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8/31/2008

http://nl.youtube.com/watch?v=qUE2bV4cM3E&feature=related

关于“恰空”的由来和解释--由琴友木心整理

昨晚和琴友在聊天室里談及恰空舞曲(夏康舞曲)的由來，發現國內的許多辭典對於恰空舞曲的解釋，大多認為是從西班牙起源并流傳開來的一種古老舞曲~~其實~~這是錯誤的~~恰空舞曲的起源應該是在墨西哥~~
名詞解釋----chaconne and passacaglia
-------選自《大陸音樂辭典》 康謳 主編
全音樂譜出版社
【英】。夏康與帕薩卡牙。

I．巴羅克音樂中兩種密切相關的曲式，兩者都是連續的變奏曲【參閱vari-ations I條】，溫和的慢三拍，和緩慢的和聲節奏(harmonic rhythm)，通常跟小節一同變換。對【夏康】和【帕薩卡牙】兩詞的演變與原始意義，歷來有不少人想做解釋，都歸徒勞，想把兩者做明確的分別，也同樣徒勞。事實上，巴羅克時期的作曲家用這兩個名詞的時候并沒有什麼分別。這并不是說我們現在不能把這兩個名詞做更適當的應用，可惜近代的作曲家們在他們的詞意上還沒有達成一個大家都接受的定! 義，而有關文獻上對夏康與帕薩卡牙二詞的不同也往往充滿矛盾甚至隨便的說法。后期巴洛克時代的作家(如walther 與mattheson)所做的分別----譬如以迅速為依據所做的分別(但兩人相互矛盾，見j．heder，dietrich buxtehudes orgelwerke【1951】，pp．60ff)
則只不過在學術的研究上略具價值。夏康與帕薩卡牙二詞唯一實際的分別是一個有頑固低音(bass ostinato，ground)，一個沒有。若要把這兩個名稱跟它們最著名的曲例如(巴哈作品)相配合，則有頑固低音的連續變奏曲就叫做帕薩卡牙，無頑固低音的叫夏康。如此，帕薩卡牙就是一首連續的變奏曲，以明顯清楚的頑固低音為基礎，這低音通常是出現在低音部，但偶而也可以轉移到高音部，巴哈的帕薩卡牙便是如此。夏康連續變奏曲也是如此，但其主題卻是一序列的和聲(如I—VI—IV—V), 第一和最后的和弦通常是固定的，中間的和弦則可以被代替品取代。這兩種曲式不同，可以由以下附錄的三個實例可以看出。例1與例2為下行四聲音階的自然形式，例2為其半音變化形式，例2為半音變化形式，這兩種方式在許多的帕薩卡牙中採用; 例3則是一序列和聲的應用，而沒有基礎低音(夏康)。因此，夏康的特點是和聲! 結構做規律性的再現，但沒有明白可以辨認的頑固低音。不少人解釋巴哈的夏康，說它是一首頑固低音曲子，實難以讓人信服。夏康雖然因有反復出現的和聲序列，因而往往可以結構出頑固低音，然而這種過程所導致的卻顯然是派生出來的低音行列(巴哈的夏康情況便是如此)，巴哈卻絕不會選擇它做起步點。
II． 我們有理由相信，夏康原是狂野而放蕩的墨西哥舞曲，十六世紀傳入西班牙。1599年流傳下來『一個邀請，去墨西哥的tampico，在那兒跳夏康舞。』quevedo氏稱之為“chacona mulata”(黑白混血的夏康)，西萬提斯(cervantrs)則稱之為“Indiana amulatada ”【見沙赫c．sachs氏，《世界舞曲史》(world history of the dance，1937)】。在歐州，夏康舞曲則已完全失去了狂放的性質，這情形和薩拉邦舞曲(sarabande)以及三百年后的探戈一樣。帕薩卡牙(可能是由西班牙文pasacalle演變而來)原先也是一種舞曲或進行曲。前面已經說過，巴洛克時代的作曲家們在帕薩卡牙與夏康之間未作明白的分別。屬於帕薩卡牙一類的(其定義如I節所述)有巴哈的passcaglia(風琴曲)和louis couprin氏的passacaglia(大健琴曲)，以及b! uxtehude氏(dieirich buxtehude:
Complete organ works，j．heder氏編，四卷【1952】，卷一)與j．k．kerll氏的“ciaconas”，(都是風琴曲)，還有pachelbel氏的大健琴ciaconas。十七世紀的歌劇與清唱劇中的許多聲樂曲也都屬於這一類，例如蒙台威爾第的l”incoronazione di poppea中的著名二重唱。屬於夏康類的則有frescobaldi 氏的“conto partite sopra il passacaglio”。
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巴洛克時代的作曲家在用“chaconne”與“passaecaille”二詞時，所指的往往是一種形式完全不同的曲式，即輪旋曲(rondeau)，此曲有反復出現的疊句和數個二連音符【參閱rondeau(2)】，曲例有chambonnieres氏的一首夏康，d”anglebert氏的一首「夏康---輪旋曲」，和f．couperin氏的一首帕薩卡牙【pieces de clauecin ii】。
十七世紀初，給西班牙吉他用的passacalli與chiacone 可能是這種形式的原始階段，這時的曲子由一連串的四小節樂句構成，如下譜所示。
1750年以后，夏康與帕薩卡牙幾乎湮滅。貝多芬對兩種古老的曲式雖! 然可能并不熟悉，在c小調鋼琴變奏曲(1806)中卻已極為接近夏康。布拉姆斯的第四交響曲的最后樂章則是有意模仿巴洛克的夏康。二十世紀由於古老曲式的普遍興趣，對夏康有相當的復興，帕薩卡牙則更甚，后者因為對於對位法的結構比和聲還要注重，便特別吸引了一些作曲家的興趣，如布梭尼(tocatta:preludio，fantasia，ciacina，1921)，克任乃克(krenek tocatta ubd chaconne，作品13，1922)，亨德密特(在das marienleben中，作品27，1922---23; nobilissima uisione，1938)，貝爾格(在wozzek中，1922)，皮斯頓(鋼琴曲passacaglia，1943)和其他許多人。

学习索尔什尼琴——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                 

刘自立

一，

重温老索文本尤其是他的诺奖致词，心得不少。这个讲究文学救赎和心灵沟通者的文字幻术是不是有效于这个残酷的世界，抑或只是前一个时代的有一种理想主义，我们可以讨论。在他逝世几天的悲哀日子里，人类其实只是保持其有限的悲哀——有人对我说，同情是有限的；我也想起某个革命者言，怜悯和施舍可以救世于个别人，只有革命才可以拯救全体——结果，事情反倒颠倒，革命不单救不了个体，把整体也剿灭了；比如说，奥运会是一种什么象征？就咬合老索的提问与回答

——用另外一句格言就是：丧钟究竟为谁而鸣？

索说，“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场殃及二十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个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谅了。惩罚和邪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又在边境遭到射击--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见索氏授奖致词。下同。）

我们采取所谓细读分析就会发现，时间不同空间却是重复复制的这个北京现象——“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细读就是，欢欣鼓舞甚至狂欢节日却是压抑的现实。谁把汽车（我们这里是警车）掀翻了甚至点燃了？瓮安！

“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繁荣之梦很确切，但是，这里不是罢工，而是不让做工，都哄走或者停工；不是疯狂剥削停止了，而是为了庆祝这种剥削有功的昌盛！（含不给鸟巢建设者发薪。）

“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我们”是指谁呢？就是指那些头脑尤其冷静者——一位官方作家称之为狂欢前的“静谧”（见近期北京晚报）——好一个警察遍布的静谧！他们的确只是看看“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甚至当记者也无法工作上网或者进入新闻大楼的时候，就出现连这些琐碎和猜测都不存在的静谧，只剩下节日的快乐了！

索氏这些话真是绝妙无比！

索氏的涵义和我们的分析也许会出现一些落差和错位，但是精神和理论上的同在是非常明确的。他的提示包含我们的警醒。他们是，（一），当所有这些差距和疏离明确存在的时候，压抑者的背景和愉悦者的时空迥然不同。这个不同表现在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时空落差。他们要求北京尽可能使得空气清洁，道路畅通甚至网络无碍——但是，他们也许本着一种前殖民地人员的心理，并不关心是不是北京人和中国人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抑或有无资格提之。（二），他们只是借用北京这块地方打造一种似乎世界全球化的空间，而并不理会北京人的真实处境——而全球化的推广越来越遭到全球化的反对。这个差异很像所谓旧中国租界内外赫然有别那种情形，使人想起某种种姓和种族制度的复活。（三），当北京或者其他城市的贱民和奴隶都被驱赶干净以后，北京的所谓市民和权贵，就和外国人一起，享受这个不知道究竟是压抑、还是什么的节日了。于是，我们看到，索氏全部努力就是希望批判这种异地之别和人类之异，他和很多政治异见者的共同心声，就是企图唤起这种差异的感觉，正视之，批判之，最后取消之，使得这种差异变成一种无差异。但是，他的无差异论之结论，似乎是非常悲观的。在这种差异取消之前，世界之异，之别赫然存在——也就是说，正视这个世界的不同是走向大同的第一步——由此而言，不同世界的不同梦想才是现实：中国的富人世界，太子世界和血脉世界，不同于鸟巢奴工的世界；苏丹达尔富尔的世界，也不同于摩洛哥王宫贵族和沙特国王巨富的世界——在美国的有关人士抱怨美国对待苏丹只说不练……——是这个世界梦想不同的来源；要想统一这个梦境，恐怕和毛氏说过的统一思想都为痴人梦话，寡头疯狂——唯有希特勒做到了这一点？他的脚下，德国人万众欢呼：欢呼他们自己即将面临死亡！于是，索氏的政治观诉求，往往在字里行间，转换为他的文学关怀；缘于他对于全球政治的某种不屑和批判。他的表现之一就是批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那种国际政治秩序。

他说，如果联合国由所谓国之联合变异为“政府”之联合，则其存在意义就是0；又，按照人权高于主权说（这不是他的发明），该国不受个案，美国不受中国人之申诉，政治和政治学乃至国际关系法也采取同样的认知和态度，这个人的申诉究竟要到何处提出呢？（这个含义颇具文学性质。因为文学之人学往往就是大于政治和政治学的一种文化，他批判包含民主制度在内的人道沦丧（索氏批判美国道德沦丧！），而对于我们而言，更加注重他对于古拉格符码意义的对极权主义和东方专制的批判——于是，这个两种批判之人显得更加高大，以至于后来被人不理解被人冷落。他的文学之个人主义不同于政治学之政府主义——据说美国人只愿意和政府打交道——接见魏京生只是装模作样——延伸一下就是，若说联合国不能发出个体的声音；那么，一个国家因其利益，是不是也同样不会受理另外一个国家的个人（受难者）申诉呢——而无论这个个人是在申诉政治问题抑或其他问题？所以，索说，“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联合国组织依赖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国家的自由。由于有一种恭顺的表决，致使它拒绝对个人的呼吁进行调查，所谓个人的呼吁系指谦卑的、单独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恳求- -而这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来说是不足挂齿的。”（同上）当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受难者的利益发生冲的时候，这个中国人——个体之人或者集体——是不是只能深受其害呢？关于这样一个真挚的认知，我们当然拥护索氏的看法。

这也许就是索氏对于整体西方秩序的置疑。这个置疑缘于他的政治和国际关系原则。这个原则的凸现却不是以他进入西方政治民主原则为终点；他不相信这个原则？——他的根据来自文学——来自他笔下的文学救赎！（而这个文学救赎又怎样具备政治关怀的宏大啊！）他说，二十世纪比任何其他世纪都要残酷和残暴。其实，我们说，其“古拉格”是对于整个东方极权主义政权的政治批判，甚至其政治批判价值，远远超过其文学救赎价值。这个价值观，牵涉到他对于美国民主观的有限赞赏——但是，他很快就把这个政治灵魂，改装成为艺术和文学灵魂了。在这篇领奖词里，索氏的逻辑十分清楚。他反对苏联这个戕害人性和人心的暴政，但是，他着力人类解救之道却是他的文学。其文学“真相”说甚至压倒了他对于自由主义政治和政治学的期待——这个逻辑关联到他如何估计西方政治民主说与文学灵魂说的关系议题，却是老索隐秘十分，谨慎十分之所在。我们在《古拉格群岛》中看见的政权、人心、良心的剖析，使我想起很多类似纳粹帝国时代和眼下中国极权制度下人心异化的画面和细节。这是两种相辅相成的人性堕落过程。（在《倾向》杂志上，就有关乎于此的文章——见《灰色地带》（普.莱维）——文章点出的要害是，“压迫越残酷愿意卖身投靠的就越多，尽管其中差异很多，起因不同；恐怖，意识形态的诱惑；驯服地模仿胜利者；因为缺乏远见而渴求任何权利，也不管时空有多末荒唐；怯懦；最后，清醒的盘算……造成了灰色地带中，维系其特权的是一个愿望；‘保持特权’”。这些集中营的囚犯在政治立场上并无明显界线——投靠者有罪；而受害者也该受到谴责，他们被胁迫做恶，“但是在我看来，人世间法庭对此无权裁决。”“参与共谋不多者”（同上），可以赦免，但是，这些囚犯并无任何独立性——这个集中营“灰色地带”说，后来又被发展成为著名的“斯德哥尔摩情结”——这个情结说的纳粹版本就是“倾向”所言。）

扩展开来，现在的国际政治，就是全世界“情结化”、中国化的一个表现——他们被迫或者并不被迫协从中共这个制造灰色地带者。

这个表现如何解释？

（一），索氏所言之大灾难于苏联，于俄国人，于古拉格，与全世界对其之关心，之谴责，之暴露（真相），实在是南辕北辙，人心不通。就是他所言之“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心脏”。这个表述十分深刻。我或者你，或者他，如果为了一个乞丐愁死、困死，你一生都为他处于同情之中——这种人类现象，是不是人类之病症，是一个疑问——而用革命解放之，则成全球奴役之开始；反之，就像索氏所言，只要是在“遥远地方”发生的悲剧，其迫切性和直接性势必大削减，大消弱，以至于最后可以弃置不顾。其实，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悲剧并不遥远——如果那些到北京的人变远为近，他们即便眼见悲剧，也会将之幻化为节日——一如前说。这个事实，老索也许未有感知。

（二），如果既弃置不顾，又视若罔闻，那么，此类文学感召和艺术反省又会带来什么呢？比如说，北京前门的拆迁户和萨马兰奇或者罗格夫人的奥运心情，可以共戴一天吗？罗格老婆在秀水街一掷千金，前门的妇女却在为住房嚎啕大哭！他们近在咫尺，并不遥远，却属于两个世界！症结究竟何在？

（三），那么，究竟是国际秩序出现问题，还是文学良心未被发掘？对待前门妇女要讲文学救赎，还是对罗格老婆要授育国际民主？这两个问题，文学都不能解决——老索知道，希特勒和福特文格勒共襄拜罗伊特艺术节，但是，贝多芬和莫扎特只是纳粹杀人的伴奏——究竟文学艺术如何禁锢和开放救赎呢？这个问题直接引发奥斯维辛的耶稣存在和救赎之悖之问题：一些人说，正是因为耶稣的存在，使得受难者度过难关——另外一些人说，耶稣枉顾受难者，其正当性和存在，已被抹煞……

二，

我们言说的根据当然就是索氏的观点。他说——

“这样我就理解了并且感到，世界文学不再是一部抽象的作品选集，也不是文学史家们所杜撰的一种概括；更准确地讲，它是某种公共的躯体和一种公共的精神，是一种反映了人类的成长着的团结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内心感受到的团结。”

但是，文学的涵义和特点正好是诠释的不同。人们可以这样理解贝多芬，把他看成是纳粹进军的号角；也可以这样理解欢乐颂，就像吉登斯的电影中戏谑和此曲“对位”。古拉格群岛中的斯德哥儿摩症状罹患者，转变成为北京愤青，遍地存在。

“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在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起反应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为最早采纳、吸收并且抓住对人类的增长的团结的这种感觉的工具之一。因而我充满信心地转向今天的世界文学--转向成百上千位我从未见过本人而且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的朋友。”

是的。文学产生的正义冲动也许会使得东德的克格勃叛变，如一些书籍记载。但是，文学的这个效应，并不能改变克格勃整体，也不能改变苏联和中国。改变他的，只是政治。文学中加入政治的部分，只是政治操作的一种办法，不是全部。苏联解体，认可老索，但是，普京，还是可以继续其傀儡政治，寡头政治——而老索对之完全支持。人类可以因为文学产生的亿万种良知而得救，也可以枉顾这亿万种良知而不断推出正如老索而言的、比其他世纪更加残酷的世纪——而在这个文学艺术逐步凋零而政治幻术并未示弱的新世纪，科技化的垄断正在逐步取缔老索的文学万能论——艺术和贝多芬，正在被边缘化；索尔什尼琴本人，也面临这样的命运。

他还说——

“尽管怀有偏见的人民和政党被灌输以种种思想和信仰，但我却相信，在人类的这些烦恼的时刻里，世界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的真相的力量。世界文学有力量将浓缩了的经验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我们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

文学“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吗？

因果问题成为关键。索氏出现是一个因果论的奇迹！换言之，残酷本身可以产生奇迹，这个结论适用于文学——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残酷本身窒息文学继而涂炭灵魂——死魂灵遍布世界——中国的情形属于后者。文革六四并不能产生索氏规模和品质的文学。救赎，在政治层面而非文学层面徘徊。高氏说法，就是面对政治而行“逃往“——逃往，是解除烦恼的要素吗——十三、四亿中国人，个个都逃往吗？再就是，如果你不逃亡，就要留在船上——留在船上，你就要遵守“船道”——也就是他们的规则。我的一个兄弟告诉我，囚徒有自身求生的规则——监狱有其自身的求生之道。如果你不死，就要屈从这个规则。那么，在监狱和监狱意义上的国家如何可以对其另辟蹊径呢？是不是捧上一本文学就可以救赎自身呢？如果你牢底坐穿，就是升天求道乎！最后，现在还有多少人谈论“世界文学”呢？五0代？六0代？七0代？八0代？起码在中国，人们不读文学。

“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做艺术家的也就将能够在我们自身之内培育出一种拥抱整个世界的视野；当位于中央时我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观察就近的事物，而当处于边缘时我们将开始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拉进来。而且我们将相互关联，我们将观察宏大的世界。如果不是作家的话，那又是要谁去作出判断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不成功的政府作出判断（在某些国家这是挣得面包的最轻而易举的方式，是任何一个不是懒汉的人的职业），而且也是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在人民的怯懦的谦卑或者自我满足的软弱之中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

“当位于中央时我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观察就近的事物”——这个中央是什么？——和德理达的中心解构或有异同？

文化强权和文学话语权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的霸权——但是，这个霸权同时包涵耶稣和民主——取消这个文化霸权，走到何处？走到普京主义？还是中国特色呢？

文学什么时候成为“中央”位置所在？苏格拉底？但丁？耶稣一早被琉善批评，从未间断，直到伏尔泰和艾科——这是中心解构的历史——耶稣就是非耶稣的历史——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历史……

其实文学中心时代已经过去。就像绘画雕刻小说和戏剧本身就是个个时代的产物，不是每个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时代只产生膺品。现在，谁是老索以后的巨灵神？在空间上，除去复古和荒诞解构，谁是今日之灵？是西方的电脑三维、N维画图，还是欧洲那些奇怪派别？今天，一个牙医和诗人难道可以分出伯仲？牙医低下，还是诗人高尚？谁更有时代性？观察一个世界和观察一颗牙齿，难道今天有什么区别吗？难道我们的诗歌比牙医更有意义吗？至于政府和作家关系，至少在中国，是一个不值一提的话题。索氏在此的区隔完全失去意义。

等等。

（四），于是，上不上北京这条船，就成为北京情结说。其实，上船人不管说什么，都是表达他们（有限）支持之的做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道德或者不道德选择，就是他们认为，一个人可以有几个心脏：美国人心脏，中国人心脏或者还有什么人的心脏——这叫做“帝国主义复杂性”——叫做进入“灰色地带”恶也是善，善也是恶——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反向逻辑是，奥运是北京的特洛伊木马，是叫北京上船，不是叫布希上船。于是，究竟是美国让步，还是北京让步，我们乏于指教老索，故而，只好猜测和断定兼有之。

（五），其实道理非常单纯：只有促使北京改变，政治改变，才会消除这个二律悖反——因为你在雅典举办奥运，就不发生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当然不仅仅是开否奥运之问题。在一系列如何对待北京政权之性质问题上，国际上的政治学和文学界难道不是同样一塌糊涂吗？故此，索氏认知之深刻性，恰恰于此。他的逻辑不无道理：政治上的人间隔离和疏远，造成文学沟通之必要——而文学上的政治批判（就是古拉格；虽然其领奖词不言这样的逻辑；同样是文学社会责任和文学原则的体现）——又是弥补现今政治原则一塌糊涂的一种高尚表达和神圣实施，只是这个神圣实施，是不是奏效于2000年代，却是难点和疑问！

按照老索，政治失序和政治疏离以后的人类接触，心灵沟通甚至历史重现，复制和还原，都依赖文学艺术或者言：真，善，美——失望的世界之人，含中国人，他们最好，只好到艺术和文学领域去发泄，或者通过阅读和作者产生某种心灵沟通，以得灵魂之解放乎？这个问题其实并非只是索尔什尼琴提出，很多关乎此题目者，都会提出，早至奥古斯丁，晚至中国人的新儒学宣言（1958年——台湾）。这个课题的内涵就是，个人自由的属性乃至规定。这个属性，究竟是来自个人心灵之自由，之解放，还是要等到一个自由的制度建立起来，由所谓民主开启民智，方可达致普遍意义上的自由，成为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争执不休的课题——所以，索氏提出的政治失灵和西方世界之道德崩塌，只有文学艺术方式解救之道——其实，还是在此意义上重复这个话题。换言之，老索之“真相”高于一切的理想主义宣誓，他创造的古拉格这个历史和新知语汇，在在做到了启发一代代知识分子不怕压力，驱逐恐惧，还原真相的努力——但是，真相制造者的原始运作，同样成为问题的另一个出发点。

三，

我们的意思是，当真相在“第三帝国“中被还原的时候，他并不包括希特勒缔造“真相”的初始过程。

那个缔造是什么？就是希特勒顺利通过德国人民制造了一个可以运用暴力和谎言的国家机器。于是，仅仅还原真相，并不等于说出真相的原始制造者和假相的本质——也就是说，任何假相的提出，都是缘于刚一开始制造之的僭主寡头和人民领袖被人民认可，这个认可，在发展的轨道上，就会延续从此一真相，滑向彼一假相之路径。33年和49年都是如此。这个从真相变成假相的含义何在？这个含义就是，世间真假相对论，使得人们莫辨真假。重复而言，我们不能不说，33年的真相，就是德国人真的拥护希特勒。49年的真相，也基本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只有文学可以做到还原，但是这种还原正在逐日失去效应。问题的提法也许是，是文学的要归政治，抑或是政治的要归文学——因为，说到底，政治还原，只能是政治还原——政治还原是什么？就是人们重新创造一个新的政权；这个新的政权，否定人们一开始创造的真相；再否定由这个真相导致的假相——就像中国人现在正在企图还原49年，57年，66年和89年——但是，人们只是从艺术和文学的认知上去还原乎？不是，当联合国或者美国，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正在和中共大讲其“国家利益”，且为共谋的前提和情形下，人们也许不能够仅仅从一本小说甚至《古拉格群岛》获取政治还原——如果说，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那么，老索贬“政”褒“学”的说法，也许不能够完全对应政治问题——从而也无法解释文学不能救赎人们灵魂之问题；起码不能够仅仅以文学全能主义，来解释这个现象。

自由，是历史的自由——就像民主，就是历史的民主——民主比耶稣也许年龄还大。所以，历史造就的政治学说及其制度，是自由的保障——这个保障使得民主和耶稣成为自由灵魂的始作俑者和现代保持者。再是，自由的文学和自由的政治之关系，在出现极权主义制度和类似文革，89这样的普遍压制和异化以后，仅仅凭借此制度内的个人反省和自我挣扎，自我文学阅读，也许会出现一些出类拔萃者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人，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还是人民的思想——这个法则规定，人民总是这个权利链环的一个部分而非截断之的那个部分（见富科）——这样，人民自由思想的可能性，只能是借助于民主制度的到来，以寄托之，改变之，不可相反。这个相反的过程，在历史上不曾出现，不管是在苏联，东欧，还是在中国。中国现在的情形恰恰说明了这个状况——这个状况就表现在老索这段话的悖论之中——

“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谁将向人类说清楚何为真正令人忧郁、无法容忍之事，何为仅仅局部地擦伤皮肤之事？谁将把愤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谁会成功地把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谁会成功地让一个心胸狭隘、固执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遥远的欢乐和悲哀，感受到对他本人所从来体验到的种种方面或者蒙蔽的一种理解呢？宣传、压抑、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但是幸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艺术，这个手段就是文学。”  

“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在政治制度迥然不同的所谓阐释机构里，比如京奥这样的机构，就可以枉顾世界共同的阐释机构且做出全然不同的阐释——反对之有，赞成之有，兼而有之之有——人们知道，在北京依托和合并于世界体系、经济体系那个部分时，西方人不再说：西方就是西方，东方就是东方——人们或者抱着一种“一个心脏”，“一个梦想”的意志和愿望前往之——很少有人愿意把价值论结合之。于是，这个年份，恶行往往被说成善行，善行往往被说成恶行；抑或故意混淆之。世界的人们，在这个话题上进退失据，左右两难。索氏说，解决之道，是文学。他是这样说的。就像体育是人类共同的属性一样，文学亦然；但是文学，是不是奏效于眼下京奥这个各说各话之议题呢？君特.格拉斯曾经说，德国政治犯在监狱里也是为德国队欢呼的。虽然，他们最后被取缔了收听收音机的权利——这说明，文学并未解救德国人于真相。他们无论读过多少歌德和洪堡，却还是被三六年奥运剥夺了“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之可能性——北京人，就更加不会因为某种文学阅读，而解脱于这个伟大奥运的恩赐和惩罚了！文学，在这个具体事件里，显得微不足道！而且，所有批判者，是在争取一种政治诉求，并非回到或转向于默默无闻的文学。也许人们说，那是一件长远的，潜移默化之事情——我们说，所有历史，正好是由这些事件组成——如果你移步其他，道理亦如此；不是只有文学。

其实不是在不同洲际，不同国家和地域，就是在同一个政权下，人们的不听丧钟，以为其为颂歌，为凯旋。那些刚刚被警察驱赶的拆迁人群，就处在你的眼前——也并不遥远——但是，还是出现了全国甚至全球的的悲、喜剧。于是，这个课题又回到无限同情和有限同情，甚至根本就是踏血而欢和悲天悯人之惨象中——我从网站照片上看到，鸟巢外面工地上，民工累极，裸身睡在泥土地上的景象——这难道可以和那些进入黄金厕所之权贵齐身等价吗？是的，如果这两个人擦身而过，他们带来带去的就是既远又近，既陌生又熟悉，既悲恫又欢喜的双重结构。这远远超过老索所言之举例和时空差异——更不要说那些修楼造穴后被赶出北京的无产阶级了！我们说，在此意义上，你给那些躺在泥地上的劳工一本《古拉格》，你估计这些包身工会觉得如获至宝吗？他们读之，通之，自由，权利，工薪，就来之乎？自由，一点点也不会来的——明天，他们还要干十二个钟点或者十六个钟点！他们现在不想看古拉格，只是想睡觉——而后挣钱回家！在其他层次，酒足饭饱进入美国或者北欧性消费场所者，华尔街的与非洲或者亚洲寡头结合的后殖民主义者，联合国或者奥委会的罗格一类混蛋，他们会不会沟通于文学者之间的人文、人情和人类关怀呢？你说，他们会为古拉格情结改弦易辙吗？他们会谴责这个警察奥运和古拉格非常近似吗？那些好莱坞电影，愚蠢的超人和蝙蝠侠，难道和古拉格有一丝一毫的干系吗？中国八0后崇拜的日本动画和韩国情色剧，难道不是占有完全超过古拉格阅读量的少年比例？古拉格像文革一样被迫遗忘，难道仅仅是文学救赎问题吗？诺贝尔奖的越发无聊和堕落，不是正在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戴上桂冠，树名以子！老索厌恶美国文化的真实真正原因在此——但是，他的伟大的古拉格之所以被这个世界冷漠，就像这个世界冷漠贝多芬和莫扎特一样，一些傻逼克莱德曼们，正在败坏这门艺术——古拉格仅仅作为新闻现象尚且可以名动一时，但是，这个古拉格情结，却正在被美国文化和政治中的政治朦胧诗所诋毁——他们竟然不知道中国是敌，是友，不分伯仲的国关颂歌，就是布希揩同他们站在一起的逻辑！——他们认为，索氏仅仅是一个新闻现象和历史现象的承载者；索氏没有中国意义和其他意义——真正的中国意义就是和新式斯大林继续其现实与幻觉中的“雅尔塔”获“波茨坦”分赃！

在此角度，老索送给布希一百本古拉格也枉然！

故此，索氏在他的讲话里指出——

“在我们的拥挤的地球上却并没有剩下任何内政！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在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是的，这个普遍的政治关怀甚至政治操作和政治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他不是文学的间接性可以取代的。越直接的政治干预，越来得有效——而文学阅读只是政治关怀的一环。或许也很重要。

他说——

“我们将被告知：针对公开的暴力的无情猛攻，文学又有可能做些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其实，作为文学家，的确应该负起这样谴责暴力，还原真相的努力和写作；他正好对比那些趋炎附势和八面玲珑的作家，艺术家和混迹酱缸者——但是对于大众，击穿谎言，制止暴力，却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范畴——这个范畴并不是因为文学甚至古拉格之存在而被限制，这个更加庞大的范畴就是政治诉求和文化诉求；而孰先孰后的选择无疑是要造成政治突破和政治改变。索氏正好是促使这个改变的绝对伟大榜样。他承担了文学和政治双重的批判任务——虽然，他总是说，要回到文学——他把根除暴力，击穿谎言，作用于文学，其实，这个文学诉求具有宽广得多的政治和历史含义。从“逮捕史”开始的文学，其实在他笔下，成为政治史的延续——而政治史的延续，正好说明了他接续现代政治和今日政治之重任，开辟了一条文学政治之路。

一言蔽之，古拉格显示了全部政治历史的含义——和普鲁塔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诉求一样，他成为文学写作中政治核心最为伟大的楷模。至于当索氏直接诉诸政治问题时候，他的说法，就成为一种争议之所在。比如他说——"乌克兰已经从俄罗斯夺走了黑海，现在又隔开了亚速海。这个可以通航的海峡，纷争从未停息。乌克兰还故意让北约在自己的领土接二连三地搞军事演习。"

又——"不是普京侵犯车臣，而是马斯哈托夫的部队侵犯达吉斯坦。那么，是否要让出达吉斯坦?然后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战争?是的，对俄罗斯来说，车臣战争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又——"我曾有机会对普京总统讲，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但是，仅仅依靠这一点，俄罗斯的繁荣是不会到来的。为了实现俄罗斯的繁荣，还需要积极有效的，从下到上不断增强的地方自治，以及有保障的地方财政。"

他一针见血说——"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自治是被压制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高高在上的官僚。我们的政界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这些人是上级任命的、他们一生都在咒骂资本主义，而现在他们却在大肆吹捧它，还有贪婪的原共青团头目、彻头彻尾的政治冒险家以及见风驶舵的经济强盗。当然他们中一些人本不想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历史让他们进入了角色。"

那么，是让集权去改变民主，还是让民主去改变集权呢？那些贪婪的"共青团头目、彻头彻尾的政治冒险家以及见风驶舵的经济强盗"，究竟是属于民主政治，还是集权政治呢？

当老索进入政论的时候情形就是这样。

一个伟大者的缺陷是瑕不掩玉的——鹰，有时飞得比鸡要低些，但是鸡永远不会飞得像鹰那样高——这是我们考量政治、文学关系时对老索的最后所言。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


刘自立


现在，无论哪派人物都不愿直接提到社会上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

他们回避这个事实，是因为有关此概念一直以来被看成毛主义概念，臭了街了，所以不便提及。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解。毛主义阶级斗争观，本身就是被毛曲解的概念。毛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个观点完全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们说，中国人在几乎一百年来的所谓阶级斗争历史里，并未造成任何一个阶级的胜利，或者任何一个阶级的失败，而几乎是全部失败，所有阶级尽数在国、共两党的较逐与战争中败下阵来。一些阶级失败了：地主资本家阶级失败了；而工人、农民阶级是不是胜利了呢？根本不是，工人、农民阶级也失败了。至于知识分子或者其他商业阶级是不是胜利了呢？也不是。他们也失败了。

1949年，中国人似乎处在胜利的节庆里，其实他们是在庆祝一个宰牲节。这个宰杀的时期，大致上始于此年。在这个年份前后，中国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变成“无社会”之主义。在这个政权指导下，工人，农民，商业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全都失败了，成为宰牲节上的共产主义祭品。希腊人说，祈祷是索取于神，祭祀是给予神——中国人从毛主席这个神那里，有何索取呢？一无所有。于是，毛主席社会就是无社会主义，消灭社会主义，消灭一切阶级主义，消灭人之主义。这个主义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呈现一种和马克思主义前后学者论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完全不一样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胜利者阶级——用现在的话说，被其忽悠了，欺骗了，继而囚禁起来，施行剩余价值剥削——工人，被禁锢在工厂车间，成为阶级品相中表面光亮实质黑暗者；农民，被关押在人民公社这个集中营里，丧失了古代奴隶尚且具备的一些人格和尊严；知识分子，变成旧社会戏子以下之阶层，成为人人反对人人的一群；小业主和其他阶层，更是处于完全被歧视和被抛弃的一群人；胜利者，仅仅是毛主义之领袖（政党和群众被愚弄和抛弃）阶层，或曰，是一个一小撮人鸡犬升天的胜利。

这段历史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阶级存在，本来是历史赋予人类的一种格局，一种结构。这个结构，使得起码是西方社，会出现一种各阶级互相依赖，互相流动，互相斗争的历史格局。在这个格局里，人们各得其所，出现某种斗争和妥协并存的社会状态。在这个社会状态中，社会各阶级利益，被某种政权，法律和文化所约束。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古代和近代社会中，某一个阶级的窜升和冒犯于其他阶级，都会受到社会平衡器的纠正。这个纠正，也许是革命，起义，暴动——也许是罢工，集会，言论——也许是朝廷的调节，法律的制约或者人们对出现问题的研讨和争论，以求解决之道——这就是百家争鸣，言论自由。上述现象，大致发生于西方社会。古代希腊社会也少不了杀戮和斗争，但是，人们处在言说的政治环境中，他们面对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诸多社会政治现象，各自发表言说，呈现个人和个人主义的观察。其中最为有趣的是，希腊人从苏格拉底开始，就自负于神之指派而发言于人群；人们可以通过投票来杀死他，却不可以杀死他而不投票——所谓“票壶”（一种投入陶片选票之壶。选票分为三种，赞成，反对，弃权）之神圣性，毋庸置疑。第二，希腊人的政治和宗教，苏格拉底的人性和某种神性是相互联系的。不可以在政治斗争里排除神，也不可以在神意中忽视政治。他们每日的口头禅就是，今天时局如何？……（见罗念生）所以，阶级状况如何，希腊人有两个原则赖以处置，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宙斯。（虽然琉善对于基督教和宙斯，耶稣和希腊诸多学派，给予批判和否定——这更加说明了希腊的多元文化之宝贵）。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宗教和言论自由，社会非但不能发展，而且会逐步衰落和消亡——其中的社会各阶级，就会形同虚拟而尽数变成僭主和寡头的牺牲和奴隶。

毛社会，就是这样一种人民被虚拟的无神社会，无政治社会，或者说是唯政治社会（毛主义属于负面意义上的政治——不是阿论特说的正面意义政治，甚至不是孙文说的治理政治）。在这个政治条件或者说无条件的权利意志摆弄下，阶级其实已经并不存在了。他们用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用农民打倒地主，其实就意味着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统统被打倒。这个逻辑似乎不通，其实就是现实。有人会说，难道他们在1949年以前，不是争取了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吗？他们不是使变为士兵和炮灰的农民夺取，而且真的夺取了政权吗？可是，你的逻辑，并不是我们的逻辑。是的，工人农民成为49年夺取政权的武器库和士兵库；毛提出“解放”和分田地；对于知识分子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云云，都是这个暴力武器的一部分——但是，这个许诺只是为了欺骗。熟悉政治学者知道，毛的手段、目的论可以对目的进行任意的勾画——用其语言说，一张白纸可以乱画一气（他的目的，就政治建设而言，就是盲无目的，就是唯有革命和破坏，叫做“七、八年来一次......”；这和马克思的建制缺失，革命暴力有道，如出一辙）——而手段方面，在理论上，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建立各阶级联合体，把工农提高到至高无上，为所欲为之地步；而在实际上，就是以认可主流阶级，消灭其他阶级，以至于最终打倒一切阶级，消灭社会，实行其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见托洛茨基）。这样，49年中国，就违背了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之真实含义，变成了各阶级都死的无阶级社会惨象——唯独像德热拉斯所言，49年政权变成了一个"新阶级"社会。

新阶级是什么？就是压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小业主，资本家和一切知识分子头上的共产党权贵及其党羽之阶级。这个阶级在78年以前主要是以政治压迫对待全民，78年以后，他们则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攫取了中国的财富，实行了变政治上的压迫为经济上的控制之政权——就是变“打天下”为“坐天下”，实行所谓“权利和财产的再分配”。这个49年和78年是一个政治逻辑的两阶段论。一个毛，代表政治权利，一个邓，代表财富和金钱，代表经济权利。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实。却让很多所谓学人搞得乌烟瘴气，晦涩不清。他们说了一箩筐话来肯定邓，殊不知邓早就清楚这一点——陈云要子弟兵接班，难道是要实行中国各阶级分析吗？就像毛卷开宗明义要设立中国敌人，邓的意思，就是要把毛设立的敌人变成主人（仅从新、旧资本家合法性而言）。所谓“风风雨雨几十年，醒来回到解放前”——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和谐，三表等等，只是“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之换一种说法。所以，毛消灭一切阶级，是为了建政；邓反对阶级斗争，是为了工人农民不会成为他们这些新资本家的对头——所以，邓以来，一直讲究和谐者，就是把新阶级，统治官僚阶级，摆在正统地位使人群服从甚至屈从。

人们可以去读读克鲁泡特金的“和谐”论。

一言蔽之，和谐，在克鲁看来，就是他着力批判的、统治阶级的政权合法性之基础——就如三表，体现了红色资本巨头的资本合法性一样——他们说那是一种先进生产力——鬼知道什么是先进和落后！——所谓资本家可以入共产党，其实本意就是，共产党可以变成资本家。于是，乱哄哄一堆御用文人，开始在社会上，搅乱本来一清二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涵义，使得常识层面的认知，变成一团乱麻。

反而言之，共产党的任务，就是砸烂旧社会——而他们建立的新社会一旦亦旧，难道可以按照他们的逻辑同样砸烂吗？难道他们自己要砸烂自己及其龟儿子、龟孙子吗？当然不行。于是，当他们的新变旧真的发生，当他们真的成为新阶级，新资本家（甚至也许会变成新地主，一如旧俄斯托雷平之专制土地改革时期）的时候，他们用无产阶级打天下，用贫下中农打天下的道理和根据就全部瓦解了。他们于是变成打倒资本家之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敌人——他们只是把他们的历史，打天下而非坐天下之历史，皈依到马克思主义；而把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家的内涵完全剥除——他们是一些建立资本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跳蚤！

所以，一些人开始不知轻重地同样剥除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性质，将其变化成为议会道路之学说——殊不知，议会道路根本不是马克思的元创；反之，如果马克思主义回归议会道路，他就回归和融化到一切古代希腊以来的民主政治中去。他本身仍然不具元创性和独立性。我们的意思是，回归到社会民主主义之马克思，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意义——他完全被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甚至亚理士多德和色诺分学说所取代——唯一不能取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最终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斯大林或者毛氏专政——也就是“让”一些龟儿子先富起来说。换言之，如果毛氏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于蒋介石时期，他毛氏还有必要存在吗？他的窃国之据，之举，难道不会因为他的不和谐而被全盘否定吗？

换言之，现在的统治者难道可以继续鼓励工人农民实行剥夺剥夺者，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做，他们的和谐，难道不会一朝完蛋吗？

此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于是，我们前此所谓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一直以来，都是毛氏或者马氏虚以委蛇的荒诞主义理论，而非实质意义上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实质意义上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又该如何估计呢？大致分成几种情形。一是，历史上的表现。历史上的表现又分成两种：1，暴力革命。2，阶级斗争和阶级调和。阶级斗争并不是暴力的同一语。他可以是劳资纠纷的龃龉和解决，可以是罢工示威，甚至可以是打砸工厂，毁坏机器等等，但是，并不等于暴力抗争，就是夺取政权。

二是，现实意义上的表现。这个表现，就是我们对于新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统治社会中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对于红色资本家，是不是可以用阶级斗争中的非暴力部分待之呢？我们从新近发生的系列恶性事件可以看出，瓮安或者杨佳事件体现的符号意义，就是中国面临着如何归类49年以前的暴力革命，和08年以后，是否会出现暴力革命之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实质意义就是，新阶级和若干类似蒋介石集团之阶级，都是引发暴力革命的直接原因——虽然，我们其实并不赞成对于蒋介石集团实行暴力，但是，难点在于，蒋介石集团和毛贼集团，如何和谐，如何实行妥协之问题？这个问题，历史已经解决；却是以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为其结局——那么，如果不实行暴力革命，其出路何在？

三是，我们主张的阶级斗争，其实，就是眼下的维权运动和暴力维权。一个从省市直达地县的官僚经济命脉已经形成——不如蒋介石时期，这个官僚政治体制，尚未发展为大小官僚所有制并遍布全中国，唯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毛氏因为忙于政治垄断，排除异己，也尚未实现这个官僚经济体制——现在，这个官僚体制已经全面铺开，形成“正统”，并且正在全面掠夺于所谓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这个势头方兴未艾，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大小红色资本家，正在掠夺的兴头上，处于高潮之阶段。他们见利忘义，枉法，欲壑难填，不会有丝毫的对于“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也就是弱势群众的些微关照和让步——这个东西，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家把一切温情脉脉的东西早就视作粪土——地震发生后短时间的惊惶失措，让步于民，这些一时的妥协，早就烟消云散了，该怎么抢，还怎么抢！现在，以至于些微的对于被剥夺者的让步，都不会出现。

这个势头的强劲来自双方：剥夺者，被剥夺者！

一方是不顾一切的掠夺和霸占；一方是以身试法，以死殉道！

这个势头会如何发展，还要拭目以待。

四是，以往西方社会，加上印度，南非等政权之原殖民地时期，都会出现些微的法制和人道（比如看管曼德拉的英国警察的协助与之等等），都是非暴力显露可能的所在——反之，在中国体制之中，本来就不存在这种可塑性和灵活性。毛对于革命暴力深信不移，邓亦如此——他认为，西方资本和中国红色资本本是一个同一体的认知（虽然表达模糊），但却是这个世界上当代政治认知中最为关键的一种认知——这个认知，使得中国极权主义获得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起码是经济上的首肯——这些施罗德，这些希拉克乃至萨科奇和大、小布希，都是这个经济认可者集团中人。于是，这些政客枉顾他们经济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绩；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提醒和督促中国新阶级要实行他们的劳资双方斗争和和谐的历史——也就是阶级斗争——他们并不要求他们的企业和资本家对待中国无产阶级，要像对待底特律和旧金山的美国劳工一样，具备基本人权，独立工会和罢工示威等等自由——他们满足于所谓带去“自由信息”——天啊！难道中国当政者缺乏信息吗？他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的N种信息吗？（不！他们知道！官怕洋人：外国记者一抗议，他们就打开网禁——VOA,BBC等不是可以打开了吗？是压力，而不是什么信息缺乏与之，才出现这种匪夷所思之状况。）

于是五，如果中国人不敢于，不愿意或者含糊其词于中国当代之阶级分析或者阶级斗争之局面，一切，都将是朦胧不清的。理念上的含糊其词，势必造成行为上的朦胧。清楚的表述就是，中国大小轻重一切危机，来源于中国今天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来源于新阶级，官僚垄断阶级对于全社会的剥夺和控制，来源于中国自由分子和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的王顾左右，言不及的——他们说，这是某个地区，某个时段的官民冲突，警民冲突，乃至黑白冲突，却不提这其实就是阶级冲突，就是阶级斗争。问题的提法也许是，我们不可以枉顾阶级的存在——他是明明白白存在着，比起毛泽东时代，蒋介石时代，更加明显一百倍地存在着！再是，我们固然不可以援用毛主义利用无产阶级举行专制革命这个武器，但是，我们也应该分明看到，我们这里并无哪怕在专制民主兼有之拿破仑时代，俾斯麦时代具备的普选和法治乃至有限民主，有限人权和人道，有限的游戏规则等等；我们甚至不具备我们的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的那种言论和思考——这往往是对于司法官司的辩论和言说；我们的社会并不存在一个伟大的票壶，甚至连击鼓鸣冤之鼓，也被取缔了。而残酷和残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却一天也不愿意离开中国人。这样一来，我们的结论恰恰成为一个偌大的提问：

或者中国人继续回避阶级斗争，虚拟一个新阶级和谐社会，以达致中国知识分子的白日梦！

或者，有出息的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一条新的阶级斗争路线图，以唤起国人的警醒——但是，这又绝对不是幻想出现另一个毛主义暴动党，以民粹之旗帜把中国再行推入深渊！

如果说，历史上不能因人废言，我愿意说，毛氏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句话，是有道理，有力度的。

资产阶级是不是就在党内，在毛氏提出此言时，他的考量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是缴械投降者之代理人，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区隔完全无意义。因为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彭德怀都不是那些缴械者的什么代理人，而是帮助毛剿灭这些缴械者之帮凶。

二是，毛建立的社会或者无社会，是一个并无阶级分割的极权主义整体，是总体主义的社会消灭论之体现；刘，彭如果有所不同，就是他们也许想建立一个专制主义的一党天下，并不想实行毛的一统天下（比如，他们主张保留一些自留地；在学校要学习数理化；等等。尚残存一些常识之道。）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谓专制和极权之区隔。

三是，毛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个看法的时候，邓的"坐天下"之道，太子党"先富起来"之道，官僚垄断经济之道，尚未提及。所以，毛的虚拟资产阶级说，是其反对国民党专制，实行毛主义极权的一种政治战略之继续，是反动于刘、邓专制主义“因素”的一种政治倒退——这个倒退，成为中共后来否定文革的一种说辞——但是，当邓体制转变了毛氏政治制度以后，其朝向经济垄断的转型，使得中国社会再行一种偏重于经济极权的体制，从而和毛的政治极权合而为一。于是，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是邓，非毛，实现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很多经济数据表明了中国财富掌握在他们这些“血脉”之手。于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再产生，势必要人们第一注意党内资产阶级之存在。换言之，改革共产党，也就是所谓政治改革说的要害，现今资产阶级的定义和表述，完全不能和党的实际存在分开来叙述。没有政治权利就没有经济权利——这是中国阶级分析的关键——所以，任何排除党内资产阶级存在和排除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之观点，都是一种枉顾现实的说法。大而言之，是要蒙蔽阶级分析的实质；小而言之，是善良人们愚蠢的幻觉；幻觉由现在的资本家给无产阶级一杯残羹——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不分皮毛的恶习使然；至于那些本来就是倚靠这些资本家生存者，就更是屁股决定脑袋，没得话说了！

问题仍然可以从两个方面说起。如果五十年，一、二百年以后，不单美国政府继续认可这个经济极权政府，认可其合法攫取的财富，和美英法德政府并不能追究其殖民主义财富一样——中共官僚的合法财富一旦藉以时日，到了国际法不可追究之日，那么，那个时间的中国原则，中国特色，就会和前殖民主义罪恶一样被排斥在对于原罪的追究之外。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的经济认可，将对中共产生最大的实惠和勾结。

难道他们现在不是正在这样勾结吗？

两个原罪。一个是西方资本的历史原罪，一个是中国新阶级崛起的历史原罪，究竟应该如何解释，这是我们对于阶级分析的最终和最重考量。

这个分析是艰难的。但是没有这个分析，东、西方罪恶势力的原罪洗涤术，将会漂白一切罪恶，使得未来的世界上出现一种和西方权贵一样不被追究的中国权贵（实际上他们已经出现了）——某个时期，也许他们会有不同程度的轻微道歉于国人——但是，那终究是一种被历史原谅的罪恶。

难道人类的罪恶历史，真要这样继续书写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