文的对外政策上 也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从民初开始，这些记录在国内外的出版物中就不断有所披露，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史家中对有关事实毫不知情的，大约十分罕见。不过，在中国大陆 ，人们没有把这些史料系统排列出来，加上标准教科书讳莫如深，一般读者知道真实情况的似乎也不多。请读者允许我做一回文抄公，主要根据中国大陆近20年的出版物，将有关事实抄录如下：

　　第一，"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以大面积的租界"。"约摸在1900年6月初，孙博士(按：早已有人指出，孙文一生从未得过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说他是博士纯属以讹传讹。可能是Dr.——医生的误译。他是医学院毕业生，也行过医。)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先生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孙中山抵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孙博士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第二，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这三个人建立了一个'辛迪加'……孙博士任命布思为辛迪加和同盟会两者的'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辛迪加保留其权利，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十七个月之内筹足三百五十万元，分为四期摊付给孙博士。"

　　第三，武昌起义后，孙文到了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博士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 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 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对于日本的态度，他将根据英国的建议办事。"由于英国政 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第四，出卖满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此事一波三折，最后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没有办成。原因是："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类似的记录共10条，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等。

　　第五，把设立国家中央银行的权利让给日本人。1912年1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文便致信曾任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托他建立中国的中央银行。同日，又电告阪谷："设立中央银行事，应即迅速进行。"十天后，阪谷便复函孙文说"接到贵电及中华民国元年一月初十日贵翰，委托阪谷以贵国中央银行设立之事"，因此他草拟了《中华国立中央银行设立特许札》，要求孙文盖章批准。其中规定"该特许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许札之日起算，以五十年为限。""该银行有发行纸币之特权。"其他职能包括 "国库之岁入及岁出"、"内外国债之整理及新招集国债之时，可使该银行办理" 、 "货币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纸出入贩卖等事"、"政府设定监督银行之业务"等等 。重要人事之"任免全权"，也交给阪谷，虽然规定"政府自该银行开业年满五年之后，于一年内以付价，得收买外国人所有股份"，但又规定"政府于本条期限之间不能收买，则本条买收权为消灭。"

　　把设立经营和管理中央银行的特权交给一个曾任外国内阁大臣的外国人，担负财政收支、发行货币和监督全国银行系统的重任，这是事关国家主权的大事。孙文如此轻率地处理，虽然当时没有办成，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失误。此事曾于1913年5月19日被著名记者黄远庸公诸报端，这是国内报刊第一次揭露孙文在对外关系中损害国家利益。就事情本身来说，应该说是大众传媒履行监督政治家这一类公共人物的职责的大好事。袁世凯政府虽曾利用此事批评孙文，但这正是现代政治中不同政治势力互相批评、监督、争取公民信任应有的常规。中国公民有权知道这一类信息，20世纪中国政治的腐败和专横，恰恰是与执政者实行愚民政策，拒绝公开政务息息相关的。

　　第六，与袁世凯竞相向日本政府争宠。宋案发生以后，孙文认为"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孙文与袁世凯都不惜代价，争取日本的支持。早在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如此大利，没有打动日本首相。在日本政府首脑看来，依靠已经统治着全国的袁世凯，比起指望形单势孤的孙文一伙显然更加实惠。孙文暗通款曲，唯一的作用是日本在压袁世凯就范时多了一个筹码。

　　此外，孙文的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报刊广为登载，还说是黄兴揭露的。此事不但进一步损害了国民党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国民党人之间的分裂。从黄兴当时的一封信，可见一斑："近得各处党员通告，并读中外各报登载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从何说起，党德败坏，竟至此极，殊可叹也!此事之有无，弟不必加辩，请足下函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与日本当道，尚属疑问，袁贼阴险，派侦离间吾辈，亦时时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内外疑谤丛集，真伪莫辨，亲痛仇快，而祸根却在孙文的作为。

　　第七、在日本迫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之际，竟主动要求与日本政府结盟，再一次慷慨地出卖国家主权。日本是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几经讨价还价，日方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则于5月9日接受。

　　面对涉及国家存亡的重大斗争，全国人心激动。原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人士纷纷提出"一致御侮"的主张。"是年二月十一日，林虎、熊克武、程潜……等十一人，联合发表公电，提出 '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之说。在美洲的冯自由、林森、谢英伯、钟荣光等……亦联合致电孙中山，请示'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 等语。"

　　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也联名发出通电，总结民国建立以来的政治经验，鲜明地提出：

　　1，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反对"假借外力"。他们说："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 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这是针对报刊的种种传闻表明自己绝 "不危及邦家"的立场。

　　2，汲取"二次革命"的教训，表示决不轻言革命。"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按：指1913年所谓"二次革命"的错误)，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他们认识到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决不是偶然的。说到底，这是国人对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忽视了国人要求安定的情绪和"畏避革命"的意志。

　　3，仍要坚决反对专制统治。他们进一步指出："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卜之政象良恶。""至今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不但导致内政极端腐败，也是招致外侮的主要原因。"窃论外交受*，虽有时势因缘，而政治组织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盖一人政治，近世已经绝迹，非其不能，实乃未可……今吾国不见国家，不见国民，而惟见一人。" 为了抵御外侮和防止革命，必须改变这个状况。

　　黄兴等人的反思颇为深刻。他们对外侮由来的分析，反对假借外力解决内政问题进而一致御侮的主张，也是非常适时的。

　　黄兴等人的主张曾广为散发和分送京、沪各报馆刊登，引起海内外广泛注意。可是孙文等人对此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另外一种主张。

　　先是在2月5日孙文、陈其美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订立了一份所谓《中日盟约》。满铁株式会社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支柱。它不是一般的企业，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曾任台湾民政长官，后来又出任邮电大臣、内务大臣、东京市长等。犬冢、山田等敢于出面订立盟约，背后有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支持。3月15日，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信，寻求日本政府的"提携"，并将四人签署的《中日盟约》作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小池是二十一条的起草者，是深得加藤外相信任的重要人物。这封信和《中日盟约草案》与黄兴、陈炯明等人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

　　"二十一条"是20世纪中国的重大国耻，是日本迫使中国殖民化的重要步骤。它的最后文本把满蒙、山东、汉冶萍公司等重要权益奉送给了日本。条款之一是"zgzf嗣后如在南满洲聘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外国顾问教官时，可尽先聘用日本人"。实际是把当地各级政府全都交由日本控制，"可尽先聘用"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外交词令。

　　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尚未正式签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凯曾向各级官员发出"密谕"，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

　　历史挺会捉弄人：袁氏庆幸力争幸免的条款，却被孙文主动送给日本人了。他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而在经济领域，从事关经济命脉的金融到矿山和铁路、航运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再加上"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也就是说，以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种种特权是绝对不容其他国家染指的。此外，在外交上中国也不能独立行事，"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考量其实质，这是把中国降为附属国的盟约。

　　再看看孙文给小池的信，其中意蕴就更加清楚了。这封信说了些什么呢?

　　1，"不肖等经常确信，东亚之安全与福利全赖于日本之提携。"因此，日中应"有巩固之同盟"，所以提出这个《中日盟约》。

　　2，"昔日，贵国政府曾向敝国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对其详细内容，固然无法窥知，但 其主要内容必定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目标。与敝人倡导之主张一致，不胜欣喜。"

　　3，孙文等对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满，是日本不以孙文一伙为主要合作对象，而"对无诚意之敝国政府始终一贯持续执行强硬之交涉……旷日持久，时至今日，实在可悲……远离日中提携这一最终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遗憾至极。"

　　孙文这些主张的是非，笔者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两件事：

　　1，自一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报刊很快就报导了有关内容，海内外反应非常强烈。 "独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电纷驰，质询孙文的态度。有的报纸还传出孙文与日本结盟。于是，孙文在3月10日做了两件事：一是命党务部发出《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说 "且夫吾党所处之地位，纯系一秘密组织之团体，对于国际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为自己的沉默辩护。二是写信给美国华侨同志说："余固深信驱除袁世凯为今时所当行之事，若谓借助于日本一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稍有识者亦当知造谣者立说之谬妄矣。"四天后，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的上述信件就发出了。政治家有多副面孔，于此可见一斑。

　　2，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约》披露后，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并非稗官野史。再加上孙文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在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订立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陈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孙家等记录(另一日方签字人估计是补签的)。再加上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在场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

　　不应忘记的是，与此同时，他还重申了出让满蒙的主张。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史料外，1949年以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老同盟会员和中国党员高崇民写道："1915年袁世凯阴谋要作皇帝，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21条，孙中山为换取推翻袁世凯，一度主张把东三省让给日本，我在日本留学东京时，亲耳听到中山这种错误主张，表示坚决反对。"这个老同盟会员，1949年以后身居高位，生活在孙文备受尊崇的国土上，不可能和没必要作假，其回忆显然是可靠的。

　　不过，不管孙文提供多么优惠的条件，日本政府对他们一伙的力量还是没有什么信心，仍然把袁世凯作为拉拢和威吓的主要对象。孙文和革命党人仅是充当了威胁袁世凯的魔影。孙文的指望又一次落空。

　　第八，在袁世凯死后的所谓护法斗争期间，孙文继续以出让满蒙为诱饵，冀图得到日本的帮助。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 "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第九，20年代，与美、日商人签订密约，一再出让大量利权。1921年1月17日，孙文与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George H. Shank)订立密约，据美国驻华公使报告，内容包括：香克将帮助"zgzf(指南方政府)发行公债一万万金元(当时约合中国币二万万元)，"作为回报"所有经香克氏组织和开发的工业，其产生纯利之三分之一 ，均归香克所得；又将购材料之买价，香克氏得百分之二十五。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二万支长枪、72尊野炮、120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5百万日元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当时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岛在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申报》和《华字日报》 等报刊曾连续追踪报导。

　　以上确凿而不完备的史料，揭示了孙文复杂思想面貌的不容忽视的一面。引人深思的有三个问题：一是号称革命的团体有没有权出让国家利益?二是能否把这些言行看作是为了长远的崇高的 利益而采取的所谓"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证明目标的崇高性?三是孙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言行?答案主要靠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

zt炸死张作霖伪造田中奏折 苏联将祸水引向中国？


　　谈到在中国的间谍，中国人立马想到日本的特高课，想到土肥原和荒岛川子。土肥原不过是个大佐，相当于大校。在中国的日本专职特务中，他可能是最大的官了。但是，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其级别、数量，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远不是日本可比！

　　研究苏联的特务机关，人们就会想到“克格勃”。但据《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介绍，除“克格勃”外，苏联的特务机关还有“工农红军情报总局”。出人意外的是，曾令许多中国人，包括作者在内，非常“崇拜”的、形像高大而光辉的“共产国际”，竟也是个特务机关，是苏联三大特务机关中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个！此书是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维·乌索夫，根据前苏联的解密档案和各种资料写成的，应该有较高的可靠性。

　　这里介绍几点，供读者了解和批判。

　　一、遍布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

　　谈到在中国的间谍，中国人立马想到日本的特高课，想到土肥原和荒岛川子。土肥原不过是个大佐，相当于大校。在中国的日本专职特务中，他可能是最大的官了。但是，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其级别、数量，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远不是日本可比！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在重大城市的领事馆、对外贸易局、银行、通讯社、研究所等等，等等，民间的、官方的，几乎全是间谍机关。“这些机构‘只是开展地下活动和情报工作的晃子而已’”（《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2007年7月 解放军出版社 第111页——请注意！以后，出于同一书的资料，只注明页码。）

　　早在中、苏没有建交的时候，从1919年起，苏联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达夫强。 1921年苏联派A、越飞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他和北洋政府谈判。因为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出，谈判要以苏联从外蒙撤兵为条件，双方谈不拢。越飞转而谋求和孙中山谈判，1923年1月25日，两人发表《孙越宣言》。后来，“越飞经上海赴日本治病，被达夫强留任作他的副手”。（85页）据资料，越飞是俄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物！（《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第87页）后来，达夫强和越飞回国，他们的特务工作由加拉罕接替。1924年两国建交后，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赏援助将军们。’温施利希特通知，业已运出的武器数量是日本造步枪和德国造步枪各2000支，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价值估计为771万卢布 ”（86页）这个“中心”就设在大使馆内，实际就是大使馆的秘密升级，原大使加拉罕成为“中心”的最高指挥。他们利用国家的财力，出手大方。令人深思的是，送来的武器竟有一半是日本货。 “苏联驻中国的谍报机关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奉天、哈尔滨、长春等市。”（81页）其他城市也不少。

　　二、张作霖对苏联间谍活动的打击

　　张作霖，胡子出身的军阀，东北的土皇帝。他的基本倾向是亲日，反苏、反共。苏联想侵吞东北，自然和张作霖是生死对头。1926年，张作霖打败了冯玉祥，成为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被推为北洋军阀的“盟主”——安国军总司令，坐镇北京。他的如意算盘是，先当这个总司令，然后扩充力量，再做陆海军大元帅。

　　1926年，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张作霖和国民党处在敌对的位置上。这时，北京城里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由于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突然的武装抄查:“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组成的匪帮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据巴拉克申回忆，此前不久，苏联武官助理试图潜入英国大使馆时被捕。看来中国警方掌握一些中共党员躲在苏联大使馆的情报，这些共产党员卷入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元帅的多次起义。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20名住在大使馆内的中国人，以及武官处的工作人员通基赫和利亚科。……

　　苏联政府立即表示最严厉而坚决的抗议，认为对苏联大使馆的袭击“是对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前所未有的践踏，而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95页）张作霖还指责驻华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祥）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199页）注意“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这句话，不知是诬陷，还是事实？

　　在很长时期里，我国的一些研究者, 追随苏联政府，论证张作霖在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是伪造的。但是，俄罗斯出的这本书，在不同的段落，或直接地，或婉转地承认，几乎全部材料都是真实的。这次抄查苏联大使馆导致了严重后果: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反苏浪潮，苏联在中国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些收敛。同时，国民党受到苏联军事支持的事实，得到了实物的证据。据台湾学者的研究，蒋介石为了表示和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北伐。最终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馆后的第六天，下最后的决心，反俄分共，屠杀共产党人。这就是史称的“四一二政变”。

　　而且，张作霖开了这个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和国外，“阶级异己”的反动派，就经常抄查苏联的大使馆、领事馆和苏联的其他机构。纠纷不断，苏联的外交机构近于瘫痪，真正的外交工作无法展开。这样，苏联的外交部长“李维若夫坚决要求政治局立即禁止共产国际在各大使馆的谍报机关继续开展工作。”（232页）他只达到了部分目的。

　　6月18日，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不久，搬进了中南海的丰泽园——后来的毛泽东住所。这是张作霖的最后辉煌，因为，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不知道，死神在向他招手。

　　三、失败：分裂中国

　　苏联的间谍工作很有成效，尽管也有许多失败。失败的原因很多，如中国的反抗，日本、英、美等国的捣蛋，等等，并不能说明他们的间谍工作的水平低、质量差。最大的失败，是分裂中国。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十月革命后，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哈尔滨苏维埃1917年12月尝试照列宁亲自下达的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在中国的）区域权力的指示，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未获成功。”（98页）

　　第二个例子是：几年后，苏联企图分裂整个东北。“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将杨卓将军提升到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岗位。杨卓还是孩子时，被著名的斯拉维扬斯卡亚带到俄国。杨卓在俄国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语，十月革命后开始和情报机关合作。后来苏维埃情报机关招募了张作霖元帅的参谋长杨武经将军。杨武经受命举行奉天起义，夺取政权，逮捕政府官员，控制军队。拟订的计划安排杨卓担任满洲人民共和国首脑。但是，这些计划被张作霖的人揭露，杨卓和杨武经这两个密谋者都被处死。”（107页）

　　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苏联还利用盛世才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分裂新疆。最后当然失败，但“东土耳其斯坦”，尾大不掉，直到今天还危害中国。

　　四、成功：祸水南引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特权的取得，主要在前清时期。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当然，一小撮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一直对中国存在侵略野心，也有行动，但他们在日本高层并没有取得主导权。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1917年11月 7日俄国共产党（布）革命成功，1918年8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

　　日本的干涉很快失败。1922年7月15日，列宁通过共产国际在日本组建共产党。同年11月，日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日共在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度”的口号。日共在遭到镇压后，于1924年3月解散。两年多后重建。1932年 5月，共产国际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又称《三二年纲领》），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恨死苏联，在国策上把苏联定为第一假想敌，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标。 1924年—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125页—130页）对此，他们不是把情报在报纸上大加宣传，号召苏联青年仇恨日本，举行抗日的游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动声色，积极地做防止战争的准备——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中国。

　　一方面，他们向日本提供中国倒向美、英，反对日本的情报；同时，讨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东京，要求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像苏联和德国法西斯在 1926年4月签订的、共同侵略别国的条约一样。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在中国的爱国者眼中，这很可能被认作是软弱的买国行为。因为他们喜欢响当当、硬梆梆的抗日英雄。和敌人谈判，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统统是汉奸行为！另一方面，通过间谍机关，向中国政府、向张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国的新闻媒体，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大造舆论，制造两国民间仇恨，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

　　这里有两个大行动：

　　（一）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

　　应该指出，过去一直认为，是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历史线索。《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作者采用了综合说法:“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的专列启程开往奉天。早晨6点钟发生爆炸，专列被炸毁，车上的元帅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为了引开怀疑的视线，日本当局在事发现场抢毙了两位偶然被抓到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但是，日军驻中国北方的司令部仍然受到怀疑（尽管有传言，其它国家，包括苏联的情报机关可能与此案有关）。”（201页）

　　当然，作为历史，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研究。不过作者认为，苏联谋害张作霖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张作霖是反苏亲日的，做的一些事让苏联人恨入骨髓：不但武装抄查苏联大使馆，差不多同时还抄了苏联在哈尔滨的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 “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又搜查了中东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张作霖拖欠苏联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不但不还钱，还以要收回中东铁路威胁苏联。东北军甚至阻拦列车，抢夺货物。在苏联人看来，张作霖罪行累累。暗杀张作霖不但能出口恶气，而且，嫁祸日本，还能挑拨张作霖的东北军对日本的仇恨，能起到转移矛盾，避免战争的效果。

　　（二）制造“田中奏折”的假情报，挑起中国民间反日高潮

　　苏联既向日本提供中国反对日本的情报，又向中国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其中真假难辩。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田中奏折”。据说，当年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了确定外交政策，秘密召开了一次“东方会议”。会后，田中根据会议的意见，写了一份给天皇看的“奏折”，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明确提出消灭中国的计划和步骤。苏联的间谍宣称，他们搞到了这份高度机密的“奏折”: “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是获得《田中奏折》。……

　　但是，还存在另一种说法:“《田中奏折》是明显的伪造，这从《奏折》的语言本身和公布它的刊物即可看出。 ……，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之际，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这一奏折的公布在外交界引起了最广泛的反响，对那个时期以及以后多年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0页）

　　《田中奏折》的伪造迹象明显:第一，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皇家的全部档案，但是，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任何与田中奏折有关的旁证。第二，在当时，与《田中奏折》有关的人，都否定有“奏折”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政治形势改变，他们也说坚持，确实不知道有奏折的事。日本对中国友好的学者，“左派”，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第三，《田中奏折》中有大量可笑的、低级的错误，说明这是个伪造的文件。如奏折说，田中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田中遭刺是去马尼拉的归途中。田中作为文件的作者，对于这种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写错是不可能的。

　　按理，《田中奏折》是重要的、高级的战略情报，任何情机关得到它，只能通过秘密途径，在高层的少数人中传布。但它的制造，是以宣传、动员中国的群众为目的，所以出笼后，在中国廉价抛售，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这年，中国民间的反苏浪潮，很快就被反日高潮淹没。这样，苏联取得了最终的战略性胜利，并导致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这时（指1931年）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落入日军手中，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应有的“苏日之战”被“中日之战”代替。从此，中日关系在一团乱麻上，打上了一个死结。

　　苏联在中、苏、日的关系上，继续左右逢源。于是，1937年7月7日，发生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1939年，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协定》，双方结束军事行动；1941年，又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变相承认满州国。此后，苏联和日本的政府和国民，基本恪守条约，和平相处:苏联也收回了抗战初期对中国的一切“支援”，直到日本投降前几天。

　　五、永恒的秘密我们的“爱国”抗日学者

　　为了解释为什么日本的皇家档案中没有《田中奏折》，说奏折原件在美国轰炸东京时，被火烧掉了。而且，很凑巧，一切旁证刚好也烧掉了！但是，火烧是随机的，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把原件和有关的旁证全部烧掉。难道美国投的是智能炸弹，会作选择性的破坏。不过，《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却用过硬的材料证明，苏联的间谍却真正有选择地烧毁档案。

　　当年，张作霖公布了苏联的间谍材料以后，苏联政府向张作霖提出了严重抗议，声称材料是张作霖的警察伪造的。听口气，简直气壮如牛，但内心非常恐慌:“1927年5月12日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听取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所作的中国问题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其中一些专项内容是:（十一）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发出密码电报，要求在工作中和消毁损害名誉的文件时，采取紧急保密措施……”

　　20世纪20年代曾在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工作的苏联情报员A·阿加别科夫回忆:“通电命令检查这些机构的档案文件，销毁那些可能损害苏联国外政权机构声誉的文件。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立即着手清理档案。挑出了一堆堆该烧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权代表处的院子里烧了整整一个星期。以致市政府以为苏联全权代表处发生了火灾，打算派消防队去救火。我们收到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留最近一个月的来往信件，保留的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材料。从如此匆忙的举动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惊慌失措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231页—232页）

　　这个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27年12月13日，张发奎抄查广州的苏联领事馆，同年12月26日，汪精卫抄查汉口的苏联领事馆，都一无所获，因为苏联人拖延开门时间，文件被全部销毁。（239页）从此以后，人们能得到的，全是苏联政府“伟、光、正”的材料，因为，那些说明苏联“丑、暗、邪”，即所谓“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都被销毁。它们的内容，在历史上成了永久的秘密。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找不到如制造“田中奏折”，这类损害苏联政府形象的文件的原因。

　　六、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推翻邻国有理论”

　　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建立的。从一开始，列宁就重视它的理论建设。“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从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这种角色出发，开始积极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断，将那些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规范，一概予以排斥。”（第22页）这大概就是司马南所要的“普世价值的命名权”了，有了它，就能否定世界的“普世价值”，即各国都得遵守的国与国间的国际准则，“列宁的党”想推翻哪个国家，就能“合法”地推翻它，甚至解释成，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他们制定了“‘革命的权利’、‘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良知’等至高无上的观念，对于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国界和民族关系有着重大影响。这也影响到如何为正在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别国的支部）所展开的革命宣传等活动提供经费的问题”。（22页）“共产国际的目标: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22页）聪明的苏联政府，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漂亮的口号，在实践上又把那些“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统统烧光，来个死不认账。所以，人家说话的架势，和西方资产阶级不一样，总是站在道德的顶峰上，义愤填膺, 振振有词，谴责国际“反动派”，当然，包括中国的反动派。

　　怪不得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能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红光闪耀了七十多年。


来源: 百家讲坛

历史重演的悲喜剧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9/24/2008

   支持仲维光。

   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关系还有深入文章可作——换言之就是，当下欧美绥靖主义对华政策其实是对苏政策的重复——这个民主、经济两层皮的历史和现实观念，导致当今世界民主世界观的巨大漏洞。在此首鼠两端的政策引导下，中国崛起，正在准备后纳粹时代的国际环境，并引来世界最后的极权和民主的决战。中国之中心论是否可以得逞，取决于欧美各国是否能够警醒21世纪极权主义的中国价值观的推演和扩张。如果世界的主流不能及时改变这个后极权后纳粹主义的扩张，世界最后决战，西、中决战，将会成为古代希腊和波斯命运决战的再演。胜负将是非常险恶和不可预测的。

   以下转载仲兄一文，谨供思考——

    
仲维光：雷蒙·阿隆的懊悔
——再谈《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问题

【新世纪特稿2008年9月20日】北京举办的奥运会结束，这个世界真的让我们再次振奋起来！

在 血腥的事实前，我们费尽力气却仍然无法让国际社会警惕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政府像北韩一样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政府，中国社会也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社 会，现在终于在全世界面前水落石出！就像八九年居然要到邓小平把坦克和枪弹送到天安门前、全世界的电视镜头下，绥靖、麻木的世界才被惊醒一样！图为德国之声波恩总部大楼

这本来是个再简单、明白不过的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讨论，多次争论，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事实的问题，然而为什么却一再成为问题，《德国之声》的编辑、张丹红们仍然能够睁着眼说谎？

然而问题还不只如此，并非是一个张丹红、以及《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们的几句谎言，更严重的是，为什么九九年后法轮功所遭受的犹如犹太人一样残酷的迫害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关心？

为什么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的对于异议人士的毫不留情的镇压，就好像人命不是命那样被漠视？

为什么为一个独裁政府辩护能够那么堂而皇之、不加掩盖，不知羞耻？

为什么一个沾满鲜血的极权的共产党政府能够再次像三六年希特勒一样堂而皇之地利用举办奥运会展现它丑陋的辉煌？！

这世界难道还有天良，难道还有公理？

难道人类那么没有记忆，十月革命后，冷战时期被共产党残害的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就白白付出了？

难道历史学家，思想家，关心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曾经对此做出的讨论、呼吁、著述在人类的星空就那么没有分量？

我们活着的人，难道真的在刀架到脖子还不醒悟，只有在灾难后，直到脖子喷血才死地复生？就如几百万犹太人曾经无声地遭到灭绝那样！

如何看待对中国共产党，这不是新问题，这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也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研究注视了。

共产党，这个人类肌体上的癌，从它攫取政权的初期，知识分子、世界还对其充满幻想的时候，就成为争论研究的焦点。历史不仅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资料，而且也留下了谁也无法改变的结论。

一．自由主义巨擘雷蒙·阿隆的懊悔

张丹红们为共产党政府辩护的语言和方法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历史上那些为共产党罪行辩护的知识分子的语言。而那些知识分子有的后来觉醒了，有的最终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 九一七年，从布尔什维克在苏联攫取政权开始，欧洲就围绕与此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探讨。尽管左派知识分子们为之欢呼雀跃，相当一部分持有自由进步思想的知 识分子也为之迷惑。但是同样在共产国际阵营的考茨基立即对苏联所开始的专制发出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而一九二零年，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经验哲学家罗素 去过苏联后，立即在几乎到处都是的赞扬声中、力排众议地提出明确警告。

二 十年代、三十年代围绕如何看待共产党及其惨无人道的暴行，在知识界展开的激烈争论涉及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一些学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些知识分子尽 管自己曾经是共产党的拥护者，但是在争论中、在事实面前觉醒了，对共产党作出了第一波的深刻揭露。这中间包括英国著名作家凯斯勒（Arthur Koestler）、法国小说家纪德（Andre Gide）……。对于这一回合的争论探索，美国的皮珀斯（Pipes）在《共产主义实录》中记述道：

"绝 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并不是不知道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下那些可憎可恶的事实。然而，他们却想出种种理由来为之解释辩护，说那都是由外因造成 的，诸如沙皇专制的政体整体的遗毒，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等等。他们还认为，苏联是以史无前例的努力来建设一个完全新型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会有些缺 点。"（108页）

对 于二、三十年代，"也许有人曾经设想，在西方世界的企业家中，可以找到反共最坚决的斗士。然而事实上，有很多西方企业家确实中立的，甚至对苏联政府友好 的。这些企业家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原不过是愚弄群众的烟幕，后面还隐藏着领导者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即使共产党人相信其所宣传的全是真话，商业活动 也能把他们从虚无缥缈的空想中挽救过来。……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原是一位很保守的人物，而且反犹。他认为，俄国工业化的程度越高，俄国人就越会循规蹈矩。'任何机器基本上是相通的。机器开动得很正常，人的道德品质也就高了。

这 种乐观的想法，更因为想从商业中得到实际利益而加强了。国际企业界把苏俄当作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之一。当时莫斯科方面正开始大搞工业化，而西方国 家的企业家正遭受到经济恐慌之苦，于是他们就争先恐后地抢生意，接受斯大林'五年计划'的订货单。苏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兴建的那些规模宏大的企业，有 许多都是用西方企业界提供的技术力量和管理方法建立起来的。正是亨利·福特帮助过在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城）建造了第一座汽车工厂。也就是西方企业界，帮助下在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建造了那些规模宏大的钢铁厂。"（113-114页）

对三十年代历史的记述，我们今天几乎可以逐字逐句地完全对应时下国内外各类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绥靖和实用主义的姑且纵容的的借口和辩护。历史真的惊人的相似！

然而这种惊人的相似，在历史上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 九零三年出生，五零年四十七岁逝世的奥威尔，在他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中，不仅对于"极权主义"国内的情况描述，让人看了拍案叫绝，而且他对于稍 微进行了一些"改革、开放"的动物庄园和周围农庄的交往，和最近十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往的言语、借口、往来又几乎是逐句逐字的重复！这种预言实在是让现 在的人读了脸红。
From 人物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年3月14日-1983年10月17日）

斯 大林去世后，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开始清理斯大林，人们也以为解冻了，没了第一代独裁者的极权主义会向好的地方转化了。而与此同时，五十年代中期，苏联的 经济增长指数为百分之七，并且把第一颗宇宙飞船送上了天。人们居然相信，苏联将会以这样的速度持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的雷 蒙·阿隆（Aron）在《民主与极权》第十七章中也不得不写下这段话，

"改 变是可以预料的，这联系着工业建设，联系着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但不意味着取消一党制，取消正统主义，也不意味着社会与国家共有的官僚等级直销网。 资产阶级的稳定性难道前途无量么？有什么不可以？经济合理化呢？为什么不可以？恐怖减轻吗？大有可能。放弃病态的暴虐作风呢？很有可能，引进西方的多党制 和自由制度？也有可能，但是没有可以证明的必要性，甚至没有太大的可能性，因为工业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我们所希望的后果。"

然而就是这段话，后来八三年阿隆在回忆录中坦率地承认：

在 以他五五年到五八年在巴黎大学的讲义汇集出版的这本"《民主与极权》最后几章书中，受了解冻的影响显得很乐观，可惜过了二十五年，这种乐观显得过火了。我 重新检阅了斯大林死后的实现的变化，极端的恐怖主义，大清党，没有了。思想生活从解冻中得到了好处。警察不搞党员了。可是与变革相对称的是我指出了一成不 变的东西。非斯大林化的作风，仍旧是斯大林的作风。"

对 此，阿隆懊悔的说， "今天我在这里，首先要改掉'也有可能'那句话。当时说的是苏联会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化。"因为"这样的自由化将会弄垮政权本身，不管是和平地还是不和平地 垮台。这样稳定下来的政权绝对不能允许什么人来动摇自己的思想原则，马克思主义，尽管绝大多数苏联人已经不再相信了。……

"苏 联的自由化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政权的存在就会发生问题。在苏联，党以主义的名义来统治，这就是说，党等于无产阶级，起主导作用，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使 命。尽管现在在苏联甚至在异议分子中对于苏联的民众和领导人是否还相信这个主义，争论不休，得不出结论，但是，信也罢，不信也罢，反正独裁统治者绝对不能 让人讨论到涉及到政权的正统原则。"（512页，《雷蒙·阿隆回忆录）

雷蒙·阿隆的懊悔非常典型、非常有代表性，我们在最近十年面对的中国，局面几乎完全相同，然而却很少有人记取阿隆在八十年代初期写下的这段懊悔。

阿 隆经历的那一思想混乱时期，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初期。六十年代初期后在德国发生的争论中，一些人，包括当初使用极权主义概念的重要作家阿伦特在内，认为极 权主义概念已经过时，已经不能用这个概念称呼苏联等共产党国家，一些人认为，改革的共产党国家提供了第三条走向工业化的道路。这场争论，由于六八年对布拉 格之春，七十年代末期对团结工会的镇压，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所揭示出来的黑暗，才逐渐势均力敌。

这 场争论，到八九年柏林墙崩溃有了结论。极权主义理论最终得到了经验的历史证明，反对这种对共产党认识的声音也终于在西方基本上销声匿迹。最近十年，由于开 始揭示出大量的共产党政府的档案材料，更由于九一一事件，尽管共产党政权在欧洲几乎已经消失，但是有关极权主义、共产党问题的各种研究机构和书籍、刊物， 在学术和出版领域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雷蒙·阿隆虽然没有活到八九年，但是他的懊悔，对我们如何认识共产党留下了实实在在的经验教训。

二．为什么说张丹红们的观点是自欺欺人的观点

前 车之覆、后车之鉴。尽管八九年已经把这种这一历史教训明确地写在历史上，但是，对于人类历史来说，似乎永远是重复，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民众和民族，总是要自 己交上学费，二次世界大战几百万犹太人的人命，五三年东德、五六年匈牙利，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八九年中国的天安门，成千上万的民众和学生的生命。这种学 费的确是太昂贵了！
From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图为张丹红

这个争论，对于虽然经历了人类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却没有经历过"解冻"时代的中国，由于滞后了一个历史阶段，虽然经历了八九年，却仍然在重复那些早已经在欧洲解决了、被留在后面的问题。

张丹红们的观点在历史上曾经是自欺欺人的观点，曾经欺骗了民众，欺骗了历史，现在，尽管在历史性的变化中水落石出，然而换了一个时空，围绕中国共产党问题，居然仍旧在自欺欺人。为此，我们不得不进行一些具体、简略的对比解析。

1．张丹红科隆的对谈中指责吴曼杨说，"我觉得您的思想还停留在六十、七十年代，在民主化上，我也看到进步。共产党不再是老人和花岗岩脑袋当政。共产党内部现在也有不同派别，有改革派，有左派，也有老的毛分子，所以中国的制度显而易见地是威权（authoritaer），而不是极权政府，共产党里也有民主改革萌芽（reformchen），当然我也还是觉得速度还不够快。"

在 德国收视率相当高的电视二台的访谈节目中，她甚至更干脆地说，"一切政治改革都需要时间！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从中世纪跨越到工业时代。许多西方国家还是带 着体制的有色眼镜看中国。但是今天中国已经不是共产党中国了，它的执政党也不再是革命政党了。我一直坚持：中国不是前东德！中国不是警察国家，不是每一次 接触、每一个谈话都被监控！我们欢迎外国朋友。"

张丹红在这里所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近年来在一些人在世界上为中国共产党所制造的假象，说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变了。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前边之所以简述了历史性的教训，就是因为在历史上那些个为共产党辩护的人在每个时刻其实都有类似的言论。

例 如，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苏联由于对农村实行恐怖的强制征收政策，而导致粮食大量减产，从而在二十年代初饿死五百二十万人， 只是由于美国的援助才使得两千五百万人免于不幸。为此苏联也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和政策。放松的新经济政策导致二八年苏联的谷物产量"到达了 一三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还是不及一九一三年帝俄时代的水平。在俄国以及俄国以外的地方，有许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采用，标志着俄国已经放弃了了共 产主义。有人高谈阔论，说俄国发生了'热月政变'。那就是把'新经济政策'比作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七九四年的'热月政变'。'热月政变'前后，雅各宾派的领 袖丹顿和罗伯斯皮尔相继失势，先后被送上断头台。然而，这种比拟是不伦不类的。因为一方面，雅各宾派的领袖们是死了，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们却仍然牢牢 地掌握着政权。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人只是把他们的让步政策当作权宜之计，从而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果然如此。"（《共产主义实录》，57页）

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前面所说的阿隆的懊悔是更为典型的例子。

五 十年代后期，斯大林去世以后，或者说所谓"解冻"以后，如前所述，曾经大力推动极权主义概念的阿伦特干脆在六七年坦率承认，不能够用极权主义来称呼苏联等 共产党社会了。他们认为东欧国家等正在为走向工业化提供第三条道路。这场争论在德国尤其激烈。就在那个时期他们就提出，当时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应该称为"威 权国家"，而不应该继续称其为极权主义国家了。

张丹红今天为中国共产党辩护使用的所有的言辞，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当时某些人的言论。只不过她的理论修养远远不如当时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进行的只是政治宣传而已。

这个简略的历史对比，不仅说明张丹红们毫无创新，而且让人们看到，为共产党辩护的方法和言辞不过就是如此。它总是在重复。

然 而张丹红们不去看历史，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更为过甚的是，实际上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历史的政治事件，毫无遮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共产 党。我想，八九年用坦克在天安门的血腥镇压，张丹红们当然是不敢否认的。八七年对西藏民众的血腥镇压和五九年的所谓平叛也毫无区别。最近十年，张丹红所为 之辩护的九九年公开化的镇压法轮功事件，和历史上的中共、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的对于宗教和民间社团的镇压，其强硬态度，使用手法、残酷程度更是完全一样，毫 无变化。看不到这点，让人只能说是居心不良啊！

更为甚的是，正当张丹红们振振有词地歌颂共产党政府的时候，她却居然闭眼不见三月发生的西藏拉萨流血事件，就是一个证明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共产党的铁证。

不 是吴曼杨先生仍然用冷战时期的思维来看待中国共产党，而是张丹红们仍然在用历史上的自欺欺人的言辞来为冷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辩护。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 没有能力来像当年苏联那样来制造冷战了，因为他们经济上已经不得不完全依赖西方的投资和贸易。然而，这种依赖却依然有着它传统的原则，也就是即使在国际事 物中，也有张丹红说的"底线"，那就是一党专制是不能触动的。为此也就是第二个问题，中国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威权国家，而不是共产党国家，极权国家了？

2．用"威权"来轻描淡写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当然不是张丹红的发明。如笔者前面所述，五十年代后期后就已经有人提出如此描述当时的、没了斯大林的东欧共产党。在中文世界，八十年代以后更是很多对共产党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的人非常喜爱使用的一个概念。

我不知道张丹红在使用以前，有没有对这个概念的本身和历史坐过认真的探究。在历史上，政治学上描述专制的概念有很多，Despotie（专制）、Diktator（专政）、Tyrannei（暴君）、autoritaer Regime（独裁、威权）、Absolutismus（君主专权）、Totalitarismus（极权）。每个概念描述了一种体制、一个历史现象。马克思用前两个概念描述过他思想中的无产阶级专政。

极权主义概念之所以在二十年代产生，在五十年代后被广泛使用，是因为历史上的概念都无法描述出法西斯、希特勒纳粹和共产党专制的典型特点。细致的讨论读者现在可以参见笔者的《极权与当代精英》一书，笔者还会陆续推出更为广泛的讨论。

在绝大多数对于共产党极权社会的研究中，都看到极权主义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一党专制，一个国家只要是一党专制，控制社会的一切，也就是说，这个党对于军队、媒体、思想、社会有着绝对的统治和强硬的底线，就绝对不能够称为威权国家。

谁都明白"威权、独裁"这个词，和Despotie描述的奴隶制的那种专制，Diktator那种罗马式的专政的区别，它在当代被一些政治学者用来描述新加坡国家，乃至国民党那种带有传统色彩的专制政体。这样的专制从来也没有彻底实行过一党专制。

一 党制，一元化的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控制，方法是多样的，无论它是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式的无所不在的控制，还是如时下中国，和历史上的希特勒第三帝 国，对私有制的有限放松，以及社会在表面上有了一定的松动空间，它都依然是极权主义国家。因为私人权利和财产，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永远是 一种国家可以随时收回的信托物。这就是张丹红一直强调的共产党的那条"底线"。

事 实上，威权和极权的重要的，根本性的区别是很容易看到的。威权专制，对于民间的信仰、家庭等社团组织结构并不感到威胁。而极权，因为它要一统化、一元化地 控制社会，就绝对不能够容忍任何不同的信仰，及团体存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定要，也一定会镇压法轮功的存在的原因，一定要镇压、摧毁藏族民众的文 化和信仰的原因。但从这一点还可以说，只要中国共产党政府坚持对法轮功的镇压，它就仍然是典型的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共产党。

走 笔至此，笔者在这里还想要强调另外一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在政治学上和现实中，现今的共产党专制和中国传统的专制有着根本性的 区别。他们的来源、思想基础，存在形式，都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西化的产物。严格说，它是基督教世俗化在近代历史上的负面结果。

有关这一方面，对比共产党专制和国民党专制的区别，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教训。

无法否认中国共产党这一现实特征的张丹红们的歌颂辩护言辞，由此也更显露出自欺欺人的一面。

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只要不折不扣地坚持一党专制，称他为威权主义就是混淆视听，甚至可以说是别有用心。

3． 张丹红们说，她在中国生活到八八年，那时候确实很糟糕，也是她离开中国到德国的原因。她说，那时候，她和男朋友出去旅游，都不能开一个房间。相比之下，中 国人现在有了很多的自由，这些都可以了，因此她说，大多数中国人从今天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要是人们只看到西方媒体的报导，又没有去过中国，真会以为， 中国是一个极其罪恶而糟糕的国家，人权被践踏，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人权。她认为，这是十分片面的。

张丹红的这种说法，实在是和她生活在德国的身份不符合。因为德国的媒体、电视，曾经不止一次地回忆报道过当年的东德的情况。

五 十年代的东德和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是类似的。就在解冻以后的东德，由于经济不景气，以及民众的不满，几乎完全和中国一样，也在经济、甚至社会生活的空间进 行了一定的放松。这个区别不过是五十步还是百步的问题。东德在在经济上放松程度不如中国，但是他们在"性"方面的放松却远过于中国。他们早就有裸体浴场。 就在八月二十七号，德国电视二台又播放了一个有关东西德在"性"问题各自特点的专题回顾文献片。它告诉人们东德在很多性问题上比西德甚至要开放、自由。可 这说明什么呢？难道和男朋友能够开房，能够嫖娼就是自由？

张 丹红们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同样死守着的那条政治底线，那就是不危害他们的权力。我们说共产党没有变，也就在这里。无论是在冷战时期，传统的共产党 人，还是实用主义的共产党人，其首先的考虑就是政权问题。无论他们的方法、策略有什么不同，也就是无论是黑猫、白猫还是花猫，人权和言论基本的自由是绝对 不给任何人的，因为那样就会危害极权专制。这一点，任何对共产党社会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很清楚的，前文所述的阿隆这样记述过，《共产主义实录》一书描述 的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情况也是如此：

"斯 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把那个独裁者所留下来的政治体制做了某些缓和性的改革。但那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法令，则没有改变：一党专政的统治依然如故，那些无孔不 入的秘密警察和书报检查制度依然如故。不过，苏联公民的生活条件却大为改善了，几百万被关在集中营里的犯人获释，恢复了自由。许多被镇压的牺牲者获得平反 昭雪，那些冤死者固然得不到什么，但他们的家属却可以免于受累了。允许和外国人做些有限度的交往，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获得入境签证到苏联来，也有越来越多 的苏联公民出国旅行。外国电台的短波广播照样会受到干扰，但并不时时有效，因此，苏联广大人民已经能从国外的广播中得到关于国外以及苏联的比较可靠的信 息。"（89-90页）

如果说，对于大清洗、文化大革命，那种人人自危的专制时期，如《共产主义实录》所写的那样，"当时俄国人有句开玩笑的话倒真能传神，说是一个正直的苏联公民只能像一头蠢猪那样活着，不过有谁愿意做一头蠢猪呵。"（73页）

张 丹红们当然清楚，她所歌颂的最近二十年，所谓开放，并没有使中国公民真正像让人那样自由地、有尊严地生活，而是更加像一头蠢猪那样的活着。所不同的是一部 分猪吃的好一些了，由过去的瘦猪变成了肥猪，甚至可以"开房"有"性"自由了，而人所具有的和动物不同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如以前一样没有的。张丹红 反复宣扬的那个底线，而这个底线说白了，不过还是说吃、性交、说"好话、歌颂"都可以是自由的，异议是不行的。

人 类有三个欲望，食欲、性欲、求知欲。前两个欲望，猪都具备，后一个欲望猪到底如何，还无法证实，可以肯定的是求知欲和人权自由紧密相连。共产党统治者为了 维护专制对于前两个欲望都可以做充分的"改革"，"开放"，而在第三个欲望上，从有共产党开始，就设置了严格残酷的张丹红所说的"红线"。

任 何猪权都可以扩大给予，人权依然是绝对的禁区，这就是现实的中国。中国不过变成了一个大猪圈，你尽可吃，尽可享受，尽可以性交，但是基本的人权，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因为可能危害到统治权，所以这个底线是绝对不允许碰的。底线之外的内容，也就是只要保障猪圈的存在，就可以有弹性，甚至可以实用主义的改变的， 如是而已！张丹红们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吗？

一九四九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把屠刀家在中国民众的脖子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民众的自由永远是屠刀下的自由，张丹红歌颂不只是蠢猪的生活，而且简直就是屠刀下的自由，而这个屠刀下的自由，她居然说成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力量都没有共产党对人权的贡献做的多。

这种歌颂不仅卑鄙而可耻！就在张丹红们说这话的时候，身边堆满九九年以来法轮功学员的血肉，空气中还飘荡着，三月镇压藏民的血腥！

4． 张丹红们对共产党政府如此，但是对于默克尔总理的态度却完全是另外一样。据笔者的友人说，整个《德国之声》中文部充满对默克尔的不满，甚至可以说是痛恨。 这种痛恨和不满，也延伸到他们对德国那些对共产党有批评性看法的媒体和记者。张丹红把这种情绪带到了德国媒体对她的采访中，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

张丹红在德国电视二台的讨论节目中说，德国有关北京举办奥运会问题的辩论充斥着"无知与偏见"。中德双边关系本应该是良好的，然而联邦总理默克尔却"为一个新的罪恶帝国的幻象提供温床"。她批评默克尔总理的对抗路线制造了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坏小子"的中国形象。……

就是在这个谈话节目中，张丹红谈到中国说道，"北京有资格办奥运！"，对共产党专制她声称，一直坚持中国共产党不在是东德那样的共产党，中国不再是警察国家了。。（见前引述她在德国电视二台谈话）

一边是专制，一边是民主。

民主社会如何与专制政权对抗，的确有着方法和策略的不同，但是是对抗和抵制，而非维护。张丹红的态度不只是鲜明的维护，而且在谈话中还下意识地流露出他对共产党的认同，"'我们'欢迎外国朋友"！

是啊，对反抗共产党暴政的人来说，"共产党"这三个字，是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坏东西"，他们从来不会把自己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说出"我们"二字。可对张丹红来说，大约从来没有这样的感情。就是在八八年前，她的不满也不过是和男朋友出去住旅馆没有开房的自由而已！

这感情的不同当然反映到对于德国和德国的政治人物身上。

对 于默克尔总理，没有一个人否认，她和现任德国总统科勒尔是德国历史上最关注人权问题，最有原则性的政治家之一。张丹红忘记了，在德国政界、媒体，乃至企业 界，对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默克尔对人权问题的处理，少数人不同意的只是她的做法，也就是会见的时间、地点、方式是可以讨论商议的。没有一个批评者敢说， 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从根本上错了，默克尔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基本原则和判断是错误的。

张丹红身体和感官充分享受了民主社会的物质，可感情和思想却留给了中国共产党！

三．我们究竟有哪些根本性的分歧

1.

对于基本人权的认识和认同：

我 们和张丹红们的最根本分歧是对于人权问题的认识和认同。尽管张丹红们在德国生活过二十年，加入德国籍的时候也承认德国宪法的第一条，人权是不可侵犯的最高 原则。人和人，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个人的人权。然而，张丹红在谈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却忘记了这一点。难道她下意思地认为中国人是二等公民，是不配 享有普世的人权价值的？至于张丹红说共产党政府大大改善了中国的人权，就更是一个欺世大谎。

人权是个价值问题，民主是个方法问题。

对于人权问题，也就是价值问题。原则问题，只有承认与否的问题，没有循序渐进的问题的。

对 于民主，也有张丹红说的那条"线"，只有在人权基础上民主，才能够讨论采取何种民主制，如何渐进改善。任何损害人权的民主，如所谓民主集中制，如最近中共 的所谓地方选举，差额选举，无论暂时或者局部实行如何，都不是我们所要的。说到底，我们要的就是"过线"的那个普世人权、自由和民主！

历 史上，共产党践踏人权的借口是随着历史和社会的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它曾经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甚至以党的利益来损害个人的权利。那个时候，它根本不承 认国际人权宪章的原则。在它无从退却、必须承认国际社会的人权的时候，它又用衣食温饱来抽掉人权原则的精髓。然而，就是按照共产党自己所说的这个"人 权"，他们依然是历史上最残酷的人权践踏者。因为它不仅曾经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借口损害过中国民众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而且也以衣食温饱为借口践踏过民 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最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史上饿死人最多的政府之一，中国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移居德国，拿着德国纳税人的钱的张丹红们在谈到中国的人权的时候，居然重复的是共产党的陈词滥调。

张丹红们为共产党的残酷镇压辩护词居然是受到镇压的人触犯了共产党的底线。她当然明白这个底线正是个人是否有人权，国家是否尊重人权的试金石，分水岭。共产党正是因为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才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人、任何群体过界。

在 界线之内的任何放松都不能说明共产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半个多世纪共产党的所谓"解冻"和"改革"说明了这一点。就是为此，"解冻"后发生了匈牙利事 件、捷克事件、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九九年残酷镇压法轮功；五九年，八七年乃至零八年对西藏民众的血腥屠杀。

如 果积极评价"放松"的意义，其唯一的意义就是"放松"为我们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暴政准备了条件。它让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把绳索套到共产党的脖子 上，为推翻共产党制造可能。谁如果不是这样去做，反而歌颂共产党的改革，谁就是支持共产党继续把屠刀和绳索架在民众的脖子上。

八 九年东欧集团能够崩溃的历史意义和教训正在于此。事实上，张丹红工作的《德国之声》本来存在的主要意义也正在于此。它建台的宗旨就是宣扬和推动人权和自由 的理念。冷战时期的自由欧洲等电台对于人类追求美好所做过的贡献永远记载在人间。同样，《德国之声》某些人居然为共产党社会涂脂抹粉，作为耻辱也会永远留 在历史上。

人权原则就是在任何时候个人的权利都是不可触动的。共产党如果不承认人权是最高的价值，它就永远是传统意义，冷战时期的共产党。不是吴曼扬用冷战时的思维来看待中国共产党，而是张丹红仍然沿用半个世纪前共产党的思想来为共产党辩护！

在此尽管重复，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谁若是不利用共产党的放松，推动推翻共产党，而是歌颂共产党的改革和放松，谁实际上就帮助共产党巩固了那条他们坚持的"底线"，也就是巩固了极权专制！！

2.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的认同

沿着共产党政府的价值观念，为共产党政府辩护的张丹红们的文化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对于西藏民族文化及其价值的认识也完全是共产党式的。

张丹红们认为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权的改善，是建立在彻底地对于中国文明和传统的否定的基础上的。这个否定是过去共产党宣传的结果，是建立在共产党的一元论的历史观和意识形态基础的产物。

多元文化观，其价值基础是前述对个人基本人权的尊崇；其认识论基础是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多元的，而绝非是决定论的。也就是说，它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是近代科学的描述观，而非思辨专断的。

文化是一种生活和追求方式，它没有好坏之分。每一地区，每一个族群的民众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和追求特点，这包括着信仰、思维、伦理。基于对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任何其它的群体，包括族群和党派都无权用强力改变另外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另外一种文化。

这样一种文化观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历史观，文化观，完全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有一个发展规律，而自己占有、代表了这个规律，所以有理由摧毁别人的文化信仰，迫使别人走自己的路。

这种文化观，到了极权主义的共产党人、邓小平为代表的实用主义阶段，没有任何改变，同样认为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文化，是随时可能威胁它们权力的最大泉源。所以对另外一种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围剿，任何时候都没有松懈过，而且从来都没有手软过。

张 丹红们自己虽然没有权力的考虑，可是因循了共产党的思想。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方式——共产党文化及其生活方式，高于传统的西藏民众的生活方 式，打碎西藏民众的生活方式是有理的。所以他们以为花了钱、建设了，就是对人家的文化有贡献了，就是保存了人家的文化了。事实上这完全是两回事。你花了 钱，可能正是在破坏人家的文化。

试想，如果一个海盗，打进人家的家门，强迫不爱他的人，嫁给他，按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尽管他为此大把花钱，重新装修人家的家，同时还"委屈"地说，我为你的进步做了很大的贡献。可是，你能够承认他吗？！

这个例子正是一部近代史的写照。"海盗富裕"并不意味着他的"文"和"化"也是富裕的、唯一的。这个近代史的负面观念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那里走到了登峰造极。

其实仔细思索，更可悲的是，张丹红们不仅对待西藏，而且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如此。她像时下绝大部分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一样，骨子里鄙视中国文化，灵魂深处甚至感到生为中国人而自卑。

她 认为，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人权的贡献比任何一个政治力量都大。其原因在于在她脑子里，中国"封建社会"，饿殍遍野，专制残暴、人们毫无人权。如果没有这个 历史图景，张丹红是说不出那句话的。然而，这却是共产党的弥天大谎。且不说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大部分时间是物质充足的时代，因为否则的话，中国就不会以他的 物质和精神文明享誉于世界了。就说中国的所谓"封建专制"。张丹红们如果做一个经验的案例的研究对比，就会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其 享有的权利，自由度，远远比共产党社会要大得多，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的自由度，就是比起同时期的西方来说，也是令在一神论宗教桎梏中的 西方人非常羡慕的。

关于这一点，张丹红们现在也不敢否认，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四九年以前，也就是张丹红的"中世纪"的中国，人们的自由度和个人人权也远比共产党社会要大得多，好的多！

对此没有研究和思索的张丹红们能够睁眼说瞎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文化上对中国文化传统是不认同的，共产党的文化观渗透在他们的血液中。

正是这种原因，在张丹红和吴曼扬的对谈中，吴曼扬再三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而张丹红没有一句提到于此。事实上她也的确无话可说。

当 代自由主义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极权主义问题专家达伦道夫，认为共产党有两个特点，一是反对近代人权和自由主义，二是反对一切传统。这个命题也使我们从另一 个角度看到，不仅认同人权为最高原则是重要的，文化的认同，对于传统的认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对抗、抵制极权主义的共产党，文化认 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些动辄就骂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传统的人，实实在在地应该想一想。这样的思想倾向，在思想史上，应该说是典型的马 克思主义式的。笔者近期将会对此有更为详尽的、进一步的论述文章。

2.

对共产党的基本判断和感情

基于上述两个价值问题、文化历史问题，我们对共产党的基本判断和感情和张丹红们有根本的不同。

张 丹红事件发生后，一些人奇怪，作为《德国之声》的编辑张丹红，和其他编辑相比，近年来还是相比开明的，不回避和异议人士的接触和报道，为什么在现在一下子 成立众矢之的？其原因就在于，张丹红对共产党的基本判断和感情。张丹红尽管来到民主国家已经二十年，并且为宗旨是推动人权民主价值的电台工作，可她对极权 的共产党的基本判断和感情不是彻底否定性的。

在 德国经历了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的张丹红，应该注意到，从八十年代开始，德国就在辩论希特勒纳粹德国和共产党是否可以等同的问题。而柏林墙倒塌后，随着 越来越多的有关共产党社会的档案资料的解密，《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出版，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和论述越来越多。张丹红们不会没有注意到，在西方，即便是那些 认为还不能把共产党和希特勒纳粹完全等同的人，对共产党也是基本否定的。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为共产党唱赞歌了。

在 上个世纪中期以前的历史，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曾经暂时被共产党社会蒙蔽，不愿意看到共产党社会的黑暗，但是历史揭示，所有有良知的 知识分子和个人，所有智力上没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和个人，很快就会对此作出反省，并且走出这个怪圈。凯斯勒、纪德、塞罗纳是一类例子，而雷蒙·阿隆的懊悔则是另外一类例子。

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年的张丹红们，以及她那些编辑同仁们，在本来能够回到大陆，而选择留在德国，本身就说明他们对共产党社会根本上是不信任的。

张 丹红在任何一个谈话中都不否认共产党的那条底线，这说明她当然非常清楚共产党的那个专制的硬核。然而本来应该进攻专制硬核的张丹红，却来攻击进攻这个硬核 的人，这就说明，在最根本的感情和判断上，张丹红并没有转到民主社会这方面来。正是由于这个没有转变，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张丹红，在奥运会前就不自觉地承 担了中国政府在德国的"第五纵队"的任务。

4．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

我 们和张丹红们，以及《德国之声》编辑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也有着根本的分歧。不是吴曼扬谈论问题用冷战时期的思想，而是张丹红们谈论问题的时候还在用冷战 时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式的宣传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分析的、描述的，而是一种教条独断式的。它除了反映在那种武断的价值上对于人权问题、文化问题的判断外。 还表现在谈论问题的方法上。

A．张丹红们谈论问题的方法是整体性的论断，而既非作为记者的具体、个体的描述，也非学者的具体个体的分析的、经验的方法。

整体论的方法是共产党思想文化的一个典型的特点。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和自由主义思想家雷蒙·阿隆就已经具体深入地分析过。笔者在此不再赘述这些理论分析。

张 丹红在对谈中、采访中经常笼统地说，中国大多数人如何。这是个典型的共产党社会的习惯性说法。但是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张丹红这样说的时候，应该思索这个说 法是从何而来的。因为第一张丹红们并没有调查、统计的数据。第二就是有这种数据，人们应该看到在极权社会，被调查的人是不敢表述出自己的观点的。除非这种 调查有保证被调查人不受到迫害的前提。否则的话，任何这种调查数据，都并不能直接地说明问题。第三，由于极权社会和一般社会的不同，那里缺乏咨询和全面教 育的人的看法和观点，也是值得分析的。例如三六年的德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民意调查都只是说明了社会的另外一个问题，而不能够说明希特勒、共产党受 到民众的拥护。

至于当张丹红在侃侃而谈地为中国政府辩护的时候，她当然非常清楚，时下中国人在下面谩骂、诅咒共产党的，几乎是无处不在。她当然也知道，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少数民族遭受到共产党的迫害。

张 丹红整体性的论断式的谈论，还表现在她对于共产党对中国所谓人权贡献的陈述、对西藏问题的陈述，都是从天而降的武断的命题，而非客观地在探讨问题、分析问 题。一个正常社会的记者，或者学者谈论问题应该是描述的、就事论事的，而非一种宣传煽动性的。而张丹红的谈话，却大都是角色混乱，经常下意识地用中国共产 党官员的口吻谈话。

B． 如上所述，在几乎所有的张丹红谈话中，张丹红对于概念、语言的使用都既不是西方记者式的，也没有遵守学术规范。在这里，除了对于把具体的民众和人民概念的 混乱使用外，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前面所述的，她不加分析地对于威权和极权的使用，她说现在中国共产党社会已经不是极权专制社会，而是威权社会。张丹红当 然明白，在柏林墙倒塌十八年有的今天，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宣传，那就应该是在做出细致的概念分析的时候，才能做出这种命题，或者说给出哪个学者，曾经通过 哪些研究做出了这个结论。因为对于共产党极权问题的研究和结论，现在几乎已经是一个公理，任何要想推翻这个公理的说法，如果没有分析研究的基础，人们只能 以为这是改变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对问题的探讨。

在这里笔者还要强调的是，张丹红们当然也清楚，这样一种提法的改变，对于中国成千上万的被镇压者，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世界对中共的监督将会放松，中共可能更为放肆地镇压。这意味着生命和流血！

至于张丹红说，法轮功只要不问政治，是允许修炼的，那更可以说是卑鄙的谎言。因为张丹红们自己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些躲在家里，关紧门窗偷偷修炼的人，只要被单位和政府知道还是非常危险的。而没有公开、以及坚持信仰的自由，这不正是人权被残害最明确直接的证据吗！

这 种对法轮功的镇压其实也影响着国际社会和德国社会。就是在德国，哪个和中国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企业，敢于涉及法轮功问题呢？法轮功是一种非常好的健身方法， 可是如今中医、气功越来越流行的德国。哪一个和中国有联系的医院和康复单位敢于尝试法轮功呢？所以，张丹红的谎言是欺骗德国社会的，是表现给中共看的，是 说给德国那些实用主义、绥靖的政客们听的。

至 于张丹红在谈话中经常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政府，把反华和反共这些概念混为一谈，她当然知道只有在共产党政府的宣传中才这样作。在西方生活多年的张丹红们当 然也知道，西方媒体、学界对于中国问题的批评，从来是针对共产党政府，从来没有针对过中国！而偶然有因为气愤说错话的人，在西方社会立即会受到巨大的压 力，马上要出来纠正。

C．一元论社会观和多元文化论的根本区别：

来 源于早期基督教文化的一元论的社会、政治思想，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以后，通过两方面的探索走向多元论。其一是，近代严密科学的产生带来了科学的经验主义 唯理论的认识论的探索，带来多元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其二是通过政教分离、宗教退出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确立了多元文化观。在这样两个变 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多元认识论和文化历史观，是完全和马克思主义那种一元史观对立的。这种研究思考问题的方法目前已经是国际社会学术界、舆论界的主流。所谓 意识形态时代的结束也是基于这种发展倾向提出的。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张丹红们提出问题和谈论问题的方法甚至可以说不仅是意识形态式的，而且简直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冷战之前的僵硬的方法和语言概念。

这 典型地反映在她下意识地对中国历史传统，对西藏文化传统的看法上。在她关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所谓"人权"贡献，所谓经济带来的文化社会贡献看法中，看不 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传统社会人的残害，对西藏文化的彻底毁灭，从认识论上可以归结于那种建立在一元论基础上的所谓社会"进步"观。事实上，张丹红如果 真的接受了目前世界已经普遍接受的多元文化观，她立即就能够看到共产党早在毁灭西藏传统之前，同时一直在毁灭着中国传统。这个毁灭并且一直到现在还在进 行。

中 国共产党的一元论，不仅把中国民众送进了人权的地狱，而且也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人，各层干部也"没有一个人"具有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 操！因为任何具有这种情操的人根本就无法在共产党的队列中、共产党社会中存活一天。而这就是张丹红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权"所做的巨大的历史性的 "贡献"！

D．哈维尔说，极权的共产党社会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的，当每个人"为真实而生活"，这个社会就会不攻自垮。

在分析张丹红们谈论问题的方法的时候，笔者最后不得不遗憾地还要说的是，张丹红的言论，已经成为研究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她的每一个论点都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的谎言。张丹红们不但仍然生活在谎言中，而且在传播谎言。

此 外张丹红在西方媒体上的谈话态度，是一种极其不严肃的、诡辩式的，某些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例如，她在和吴曼扬先生的对谈中，当吴曼扬先生不同 意她说的只要法轮功不问政治，在中国不会受到镇压，提出你跟我到天安门广场只作一个法轮功功法的动作试试看，张丹红立即回应说，你是说打出标语来吗？这种 回应可说是别有用心地装傻！因为张丹红心里非常清楚吴曼扬说的是什么，中国发生了什么！

事 实上，当张丹红们歌颂中国共产党极权专制，已经变成威权专制的时候，当她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人权做了巨大贡献的时候，她非常清楚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 她绝对不敢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列宁的所承认的信条，也就是，共产党人"遇有必要……必须使尽各种解数：狡诈、不择手段、保密、掩盖事实真相。"（列 宁全集，41卷，38页）

综上所述，可以毫不为过地说，张丹红所有的言论说明，张丹红使用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改变放弃的，冷战时期就存在的那套思维和方法！

四．张丹红们将酿成的残酷历史后果

历史真的是惊人的相似！无论为统治者的暴行辩护的，还是揭露统治者暴行的，其语言、分析竟然是如此相似！尽管历史一再给出答案。
From 人物
作者仲维光

历 史告诉我们，对专制的绥靖人们将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一次大战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极权国家，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使得世界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绥靖使得 共产党肆无忌惮那地镇压了五三年东柏林工人起义，五六年匈牙利的反抗，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但是柏林的空中桥梁、查理边防检查站上坦克的对峙，不仅没有带 来战争，而且最终导致八九年东欧集团不敢再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从而使得世界对极权专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东欧的和平革命与台湾的顺利转型，的确使得中国民众也看到和平地走向民主的可能。然而人们忘了任何统治者能够和平地交出政权，都是因为他们的脖子上已经被民众系上了绳索，否则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用暴力来维持政权的。这一点，对于人类历史上最无人性的共产党政权尤其如此。

靠 歌颂和顺从，只会助长统治者们使用暴力的决心。中国八十年代的历史，八九年天安门的血腥镇压为我们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教训。邓小平不是在八九年手上才 沾满鲜血的。正是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看不到那些鲜血，歌颂邓小平开明的人，助长了邓小平的屠夫性格。正是"歌颂"，使他能够说出，"杀他个二十万，安定 二十年"，并且用沾满鲜血的手再次在天安门广场放肆地屠杀！

现 在，中国共产党政府仍然在用尽一切办法地试图延长专制的寿命。为此，我们可以说，那些为了个人利益充当共产党第五纵队，吹鼓手的张丹红们很可能给历史带来 实质性的恶劣结果：也就是中国可能在走向民主化的路上无法避免暴力！它的原因除了因为教条的胡锦涛等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仍然陈守于传统的共产党的思维框 架，迷信暴力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有这些绥靖的声音、美化的谎言很可能使胡锦涛们如邓小平一样误判形势、再次变相鼓励了共产党政府坚持暴政的赌徒 心理。为此，在未来的流血发生以前，现在我们要明确地告诉这些人，为虎作伥的劣迹不仅会被记载下来，而且以后一定会被正义审判！

共产党历史上和未来的肆无忌惮的暴力行动，和大大小小的张丹红们的歌颂是分不开的！

对于专制统治者的绥靖，自由主义者阿隆们曾经感到的内疚，这个懊悔，我以为，对于《德国之声》这个民主社会的窗口，实在是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

我愿《德国之声》中文部，从现在开始，就来反省、思索自己究竟为历史、为受专制迫害的民众做了些什么！

2008-9-18德国埃森

   
   

 

心中的圣火　　　
——重读徐晓的《半生为人》

文 / 愚人无为
 

     “有一种书，让你放不下；有一种人，总让你时不时地想起；有一些事，让人无法从心头上抹去；有一种弱小的存在，总不敢让庞大的机器怠慢；有一些思想，让人感觉到永远；有一些思想者，总让人敬仰。”
写《在笼子里打转的狼》时，想到了这几句话。于是，从书架中又抽出徐晓的《半生为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在《散文与人》中读到《永远的五月》。自此，徐晓这个名字和她的文字就在我的心里扎了根。之后，又在《天涯》、《沉沦的圣殿》和《半生为人》中，一遍又一遍地咀嚼着她的文字。
徐晓的文字沉实，深邃而真挚，处处透溢着思想的光芒和理性的光辉。她的文字是“超乎文学之上”的那种文字，不能单用文学的标准去衡量。不能说没有艺术性，而是文字中不仅仅有艺术性，而是具有一种远比艺术性更深沉的思想底色。这种思想底色是以自省、自审、自我拷问的思想、思索反复经纬的。生活经历、事件、人物为素材之棉，思想为线，反复地把这些基本的素材网成了能给人以温暖的“被”。这个“被”，不论谁只要愿意拥有，他就会从中得到温暖的享受。
当然，这种享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享受。她文章中的每一个字，都像一粒小石子儿，重重的，每句话都沉甸甸的，铅沉在那里。读这样的文字，对思想是一次提纯，对精神是一次升华，对心灵是一次震撼，对时代会产生一种反思，对远方会有一种眺望和期盼。
阅读中，我不但沉到了文字中，被文字中的精神和情感浸润着，而且也由文字走进了她的生活、她的人生、她的内心。她笔底下的那些人物，不管是“以助人为乐、以宽厚为怀、以俭为美的”的周郿英，还是“与众多所谓地下文坛的青年来往，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以传抄传看禁书为己任的”赵一凡；不管是写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创办了《今天》的北岛，还是“很认真地把事情做错，也会很真诚地向你道歉，而你也会不折不扣地原谅他的”芒克；不管是“在绝对意义上从事文学，而不是在理想的、信仰的抑或是社会意义上从事文学”的刘自立，还是“热情、谦和而柔弱，用一手整齐的字为《今天》刻写蜡版”的崔德英；不管是闻名国内外的高尔泰、遇罗克、史铁生、食指、黑大春，还是无名的鄂复明、刘羽、李南、桂桂、程玉、王捷，陈彬彬……他们都一个个鲜活地站在了眼前。
一个人，一些人，以一个刊物形成的一个圈子，一个不是群体的群体，该怎么给他们命名呢？
“另类”？“异端”？
在红色的海洋里，他们的颜色肯定不是鲜红的。褐色的，灰色的，或是黑色的？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黑”吗？或是这个背景的颜色才是黑色的呢？
那个时代是革命的时代，人人都是革命者，而“反革命”的人也不少，反革命的集团也不少。革命者多了，反革命者也多吗？究竟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在一个事实不清，界定不明的时代，进步与落后，潮流与逆流，革命与反革命都无法从根本上斟别、说清。
他们是“以张扬个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以反传统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挑战了革命的神话。”“自由的意志和精神总是与现实社会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利，要么你就是这个不是冤家不聚头社会的叛逆者。”——应该说，写下这些句子的徐晓和徐晓们——是这个社会的“早醒者”。早醒，是叛逆的前奏，就意味着叛逆。
他们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还是历史前进的阻力呢？
他们的存在的本身就构成了对社会的意义。他们的精神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向度，他们的行为给人们提供了一次启迪，他们的思想给当时的主流思想提供了一次不乐意的参照。
在疯狂的大地上，在迷乱的大地上，在沉睡的大地上，人们看不到地平线，看不到地平线上的曦光，“人”除了自身之外——眼前和鼻尖之下，什么都看不到。说“愚昧”“无知”，谁会相信呢？谁会相信一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愚昧无知呢？
然而，事实的确如此。这话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历史将会证明。
而那些早醒者，看到了遥远地平线上的另外一种颜色，一种明亮的光芒：曦光。
西方的先进思想是他们的坐标，“十二月党人”是她们“心目中的偶像。他们心中的那些偶像，出身贵族，有遗产，有爵位，本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却甘愿充当贫民的代言人，甘愿冒杀头流放的危险投身革命”——在她们的心目中，他们才是真正的自觉革命者。
而我——后来的我，心中的偶像则是她们这群早醒者。
中国这块土地太广大了，中国这块土地太古老了，中国的这块土地太深厚了，中国人忙碌着在这块土地上讨生活，同时也在这块古老的深厚的土地上做着美梦、打着鼾声。醒者，那些早醒者，变成了凭着理想同大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最终成了一个时代的光明化身和时代的受难者。
她们的存在是历史的光荣，当然也是那个社会的光荣。但他们生活的恐怖底衬和他们的受难史，却不是历史的光荣，也不是那个社会的光荣。他们的产生和存在，只能说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中的一种必然。
作为事件经历者，她可以说“你没有资格把你的所谓苦难经历当成个人的人生资本，因为付代价的决不是你一个人，甚至不只是你的亲朋好友，还有许多完全与你无关的人。”但作为一个局外人，作为一个后来的醒者，对那些存在者，怎么能不投去崇敬的一瞥呢？
当然，那些庸众、那些庞大机器中众多冰冷部件的冷心肠，投去的只能是一只只冷眼，或者冷眼变成的颇有杀伤力的冷兵器。
爱伦堡说“我们应该记得过去发生的事，这是使人们不许历史重演的保证之一。”
那个时代并没有远去，但那个时代发生的事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像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事。那些盗取火种的人，那些燃灯者，那些持灯者，远远没有奧林皮亚火种持有者传递时那样荣幸。远的不说，外国的也不说，伟大的孤独者鲁迅也不说，顾准、张中晓、林昭、遇罗克、王申酉、高尔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反抗史，每个人都是一部受难史。
“只要世上还存在强权、暴力、邪恶和野蛮，总会有人出于正义出于尊严站出来反抗，反抗者必然会受到迫害。”
他们的悲剧，不是为了一己之身和一己之利，他们是一群悲悯者，是一群关注人间，关注人的生存的人。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这是一句俄罗斯的谚语。
有人慨叹当时中国没出几个思想家。中国人不是天生没有思想能力，而是最杰出的思想者，都成了一个接一个运动的对象，成了一个时代的牺牲，成了先进思想的殉道者！
……
放不下的书，不会是洛阳纸贵排行榜上热卖的书；让人时不时想起的人，不会是最走俏的文化明星，他们的头上也不会有任何光环；让人无法从心头抹去的事，不是阳光下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让庞大机器不敢怠慢的弱小存在，并不是它有多大的权力和力量，而是他们的思想放射着真理的光芒；让人感到深邃永远的思想，也并不会成为广播喇叭电视机前喊叫的那种声音；让人敬仰的思想者，也不可能在权力的宝座上找到……
望着林立的高楼大厦，想着现代的家装，在真实的底色上，经过多少道的工序涂抹才成了这样的平整、笔直、光鲜，又加上多少饰品，才有了豪华和耀眼的辉煌！
重读《半生为人》的时候，奧运圣火正在中国的各个地方传递。传递的奧运圣火，代表了人类的一种体育精神。圣火途经边城时，我没有那个“看”的欲望。圣火，我的圣火——“自由、民主、公正、平等”，我能在哪里看到呢？

                                                                200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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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神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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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死谏嘉靖奏疏全文:
　　　　     

 

                臣闻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称其任，亦惟以责寄臣工，使尽言而已。臣请披沥肝胆，为陛下陈之。
　　　　　　昔汉文帝贤主也，贾谊犹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责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虽有及民之美，将不免于怠废，此谊所大虑也。陛下天资英断，过汉文远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节用爱人，使天下贯朽粟陈，几致刑措。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反刚明之质而误用之。至谓遐举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
　　　　　　迩者严嵩罢相，世蕃极刑，一时差快人意。然嵩罢之后，犹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汉文帝远甚。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顾其家者，内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而谓陛下不顾其家，人情乎？诸臣徇私废公，得一官多以欺败，多以不事事败，实有不足当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谓陛下厌薄臣工，是以拒谏。执一二之不当，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于过举，而恬不知怪，诸臣之罪大矣。《记》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此之谓也。
　　　　　　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书于乾祐山，孙奭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桃必采而后得，药必制而后成。今无故获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赐者，有手执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而陛下误信之，以为实然，过矣。
　　　　　　陛下将谓悬刑赏以督责臣下，则分理有人，天下无不可治，而修真为无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违，此陛下之计左也。既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同心，今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然诸臣宁为嵩之顺，不为材之逆，得非有以窥陛下之微，而潜为趋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
　　　　　　陛下诚知斋斋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

zt500 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99年时，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几乎可以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而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还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1年内"新增居民储蓄"足足超出了"工资总额"达3000亿元。"这就是说，2001年发出去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钱，全部存进银行，又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又如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因为中国公众实际上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所以，全国的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 131万中共县团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万2千亿人民币。至2002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万5千2百亿元，其中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申报的个人储蓄高于4万亿元。 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万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5 千亿元，占75%；而5万名持有2千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2千多名，占86%。十多年来中国数千万股民投入股市的资金25000亿，而相应的上市公司净资产不到5000亿，目前股票的流通市值只10000亿。如果算上投资者损失掉的机会成本，股民的损失应在20000亿以上(平均每年近200亿)。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万亿现金，还剩1万亿，其余2万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百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百万至2500万；福建省，平均7百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百万至2千万；江苏省，平均7百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 7百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百万至1千4百万。 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百平米至9百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百平米至6百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百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百平米至8百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百平米至7百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百平米至850平米。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可见，"坚持四项原则"的结果是垄断一切权力的党官先富起来了。什么"利为民所谋"，什么"和谐社会"，什么"中国特色"，什么"共同富裕"，通通见鬼去吧！只有"保先"是真的：保持共产党先富起来的特权地位，这才是最重要的！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高干财产在700万至1000万，省级高干财产在850万至1200万。这样，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相当于一个平均收入的市民 300年的工资，这地厅级干部全都成了地"扒皮"了，这省级干部呢，那就更不用说，全都成了省"霸天"了。 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中国现已有资产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24万多人，总资产达8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全国不到万分之二人口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全国国有企业或全体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约80%。 2005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99%含量的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 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或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就已经有98%的人已拥有或超拥有1000万元的财产。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共产党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两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亿万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①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②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600万～720万美元。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③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④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⑤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⑥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⑦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⑧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⑨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中国就不同了，它的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 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成钜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 。"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所以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世界已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这两个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的富人，在全世界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尚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十倍左右。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老王（王希哲）回应吴南生见“李一哲集团”事世界论坛网

1、昨傍晚正在浇花，香港中央社张谦打来电话，说是吴南生在美院会见当年李一哲
集团了。十多人，没有我。香港有议论。问我的看法。信口答了几句，不以为事。
“回国”之说，也不外多年老生常谈。讵料，晚上，便见新闻四处到了网上，好像老
王要“低调回国”了。世界论坛网 http://www.wforum.com/gbindex.html

2、今天网上看，还真热闹。煞有介事。其实我看，无非是李正天开画展要拉了吴南
生捧场；吴南生八九十了，老了，也想见见当年亲手平反的“反革命小将”们，找回
一点当年广东先行改革开放序幕的回忆。在家无事，欣然而来。南都等广东报纸乘机
起哄，为汪洋的“进一步解放思想”，敲点锣鼓，造点气氛罢了。不是什么大事，没
有太多的背后春秋微义。与老王关系也不大。世界论坛网 http://www.wforum.com/gbindex.html

3、回到自己的祖国，是公民的自然权利，不是也决不应是任何什么人的恩赐。老王
的政治选择，政治批判全根据于老王几十年一贯的政治信仰（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到（新）三民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老王在争取中国民主化斗争中曾与右派同路，但
极右派的毁国反民族立场促使老王决定与之分道。与回国与否，毫无关系。世界论坛网 http://www.wforum.com/gbindex.html

4、老王现在不急回国。遇家事有包括妻子在内的家人回国（或在国内）处理。客观
说，当局也还配合、善待。除父母一处房产遗产须处理外，全无私事回国的需要。最
需要的，是渴望了解国内城乡社会细胞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及真实民情政情。十年
卜居在外，与国内发展无血肉之关系，自与国内人民呼吸隔膜，其必影响希哲遇事之
政治判断不待言。此方为希哲之至痛也。世界论坛网 http://www.wforum.com/gbindex.html

老王
9月6日
美西海湾
xz7793@yahoo.com

 

 

文革异见者“李一哲集团”露面粤党报高调报道

浅议君王权限论

刘自立（北京）
"君王权限论"是一个偌大的题目。这里只是点到为止，更加细目的解说尚在来日。

大体说来，西方君王限制论有几种方式。一是神谕和上帝在上，君王示之，领之。无论是希腊民主派还是波斯专制派，都要大事请示神谕——如，希腊之皮西亚女神等——她的话基本灵验，无论关于杀人还是赦免；战争还是和平；往生还是今世。以后，人们，西方人放弃多神，开始遵照《圣经》精神做事——含争执圣经之文本和祈祷权限，出现几千年信仰和反对信仰，耶稣是人还是神的争论史——乃至一部基督教历史，成就和继承了希腊辩论精神的衣钵和传统。在所有这些争论中，唯一可以肯定的东西就是神权大于王权。而这个大于法，也在颠覆和动摇中被解构过——解构，就是认同结构的换一种说法——就是不破旧，而立新。于是，教权和皇权，也是打打杀杀，如巴巴罗萨就打到意大利去赶走教皇。于是，表面上的王权之大，被亵渎。

二是，君王和教皇之间的龃龉和斗争转换为一种民主或者制宪精神，遂出现英国《大宪章》，法国《南特饬令》，《黄金诏书》等宽容文件和宽容精神。使得君主思维行止发生某种精神约束或者潜约束。

三是，西方市民社会的出现，在经济层面上，使得所谓市场和民主双轨并治。希腊是古代市场经济发源地——而波斯，没有市场经济。于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了市民社会的权利意识。从这个意识又发展出工会商会雏形。这些协会雏形，成为革命和罢工，起义和暴动雏形的载体。于是，市民社会的存在，以阶级斗争的被动和主动为条件——这种阶级斗争，根本上和列宁和毛的镇压无可比——那是人类关于后来发展出劳资关系必的、不可少的历史描述和历史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君王限制，表现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异化的改变上面。俾斯麦和拉萨尔就是体现这种斗争描述的历史人物。

换言之，在出现马克思，尤其是出现列宁毛氏以后，阶级斗争，被严重歪曲。

于是，在西方，人们看得很清楚，人类历史是在劳工阶级和君王势力共同协调和妥协中发展出宽容精神和人神共在精神的历史。这些精神导致人类约束于王，约束于大众之历史，之现实——换言之，大众和王的共同妥协，成为带动人类文化空间得以产生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运转了几千年。同样在打打杀杀里面，他们没有枉顾文化和自由之建设，之发展。这个局面造成了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这个文明在20世纪出现危机。危机至今存在。这个危机就是，切断政治妥协，败坏文化传统，造就个人独裁——或者形成形不成独裁的制度继续和威权扭曲——就是后极权之极权和无法极权论，双双登上台面。简而言之，就是形极权之治，呈不治之症——极权主义的内核不丢，威权人物，却根本已经死亡。这样，维持会的局面，最后会形成一种牛头不对马嘴的极权主义之伪——地方割据，利益较逐，权威死亡，人众盲目，信仰尽失，机会主义横行。

所以，在此无所适从之地，之时，纪念和回想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君王限制论，难道不是一种殷鉴之须吗？

明年，就是文革受难者之一，着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去世周年。其公子，已出书纪念，冠名《历史的镜子》——其中谈到吴晗所谓中国封建王朝里五种限制皇权的说法。

吴晗认为，这个限制论，大约在清明以前600年来，一直实行，行之有效。只是后六百年，就败坏了这个限制论，逐步走向无限制以后的君主制度的覆灭。

这难道不值得大家深思吗？

或者说，我们可以追究为何这个限制论失效于明、清，而有效于唐、宋以来之治，之制？

这些限制论大概是——

1，"议"的制度。举例。春秋战国时期，有人劝郑国执政子产，不再立乡校，以避免议论政治，莫谈国是，子产否。形成准舆论自由和准议会精神于本来就有百家争鸣传统之中国。

2，封驳制度——"唐代以封还皇帝诏命为对象的封驳制度渊源于两汉,酝酿于初唐,形成于唐代中后期,主要由门下省官员给事中职掌.封驳的目的在于追救缺失,防患于未然,而封还诏敕并加以驳正则是其最主要的方式.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权社会,封驳制度在加强权力监督、抑制皇权膨胀等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据网络资料）——吴说，汉武帝时期丞相职权之内事情，君主不可干涉。这种制度规定，君主发出命令，得经过审查。吴晗还举了例子。（见该书）

3，"守法"制度。含成文法和不成文法。这里很像西方关于遵守自然法和约法的那种规定。道德和刑律起到双重作用。也就是说，如果道统和正统尽废，道德本源尽被驱赶，那么，遵守法度的根据，就可以不复存在——相反，道德成为守法遵纪的前提——对于道德以外的犯罪，就会惩治而得道，得法。这个东西，在极权和后极权道德沦丧，法纪废弛的今天，双向形成悖逆。所以，党大于法，其实，是党文化取代文化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道德和法律一并不存。

4，"抬谏"制度——即为言官制度的坚守。言官可以批龙鳞，捋虎须；君受言改过，赞为美德。这个制度中，往往有死谏者的殉难，诤臣里的坚守；也有某种王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面范例——只是这个抬谏制度，多对所谓圣君起作用，对昏君，不起作用。何以明、清以后圣君死，昏君生——又，何以一本《文字狱》（确有其书）和清朝文化建设并举——值得一察。但是，批龙捋虎，确为美谈，不可不记。

5，"敬天法祖"。就是政治、宗教分立的雏形。所谓"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就是典型范例。（神秀见武则天情形，即是。）

吴老原话说，"说几千年来的政体全是君主专制的，甚至全是苛暴的、独裁的、黑暗的。这话显然有错误。""我们不应厚污古人，应该平心静气地还原起本来面目。"（《历史的镜子》吴晗）

所以，纪念吴晗，追究文革，首先要察清一个课题——文革不是专制主义大复辟——他宁愿是背叛专制或者王权限制论的一个罪孽实践——这个实践，以人的标准，代替神的道德律，从而使得道德律在东、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或者第二，三次——含列宁，斯大林，希特勒等），下降为文革律和纳粹律——以后，又变成邓律——实践什么？实践党权垄断经济，垄断政治的违法恶令——可惜，现在的中国人，还要把这个彻底背叛康德道德律令的实践，打造成一种真理。这是世界上最为虚伪和罪恶的实践，罪恶的真理。

故此，追究文革，就是要清算他何以叛变了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正统，他何以成为苏区，人民国，马列，毛，邓律——这些不伦不类文化膺品充斥中国学界，人们唯独忘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中的君权限制论。

（笑谈之。近看一部书籍，说是蒋介石打击苏区，独裁专制——请问，你"苏区"是什么区？苏联之区。在好端端中国，你他妈搞什么苏联之区呢？

又说，我们老共要打日本，所以，苏区必存（惜已不存）——你打日本，就要靠苏区乎？——这不是前门赶虎，后门进狼吗？）

是的，问题在于，何以600年后，中国现实变成"朕即国家"，"党即国家"，"党又即朕"。
这个原因，恰恰因为他们数典忘祖，背叛了所谓封建传统中的君王限制论——进而变成消灭一切限制的毛之无法无天。这个东西，是文革的终极原因——现在，又变成后极权无法无天的一种根据。

而一向所说极权和专制之别，开明专制和黑暗专制之别，亦在此。

没有这个区隔，乱弹一通，批判旧中国，批判封建传统，批判孔老二，批判专制主义——而恰恰忘记中国人走到现在，正是因为我们或者他们没有这个君主权限论的任何概念——更没有任何权利三论的任何概念。他们说，打倒一切以后，事情就会好起来——殊不知，打倒一切，事情非但好不起来，更会转个弯子绕到毛主义无法无天。

你不信吗？中国百年历史就是从败坏和忘记传统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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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71期

我为人民鼓与呼
刘梦熊

【该文章阅读量：504次】【字号：大 中 小】

美国两家「巨无霸」抵押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崩盘引致的金融风暴震撼全球，各国股市插水式下跌。见惯风浪的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惊呼是他「一生中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令人震惊的是，据通讯社报道，中国竟然是「两房」名列榜首的外国债权人，一共持有涉及该两间公司约三千七百六十三亿美元（相当于二万九千三百二十八亿港元）债劵，约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百分之二十一！是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两房」债劵持有量的一万六千倍！这简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天大丑闻！

笔者谨以全国政协委员和金融界人士身份质问中央财金当局有关拍板人：你们这班败家子哪里来这么大的胆子拿国家人民的钱，来买天文数字的「两房」股票！现在「两房」基本上已破产，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并非这个国家的净资产，当外资热钱流走之时，外汇储备就会下降。所以外汇储备公认的投资原则是安全第一，分散为宜。由此观之，中国财金当局将外储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浪掷于美国「两房」,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第一,十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香港和东南亚楼市崩溃,还闹出过「负资产」,业主和银行齐遭殃，说明房屋按偈本身风险很大,其衍生债劵更是「危险品」。中国竟然将五分之一以上外储如此集中投向美国「两房」,谈何安全?谈何分散?第二,由于美国外贸赤字、财政赤字严重，美元长期处于弱势，此已属常识。而中国光是向「两房」已投下相当于海内外给四川地震捐款一百多倍的外储，如此侧重美元资产，依据何在？眼光何在？如此离谱决策有没有黑幕，人大常委会应立即组织特别调查组应予彻查，追究责任！

质问中央财金当局

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 刘梦熊

ZT——难以捉摸的天才——Martha Argerich

作者：Master

 

Martha Argerich(阿格丽希)生于1941年的布谊诺艾利斯，也在那里渡过童年时光，四岁就开始举行演奏会。她在1955年搬到欧洲去，在维也纳随顾尔达与李帕第夫人、马加洛夫学琴。在拿到1957年Bolzano与日内瓦钢琴大赛的首奖之后，开始展开她的演奏生涯，但随即中断，在1960-1964年跟随 StefanAskenase再进修，再回到舞台时，她获得了1965年在华沙举行的肖邦钢琴大赛的首奖，之后她开始把触角伸往全世界，除了独奏、也包括协奏、与其它有名器乐家的合奏事业，她在1980年的肖邦钢琴大赛引起了喧然大波，因为她认为在半准决赛被淘汰的波哥雷利奇是个天才。她的录音获得了世界多处评鉴的多项大奖，也包括在PHILIPS的录音，她是一位领导钢琴技巧与美感风格的大师。
　　
想为阿格丽希做简介，虽然困难，但却又极具吸引力、去那里找字眼冠在如此具有天赋异禀又有独特魅力的怪才身上。对阿格丽希来说，就如同拉赫曼尼诺夫、柯尔托与霍洛维兹，会禁不住让我们重新思考与定位，他们如此特殊的个人特质有少数钢琴家在您反复咀嚼后不免会感到失望，因为您透彻地意识到做们限制在某种范围的艺术性，而同样的状况绝不会出院在阿格丽希身上，那是看似清楚、实际上却又难以捉摸的。随着反复无常的天性，她始终将自己悬在放纵与节制之间，使得不管在巴哈或在拉赫曼尼诺夫的领域里，她霎时迸发的热度及紧张感，不时挑战着乐迷的理性。
　　
由于拥有绝佳的天赋，她决定保护自己的天份，免于受到过度压迫:然而如果不管是在音乐会或是录音间，她对于自己的独奏事业继续闷不吭声，对乐坛则真是个可怕的损失。她曾声明失去了音乐上的伙伴如阿巴多、罗斯托波维奇、克莱曼、麦斯基和科瓦谢维契等人，她会深感孤寂，这反映出了部份的真宾。有段时间她曾一年举办了151场音乐会，虽然佳评如潮，但她不仅感到严重地影几正常的生活，也感到一种存在她与音乐间交流的独特性正在丧失中，毅然决然地，她迅速决定从聚光灯前退隐，在1978年举办最后一场个人独奏会，在1984年录下个人最后一张独奏录音之后，转向较不受瞩目的室内乐身上。然而带给论者惊喜的是，这位曾在李斯特《b小调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与普罗高菲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里有过大师风范的女钢琴家，即使在与其它器乐家相互作用的室内乐演奏过程中，还是禁不住展现出主导性的魔力。
　　
「我很喜欢弹钢琴，但不想当个钢琴家。」她为自己的矛盾心理如此辩护着。然而，对于一位如此矛盾的艺术家而言，她早已活跃于录音室，将最精细的洞察力具象化，完成一些与当时盛行风格对抗的版本。不像海斯或是许纳贝雨，阿格丽希近乎镇定地检视她的录音，不屈不挠地重新发行，其事业浮现了新的模式与结合从这些宝藏里要挑选出精品实在是个难熬的任称，那些要收录?那些要省略?现在这一套选辑是经过重重过滤之后市拍板定案，并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但其中某些部份是最好的。在这里，你听到的本质，就是马莎．阿格丽希。
　　
李斯特《第一号钢琴协奏曲》是最能展现阿格丽希特殊性格的曲目。论者可能会忆起喜爱的某个现场演出，但她与阿巴多的录音室版本则包含了所有最显着而根本的特质，除了她之外，有谁能在开头的八度颤音解脱束缚，立即掀起一波华丽且个性十足的狂涛巨浪，而立刻又压抑这股烈火以至平静与精神上的深沉?在第二乐章里所散发的内在诗意，与中段戏剧性朗诵调的催命重击，又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接续的第三乐章与第四乐章，她又带给我们阵阵惊喜，尤其是最后结束前，她那如火漫延的钢琴技法所混合出的气质，足可为volante(轻捷迅速的)或是 reinforzando molto等名词下新的定义。
　　
玛格丽特．隆曾经形容拉威尔的《g小调钢琴协奏曲》为一首「具有幻想性、幽默性与生动的曲式架构，且最为触动人心的艺术品之一」，阿格丽希活泼，甚至是激烈的演奏，深深地包含了以上的特质。有她曾向令人敬畏的米开兰杰里请教过此曲的说法，应该更能更创造些新颖之处，其反应更能与拉威尔的特质做激烈且光耀的触碰。在首乐章和着颤音的装饰奏里，她的弹性乐句带给音乐波浪状的情感升降，如同地中海的微风。中段的田园牧歌(令人回想起炎热的大平天)是轻愉的，而她在终乐章最后三分钟的弹奏，比起一般容易被视为忙碌而富机械性的触技曲，要超越出太多了。
　　
有时伟人的艺术家会与特殊的作曲家或曲目做公认且不可磨灭的联想，许纳贝尔和贝多芬、鲁宾斯坦和肖邦、布兰德尔和舒伯特，还有阿格丽希与拉赫曼尼诺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都几乎可视为同义词了。在1982年，她与夏伊神奇性地合作一现场演出后(CD至今可寻)即为如此。不管是设计过还是自觉性的，这一趟奇妙的演奏是从慢速开始慢慢加温，历经错综复杂而又回平静结束。当然不乏关键段落:阿格丽希在持续斯拉夫主题里的异常剧烈、在piu mosso里速度遽增，还有装饰奏最后那段近乎停止呼吸的加速等等。即使是相对宁静的第二乐章，阿格丽希都将它处理得像水面下的底流，而第三乐章就如同顺着洲际弹道点火起燃而一飞冲天，速度旋转不定，最显明的激情终于在狂风暴雨般的猛烈里结束，这是一个人类所不能及的拉赫曼尼诺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除了拉赫曼尼诺夫本人、霍洛维兹、吉利尔斯与范．克莱本之外，能够独特且要有一定的才乾完成它的，只有阿格麓希。
　　
一位钢琴家想要在巴哈与拉赫曼尼诺夫两方面都达到最高成就。是有可能的吗?当然可以!不需要任何骄傲或虚伪，阿格丽希的巴哈《C小调组曲》充满着无懈可击的纯净、灵巧和亮丽。在没有其它更有名气的巴哈演奏者自我膨胀之外，她的演奏开创了其真实性与现代性。阿胥肯纳吉认为:「弹这不应该要太多任性的，我并不相信诠释的主流，我只相信从生活当中带来的，不加人工修饰的音乐。」开头的Grave adagio与接续的Andante，阿格丽希原始的澄澈绝对不会与其它更具自我意识的巴哈演奏名家混淆、对那些视阿格丽希为极端狂飙象征的人而言，每个细节都有她自己一套的超级控制力、独特的音乐规则性与权威性。

从巴洛克的丰稔与庄严一下子转型到拉威尔的Sonatine，阿格丽希在此展现了独一无二的多变性。她的动与静全在算计之中，不会呆板或是过度滥情:在终乐章放手一飙之际，她那稳固的技巧足以展现大师艺术性的丰硕，一种远超过机械匠气的幻想与自由。
　　
在对比强烈的《加斯巴之夜》里又可显现阿格丽希的权威。开头的，她利用钢琴营造出闪烁般的和声，亮丽的波状花边连真正水仙子的魅力都恐怕不敌:在也是如此，霎时戏剧性的爆发显露出她在气氛上的掌控能力，令人忆起骷髅舞，一种神秘的死亡阴影:而，最能展露惊骇的一段音乐，阿格丽希利用幻想性找出的自己的诠释之路:猛烈、压抑、平静，史加波俨然真实地处在恶梦世界里。精准表现出颓废无比之感，阿格丽希的拉威尔《加斯巴之夜》名副其实是个诱人的夜曲。
　　
最后普罗高菲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再度展现阿格丽希与众不同之处。听了这场演出之后，没有人会忘掉阿格丽希与阿巴多在音乐里所带给我们的俄式魅力，在第一乐章眼光撩乱地转回主题旋律，包括中段的变奏曲，都给人有同时间两股冲力在竞飙一样，就如同从火车上看一位短跑选手奔驰着。
　　
因为阿格丽希长期潜沉不出，我们更要对她在唱片上留下珍贵的点点滴滴感到满足。活泼易变如她，还是跻身在伟大的钢琴家之列，以无尽的再创造为中心的传奇里。
　
「音乐天才」的定义或许就像水银般难以捉摸，好不容易把它捉住，它又会立刻溜走。你可以形容阿格丽希的演奏如同刀剑般的锐利，她的八度音如同火焰般闪耀等等。同样地你也可以说，诗意与阿格麓希着名的Z由不羁演奏方式同等齐名，弗罗列斯坦与尤赛比乌斯(这两者分别代表艺术家的行为与梦想，是舒曼创造的两个虚拟角色)造就了阿格丽希的音乐，她的室内乐演出与独奏同样地出色。你会发现她演奏的巴哈不但井然有序而且相当自制;拉赫曼尼诺夫浪漫阴沉却又挥洒自如。不过，这样的描述只会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所以，就让我先回想一下李斯特这位作曲家中最多变，一般认为是一位「要求让情感说话、流泪、歌唱与叹息，以自己的感觉带给音乐生命;他的音乐热情洋溢，表现出音乐最光辉灿烂的一面;他在毫无生气的音乐中注入活力，注入灵感与想象力，让音乐重获朝气与优美迷人的律动。他的音乐结构犹如在万里穹苍展翅飞翔;他的身上一定有上千把精良的武器可供使用;他让人忆起芬芳的气息，并把这气息带入生命」的钢琴大师。这很难做到，不过，马莎．阿格丽希就是这种风格快速变换的代名词。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修辞可能过于夸张。不过它确实一针见血地点出重点。
　　
阿格丽希并不因此而得意洋洋、趾高气扬，她决定走出众人注意的焦点，投入每年一百五十场不再是唯一焦点的室内乐演出，这几乎等于完全放弃独奏生涯(她最后一张独奏录音是1984年的舒曼专辑)，当然也引起预料中的惊愕与争辩。阿格丽希自承一个人并不快乐，渴望音乐伙伴是她发向室内乐演出的理由之一。的确，阿格丽希的童年就像一般天才神童一样，因为自身不同而与同龄孩子产生疏离，这让她在面对自己最信任与钦佩的挚友、孩子及圈内伙伴时总是特别快乐直率。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它问题与考虑。阿格丽希理想中的音乐风格并不容易塑造，因此她经常取消演出或突然反悔，这表示她是个人，不是机器，她不能每一次都如大家所愿的让音乐迸出耀眼的火花。阿格丽希的天性能让音乐从纯净无瑕转而如同一条热情的激流，但这代表她的个性也会有阴暗的一面。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阿格丽希的录音广泛到令人惊讶的地步，涵盖了音乐的各个领域。如果想指明阿格丽希最出色的演出，他们毫无疑问一定会告诉我们「浪漫乐派」，从肖邦、舒曼到李斯特的作品，套用一句华尔特．帕特(Walter Pater)的话来说，阿格丽希为这些杰作增添了奇妙的美感。第一首乐曲是肖邦的作品，从中可以感受到阿格丽希如何让大部份认定这是古典作品的浪漫派人士，听到如此煽动人心、心境变化分明的诠释。飞利浦相当大胆地选出肖邦前奏曲作品45。这是一首阴郁且诗意的佳作，阿格丽希的诠释相当性格，苦甜交杂的气氛像是预示布拉姆斯最后一首间奏曲也会交杂着悲伤或曲折的变化，千变万化的装饰奏与结尾部份有类似歌剧的戏倒性及夸张。早些年录制的前奏曲作品28最大的魅力，在于阿格丽希的演奏掌握到罕有的优美即兴演出及火花。欢欣与颓丧、光彩与阴暗、痛苦与宁静不断交替出现，阿格丽希捕捉到音乐最原始的本色并创造出炽热的气氛。作品28-1的速度为急板，速度虽快，阿格丽希的节奏性仍然新鲜而且有条理。如果作品28-2的速度比较偏向小行板而非缓板，阿格丽希在结尾的几小节中，把它凄凉的风格充份而且清晰地表露无疑。接下来的作品28-4犹如突如其来奔流的血液。作品28-5的开始乐段再一次提醒我们，即使是最平淡的速度，阿格丽希依旧能清晰地弹出抑扬变化;至于作品28-8的早期拉赫曼尼诺夫式华丽风格、作品28-13中段带有内省风格的「更慢」乐段，很难会有比这更具说服力的诠释。正确来说，作品28-14的速度应该是快板而非急板，只是乐曲中多出一小段如风暴般的乐句(近年有人认为这段乐句并不适合以行板演奏，效果也不具说服力)。在阿格丽希手中，作品28-16具有相当凶猛的爆发力，手指在第五小节的速度迅如点水，音乐有如所谓「燃烧的太阳」。作品28-23 比谱上速度标记「中板」更为狂热，因此速度记号对阿格丽希来说或许只供参者而已(受到前一首前奏曲影几而产生的夸张?)，强烈影响到拉赫曼尼诺夫降E小调《图画练习曲》作品39的前奏曲作品28-24真正展现出令人惊愕的磅礡气势，砰然作响的最后三个音符有如晴天霹雳。
　　
阿格丽希诠释三首马祖卡舞曲作品59比起前奏曲更得心应手，也是她唱片录音中的珠玉之作。音乐中交织着诱人轻松的魅力，是反驳那些深信只有波兰人、俄国人或斯拉夫民族才真正明白熟悉这类型舞曲，认为这是斯拉夫民族灵魂表白人士的有力证据。从另一方面来看，第二与第三号诙谐曲表现出肖邦最激昂与外向的一面，以凶暴猛烈的乐风来反讽与嘲笑「诙谐曲」这样的标题。阿格丽希流畅、火热的第二号诙谐曲会让大部份资深爱乐者血脉贲张。而在第三号诙谐曲中，阿格丽希对乐曲的掌控更加惊人，随着如银铃般清脆的琴声，流泄而出的音乐不断变换各种不同的感觉。阿格丽希其它的处理手法还包括点燃肖邦音乐中灿烂耀眼的每一面向。
　　
马祖卡之后，按着我们来看看波兰另一种民间舞蹈，即带有宫廷气质且讲究礼仪秩序的波兰舞曲。在一般俗称为《英雄》的降A大调波兰舞曲里，阿格丽希重新塑造中段连李斯特都惊叹不已的繁复八度音(李斯特形容他在这里听到「波兰骑兵的马蹄声」)。她的演出非常刺激，几乎是在完全控制与放肆奔放的边缘间徘徊。从另一方面来看，降A大调波兰舞曲作品61或可称为是一首幻想曲，它和《英雄》波舞曲只有调性相同。这首波兰舞曲是肖邦最具精神探索的杰作，乐曲刚开始的段落风格现代化，肖邦以颤音让单个音符一变为二、三到四倍的结构，对初听者来说着实会令人不解;但是对早期研究肖邦颇有心得的学者尼克斯 (Frederick Niecks)而言，《波兰舞曲-幻想曲》价值是在「它的心理层面」。肖邦同时期完成的作品还有第三号钢琴奏鸣曲，它与第二号钢琴奏鸣曲、《波兰舞曲一幻想曲》、船歌、四首叙事曲及几首晚期的马祖卡舞曲一同成为肖邦的巅峰代表作。乐曲一开始就是非常典型的阿格丽希风格，乐曲速度从谱上标示的「庄严的」变成「激动的快板」，与吉利尔斯、李帕第等名盘完全不同。诙谐曲在阿格丽希手中有如闪烁的磷火，即使是三段体的中间乐段也没有一刻的平静，不过A段主题再现前出现了一段非常短暂的休止。阿格丽希的缓板也是一样几乎没有宁静的一刻，乐曲一开始就展现出阿格丽希所有理念，很少有如此自然且其有说服力的诠释。结尾乐段的精力充沛，敏捷程度有如霍洛维兹，这样的演奏品质远远超出与阿格丽希同辈的钢琴家甚多。霍洛维兹「不够冲动就一无结果」的主张在稍后也得到鲁宾斯坦的响应，而鲁宾斯坦对阿格丽希的冲劲与激烈深感不可思议。阿格丽希不是为快而快，但是效果却有如一条滔滔不绝的大河。
　　
最后是舒曼与李斯特，这两位肖邦最敬重的作曲家(虽然他们并不同等欣赏肖邦)作品。直到近几年，舒曼第二号钢琴奏鸣曲仍然是舒曼三首奏鸣曲中最受喜爱的一首，它不像第一与第三号的极度浪漫，而是一首被舒曼称为「解体、腐败」的作品。在阿格丽希敏捷的双手下，这首奏鸣曲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与原创性。在第一乐章的结尾乐段中，阿格丽希快马加鞭地尽可能加快速度冲到终点。她的小行板乐章表现出热情、内敛的风格，狂烈之余又照顾到舒曼音乐中的细节。
　　
阿格丽希的李斯特钢琴奏鸣曲已经被公认具有传奇性地位。聆听她处理乐曲一开始主题或第二与第三部份如火一般的八度音，或许你会惊吓到面无血色地问:「她是怎么办到的?」第六号匈牙利狂想曲也是如此，阿格丽希展现的技巧同样无与伦比(虽然守旧的《唱片指南》一书曾经把阿格丽希的诠释称为「哗众取宠的无聊噱头」)。或许阿格丽希反复易变、经常取消或停止演出的个性对乐迷来说无异于一大折磨，但是她也回馈我们她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