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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juillet 杀人机器－－真实的切-格瓦拉
诗读黄万里（下）三、诗有反骨 毛主席对彭德怀说，你像黄万里一样脑后生有反骨……。黄万里的反骨成诗，确为事实；只是这个反骨正好是那时的大儒和诗歌大家共生的犄角，以戳穿毛氏伪劣人品和政治专制的画皮。大儒像吴宓，就是以诗为证，既为自身正名，也为历史证明。他面对1957年，也很像文学中的伽利略；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他在表面上不得不应付一下，写领导命写之大字报。他说（见《吴宓日记》），他日写大字报多篇，得几百字，早上四五点钟，起身即写。这是他的公开表现。日记和诗歌表现如何呢？我们看到吴宓57之作。一首诗歌写着——
阶级为邦赖斗争，是非从此记分明：
层层制度休言改，处处服从莫妄评。 政治课先新理足，工农身贵老师轻。 中华文史原当废，仰首苏联百事情。 吴宓对于反右看法本可成一大文；如果一言蔽之，就是大师所谓毛之"罔民"——"《重庆日报》刊登毛主席两篇讲话之全文，乃既经修改者，与前所宣传颇出入。中间列出六条，明示立论之界限，倘早日明白宣布，诸多放言越轨之人或可无罪。未免近于孟子之所谓'罔民'矣。"孟子之言应该就是——"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说得是，不安照毛氏思路行事者，毛氏其方法就会无效。但是，君子之方，乃是全国上下的极权主义洗脑？安有他方之存在也！难罔，就变成易罔——以非其道者就少之又少了。吴大师当然看得清楚。
陈寅恪这样的渊博雄才又安能看不清楚呢？我们姑且引用他的诗歌，以观其效。陈大师1957年说——
照影香波又换装，今年新样费裁量。
声声梅雨鸣筝诉，阵阵荷风整鬓忙。 好办艾人牵傀儡，苦教蒲剑断锒铛。 天涯节物鲥鱼美，莫负榴花醉一场。 这里的蒲剑折断；锒铛声起；醉梦一场……难道读者自己还不知道大师为歌之韵籍乎？我们已经见到网上已有人择出寅恪另一首诗歌。这里照录——
万里城关莫问程，今生无分待他生。
低垂纷颈言难尽，右袒香肩梦未成。 原与汉皇聊戏约，那堪唐殿便要盟。 天长地久绵绵恨，引得临邛说玉京。 陈大师的汉皇、唐殿；临邛、玉京……就是他的春秋笔法。一如其柳如是，一如其红豆情（见《柳如是别传》前言）一如其兴亡怨（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把个人民若妇人，随便受人欺的政治局面隐形写出；当然不是一般人可以解之。但是，其目眇（他眼睛害病）心澈的大儒明辨，还是非常清晰的。这也是在附和吴宓之对于"罔民"之责——陈大师用怨妇戚女，当成极权主义制度下之人民，是其一以贯之之道，之法，之诗。
1949年之国人是不是阴错阳差，汉皇唐殿，临邛玉京了呢？难道还要如何解释乎？（有学者指出，陈寅恪对于专制主义的历史预言，早在其作中传达；我的已经去世的年轻的朋友吴小龙君在文章里这样分析——
"早在1949年，陈寅恪就几乎预见到了十年浩劫，他那年写的诗里有这样一句∶'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头一句，是指《论语》开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挖苦当时大家抢着'学习'；第二句，说的是'坑儒'的事：传说秦始皇派人在山上种了瓜，又安装了机关，然后让那些儒生们去看瓜，当这些儒生们正兴高采烈地"说瓜"、高谈阔论的时候，机关翻下，把他们全都活埋了。这两句诗真如谶语，其意含令人惊骇。
如果说陈寅恪当时就能够准确预料到'文革'，当然绝无可能，但他凭着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敏锐直觉，点出了思想整肃和焚书坑儒两者间的那种必然。陈寅恪这一类诗句还很多。从５０年代起，他一直拒绝参与那种以统一思想为目标的'学习'、改造，哪场运动，他都不跟上凑热闹，他的批判态度，从他当时写的诗里隐晦地、却也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八股文章试帖诗，遵朱颂圣有成规'，'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浿水（即今朝鲜清川江，这里指朝鲜战争），文章唯是颂陶唐'（１９５３），'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乐世歌。座客尚讴君莫讶，主人端要和声多'（１９５４）。"（见吴小龙《对陈寅恪的一种解读》）对陈对陈寅恪的一种解读寅恪的一种解读——小龙的分析以成为绝响，却是句句到位，针针剃透的。我们首肯这个分析。）
为什么要引用陈、吴，是为了衬托出万里诗歌与此一脉相承之"言难尽，梦未成"也！我们看看万里1957年是不是有诗？是的，1957年，黄先生这样写着——
绿尽枝头。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盼处土，沓无消息。桃李临风连影摆，怯清寒，羞把嫩芽茁。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人事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翻潋滟，芬香洋溢。好鸟白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那是1957年5月。黄先生看来还是处在一种完全的健康状态，处境和心情之所谓的、山雨预来之前的"鼓起笙簧舌"。按照筱白先生说法，黄先生之《花丛小语》侵犯了龙鳞乎？以至于钦定黄为右派？"《贺新郎》，小词的上半阙点出了当时的局势是'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下半阙笔锋一转，希望当局能真正贯彻'双百方针'，使人间景景'潋滟波，芳香洋溢'。这样一首小词，实在看不出又什么大逆龙鳞之处。"于是，黄诗也和陈、吴等人的反骨之作一起，留在了1957年诗人反对派的阵列之中，让后人瞻仰。
我们说，五七年的历史，是一个全民提意见而后全民忏悔和招安的历史。这个逻辑层次好像不能包含那些先知先觉和大儒明辨之士。这些明辨之士，就是我们说的那些外在于整风鸣放中人——他们以另一种不和毛氏提议，煽动和诱惑的方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多是成为日记体和抽屉诗歌。这些并不外先之作，是不是争鸣之一部分？是，也不是也！是，是因为他们以各种不同题材声张了自己的看法；不是，因为他们冷眼看鸡虫，不参加任何什么鸣放和整风。那个游戏在游戏之前就出示了谜底——对于大儒，就是这样。大儒之说，不单对于五七年事情看得透，对于四九年同样看得透。他们是真正的异端，却是沉默的一群。
何以说大儒是看得透，不说话，真理和世情在握呢？至少有几种解释。一个解释是，自民国二十年代王国维殉道，陈就看出，儒的载体——其体制之不存在也；体制不存在，儒学儒家安能不亡！二是，儒学不可以透过共产主义且与之共存，所以，陈是宣明不学马列的；三是，但是，儒学精神不死。这个在布衣抗拒宠幸阶层中崛起之士大夫集团中人，有很大一部分成为宠信、世袭中人，但是，这些人依旧不可以和全体儒家学说类同。这个儒家学说之兴衰，完全看在儒家之精神是不是离开布衣和独立位置。因为，中国文化毕竟处在岌岌可危之地位王先生死，就是殉此文化。换言之，他们预言之德莫克拉西变成"德莫克拉'贼'"之悲惨与卑劣过程，也正好是党史和党文化遍布国中之过程。所以，儒士之诗歌文章，成为对抗这个过程的一大表态，一大表现。
从诗歌层面看来，这样的抵触情调很多展现在诗人的字里行间——这些诗歌人士，从新诗之祖，黄遵宪开始，经过整个中国革命历史；到了五七年，这个阶段成为开始的结束和结束的开始。此前，表现和传达是存在的，现在，要放进抽屉了。黄万里诗歌，就是这样一种只是在八十年代才从抽屉里面世的诗歌作品，冠名为《右冠残草》；且是清华水利系老师同学为之非正式出版物。正是在此诗集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的传统风骨和传统文采——这当然不仅仅是文学之传统，更有科学之传统和科学之现代性，融入其气势悲怆和博大之文字里面。这些文字究竟呈现了哪些中国人特有的优秀品格，尖锐思想和宽广之同情心呢？可以说，黄先生诗中可见李白之狂，陆游之情，杜甫之郁，曼殊之敖，朱耷之颠，……看出来，黄先生傲然于毛氏，不止因为毛氏是科学之侏儒，而且毛氏之文字诗词，不过是假大空之造型和内置，没有什么真正的儒学奇志和诗歌大意向/意象。黄诗是菩萨般唯我独尊，普度众生之殉难耶稣的精神表达——而毛，不过是帝王将相，秦皇汉武。固然，在黄诗中，每每有孔夫子受到嘲笑的句子——但是，他在诗行中每每出现的"仁"，每每出现的"义"……并且甚至不是自觉的回归到儒家个性的温良恭俭之中，而非毛氏之假敦厚，真毒辣。
再是，黄河——就是黄先生诗歌里最大的意象——这个意象不是庞德所用汉字(其实他引用的是日文)之造型，却是中国之山川大河之意象。这个黄河意象本身，已经成为像伽利略关注天地那样的宏观关照。绝对不是毛之"虎踞龙盘"、"原驰蜡象"之政治冒险观，可以相比。
我们不得不少量尊录其作，以示说明。
在黄先生黄河意象诗里，他的李白之风和李白亦同，又异。李白是豪气冲天，一往无前；黄却是瞻前顾后，忧乐为民。同一条黄河对于李、黄，又是何等不同也！
"......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流沙三门阖。 更在东平潴漾漾，丰功伟利云综合。 诏谓君氛从此靖，颂请不乏鲍参军。 奇祥异端争相送，胜利冲来头易昏。 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 紫芝盛世岂应唱，肠热鲁连理必伸。 源头水土应保洫，沙河入河须纵逸。 洼道轮流潦可泄，立农建土赖洪基。 而今坝蓄复塞堤，清水顶冲长告急。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 最后诗人唱道，"川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这是《念黄河》。作者把反对派意见抒发为歌，来一个行吟泽畔，却是悲怆无可如何！以后，诗人接连有几首关于黄河、治理黄河、治理黄河失败之诗歌，记录他的黄河怨。一个广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就是——"汉王景治河只用一年时间，经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八百年，河无大患。"黄先生这样说。（见其给陈云信函。）如今的景象又是如何呢？历来大禹治河之疏导法规被漠视，三峡截沙，造成上流淤窒，是为第一浅薄。第二浅薄是，源头水土保持因为坝起而废，沙河不能畅通；又无洼道泄洪弥散。三是，坝蓄沙河，所谓坚持圣人一出水至清之蠢见，为万里痛斥。也是他一开始就面折，申诉之道。于是，最后，咽喉梗阻，大河为患，为怨。但是，天灾、河灾实为人祸。诗人一边唱河，一边嗤人，嗤愚蠢的共产党。阖门为第一蠢。排斥异端，自称胜利为第二蠢。龙鳞实为蛇蜕，为第三蠢。......还有，虽然周恩来有所反省，面对万折，醒诉不可行圣人一出，河水至清之道；但是，周依然随毛，无可如何！接下来的《哀黄河》更是动人魂魄，引人入情义，让人出判断，为人做见证。《念》诗为补充，势头却如浪涛涛，无可遏制。它的几句伟大撞击，成为那个左派诗人如贺敬之（《三门峡梳妆台》）之流，亵渎黄河诗之对照。"……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土？"……
黄先生之心胸里既有黄河之大，万民之叹，山川之敝，也有家合之虑，妻小之微，更有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大悲咒。而最能表达黄先生一生"功罪"之歌，还是赵朴初的一首诗——
"上善莫若水，而能为大灾。
禹功钦饱学，不只是诗才。" 也就是，"辙从扬子谋江利，忍对黄河哭禹功。"（黄万里《治水吟草自序》）
他是一个全方位的诗人。他在面对专权和暴政的时候，的确有苏曼殊和八大山人的哭笑之状——但是，却非"无端狂笑无端哭"，做"个山驴"状（朱耷自命"个山驴"/"八大加山人——其实形成一个或哭，或笑之字也！——笔注）——那种"访旧半为鬼"的五七年情结，难道不是毛变人为鬼，黄先生写鬼为人的、现代复调结构的历史再现和历史记忆吗？
黄先生一家在国、共两党的迫害下，各有死难。一个罹难于1957年；一个牺牲于所谓解放时期上海。而作为一个水利教授，黄先生一笔勾勒的黄河泼墨诗，向我们再次说明，黄河是国人之魂魄，亦为黄先生之魂魄，诗魄和科学精神。这样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一纸再现者，毕竟在中国人里，在中国知识人里，是很少的。为此，我们拜读黄先生诗歌，确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大幸运也！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July 25, 2007 . 忍对黄河哭禹功——诗读黄万里（上） 观察 > 专题与评论
忍对黄河哭禹功——读诗黄万里 刘自立
一、中国的伽利略黄万里 黄肖路先生（黄万里女公子）送给我她签名的关于其令尊的两本书,《追寻黄万里》和《长河孤旅》。拜读之余，感触良多，一时无语。近，听到肖路讲黄万里确为真正之右派，且以为荣；我尊重肖路的看法。但是，却又觉得黄先生戴上这个荣冠并不合适，它早就被毛给玷污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右派无论现在如何光荣，却是和毛氏的思维和语言定势联系在一起的；而黄万里先生并不是其中党文化的代言者和拥戴者，他完全处于另外一个思想系统之中。这个思想系统，第一是科学；第二是传统文化——毛说，"他的诗，我总还是想看的……"，说明了黄先生之传统文化和毛解读之文化传统，微妙地共处一身——这个事情，我们后面说到——但是，黄先生是大儒；大儒不阿，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里，黄先生一生，就是凭借这两大文化依靠，就是科学和文化。毛，却是这两个系统具体而恶毒的戕害者、甚至是毁灭者。于是，在黄先生和毛之间，产生了中国当代文化的绝对冲突。这个冲突的胜利者，当然是黄先生。但是，黄先生却是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胜利者，一个失败的胜利者和一个不知道比毛要高大多少倍、高出多少个数量级的胜利者，或者说，既是胜利者，也是失败者。这个悖论，又该如何解读呢？我们说，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毛，是政治统治上的、甚至思想上的胜利者；黄万里，是失败者——他的、对于反对建设三门峡和三峡水库之主张，失败了；他的大儒之作、之文、之诗，没有为国人了解和供奉，不像毛氏之败笔，也许印刷了千万册子；他的人生，很像一个在悲剧背景下，展开真理斗争的、那个世界和人类精神的支柱之一——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伽利略。于是，我们贸然摘掉毛给黄先生辱戴之右冠，把中国之伽利略——这顶正冠，戴在黄先生高贵不阿之头颅上。（这里再问及肖路，是否认可。起码，我个人坚持此见。）
伽利略的地动学说，是整个中世纪光荣和黑暗并肩的一次科学发现。但是，迫于宗教狭见，教廷直到18世纪即1799年，才给他作出"平反"。这里，有两个课题需要澄清。伽利略所处之欧洲中世纪时代，并不是一个完全文化凋敝，科学涂炭，没有大师之时代——同时，她也是一个迫害、压制和窒息的时代，宗教杀戮的时代。中国人常说后者，不说前者。
很多西方学者并不认同中世纪完全黑暗说——一部叙述中国著名知识分子信仰基督的著作指出，"他（指冯友兰——笔注）还认为，西欧中世纪的人只向天堂看，却不说中世纪'入世'的一面。他不提西欧十二三世纪早已建立的隐修院图书馆，大学，大教堂，美术馆等：十二世纪的西欧已经进行了一种教育革命，法律文化的建立，政教分开及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信仰的个体化，哲学与科学技术一步一步的革新。"（《论基督的大与小》雷立柏著）有学者如朱维之就说，是中世纪的隐修院，保存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最终使得文艺复兴运动可以以此文化为基础，以人（个人）的精神，来抗衡基督精神。
与此璀璨和无光并存的西方中世纪比较，文革前后和反右前后的中国政治文化生态，是不是也很黑暗，同时又很璀璨呢？完全不是。如果说，伽利略面对的是一个文化邪恶、却又可以在纠正邪恶中矛盾互生的文化、尤其是其宗教，那么，黄先生面对的，就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毫无意义的毛氏文化及其统治。这个不同，也造成了黄先生的遭遇和伽利略之遭遇的不完全雷同。但是，他们那种处于悲情和无奈中说出的，"地球还是在转动啊！"——这样的真理指涉，将是千万年不变的科学判断。伽利略说，"地球还是在转动！"黄先生说，三峡和三门峡万万"不可以修建！"他们的思维之主导动机，如果可以拟作伟大的交响乐动机，那么，他们的这类动机是一种悲情之力、之力量、之意志，当然也包含悲叹、绝望和坚毅之节奏及主题和主题再现，他们虽然无贝多芬之酣畅淋漓，风强雨暴，却有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悲天悯人，坚忍不拔的精神。如果说，伽利略是面对多少还知道以地球为中心之教廷中人，则黄先生，只好面对一些无神论者，无法无天者——这难道不是很大的区别吗？
57年造坝以后，祸害立显。关于三门峡水库修建后的补救方法，十多年来，黄先生坚持己见，先后对周恩来"面折"（五十年代），给以后的陈云和邓写信（八十年代），还给董必武写信。他的信，在第一段的"忏悔之词"过后，即对于自己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罪"认定以后，马上词锋一转，就转到"地球还是在动啊"——这类科学异见上去——不能不使人想起伟大伽利略的同样的说辞。黄先生说，他，虽然不能参与和规划黄河治理；虽然三门峡已经修造，而且危害日显，他却还是要说，要及时加以改造——"分流"（以改变"清水出库，滩地崩塌；移民困难，有增无已"的灾情——黄万里语）——这就是他的"地球转动说"；黄万里的、20世纪中国伽利略的"转动说"！
黄万里先生本人在被戴上右冠后，就在当时直言说，打我右派，可是，地球还是转动啊！
可悲的是，伽利略不管如何考量地球问题，地球是不会停止转动的——而黄先生一万次言及不可以修造和按照错误方式改造三峡——却被人置若罔闻，以至于库区几百万人流离失所，黄河罹疾，日益严重，危害一方。
而关于三峡大坝绝对不可以造之主张，也被付之东流；其罹疾之日或许已经显现，到来；也会危害无穷。
于是，失败者黄万里，成为伽利略以后又一个胜利者——何以如此说法，难道他不是无法阻止上述水坝之修建吗？是的，在实际抗争上，他失败了，中国人失败了，但是，黄先生说出了真理，在万般无奈的背景下，仰天长叹，"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是，这个胜利者，却在精神上产生了一种力量——一种对于极权专制制度中人说"不"的力量。这个力量正在启迪后人，哪怕三峡的洪水滔天，开始说："不"——开始就可以改变事务，救国人于大患。
为什么黄万里成为当时无人理会的、正确的中国之伽利略呢？答案十分简单。陈、邓等人对于伽利略的建议，不做出任何回答（"他们'王顾左右而言他'——黄先生说）；三峡的修建者，更是对"伽利略"的反对，不加理睬。只是在周恩来，甚至在毛那里，他们思前想后，对于当时出现的三门峡水库危害日重的情形，做出了某种几乎毫无实质作用的反应。在赵诚先生的有关著作中，写到了这些历史细节。在得知了三门峡的系列问题以后，毛发了脾气；说，不行，就炸掉大坝！周恩来在召开有关会议的时候，也传达了毛之预炸其坝的说法——却又把话圆了回去，说，当然，不可以把辛辛苦苦修建之坝炸掉。以后，周恩来确实参考了黄先生之异见，却并无作出任何具体举措，以实现让黄先生治河、改坝的任何可能。周恩来逝世以后，黄若有所失，更加不能迎来邓、陈的回答。一切被搁置起来。虽然，所谓的右派改正，当时，已经落实到黄先生头上。黄先生说，是他们应该"改正"，不是我要改正什么。究竟改正了什么呢？教会势力改正了地心学说乎？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改正。不单三门峡成为一个死坝，他们疯狂地启动了三峡建设……
二、大儒不阿
大儒，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些真正学到了儒家风骨和人格品德之辈。他们虽然也许不是胡适之四十年代强调过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宏大的正统儒学传承，依旧是抗拒毛氏屈儒、亵儒的重要资源。这些人物，当然是以陈寅恪和吴宓为代表；但是，有人说黄万里先生也是陈寅恪式的人物——笔者坚决支持此言。
儒学课题，坊间议论纷纷。简单而言，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之细胞和文化之精髓，当不可以轻易否定之。否定的，应该是毛氏儒学和党化儒学——我们称之为"新新儒学"——以区别大儒、孔孟和三、四十年代之张君劢，贺麟等人主张之"新儒学"（含台湾学者50年代主张之儒学；他们发表了此学宣言……）——也就是说，儒学之道，也面临一个南桔北栀之效用问题。如果民主政体延伸出文化本位和准宗教道统，儒学就被救，中国文化就被救——反之，毛－党－儒，只能结出干涩之果，甚至有毒，毁灭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就是钱穆先生言，我们当代人的罪行，不要推诿给千年之前之古人！
否定儒家学统的正面因素，也许对于国人并不合适。雅斯贝斯说过这样的话，意在说明全球化在文明易动中结合、互补之课题。他的话，就是针对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没有儒学，还剩什么？问题是，如何适应儒学和儒学如何适应于当代中国之现代化，民主化议题。舍此，难道中国人真的还要"批林批孔"吗？
雅斯贝斯说，"《圣经》中关于'所有人都是亚当后裔，都具有同样的起源'的观念，乃是无法被认知和证明的。基督教的历史哲学，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都把基督教的现身视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中心。这样一种观念只对基督徒有效，而如果他宣称自己具有一种更普遍的有效性的话，那么它和其他认为'历史具有多样的转折和终结'的神话一样，都只是人类通向同一性的一种方式而已。
基督教历史哲学持有的世界历史概念，建立在某一民族或世界的某一特殊地域的历史经验之上。......"他就此观点提出了世界文化轴心说。这个轴心说，就是"穿越5世纪，处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中发生的精神进程的中央。"他说，这时候，"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波斯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巴勒斯坦出现了先知，希腊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和悲剧作家。"他说，"人类的新的统一体或许能通过一个沟通系统，来获得它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在这一系统中，具有不同起源的人类可以在某种同一性（SAMENESS)展现他们自己。但是这种同一性根本不同于划一性（UNIFORMITY)。正如男人和女人只有通过彼此间的绝对差异才能成为同一者，也就说，成为人，同样，每个国家的国民只有通过保持并坚守自身的政治身份（应该是文化身份——笔注），才能进入到人性的历史之中。一位世界公民，如果他是生活在世界帝国的僭政之下，用一种所谓的'世界语'来说话和思考，那么它就会像'两性人'那样的怪物。"（阿论特《黑暗中的人们/雅斯贝斯篇》）
在这里，曾经对于中国文化特感兴趣的哲学家，早就在其哲学史中，就专辟一章写入如：龙树！这样的印度和中国的宗教文化人物，在世界文化里所占有的位置。这样的世界"无中心"说，慧智者早就有言在先。比如，法国作家尤塞纳尔就说，"一切都既在上，又在下，既在边缘又在中心的世界里"。（《一个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即哈德良皇帝——笔注）问题仍然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可塑性关系，可塑性关怀。
于是，这个课题延伸到五七年政治生活层面。黄先生面临着伽利略式的悔过和人生的考验。舍去其他细节不说，他的令尊，著名的、于毛探讨"民主周期律"的黄炎培先生，在黄万里"出问题"以后，讲过这样一段话，被录入书中。黄炎老说——"你为什么划成右派？你不要老鉆牛角尖，光想着自己在水利问题上是对的。在水利问题上，你的见解可能是对的，但是放到一个大范围来说，你可能就不对了，可能影响了国家的事情。如果这样考虑问题，你可能就想通了。"（《长河孤旅》）
我们感慨万千于此一段良言。
这段话，不是没有任何启发于当代人。第一个启发，说明伽利略不是孟德斯鸠，黄万里先生并无全套对付毛泽东的政治马基雅佛利主义，可以使用——精神上，他也不是政治经济上的全才，可以望穿毛氏的政治之岂有此理。他，只是一个正直的科学家。
第二个启发是，黄炎老看到了"民主周期律"在中国并无出现。他多时缄默以待毛氏的胡言乱语。但是，难道不正是毛利用了黄炎老，说出了社会主义"民主"——而非黄炎老，利用了毛，推广民主于国中乎！"......国家的事情"，人们究竟要怎样"顾全大局"呢！
三是，黄炎老和黄万里在科学和政治层面上的隔阂，给万里先生以很大的困惑和苦恼——难道不是这样吗？黄炎老所谓"一个大范围"（除去万里先生料理之科学课题），究竟要如何理解呢？
……当然还会有很多其他课题，被炎老此话隐含其中，使人们解读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伽利略之科学和教廷教义之争，在黄家，在中国，出现了取而代之之科学和政治层面之异样争执。乃至，黄先生还是只能在黄河情结上，集中了他的注意力。他，也不可能在政治层面上变成政治伽利略。这是事实。我们赘言此道，就是要说明，57年以后，国中知识人并无反抗毛氏话语权的能力。因为，政治常识和常识本身，被毛彻底颠覆和彻底毁灭了。铁桶中的人民，究竟有什么责任呢？他们从拥护1949年之"万岁"开始的路径，究竟要怎样才能摆脱"政治地心学说"的束缚呢？"人民"概念，究竟要如何定位和定义呢？"人民"，究竟是不是成为很多极权主义研究家所云，成为极权主义之一极呢？这个圈套，如何在今天的国中解套呢？
黄先生是大儒，他的文化诉求表达在他的诗歌里换言之，政治表达，是在他的文学表达中，间接实现的。毛说，黄诗，他"总是还想读的"；说黄万里的诗写的好，云云——他，读些什么呢？不得而知。我们姑且做出一个假设。传统文化或者文化传统，果真像是李慎之先生所云，是互相对峙和势成相反的话，那么，黄先生之儒和毛氏之儒，就会绝然相反——但是，他们却因为诗歌的共同载体，而在表面上，显得很相似，很一致——他、毛，居然要读读这个他冠以右军者之诗（"右军"之号，其实是属于那个大书法家王羲之的……）那么，什么是黄万里诗歌的最大诉求呢？就是以国人之情操，志向和品德，以历史感和文化感之真谛，以人格之正直和尖锐，对抗毛氏的岂有此理和疯狂。同时，在毛氏之诗文和黄先生之诗文之间，出现了一个对峙；类似在陈寅恪先生（加上吴宓、马一浮、熊十力甚至聂甘弩、吴祖光、李慎之、邵燕祥）和毛之间，出现的那种对峙。陈寅恪、吴宓等大儒之诗歌，很多学者有过介绍，此间，也许重复移用。黄先生的诗歌，齐肩众儒，进入了这个对抗"运动"。毛氏诗歌的伪劣品质，很多人已经看穿。这样，在科学诉求失败者黄先生那里，他的胜利，又在诗歌呼号中夺云而出，遗世独立。
笔者不及格评议黄先生诗歌，只是做一个贸然习读者。 24 juillet zt评刘自立先生的诗作《哀歌》评刘自立先生的诗作《哀歌》
(首发稿) 文章摘要: 阅读刘自立先生的《哀歌》，很自然地让人想起了美国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刘自立先生这首黑夜之海的《哀歌》，确如普拉斯的那一道死亡风景。死亡以忧急如焚而逼迫着刘自立先生的灵魂，正是在死亡的滩涂上，《哀歌》让读者去找寻每个人自身存在那不可剥夺的证明。 作者 : 石雨哲,發表時間：7/22/2007
从刘自立先生的诗作《水果是结果？——读翁·艾科〈波多里诺〉》、《哀歌》，还有《约会》中，都能发现一种古希腊式的庄重精炼，而又有节制的风格。刘自立先生的诗歌作品的风格显得优雅凝练、轻快自如、洗练如镜。特别是刘自立先生的诗作《哀歌》，更具有一种突兀而又轻盈的格调，整个诗作从一个意象那么迅速地跳动到另一个意象上。把人从幽幽的水面带到黑暗的水底，让人与诗者同呼吸。这是一种在泛滥的海潮中含着泪水的哀歌，又带着那么一种宽怀的温柔。 在这首作于1989年末的诗作中，刘自立先生显然还承受着那场悲剧的痛苦。在他那苦痛的心跳，他没有存心去触碰这悲惨的痛苦，而是把它们化解在这诗作中。阅读此诗，能感觉到一种强烈压抑着，却并没有爆发的愤怒。在这样接受限制，引而不发的忧痛中，刘自立先生的《哀歌》也意味着给读者个人的思想活动和想像力留下可区别的余地。这就是刘自立先生诗作的特征所在。我们在这首诗作里，看不到那种通常在在表达类似情怀的诗作中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愤懑之情，听不见那种呼天呛地的义愤的呼声。在刘自立先生的诗作中，所见所闻的是另外一番情景：“滩涂如歌，每一朵沙子都是灵魂，此刻，悬空的焦虑走入海面，\大城的骨架随风弥散，唯平面的夜幕滚流入海。” 注意这里的“滩涂与灵魂”。在悬空的焦虑里包含着对于某种厄运降临的隐忧。在沙子般柔弱渺小的生命中，于不经意间，在大海中显现了“人与世界”、“人与命运”的宏远主题。在这样的一个黑暗时刻，“黑暗中，黑暗各自变异，迈出的第一步跌下悬崖，踏空的响板数度雷鸣，\转折是惨痛的，人们峰回路转\向前，临一穴鱼洞般的入口；河前，依旧是黑暗，但此次接近真实”。那么什么是刘自立先生眼中的真实？在黑暗中所能看到的那个真实呢？ 惨痛而刺目的景象，它所蕴含的无限愤怒的力量却处于高度的自我节制中。这是受抑制的激情，来自年深日久的“临一穴鱼洞般的入口”。这种黑暗指向个体存在的最深层的秘密，指向生命悲剧的独一无二性。在那鲜明而富于想象力的诗句中，“那是天日龟裂的时辰，外面尚有钟声摧活了几个婴孩，她们高悬如鹰雏，\深沉如哑弦，一幅跛足天才的铁腕，音律丛生，受命于射来的铜箭，\在锈蚀中穿行，鹄的上立着大鸟”，我们能读到刘自立先生诗作的独特创造：将种种富于色彩的意象，以一种内向节制，张弛有度的方式表达出来。“赶赴春天的星系，将光之果一举熄灭，而秋季的硕果却崩裂如分层的悖论，\这些噪音爬上讲坛，曾三次炫耀”。 阅读刘自立先生的《哀歌》，很自然地让人想起了美国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刘自立先生这首黑夜之海的《哀歌》，确如普拉斯的那一道死亡风景。死亡以忧急如焚而逼迫着刘自立先生的灵魂，正是在死亡的滩涂上，《哀歌》让读者去找寻每个人自身存在那不可剥夺的证明。作为诗人的西尔维亚·普拉斯最终以自杀而告终，结束了一代先锋性的写作，而刘自立先生在《哀歌》中写道“一个远处的荷兰人走到葵花的中心，并在那里了结了他的一生”。 在《哀歌》那多姿多彩的画面浸染着无限的悲哀，以至于要在更广大无限的时空背景下来阅读它，而不能把它仅仅当作是对于那场悲剧的回忆。整个世界与诗人的漂泊命运，那样创造者们，从雪莱到凡高，就如一群被判决永远流浪的囚徒，在一座面对着大海，有着望不到边的滩涂上。“有人从高脚杯落地的震动中触摸明月的质地，有人将太阳遗落的叶瓣珍藏于胸，\以便对照星束的光链，有人沐浴银河，让自身退居荒古，也有人随清唱剧的队列缓缓行进，\以便进入第十二夜\她们的等待就是她们的参与\她们的等待就是等待的放弃”，从这样的诗句中，可能读到刘自立先生那含在内心的隐隐的激愤。这种激愤最终被“苦苦等待”却并未放弃等待的女性所强压住。当“等待有一天，男人笑如怪面，将体魄冶炼成废墟的遗柱，高举双手，\欢呼着，却闻所未闻，而女人们，就在这惨烈的幻觉中回到枕边”，在男人离去之后于，那些在黑暗中注视着赤裸身体的是一些女性，以怀抱婴孩的方式，而承担着共同的命运。 “我看见的是麦田上的天鹅吗？”这是一个挖掘人类存在性命运的追问。人生的遭际与不幸，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已经有过无数的前人曾经遭遇过，历史只是在一遍又一遍地上演着同样的悲剧。诗人能够“在血泊里奢听马拉美，当寒光打入壁垒森森的国度\士兵和狗，盘缠如一枚巨螺，在红烛下一一无光无色\他们被狂风掏空的心脏掰开如毒菌”，诗人的痛苦并不比其他人更少，但也并不见得比别人更痛苦。诗人在《哀歌》中的呐喊不是为了让旁人听见，他只是想明确自己的等待。 有关死亡的“呓语”，成为了《哀歌》的主题。从“巨鳄以其腹擦过泛红的曙色，婚期甚短，如一疏忽，便又是深渊般的沉寂”中，就已经有了流血的基调。于是《哀歌》成为了诗人写给诗人的私密话语，在诗作中已经亡故的诗人重新复活，并担当起诗者的命运。“那是天日龟裂的时辰，外面尚有钟声摧活了几个婴孩，她们高悬如鹰雏，\深沉如哑弦，一幅跛足天才的铁腕，音律丛生，受命于射来的铜箭，\在锈蚀中穿行，鹄的上立着大鸟”，在这章节中有一种神秘主义式的膨胀，而个体则面对着自我的精神分裂。随后就是神话里的死亡，“阿维尼翁的裸体展现，黑暗滚动在地球的唇齿里，排列牙齿四布的方阵”。在此，刘自立先生的目光转移到了旁观者的“神性的自明”。在“神性的自明”中，他接受诸神的反观和审判。他接受祈祷中诸神那死亡的诅咒，却并非在自我诅咒。“他们的血这样的灼热，而他们的心，倦如盛夏的苦蝉\黑暗中，运出埃及的方尖碑祖籍如蚁，镌刻着征服者的史实，\那一代凸现的美文体，传言一道嘱告，追溯未来的鹰，落入阴郁的摇篮\我们的摇篮是我们的墓地”，于是伦勃朗与雪莱都消失在列维坦那巨大的阴影中，坟墓的象征成为了自我尊严的一种姿态。 “我在盲目中看见他，黑暗中唯一的视线，就像童贞的无辜和一出生就带来的罪孽，\让光线变得模糊”，刘自立先生终于将这死亡的沉重主题，放置在一个能够承受的位置上。在刘自立先生的眼中，死亡并非处于与生者对立或对抗的反面。在人生的原罪中，死亡始终与活人相生相伴。但区别在于，有的血是圣洁的，而另外一些血则是卑污的。
21 juillet 卞仲耘先生纪念会发言（上）老革命批毛座談會
◎資料室
二○○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紀念會來賓發言 （根據音頻資料整理，未經全部發言人審閱） ● 編者按：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卡仲耘是文革第一個被紅衛兵學生毒打慘死的教師。大陸獨立製片胡杰將此個案製成紀錄片《我雖死去》。在去年文革四十周年時，卞仲耘的親友學生及學者為卞仲耘召開的紀念會上放映。這份會議發言記錄，生動地表達了一批投身中共革命的老知識份子對毛獨裁專制的憤恨，極為可讀，本刊分上下兩次刊登。 ● 胡杰攝製《我雖死去》中的卞仲耘丈夫王晶堯。 王晶堯（卞仲耘丈夫）介紹來賓： 這位是李普同志，是我們新華社的老領導，我的老朋友。這位是老朋友林莽同志，恐怕是在座最年高的，一生坎坷，經驗豐富，成果也輝煌。這位是何燕凌同志，是抗日時期搞學生運動的老戰友。原來在《人民日報》，後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雜誌副總編。還有吳象，我們是老朋友，我過去同我的老伴卞仲耘到了晉魯豫軍區的時候，是他讓我們留在太行了。這位是謝韜同志，我們在成都是一塊的老戰友，是人民大學副校長，「胡風分子」。這位是周倜同志，是我們進城以後的新交，他是多面手，在是華聲報社長和總編輯。（周倜插話：這是十年前的事）由於氣壓太低，轉入明清史系，是明清史專家。 鄭仲兵：我來負責介紹王年一老師：他是著名歷史學家，特別是研究文革史，是鼎鼎大名的專家。我是諸位的學生，我叫鄭仲兵。這是嚴長俊老師，求是雜誌的編審。田小青、劉自立都是作家，徐曉，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文化人。于林，是王老的學生和助手， 當年師大女附中的學生。這位是林莽林先生的女兒。（李宇峰插話：我叫李宇峰，這位是王老的夫人，一直照顧王老多年） 王晶堯：這幾個都是我的孩子，李向南，我的二女婿，經濟日報的編輯，林偉的兒子。王思，二女兒 ，在人民日報海外版工作。我的兒媳婦馬蘭，汕頭大學英語副教授。仲耘同志的小女兒王義，醫院的眼科大夫。 主持人鄭仲兵：今天是卞仲耘老師遇難四十周年的忌日，請全體同志起立，為這位真誠善良的革命者，為這位勤懇敬業的校長、老師，為這位孩子們親愛的母親，為這位文革受難者和先驅默哀。默哀畢，請坐。 四十年了，光陰荏苒，當時剛剛出生的嬰兒也人過中年了，當時的學生現在也年過半百了。然而，不用說現在的年輕人連卞仲耘的名字也未曾聽說過，就是當年經歷過文革苦難的人，有些人甚至認為文革完全是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歷史常常顯得那麼勢利，那麼健忘，那麼沒有心肝。所以，我們今天懷著特別的心情，來紀念卞仲耘老師。今天共同紀念卞仲耘老師的有她的親屬，她的同事、朋友，還有她的學生，還有一些研究文革歷史的學者。我們要用今天上午的時間進行我們深切的追思。我一直在想，當時花季的少女，莘莘學子，為什麼會起而殺害自己的師長，究竟誰是殺害卞仲耘的真兇？（李普插話：毛澤東！）我想這是我們幾代人都有責任思考和回答的問題。王晶堯王老是卞仲耘老師生前最親密的戰友，親人，四十年來，他一直在收集卞仲耘一生，特別是她受難的材料，一直在思考和研究卞仲耘之死和有關的問題，一直在深切懷念著卞仲耘老師。他今天來了，我們向他和卞仲耘老師的其他親人表示深切的慰問和深深的敬意。今天的追思會要由王老師，李宇峰和我來主持。現在先請大家看一段胡杰採訪製作的關於卞仲耘老師的片子。 ﹝放電影《我已死去》﹞。 鄭仲兵：下面我們自由發言。 林莽 目擊卞仲耘被女紅衛兵打死經過， 毛搞的一套階級鬥爭完全是封建的。 林莽：卞校長她在受難的時候，我當時是右派。只因為是右派，我才有可能看到一些場面。八月五號下午，我在圖書館，上午是寫材料，下午是打掃全校的男女廁所。在我還沒有去打掃之前，就從窗外聽到嚎叫聲，雜亂極了，我往窗外看。首先我看到，由紅衛兵押著卞仲耘校長，第二個是胡志濤，這些人被押著過來了。臉哪，全塗黑了，只看見眼珠，牙齒。我當時心想，不得了！也感到憤怒。怎麼會把人弄成這個樣子？同時我還看見，要他們吼「我是走資派」，「我是反革命」，聲音小了就不行，大不了就打。我親眼看見拿棍子，拿木槍打。當時我感到憤怒，這是我親眼所見。後來到了操場裡， ...... 今天我不可能把全部的都講，我只講有兩個，一個是卞倒下了以後，他們還要拿腳踢；還有一個呢，居然倒了以後，有一個女的紅衛兵，還要在她身上踏上一隻腳。這個我最近寫的〈目擊並身臨其境者言〉文章裡寫了。這樣做當時在我的腦子裡呀，我還沒有認識到是毛澤東搞的，我還以為是群眾呢，是過分呢。 現在經過四十年哪，我終於很清晰地認識到，這就是毛澤東提倡的首創精神｜把人臉塗黑，要用拳打腳踢，打死為止。我看見了她死前的形象。過了沒有多久，我要去打掃廁所的時候，一個女紅衛兵在叫我。叫我幹什麼呢，到女生宿舍，把我領到那裡。領到那裡以後，交給我打掃廁所的笤帚。我看見卞仲耘老師是什麼情況，靠近了，才看清楚，她已經站不住了。她扶著牆，我把笤帚交給她，還沒有交給她的時候，她就倒下了。眼睛是閉住的，居然女紅衛兵說，「你又在裝死」。另外一個女紅衛兵說「起來起來，」 她起不來了。拿一盆涼水呀兜頭一潑。我看不下去呀！沒過多久，又來叫我了，叫我幹嘛呢，不是到廁所，是到正門，就是剛才錄像看見的那個正門。在台階上，看見卞仲耘就躺在那裡。讓我幹什麼呢，讓我跟一個工友，叫老白，讓我們把她抬上車。我抬起她的一條腿，她的腳裡全是水啊。 可想見，我離開以後，她們不斷地潑水，也沒有潑過來，沒有醒。這樣一抬啊，我一看，女紅衛兵是多數，也有一般的女學生。我一抬她們就笑，我意識到了：由一個活著的右派抬一個死了的走資派嘛。我認麼這是對我的侮辱，也是對死者的侮辱。我受不了，不舒服。另外，肯定由於當時卞的形象啊，太悲慘了，太悲慘了！不想細講了。親眼看見，看得更清楚。全身濕透啊。這時候我想，不行，我不能做這個事。我就說，「我不抬，我不抬！」我說了兩句，文章裡我只寫了一句。我馬上走開。走開以後，女紅衛兵「媽的」踢了我一腳。那些女的啊，幾天的工夫就變得穿了軍服了，腳上就穿著翻毛的牛皮靴啊，就用這個東西來踢人的，這是我當時親眼看見的。我是身臨其境的。現在我寫的東西有幾句話，我覺得，當時我也是很小心的，如果她們真是不讓我走呢，也可能我也被打死的，那非常可能。 我現在得了一個結論，我最近也在寫一部東西，寫了好幾部了，一部書在台灣出版了，王老看了｜｜《長夜三部曲》｜｜寫了文革，接著寫了《玉蘭表嬸》，寫了反右，也出版了，在台灣在香港賣得非常好。可是呢， ...... 現在我們自己國家的人民卻沒什麼人買，相反台灣香港的人很踴躍地去買，這是很悲哀的事。我們的後代已經不知道什麼叫文化大革命了，都忘了。他們也不是忘了，他們沒有見過。現在又專制又腐敗，把他們糜爛了，正當的書不看了，現在是這樣一個時代，這樣一個中國，這是非常痛心的。 我個人，我不想多講，十四歲就在國民黨反省院坐牢，坐了好幾年。後來我又坐牢，最早領導我的是方志敏哪，他當時叫范志淘。我一九二四年入黨的，我當時在方志敏辦的南方書社，開始介紹馬列主義。我現在寫完了一本書還沒有整理好，我眼睛就壞了。我想，當年我們參加革命的時候，不是為了今天這樣的革命啊，我們的理想我們的希望是民主啊。方志敏的宣言裡邊說，要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中國，是這樣提出來的。後來我又和葉青有關係，葉青大家知道不知道？葉青就是和周恩來在法國建立共產主義小組的負責人之一，還是鄧小平的哥呢，鄧小平是弟呢。我在抗戰的時候跟他在一起。我當時對毛澤東崇拜的不得了。葉青的想法，他也是前輩了，他變了，因為他被國民黨槍斃過一次，他當湖南省委書記的時候，被家人救活了，沒打中心臟，打中肺部了。救活了他又回到黨的組織來，黨不相信他了，黨居然以為他的死是假死，他非常的悲哀。還是繼續要搞革命， ...... 過去我認為他是叛徒，我和他一刀兩斷了，從他家跑出來了，我不幹了。現在想起來他不是叛徒。他已經認識到共產黨實際上搞專制獨裁了，他相信陳獨秀。葉青叫托派，因為他認為陳獨秀是對的。 我現在的思想，說老實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我們所想像的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在蘇聯也好，在我們中國也好，全被歪曲了，全被個人野心家所利用了。階級鬥爭這樣一套，成了殺人打人的工具。今天我們看了卞老的錄影，我們就看見了，這就是我們中國的所謂階級鬥爭。就是要打死卞仲耘嘛。把所有對他有意見的人全要消滅。對毛的理解不要看他一時一事，要從他沒有把江山拿下來的時候看。他整個的一套都不是馬列主義的。就是馬列主義還有問題呢。馬列主義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們追求夢想的是它。可是毛搞的是什麼東西呢？完全是封建的，葉青說他是封建的，搞獨裁的。歷史已經給我們證明了，再也沒有比歷史的試金石來試出人的真金假金的了，這就是我今天要說的話。 吳象 文革真是空前絕後的殘忍荒唐和野蠻。 毛是披馬列外衣的秦始皇，政治流氓。 吳象：我說兩句。看了剛才的錄影，我感到很沉重，很悲痛。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魯迅寫過一篇文章，紀念左聯的五個青年文學家，就是柔石他們，題目是〈為了忘卻的紀念〉，但他的意思實際就是，說是為了忘卻，實際上不是為了忘卻，是為了不忘卻；是告訴大家要不忘卻，不能忘卻，不應該忘卻烈士的鮮血；是鼓勵後人，這些烈士是怎麼樣的人，他幹的是什麼事情，來鼓勵大家的革命信心。我們今天在座的都很熟悉，就是卞仲耘同志是非常善良的典型的中國女性，非常溫柔，對同志非常和善。我們最初到解放區，她那時候晚了一些，黨的關係沒有接上。她是國民黨區來的革命青年，實際上她在相當早的時候已經參加了革命，有很多革命的磨難，是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後來就成為一個考驗出來的優秀的共產黨員，是一個模範的教育工作者，是個女校長啊，特別是在師大女附中，這等於是貴族學校，中央領導同志的子女很大部分都在那裡。她說是副校長，實際是第一把手。不是在工作中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循循善誘，有各方面優秀的表現，怎麼能被提拔到那樣的崗位上呢？ 但是這樣一個革命者，現在看她不像我們，我們和國民黨還沾了一點邊，她非常清白的，非常清純的。哎呀，今天我們沒有時間講這些事情。但是這樣一個優秀的，善良的人，被她自己的學生紅衛兵，活活地打死了。這個事，文化大革命自己說的：自己是空前絕後。哎，這種事情確實是空前絕後！非常殘忍，非常荒唐，非常野蠻，非常沒有人性！這不是對哪一個人的問題，整個打瘋了，而且把群眾領得瘋了。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當然「四人幫利用啊」什麼東西，但是確實是瘋了，特別是那一段，（來賓插話：誰利用誰？是毛利用四人幫，還是四人幫利用毛？） 所以只有在那樣的恐怖時代，確實是恐怖，才能發生這樣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是非顛倒，黑白顛倒，賣友求榮，落井下石。一切舊社會，封建社會最壞的東西沉渣泛起，混亂異常。（來賓插話：舊社會沒有這樣壞！）它是舊社會最壞的東西沉渣泛濫，（來賓插話：毛要利用這個東西消滅一切對他有意見的，實際上是使他成為 ...... ，你想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他為什麼搞掉張聞天，現在才明白，就是因為張聞天講民主，為什麼要搞彭德懷？彭德懷還有人民的信任）。 所以我感覺到，卞仲耘同志應該說是文化大革命這一個時代的犧牲者、受難者的代表人物，是典型事件。這個暴行啊，武鬥夾擊啊，全國的混亂啊，就從她那裡開始。而這樣一個人，重要的是對我們認識文革時代有典型意義。這樣一個標誌性的人物，現在實際上是被淡忘了。被有些人有意地淡忘了。就不讓你說這個人。胡耀邦趙紫陽的名字都不能說，你現在叫任何一個大學的教師，你問他卞仲耘是誰，他知道嗎？我覺得深刻紀念卞仲耘同志的意義在這裡。一想起她，就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個什麼東西，最能夠暴露文革的本質，反動的本質。但是有些人就要隱瞞這個，要沖淡這個，要大家遺忘這個。現在議論都出來了，明明黨的歷史決議輕描淡寫，他也不敢說。是個一般的錯誤啊？這是民族的災難，是個罪過！但是，現在連《歷史決議》那個話都不說。有許多人有意說他（毛）是過錯，主觀的動機還有好的方面，還是一種試探，是一種摸索，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如此而已。紀念卞仲耘的意義就是要把這些徹底戳破，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何放的最近的一篇文章講到，從陳獨秀到張聞天到胡耀邦，（來賓插話：我也贊成這個文章）我覺得是符合實際的。黨是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毛澤東是講十月革命的大炮送來的。實際上民主科學的大旗子是在五四運動之後，黨的主要的首創人都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積極倡議者，民主科學的思想比較充分的，一直到後來張聞天。所以我們黨內，是有這個民主的傳統的，有這個五四運動一脈相傳的東西。但是我們同時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幾千年的封建，再加上我們共產國際呀，第三黨啊，列寧講的這個專政啊，這個傳統，列寧到後來變成專制獨裁，所以毛就講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是兩個主要的因素。這兩個因素裡面，不知不覺的，無形之中的封建的因素，秦始皇要更強，更深。而且馬克思不是真的，是變成了斯大林的歪曲的東西，也有封建色彩，加在一起封建色彩越濃。他不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秦始皇，本質是秦始皇，是流氓，是政治流氓！這個封建傳統裡面帝王將相的精髓的東西，毛都吃透了。他運用的最什麼什麼，所以他也能唬人。他說東風壓倒西風，那麼說就把共產國際的其他黨的領導都唬住了，誰也說不過他，就是他是真正的，有理論，比赫魯曉夫還厲害的多。他（毛）也承認張聞天是明君嘛，他是第六代嘛。怎麼到現在還套那個一代二代三代，哪來的這個代啊？只有幾屆嘛，哪有幾代啊？你是個黨嘛，你是個家族？ 所以這個封建傳統深入到各個方面，深入到各個人，深入一切意識形態領域，深入骨髓，深入血肉，非常可憐。所以，現在市場經濟，是搞出成績來了，生產也發展了，可是這裡頭呢，有很大的扭曲，什麼原因？｜｜權貴，封建的因素｜｜政治改革本身就更困難了。但是這個東西啊，不能悲觀。最近，我看了一本書叫《浙江發生了什麼》，講到浙江的民營經濟在發展，也正因為這樣，他下面的政治變化啊權利啊，當中也是很複雜的。他提供了許多具體事實。中國還是可以撐下去，為什麼別的國家都亂了，中國的文明還延續下來，有分裂的時期，有統一 ，這裡面有很多複雜原因，有待我們探討。我們首先是需要弄清事實，弄清真相，今天王晶堯就保留了這樣一個東西，不是僅僅紀念卞仲耘同志的問題，對我們認識歷史的真相，接受歷史的教訓，是有很大作用的，我就講這點。 李普 學生打死老師，歷史上沒有過。 這筆帳不能不算在毛澤東身上！ 李普：我想，卞仲耘之死反映了一個時代，代表了一個時代。 我看像我們這樣一個歲數，都看見過每一家每一戶都寫著「天地君親師」。「天｜地｜君｜親｜師」，天地，之後是君｜皇帝，然後是父母，然後是師，這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正統。中華民族對老師十分尊重的，每家每戶都寫著「天地君親師」，父母之下就是老師。而卞仲耘呢，被一批學生，不是一個，是很多，不是一個人，不是有個人的恩怨，我看這是一種暴徒的行為！前所未有，中國歷史上，沒有過！我的歷史知識太缺乏，哪一位能告訴我，有一群學生把老師打死的？中國歷史上，有沒有？我的有限的知識啊告訴我，沒有！只有什麼時候才有呢？是毛澤東領導的時候！這筆帳不算在毛澤東頭上，算在誰頭上？多少皇帝，沒有出現這種事，為什麼到你毛澤東領導的時候就出現這個事呢？不算在你頭上算在誰頭上？你們哪一位能講這個道理？我接受你的道理。說不出來？｜｜ 就是在毛澤東領導的時候才有這個事情。 一群學生打死老師。前所未有！相反地，我們是叫做「天地君親師」，老師是放在這個位置的。父母底下就是老師。（來賓插話：其他老師都不必要了，就有一個什麼「偉大導師」就夠了）偉大領袖還不夠，還要偉大導師。又要君，又要師，（來賓插話：「天地君親師」，全歸他一個）對啊對啊，全他一個人。這筆帳不能不算在毛澤東頭上！只有在他的領導之下，才能發生這樣個事。而且不止一個人，被打死的並不只她一個人，我沒有看得很詳細，我記得他們學校裡邊死了好幾個人，不只是卞仲耘一個，她是死得最慘。（來賓插話：真是古代很難找到這樣的事例，一個是當學生的把老師竟然打死，一個是當父母的竟然把兒子打死，那就是像六四，鄧小平。一個毛澤東，一個鄧小平，真是前無古人！）其兇殘到家了！沒有超過他們的！ （王晶堯插話：還有個特點，不光是鼓惑煽動許多學生，而且是他們皇家的、毛澤東的兒女，兩個女兒，是女附中培養的學生，李訥後來做《解放軍報》的主筆，她在那裏還煽動殺人。再有，劉少奇同鄧小平的兒女，有的雖然沒動手，但是比動手不差。劉少奇同鄧小平在文革中間，表面部分地有點分歧，但是他們有人講是兩條路線，實際上現在研究界講，不是兩條路線，是一條路線。他們初期是想有限度地再來一次反右派，他們的兒女，劉少奇的大女兒劉平平在師大一附中打她的校長、書記，劉少奇的小女兒在女附中殺害她的校長、書記，雖然現在有待進一步證實，但是有名的、主要的兇手嫌疑犯是她們！而且鄧榕在女附中雖然沒有動手，但是她是作為鄧小平指揮工作隊，她是第二個毛遠新，傳達工作組，到現在她不認帳，書裡連她是女附中學生都不說，到現在都不說。） 我就提個建議，把今天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可以寫，出本書，多一些圖片，今天所出現的一些圖片都可以用上。我們自費出嘛，我可以湊一點錢嘛，這個事情我希望找幾個年輕同志，靠老頭完全是老頭不行。（鄭仲兵插話：我現在有年輕的大腕，徐曉，劉自立，田曉青，他們都在幫助做這個事。）太好了，出這麼一本書，有很多的圖片。完全按成本價賣，我們不要賺錢。哪怕蝕一點本也不要緊。總而言之辦這個事情啊，這還不止是為卞仲耘一個人，揭發這樣一種現象：只有在毛澤東的統治下才有可能發生。 謝韜 過去的紅衛兵打手，今天好多是達官。 表面強大的蘇聯，一個報告就瓦解了。 謝韜：我跟王晶堯卞仲耘從大學生時代搞學運就很熟悉，而且一起經過解放區到北京。卞仲耘被打死，我跟王晶堯之間也交換過好多意見。但是，最深刻印象，最鮮明最受感動的是今天。過去我們談還是 述性的。王晶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就是把這個經過形象地用電影記下。以前不如這樣鮮明，今天王晶堯明確地把這一個場面、一個情景地記錄下來，這是震撼人心的力量！這不是一個人的悲劇，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所以我就贊成你的意見，要做兩件事，一個是把這個東西整成書、圖片、說明，而且還可以收集別的材料充實進去。第二個，今天這一個光碟啊最好也要錄製，我看這個光碟來說明文化大革命、說明毛澤東統治下面的中國比什麼文章都重要。一看到這個光碟以後，對毛澤東的統治和文化大革命這個東西比什麼都強有力，勝過一百篇文章。所以，光碟也可以大量地製造，一定有銷路。僅僅李慎之去世以後，李慎之的書不通過什麼發行，新華書店啊，李慎之是個例子，發行量很大。這個光碟要出來啊，我看每一本就賺一毛錢，我說可以賺一毛錢，威力，影響一定很大。任何一篇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不如這一個光碟。 所以我建議，組織年輕同志來做，我們今天在座的每個人都可以發出十本，十個光碟，這不多嗎？而且這個東西會不脛而走，我可以肯定這個光碟這本書一定會不脛而走，會得到很多反應。我們過去是做地下的油印件，現在我們是做複印件。包括很多人的文章啊，那不是複印，《晚年周恩來》，《蔣介石》，四十八塊，我們人民大學複印三十九塊。傳遞複印件。我們消息很快，而且快得很，我們也都是傳遞複印件，我們是文件的忠實的讀者。而且我在成都，北京得不到的消息，在成都靈活得很，北京的朋友一有消息馬上電話就過去了，那邊就出來了，所以我覺得，我在北京啊耳目閉塞，我在成都啊，消息靈通。每個人有自己的朋友、親戚子女，（有互聯網）所以這個事情可以做的。這是一個。（王晶堯老師正在做）這是得人心的，而且說明王晶堯很有政治眼光，很有政治氣魄，政治遠見。比你寫幾篇文章好。 我再談三點意見，一個，共產黨做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決議，不管這個決議還有不徹底之處，但是畢竟對文化大革命總的原則成立。這是個民族的大災難。（來賓插話：從任何角度來看，文化大革命都是倒退，沒有任何進步意義）可是，現在呢，很明顯，這樣的決議被很多人有意地掩蓋起了。而且還有一點呢，我們現在看看我們政權裡的好多人，過去的紅衛兵，過去的打手，過去那些高幹子弟，聯動分子，在我們今天還是達官。是不是？我們看看，過去那些主張龍生龍，鳳生鳳，耗子生來會打洞，老子英雄兒好漢這個血統論的東西。在今天，在我們中國現有的政權裡邊，他們過去是打人的，現在還是在用皮鞭打人。 今天我們來看看呢，這些人總是迴避談文化大革命，他們有一條兩條理論，一條叫做「顧全大局」，這「顧全大局」呢，就是抹殺歷史真相，還有一條呢，就是「穩定第一」，可是這種隱瞞真相歪曲歷史的穩定是穩定不了的。「顧全大局」變一句話就是不讓你說出真相。穩定，就是要隱瞞真相。但是，長不了！我覺得啊，我們這一生，受了很多苦，我後來一想，我也很幸運，我們在中國啊，看見了歷史的全本。我們長壽有好處，看見了蔣介石的全本，看見了毛澤東的全本，看見了蘇聯十月革命的全本，也看見東歐升起和降落的全本。我們在一生當中看到這麼幾個全本啊。而且我們還要看一個全本，我們長壽爭取看另一個全本：人生幾十年能夠看幾個歷史的全本，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現在河西河東都看了，所以今天我們的長壽有好處。強大的力量表面強大，（來賓插話：反思的好處，後悔的好處） （來賓插話：沒有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有後來大家的覺悟，和後來的改革開放，民族災難，整個民族付出了代價）。 我就想講，斯大林在世的時候，叱吒風雲，可是，小小一個赫魯曉夫，十九大，一篇報告，就把斯大林打倒了。（來賓插話：從聖壇上拉下來，燒掉了）一九九一年蘇聯的制度，一次會議就把它推翻了。戈爾巴喬夫，對他的評論我暫時不說，是通過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全會一致通過解散蘇聯。蘇聯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一致通過，解散蘇聯共產黨，共青團代表大會一致通過取消共青團，完全是合法的。但是說明兩千萬蘇聯共產黨沒得一個人站出來保衛蘇聯。蘇聯的瓦解，戈爾巴喬夫一次大會就把它瓦解了。有些看起來很強大，一個會，一個報告，也就瓦解掉了。沙俄時代那麼警察密佈，可是一樣的，一聲號角就把它打倒了。所以我們現在，歷史的很多事情啊，時候不到，時候一到任何人都擋不住。今天沉默的群眾並不是心中沒有是非，現在暫時不表態，到了時候，眾人一舉手，就倒了。所以歷史說來很簡單，但是事情發展起來也並不是那麼 ...... 我現在想，今天我們很多老同志，要爭取活到一百二十歲。八十歲為基數，我們受了二十五年苦，要把這二十五年補回來。活一百零五歲，好不好？現在不應該說，「我看不到了」，我想，如果能活一百零五歲，現在起活二十年，大體講，二十年就可以見分曉。是不是？從各方面分析，在座的各位要好好保重，爭取把那個犧牲的二十五年奪回來。活一百零五歲！今天開這個會啊，不僅是紀念卞仲耘，回憶緬懷她，同時這裏面我們也是對今天對過去所走的道路，科學的發展觀必須建立在科學的歷史觀上，要做正視歷史的人。（來賓插話：八十歲以上的老先生要爭取再活三十年，看更多的全本） （來賓插話：我們即使看不到，我們的後代是一定能看到的。） （待續） 20 juillet 给铁流先生的信——谈右派招安问题给铁流先生的信
——谈右派招安问题 刘自立 欣读铁流先生批评（见《右派何以被"招安"？》）。十分高兴。只要有右派和我对话，不管怎样，我都很高兴。因为，我本人就是崇奉"右之美"的。（见《没有右派的反右运动》一文，笔者引翁.艾科关于右与左的谈论）。 再就是，辩论艺术，中国人都不成熟。要展开正常辩论。不要屁股决定脑袋—— 一直以来，我这样看法。谁拍个板砖，不怕；我是花岗石脑袋，顽固不化，迎头挨拍也！ ......正题。我的文章开宗明义，观点不成熟，见教有识；朱、王，沧海一粟，不是集合名词。 铁先生是有识。原因简单，你是亲历者，我不是。但是，关于亲历者的一些观点，我可以展开批判。原因是：右派，不是伟光正派，是可以讨论的。原先他们和毛主席讨论，现在和我讨论，就是一个好传统。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一切讨论，要制定一个谁是"正确"的，这样一个标准。1957年，谁是正确的——这个课题很大。我以为有三种势力，在表达他们各自的正确。一是毛。二是赫鲁晓夫。三是自由主义的"残渣余孽"——也就是持有普世价值，民主理念和自由主义之辈。（虽然，其中这个普世主义和欧美不同，是被毛化以后的普世主义。为什么这末说？因为，从章罗联盟——这个假联盟，主张反对一党天下和建设政治设计院以来，他们的立场，是建立在"联合政府"之毛氏立场上的。于是，有无这个联合政府的实质性存在，成为右派观点的一种诡异内涵之一。我的意思是，毛主席的联合政府，是影子还是实体？是一个问题。这个课题还可以继续讨论。只是我说的"正确"之一，主张正面的党天下之瓦解，和，是不是继续坚持联合政府，有很大关系。如果右派说，我们就是要在毛主席政府里搞一个设计院，搞一个不党天下——这个事情，如何理解呢？） 所有的症结，从这里开始。 接下来的推论是，如果我们说，毛的存在是第一前提，那么，第二前提之"设计院"等，是不是要"联合"存在乎？ 不是联合存在，又是什么存在？ 这个课题就越来越明显了。毛主席怎么会让你和他联合存在呢？ 你们和毛主席不联合存在？"设计院"，怎么存在呢？ 这是不是一个右派讨论方式的悖论呢？ 为什么要举出此悖论说话——这个看法和"招安"关系何在呢？ 是有关系的。 诚如老铁所云，杀人放火受招安，......应该如何理解？ 我的理解是，一句话，宋江是没有自身思想者。他热衷正名，当官和受招安。思想被招安，是唯此唯大，大要素；不是杀人，是其要素。杀人是民粹主义，也不是民主。不好过于肯定。但是，鄙人如果选择宋江还是高逑，自然选择宋江。 思想上受招安，是问题的关键——关键中之关键，是没有太多思想——宋江思想和高逑思想，是一个东西。就是封建王朝之贪官和造反之两面存在。这个东西主持历史课题两三千年。不便深究。 宋江思想是不是后来在1949年起作用？是起作用了。毛，就是宋江。因为，他是一个造反派——又没有改天换地，施行民主之志——只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就是宋江高逑合为一股。 于是，这里出现了我们靠拢主题的话语。毛极权主义制度，造就的最大"功绩"、也就是祸患，何在？就是全民思想改造和接受改造。全民思想改造造就了什么？就是以毛主席为孔孟，供奉其"正确"——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正确之最最最正确的毛主义煽动 。这个煽动，不是开始于1957年，而是开始于1949年，开始于1942年（整风）——或云，开始于20世纪整个极权主义思维。这个东西很厉害。他的最最最厉害之处，就是造就一种"人民"正确＋毛正确＝社会主义。 整风是啥？就是人民响应毛正确，来一个呼应毛。但是，毛正确，不知道如何对待赫鲁晓夫，正确加不正确。所以，毛支持哥穆尔卡，反对纳吉。于是，人民，不知所云。 为了显示赫鲁晓夫正确——毛，整风——反对斯大林主义；为了证明杀死纳吉正确——毛反右，镇压。毛乱七八糟一下，全国，也一塌糊涂。 右派中人，是不是知道毛既是一塌糊涂又是乱七八糟？不知道。何以见得？就是他们知道，鸣放正确＋反右正确＝毛正确。 林希翎讲得好。支持她，一片欢呼；反对她，一片欢呼。何以如此，人民，有两个"正确"也！ 何以右派有两个正确，人民有两个正确，毛也有两个正确，因为，人民被毛戏耍，愚弄，政治强奸，政治诱奸，不知道毛的正确，是一种不正确和犯罪。 所以，千万右派起而鸣放，供奉的，就是毛要鸣放之煽动；反过来，如果是在一个享有自由主义思想权利的国家，政客们的正确，就不会被人民奉为圭皋。半专制、半开明国家，也很难这样"正确"起来，形成运动。为什么？人民和统治者关系不同。你是公仆，报纸天天骂布什，他正确个屁！ 所以，人民供奉毛正确，不知道正确以外的世界更精彩，所以，鸣放之必然是绝对的必然。这就是何以鸣放变成帮党整风。这个事情本质是，人民被正确蛊惑，不知道还有不正确之正确。 二是，整风言论本身，全部，或者大部，来自毛式言论毛氏思想毛氏社会主义——难道不是这样吗？于是，悖论出现。毛，有几个？有N个。八大，一个；七大，一个；九大，一个；文革，一个；反右，一个；1946年呼吁林肯主义，一个；1950年代，"我就是独裁"，一个......这样，毛之主义和正确，就变得拆滥污。但是，主导思维，就是毛的屁股主义。不是他的脑袋很好，而是他的屁股很好。为什么？因为，凡是站在他的立场上，昨天一切对的，就是今天一切错的；反之亦然。什么阳谋阴谋，都是扯淡。毛就是孙悟空，七十二变，只是比二郎神少一变——就是他，不敢多党，言论自由和独立法治——这个，他不敢变。 老百姓和知识人，之所以毛云亦云，毛鸣亦鸣，就是毛制造了一个诱奸极权主义。 诱奸极权主义是什么？就是人民被砍掉脑袋，实行盲动和自我戕害主义，就是毛式运动论。 在这个意义上说，右派分子多数，是被毛氏早就招安的极权制度中之人民。极权＋人民＝毛。 这个现实接受一下，很痛苦。 毛运动群众，革命啦、造反了——文革了；于是，人们说，"人民文革"了——殊不知，毛的人民性，比你们大一百倍。 57年，其实也是，毛说，整风了，鸣放了——于是，人民就"设计院"和"党天下"不好了——殊不知，毛的游戏，是要你不知道什么是毛的真正"正确"——毛的真正"正确"，就是正确乎，等于不正确；不正确乎，等于正确——打倒一百万，来一个十年稳定。 言及于此，我们说，人民接受整风本身，实质上，就是体现了极权主义国家之人民性/公民意识完全丧失，思想国有化，人民整体被精神"招安"的悲惨和荒诞现实。在这个大现实里，人民和后来之右派响应整风，就是人民受骗的一个显像——他们以毛主席思维，制定了批判毛现实的鸣放——后来，又被毛本人说成是罪恶。 所以，毛为罪大恶极，此其一。 二是，中国人民呢，难道不应该反思他们同构于兹的种种不幸，凄惨和荒唐乎？有什么样子的人民，就有什么样子的统治者——这就是权利链条。没有链条，就没有环节，没有衔接，就没有响应；没有响应，就是毛孤掌难鸣，还有什么鸣放呢！ 我给铁先生讲一个西方故事。见诸阿伦特的一本书《黑暗时代的人们》。 "一个统治者的代言人来到了一个'学会了如何说不'的男人的家里。代言人……问'你愿意伺候我吗，'男人把他扶到床上，给他盖上毯子，守护着他的睡眠，而且在随后的七年中（呵呵，也是七年——自立注）都对他唯命是从。但是，无论这个男人做什么，都不出声。七年结束了，代言人因吃饱喝足而肥胖起来，呈现出老态，然后死了。那个男人用旧毛毯把他裹起来，从屋里扔了出去。他清洗了床，粉刷了墙壁，轻松地叹了口气，回答说，'不'！"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和1957年的中国恰恰相反的情形——那时，中国人不会说"不"——只是会说，YES. 就像狼外婆的故事，狼外婆说，你们要爱护小绵羊——不者，说，你他妈是狼——但是，YES者说，是的，狼，应该爱护小绵羊——反对官僚主义啥的。 这就是西方哲学和57年人的绝大不同。 我们知道，像上述之智者，等待者和说"不"者——老毛对之，是毫无办法的。难道不是吗？你整风，整谁？整你？整人民？整党？难道不是痴人说梦乎！ ——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一些本来就无思想异议者，在实际上归纳到体制里去，被招安，难道还值得奇怪乎？ 赘言之。这些实际上被招安者，多是一些无思想，有才干者。他们知道一切，只是知之而不为之。他们要为的，说得好，是在等待正确性、往民主轨道发展。说得不好，他们就是枉道从势。 老铁先生说我所言非指，文不对题。我承认。 我的意思是要对1949年的检讨文化，诱奸文化，毛文化，施行一个对于57年的"互补"——没有这个检讨文化作为铺垫，整个反右以后的酱缸行为是无基础的——这本不是额外指标；49年全民检讨，本为57年全民检讨之序曲。在我看来，人民检讨一事，要比任何人民革命来得重要——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心灵史。而检讨，又是在革命后到来。整风鸣放是革命——然后就是检讨——就是思想招安。这是一个套餐，一个套娃，一个圈套。 何止朱、王、范招安，全民都招安了！呵呵。 《自由圣火》 14 juillet zt石雨哲/自由的囚徒：评刘自立先生的诗歌《约会》石雨哲：自由的囚徒：评刘自立先生的诗歌《约会》(首发稿) 文章摘要: 在诗歌中，时间具有永恒的魅力。优美的诗句，恰如“惊醒了死后的梦境”般，将世俗的时间化为了神圣的存在。人在举世中诞生，他受难，他死亡，然后在死亡中复活并皈依于圣洁。这样一个将自然的时间神圣化与史诗化的历程，就是刘自立先生在诗作《约会》中所表现的，时间“像普鲁斯特的记忆，将水的命运播乱成为金色的花会”，它以一条永恒轮回的方式，召示着真理。 作者 :發表時間：7/13/2007
我对于时间的选择 早已败北 她，已经溜之大吉 躺在早已冷却的温床上 ——摘自刘自立先生诗歌《约会》
在诗歌中，时间具有永恒的魅力。优美的诗句，恰如“惊醒了死后的梦境”般，将世俗的时间化为了神圣的存在。人在举世中诞生，他受难，他死亡，然后在死亡中复活并皈依于圣洁。这样一个将自然的时间神圣化与史诗化的历程，就是刘自立先生在诗作《约会》中所表现的，时间“像普鲁斯特的记忆，将水的命运播乱成为金色的花会”，它以一条永恒轮回的方式，召示着真理。 富于思想的诗人在写作中，他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诗歌本身。在这些诗句中，有多少关于诗人的理想、诗人的梦呓、还有他那漂泊生涯的痛苦。在这苦痛的现实面前，诗人的生活，如刘自立先生所言：如“在宽广水面的梦境里\黑发的颜色也是深渊\死，和生命组合\就像善恶的组合”。作为诗人的刘自立先生正是在这地狱的边缘，勇敢地探索着险境中的人生。向往自由的诗人，他们是离天庭与圣殿最近的人，同时也是离地狱和魔鬼最近的人。在这种自由的追求中，诗人也成为了自由的囚徒。 刘自立先生用诗性的语言表达了这样一种在自由的追求中的悖论，他说，“自由的到来\和自由的囚禁一样悲哀\悄悄地我走过这里\走过我和我的对面\在两个生命的周边，焕发出无数组二而一，一而二的生命之约会\我们穿过约会的上升，很快就会跌落”。尽管在生命中，有过欢乐和激昂，但最终积淀下的沉落，才成为了一种恒常的状态。这恰如恶之花的透视，诗人本人成为了诗人的审判者。人能戴着镣铐跳舞，也能戴着手套行窃，可时间却抹不去罪恶之痕。用刘自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在看不见光的黑暗中，有魔鬼在等待。 在刘自立先生的诗作《约会》中，对于生命与时间的罪恶感异常凸显。在他对于生命的悲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植于近乎苛求的自责。特别是在他的诗作《哀歌》，还有《水果是结果》中，都能找到这种无端崩溃般的情愫。在这首《约会》中，诗句“背叛的主调，天敌的旁奏，以及第几次的变奏中\伪善的恶\和伪善的善再度到来”，又呈现出作者的自责乃至深深的罪恶感。对于这样一种情感，我只能理解为刘自立先生在“自由的囚禁”中的存在性焦虑。 “自由的囚禁”，这一存在性的焦虑，贯穿在刘自立先生的诗歌写作中，让他的诗作带有一种存在主义诗歌的意味。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卡夫卡的名作《审判》中的那个K。他在睡梦中突然被法庭秘密宣布逮捕，却未公布他的罪状。而在这审判之后，他却依旧行动自由。他自知无罪，四处奔走，想还自己一个清白。但在故事的最终，两个黑衣人把他架走，并秘密处死了他。刘自立先生与卡夫卡一样，面对着时间，表露着一种近乎毫无来由的却又根深蒂固的犯罪感。这罪恶感是活着的罪恶感，是自由地活在分裂中的罪恶感。在寻常人心安理得的地方，诗人刘自立先生却痛苦地几近分裂。与罪恶相逢，“这是最初的约会，”与生命告别，这又是“最初的约会”。 就像是卡夫卡那无辜的犯罪一样，刘自立先生的诗作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在一个沉沦的世界上，诗歌究竟是否还有它存在的意义？沉沦的世界唯有物质化的利益，它拒绝反思，也拒绝梦想。诗人在这个貌似自由的“楚门的世界”里，就是一个背叛的“罪人”。他在向往真切的自由时，以罪恶感填补上历史的那个缺环 。身处自由，却在心的囚禁中，这是一个怪圈，是一个如刘自立先生所言的：“那时候罪恶和非罪恶的会见很有趣\没有人在那次约会之前\看见真的恶\真的善\而罪恶的承受者，现在，正在走出”的一个怪圈。在这个怪圈中，诗歌的解读也成为了一种不可掌控的尴尬存在。莫非，唯有罪恶，唯有与魔鬼同行，一个诗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诗歌在今天这个世界中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作为诗人的刘自立先生以其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不仅指向外显的世界，更指向他个体性的存在。优秀的诗歌并不需要借助于暴露的言辞去无情地否定什么或批判什么，优秀的诗歌只需要游移于话语之外，在时间中占据一个反讽性的位置。那个对抗着罪恶的人，却于自身处于这罪恶之中，无法自拔。这是更深层次下的内在阴影，“那里的大水之中\人们只能看见倒影。\那倒影，包括两座比男根还要高出许多的木偶大厦。\从他的约会地点走到大厦傾覆的时间”，在这复杂纠结的时间中，有人性冲突也有自省和自审，而个体性的存在，则是“带着我们的记忆和幻想，一次到期”的荒诞意识，沉沦在那超越于时间，也超越于善恶之外的深度下。 “这是一次最初的约会。\那时候罪恶和非罪恶的会见很有趣\没有人在那次约会之前\看见真的恶\真的善\而罪恶的承受者，现在，正在走出这个怪圈”。开篇的这一段话，在没有刘自立先生那种体验的人看来，似乎有些空洞玄远；可是在那沉沦的尘世中受苦受难的沉默的大多数的眼中，这却是切切实实的体验。这种种的体验，沉痛无比，让人欲哭无泪。罪恶曾被以非罪恶的名义而深深地掩埋，歪曲修改得天衣无缝，犹如大雪无痕，就象从未发生过一样。沉沦的世界只剩下工业化制造下的娱乐，人们的生活就如被这娱乐的洪水围困，“在大水包围的城市之极高层的水下废墟上飘荡\飘荡\飘荡成为过去的记忆”，难道这个结局，就是所谓生存的欢乐与意义吗？ 时间是刘自立先生那里，从来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时间穿越于物质表象而刺入人心的实体，被刘自立先生在焦虑中赋予永恒性的特征。在季节和昼夜的交替中，在历史与人世的循环中，那个被自由所囚禁的诗人，依旧在苦苦寻觅着超越时间的路径。 右派被招安的意义何在？右派被招安的意义何在？
刘自立 反右运动不单打了一百万右派——这些专政之下的贱民和奴隶，遭受了人生的极大苦难——奇特的是，除去这百万之众，右派中人，竟然还有人变成这个政权中的要员。比如，众所周知之前总理，前文化部长，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正部长级），等等。反右反思文章很多，却鲜有对此现象做出分析者类。笔者不才，也未有完全成熟的看法。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请教方家和有识，对此中国特色做出特别梳理。 这些右派大官，对其右派生涯做出一些正面回忆者，罕见其例，王（蒙）先生有些著作；范（敬宜）先生提到若干往事。朱（鎔基）先生是前总理，自然不便提起这些往事。人们很少知道他们是如何评判和反思反右斗争的。这个缺憾，也许在他们看来，只是中国政权的区区小节和微微失误，不能和他们的"辉煌"人生做出正面比较。总理和部长们、总编辑们，如果缠在老右们的血泪历史中哀哀怨怨，好像不成体统——难道堂堂总理也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来一个忆苦思甜乎？
是的，我们并不要求"辉煌者"泪洒如是观、如是状。但是，他们的屁股决定脑袋的立场，却不为我们赞成。试想，如果他们正面表达了对于1957年的看法，难道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他们的历史地位，就会受到大大之损害和贬低乎？这个考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一度的当政者，朱、王们，本身应该可以不对1957年的事情负责——用有些先生的话说，他们的手上没有血。
那么，他们中人何以对此讳莫如深，不愿意张开贵口，来说说这段往事呢？我想，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既然官至总理一级，当然要服从党中央的命令；上面说，反右事情不要提及，谈到，不要做出违背历史决议之判断，故此，他们只好沉默也！
二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决定了他们的历史态度。政治性强，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意味着历史感弱乎？岂止是弱，而且是完全不存在——他们中人说过的以史为鉴这样一个不错的意见，又如何放入对于57年的历史责问呢？如是一来，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就等于取消历史态度——这个决定，难道可以说是正确的健全之态吗？
三，其实，我们的提问很幼稚；唯幼稚，才会产生真理。如果城府老道，连邓也不会否定毛之"凡是"，那么，历史进程如何可以延续？在他们那个级别中人，不是就有胡启立先生和他们持有相反之历史态度和政治态度吗？
四，小逻辑要服从大逻辑——小前提要服从大前提，这是人类思考问题的常识。于是，在广大正直的右派知识分子面前，大逻辑和大前提，自然是对于普世价值和历史真相的追求。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领袖，必然要服从一些基本判断——说真话，讲真相，批判独裁者，制裁杀戮者，平反无辜者，等等（虽然，我们并不苟同"平反论"）。
而大逻辑服从小逻辑者，却完全相反。他们是要服从现在的国家，政权，领袖——他们看不到广大知识分子和右派分子，呼吁真相和讨回公道的种种努力和抗争。他们躲在高墙大院的官宅后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难道尚有比起还原历史和主持公道更加伟大的事情要做，使之不可脱身乎？抑或，他们本身，就是坚持一种不作为之伟大主义，沉默主义等等，也未可知。
之所以提出这个课题，不是因为我们有着极其强烈的，希望他们中人做出什么事情，发出什么声音的幻觉，而是要探索其中更为艰涩的缘故。这个缘故就是，他们这些右派分子，何以最终可以和制裁他们的党，肝胆与共，难分伯仲乎！
这个课题真是不大，也不小。
从数人头这个角度考量，他们这些上升到与毛、周一类人物同等地位之人物、之前右派，到底是一小部分，是沧海一粟，好像不俱典型。但是，出现这样景象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内涵，却并非只在小小不言之列。其中，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在广大右派分子含辛茹苦地，惨不忍睹地走完他们一生的时候，在其身边，一些他们的前同类，却可以被当局容忍，成为戕害其身的，那个政权的一分子，甚至成为一个"大分子"，一个大官。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呢？
不揣简陋，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解释——
一则，反右派运动中，右派分子的民主自由主义的成分是包含其中的、应该承认的，可是，真正多数派的右派分子，却是我们所谓荐/建言献策，与党同心同德，却被误打误撞，打入了另宫的"冤枉派"。这些冤枉派的特点，很像你打我右脸，我给你左脸；你拿我外衣，我给你内衣那类"虔诚主义信徒"，叫做第几种"忠诚"。这样一些党的虔诚者，他们可谓赴汤蹈火，遍遭凌辱，却也对党崇拜拥趸，不遗余力，不遗余生——他们果然等到了机会。也就是说，这些人们，他们对待党的信念，可以做到一心不二，哪怕此生也许看不到希望——但是，建设另一种梦想的希望，争取民主自由之道，他们决定不作设想。于是乎，所谓命运之力，以一种怪诞和黑色幽默的方式降临其身。他们忽然从贱民和奴隶摇身一变，变成了政权中的主子和决策者。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些蹊跷呢？
一点也不蹊跷。
这就是第二点。邓的政权，摇摆在否定和肯定毛之间。肯定的，自然是毛的正统，道统和学统——否定的，是毛的策略和方术——邓，要建立自己的策略和方术——这个策略，就是来一个普世价值的变形纪。在这个变形纪中，右派分子作为一种国家实际人才，变得难能可贵——只要他们不追老账，不计前嫌，邓们，就可以与之建设共同体，制定出一个任用右派的政策。而右派中人呢？也就顺乎此道，来一个"加入主义"。这个加入主义，最高级别，就居然到达了总理一级。这究竟是枉道从势，还是枉势从道？人们自有判别。
再是，何以老邓规定文革之造反派，"三种人"（打砸抢分子等），不可以上升，任用？就是他们失去了和老邓文革观互为一致的那种立场。反而言之，1957年中人物，难道就没有任何反骨和前嫌吗？很可惜——没有！
于是最后，我们看到，老邓政权接班的艺术里，就派生了任用前右派分子的大胆举措。这个举措，他们运用得天衣无缝。这个天衣无缝，就在于右派分子们当上大官，绝对不会追讨他们在毛、邓领导下，被误打误撞的那些冤屈——都当上总理和部长了，还有什么不能释怀者，太不识时务了！这样，一个政治艺术开始诞生，右派的某种名誉一类东西，是在邓对于老右的如此之重用中，被做出某种解释和肯定。这个"词与物"之间留下的巨大间距，使得人们看到，右派分子的某种平反，是以这种方式加以实现的。于是乎，英明伟大之类赞词不绝于口也！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我们早先提到的那个可能性——那个可能性就是，反右运动之"无右派"现实——就是说，所有在毛制度下发言者之绝大多数，是不反党，不反毛，不反社会主义，不反苏联......地！有没有反对者？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们还是认识到，冤案遍于国中，并非被打击者就是反党——这和打击的都是反党者，有本质区别。从1949年以来发生的易帜运动，其中许多革命忏悔现象，已经使得国中遍及反省，检举，告发，反水，孩子揭发父亲，妻子举告丈夫一类反右、反人类试验，......
这里说明一下"检讨文化"的出世和应变——
"检讨和检讨文化,也是1950年以后出现的一种文体。这种检讨文字的出现，几乎遍及社会各界人士，从小贩，小地主到大知识分子，大官小吏，只要他想要进入新中国，就概莫能外地要检讨一番。检讨文体，是一种新八股，起承转合，万般归一，没有活力，没有新意，倒是毛说过的婆娘裹脚布，读来生厌，无论作者违心写就，还是读者考证读之，都是惨不忍睹之物。我们看到，这种愚蠢的逻辑，大概是——
一，作者，要首先设置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社会存在——所谓存在决定意识，是也。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些要求他们撰此检讨者，如今高高在上，他们的屁股，究竟置于何方，是些什么样子的屁股，这类屁股就可以不决定脑袋了吗？这不符合他们的唯物主义原则。
二，检讨者要否定检讨者自身的社会地位，几乎涵盖所有社会职业，商贩，僧众，舞女，官吏，司警……于是，他们取消此谓旧社会职业的检讨，无形中，就很严重地取消了所有这些职业的合法性；这样一来，整个社会无形中也被取消。人们说，新社会就不做买卖吗！是的，新社会，就是不做买卖——卖个鸡蛋，也是资本主义尾巴。
二，于此类似，新社会，也不要基督，佛陀，真主……不要僧众，住持，圣经……新社会，只要毛一个人的书——事实是这样证实的——或者说，这个趋势，正在日益逼近，到了文革，就变得事实如此了。
三，所有检讨否定个人，个性，个体职业生涯，个体思维状态……一言蔽之，就是个体，要转化为集体。其实，何为"集体"，人们也不甚了了。集体，是不是集体，其实不是，是另一种个体，就是毛；就是各级党委，各级书记之个体。你不服从这些个体，只服从你自身之个体，这就完全违法。但是，其实，这是一种从这个个体，转向另一个个体的过程。 人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检讨。
四，这其实也违反了清末西学东渐时期，严复翻译之穆勒名学中的说法，就是"群己权界"。这个说法，把自由主义西方之个性至上的元意，改宗为儒学之效忠国家，服从等级，……那种中国特色之"自由"。这个自由，在检讨文化里，被强行驱赶至"己己权界"，"群群权界"，就是个人服从集体——前此说过，其实，集体，就是那几人，他们，只是冠以集体大高帽的个人，官僚。顺此推衍，天下，社稷，国家，其实也就是那几个人。你说对不对！ 五，一切精神平等诉求完蛋了。因为，你首先要定下你有罪，他没有罪；有罪者，向无罪者（且，可能是功臣）叙说忏悔之词。这个有罪推定过程，很有点像西方的教徒，钻进忏悔室，喁喁其秽，不敢昭日。但是，其实不像。因为，西方聆听忏悔者之忏悔的人，圣经并未规定他无罪——在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但是，新文化不这样说。党委书记一拨人，是可以不忏悔的，他们，无罪，且，有功。你们要忏悔，就向他忏悔。上帝在他们那里！ 六，如上所言，一切社会职能部门，现在，都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除去忏悔，还是忏悔。 "今天有几架'降落伞'？"那个大官问道！（降落伞——指上海自杀者跳楼而死——因为跳海，会疑为出逃，就只好就地坠楼。）
七，检讨文化贯彻有半个世纪。现在，人们回顾之，尚不寒而栗。作家中，有将此集书出版的。可以供人们阅读，回顾，反思。"（如，邵燕祥先生有此类著作面世。）
（见鄙作《十.一文化观》）
57之前，共产党的"人人反对人人"的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不可收拾——从那个时段开始，"新人"的革命人行止，就已经大举其道，不可阻挡。在此革命人性/兽行发端的国家里，毛用一句"阶级斗争"将其概括已毕——你不是要对待你的同类下毒手吗？那么，你就想象"阶级斗争"这个词汇。如此一来的释怀，是很快得心应手，心安理得的。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货色，不是什么对于新事物的验证——证伪——自古以来，这个以神祗或者上帝的名义开始的洗脑，东、西方，都是存乎其在，不可枉顾的。"无右派"的现实和社会基础，就来自1949年（东北是1945年，46年）开始的洗脑运动。
在这个洗脑运动中，人们对于毛氏革命的想法，还没有经历57年和文革，那时候的情景，究竟如何呢？
那个时候，有一种社会主义原教旨理想和社会主义之毛的统治现实，产生的区隔；这是现实的存在。还有就是——毛和马克思主义之异，也是存在的——中国国情中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党八股、和党天下，一起存在。一言蔽之，党，本身就是理想和现实的阴阳两面——理想之美女和现实之恶鬼，同时存在。很多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了一个理想主义大熬战。于是，死伤惨重，哀鸿遍野。但是，带有社会主义理想的批评主义，确实存乎于此。他们说，"这个"不是党人应该之作为；"那个"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很多做法，有违马克思主义，等等。他们当然还要批评苏联，斯大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要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更替毛；用蒋介石的开明专制，来取代绝对独裁；用少有民主，换得没有民主；用胡适之之自由主义，批判毛的极权思维。这是持有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理想思维者本身，制造的悲剧。
所以，不单我们在五十年后这样总结，人们在57年，就已经发现这一点。此后出现的"人人反对人人"的局面，就是把污泥浊水，全部自我抛向，根本不去怀疑和指斥始作俑者——当然，这个指斥的所有可能性，已经既不可能在政治上存在，也不可能在思想上存在——更无表达的任何渠道。言论，思维和政治道德，已经死掉。
在这个现象中，人们，党中领袖和一些党化改革者，都发现，老右中"思维基础好"的那些人物，完全可以被党利用。甚至，可以领袖党伦，领袖群伦，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这，不能不说是邓的一种"思想解放"。毛，没有这个胆识——他只会任用江青、王洪文这类败笔。
反而言之，不负邓望，前右派中人，被委以大任/大官者，果然对于1957年事情的真相，三缄其口，不做任何发声。
他们这些任用者和被任用者，取得了怎样的政治默契和政治和谐啊！
难道可以有任何"坚硬的稀粥"鼓其开口，迫其发声吗？不会。
也就是说，除去反右以后，知识分子主体之间的大反击，大检举，大烩锅，大酱缸行为，还有一种大升官，大发财，大走运之怪现状——这个怪现状，到了邓式政权，就成了大小右派，变成大总理，大部长，大总编了。反右之前前后后，来来往往的历史，最终，来了一个"官民大团结"，大合股，大一统——政治上左右共体，雌雄共体，官民一体了......——这难道不属于五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乎！从而补充了我们对于这个反右运动的另类反思。
至少笔者认为，这个反思，同样是十分必要和急迫的。
一句话，党文化里含带了右派分子的某种思维——这个思维的现在式，就是谋求与党共识，解决57年这个课题。要求党提供的答案是：要向前看——向那些前大总理，大部长那样看待57，保持缄默，保持到底。
这就是他们得出的共同结论——一些被邓打成右派，又成为邓式统治集团成员的人们，现在坚持的，对于57年的政治态度。
──《观察》 13 juillet ZT饿饭诗和歌颂诗1960年——湖南农民的"饿饭诗"和中共诗人的"江南春"
中国农民的饿饭诗
作者∶颜真愚，农民，现年八十四岁，居湖南省攸县高想乡麻子坡。 一、宁烂勿施 老翁扶杖出，拾得一篮薯。欣然挈之归，欲以佐餐余。 偶为堂官见，喝令跪庭除。红薯公家物，大家应爱诸。 宁可田中烂，不可动些须？骂后倾其有，罚作喂老猪。 老翁垂头出，无语但长吁。夜阑眠不得，庭前独蜘蹰。 忽见堂官房，灯火耀眼珠。笑语声何蜜，临窗暗窥觑。 正副官事务，三人坐围炉。炉旁茶桌上，杯盘连酒壶。 盘中糯米粑，腾腾热气苏。盆中白沙糖，壶中黄酒醐。 相谈笑相饮，欢乐复何如？老翁颓然立，眼光已模糊。 二、米珠曲 日无鸡吃米，夜无老鼠粮！鼠粮应断绝，鸡米实可伤！ 三餐归一顿，犹觉不足量。树皮和泥土，野草拌秕糠！ 饥寒起盗心，荣辱论何遑？仓廪谷已空，礼义扫地荒。 夫妻多反目，兄弟尽阋墙。父子皆决裂，母女自参商。 亲戚感疏远，朋友相淡忘。欲哭眼无泪，欲笑面无光。 颓然我叹息，过渡日何长？ 三、长沙行 猪少肉价昂，三月不知味。日食草和糠，损胃还伤肠。 脸色黄如蜡，臃肿自觉异。非关事医疗，醉翁别有意。 老母送出门，叮咛三嘱咐。春寒犹料峭，残躯自爱护。 早去还早归，莫将假期误。管制有规章，违假惹官怒。 车行到长沙，风光异今昔。冷落车马稀，萧条工商业。 惟有饮食门，拥挤真闹热。座客多农民，饥形皆菜色。 会心都一笑，酷似曾相识。步近糕饼店，排队如长龙。 闻道饼乾少，每人只一斤。我亦欣然站，一站三点钟。 已买复还立，巧干不约同。明旭东升起，直到夕阳红。 岂不腰腿酸，欲以奉亲娘。时光不我留，去月怪何速？ 五日期将满，钱亦尽囊橐。再会长沙市，重返麻子坡。 入门连呼母，母在床上哭。三日绝炊烟，无人煮稀粥！ 忙将饼乾献，聊为儿罪赎。母食味回甘，一笑悠然卧。 四、水肿站纪感 党的关怀真堪赞，公社新立水肿站。 站里收容三百名，人人脸肿非充胖。 四肢无力气血虚，精神萎靡心情懒。 医云此病不须愁，主药油糖加米饭。 先以针刺注血液，大锅煮药大量灌。 一时腹中响如雷，大便如水冲坝散。 室内室外臭难闻，屋前屋后粪无间。 元气久伤禁不起，多少夜眠不及旦。 死者日出生者来，生死关头只一廪。 我心沈重太凄凉，前车之覆后车鉴。 避针倾药安休息，领将营养细细啖。 果然行之大有效，两月出院免此患。 非敢独善私其身，兼济天下有人干。 政府好心谁复疑，德政当歌岂容叹？ 但愿良医非庸医，好事毋作坏事办！ 中共诗人的颂歌 安徽 严阵 一、"江南春曲" 十里桃花， 十里杨柳， 十里红旗风里抖。 江南春， 浓似酒， 坡上挂翠， 田里流油， 喜报儿贴在大路口， 山歌儿， 悠悠，悠悠…… 二、晚霞 新安江上，闪起金辉， 晚霞和落花追着流水， 下工的钟声随风飘远， 食堂的炊烟渐渐细微。 妈妈放下肩上的锄头， 把带来的野花洒上水。 爸爸拿出雪白的毛巾， 擦洗着满脸的煤灰。 从托儿所回来的孩子， 打扮得像新月一样的美， 她那黑色的发辫上， 插着一朵红蔷薇。 妈妈笑了，爸爸笑了， 孩子都在学燕子低飞。 新安江上，闪起金辉， 晚霞和落花追着流水。 三、采菱歌 稻子黄了，秋天来了， 江南的采菱季节到了， 姑娘系上了火红的围裙， 在黄昏的菱塘上荡起了菱盆。 红色的菱盆悠悠地荡， 姑娘的双手就是船桨， 欢乐的眼睛映进了碧清的水， 江南采菱的季节啊实在是美。 白玉似的手指向水底一捞， 就提上了一串串的红色玛脑， 对着那淡淡的初月一眉， 尝尝新菱是什么滋味。 菱盆儿分开，菱盆儿靠拢， 采菱的歌曲儿忽西忽东， 那歌声好像向全世界说∶ 羡不羡慕我们这诗一样的生活？ 稻子黄了，秋天来了， 江南采菱的季节到了， 姑娘们扎着印花的头巾， 忙着收获啊忘记了夜深。 中共颁奖政治民歌 （1958） 党是娘来俺是孩， 党是娘来俺是孩， 一头扎进娘的怀， 咕咚咕咚喝奶水， 谁拉我也不起来， 不—起—来！ 12 juillet 儒学、新儒学和新新儒学儒学、新儒学和新新儒学
刘自立
编者按﹕在中国两汉以后的历史上，几乎凡是王朝需要救命的时候，统治者就会大谈孔孟，也自然有人会跳出来大倡儒学，连袁世凯要“颠复共和、复辟帝制”时，也是如法炮制，乐此不彼。他们所需要的孔孟，当然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份；而以孔孟文化中之优秀内容所代表的民族文化，他们当然不要，也不敢要。如今，中国的马列王朝也因为到了时候，於是非但要从“与一切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就是批斗“孔老二”和所有的“封资修”，一变而为“尊孔”、“尊儒”；甚至更有一般所谓“党人”——当然也是属於“保共改良派”的了，便立马迎上前去，要发起一种“新儒学、新新儒学”的“学术运动”。其用心，自然不难揣摩。但是，这却与我们今日要批判共产党公开否定、栽赃、践踏甚至焚烧我们民族文化，既要“温故而知新”、又要“温故而知耻”，大相径庭。 本文对当今共产党及其御用文人的揭露和批判，可谓一针见血。 该文作者颇富思想才华。若再能够对中西的历史文化，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和比较，相信他的思想成就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儒学是什么？关乎与此，已经汗牛充栋，不胜其解。其中主导思想，在撇开操作性方面，只讲其语义上的诠释，就像毛说的“为人民服务”和列宁说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样，好像都是真理；最为常见的"儒学民主论"引述，就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而，我们评价这些语言和语势真理的标准，不是看他说得比唱得好听，而是看他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内涵及其可操作性如何。“民为贵”的实际操作性是什么呢？几乎和“为人民服务”一样，是不可以操作的；他其实应该反而言之，才能被中国几千年历史所证，或者被证伪——是“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没有人可以反驳这个历史。“民为轻”的改变，就是造反当皇帝，成为“君为贵”；没有君为贵，民也为贵——熊掌和鱼兼可得的那种近代西方人民的存在之可能性。这个“民”，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诗意幻觉和政治欺诈。 民，如何为贵？前此，我们说过，是因为儒士加入宠幸和世袭政治，成为官僚集团的政治组成因素，变成为马科斯.伟伯所谓的儒士平民参政的、平衡於宠幸阶层政治的儒家＋皇帝的政治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儒家参与，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是民间力量，而是恰恰相反，是他们背弃民间力量的结果。诚然，儒家参政，出现了良相以降的一系列优秀人士和知识人，但是，所有这些人物并非成为政治异见人物和政治反对派而持衡於宠信阶级、世袭阶级，而是成为媾和统治阶级政权的一种政治附庸。他们或许在有限拉开和皇族阶层之间距，在创造儒士品格和见解上，做出过文化和道德贡献，甚至留传“士可杀，不可辱”的节操坚守例证，但是，他们却很难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民间独立力量。 在儒士加入宠幸阶级即统治阶级以后，他们参与了正统思想即王朝道统建设。换言之，他们的加入和出现，产生了帝王本身乏力创造的政治思维、统治方略和学术集结。这个儒士之与帝皇，成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其“进、退”之道，完全取决於政治势力的分野和捭阖、亲密和疏离的皇帝决断。在献策和谏事方面，中国的知识人和士，即要考略他们先辈儒士创作的三纲五常，又要取媚於当权者的好恶，甚至献上身家性命，讲“忠贞报国”，“苟利国家”，完全不可能建设类似近代西方市民阶层和三级议会一类人民组织及其舆论压力和上传渠道。他们在思维和组织建设上都乏善可陈，毫无建树，连意识到这一层，也毫无可能。於是，在所谓没有民主的中国，这个儒家组织和思维内容，连带其操作层面，就完全仰仗於封建王朝和君主皇朝的政治机器，是不是夹带著他们这些或许很杰出之士的意愿。这个意愿一朝毁弃，他们就堕入万劫不复之政治噩运而无法辗转。他们除去落荒为寇，别无他途；或许还有一条悠悠南山之飞地，等著他们；如此而已。 这个基本描述，呈现的局面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儒士创造的连皇帝也要服膺的三纲五常之要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人很熟悉的天道正统。这意味著，宠幸阶层和世袭皇族不可以绕开儒家独创正统。他们服从的不是后来，类似毛泽东思想的赵匡胤或者朱元璋思想，而是孔孟原则。於是，儒士思维不但淩驾於人民思维之上，而且淩驾皇帝思想、举止之上。这个方式有其正负两面作用。 一个作用，是历史赋予儒家和士们一个举世无双的特权。他们可以用来约束或者说，说服宠幸和世袭阶层中的当权者。当然，他们不可以违背他们的老祖先创立的“原教旨主义”学说；皇帝老儿也不可以独自创造——像“痞子毛”试图做过的那样。这样一来，这个古代社会乃至民国初建以来，儒家道统，虽被“五四”恶打了一通，但是，他们那种传统力道，还是存在和继续得到保存的——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学衡派、会通派诸君的保持和坚守，是为证。马克思主义和“痞子运动”带来的思维和举止，虽然瘟疫一样蔓延，但是，他们是无根基的流民文盲，不及儒士们的历史和学说有根据，有威严。这个根据，就是他们设法使得传统力量，在分野朝廷和有限民间之空间上，做到一而二，二而一；在并不形成反对派局面的原则下，实现了开明专制和训政阶段的相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留甚至开拓。我们说，这个独立，这个自由，是一种历史现实，也是一种理念追求，正是涵盖此意。 换言之，民国儒家主义运动依赖的生存空间，就是蒋公并未完全类似毛那样控制一切。前此我们说过，蒋公留给思维和活动的民间空地，还是可以实现或者有限实现的。 “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创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又一次文艺复兴。这个复兴和儒家进入政治结构的先秦时期的那次复兴，虽然原创的部分，尚且付之阙如，但是，其引进西学的大潮，却首次打破了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包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内的思想的东渐，乃至由英敛之和马相伯等人主张的西教东渐。虽然，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所有这些思潮，尚存在食洋不化，生搬硬套之嫌，乃至这个百家之局，并未分出高低优劣和错误真确，甚至带来列宁主义直接与痞子运动相结合的悲剧历史。但是，这个西学东渐的活动，迄今为止，还是成了对中国思维、中国学术进行考量和检验的一个标尺。 蒋介石时代，这个文化探讨和西学研究得以发展，产生了系列之大师级人物。究其原委，则是因为蒋公有民主，尚且存在的思想和社会局面，写作、出版和结社的空间，是存在的。这个空间之建立，同样仰仗於民国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一样，并没有产生极权主义“思想国有化”的无民主压制。政界人物尚怀有某种文化情结。从汪精卫的诗词到于佑任的字画，一般国民党元老级人物的文化素养，和他们秉承儒家尚好的传统，使得传统文化裏的优秀部分，在文学和哲学、宗教和经济层面颇有所开拓和掘进。 在建设文化载体、崇尚结社自由方面，民国社会并非荒寂雕零如毛氏文革，那种“放得下一张书桌”的局面比比皆是。比如，大学的独立和自由。教会学校如燕京大学、贝满中学等现今的百年老校，则是基本独立於政治的自由飞地。蔡元培一方面赞成清党，消除共产党的有害暴力；一方面，并不排除研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个宽大的襟怀，只是截至到1949年才告结束。我们所谓“十一”文化一旦登场，一切就必须谢幕了。 蒋宋家族，成为西方作家称之为国中第一个基督教家庭。这个家体的存在本身，说明了基督教和蒋介石并无关系紧张的对抗，甚或完全相反。 报纸和社团一直存在，从“学衡”到“新华日报”。“大公报”，则获得了国际社会主流舆论的承认和赞扬，且获得国际报界大奖。 在营造法律，制造宪政方面，1946年张君劢等人鼓吹的欧美法系，成为排除斯大林大法的法界胜争。连共产党也同意实行“民主法制”，参照欧美法系而非苏联法系，制定中国法制。 文学、哲学活动，并无任何人治限制。大家辈出。哲学的新儒学运动，虽然远离民生主义和自由主义，但是，并非完全关系无涉。 所有这一切，已经比起清末以前的中国社会来，更加加入了国际思维这个成份。在区隔选择欧美普世价值和选择施行苏联极权统治方面，蒋公心知肚明，偏向反苏——这是一个个基本正确的政治估量。 那么，如何估计蒋介石社会儒家哲学和孔孟道统的存身与变异呢？我们的基本估计是——固然，蒋公社会存在某种有限度的自由和民主，但是，儒家所谓帮闲和同谋於官方政治的角色，没有改变。蒋介石采纳和容忍了各种主义和思潮，但是，他依旧未把儒家（包含整个西学主义派），容纳到健全的、具备反对派、反对党建制的政治结构之中。一方面，他的真正的反对派存身的机制，没有拓展；另一方面，共产党翻云复雨，借机坐大，籍诸国家危难，出谋逼迫政治，使得“双十二”政变以来的国情，发生变故。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发展，直至得手。这个历史，蒋公之责任，也是在於他不知道如何改变儒家取自於民，却达至於官——这个千年老传统、老做法——以至1949年前后，蒋介石的儒家谋事，如陈布雷、戴季陶双双殉国自杀。在这个意义上，蒋公无知於新生活运动之深刻内涵，他枉费心机地鼓吹的礼仪廉耻一类要则，都是不脱千年陈套的老看法、旧做法。我们的意思是，改造儒家，首当其冲，就是改变儒士附属於统治者的从属地位，使得儒家思维和行径，可以稍稍拓展为近代意义上的反对派力量。也就是二，儒家千年改造和新生的要义，不在於注经说法，合纵连横和以身试法，而在於他们应该牟取近代意义上独立知识分子的言说和出版地位。他们应该把所有万般正确的“民为贵”之思想，化为政治结构中反对派力量（即便是赞成派力量，也应该出自独立立场，而不是诠释这个、那个，仅仅成为诠释派——当然，我们并不指望他们会超过孔孟，成为原创主义者）。 再是，这个来自民间，回到官方的政治意识和实际选项，应该加以更变。他们要开创来自於民，回到民间的知识分子立场。如果他们依旧是"斯为布衣"那类拾取俸禄者，屁股决定脑袋的可怜立场，使得他们除去作为门阀、衙内之类的出谋划策之辈，并无独立意义上的思想者。 其实，儒家概念，在逻辑的意义上，本身就是不可改造的一种政治存在和政治命名——我们之所以要改造之，是欲求施行某种证伪儒家的业绩考量——这个“政治正确”的改造，也许在逻辑陈述的意义上，已经产生并非儒家定义可以涵盖的内容估计了。 那么，儒家思想，是不是尚有某些千年真理之类的原则和教义呢？ 我们以为，和很多哲学史上的思想一样，这个哲学意义上的万千句段和万千语录，并无不对之处——而且，问题根本不在於你引述了一百条真理，还是一千条，是你注六经，还是六经注你，这些不是问题的实质。其实质在於，思想层面的思想，是停留在、或者只是停留在那个层面，还是说，这些思想本身，成为自由民主操作之一部分。如果千年正确不被涵盖在反对派操作的政治层面，其正确性，就变得非常可疑。一如，我们讨论美国思想和美国法治。他们所有伟大的思想，之所以正确，并不是确立“民为轻”，然后马上剥夺一切实现“民为贵”的政治行为，直到农民起义，推翻皇帝做皇帝，来一个“民为贵”。这个逻辑，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根据。他们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法治，一种实现和一种理想现实的结合。他们说，自由，就是说，界定防治规定的权利；他们说民主，就是界定选择制度和批评制度，建立反对党；他们说免於匮乏，就是实行市场经济和贸易自由原则。 那么，现实中国政治中，有没有这种纸上民主转变成为现实自由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呢？没有。 有无民国社会诉诸於“训政期”的结社、出版和言论自由呢？没有。 有没有施行非极权主义之思想——产生连封建或者君主社会那种天道高於毛泽东的儒家主义呢？也没有。 他们的极权主义统治，就是帝师合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那种“天、毛、人合一”。 现在，中国社会还是施行后极权主义的思想垄断；虽然，这个垄断，已经成为纸老虎。有人嘲笑这种垄断，是"半傻社会"的双料对峙——草民社会傻对官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官方亦同。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个统治，就是类似蒋公开放报纸和鼓吹信仰的新儒统治；连这个还远未达到。这个统治，还是还原到儒士附庸於各种党文化统治的结局裏，那种局面。换言之，精英知识分子之角色，完全没有，甚至还不如魏征或者李斯这些布衣，不如辜鸿铭和康、梁，不如陈布雷。他们的地位，充其量是田家英和胡乔木。所以，才有了什么“民主是好东西”，有了“物权法”，很多人和政治局委员一样弹冠相庆，他们何以如此兴奋？其中一条，就是他们不知道那些“东西”的炮制者，不是独立意义上的近代西方知识人，而是不如辜鸿铭之辈的御用文人。他们的儒家复兴和民主复兴，连“屁股和脑袋”问题，尚且还关在政治局裏，没有解决，何谈其他！ 这就是“新新儒家”妄谈儒道的岂有此理！原因极为清楚。他们的身份定位，已经不如古代中国，那种李斯布衣的半民间角色——这个角色，按照马科斯.伟伯的看法，是建立中央官僚机制之要角；这个官僚机构，在历史的意义上说，是有积极正面作用的——相对於世袭、宠幸集团单独为政。但是，这个官僚集团的儒士阶层，由於丝毫没有人民性质（古代希腊罗马人民意义上的参政；英国市民阶层，公民社团的性质；法国第三等级的人民性质等），他们的刚一开始具备的积极意义，完全於时俱退了！ 到了清末，这个儒家出身的选举/考试制度，也被废除。他们这个民间来源，也被切断了。民国官员的来源，除去“功劳”登台以外，则是具备某些留学背景和新式大学背景中人（1927年南京政府重建和1928年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获得形式上的初步统一之后，国民政府就开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并且成绩不菲）。 1949年以后，红色宠信阶层重新登基，太子党及其附庸，掌控国家资源命脉之大半之大半；加上后极权、半傻文化和思想国有化，二兼而行的局面，造成文化贫瘠以致荒原辽阔之形势。这个时候，一批毛附至於皮、新儒士一类人物，跑出来奢谈中华文化、儒学复兴，我们可真是欲哭无泪、想笑又想哭了！ 至於所谓有人提出，共产党现在也要借道儒学，来一个和谐式，我们暂且不敢苟同。一直以来，儒家制造正统思想，“中介”天、人之道，千年不变。忽然，共产党自身越过儒士，自己，来一个三纲五常之制定，岂不可笑，莫不是天下奇观乎？ 揭了谜底，还是共产党想还原到皇帝老儿那般，借助儒士，来一个天道在上，儒家解之的局面。但是，这个局面在今天，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你，一不要反对派，不建立独立知识人群落；二，不想改正排除赵匡胤、朱元璋思想的毛泽东思想（还写进宪法/戏法吧！），又要搞儒家立论，和谐交响乐，真不知道阿巴多，是不是买账！三是，他们对待现在的陈布雷和辜鸿铭，真是远远不如蒋公和张之洞哩（田家英自杀，胡乔木反省）！为什么？老式官僚本身，知书达理，礼贤下士；毛泽东呢？一律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有什么可以谈儒、谈道之空间呢？ 有人说，呵呵，士可杀，不可辱——现在，既要杀，也要辱——你乍地？可悲啊，可悲——这类党文化大氅下的儒士复兴！儒家复兴！
ZT耶稣12岁以后到西藏学佛，子虚乌有耶稣12岁以后到西藏学佛，子虚乌有
世上的事情，只要有不透明的事物，就会有人按照各自不同的需要发挥想象力，造出各种不同的“秘闻”。萨达姆绞刑的视频播放，当萨达姆站到绞刑架上之后，画面突然有数秒黑色中断，紧接着就出现了已死去的萨达姆尸体，据此，著名私家侦探舒米德特就说：“我相信，正是在这数秒钟内，有人将萨达姆替身尸体与萨达姆掉了包”，并放言萨达姆本人已改名换姓隐居某处。常识：电视节目为避免暴力镜头恐怖场景，把诸如斩首、枪杀、绞刑的镜头隐去。于是有的人就发挥想象作惊人语，以达到其某种目的。 圣经中记载的耶稣生平事迹，从12岁至30岁缺乏记录，于是有的人就发挥想象力，说耶稣到西藏学佛、到印度学佛，到尼泊尔、日本。。。。了。 十多年前我看到《观音法门》青海无上师的书说耶稣曾到喜马拉雅山学佛6年。 网上流传的这类信息大多来自同一个源头：有个旅加作家冯冯居士，据介绍说是“一个佛学修行者,也是一个有与生俱来的超感神通的修行者。”， 他写的耶稣《神秘失踪18年》《神秘失踪二十年》在网上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以讹传讹。让我们来看看冯冯的书是怎麽写出来的。 冯冯说：“我自己很早就通过神游，读过 彼得的《水徒行纪》（因为彼得是个在水上航行的渔夫，故称”水上门徒”）。” 后来找到到一本百年前出的《水徒行纪》欣喜若狂，据说里面有『耶稣在印度』、『耶稣在西藏』、『耶稣在波斯』、『耶稣在阿富汗』、『耶稣在土耳其』、『耶稣在埃及』…………他就翻译成中文。 冯冯说《水徒行纪》 （另文叫〈水徒行传》 〉， 是彼得對於耶穌的一切事蹟的紀錄，但是當時並未目稱為福音，只稱為“水徒行传”(英文稱為：Aquarian Apostle Chronicle)，記下耶穌的言行語錄甚詳，彼得前往羅馬傳道，被羅馬人逮捕焚死后，他的筆記則被門徒收藏，被改名為“水徒福音”(Aquarian Gospel)。这只是冯冯个人的说法。 但是， 据有人考察，冯冯的中译本《水徒福音》不是根据“水徒行传”改名的《水徒福音》翻译出，乃是根据另一作者Levi H. Dowling (1844-1911)的英文本《水徒福音》(Aquarian Gospel) （出处：http://www.sacred-texts.com/chr/agjc/agjc39.htm）翻译成中文版《水徒福音》（载于 http://www.geocities.com/slheng/d1.html）。 冯峰中文版《水徒福音》其中说耶稣从13岁起随商人到了西藏，说西藏拉薩有一座雄偉的佛宫，聖僧大喇嘛孟斯德率領全寺僧人，大開宮門迎接耶穌，说在聖僧孟斯德的協助之下，耶穌得以能夠研讀這些佛經。 说大喇嗽聖僧孟斯德時常為耶穌講解。 说耶穌在拉薩沒有講道傳教，只是研究學習佛經。。。。 看看这可信吗？要是可信，“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 也可信了。且看佛教和佛经何时传入西藏，耶稣时代又是什麽年代。 查考藏传佛教的历史，据汉藏文史籍记载，佛教传入西藏始于松赞干布时代，一般以公元641年（唐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为佛教传入西藏的起始点。文成公主从印度请回释迦牟尼佛像并建殿供奉。公元641年，唐朝贞观十五年时，西藏王双赞思干普（Sron-Btsan-Sgam-Po.６１７－６９９）迫唐太宗下降文成公主为妃；此王另又娶尼泊国王女白莉奇（Bhrkutr）为妃。由于此二妃笃信佛教之故，双赞王才派贵族之子瑞美三波罗等十六人赴印度留学，专习佛教及音韵等，回来后，模仿梵文造了西藏文字，另又造文法书及翻译佛经。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佛教宫殿的兴建都是7世纪的事情。 而耶稣在世是公元0年（耶酥诞生）到十字架上死去、复活、升天，共三十多年，是在佛教传入西藏的600年之前，西藏拉萨根本没有佛宫、没有佛经。 可见“耶稣去西藏拉萨佛宫研习佛经”一说完全是子虚乌有，信口开河。 在「中国佛教月刊」第八卷六期中，还有一篇名叫「耶稣是佛教信徒」更是荒唐，说耶稣到西藏学佛。那些中国佛教徒竟然如此无知以讹传讹，可叹！ 这麽说来冯冯是信谣传谣者。那麽《水徒福音》(Aquarian Gospel)的作者是谁？根据什麽写出该书呢？据别人考证该书作者是Levi H. Dowling (1844-1911) ，讀到上帝的書，也就是所謂的「阿卡西紀錄」（Akashic Records），讀過後，從中摘取耶穌不為人知的年輕歲月的歷史，寫下來的成果即為《水徒福音》。] 他自称曾穿越时空、神游、心游目击了耶稣的整个人生（见 http://home.netcom.com/%7Emokeeffe/Time%20Traveler.htm ）。 原来是近代人“神游、心游” 所“看见”的！根本不是根据耶酥门徒彼得的笔记。 好比中国的“禅定”入定、“静坐”入静后进入的境界，能当真吗？据说佛家静坐讲究“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因为分不清看到的异景异象究竟来自“佛”还是魔，索性统统当作幻觉妄念置之不理，以免走火入魔。洋人的神游、心游又能高明到哪里去？ 能“目击耶稣的整个人生”？神的奥秘岂是人所能窥测的麽？ 他能“目击耶稣的整个人生”，岂不比耶稣还高明？定然是“神游、心游”中，看到撒但幻化出的幻像魔境就信以为真，这是典型的走火入魔。 是撒旦魔鬼企图用来否定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破坏干扰福音的传播，迷惑世人使之不信耶稣基督，特别是用以毒害9亿佛教徒，以为耶稣基督的道是从佛教学的。 略举几段冯冯从《水上门徒行》（应该就是指所谓彼得写的《水徒行传》）中摘录的话可以看出：只是把圣经中的“上帝”换成了“佛陀”。 约翰福音（1：1-2）： 《圣经》：【约1:1-2】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水上门徒行》：“太初有道，道与佛陀同在，道就是我的师尊佛陀。我的生命就是佛陀的光。” 再举一段《水上门徒行》 摘录： [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秘密地指导我接受释迦牟尼佛陀的教义.佛陀是我在世人唯一的导师.我在印度学习了十二年佛陀的教诲.如今人子得到了荣耀，父在人子身上也得到了荣耀。我们父子因为佛陀的伟大方能得到荣耀。”] 圣经里83处教导人不可敬畏侍奉崇拜别的神，耶稣岂能用释迦牟尼佛陀取代上帝？使徒彼得岂能写出如此篡改圣经的“福音”？甚至把佛陀抬高到圣父圣子之上，如此荒唐，《水上门徒行》（《水徒行传》）之不可信由此可见一斑，被历代教庭定位为“伪经”理所当然。 即使该书中确有『耶稣在印度』、『耶稣在西藏』、『耶稣在波斯』、『耶稣在阿富汗』、『耶稣在土耳其』、『耶稣在埃及』…………的内容，正如前面查考的其『耶稣在西藏学佛』、纯属子虚乌有信口开河，其余『耶稣在印度』、『耶稣在波斯』、『耶稣在阿富汗』、『耶稣在土耳其』、『耶稣在埃及』……等等内容也都不过是后世作者“神游”“心游”所见幻象魔境而已。 所以《水徒行传》《水徒福音》被历代教庭归入“伪经”。随着末世末后日子的逼近，这类现象几乎是遍地丛生，《新时代运动》认为人就是神。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类似的伪经多得令人应接不暇。 冯冯说《水徒福音》的前身是使徒彼得写的笔记《水徒行传》（AquarianApostleChronicle ），为什麽耶稣的首徒彼得写的东西成了旁经（伪经）、不能跟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并列为“五福音”呢？冯冯有说法：“从首任教宗保罗开始，教廷就一直在用心整理或曰篡改新约与旧约。。。。。他们把任何有关耶稣青年时代周游列国的纪录全都毁灭不留，。。。”据冯冯分析原因是：保罗嫉妒怀恨彼得，与彼得争权夺利，以“首任教宗保罗”的大权，删除了彼得的〈水徒行传〉（水徒福音），而且把“彼得三次不认主”说成是保罗伪造塞进圣经以抹黑彼得。看来这位冯冯先生很熟悉现代厚黑学、官场权争的路数，是他“将心比心”强加于保罗身上的“分析”产物。做学问做到这种地步，以己之心度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加在使徒保罗身上。冯冯此心这才是“其心可诛”啊。 保罗是”首任教宗”吗？ 非也。基督教（天主教）的首任教宗根本就不是保罗，而正是彼得。保罗从未做过教宗，更不用说“首任教宗”。以下是历任教宗的列表： 1St. Peter 2 St. Linus 3 St. Anacletus (Cletus) 4 St. Clement I 5 St. Evaristus 6 St. Alexander I 7 St. Sixtus I -- also called Xystus I 8 St. Telesphorus 保罗根本没做过教宗。保罗与彼得去世的时间相差无几，大约都在公元70年之前/左右。那个时候，新约根本还未被完整整理成册，甚至有的福音书还未写成。保罗根本无法从“新约”中删除彼得的东西。 《彼得福音》怎麽回事呢？据有人查证： 1。《彼得福音》现在仅存的是断章，有希腊文和英文译文。根本就没有什麽耶稣往印度研究佛学的记载。（参考：http://www.earlychristianwritings.com/gospelpeter.html） 2。在另一个版本中，给出了冯冯AquarianGospel 的中文翻译。与我们现在在网上所见的AquarianGospel英文本一致，从而证明，冯冯所得的书确实正是Levi H. Dowling (1844-1911) 的作品, 他是美国人，是用英语写的。不是希腊文。根本是近代人的作品，与彼得毫无关系。 英文版出处http://www.sacred-texts.com/chr/agjc/agjc39.htm 冯老译文出处http://www.geocities.com/slheng/d1.html 再说一点。 究竟为什麽圣经里没有记载耶稣12岁至30岁的事迹呢？我认为不能单独孤立看。 整部圣经中的人物没有任何一个人从生到死有完整的记载，圣经不是传记。至高无上的耶和华，在圣经里只出现屈指可数几次。看看几个著名的重要人物：为耶稣施洗的施洗约翰，与耶稣基本是同时出生的。而路加福音对两个人的记载都是从出生直接跳到施洗讲道。对约翰的青少年 时期，一句都没有提到。论到耶稣的青少年时期，路加福音也是说“耶稣的智慧和身 量，（身量或作年纪）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加福音2:52）没有多说。 摩西这样犹太人的伟大先知，其出生后被法老女儿收养，到逃出埃及到米甸地，在旧约中也是一笔带过。其在埃及皇宫的青少年时期，只字未提。（参考出埃及记 2：10-2：11）。圣经对神拣选并给与极大祝福的亚伯拉罕的记载也很不完全。施洗约翰，摩西，亚伯拉罕，是否都失踪了若干年呢？是否都跑到印度西藏去学佛法了呢？ 不妨再列出各种互相矛盾的奇谈怪论，就不攻自破： 日本人考证到耶稣是去了日本 还生下了很多子女。。。 又有考证耶稣乃古代一中国人。。。 耶稣曾学佛，死于印度克什米尔。。。。 耶穌是[封聖的小聖僧侶]。。。。 5 juillet 没有右派的反右运动没有右派的反右运动
刘自立
年来，反右运动反思进行了一多半。很多有见地的文章见于网络和媒体。笔者从中汲取很多养分。可是，有一个意见，不曾清楚表达。这个意见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是一场没有右派的反右运动——这个结论究竟是如何取得的呢？ 从大一点的背景看，则要诉诸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在中国的表现。定位共产党在这个运动里的位置，尤其关键。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运动甚至武装暴动之合法性和合理性，也正是在这个判断中被提及。老蒋的前苏联化和后英、美化，都未及使他改变专制的政治命运，其中因素很多。但是，都无法籍此给出他可以不进行民主化的借口。因为，正是他的拖延和保守，使得民主的借口从南京跑到延安。于是，关于他那里民主"多、少"——共产党民主"有、无"之判断，成为一个言表、却未被看重的真理。连提出者，也很快自食其言，跑到民主的"无"那里去了。和储安平一样，第三条道路中人，很快切割于蒋，跑到北京。这个现象，成为民主派的大倒戈。一切自由主义常识，在1949年"新时间"的号召下，化为乌有。其中，很多极其清晰的政治课题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完全颠倒。这个大颠倒的要害，就是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媾和论。 左右中政治势力籍此划分的原则立场，变成了前五七年悲剧的序幕。一种以毛主义为准绳，反对与否，成为既定立场的政治分野，就此初步形成。右，成为一个黑色称谓——虽然，在整个西方文化里，右，是一个比之左，要来得正确、来得道德的立场。 （"死人和活人，何者的数量为多？ 换言之，一切以"右"为民主之反的宣誓和分析，形成中国命运的偏差和走向——你要是同意和拥护毛的重庆之行（1945年）中提倡的"民主"，你就变成时髦之政治追随者；变成《新华日报》字里行间的拥戴者——这种毛氏"民主"直接导致1949年的"万岁"复辟——如果你是胡适之之民主自由的拥戴者，你就变成落后、甚至反动于时代的、几乎是"反动派"中人士。加上共产党给"民主自由"赋予的土地承诺和私产承诺，自由主义最为重要的反对极权主义定义，很快成为为空洞的承诺，没有得到国人的一点、甚至半点重视。1948年的胡适讲话如对国弹琴，无人响应。这是中国政治悲剧之序曲的第二主题——第一主题，就是共产党的假民主。犹如德国作曲家理查.斯特劳斯的《艾伦.斯皮戈尔的恶作剧》中喧叙的反社会小丑，毛氏的秦皇汉武心结，除去傅斯年、王芸生等人有所洞识且撰文揭示之，全国上下，都盲目乐观于毛氏救天下，坐天下的绝对庆幸当中。这个情形的主要成员，包括宋庆龄和以后的章罗联盟中之左派政客。章怡和先生呈现的历史是被切割的，不完善和有意取舍的。她的伟大著作，并没有联系1949年以前，1957年以前，章罗们如何和毛主义做出合作，分离于蒋介石和胡适之先生，从而使得第三条道路中人，在历史的极其短暂的瞬间，跑到共产党人那里，并且一直与之共事或者合谋，于其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适，反胡风，反这反那一系列运动中——他们在1949年以前的历史，1957年以前的历史，是他们作为"勇士"，呈现1957年历史的整部历史，而绝对不是"只有"1957年。这个判断，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些人物成为毛氏"同路人"之历史，章先生，究竟是有意疏漏，还是秉笔不书呢？ 这里的关键，除去分野民主人士之左派立场，和跑到台湾去的那一群人士的右派立场以外，左、右划分的原则其实非常清楚。到了1949年的北京，中国成其政治气候的右派分子，几乎就无其政治存在了。除去一些民国知识分子，像陈寅恪先生等人，除去写出"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这样愤慨"万岁"之诗，也就归于沉默。我们说，看清楚事情本质者，多是唯沉默之择者也！——而不会给什么党整风、提意见、建策献言——以至于遭到灭顶之灾者类。也就是说，懂得自由主义要旨者，懂得党文化要旨者，跑出来给毛提意见，整个是一个笑话。我就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南京一位和梁思成齐名的建筑学家，知道他的学生（57年），在那里侃侃而谈，给党提意见。他们一起入厕时候，老先生厉言此生：你不要再说了！学生如狗血淋头，却戛然而止——他，因此幸免遇难。 是的，这并不是说，说话本身应该被禁止，而在于你要和谁说话。和共产党说话的权利，在理论上应该被取消吗？不是。 但是，问题的提法应该是，说话者，五七年绝大多数"右派"（全部应加引号），几乎全部本着一个迄今不变的理念，就是向党献言建策，要党改正一些在他们看来是应该改正的错误——按照党本身的语汇，应该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但是，这个说话与共的基础何在呢？这是问题的本质和关键。首先，说话的前提，其最大的前提是，党之社会主义民主的存在，这个民主就是民主集中，民主到万马齐喑；二，党之反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存在；你们说话的全部基础，根本就是虚无，党，不需要你们的任何话语；三，党反对民主本身的存在。一切"民主"行止，对不起，只是"引蛇出洞"。（"对不起，朋友们，我们就是要独裁！"毛已经关照清楚了；还要如何更加清楚吗？） 这是一个小前提。大前提是什么呢？大前提是，国际共运的整个本质，就是枉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形成的西方民主加耶稣之政治理论和宗教理论，来一个负面筛选，投奔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和新救世主——这样一来，东方的反动，列宁主义的反动，至少在中国之"以俄为师"之毛氏斗争，成为普世价值的代用品。国人几乎悉数被其误导，实行了我们在此所言之毛氏民主，也就是毛氏极权。把毛氏极权加上自由民主一锅烩的做法，变成了整个一个时代的黑色幽默。人们在这个前提下，把专制极权和自由民主两相对照，在1957年，形成了一个旷世奇观，叫做给党提意见。直言而述，这个旷世奇观，是亘古未有，却还是前有古人（1957年人），后有来者（2007年人，如，那些继续给党提意见人）。 这个事情在实际和理论两个层面，都还不无"现在性"价值（或者干脆言，具备"现在性"；不是"现代性"——无价值）。实际上，中国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力量，被融化和同化于共产党的政治结构，不自今日始。台湾的政治势力已经边缘化。这个同化过程的"政治正确"的借口，就是党的"民主自由"——具体说，就是什么"联合政府"啦、"共同纲领"啦，甚至"八大"之"阶级斗争结束论"啦。但是，关键问题在于，不是你的纲领可以同化于共产党，而是你作为反对党的实际存在一旦消亡，你的政治纲领——你要求共产党兑现的政治纲领，就统归于0。所以，所谓"民主党派"跑到天安门和中南海的那一天，他们的实际政治存在就已经结束掉了。 在左派政客变成毛主义的座上客和牺牲品前后，党的洗脑运动业已初见成效。广大学生共识一种"社会主义好"——或者言，"社会主义应该好"，这样的看法。其间分析是，他们首先认为是党走上了不对、不党和不社会主义之路，要大声疾呼改过之。再是，学生们在苏联是不是好，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对，这样的准专制主义思维中，选择其行止，完全没有考虑过蒋介石政权或者胡适之主义如何，西方民主体制如何——这个基本参照，被洗掉了——他们供奉的毛主义，好像是可以整治和调适的——也有些人认为，毛主义本身，不合乎共产党的原则，闹个人迷信；党要纠正之。等等。但是，和文革时期一样，他们这些学生的思维资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反对者之自由主义诉求。和章罗还原一些基本政治理念，还有很大差距。因为章罗们，毕竟是懂得党文化，也懂得西化的大学问家。学生们戴上团徽和党章，毕竟两样。这是一群已经被封闭了一半大脑的、共产主义理想主义者；虽然距离49年还不到十年。 从这一点看，极权主义之"人民"概念，已经书写和解释完毕；固然，还有很多社会主义成分，共产党自身携带的欺骗性成分，社会主义好成分，在学生里发效，起作用。可是，极权主义社会之封闭状态下，只是知道如何完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思维形态，已经造就完毕。这样，反右一起，反右前的欢呼雀跃状态为之一变。就像林希翎说的，我在反右开始前期演讲，学生欢呼——我被打成右派，学生们照样欢呼——这样的情景，恰恰为专制国家特色。如，打倒四人帮，欢呼雀跃；四人帮召集的游行，一样，欢呼雀跃。就连德国，这样一个民主规范之国，法国，这样一个自由主义之国，还不是希特勒上台，拿破仑专制（包含他下台），老百姓，一样欢呼雀跃吗！ 到了60年代反苏和反修，党调称，苏联可以反对，不能不反对——文革时期，1966年8月，周恩来跑到清华，大讲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打倒党委，为蒯大富平反——就像他们在《新华日报》时期那样，大讲民主；他们的手段－目的论，运用得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于是，反对政府，反对党委，都是合理、合法的。1966年和1957年，究竟是一个文化、还是两个文化呢？一句话，这就是党文化，叫做毛氏逻辑思维。我们说，毛是"文革异端"，即在此意。57年中人，又有谁知道他们跃进十年，就是聂元梓、就是蒯大富乎！这样看来，我们不单要反思，比如反右之对于党的批评，也要反思，对于党的拥护，对于反右运动的拥护之逻辑，是如何生效的。这牵涉到研讨极权主义之"人民"概念的内涵。于是，反右时期之最后一种西方政治观念，和社会主义之斯大林主义，开始较量，并且，几乎是最后一次较量，开始了。以后，人们在文革里——除去遇罗克、林昭等先知先觉，就都是臣服于毛氏思维的辩护士了——那么，今天，这个"人民"概念，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这个概念，已经产生了分化——以普世价值为前提的判断，和党文化夹杂其中的模糊论，希翼党主导政治民主论，分庭抗礼。 在理论上，这一点，更是极为清晰。共产主义，不可能和民主自由主义和平共处——周恩来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就没有民族"民主"和民族独立和平共处，这一项——罗章们，宋庆龄们，难道不懂这么简单的政治常识吗？（至于说罗章们，宋氏们，本来就是共党——这是另当别论）。也就是说，1949年以前，由宋氏带头制造的融共幻觉，带动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变知识人为"分子"，这样一个自觉、不自觉的放弃运动。这也就是西方哲人所谓，知识分子要对极权主义制度之泛滥，负责。（雷蒙.阿隆等。） 他们得到的回报，除去毛氏的空头许诺以外，就是抛弃了他们在国学或者西学中学到的一些基本政治常识。这些常识包括，儒家，作为"士"阶层集团中人，不可以枉顾孔孟而圭皋毛主义；因为，儒家之历史和声誉，即便不是来自于民间，却是一直以来，不可以遵守皇帝之道为道、为学、为正统之原则的——而共产党，要你放弃正统和道统，统归于毛统——这个东西，是可忍，孰不可忍！吴宓，就是不可忍中之大杰——到了1970年代、文革，毛氏正统开始批孔，吴宓，殉道于孔夫子，成为一代大儒。 再就是，更可笑，毛氏政府可以服从自由主义之三权分立说乎？退一步说，他们甚至也认可过这个理论，那是要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存在，合法性，合理性——反而言之，在党夺取政权以后，任何政治势力，也可以同调倡言他们的政治存在吗？难道在法理上，可以由这些留德，留美的政治学家，来论证共产党之"联合政府"，是属于西方党派政治之一种乎？这个媾和论，是不是太天真、太愚钝乎？......从来没有听说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要和斯大林坐在一起，搞一个"联合政府"并享有斯大林的"民主法制"。这不符合他们那些人、阿赫马托娃、曼杰利什塔姆、索尔什尼琴、萨哈罗夫的政治风格和政治习惯。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这样极其古怪的政治媾和论。（我们当然不会否认，那时间，西方很多的罗曼.罗兰们，都是苏联的拥戴者。但是，这个借口，不能成为拥戴党文化之借口。纪德，甚至老蒋，就并不看好苏联。） 于是，1957年的事情，就在这样的基调上发生，并且一直持续五十年，甚至基本上未作什么改变——这个基调是：向共产党，荐言献策，请求共党恩准右派平反——并且设想出来一系列"和解之道"，请求党下台阶——并且给出N种"时间可以开始"说——什么十七大，是时间开始；奥运，是时间开始；也许，十八大，开始，云云。他们否定一些前党之头子，肯定现在的领导。他们像小诗人一样，告诉世人，要"相信未来"。在香港，他们告诉你，12年，也许可以普选——也许要到22年，也许，到32，42，52。天知道！他们煞费苦心地营造一种1957年、就已经出现的、自由民主和共产党联姻之政治设想；无论是他们要纠正他们并不"反党，反社"以外，他们也照样给出一个他们的时间表和容忍度——只要新加坡式的维权主义可以招呼他们一下，全中国，就是光明前途论。这样一种57情结，难道不是依旧存在乎？究竟和党有无共识，可否一律，共同"和解"，……还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像五七年整风一样，他们希望共产党人做到这个、那个——他们并"不反对"共产党，云云。最起码，他们要在"党的法律、法规下"，实行"民主法制"主义。请问，共产党什么时候制定过不允许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的法律？又在什么时候，制定过允许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的法律——呵呵，这个悖论，难道不是"真理"吗？"太阳是从东边上升"——"也不是从东边上升"——西方的逻辑学家诡辩说，"在北极，就不是从东边上升"——所以，你们要求世界西方化，不是全数扯淡吗？——共产党说。 何以过去半个世纪整，还是要向主子求告给你人权——这个课题很大。比如他们说，共产党有一个可以如愿以退的道路，既可以改正毛，又可以纠正邓。于是，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右派说，共产党的统治前提没有不对，我们还是拥护一些好党人，像是老前辈们，"几老"们（如，林希翎就说，吴玉章，就是党内好人；还说，比如，江姐，也是好人——那么，她们的结论就是，共产党还是可以好人政府地，只要打倒了坏人。共产党还是可以改革地，只要反对了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这是半个世纪之大雷同之一。 第二，五七年，他们要建立"政治设计院"。现在，他们要党进行政治改革，是不是也是要建立"设计院"呢？请问，党，怎样改革呢？建立政治设计院，本来是毛、周，要老蒋来认可党之合法性诉求——反过来，你，要谁认可这个设计院和合法性呢？换言之，瑞典政府、法国政府，甚至俄国政府，可以建设设计院，容纳共产党人，为这员、那员——可是，从来没中国共产党可以容纳之；列宁容纳之？斯大林容纳之？邓，毛容纳之？鸡只被喂食一百次，也不知道会被卡断脖子。 第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公分母究竟有多大，可以盛容这两个极端乎？历史上从未记载。但是，1957年人和2007年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偏偏要他们扯在一起。他们说，这是一种良性互动。请问，这个互动在1949年和1957年，不是"良性"过N次了吗？其结果，又是什么！ 最后，人们说，五七年是全国禁声令和全国谎言令下达之一年——请问，你们何以为这个本来就要砍掉你的声带的社会主义造势，来一个砍声带之序奏和预演而无动于衷呢！难道42年延安整风不是禁声？难道杀地主，不是禁声？反胡适，不是禁声？现在，他们在2007年说，这个社会主义，还是可以发声地——按照瑞典模式，在谁谁领导下，就可以啦！可是，瑞典人共同发表一个宣言说，你们禁声，可耻！ 总之，国人总结五七年，还是被圈在五七年的思维牢狱中不得展身，不得翻身。他们这些右派的毛病，就是他们从来是左派，不是右派——左派，被打成右派，是一个误会；他们一直以来也不会习惯右派思维——右派思维习惯，又是什么呢？就是，分清楚民主自由和极权专政的区别；至少在媾和这两者的幻觉消灭上，做到1948年胡适之先生那样的清醒，而不是来一个继续"给党提意见"。 于是我们重温胡适之先生的话—— "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 此胡的要义何在？在于和平变革——和平的要义何在，在于废除极端专制——极端专制的要义何在？——在于废除一切少数和反对党——废除反对党的要义何在——在于反对和平变革——这就是胡适主义的要点和他的逻辑。 按照美国人悉尼.胡克的说法，自由，不容忍反对自由之自由。 这是一个基本前提。五七年人不懂这个要义。他们以为和废除自由之人、之集团、之领袖，可以谈论自由和民主，于是，他们不是胡适主义；2007年人士，以为可以和那些"绝对者"，谈论和平和演变，他们同样不是胡适主义者。所以，在此意义上，胡适之不主张"彻底改革"——实在是要等待蒋家改革。蒋家改革出现了，党禁报禁解除了——为什么？很简单，蒋介石尚有民主之"大、小"天地也；所以，主张"不要彻底"——是针对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共产党是要"彻底"地，所以，无和平主义之可能性。换言之，什么时候，共产党成为和平主义之赞成者呢？在他们容忍反对党的时候——容忍反对党的时候，还有共产党乎？！也就是说，不是在一党专权之下，和党商榷老右平反问题，而是在未来民主时代，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和历史，做一个对于1957年共产党造成的反右罪行之梳理和清算。这个时代的到来，是在何年何月，我们不甚其详；但是，有一个前提是清楚的，没有容忍度和可塑性的党文化里，永远不会出现胡适的昂格鲁－萨克孙主义，则是中共党文化之必然（不排除党内个别人，滑向此道；整体可能性，不存在。）。 4 juillet ZT耶稣原是中国人原来我插队的地方吉林“扶余县”是耶稣墓地。哈哈！——又一个伟大的八卦出现了。（自立前言）
耶稣原是中国人
耶稣并非只是宗教或神话的人物，而是实有其人：他就是中国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zhuanxu，音：专须)；他死而“复活”后，回到了中国(西方学者有人认为他回到东方的印度)；其墓葬则在吉林省扶余县！而基督教上的耶稣则是以颛顼为原型重新塑造的。 _________摘要 中国著名《山海经》权威、吉林学者宫玉海教授对《山海经》等古籍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究和考证后 ，最近提出一个堪称“石破天惊”的新说：耶稣并非只是宗教或神话的人物，而是实有其人：他就是中国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zhuanxu，音：专须)；他死而“复活”后，回到了中国(西方学者有人认为他回到东方的印度)；其墓葬则在吉林省扶余县！而基督教上的耶稣则是以颛顼为原型重新塑造的。 历史上是否真有耶稣其人，因史料不足，众说纷纭，世界上至今没有一致看法，成为世界未解之谜。 宫玉海说：“西方有一种说法：‘宗教上的基督，历史上的耶稣’。其实应改为：宗教上的耶稣， 历史上的颛顼。”这一新说，对揭开这个谜带来了希望之光！宫先生的这一观点发表在《〈山海经 〉与中国文化论文集》(第三辑)中，并在不久前在东北举行的一个山海经国际学术探讨会上引起轰动。 ◎宫玉海和“天下第一奇书” 出生于松花江畔吉林市、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宫玉海，1989年离休前任长春光机学院副 研究员，后又被聘为教授。他是中国作协吉林分会会员和筹建中的中国《山海经》研究会会长。离 休后宫先生“十年读一经”，独辟蹊径，从语言民族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考证《山海经》，终于有所获。“耶稣原型即颛顼”，就是他在钻研此书时发现的。 《山海经》是我国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的珍贵古籍。由于成书年代久远，语言简练而晦涩，加上 语言、环境的变化，十分难读难懂，致使该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被誉为“中国第一奇书”。汉、唐以来，甚至把它列入神话、传说、小说、异闻之类，常使研究者望而却步，一读三叹。 深入研究后，宫玉海认为，《山海经》并非神话而是“信史”，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志书”，其 中包含珍贵的世界古代文化史料，堪称一本难得的“博物志”。他认为，该书是中国上古时代黄帝等几任统治者先后派人去世界“六大洲”考查后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大约成书于四千多年前。 为此，宫教授运用语言学并结合当代考古实证，把对《山海经》的破译与解开世界文化之谜有机结合 起来，从而在研究上有重大突破。如他最早提出的“印第安人是中国人后裔”、“现代人类发源于 中国”、“古代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世界三大宗教皆起源于中国”、“伊甸园在中国 云南”等一系列新观点，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其中一些已被考古新发现和有关学科研究成果所证实。 宫先生认为，上古世界本是浑然一体，正如《书经》所说的“普天下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夏以前的上古时代，即距今四五千年到一万年前，只有家族与氏族，还没有形成“国”和“民族”等概念。“国”的含义与今不同，开始是“地域”，后来是“诸侯领地”。 上古人类并不愚昧穷苦，不像摩根以现代原始村落为依据所描绘的那样，而是生活在自然物产丰富的 优越环境之中，因此才能“百乐歌舞”，创造出高度的文明。人类不仅有过共同的语言，还出于共 同的“根”：现在人类大多是伏羲、女娲、神农、轩辕的后代。古代的中央帝国曾是全世界的政治 、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宏伟的巨石文化、辉煌的金字塔、神秘的古希腊文化、印第安文化，都与中华文化密切相关，气息相连…… 最近，由海峡两岸史学家联名发起的“重写中华古史”的倡议，得到了海内外一百多名历史学家、考 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热烈响应与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过去习以为常的“中华五千年文 明”说法和历史事实不尽相符，“中华文明史应追溯到万年前”。这在某种意义上，对宫玉海的上述说法也是一种印证。 ◎颛顼出生地点和耶稣一致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宫玉海认为，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上古历史的真实反 映，“三皇五帝”都是中华文明史中的著名的领袖人物。他说，“三皇”就是“天皇”(伏羲氏)、“地皇”(炎帝神农氏)、“人皇”(黄帝轩辕氏)。 而“五帝”则指少昊、颛顼、喾(音：库),、尧、舜五人。“五帝”之后，以治水闻名的大禹开始称王，之后又有汤王、周王，后世共称“三王”。 宫教授说，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的原型，乃是“五帝”中顺序排第二的颛顼(音“专须”，又读“瑞须”)。他是轩辕黄帝之孙，少昊之侄儿，其父是“降居弱水”的昌意。 史书说：(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仆，是为女枢，……生帝(指颛顼)于若水”。宫玉海说，根 据专家研究，“若水”即为“西方之水”(如《山海经》和其它古籍所载：“若木”即“西方之木 ”)。由此可见颛顼生于西方。后来他的领地封在扶余，为高阳之国，方圆三百里。这和基督教所称耶稣生于巴勒斯坦的伯利恒是一致或至少相似的 ◎语言学上的证据：颛顼即耶稣 宫玉海说，语言是考古的活化石。从古代语言学的角度看，颛顼和耶稣其实是同一个名字。 一方面，根据古汉语中“四通”之法，“颛顼”又读作“瑞须”；而“书”、“稣”也读作“须”； 所以“颛顼”又可读作“瑞稣”。另一方面，“耶稣”在古希腊文中为Jesous，翻译成汉语 为“约书亚”。宫先生在“中华文化中心说”中论证古希腊是颛顼之子“伯鲧”的封地，所以伯鲧和其后代对先王颛顼尊称为“颛顼爷”，也是很自然的。 如人们现在仍尊称“开天劈地”的盘古为“盘王爷”，尊称关羽为“关老爷”。在古音中，“亚”、 “爷”读音相通。如伯鲧的儿子是治水的大禹，他生于西方(古希腊)，封地在山东。现在的山东 方言中仍称“读书”为“读须”。所以“颛顼爷”与“约书亚”其实是一回事。因此，从古代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古希腊语中的“约书亚”(耶稣)其实就是颛顼。 按照上古时代“一昭(东方)一穆(西方)”、“一幽(北方)一明(南方)”的培养、选拔接班人 的原则，少昊(居东方)之后，应由其弟、居西方的昌意的大儿子颛顼接任帝王位。据宫玉海分析 ，因为同居西方的古罗马人是黄帝重孙子，他们认为有权接班，所以千方百计不让颛顼接班，采取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网一个”的极端措施，把当地与颛顼同时出生的婴儿全部杀死。 但颛顼被人们藏匿起来而获救，他因此得名颛顼。后来的基督教中耶稣的故事，很可能就是以这段历 史为原型的。“颛顼”与“拽恤”同音，也有“拯救”之意，但他并不是“救世主”，而是“被拯救”的意思。 ◎犹太人根在中国西北 据宫教授研究，不仅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中华文化同宗同源，而且犹太人本身就是从中国迁走的， 犹太文化因此上和中华文化也是相通的，可称“近亲”。西方的世界史专家也认为犹太民族是东方 民族，他们经过几个世纪的西迁，于前11世纪从两河流域迁到中东，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以色列犹太国”，但该民族在此之前来源不祥，但承认他们是东方民族。 宫教授研究发现，犹太人的起源在中国，应在中国寻根。他们是炎帝神农氏之后，姜姓，封于邰(今 陕西省武功县一带)，所以号“有邰氏”(“犹太”即是“有邰”)。其地应在今河南偃师一带。 那一带，也是帝喾时的首都，称为“西亳”(音“伯”)。公元前26世纪，尧执政时，舜又把“ 有邰氏”封到“来 ”(其地在陕西武功一带)。这可能是犹太人又自称“西伯来”(即“西亳来 ”人)的原因吧？ “这一家族于公元前15至14世纪(夏代)开始西迁，经过几个世纪，于公元前11世纪达到中东。这和世界史上所记载的犹太民族西迁在时间上也基本吻合。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把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做了比较，也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也为犹太人来源于上 古中国提供了一个佐证。例如，从宗教信仰上看，人信仰上帝耶和华；而中国人特别是在帝喾时代 ，对上帝的崇拜是特别虔诚的。“上帝”一词，在我国古已有之，而且是上古人民崇拜的神。帝喾的“喾”字，古读go，与英语的中的god(上帝、圣人)相同。 古籍《纲鉴易知录》中讲到喾时，说他：“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意 ，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既 执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这俨然是上帝的化身，耶稣的形象。由此可知，在上古时代，犹太人的信仰其实和中国人的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 ◎颛顼死而复活与耶稣复活故事一致 宫玉海说，“死而复活”在事情，颛顼与耶稣身上都曾发生过。而据考证，在世界历史上，“死而复 活”的著名人物只有颛顼；宗教史上也只有耶稣一人。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么？《山海经。大荒西经》里这样记载：“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稣。” 宫先生解释说，“风道北来”是说传教者从北方而来(当指颛顼)。“天乃大水泉”，“天”即“天 方”，指西方。上古时中国人的方位称呼是：西方为“天方”(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天方夜谭》里的天方，即是西方)，东方为“人方”；北方为“鬼方”；南方为“兽方”。 “泉”指源泉。这两句话说的正是《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的故事，是说洪水是从西方发源的。“蛇 乃化为鱼”，是指当地居民由蛇图腾转化为美人鱼图腾。“鱼妇”按古音与“以埽”相通，“以埽 ”即以色列：“鱼妇”也可以看成是美人鱼。我国长江中就有“美人鱼”(《梦溪笔谈》等古书记 载)，而美人鱼图腾是波兰人(即古籍中的“亳人”)的图腾，犹太人也来自于“亳”，所以很可 能也是以美人鱼为图腾的。这句话是说犹太人从东方西迁之后，统一为以色列国，并由蛇图腾转变 为美人鱼图腾。最后一句则指颛顼“死而复活”无疑。宫教授说，《大荒西经》记载的地点在现今中国西部更远的地方。 这一段话语言虽简练，但所记述的内容明显是西方也就是中东地区的一段历史。因为“颛顼复活 ”应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宗教课题，所以很可能当时就已成为人们庆祝的一个盛大节日──复活节 。对如此重大的事件，作为上古博物志的《山海经》一书有所记载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基督教中的“复活节”则很可能是以此为蓝本。 3 juillet ZT真正的世界首富、美国的阶下囚里欧.万塔（Leo W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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