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论世界政治

刘自立

胡政之先生是一个报界通人。他参加巴黎和会后游览欧洲，观察世界（主要是西欧），研讨全局，对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有卓越的见地。他在欣赏西方文明的同时，将民主与侵略联系中国现状，得出很准确的政治结论。比如，在俄国问题上，他比我们近人几乎提早百年，看出列宁不过是一个被德国收买的间谍，其使命是要作为德国之武器以反对和颠覆协约国、主要是英国之友克伦斯基之政府——而在50年代，悉尼.胡克曾经在其著作中对此有所提及——在21世纪初叶，这个问题再被搬上网络，有目共睹。

胡先生对于德国之观察，也是十分及时和准确的。我们现在谈论之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主义——主要是第二国际之修正主义，如何可以被用来解决中国之特色主义——也是和胡先生的先见之明互为参照的。他在考察德国民社主义的同时，对于列宁主义和李布克内西等人的激进主义，做出他准确的评估。这就是，他基本上肯定了F.艾伯特两边受窘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实行魏玛宪政之魏玛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没有经受得住希特勒纳粹的动摇之而结束。却为后来德国恢复传统和民主做出了示范。

胡先生更加熟悉日本课题。这和他一直以来就是日本问题专家和一度留学之有关。他的文存中有对于日本政界大佬大隈重信的采访，更加见出他作为重要记者的能量。而大隈之一席谈，很容易使人想起李鸿章对于俾斯麦之交谈——而梁启超绍议之俾斯麦中国观，改革观，业已成为中国学人引证和论述中国改革及其失误之佐证。胡先生对于日本左右两翼之考究，见出他对于日本专制和民主之批判。他的批判不单对于社会主义之在日本之兴衰，而且对于社会主义之路径转移有所交待——虽然，他并未直接显赫地了解到这个转移的深意。这个深意就是，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和中国反对之之革命取胜的原因。

以下，我们稍稍对上数议题做适度展开，以见胡先生的世界观和全球论。

首先谈德国的事情。一直以来，人们谈论德国必然言及俾斯麦；言及之必然言及两个话语。一个是，强权战胜公理；一个是其铁血政策。其实，此为一种误解。强权理由，并未使用在德国——而使用在殖民地——这就是我们所谓民主悖论之所在。德国对于俾斯麦，是一个强人和民主，和议会，和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和拉萨尔，和马克思的博弈过程——不是一方取缔一方，而是以双方之双赢或者一赢来左右德国政治。其国内政策，并未改变他支持反对党存在，“为反对党搭起金桥”之原则——

德国政党历史悠久，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出现各种类型的、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主要有：①德意志保守党，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代表容克贵族和高级军政大员。②进步党，1861年6月成立,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的利益，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③德国人民党，1865年成立，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④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69年 8月在爱森纳赫市成立。1875年10月该党被俾斯麦政府宣布为非法。在1890年议会选举中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同年10月该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资料——注意，是在“非法”后，获得参选——是为非法乎？——其实，史料载，俾斯麦厌恶马克思而和拉萨尔过从甚密。）

——议会政治、普选政治的民主选项。说他是铁血之，其实只是普鲁士统一之路上俾斯麦纵横摆阖的某种战略之施行。内政如是；外交亦然。德国之铁血政策并未使俾斯麦放弃其政敌，国敌和外交之友（塔列朗之继承人）梅特涅的地缘政治与均衡战略；没有因为普奥，普法战争之大胜而实行希特勒式的扩张和吞并政治——这一点，是公正历史学者对于俾斯麦充分肯定之处。而胡先生主要考察了俾斯麦之后之威廉二世皇帝时代，即一战结束时期的德国政治。

这个政治时期的特点，就是后俾斯麦时代，德国庸人政治家放弃俾斯麦之战略均衡政治，一味逞强扩张乃至失败之结局——这个结局为希特勒凸现极至，以为可以彻底放弃俾斯麦主义而施行德国之意志而完蛋。于是，夹缝这两个势头之间，胡先生看出德皇威廉二世下台前后，乃至社民党人上台，摒除左右两翼之干扰，组建魏玛国之过程及其价值评估。是大记者，大学者观察西方历史和现实有所成绩之实例。可以说，一名艾伯特，讲出了其中全部原委。而胡先生敏察之。他说，在保守和激进两派之中，激进派又分成两派，导致艾伯特政权的施政险境。其中，李卜克内西是德国激进党人之首领，他的存在或者不存在，都影响了德国政治是否走向列宁主义。

“现任总统叶百尔和总理保尔，皆社会民主党人也。”（见《胡政之文存》下同）这使他们受到激进之独立社会党与保守党（改组之国民党）的夹攻。“现内阁之财政政策，均采社会主义精神，抑制豪强，故招保守党人痛恨。”李卜克内西死后，虎哥哈瑟（Hugo Hasse）实为领袖。其中，罗森非而德(Rosenfeld)主张“合世界改造现状，无国家之分，泯贫富之别。又如Geyer，则主张拥俄国过激派政府为盟主，依其指导而行普遍的革命。”胡先生指出，“盖悝布克里（李卜克内西）与列宁、托斯基（托洛茨基）等人均系至交，列宁前年得以经过德国而回俄国革命，实赖悝布克里之力。”于是，在这里胡先生说了以下一段很重要的话——

“德人以克伦斯基政府为英国所扶植，故又资助列宁回国，遂有过激派政府成立，按其内幕，无往而非英德暗斗之结果。今之德政府虽未与显然与莫斯科政府修好，然德国退伍军官之入俄者，实不绝于道。……德国在俄势力既若是观矣，更观俄人在德势力亦复可惊。”他说，在德国，有罗森菲尔德，路那查尔斯基（“全德革命运动之领袖”——胡言）活跃其中。所谓“犹太人阴谋论”在彼时亦畅行其道，德国保守派和富人皆以为“一切革命运动多有犹太人主持之故，柏林更有反对犹太人之中央协会，以图真正德国国民之团结。”

这个迹象，从理论上说，即是以迪斯累里为“蓝色之花”（阿伦特语）之犹太人异样与同构于欧洲政权之准反对派和准迎合派二律悖反角色之历史与存；也就是犹太人不得家园带来的矛盾现状的写照。所以，胡先生看出此道，为一般学者不知言、而不能言者。此一。二是，胡先生看出来德国可以避免列宁主义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分化之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述中庸力量，终于排斥了列宁主义和右翼极端势力。他说，“尤有怪者，两极端之性质绝对不相容者，却又勾结之形迹，盖保守党利用过激派推翻现政府而收渔翁之利。”不管如何说法，德国人还是秉承了俾斯麦德国人施行普选的高贵性格，重新举行大选。

胡先生说，德国当时之要员皆为平民阶层出身，叶百尔（艾伯特），保尔，密勒（外长），叶尔兹伯格（财长），Moske（警察总长）皆为平民出身。所以，“偏重于劳动界之保护”。所通过之“国难捐法”“令富豪之家毁家纾难”；“今日德国，贫者乐而富者苦固矣”；“最苦者厥为中产阶级”。于是，工人委员会和企业家委员会相继成立。“政治上之代议机关为现在兹国民议会，系一院制，用男女平等之直接普通选举。立法上代议机关为联合议会，……略同于联邦参议院。”“德国每个城市皆设有工人会”、“凡有二十人以上工场，应设代议会”。等等。于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里，德国人突破的既是保守主义压制左倾势力的资本家利益主义，同时也取缔了急进派列宁主义废黜民主和议会政治的苏维埃体制，走上回归德国民主之道路——虽然，胡政之先生并不认同俾斯麦前后时期之德国多党政治为其民主而认其专制——但是，那毕竟不是可以模糊和抹煞的所谓专制主义里面的民主和民主里面的专制（俾斯麦主义）。

这是所有价值观政治唯一尚存的人权和工人诉求——人们同样不可忘记，正是俾斯麦和拉萨尔的某种共识形成了福利主义的德国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和议会道路一起，杜绝了列宁主义忽悠大众的民粹主义政治倾向和政治欺骗。虽然，彼之德国，尚具备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是，这种色彩毕竟排除了列宁主义为主选项。这是非常重要的进展。这个进展就是，将恩格斯主义溶入普世价值。这和排斥普世价值之中国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一百年以前的选择。胡政之先生的绍述，给我们后辈几乎是无穷之启发！换言之，社会主义之包含于普世价值之要，就是多党、议会道路；普选；司法独立和独立工会之政治体制。这些要素，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们的选项——他们没有这样的历史概念。

二是，至于胡先生讲的德国人抑制豪强之社会主义政策，更不见“民主社派”之诉求——他们具备强烈的中国特权维护者的意识而非工人、农民和弱势者之意识——也是必须加以强调的——所以他们丝毫没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最后，中国官方所谓社会主义体制，更是与抑制豪强完全相反。其和谐主义只是克鲁炮特金们前此激烈抨击的官方和谐论的拙劣翻版；其出台，只可以欺骗中国无知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

二

笔者前此对于日本近代历史有过一个简单苟约的结论，就是民主加侵略。这个民主论，并无发展到宗主国对于海外殖民地施行任何民主之可能性——这个不可能性，和美欧国家之民主加侵略，并无不同。只是二战以前，新殖民主主义，日本大东亚主义和纳粹种族主义，变种西方殖民主义，施行对于其国内外的法西斯统治，虽告终于这个民主加侵略的前殖民主义模式。对于这一点，细分与之，就是胡政之先生作为中国之唯一记者参与巴黎和会带来的观察和分析。这个分析，同样缘处于民主加侵略之原则。这个侵略，就是日本人对应战败国德国退出所占山东以后，引发的系列危机；这个民主，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民主改革——及其对之如何看法，如何定义之问题。按照日本政治家，民运大佬兼三任首相大隈重信之观点，日本“无革命”产生的万世一系和传统、现代性结合，使得日本国内在完成三权分立等体制事项的时候，做到一步到位；且解决了日本社会主义革命之不可能性的问题——遂使日本避免了社会主义的悲剧——却在另外一个选项上，施行了侵略政策，导致日本民主对外模式的彻底失败。胡先生对于日本国国策研究，同样履行了这样的思索。他的看法缘于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批判和对于日本侵华的激烈（而深沉）的反对。这些基本点，使得胡先生作为日本问题专家，在学界占据一席重要之地位。

胡先生作为记者参加巴黎和会，得以亲身见到当时之西方主要政治人物，如，威尔逊，路易.乔治，克列蒙梭等。他对于这些忽而民主，忽而强权（战胜公理）之人物的看法，比较我们现在对于西方人物更加隐蔽和朦胧的政治立场，有更加清晰的了解，因为他们亲自参加了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而区隔于后来他们在自由人权上的逐步调试和改变＋而实际上，威尔逊提出的普世价值观和克列蒙梭对于德拉福斯事件呈现的人权概念，并未在巴黎和会上产生任何接续之表达；“顿令前此所怀之高洁之理想为之减退”（胡政之语）；而宁肯秉承闾尾之泻的帝国行径。胡先生记之：中国代表为山东问题出席平和（原文如此）会议共三次。一次，日主张，“日军自占领胶州湾及铁路后，凡从前德国享有之权力，自是悉为日本占有。”顾使维钧起言，希望各国听从中国意见。

二次，顾使要求将山东权力交还中国。对于日本和英国驱除日势力表达感谢。亦感谢协约国之驱逐日本。顾维钧说，“至日本代表，所引中日交换之文件，系由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要求而来。此项山东问题，本为欧战而起，‘二十一条’所订，不过权宜一时之计，不应有效；即令有效，而中国对德宣战以后，地位一变。……德国亦不能将胶州湾订新约转让他国”。

三次，“……威尔逊又读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换文，及一九一八年中日两国关于胶州湾铁路等条约（读至中国政府欣然承诺一语并加重朗读）。……英法与日既有成约，乔治与克里孟梭两君，均有维持日本要求之义务。中国自身亦与日本有约。

“顾维钧云，一九一五年之约，实出于日本最后通牒所强迫，不能有效。”

路易问威尔逊是否所闻最后通牒？

“答，‘未闻。’”

顾坚持日使危害中国观点。云云。坚持直接交还中国之主张。终于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

这是大公报一九一九年九月胡政之之报道。各国为中国代表不签字而称为“真中国“也。

前此，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胡前往早稻田大隈宅邸采访之。其言战争之世界，如，中国楚汉相争和三国之战。今之德皇，可比项羽。还说，“旋又论及中国政治，谓借款为亡国政策，当图自立之道，世无有借款于中国而存好心者。又曰日本数年以来，国富增进在百亿以上，以中国之人力资源，稍加努力，则日本之区区富力，何足一比。是在中国之力除旧习，厉行新法而已，云云。”（后又访犬养毅君。）我们看到，大隈所言之逻辑缺陷。在日本国富一面，戛然而止，其实，就是其内外政策势然；而日本内政，没有不好说明的地方；日本外侵，就不好直说。于是，只好转而言及中国之大、之力说。我们过去写过关于大隈重信所撰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书评，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改革之路——

“福泽谕吉和箕作麟祥专门著译西著，如，《法国民法》，‘使人渐知贵重人权’。而日本政党之历史背景就是如此展开的。一开始，木户组建渐进主义政党，板垣组建激进政党。尚有土佐之爱国公党等。明治十一年，西乡隆盛一度起兵，不成。后，‘有一事变使宪政畅达之运顿成疾速之势，’就是大久保利通被刺。政府开设地方议会，‘成中央议会开设之阶序。’是年九月，板垣在大阪开爱国社第一次大会；各地响应，十三年，‘如是团体凡九十六。……共九万八千余人。’‘日本人民初不自觉民人有请愿之权。

大阪大会，欲生长民权，始用请愿之法’；知道政府弹压后，‘期成国会同盟’遂告速成。这时，大隈重信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放官——卖官——‘驳论尤力，谓苟欲绝藩阀专横之根莫若开设国会，断断然决行之与民间舆论相应，倡明治十六年当开国会之议将奏之朝廷。举朝震骇。’于是，在朝之官员和在野党蔚成合力，也就是大隈和板垣等两股力量，合成了日本走向民选议会的通途。”（刘自立 日本无革命——阅读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

于是，很好奇他们对于中国改革之说法，也就是中国如何做一番“厉行新法”之事；惜未见其详；好歹我们知道了他们在签订二十一条上，如，大隈之另外一张面孔——这张面孔与其绍述其改革、民主过程，实在是黑白两面，首鼠两端。这就是日本很伟大，也很无耻之处。

于是，既然看不见大隈之详，就来看看胡先生之详。胡先生在以后一篇文字里，对于日本国演进和其社会主义之道如何式微，所撰甚为细致。这就是我们所谓日本国，其实，以所谓资本主义政治路线代替了革命和社会主义。二战以后，其继续这个明治好处，去掉坏处，在美国扶植下，得以民主全建和稳健。是一个相反于中国革命之正面路径——虽然，中国路径，似乎在时下，挑战了日本模式而莫衷一是。然胡先生时代，资本主义所谓弊端和社会主义所谓理想，不能不产生胡批判日本模式之言论。这个言论导致基本上否定日本政治经济体制之正面性——他以为，日本五十年前元老理想覆灭，他们走向财阀统治民主作业之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对其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却是在认可日本为一宪政国家之基础上。其提法就是，“元老军阀与财阀势力嬗变之史迹。”其中涉及所谓民主虚伪性之证据。一为，选举和金钱挂钩。

二为，政客卖身为财阀之奴。

三，政党接受大公司豢养。

四，“观于此则代议士者，抵押于受爱顾之富豪社会。彼可以代表人民之自由，所余有几耶。”

五，打破这种限制选举，施行普选，即可“万几决于公论”——这其实是一种对于日本政党政治和普选政治之肯定；剪除前弊，式微官阀选举，就是胡先生所谓“明治三十四年之第十六届议会”，已经开其端绪。此见，其实是抨击选举之不成熟，不是抨击选举本身。但是，政党意志决定于财阀，是胡先生考证日本政治之坚定见解。他认为，民政党是桂太郎和三菱公司之沆瀣产物，而政友会是三井财阀的附庸。固此，我们简介这些“附庸”之发迹史，以证明其中自由竞争和官商勾结二元化轨迹之线索——

1869年，岩崎弥太郎任职大阪商会。得藩船3艘。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我国台湾，弥太郎趁日侵台大发军火财。

1877年日本国内爆发西南战争，弥太郎又发了一笔横财。至此，三菱共拥有61艘汽船。

三菱是在明治维新后，三菱后来居上，超过老牌财阀三井、住友，1879年，岩崎弥太郎居全日本富豪榜第3位。

1881年，庇护三菱的政客大隈重信下野，另组"改进党"；伊藤博文组成长洲藩阀政府联手三井公司，组建“共同运输公司。

三菱与共同运输公司激烈竞争。

岩崎弥太郎去世后，1885年9月29日，三菱和共同运输两公司终于合并，成立日本邮船公司。三菱方面持股数额超过共同方面

（资料）

可见，这种竞争的启示就是：1，平等起跑线，并不是没有建立。2，政商接轨的有限和无限权界——政客有下台之日——3双方依靠政界的可能性平等。4，没有以党/国控商、肆无忌惮的干预。5，这种竞争的非世袭主义得以贯彻（指政界权力的更迭嬗变，并无完全保证政界/公司太子世袭之烂习。等等。这不是“一个资本家的社会主义”，起码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至于说他们的政商勾结，也许还是被整体反对党和宪政的横亘所抑制和局限，并无合法贪污和合法权钱勾结的特权——只能在有限公司的政治利用中，打经贸经营之牌。于是，简单否定和肯定这种所谓日本经济和大企业发展模式，都有失误；对应所谓亚洲经济皇帝的家族模式，日本人中西合璧，并非完全斯大林化和邓小平化——那是没有同等经济体可以与之（官僚垄断经济）竞争之“‘一个人’的社会主义”（现在，据说是“一些人”！）固此，二战前后，日本发展模式的根系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这是胡先生一辈人很少验考的日本正面经验之一，而非负面经验。由此判断，对于日本正面政治经济经验（侵略除外）的接续和批判，双向导致了国人对于日本的看法失误。很少有前辈学人如康梁，如戴季陶，如鲁迅，如胡政之，可以像大隈重信和福泽渝吉一般细析日本政经和改革概况；加上日本侵华，一切正面当作负面，就几乎没有了日本历史的正确绍述。

于是，胡先生自然想到日本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此政的某种理由。这个悖论，现在并未完全消除。就拿美国政治而言，所谓九一一阴谋论和所谓超级金融集团（主要是美联储）操控美国政治和选举，乃至左右提携和镇压拉美和其他地域之非美化政权，都是这个理论现在的延伸。而右派对此的反驳，其实就是拿左派实验的失败作为证伪。于是，所谓阿连德之被皮诺切客所杀，好于其上台联络中，苏，成为左翼力量之说，甚嚣尘上，看似有理——其所谓经济发展合法论，乖巧出台，得以佐证——不想，这个经济发展合法论，和“杀二十万争取二十年稳定”之发展论，中国成长为第三世界强大经济体论，难道不是如出一辙！所以，胡先生时代，相比之下，幻觉一个非财阀民主为共产党民主，就成为必然的写作趋势。

接下来，他以日本无产阶级观念，分析了日本人社会主义理念的发生论和式微论。其中，他对于这个发展，做了充分估计，却还是没有丧失他作为一名记者和学者的客观理性态度。因为，一句话，他的行文与结论当中，见出日本共产党最后的消失，是其加入了所谓资产阶级之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而非革命和暴力斗争——此端不能不说，日本人，还是继续着“日本无革命”之底线。其具体提法就是：

——“期望有产阶级之国会对劳动者阶级为根本的解放。固毫不必应于实施普选之后，因行使选举权有效，犹得政治上之部分利益。”（日本劳动同盟总部宣言）

——“今也国民多年之希望已渐实施于会町之前。”（社会民众党宣言）

——“确立真正之工会运动方向为我等之任务”（劳农党宣）

——过激之共产党色彩不足取大众信赖。（农民党宣）

等等。随后日本政权发布解散准共产党组织之命令。其中函劳动农民党，劳动组合评议会，无产青年同盟。学术团体解散之，函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九州大学等高校左翼团体。至此，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宣告基本结束。片山浅和幸德秋水之共产主义理想和实践遂告湮灭。日本的社会矛盾之解决，一是消灭暴力革命，二是纳入政党政治——对在野党，团，三是侵华战争和前此满洲国建立，另辟蹊径，各有得失。其中，所得，即是日本避免了反对所谓财阀势力，资本家势力，转而社会主义革命之求变——其实，这个变化在中国苏联发生，确实改变了中、俄资本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有一个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日本有，起码有两个资本家（集团），如，三菱，三井等。这就是民主不好，社会主义更坏之根据。所幸，日本人没有从坏，走向更坏。再是，日本人没有堵死共产党，反对派的政治生机，引之如政党政治竞争。

如前所述，其政党政治在容纳反对派的时候，很清楚指出其博弈之径。最后，就是日本民主加侵略的整个体制转移了日人国内矛盾，走向其前辈老殖民主义者的扩张道路——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此一时彼一时。日本人乃至希特勒的新殖民主义，势必遭到老殖民主义者的合力反对和打击——日德战争时期消灭民主自由的体制，其实就是背叛德日原本国内实施的俾斯麦主义，阪垣退助，大隈重信主义之反项，是势必被扳回的反动路线。所以，加上胡先生和大公报坚决的抗日态度，中国人由此对于日本人看法，发生一种扭曲。这种扭曲就是，一概抹煞和坚决蔑视之。殊不知，这种观念，正好妨害了中国人对于日本民主一面的冷静观察。

这是命运在捉弄人吗！续之之课题就是，中国之一些人，一些寡头，一堆黑领，一帮太子，一种共产党特权阶层之“资本主义”前途之问。这也是中、日政经体制比对的严重课题，不能不察。同理，中日现在的体制区别就是，一种日本所谓财阀民主和宪政民主，是不是可以对峙中国之特权，极权和无民主资本模式。从理论上讲，他们仍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反项对峙，是完全迥异之政经模式 —— 一个是明治维新的接续，一个是共产党“一个（些）资本家”主义的发展。其前途，难道不会因异而定之乎！可惜，现在中国模式大大亢奋于日本模式。美国人，很多人，都对此中国模式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不知所以；奥巴马中国问题智囊推出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是美国以中代日价值观的改变和异化。这个可悲的榜样，使人不能不再读日本问题和中国问题比对之历史，以期做出解除一叶障目的蠢见。

三

如果把苏维埃革命和现在极端左右翼和原教旨主义恐怖革命，看成一种世界反面之道，道可道之道，就会更加难缠和费解——如果把上帝和魔鬼分开，成为一种老旧乌托邦和新幻觉，那么，这个幻觉其实阴魂不散——所以，回顾苏维埃主义对于胡先生一代人的极大之影响，就成为今天的卓越之士不可不研讨和深思的课题。这个课题的深层次含义是，所谓极端主义势力，观念和影响，究竟会在如何一种世界格局里面成为过去；抑或持留现在；危及将来。在中国，百分之零点几的人获享百分之玖拾的财富——在世界，这种极少数富豪占有全世界多数财富的事实，并未在自由民主之旗号下有所收敛；吕贝松电影《家园》不仅仅指出专制国家的生态破坏，尤其指出发达国家对于地球资源肆无忌惮的腐蚀和掠夺——在这个层面上，极权主义中国和民主自由之美国，都是半斤八两，各负其过。

在此地球危机中，人类好像只有找到外星系统，外星思想，才能解决此道。这是人类两级归一的政治经济思维的最大失败。浪漫主义革命和科学主义肆虐，早就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诟病和批判。可惜，今天的政客和官僚，无论东西双方，都没有这个魄力和深度，来解释和反对这种科学主义和消费主义。人们一面看到贫困和死亡，一面看到奢侈豪华；东西方混蛋的生活方式频任续在，不见改革，人们（多数人）唯独看不到地球为之面临毁灭之大危险。

在这个前提下，苏维埃主义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叶大行其道，无非是人类对于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殖民主义）之反对、之不满。虽然，苏维埃主义，其实是一种极其简陋和丑陋的货色，但是，人们面对自身国度之现实，还是看到了黑色之坏，而看不到赤色之祸。极左派和激进派之所以享有民众，就是因为他们看不见科学主义肆虐和浪漫主义作恶之内涵；一个卢梭，一个培根，也许就是民主加列宁的祸根，也未可知也。所以，胡先生一直以来，就有既要反对专制（中国）之黑，又要反对苏联之赤。他在很多文章里呼吁，不要因黑而赤，因赤而毁而亡。

但是，形势比人强，中国人，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打倒蒋介石，迎来毛主席之道路——这个道路同样反映在大公报之各种自由版面的倾向上。杨刚萧乾等人的副刊版面，就是左倾主义泛滥，理想主义煽情的典型。其间，如何看待苏联问题，就连胡政之也是左右为难，政见出多门，莫衷难一是。其大原则，本来十分清楚，如，应用英国经验来示范中国之民主，之议会，之自由——如，抨击苏联之极权主义弊端，来印证中国之道，不是苏维埃主义——但是，就像孙文联俄容共，在其二次革命时期，主张党内专制一样，胡先生也看到苏维埃主义之党内效率和铁血原则（那是真正的铁血原则，俾斯麦的铁血原则，见之就是小巫）。所以，胡先生之所以在共产党易帜之前，不知所以然地主张大公报无原则办报，就是他陷入世界价值模式的多重性困惑所致。（见《胡政之文存》；下同）

就像国民党原则首鼠两端一样，现在，共产党也是首鼠两端——他们一要共产主义，二要资本主义；其实是进一步，退两步；叫做“坐天下”主义，财富聚敛主义，秩序稳定主义，和谐主义，取缔革命和造反主义，不一而足——这是胡先生当然不能预知的结果。于是，就像左派人士一样，其反对黑道引来赤道，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看到，这个结局，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依然行之有效，叫做二战以后之罗斯福苏美共治主义，接续眼下之中美共治主义。于是，胡先生反对赤化也好，不反对赤化也好，其所谓“永恒”课题，还是接和大范围内之左右问题，上帝魔鬼问题，善恶问题和元问题，提到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在此对胡先生关于苏联之问，之答，之分析，稍做梳理，以求浅解之。

这个话题首先在胡先生对于十月革命之国际背景观察上得到解释。他认为苏俄革命其实是世界列强瓜分世界的产物——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帝国主义导致战争——其实，这个话要改过来，是帝国主义导致革命。

其间深意就是，列宁利用德国皇帝反对协约国之意志，将其转化为包括反对德国体制和主义的苏维埃主义。这是德皇恐怕始料未及的。关乎于此，胡先生说，俄罗斯“久崇专制，乃志士一呼，皇室扑到”；说的是二月革命——随后，“威廉第二欲快个人之心，不惜乱世界之和平，私为之也。俄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柄，不惜通敌而弃友”——而后，“自捷克斯拉夫族崛起于海参崴，驱逐过激派”，英美法三国援助，（而过激派实为德国爪牙），结果中途受阻。成为海军上将高尔查克及其几十万人死于西伯利亚严寒之悲剧。——

俄国十月革命后，原黑海舰队司令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率旧俄残部，横穿6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欲抵太平洋沿岸，以求东山再起（他们本应受到捷克军队的接应；后，其放弃或者背叛之）。

跟随高尔察克的军队有50多万人，还伴随着75万流亡者。

从1919年11月到第二年2月，三个月时间，酷寒夺去了人们的性命。仅仅在尼古拉埃夫斯克市附近的一个夜晚，就冻死20万人。

到1920年2月底，所行125万人减少到25万人。他们历大严酷，抵贝加尔湖畔，欲越冰面。

彼时，风暴大雪迫温度降至零下69℃。这仅存的25万活口，终成冻尸。是十月革命大悲剧之一……。

胡先生几乎即时观察了此事件。他说，“夫西比利亚现在除捷克军与谢米诺夫军外，有两种政府。霍尔瓦特政府。有日本为后援，捷克斯拉夫族得到英美赞助，内之同族不相容，外之日美不相协，其形势将转趋复杂困难，殆可断言。日人之忌美者，甚至谓西比利亚之美人活动，已足以代替德人之势力，猜忌之深，于此可见。而日本浪人奔走西比利亚各处”，扩张野心可见，侵华俄欲图亦见之。故此，日本人与之，则直接牵涉到我国东北之安危利益，也是胡先生从俄国而捷克，而美国，而日本，而德国，终而我国之考量原则。所以，俄国革命在胡先生看来，至少有两个迹象，一个是卖国（列宁）可以革命；再是，赤化可以吃黑，结果比黑更黑——这个卖国可以革命（胜利）论，毛泽东对日本人说法，如出一辙，你们皇军救了共产党——这就是列宁主义思想最为简单的真相之一种。列宁说过，只要俄国人死掉一半，俄国就会实现共产主义。

接下来的孙文（二次）革命，导致胡先生在关乎苏联体制和苏共看法上产生畸变。这个畸变，就是他对于苏共有效性做出肯定，从而在此极权主义论上大步后退。这个后退，和他以往对于苏联的看法彻底背道而驰——并且直接导致他派出曹谷冰造访苏联，范长江造访苏区，皆做出某种正面记者，从而为苏联和中共观背书，产生了胡先生中共苏共观的两面性和矛盾性——这个逻辑的延长，其实就是胡先生对于黑、赤问题深思和不得结果之结果——退言之，自由主义就是这样或可以两面报道，两面批判的媒体而不分政治之确与不确的。我们说，也许，某天，大公报恢复民间面目和自由言路之权力，那么，其批判和背书正反两面、在野党和执政党，也没有什么错处可以追究，因为笑骂成文，风闻无罪，新闻记者不以左右划定其标准和是非的。

可是，历史不是没有是非的；胡先生的合题，几乎就是黑格尔式强迫合题的变种——用中共“解放”，作为了答案；且自觉、不自觉迎合共产党多方操纵大公报之趋势，完成了胡先生始料未及的过程，同化之，迎合之，解构之；自我埋葬。于是，自由主义之正确与否，就有了另外一种标准；大公报如果坚持四十年代胡适之主义和蒋介石政府主义，是不是更加接近其自由主义面貌呢？惜历史没有如果。实际情形是，大公报里，（地下）共产党人如过江之鲫，翻云覆雨，明暗兼合，把该报真正引渡到共产党那里去了。王芸生后来悲叹，是他亲自埋葬了大公报。所谓毛之四不承诺形同废纸（函：人员不变，社名不变，主编不变，民间报纸不变）。回到原点，我们看看胡先生强调共产党/国民党有效性之论据——

一，巩固党的权力，一切权力属于党（胡先生引用当时国民党看法——自立注）；二，统一党的指导机关；……个人绝对服从……三，领袖一齐出来领导；四，在党的指挥下，统一军纪。云云。“同俄国人的关系实在很深，从党部以致军队，组织上受俄国感化，在在都有迹象可寻。并且曾得明验大效，又都不能否认”；“说到这里，我不能不讲讲党军政治部的办法。……这政治部组织，完全仿效俄国，各军各师各团都有，内分宣传和组织两部分。在军中灌输政治教育，在军外实行民兵联络，在内演讲，在外宣传，这是宣传科的事。在政治部办事的人，以学校教授大学生为最多，大都抱满腔不平之气，勇于奋斗，艰险不辞。军队之外，政治部的战斗力，确实不在兵士之下，这是一种俄国式的组织，实在是党军致胜的第一利器。”这个利器后来不是国民党专利，也不是军事打仗专利，而是中共治国之专利专器了。（“我在汉口，本想访问鲍罗廷，因为他病了”，未成。）

然而，胡先生并不是没有研讨过这个问题，而且曾言深刻，切中其（苏维埃）弊。和上述有效论，恰成对比。孰是孰非，后人也许看得清楚，也许疑窦丛生，因为，时下共产党经济发展有效性，是不是可以继续变型苏维埃有效性，是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还可以清楚记取二战时期，罗斯福关乎苏联“进步论”与其有效性评价之历史。故此，苏联问题直接带动中共问题之研讨，呈现于大公报和今人研讨文字中。在整个四十年代中叶，王芸生等人虽然在一系列重大课题上抨击共产党和毛本人，但是，其对于国民党后期的鞭挞，最后变成导向中共的歧途，而使该报社万劫不复，名存实亡。这是值得今人或可深刻反思和反省的地方。他在《东北之游》里开宗明义就写道——

苏俄情况，闻所未闻，一党专制，何至如此！发皇之象，实则杂沓；衣衫褴褛，货价空空；“产业荡然，拆买所余”；“商贾绝迹”；田野荒芜，“勤闹饥荒”；“以红军、警察、侦探三项为立国骨干，所谓‘偶语弃世’者，在今日俄国实现之。人之入党后，“子女须受党之教练，首以背叛父母为训。……万国所无之暴政也。”苏俄当局要人亦腐败，最受优待是红军，次为探警，再次为工人，“最受苛待者为知识阶级与商人。”“俄国法庭，专制严酷，世无伦比。无律师辩护，无上诉办法。”“两机关报外，无第二种言论。”这种国家党治究竟是不是一种效率之治呢？国共两党是不是记取了这样的万国所无之暴政呢？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决无一种看法——因为这个转正的体制对过就是赤色政权推翻的临时政府和他们杀戮的沙皇家室；究竟是要黑色之资产阶级抑或沙皇统治还是要苏联呢？参与革命和暴力的俄国作家，他，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流放十年后说的一句话是，“我罪有应得”。

谁，罪有应得呢！

值得关注和讨论的最后一个课题就是列宁新经济政策走向的新环境和新计划。胡先生对此的看法是，他认为公有制的苏维埃坚持由此有了改变和放松，所以，压制工人抑或压制农民之政策，得以缓解——在广大顿河流域展开的对于农民和哥萨克的镇压，有所趋缓——造成后来人们议论之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救国救民之道——也是道可道抑或不可道也。压制农民推崇工人之政策，还是反向选择，似乎在新经济政策下得以转化。胡先生说，（彼时1926年）“ 列宁死后，金诺维夫（季诺维也夫） 与加列各夫（加米涅夫）颇有权威，二人皆列宁之死党而与杜罗斯基相水火也。金诺维夫兼掌第三国际，主持世界革命运动，尤为有力。……对经济主张厉行新经济政策。……杜洛斯基往岁反对列宁最力之点，为改行新经济政策，复活小资本主义。今则金诺维夫等旧干部一派亦因外交经济与现任干部意见不合，遂联合一致，反对史他宁等。吾人于此，当知俄国之经济政策，完全采温和稳当之办法，盖‘共产制度惟产业熟达之国家始得实现’，本系马克思所预言（胡先生不知道“跨越卡夫丁峡谷”——自立注）。列宁以体现马克思主义自负，乃竟忽视马氏之预言，强欲实施共产制于俄国，卒至失败列宁及身悔悟，已许工商企业之私人经营，史他宁当权，对于中产阶级之保护，更为尽力，为此俄国年来政局安定，生产恢复之一大原因，亦即史他宁招致反对之所由。质言之，杜洛斯基辈，如果得势，则世人现在目为过激之苏俄政治，将益益左倾而过激。”此誉斯大林，是一个新见。

胡先生还说——

意大利为黑党，苏俄为红党，“一党嬗权，压迫多数人民，剥夺多数民众，……一系标榜无产阶级独裁，一系迎合资本社会好感耳。”。苏俄革命缘于帝俄压迫，欧战疲惫；而意大利“工人横行，……报复资本主”；左右归一，遂使得权。“近来，俄国国基渐固，反侧渐安，政府要人，就慢慢取销共产政策，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而墨索里尼执政以来，“意国确实繁荣富强”。

这个论段跨过“卡夫丁峡谷”（马克思所谓：俄国经济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阶段论，直接根据俄国农村公社形式，进入社会主义，云云），直接变成了实验农场里面的“动物庄园”；但是，现在却冒出了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带来外国资本如哈默的援助和投资，使得列宁主义留下一个容纳资本主义成分和份子的罅隙。这是耐人寻味之处——因为，当青年哈默和老年哈默分别在俄国和美国见到列宁和邓小平的时候，他提出的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统一于资本模式的“创见”，有了历史性的发展。这个发展，在俄国，虽然瞬间即逝，退回到集中营经济之斯大林模式——但是，转换到中国，却成就了另外一种列宁主义变型纪，且成为共产主义走出窘境的幻觉中之现实和现实中之幻觉。

此幻觉就是中共政治经济模式和中国价值论。

一切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吗？！

一切现存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推翻之、否定之、抛弃之之历史轨迹又放在哪里？

如果只有黑格尔是“合理”的，那么，其前辈后人莫非都是不存在的和不合理的吗？

黑格尔是从石头里蹦出的、无历时性、唯共时性之德国“猴子”吗？

……

以私有制与否，考量体制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条件，现在破产了。中共体制之私有制性质，大大超过毛主义时代之伪装公有制形式。这个两制共存的唯一条件，就是看产权的是否合法。公有制带来的国家化掠夺，其实，其间不存在什么普遍意义上的“国家”含义——它就和“人民”，“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一样，在极权主义消灭阶级和社会的无人权、人格、人生之体制里，根本不存在一样。其权力之经济权界和政治权界，也根本就不存在。其间，只存在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权力结构决定论。所以，“公有制”，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而其“私有制”，也同样要解决他们自身产权模糊之现状——但是，他们首尾不顾，只好先卡断前此夺取政权以消灭原有之私有制之是非成百——可是，他们业已发现，持续这种公有制产权模式，其个人，私有，特权，将无处落实；打天下，变不成坐天下，财富无法入帐，个人集团和政权不能致富——故此，一切要转变成为“他们”的“私有制”。于是，列宁或者哈默模式，“先进”，发展和异化到中共现在的私有制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重申托洛茨基所言，他们的资本主义，就是他们小集团黑领阶层的资本主义。

于是，问题的症结何在？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他们披上这个商品和市场标签以后，可以和美欧商业资本，取得价值一致的新衣和筹码。

冒险家的乐园于是和“动物庄园”，现在砌好了最后一道接轨的墙角。

他们现在真的到了“令人最为亢奋的时期……”

图：右戴新疆帽者为父亲。

羡君应召天上去

            －－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作者：刘自立

墓木已拱。

这是父亲刘克林的一些老友怀念父亲时的一句老话。父亲的遗体已星散云逸，无“墓”可居。但是，他的灵魂是否确在，本来就成问题。所谓梦魂牵绕，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实在的，是一种沟通状态。

近读诠释玛雅人文化书，知若有一种储藏“两界信息”的水晶球、水晶头骨一类异物，当可通过自我溟灭，复观前人之亡魂，且可与之对话，即可知死亡之迷，也可以此窥知未来之走向。只是不知这种神秘主义对于我们东方人有无效应。

几次“托梦”，都见父亲立于灰朦之中，不言不语，且时常与我对视一阵，复而转身退隐，消失，暗淡。而我则在梦中有重见父亲之大惊愕，却又不可能大叫一声“父亲”，就那样一次次见他显像而归隐。人是极度忧郁、晦暗和悲戚的，是中国人所谓冤魂之形状吧！这种“生”亦如死，死亦如哀歌的场面，证明父亲去世33年（此文做于七年前，今有修订－－自立注），虽墓木已拱，时日悠久，但在超时空的存在中，精愫决定的“几维”空间，仍有冤魂期待活着的人，做一次轰然之弥撒，以告慰他仍在流血的心。

父亲走了。在1966年8月那个恐怖的日子里。梦中太忧郁的父亲，与父亲友人们谓之诗豪、酒豪的誉称，实在是阴差阳错，天上地下。

1977－1979年，在两次追悼会期间（一次是叫做“骨灰安放仪式的”，是所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时隔几年，又有中宣部六位“文革”落难者的正式追悼会，耀邦同志莅临以悼）都有送悼诗、文的。李慎之先生的两首诗含批判于悼念中，是十分之所谓“热辣”的一种。

一首为：“莫论诗豪兼酒豪，昔日文坛抱旌旄，羡君应召天上去，胜似屠门握杀刀”。

“握杀刀”一句，出自廖仲恺的诗，“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年，胜似屠门握杀刀”。（1922年，廖促恺遭陈炯明囚禁时写下《留廖内子》一诗，与何香凝别。）这里面储存的两大信息十分明确。一是父亲本为性情中人，有诗酒随情，豪迈爽朗的气质，也不可说没有恃才傲物之性格，所以是诗豪酒豪，既为尊誉之名，也是描写之状。“握杀刀”，则是慎之先生之尖锐的批判。其中缘故，十分深刻。

父亲一生为报人，为写文章人，但后半生一直做“御用”文人，写过大量文件，其中主要的是参与中央反修小组的《九评》写作。而慎之先生作为父亲燕大的同学，“战友”，都为学生自治会成员，父亲尚为一届主席；当然了解他年轻时代的理想或理想主义。但时隔半个多世纪，《九评》被定位为“文革”之理理论基础，（见《环球时报》），却是父亲本不可能预料的。一个被“文革”夺走生命的人，其最后之精神与“文革”有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呢！

第二首，“十年无处哭孤坟，面对空棂揾泪痕，青山何处觅骸骨，可怜狗党恩深。”

“功狗”之谓，其实也深。为党的事业做了贡献的，党是要给予一定的精神或文字肯定的－－当然含李慎之本人。几百万、几千万怨魂，或为“功狗”，或为无功之狗，却似乎都难以上升为“人”，这当然是一种封建色彩。此话出自汉高祖刘邦，也就不难理解了。

1979年，中宣部为六人举行追悼会，场面宏大，人头攒动，“八宝山礼堂为之不容”，许多人都站在礼堂外面。当致悼词及父亲时，念到他死时42岁，对其一生的“功”劳，全场发出一阵轻雷般的叹息，使追思之情凝固为一种戚戚之物。我全身颤抖，全力抑压自己的感情。弟后来有文章说，母亲瘦弱的肩膀在哀乐中剧烈抖动，但她也在压抑。（只是在后来父亲一友人的另一次追悼会上，母亲因抑力失控，忽大哭而晕倒。对于灵魂的哀诉，是无时日的选择吧！）

站在默立于追悼会场的人群里，我的眼睛已经模糊，但记得父亲的遗像亦显出郁郁之情。我们本来是选择了一张他在国外开会时的照片放大。他那时身在日内瓦，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团长是陈毅，时间是1962年。后换了一张可能是档案照。细看此照，已浮现出父亲忧郁的一面，与我在梦中所见相似。这是灵界对他的一个选择吧！不久前，我亦赴莱蒙湖边。所寻父亲踪迹，烟波浩浩之中，似得亦非得冥冥之告。

从记忆看，我倒并未看出父亲生时有多豪爽，豁达，或有多少内向，郁闷。可能是我的年龄尚小之故。只是他去世后，他的同学、同事、老友在告知父亲生前事时，有这样两种判定。一种说法是，他从《大公报》转至中宣部后，人变得忧郁了。唐振常先生持这种见解。我寻此线索觅忆，似确乎如此。其实，父亲的工作地点多在钓鱼台，很少回中宣部国际处他的办公室。

60年以来，社会极“左”思潮弥漫，渐成气候。在此思想核心地位的人，也并不能完全了解个中的波谲云诡的局面。父亲 当然是“紧跟”这种形势的。我在中学生活之中，关心政治，阅读政治读物、看报纸、看杂志，已成习惯。但政治形势发展之快，本不是我们这些少年追得上的。连父亲本人，也有一时难以理解之处。记得有一次与我们容膝而谈。他问到我们几个，谁可以讲出林彪的“四个第一”。五兄妹中，只有大姐悉数以答。而我却贸然反问父亲，何以理解“四个第一”的内涵。父亲听后，却也一时语塞。

父亲本非“老革命”，以他当时的处境与“政策水平”而言，林彪到底要做什么，当然几一无所知。但是。对于我一向远骛马恩原著，懂不懂，都有崇拜之心，父亲对此是不甚满意的。又比如，那时，我从东安市场旧书店购回一本《震憾世界的十天》，喜形于色；但父亲看过亦无表态。想来，此书中对于托洛斯基的肯定与誉词，已难于使他做出表态与评析。从这种忧郁与疑惑，尽管无法探究出他到了中宣部就变得忧郁的原因，但是，亦可见出一点蛛丝马迹罢。其实，到中宣部这个地方，于父亲一介书生，党龄尚浅（他是在50年代“重新入党”的）的身份。实有陌生感。对比中宣部的老延安们，本是“格格不入”的。

大姑父在80年代与我交谈时，就回忆过。他说，他劝父亲，要干，就要“加入”，不然，就很尴尬。这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好在他是搞国际问题，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与他在《大公报》时期，以一介书生，“文人论政”时相比，已人“城府”，年龄也从青年转向中年，沉重的文化负担与政治负担，或许在情感与人格上开始了对他的扭曲。

以至他常常对我说，他愿意搬出这里，到北海邻近，购一小院住。他对我说，长大后不要当什么学者、知识分子，应该去学个木匠为生。住在中宣部的宿舍里，邻窗可见树木一片，他有时发议论，说：“看，我们像住在山上哩！”这都是他从事紧张的文字工作之后，在闲暇时对于超然之境遇的祈求，只是没有真的去躬身践行而已。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父亲是经历过1957年、1958年的政治运动，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以至最终看到了“文革”的序幕。仅从少年时代与父亲“交往”的我们而言，直到今天，才见出在中国做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与政治上，面临过怎样艰难的选择！若非立场稳定，对大事件之厄运多少采取了片面与回避的态度，是不能遴选为思想核心班子的写作成员的。父亲到底如何看待这一切，我自无从得知了。当然，生活的演变与转折，多为渐进，少为突变。起码，在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日子 里，父亲也有过一些与一般年轻人一样，大笑开杯，心无多虑的时日，那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日子。

我的舅公唐汉三为候德榜的助手，为化工界元老。他在京时，逢其五、十生日，都要庆贺。记得50年代中初来北京，就在北京饭店聚餐为舅公过生日，以后每隔五年举办一次，60年代一次，是在四川饭店。记得父亲酒喝了不少，谈兴甚高，红光满面，留下他十分愉快的一个印记。以后，我又在王芝琛先生处（《大公报》社长王芸生的公子），见到40年代末期父亲与其他《大公报》人的合影，英姿健硕，爽爽自如，没有丝毫悲郁之情，也是十分愉快的一个印记。但这种愉快，在我们一家搬至中宣部后，确实并不多见。

父亲的工作使他有机会迈出国门。足迹遍布欧亚非几块大陆。抗美援朝期间，他奉《大公报》（上海版）之命，赴朝采访朝鲜停战谈判。涉及劝说志愿军战俘回国的报道。他被公认为当时中国记者团中，文章尤见精彩的。常常是晚餐酒后，于深夜将长篇报道一挥而就，传至编辑部发表。后著《东场里血案》一书，由《大公报》出版。从朝鲜返回上海后，他受邀在沪各界会上做报告，一句开场白：“朝鲜战场形势十分严峻！”引来听众们的关注；以至几十年后，尚有人提及。

1962年的老挝问题日内瓦会议后，他以一篇《看！莱蒙湖这面镜子》名播于世。后与人合著日内瓦通讯集。1964年，又随周恩来总理赴亚非阿（阿尔巴尼亚）十四国访问。届时，他已调至中宣部国际处。

总理出访中事，我知之不多，仅从近年面世的一些书籍中见到少许记载。从十四国回来，毛亲赴机场迎接，也使父亲十分感动。他的情绪似被这个场面吸引，海外诸事，早已放在脑后。那时，弟妹有幸到机场迎接，要了一辆小车。这车子已不同于父亲用过的，《大公报》那辆王芸生老社长的老爷车了。（又，记得父亲从日内瓦归来，叫我到家在附近的街上等待。不一会儿，一辆新华社的敞篷汽车飞驰而至。车里坐着几个年轻的记者。父亲从车上下来，神色轩昂。）

从机场回到家中，父亲尚未休整，旋即叫我们随他一起去北海公园。每次出国归来，他都有一种更加眷恋祖国之情。他还为我们吟唱陈老总（陈毅外长）在访问非洲期间所填的《满江红.黄金海岸》一词：“尽是黄金，这海岸，摩天壁立。任掠夺，大洋风雨，神号鬼泣。贩卖黑奴，过一亿，又教对岸红人绝。惊世间，残暴竟如此，两洲血。”

反帝反修，自然是父亲出访的大使命。但那个时期的人们，如何能够冷静如现时。另眼看特“资本主义”世界呢！日内瓦湖的卢梭岛百年如旧，但对于父亲，对于我，在心理上已是两般景致了。

一如新中国的外交官与记者不可能造访美洲与西欧一样，父亲的足迹最西，恐怕就是到阿尔巴尼亚了。恩维尔.霍查的形象，在少年人如我一辈心目中十分高大。

另外还有在“古巴西，洋基诺”喊声中浮现眼前的卡斯特罗。石方禹先生那时著诗《古巴革命及其他》，是我十分喜欢的作品，常常朗读。父亲也表欣赏。他的心目中，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是十分令人激动、崇仰的事。当美军在猪湾试行登陆时，父亲以严肃的面容，告知我这一消息。虽然，我那时不过是个小学生。

我当然不知道，父亲的家中，他的二姐在台湾，后去美国。生活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气氛中的我们，根本不会知道四十年后，对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巨大转折。的确，父亲把身心托付给那样的一个“事业”，他也不可能有暇思考事物的另一面。然而，这个“另一面”，本是十分客观，十分严峻地存在着的。这个客观就是，毛的内政在历史中将其真相呈现的时候，却无人能够或者愿意将其外交，联系之，加以呈现。这个现状现在正在改变着。

我们从零散的史料复原中可以看到，周恩来的外交本身，已经无法逃出毛的世界革命，而归于独善其身之局面。父亲同学李肇基死难于可什米尔号爆炸。近来，他的亲戚自费印刷了一本没有书号的非正式出版物，以寄托哀思。李肇基和万隆会议罹难者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疑问－－何以在知情蒋介石方面的特务动作后，还是让李等前往香港启德机场登机，何以周等可以改赴昆明……！

这个事实许多作者提及；但是由李先生亲属提及，尚属首次。

具体的事情如此，大局的判断难道不是如此吗？毛的对外战略，一是人肉付出，几百万所谓志愿军弃骨朝鲜，换来的是什么！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带来格瓦拉和波尔布特一群屠夫！二是金钱付出。1957年，他就可以付出四十亿美元，买赫鲁晓夫的原子弹（见张戎《毛》）。当人们以为反美是一种永恒真理时，毛由于内外交困，他抓住时机，小球改变大球，把反美改为泛美，泛日了－－而美国，正好是在这个集权政权最为危险的时候使之化险为夷－－这个化险为夷的美国对华政策，对于中共而言，正在化为崛起。

诸如此类，我们是后知后觉，不去多说了。我们其实还是蒙在鼓里，父亲的反美，是怎样一种扭曲和冲动！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姐夫曾劝告父亲去美留学，被他一句“我只对中国有兴趣”而冷拒绝。如此一来，父亲的远足，其基点，当是建立在“对中国的兴趣”之上。也许，超越意识形态的鸿沟，父亲和他的父亲，都是地道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且都越洋出海，放眼世界。只是这种"爱国"之内涵，南辕北辙，天壤有别。

图：右为父亲。

八十年代中，据远在美国的我的姑母信中所述，我的爷爷刘光柱本为民国政府海军部少将司长，主持海军编译局（此局原为严复主诗）。后又办《海事》、《四海》两本杂志，也都是因他留学日本，对海外之事有所了解。“七.七事变”，日寇占领北平后，土肥原贤二邀爷爷与其共事，被拒。爷爷遂返回湖南新化老家。爷爷虽为刘步蟾之学生，但依父亲的话，“一生纸上谈兵”，没有真的率军打仗。但他的民族气节是赫然明在的，不可能与日寇为伍。父亲少年时代的学习，多是在他二姐的指导下进行，当时我家在香山有一处别墅，父亲的唐诗宋词，许是在那个“天方夜谭”般的环境里“派生”出来的。以后，他二姐以二十岁多一点的年龄，携他的表弟（或堂弟）等，如以后成为希腊文专家的水建馥等，同舟赴四川，一路坎坷波折。

父亲的藏书里就有《旅顺口》一著。当时的我，自然不谙国家－－大家，与我小家之历史的缘故；他还带领我们全家去看电影《甲午海战》，我们一群小孩被邓世昌的英武殉难而感动，却也不谙其中大家与小家之历史的缘故。父亲有一次与我们大谈夏完淳，说他如何痛斥明奸洪承畴。忆及那次叙史，至今历历在目。几个月前我获购夏完淳《大哀赋》一书，把夏完淳大骂洪承畴一节择出朗读，其时，父亲的影子似于云间重现而笑。是的，为了追回父亲的表情，感觉，乃至他的谈吐、朗读之节奏、语气、神采，我反复诵读了下面的段落：

夏在明知洪氏为汉奸后用反讽口吻说：“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知道本朝有个大忠臣洪亨九先生，是在松山杏山之战殉难的。崇祯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我常常佩服于他，想学他的榜样。我虽然今年只有十七岁，难道杀身报国的精神，就不能追步洪先生吗？”洪氏闻之，哭笑不得，闭口无语。（见《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南史撰）

南明文化培育的“遗民”情结，在五六十年代的父亲身上绝不可见踪影。只是我以后细读了陈寅恪的晚年诗文，暨余英时先生80年中的析读，争鸣文章，方才了解陈寅恪大师何以要写钱牧斋与柳如是。父亲当然不全是明确的“遗民”之感，他曾撰文大声疾呼，在革命岁月里，不当罗亭，要当英沙罗夫！然而，他的理想，在他逝世前的岁月里，愈来愈逼近死亡。我记得“文革”初起，他从钓鱼台返回沙滩（中宣部所在地）。工作与生活似处在严重的失序状态中，一如他被派去参加“四清”所遭遇到的纠葛与困扰一样，失序的混乱与忧郁，为他带来险恶的预兆。这种“非延安出身”的情结，最与造反派之谓“阶级异己分子”挂上了钩。之所以说理想使父亲焕然、豁然；理想的挫折、挫败使父亲戚然，惶然，都因为他视理想为绝对。

一个理想主义者，本不是城府若深，一肚子“党文化”的营营苟苟之辈。他非但没有任何“厚黑”的分子，连“浅黑”、微黑也谈不上。至终不过四十二岁的父亲，始终是一个青年。

父亲以叛逆之身于1939年他14岁时加入共产党，在赵世炎之侄赵一鹤先生之介绍下，在一国民党将军的宅邸后院，宣誓入党。但以后，党与之断掉了关系。“党文化”之压力一直在压迫他。固然，《大公报》或燕大时期，他尚有正面的追求，“文章报国”也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也好，付诸行动，主持各界人士抗日集会，参加游行，编采文章，高涨政治热情也好，一如他的老同学所说，要“至上”，也好，都反映了父亲的理想主义者的襟怀。虽然，今天，现中宣部已承认了他起自1939年的党龄，但从精神到肉体，这一追求已经灰飞烟灭了。

豪爽的父亲，应了苏曼殊和尚的诗，“纵有欢肠冷似冰”。我常想，若父亲生前一直以“冷似冰”的态度，处理任何事务，他也就会和许许多多曲直如常的人们一样，从牛棚马棚里走出来了，还可能官升一级，半级的。但细细一想，这就不是我的父亲，不是那个狷介耿直、文坛旌旄的刘克林了！

1964年，在北京播出《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那一刻，父亲随着播音员齐越的声音一起朗读，“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父亲已去，确是无可奈何。理想主义的时代是否会相识而归呢？

图：右一为父亲幼年时期。

文坛中人在讨论中国现状，评析文化衰亡，物欲嚣张而伦理堕落的今天，是否可以期待未来的信息时代，有一点点理想的、浪漫的、非实用主义的影子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然而不管父亲当时如何写其九评，也不管当时的九评班子中人如何评价九评于今天，九评中的两大因子，一是社会理想说，一是爱国理想说，是生长在当时的“写手”们的脑袋里的，大致没有疑问。在经历或批判了“文革”的本质以后，人们仍然难以分辨革命与假革命，宗教与伪宗教，文化与文化赝品之间的界线，断头台，大屠杀，烧毁书籍，告密揭发，当面是人，背后做鬼，为主而杀人，刑讯，如此等等，都是不分革命之真假的。当人们不了解这一层，他们就陷入了“目的论”中，而忽视了把“手段”当成了过程的全部劣行。九评中人，在当时就看透这类“革命”怕几无一人。

我曾试图采访钓鱼台反修小组的成员，但这些老伯们都认为写出这段历史很难。一种就是，九评的评价问题。“上面”说是“一风吹”了……这种“一风吹”是个什么东西，与历史、政治和文化虚无论有何判别？

再就是，不好调当时之档案。据云，钓鱼台中人，是一张纸片也不能拿出来的。七老八十的人，空凭记忆，当然写出来也不准确。

《九评》自然不是个人的结果。康生管得不多（他是中央反修小组组长）。邓（小平）管得多，常来钓鱼台。文章修改主要是胡乔木。有时要改几十次，以至与初稿面目皆非。其中 一老伯告我。我和你父亲是起草头稿的两个人。 我听说王力自吹九评中的某几评是他写的，完全是胡说。

这样，我就大致放弃了通过采访九评中人而跟踪父亲的念头。尽管，我以后又获得了许多有关中苏关系的史料，遂使评介《九评》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通过灵媒与父亲对话的话，那么，他在职1966年的最终选择，是投了他人生的弃权票的，其中包括对于《九评》！

再如果，我可以潜身于父亲的灵魂，在撇开了“或生或死”这一人类中心论的狭窄命题以后，我们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回顾发生在历史上的关于理想与现实之争。镜头要切换至1949年的香港。也如我二姑母时隔40多年，在美国来信中 所述，父亲 与其二姐，在香港，在北平被大军所围时发生的一场争论。当时许多亲友俱在，如我大姑母，大姑夫等等。父亲忽口出直言，谓李文（国民党兵团司令，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黄埔一期学员，北平卫戍区首长，我二姑夫，）应当放下武器，以免北平人民生灵涂炭。二姑复，我一个妇道人家，如何可以指示他这样做。随后泪下。众人都谓父亲无礼。

这是时代两极决斗中事在一个家庭中的反映。1949年后，李文事一直困扰着父亲。1954年万隆会议，本是邀父亲前往的，也因父亲在采访“抗美援朝”时报道有功。但因有李文这个“关系”，未能成行。有父亲老友当事人忆及此事，当时乔冠华说过，李文！？有什么关系！“文革”中父亲也许又交待了他与李文、其二姐“划清界限”之事。

所有这些枝枝节节，为少年时期的我们所无知，所不解，但确是压在父亲身上的“大山”。《大公报》时期，从容不迫1940年末，就有了自由主义之呼声。其中几篇社评大声疾呼，明辨于此。虽然作者每对此三缄其口。但父亲、唐振常等年轻的大公报人，还是希望《大公报》“新生”的。

40年代，父亲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为标题，鼓呼支持学生民主大游行。此题中“正正之旗”，是黄梨洲“始有堂堂正正旗”诗句衍化而成（见《南雷诗历.偶书》，1917年。）可见“左”的思潮已澎湃击岸，闻之有声。也许，这也是“新生”的海燕来了罢。虽然这种“新生”实发展到名存而实亡的地步。《大公报》中左右两派名记者中，到了1957年、1966年，大多难逃厄运。都以无论左、右派身份归于“大同”了。其中自杀者不乏其人，范长江、杨刚、孟秋江……最后是刘克林，都是一个下场。

苟且活下来，也是伺之一隅，如朱启平，一篇《日落》，驰名天下，死时，却只有香港《大公报》发一短讯，几十字而已。

父亲在我眼中，是一位很单纯，甚至很单调的报人。他每每上夜班，写文章，后来屡屡出国，也是做文字匠。有传说，在非洲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汽车上，受陈毅外长之命，他以膝为案，一次草就的文稿，使陈满意异常。遂有“刘克林是我们外交部的人”，这一陈的说法，父亲为文也快，也精彩。是受了王芸生等一批“一支笔”写社评，写一纸，会印一纸的倚马之风的影响吧！

在钓鱼台，他当然也是以“快”为优势。他说，钱大校〈砥千〉是绣花笔，虽慢，却文章打磨，十分漂亮。一次，他为我们子弟朗读关于朝鲜“千里马”运动的文章。读后，索问感评。我贸然以答，其中，“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此段最好。父亲听后朗声而笑，说，那是毛主席的话嘛。

不要否认，在他投身其中的，带有“左”的色彩的一系列宣传鼓噪之中，可见其文笔的影子。以至他在喝醉酒后，会忽而问我们－－“你们，能不能革命到底啊？！”那时，我们都已惶然，如何革命到底？学雷锋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我从小即爱读书。对于列宁、罗伯斯庇尔、乃至涅克拉索夫，都感好奇。父亲藏书，尚有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暴风雨》。但他对我们的这种“西北”的苗头，每评以“好高骛远”，要读中国人的书。虽然，我亦记得他在早些时候的文章中，曾援引过爱伦堡，1964或1965年，父亲也购买了“内部读物”如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哈恩、内夫编辑的《核时代的美国战略》、泰勒的《音调不协调的号角》。然而，“新思维”给父亲带来如何的影响，我也许永远不得而知了。

当革命之“水至清”的局面，在我朦朦笃笃阅读《厌恶》被搅混以后，大悲剧的序幕正在拉开。从1966年7月份中宣部副部长父亲的顶头上司姚溱自杀以后，父亲的精神已开始变做游魂。他寝食不安，茫然四顾。记得家中常没人照顾他。母亲远在宁夏“四清”未归。小妹本来给他从食堂买饭，以后为“划清界限”也拒绝买饭了。父亲终日失眠，在屋里不断踱步，苦思以虑。1966年8月6日午，暑雨如缕。

父亲给我留下一摞薪水，忽对我说，“凄风苦雨啊……”

我自然不解其颐，因为未成年。他何以把工资给我！（保姆自然已被遣走。）以后，至黄昏，事情终于发生了。父亲从中宣部国际处他的办公室坠楼而下，撒手人寰。几天后，母亲从宁夏归。

陡回家中，她一进门便问，“爸爸呢！”母亲那双眼睛的光，对我们而言，是永恒的！

虽然关于父亲“自杀”或“他杀”是一个谜，何况又是在康生手下工作……但是，理想之厦的倾覆，对他而言，已成铁案（更有不幸，妹妹识一高人云，父亲的亡魂未行超度，仍在大森林中游弋……）

图：前排左一为父亲儿童时期，后排中间最高者为爷爷。

也是二姑母信中，曾述爷爷在台北无疾而终的安详一幕。那时，爷爷向来早起在庭院中散步，继而促孙女《我表姐》上学。那天却未见人影，急去卧室探视，只见老人家安眠枕上，头略偏重，似有异样。呼唤把脉，全无反应了。当时枕被齐整，晨曦在照，满室祥和。那是1955年10月20日。

谁能知晓。十年以后，他的惟一的儿子，排名老八的父亲，却在怎样一个“凄风苦雨中”“应召天上去了”。

爷爷有诗词留下。是我在广州沙面大姑母宅中所见手迹。抄录如兹，供对中国海军史，继而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的人士欣赏－－

“梦里家山，病中岁月，一年容易中秋。暗影清云，嫦娥深锁琼楼。问天明月几时有？奈今宵，掩面遮羞。莫思量，世道茫茫，人事悠悠。

悲秋不尽骚人事，看西风萧瑟，总惹新愁。况属流亡，异乡风雨淹留。残躯未了终多幻，待年年，马角生头。最伤心，大嚼屠门，说返神州。”

父亲是不会知道爷爷的“终多幻”的心思的；爷爷当然也是不会知道他儿子“终多幻”的心思的。大幻象今归同一，梦已圆缺吧！但愿其父子能在地下相见，相谈，消弥误会，爷爷有一句话，叫做“如若我回大陆，我就没有儿子；如若我不回大陆，我就没有家”。悲从中来！绝望之至！

笔者注：原载《随笔》（1996年）等刊物。此为2006年修订稿件。

感谢作者供稿，文责由作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