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斯威夫特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他懂得，人性道德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畸形的病态之关系。在英国和欧洲，几乎所有重商主义或者重农主义者们，在其经济发展史中，写下残酷的，却是毫无疑问、得到回报和财富的那一页页篇章的时候，注重实用的英国人，或者欧洲人，尤其是他们的人文主义者，却一天也没有忘记抨击这种"正确发展"带来的种种苦难。这些苦难和他们的内、外发展，一并留在了他们的文明历史中，留在了他们的小说，散文乃至诗歌里——一方面，是浩瀚的、经济政治层面的、对内、对外的民主和侵略，另一方面，是他们抨击这种民主和侵略的伟大人文写作——这才是英国文学的整体面貌。

前不久重温英国文学中文字。有一篇文字很有意思，是"为富人说话者"，被英国大文豪奚落之文。此文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J.斯威夫特。他的那篇"替富人说话"的讥讽文章，写的就是所谓"献策者"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文章写就于1729年。此文影响甚大，先后印刷七次；仅仅1730年就引刷了五次之多。（均见《英国文学名篇选注》；此文注释是王佐良先生）这里写的，是十六世纪爱尔兰三年饥荒时期，所谓谋士们的"献言建策"——很像现在中国之现状中那些建策者言。简单来说，这些谋士献了什么言，出了什么策呢？不怕您听之毛骨悚然，他们要统治者吃掉穷人的婴儿，以避免爱尔兰经济负担过重。这些所谓"重商主义"建言，使得斯威夫特非常恼怒，故而用反讽激评之文，做出异乎寻常之反映。乃至此文一旦出世，就成为他的传世之作；还警醒了我们中国读者于今天。这个事情，很有点西文东见，相见恨晚之结。

那么，那些"政治算学家"究竟如何给统治阶级出主意呢？他们先来一个泛价值主义估算，就是说，来一个一切皆有价值说——例如，一个叫做S.Madden者就公开主张对爱尔兰贫民身价做一个普遍估算，每一个人值三十英镑，其价与奴隶相等。斯威夫特说，爱尔兰国民皆有身价，也就是国民"财富"，计算以后，显示了其数学般精准。只是，他们将此主张略加引申——说道，既然乞丐太多，救济无方，"为了使贫民由'公众负担'转变为'国家财富'，首先应该将他们的婴孩当作食物卖给有钱人吃"（王佐良汉释）。而且，他们不主张只是吃掉一二婴儿，而是主张全部吃掉这样的婴儿——这才是解决其人口问题之唯一办法。

这也是人民国家财富说，在其国家（那个时代）之具体体现。

何以要如此"人道地"、"正确地"吃掉孩子们呢？原因是——

1，他们这些穷人的孩子从小就是惯偷，所以要及时吃掉之——抑或，可以用其皮，做精致之手套或者凉靴。

2，"这种食物虽然贵一点，但是我想，地主们不会介意；......地主们已经吞食了穷孩子的父母，也就最有资格来享用穷孩子本身。"

3，王佐良先生用了也许过时（但是，笔者认为绝对没有过时）的语言，来形容这样一种饕餮艺术——他说，"我们看清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曾经拿了理性做鞭子去抽打封建地主和教会，但是他们现在却拿理性做屠刀，来杀害一个国家的几乎全部穷人的孩子了。"

4，王先生做背景分析说，十五世纪以来，被圈地运动搞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广大英国农民，加上那时正在出现的英国工人，都身受戕害，遍体鳞伤——这句话，彻头彻尾可以转用到中国。

5，处在英国"盛世"之资产阶级时代；"连诗人蒲柏也歌唱'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时候，"斯威夫特却用这种"惊心动魄"的文字，纪录了他对于当时之富人和爱尔兰及英国上层的批判。

经过三、四百年的搁置，当我们重新阅读此文——且配合今天人们争执之、是不是应该"为富人说话"之议题——难道不会产生很多联想和很多判断吗？这些判断是，英国或者爱尔兰富人，是不是合法取得他们的重商主义财富？也许，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其中某些残酷性因素，也就大可不必追究之。是的，从经济学观念看之，一切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残酷，好像都是不受指责的；所以，斯威夫特也就没有正面抨击之，而是也许迫于无奈，出于幽默，站在了吃人者之呵护经济规律的立场上来，赞同把"吃掉穷人的孩子"和"发展才是硬道理"，联系在一起。这样看来，难道吃掉孩子，有什么不对吗？这个手段和目的的残忍统一，于是出现在斯威夫特的辛辣文本中。

用一些道貌岸然者的语言来说，就是，发展的"润滑剂"，把孩子们给毒死了，吃掉了；但是，吃掉孩子，难道不会换来以后的繁荣和公正吗？他们如是说——就像他们杀掉二十万，换来二十年稳定——当孩子们在黑砖窑里，被一天天吃掉的时候，他们这些道貌岸然者，会拿出很多重商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之理由，说，富人们，是可以说话地！他们，是现实而且合理地！他们，无论如何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是的，我们认为，在"现实和理性"层面，也就是王先生刚才说过的"理性"层面，一些为富人设置的"理论正确性"，似乎是不可推倒的。如果排除了富人攫取第一桶金的全部合法性，那么，中国经济发展，也就成为了0度写作！事情确实如此——难道可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排除有血有污的经济发展和原始积累模式，官商勾结模式，党化私有制模式，而幻想出现纯粹又纯粹，正确又正确的经济发展之完美中国模式乎？（我曾经开玩笑，问一个年轻的亿万富翁，说，我来写写他的发迹史。他说，你可别吓着我！）

反之，如果我们不追究第一桶金或者第二桶金、第N桶金，我们难道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言说此吃人之事吗？

也就是说，在无奈经济发展的官商勾结之中国模式以后，我们难道不可以学习一下斯威夫特，来一个人文主义之关怀吗？难道中国的事情，就只是剩下和爱尔兰地主一样吃掉孩子，谋求发展——这样一种吃人经济，而别无其他乎？砖窑里黑暗的、被吞噬的孩子命运，难道不可以触碰一点点"重商主义法则"百般如此的正确性乎？除去经济发展的所谓规律，中国文人，难道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乎？在为那些"正确"的富人说话的时候，也许，只有斯威夫特，才会另做别想，给那些正确或者不正确之富人、官僚和统治者，一个"献言建策"的机会。斯文如此之美妙而激烈的写作，换成我们国人的语言，就是下面的诗句——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

是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在富人建立的原则下，为了中国的前途和"正确性"，丧失了他们少年的性命。我们重复说，"为富人说话"，没有不对——只是，何以斯威夫特，在那个富人正确的"盛世"，却偏偏要为穷人说话呢？难道他不懂得英语中，那些正确的语势，会阻碍英国经济伟大的发展吗？

课题之研究，完全不是这样。

斯威夫特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他懂得，人性道德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畸形的病态之关系。在英国和欧洲，几乎所有重商主义或者重农主义者们，在其经济发展史中，写下残酷的，却是毫无疑问、得到回报和财富的那一页页篇章的时候，注重实用的英国人，或者欧洲人，尤其是他们的人文主义者，却一天也没有忘记抨击这种"正确发展"带来的种种苦难。这些苦难和他们的内、外发展，一并留在了他们的文明历史中，留在了他们的小说，散文乃至诗歌里——一方面，是浩瀚的、经济政治层面的、对内、对外的民主和侵略，另一方面，是他们抨击这种民主和侵略的伟大人文写作——这才是英国文学的整体面貌——法国之雨果，难道没有批判西方的殖民主义强盗吗？而我们的、那些只是懂得富人正确，取之有道的学人，恰恰忽视了问题的整体性。反之，如果斯威夫特也来帮腔证明，他们的经济发展之正确性，富人的无错误性，试问，他的历史地位，难道还会留存人间一星半点乎？

不要说，中国的情形，和当时英国、爱尔兰乃至整个的欧洲并不一完 全样。起码，他们实在是有过一部、也许很是虚伪的宪政，但是，我们却连这样一个起码的法治也不存在。我们的孩子们，既无经济政治语系的辩护和保证，也没有出现任何类似斯威夫特辈的人文关怀。他们只是成为一些冰冷"理性"分析的牺牲品——这样的分析，在他们被繁重的奴役劳动或者别的摧残致死的时候，得不到半点人身和人命的"正确"关怀。"吃掉一切穷人孩子"（吃，乃是一个更加宽泛的动词）——这样一个非人性经济宣言，似乎很对我们那些辩护士的胃口——只是他们换用了一个说辞。他们说，穷人和富人，都是对的，是要他们守法、合理、健康——斯威夫特却说，英国或者爱尔兰富人是无可容忍的，即，如果他们为了发展经济，可以吃掉穷人的孩子，他们的原则，却只是遵循了野兽之道和丛林法则；斯威夫特的不容忍和我们中国人的容忍，确有天壤之别；斯氏写作达到几乎是讥讽的顶点，而我们中人，却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地"为富人说话"，讲"容忍之道"——这里的罅隙究竟何在哪？就在这样一个分析上面。我们认可了富人的原始积累和穷人的原始贫困。这样一来，发掘"正确性"的源头，就被隐没在血腥的吃人生番的黑砖窑里，看不见了。事情，难道不是十分清楚吗？

一些统计资料显示，太子党一类富人，已经成为"富人"这个名词的专用代名词——他们占据整个国家财富的百分之玖拾以上。对富人说"对"者，可以去他们府上歌唱"正确"和赞同"吃掉孩子"——他们这个经济正确性，也许甚至可以附加政治正确性了。这个集合名词的绝大、绝多内涵，难道可以全数包揽那些占据不到边缘份额百分之几的、少而又少的、"正确"攫取资本的"富人"？他们难道是这个词汇的主要内涵？就像我们前此说过，文革，就其名词学解释而言，就是文革，仅仅是文革——"反对"文革者，不是文革一部分；纳粹，就是纳粹，暗杀希特勒者，不是"人民纳粹"，是"反对"者——"人民文革"，如果正确，就是"反对"文革——如果在此对"富人"做一个解释，就是那些世袭统治者，原始积累者、官商勾结者，加上少数"正确"和"健康"发家者——他们，几乎成为这个名词的隐没部分。而穷人和穷人的孩子，则是十几亿，占据了绝对大多数！

难道事情还要怎样估计和判断，才正确乎？

"穷人"或者"富人"，在中国政治学、逻辑学和语言学指涉中，其实完全是被颠倒或者混淆的概念。革命斗争中，打倒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继而打倒和剥夺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再打倒一切具有某些家当和财产的一切人，成为革命到文革以来，中国富人（乃至一切中国人）悲惨命运的写照——而不要忘记了，毛贼，在那个富人倒霉的时代，已经成为实际上的亿万富翁（他的所谓的稿费等等收入——实为一种抢劫，由国家机器强制的'商业行为'）。这样，富人的财产及其人格完全被毁灭。改革以来，邓的政治逻辑成为上述逻辑之反。一切加在贫困身上虚伪而下贱的美名，开始被这些党人和党阀自己，从文化宣传和经济操作上加以颠覆。他们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变成了他们打倒过的地主，资本家和各类资本占有者。他们的革命嘴脸，已经十分难看，革命观念，已经十分丑陋，革命真理——实践检验——其实是党检验，已经极其虚伪。没有任何他们在毛时代歌颂穷人的语言和思想，可以拿来为其所用。一种前赤贫，前痞子式的新贵，在一种色厉内荏的意识形态杂居和乱交中，派生出"先富起来"、这样一种反毛主义。于是，中共权贵的穷人旗帜，已经偷换成为富人旗帜。但是，这些原来的革命赌徒，缺少所有普世贵族应该具备的品质和修养，更不要说其国家机器之权贵建构了（看看罗马的元老院 ，英国的市民社会，法国的第三等级和德国的普选，我们的富人在鼓捣一些什么名堂呢！）——不要说辛亥以来，国民党本身，已经不是贵族文明之载体——何论"农民起义军"及其子弟乎！这样一种新富人，他们的品质内涵和现在国人人伦堕落，道德扭曲，文化恶搞等等劣等现状，与唯物与唯心之党文化品质，难道不可以完全可以划上等号乎！在这样一种"新富人文明"面前，为其说话者，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富人意识形态，既不是皇族文化，也不是民国文化，甚至就连纳粹崇尚贝多芬，斯大林崇尚托尔斯泰那种人文品质，也压根不是。对于这样一种可悲可怜的文化富人，我们除去言说其丑陋，难道还有何话说？在这个层面上，为富人说话的文明和文化基础何在？

那些落网的贪官污吏仰仗的卑鄙文化，难道可以证明未落网者文化之高尚，且要为之说话乎？

你为什么不为被打倒的、过去的资本家和地主说话，主张对剥夺者，来一个反剥夺主义，来一个正当资产的"拿回主义"？

你为什么不去言说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下的财富攫取之恶，反倒要来一个恶中取道，颠倒良莠呢？

你为什么不去评价，中国六亿人民，何以在十七年，成为毛的赤贫奴隶，而单单为现在、这些党的富人们说三道四，不遗余力呢？

你究竟是无知于新富人崛起的极权主义背景，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我们说，阶级斗争，是一个十分简单，也十分复杂的课题。毛说的"阶级斗争"，是一种人人反对人人的斗争——是极权主义时代的"非阶级"斗争产物。但是，当中国实行了半市场经济和半资本运营以后，人们无权取消"阶级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阶级斗争里，人们才能看到富人的不正确性和穷人抗争的正确性。我们强调，在英国后奴役时代，后斯威夫特时代出现的，类似社民党人和开明专制时期产生的工人工会一类斗争组织，早已成为西方中下阶层阶级斗争的必要武器。这些组织，形成了反对包括资本家吃人，吃孩子在内的、任何非人道行径的斗争载体。我们看到，工人农民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就是在美国和欧洲大街上，永远不会绝迹的阶级斗争——当然，他们排除了马克思暴力夺取政权的民粹主义。

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现在要消灭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的"阶级斗争"——阻止工会，阻止农会，阻止一切穷人组建争取社会权益和各阶级利益的独立组织。他们在历史上，运用民粹和利用农工革命的可恶势头，势必会发展到它的反面——最后，就会真正阻止和扼杀农工的阶级利益，取消阶级斗争，取消组织工会农会的一切权利。可惜的是，左派和右派中人，一样看不到这个因素。其中一些人，在穷人组织完全被禁止的情形下，却奢谈富人的既得利益和正确性——而富人的利益代言人，甚至可以占据党组织的高层席位（如，黑砖窑头子和县市领导沆瀣一气，等等）——真不知道他们的屁股是不是坐得很端正，很优美！

儒学再造的梦想和现实




刘自立



一直以来，中国学界都有反对传统和维护传统两种说法。也有反对传统文化和反对文化传统、抑或并不反对之一说。这里的区别，笔者以为，就是如何看待传统中优劣因素的判断问题。

李慎之先生早就说过这样的话——

"从90年代开始，我就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朦朦胧胧地认为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

……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而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

李先生认为，文化传统就是文化专制主义。但是，仅仅一个专制主义可以揭示中国文化的所有优秀成果乎？从屈原到谭嗣同，仅仅是专制主义可以囊括乎？其中其实很多就是反专制主义，才产生了那种我们所谓懵懵懂懂的准自由追求，却就是无法跨出苏格拉底式民主思维之一步——这就是几乎同时代（从历史分期上看，不是年代同构）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就像西方人说，有一个巴别塔没有造成；我们说，这个最大的巴别塔，就是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建构不同，发生不同，归属不同；而罗马帝国式微后，西方蛮夷之日尔曼、高卢和英格兰继之兴起，造成式微以后的兴盛，很像有一种大西方，大罗马再造，其实是变相完成了非语言寄托之巴别塔，耶稣和民主二支柱之巴别塔（容后再议。）

如果说，我们接受传统文化而反对文化传统，好像能够厘清一些问题；但是，其实这个语义解释不啻是文字游戏，越说越乱。真正的区别在于，筛选文化传统或者传统文化本身，可以延续、传世和遗世独立那一部分文化精髓，且和未来主义或者民主自由接轨，是为正道。那么，什么样子的精髓是可以和普世价值接轨的呢？就是封建时代和后封建时代传世的一切文化珍品。包括儒家哲学中的一些政治伦理论，文学作品和其他艺术作品。于是，如何考量在皇上时代产生的、那些中国人几千年来创作的思想、文学、艺术作品，——他们和专制集权的政治架构形成如何一种关系，是鉴别我们向前看和向后看的尺度和准则。也就是说，我们在认清共产专制政权反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前提下，估量他们全盘西化——苏联化和赤化的过程中的负面作为，是制定这个看法的前提甚至是一种结论。应该清醒地看到，他们不只是远离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同时，他们是毁灭中国悠久文化的责任者，尤其是毛，要负主要责任。
要讲明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从几千年来中国优秀文化作品的出现，到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严重滞后于世界潮流这一点得出结论——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之间，产生了意义不凡的严重分割。一方面，是几千年循环往复的皇帝专制和农民起义；一方面，是文人墨客夹缝其间，创造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形式和内容。我们之诗歌大国，小说大国和哲学思维大国的地位是世界公认的。而我们的诗歌小说和哲学，却承受了和承载了完全不同于西方思维和写作的种种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说明了中华文化的独特轨迹。这个轨迹是，我们的文化在专制政治统治几千年的前提下，依然不乏大师和天才之作，得以加入世界文坛，并且可以千秋万代传留下去。这样的判断和中国历史同样几千年的政治阻遏和封建牵制，又产生怎样一种关系呢？全部结论是，文化本身超脱政治和归并人文的那种趋势和同构，即便是在专制时代，还是有他存在的空间。这个文化创造，也许并不比民主或者其他开明时代更加不开放，不杰出。他们本身就包含着直接或者间接探讨脱离和对抗这个千年桎梏的各种可能性。

但是，由于政治辖制和政治传统使然——也就是儒家本身形成的大一统和严重停滞的思维趋势，使得历史和文化处在一种互相紧张和对立的，同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之中不得解脱。所以，我们分开两点，来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中国特色。其一，这个文化发生学，最早，是发生在儒家兴起的先秦时代，那个我们中国人称谓第一次文艺复兴时代。这个运动产生了足以规定整个历史和思想走向的原创性。

其二，这个原创性在秦始皇统一和滞纳所有异己思想以后，在汉代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百家争鸣的思维特点已经完结。

三，从那个时代开始的一本、一木式大一统思维方式延续迄今，不得延展和复归——复归于先秦的百家。
（牟宗三等大师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58年）中宣称——

"中国历史文化中道统之说，皆非中国现代人与西方人所乐闻，但无论乐闻与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事实。此事实，乃原于中国文化之一本性。中国人之有此统之观念，除其理论上之理由，今暂置不说外，其事实上的原因，是因中国大陆与欧洲大陆，其文化历史，自来即不一样。欧洲古代之希腊城邦，势力分布于希腊本土，及诸海上殖民地，原无一统的希腊世界。而近代西方文化，除有希腊之来原外，尚有罗马，希伯来，日耳曼，回教等之来原。中国文化，虽亦有来原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及昔所谓四夷者，亦有间接来自希腊罗马者，然而在百年以前之中国，在根本只是一个文化统系一脉相传，则是没有问题的。西方文化之统，则因现实上来原之众多，难于建立，于是乃以超现实世界之宗教信仰中之上帝为其统，由希伯来宗教与希腊思想罗马文化精神之结合，乃有中古时代短时存在的神圣罗马帝国之统。
然此统，不久即告分裂。今欲使西方诸国家及其文化复归于统一，恐当在全人类合归天下一家之时。而中国文化则自来有其一贯之统绪的存在。这于中西文化在来原
上的根本分别，为我们所不能忽略的。"

相对于兹，法国历史学家基佐的看法大相庭径。他明确指出，西方文明之优势，并非一统，而是多元；多元与一统，一而二，而三，而N；从政治体制到思想文化，都是。他说，这个竞争的性质，恰好是他们争取自由的条件和土壤，绝非一以贯之，统绪存在。
基佐说道——

"在欧洲文明的摇篮里寻找存在多样性的原因和根源，对于我关于文明分歧的著述研究，将是一个重大的实例。"

"……神权政治、王权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等形式的共存。人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这些不同的政治形势都处在一种经常不断的斗争当中，但他们具有一种类似的血缘关系。……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就是在这不断斗争和妥协中产生了自由。"

"封建时代的教会在许多方面都符合了一个好政府的条件。它打破了中央集权的范例，拥有最广泛的阶级基础，拥有最好的领导阶层"，"虽然教会不得不依附世俗力量。"（基佐
『欧洲文明史』）
……
基佐的涵义很明确；他的教会、世俗制衡之力说，在儒学主义者的诠释中很少涉及。对他们对于皇权力的制约是微乎其微的，既没有建制，也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为重要的一点是，儒家和皇帝，本是没有制约的双料存在；起码在宗教和政治方面没有形成双料的样式和内涵。这样，多元化之最重要一员——上帝和凯撒的区隔问题，中国人，无法提出。等等。）

四，近现代历史上学习苏俄的异端模式，使得整个中国文化走向歧途，且延伸出一条几乎毁灭和继续毁灭中国文化的前苏俄路线和后美国路线——他们只是汲取美国和西方文化中消费主义、机会主义和物质主义，且与之在负面价值上产生精神嫁接，而回避美国和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主流价值。

五，他们以不改变儒家附庸政治世袭和宠幸阶层的参政地位和参政身份，让儒家继续停留在"士大夫"这个附庸地位，不思进取，并且在所谓西方思想（赤化思维）的统治下，在毛思想、邓理论等等所谓主义辖制下，试行某种中国文化之所谓弘扬光大；企图制造一场骗局。

于是，我们正好在这个契入点，发现了我们制定的分析主题。

此主题是，他们施行全盘苏俄化和泛美化的（排除美国人权价值和民主价值的泛美化）同时，切断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政权和知识分子互相作用、甚至产生过某种有限度相互制衡的历史政治传统——此传统和文化大传统实际上是归属的关系，不是独立的关系— —而凸显了共产党政治落后于某种皇权政治的特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的某些做法、某些思维比起皇上时代大大落后。

——何以这样来说，有几个很重要的、显而易见的原因。

第一，作为儒家参政并形成历史上一段时间里尚带积极意义，或者说，进步意义的官僚政治结构，其显著特征，就是形成儒家知识分子参政的"斯（李斯），为布衣"方式。这样的所谓上下流动、互为融合的官、民公在的政治模式，正好是比较世袭政治带来积极意义的历史政治结构。这个模式产生的渠道，就是一般所谓御用、选拔和考试制度的制定和推展。在这个"民间参政"的所有历史时期，并不是没有产生积极意义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态势——如，唐代贞观之治的代表、魏征参政的历史时期，中国人的准民主参与做出了成绩。这个模式给予人们的启示究竟何在？这个启示是，最高权力者和第二、第三位置的、宰相一类的官员产生几乎是自觉和自愿的互相牵制和制衡，虽然是极为有限的制衡，但是此制衡尚且存在，且传布于世，流传至今，引为榜样。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尤其提到这种制度，如，宰相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等。他说，"唐代中央最高机关，依然是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但他们现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属。"他说，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很大进步。（钱穆
『国史大纲』）

这个唐朝的半民主制度的建立，在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上，不可以说没有任何借鉴和尺度作用。只是，即便唐朝优例在先，但是，人治和人品的偶然作用显然不能压倒政治定律规定的制度作用，且产生制衡废弃，瓦釜雷鸣，竖子当道的历史现实。所以，这个制衡于皇帝和宰相的历史，在凸显其优良性质的同时，却同样可以说，凸显了他的严重缺陷。

宋朝时期，王朝私有，皇权独大，开始回潮，以至宰相地位回复到服从私朝的现状当中。

这个制衡制度给中国当代历史什么样子的启示，给共产党提供什么样子的对照呢？

就是类似我们一直争执不休的党内民主契机是不是可以开动的问题。主席一类人物和总理一类人物，在共产党机制里有无互相制约和渗透的任何可能性？成为关注当代政治主题之一问。

在历史上，世袭阶层、宠幸阶层和官僚阶层中儒士地位和权利的异动现象，在历史上比比发生，时时显现。他们或者和皇权势力站在一起，形成对于宦官和后宫势力的间接和直接对抗，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和类似慈禧一类、既是皇权又是宦官的综合势力产生接轨。他们左右逢圆，上下其手，得逞无多，牺牲却是常见的。
这个现象，在毛时代已经决不可见。毛一人，就是皇帝，也是"宦官"——江青势力和林彪势力，究竟是什么势力呢？

再是，在毛时代，有无相对独立于宠信阶层和世袭阶层之儒家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呢？

没有。

一个滑稽的事实是，共产党时代不会产生孔夫子和司马迁——司马迁说，戴盆何以望天！他知道他的身份认定并无超脱正统之可能，而是寻找正统中的"正确性"于文、于史。所以，他的逆境主义伸张，还是被历史传留下来，如，"被发行吟泽畔"之思索......

中共知识分子有没有"被发行"之类思索呢？
没有。

也就是说，中共政治对于知识分子的严酷镇压远远超过历代君主体制。戚本禹、王力一类人物，究竟是儒是犬是人，尚且不得答案。

一言蔽之，这些人不是儒，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毛王朝，根本没有儒！
这是这个政治体制远远反动和落后于历代王朝之所在。

以此推断，如果共产党要想承袭某种专制开明政治，应该首先恢复儒家相对独立的，可以进谏和持衡的政治立场，而不是豢养出一大堆胡乔木和陈伯达。
二是，他们应该起码尊重这样的儒家，就像慈禧尊重李鸿章和张之洞，让他们一步于政治纷争之中，而非像毛一样，斩尽杀绝。

三是，他们应该建设一种皇、相分得权利的政治分享体制 ，而非以什么什么为"核心"。他们应该看到宋朝和魏征主义之于中国政治机制的运作可能。等等。

——第二个大问题，其实上接那个政治结构问题——毛，之所以不会容忍李鸿章和张之洞——刘少奇和林彪——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机构里一山不容二虎，而是在于天无二日这个同样是中国之原则。天无/不二日，就是说，毛本人就是天日。这个定制一旦出现，就比起皇权政治要大大反动了！为什么呢？天道、仁道，正统、道统，乃至学统，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是互相分野和各为所用，当然也是互相牵制的；但是，天道，不可以是皇！起码，要有一个过渡阶段，不可以说，我就是天道！所谓正统思想也不是赵匡胤、朱元璋和李世民思想，而是孔孟之道！这样，封建时代之道统，不是追溯到朱元璋和李世民或者毛泽东，而是回归孔门儒家。这个是几千年正统的内涵，万变不变！

到了毛，他就要变，变成毛思想了——这下子就大坏事情！因为，他的思想一旦出现，就自然要打倒孔子，打倒儒家，打倒一切！这个革命成为革命的反面，成为对于历史道统的最大亵渎。这个思维持续至今，就是宪法里尚且写上这些不伦不类的各种思想。我们说，连封建王朝的赵钱孙李王，也不敢打倒孔子！也不敢自设所谓正统和道统，因为，儒家出现的历史，其作用于历史之历史，就是制定高于王朝和皇帝思维的儒家思想。这个原则一旦完蛋，中国文化和传统，自然毁灭。文革为一例！

如果说，中共改革要在思想领域真正施行儒家和中华文化复兴，他们第一条所为，就是恢复儒家正统的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要消除毛思想、邓思想，一切张家长、李家短思想，来一个儒家正统——这也是新新儒家的主张乎？
换言之，如果夹在苏俄、美欧、张家、李家思想都大，而后又说，还有孔孟，也大......那就是口是心非，装模作样了。
你总不能搞天有N日之模式吧！

当然，按照他们的逻辑做出的结论如是。

我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如果要回到儒家相对于皇权有着某种政治制衡作用之历史，为什么不直接采纳民主之机制，采纳真正的党派政治和人民参政，普选政治呢？

为什么要天道皇权合而为一而不实行自由之道和言论开放呢？（马科斯.伟伯十分看好清朝『邸报』，以为籍其尽见官场真相——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舆论公开的报纸，结社自由的反对党言论上，重译孔门和儒士之言说呢？毕竟，这个世纪不是18、19世纪，而是21世纪。

我们只是说，要官方在考量政治改革的时候，有必要参照、哪怕是皇权政治的某些良性制度以做借鉴。

——最后，我们要说，共产党在参照儒家道德本体论方面，施行了万千本末倒置的做法。

儒家道德本体论，被历代知识分子批判；鲁迅一言以蔽之，仁义道德之下就是"吃人"之历史！

这个课题如何看？我们也来参加民主讨论。

儒家记载之中国历史是不是只是吃人历史，不好完全这样说。如果完全吃人，就是野兽历史，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也没有红楼西厢。我们说，吃人是时有发生的，死人的事情，起义和暴动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的。简单来说，在封建夹缝中产生的历史，人，还是可以不吃人而吃粮的。封建土地制度，虽然是"莫非皇土"，但是，"使用权"和"宅基地"，还是保留在农民手中的。地主和乡绅的实权统治也是明明存在的（秦始皇"确立了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反复的'私有财产'。这就是说：土地将为迄今为止的负担（何种负担？）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家庭（何种家庭？大概很难确定）所专有"。（马科斯.伟伯）

政治上"进退""穷达"原则也是明明存在的。没有"支部建在连上"的街道委员会和小脚侦缉队。退隐南山，也许是皇权政治最大的道德考量。这个考量功德无量，是悠悠南山，采橘东篱的基本前提。我们看到很多失宠和废弃官员们退隐山林的悲怆慢板乐章——就像俄国沙皇制度的流放一样，几乎充满了浪漫主义激情和良好的 食物供给。而在毛时代，在这个户籍制度辖制的、几乎类似种姓制度的政治王国里，请问，你哪里去找给你一块飞地的皇上呢？

这个道德本体论，在消灭缴械之敌方面毫无人性。

他们既没有给予儒家某种参政、进谏、制衡的政治权利——也不给那些失宠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任何隐退的权利和空间，他们照样控制着饭票和房屋——他们的道德本体就是消灭庄子的逍遥方式和梦想方式，让你一日不可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爱他，包括和他做爱——而杀死敌人，亲友，老师，校长，同学，......是他们的时代道德，"要武嘛！"毛说。这样一来，儒家们信誓旦旦的保证，就完全滚到泥塘，处于万劫不复之地。这里，既无儒士可以生存，也无道士可以生存，也许，只剩下一些新法家，在那里弘扬毛的杀人权术。

儒家之大家如吴宓等，不是就被活活折磨死了吗！我们引用过他的话，叫做"战是和平暴是仁"——这是吴老千真万确的一句诗；这句话，就是儒家新解，是新儒家和新新儒家们根本无法驳倒的历史定论。

枉顾所有这些战、这些暴，你的奢谈，会成为儒家毁灭和毁灭儒家的同谋。

党的暴力革命本应该否定，自不待言。他的整个政治系统也应该被否定。首先要否定他的红色系列之世袭制度——就是陈云文革后说的，"干部子弟最可靠"一类话。

——再是，恭请党阀们要重新施行民间参政的、类似科举考试的有教无类主义。
这个无前提、无身份、无阶层政治选拔制度，是皇上圣明，万民效法，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应举的历史启示。这个相对平等的科举考试制度，一度被"五权宪法"写进宪章于国民党；却被1954年中共宪法排除。这个中国特色，是不是党应该像向皇上学习之处呢？他们没有学习这个制度，而且在教科书里忽视了这个内容，既没有说到袁世凯消灭之之举动，也不提对于袁世凯的这类批判。党的任用选拔制度不适科举，且所谓选拔成为为一种政治考试和政治随从之选项，这就比皇权政治大大落后。何以如此说法，是因为党的政治选拔制度不平等，没有科举制度平等。这个不平等之深刻原因是，他不产生人材，是一种人材负筛选，庸人和恶者之任用，是败类得道制。如，文革中，这些丧尽天良的笔杆子成为屠刀持有者，是为证！

致于打仗打出来的残暴之人材，则是他们人海战术选拔制度的最好说明。他们一个战役下来，死伤无数，人骨叠海，连刘伯承也不忍在以后做此回忆（他不看战争电影……）。而这些杀人不点头者，成为这将、那校，再来杀掉缴械者——土改，镇反，反右，文革，……这些功臣成为这个政权的基础和骨干。

此外，就是他们的御用文人，如，一些"民主东西"，"物权"东西。他们完全没有早先儒家任何一点局外人和制衡者、谏异者之特征，而是一些唯唯诺诺，唯上是从，不思道义的奴才——这样的奴才，比起历史上一些铮铮之言，以身试法的儒士，不可比。他们庸庸碌碌，也没有任何李白杜甫白居易之内涵，更不要说，依靠他们只能产生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之崩坏。这些废纸制造者和拾人牙慧者，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权贵和人渣。他们的存在，一是败坏了中国文化，再是败坏了民主自由之义，成为整个中国历史的鸡肋和赘物。对于这样的儒家或者儒家冒充者，我们的意见是，只有排除他们的虚伪和道学（共产党儒家），才能正视儒家之原义和历史真貌。

一般的看法当然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作用，在儒家主义时代之作用，虽然，不可说无，但是，微乎其微，几乎完全起到负面作用。
我们主张知识分子的身分认定，只能是独立知识分子那种身份。这个独立的意义，就是一如国民党时代『大公报』、『观察』一类自由主义媒体及其作者那般，对于统治者进行无论是"大骂"抑或"小骂"，总之，是要骂的——一个美国报纸老记者说 ，我一辈子就是骂政府——他的定义很对。美国记者，如果不承担一种批评者的角色，他就可以消失了；可惜，连中国自由主义者也不懂这一点——他们以为只有赞扬布什，才是自由之义。完全不是这样。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和记者，难道可以违背这个批评主义而转化成为赞美主义吗？没门！

如果你变成赞美主义，那你就成为一个儒士，顶多是有些品格和道德的儒士，而非独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很多——判断其是不是儒，是不是独立者，就看他们开口说话——他们一般的口头语是，官僚们是好的，英明和高瞻远瞩的……但是，他们要改革，改这、改那——试问，他们都高瞻远瞩了，还改个屁啊！
这种我们称为"但书"之辈，就是新新儒士奴颜媚骨之一种表现。
有人说，这是一种策略，一种自我保护。

我们说，这是儒家参政首肯当权者的无意识政治心理发作；这个心理，其实是儒家人格不完善之当今写照。

儒家人格和文格之不完善，乃是因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潜藏的唯上和正统思想籍贯。这个籍贯，就是他们根本从来也不是反对派，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对于"高瞻远瞩"者，从来是仰视的，跪而谏之——虽然，这个谏，比起不谏和默认，要好一些。

 ——回到早先的主题。皇权时代的文化造就了中国文化跻身世界文坛的历史，毋庸赘言；从西方的东方学和东方的西方学角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义，都不能排除中国文化的一席之地。换言之，中国人并没有因为我们是秦始皇和唐太宗的后裔而丧失文化尊严，相反，我们是中国文化引为骄傲者。这个文化承传，即便规定了我们和民主无缘，和耶稣无缘，但是我们还是数典有祖，并未数典汗颜，更不能数典忘祖。那么，让我们汗颜的是些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自己打倒自己。54，我们就打倒自己一会。我们看到汉文化处于静止、停顿和倒退之现状；看到外强侵犯、割地赔款，于是饥不择食，饮鸩止渴，援引马列，放入豺虎。在一系列的民主科学之诱惑和歪曲下，成为文化虚无主义和毛主义者——我们中国人，几乎概莫成外——去除那些小字辈——他们正在汗颜（？）、钟情他们那种美国式消费主义，而和美国自由价值渐行渐远。这样，文化虚无主义和否定儒学成为一物两面。

二是，学衡派和会通派如陈寅恪、王国维、吴宓一类人物，只是处在革命者言之负隅顽抗和据守无着之地位。他们的人格和气节成为丹心照人的榜样力量，却在照顾王朝价值、排斥民疯革命的背景上迅速跌落下来，成为一种小众化、微众化的密学。他们那种儒学高贵气质和民粹主义"打土豪，分田地"之号召力不可同日而语。人民，在20世纪的意义上，成为毛主义的响应者而非陈寅恪、吴宓主义的响应者——这是值得严重考量的事情——不是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搪塞过去的。国人成为"德莫克拉贼"，陈寅恪之辈难道没有责任，知识分子难道没有责任，而只是把责任归咎到文化老祖宗身上去吗？钱穆先生就痛斥此类观点。

一面，是国民丧尽良知，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一切不注重气节和人格的政治投机者成为开国元勋和毛中南海的客人。另面，是高高在上的儒家知识人清高自恃，傲待时代。一面，是毛的狗屁不通的批儒尚法，文化被革命；另面，是学衡、会通无法抵抗毛的横扫和打倒，徒手交出文化之道，之器，绝望地走向文化完蛋；更有一些儒家如冯友兰先生等人，一度成为毛的批判武器，成为消灭文者集团中人。陈寅恪们高贵的缄默不语；吴宓们以日记和非语体文对抗毛体、新华体的写字反抗，成为一种伟大的象征主义艺术和行为主义艺术。书页之中，滴血成证，形成中国现代历史上澄明彻悟者几乎不产生当时影响的、被绞杀的文化人的墓畔回忆录。这种不可发表者之不可言说之言说——只有2006年，我们才得以补读之，钦仰之。

那么，毛时代一息尚存之儒们，是不是没有任何反抗呢？
不是。

据载，除去陈寅恪和吴宓以不同形式对抗毛痞之外，熊十力，马一孚等大师都是气节和操守之坚贞者和示范者。他们在作为一个 人——这样的人道人格要求方面，切实没有成为毛文革的协从和响应者，更不要说是同谋，如，郭沫若等。
在海峡另面，1958年，当大陆上全体、整个产生疯狂运动，仁义全无，人已不仁/人之时，新儒学宣言发表。新儒学运动中人，如，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冯友兰，唐君毅，联署其名，主张仁学圆融，自持自修，达人通天。这个宣言，远承54学衡，近接49以后大陆之险恶政治现状。他们一层人，本是对抗54的得力干将——也藐视马克思主义和易卜生主义；现在，他们宣誓要和毛的残酷斗争哲学，毁灭中国文化哲学和涂炭人类尊严哲学拉开距离。但是，这个拉开距离，并不是有效游戏之唯一。我们前此已经说明。高阁之上有真理；但是，真理蛊惑者却在广大农村和城市的街头巷尾，革命成功。街头巷尾有街头巷尾的革命和文化，那就是毛思想。

一个毛思想，何以会影响整个中国命运？兹事体大，却也有其显赫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中国文化的僵化、停止甚至死亡状态。54，就是活人打死人运动；结果是活人找不到死人的伟大，自己了自己的渺小，成为一人之下之众，连陈寅恪也在其下——在社会结构中，尊严结构中。吴宓甚幸陈独特的政治社会待遇而自叹不如！

远而说去，中国文化僵死之结何在？在于其一，大一统。其二，大一统以后的长时间停滞和滞纳。三，乏于统合西方文化，统合民主和基督。
上述话题很大，只能简述之。

刚才我们谈到毛痞1958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疯狂和隔岸牟宗三大师们的自我圆融之歌。其间产生一种强大的天壤之别。一个是人道的倡导和绝学之坚守。一个是横扫一切，无法无天。孰优孰劣，并不一目了然。在道义上，精神上，牟宗三是领先的；但是，在时机上、思潮影响上，毛主义大大超过牟宗三们的影响。一轮以法国68年人为代表的毛派思潮几乎席卷世界，产生了革命者和思想家，如，萨特，格瓦拉等。萨特，自然不会注意到圆融体悟之道于其格瓦拉颂中。我们要说，中国几千年文化暗淡，却在毛主席火炬下荣光焕发一阵，究竟是国人之幸，还是不幸呢？

牟宗三们的主要说法是，中国文化长久和一统之的特点。长久，必然有其道、有其理。一统，则是圆融和谐之前提。（见其宣言）我们说，他们只是说出了一部分真理。长久之道之长久，要有生存和鲜活在其中而不是僵尸、粽子，N层包裹，不见眉目；也不是只一不二，抱残守缺。
停止说，刚性说，继而适应于革命说，"毛很伟大"说（见费正清），成为考量中国文化之一体两面。
何以解释这个现象?

只有和西方文化之同样长久，却在不断变化，虽然纷争，战乱，却不乏一统和和谐——在一统中争执和斗争，在和谐中辩论和激战，互相对比，见出高下。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希腊罗马两基础造就了民主和耶稣。他们的嬗变和发展，一是，面对罗马帝国式微，衰亡；另是，依据罗马之君士坦丁化，打开世界东西大门。他们的保罗化和希腊化，本身就是文化的拓展。巴别塔，虽然造成了语言的各异，却正是他们发展出日尔曼（德国），高卢(法国)，英格兰……等后罗马国度之原因。他们的文化，在承认罗马艺术而后各自发展的道路上，逐渐强化了意大利后时代的文化承载和政、经进步。一个同样是长久和一统（相对东方而言之一统）的文化载体和文化精神，在历史上却充满了活力，正确，杀戮；自由，战乱；真理，宽容，一切一切……是他们从基督教扬弃犹太化开始的"出埃及"，是其扬弃犹太正统，发展为欧洲正统之路径；是他们希腊化基督教，却在十字军后，开始文艺复兴的包容和人道；他们反对耶稣，说"上帝死了"，却施行了政教分离，各归各属。他们几千年来生生不息，上下求索(却根本不是无道之道，像屈原一样，而是走上有道之路——就是上帝之道)。活力，使得整个西方文化发展出一整套很像基督教那样善、恶兼备，变通奔腾，通体鲜活的文化人生。他们用人性恶自待，却不乏公造法约；他们船坚炮利，却知道法治坚守。他们信仰上帝，却行怀疑之道。他们注重理性 ，却承认理性灾难。他们知道民主、科学，更知道民主的普遍意志、总意志的危害，和科学的异化论。他们创造了语言的奇迹，却质疑语言本身的真理推断之狂妄和荒诞。他们知道庄子式无言，却著作等身，万千言说，或述而不作。诸如此类，是其文化生命之实质、之形态、之依据。

这样一来，这个文化，成为强势文化，非道德、却人权化之文化。一切企图道义谴责之声，在对比自身文化而关照时，难道不会自惭不如，一睹汗颜乎？

中国文化无宗教。儒士中介其中，天地之间有儒士。秦以降，天下归一，不二，无三，不发展；顶多，有些空谈清议，心性而论。虽然，也不无特色于唐诗宋词，文章典赋，却在整个政治经济活动空间中呈现探索乏力，暴力层出之局面。暴力者，无变通之其他政治途径也！就是所谓千年起义说，"城头变化大王旗"，循环往复，同义反复，而已。地域之间，种族之间，文化之间，政治之间，并无西方人促动历史变动带来的社会文化整体的上升和抽象。总的来说是一潭死水。这个被牟宗三们誉为一本，一义之儒学，究竟应和中国社会的极少变动，应该做出那些应有结论呢？

人们见仁见智。

约翰.穆勒有这样的中国历史观——

"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个国族乃是一个富有才雄并且在 某些方面也富有智慧的国家，因为他们遇有难得的好运，竞在早
期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在某种范围内也就是即使是一些 最开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须尊称为圣人和智者的人们所
做出的事功。他们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有一套极其精良的 工具用以尽可能把他们保有的最好智慧印于群体中的每一心灵，
并且保证凡是最能称此智慧的人将得到有荣誉有权利的职位。毫 无疑义，做到了这一个地步的人民已经发现了人类前进的奥秘，
必已保持自己稳稳站在世界的前列。可是相反，他们却已变成静 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不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
必定要靠外国人。他们在我们英国慈善家们所努力以赴的那个方 面，即使在一族人民成为大家都一样，叫大家都用同一个格言，
同一规律来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面，已经达到出乎英国慈善 家们的希望之外了；而结果却是这样近代公众意见的王朝实在等
于中国那种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不过后者采取了有组织的形式 而前者采取了无组织的形式罢了。除非个性能够成功地肯定自
己，反对这个束缚，欧洲纵然有其高贵的过去的历史以及所宣奉 的基督教，也将趋于变成另一个中国。"（『论自由』）

而『宣言』则是这样看的——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一切最不能久的时代。而此时代正是久之哲学观念，在儒家道家思想中同时被提出的时代。可知求久先是中国古人之自觉的垮的思想中的事，而此后之汉唐宋等朝代之各能久至数百年，皆由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措施，有各种如何求久的努力。而中国整个民族文化之所以能久，则由于中国人之各种求久的思想。这些思想，由古代的史官之记载与训诫，后来历史家所叙述的
历代成败兴亡之故，及哲学家指出久与不久之原理，而散布至中国之全民族，其内容是非常复杂丰富的。"

"久而久之"，缺少了久而要变之则，这就是穆勒和牟宗三感觉之不同，也是西方文化之久与中国文化之久之异，同样是耶稣文化、民主文化之于儒家、道家文化，在变化问题上的不同——这个不同，在于西方之基督教的整个演绎历史及其所证；儒家文化有没有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历史——这类类似判断呢？儒家历史，是不是就是儒家之反对和证伪儒家的历史呢？

至少，我们在评价毛的崛起时，说到一个看法——如果整个儒学像西学一般，出现映照整个哲学、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课题之大局面，一个区区之毛，难道会手到擒来，马到成功乎？——这件事情说明，儒，抵挡不住一个农村小农民之思想。是值得严重考量的。

那么，以毛之小文化战胜儒之大文化，究竟是否如党人所谓，是造就过一种社会主义文化呢？

这就是说，传统文化也好，文化传统也罢，我们这里是不是已经具备了毛文化和党文化兼顾儒文化之条件呢？

党文化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党文化和中国文化不合，不容，不配。君子不党，党同伐异之丑，结党营私之陋，为证。

儒家何去何从，新儒家如何调整和适应世界之道，又该有何想法呢？

最后一补：社会主义文化是不是文化？不是。他是一个梦魇。一个运动。一种灾祸。是反文化。其中他们媾和之民主，市场，法治，……一系列的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是所谓西方人文主义即布尔乔亚文化，耶稣和民主文化之延伸。社会主义文化之政治经济思想之国有化，是反文化，不是文化。

所以，在不事图摒除社会主义文化的前提下奢谈儒兴，等于欺誷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