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革者思想探源 （补充版）



 
刘自立




思想探源



人民文革者——一个二十一世纪新名词——说，他们全部用心是要在体制内找到撕裂党的契机，实行类似起义之举——这是"最最"重要的人民者的观点，而笔者还是无法接受。
我们的看法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问题，几千年的历史稳定性，稳定系统问题（控制论把这种系统称为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 system"，见金观涛），农民起义之所以循环往复，不见长进，无法突围封建专制而只能做到改朝换代问题，其关键是，我们祖辈没有发现新思潮，新体制，新人民——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找到类似"一声炮响"以外，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常识问题。早在古罗马时期的民主派哲学家西赛罗就说过，凡是不能继承伟大事务的事务，没有伟大之处（见『法律篇』）。
中国人寻找政治体制突破，以造就伟大事务的努力，五千年来，只是到了今天，才有了一点眉目。这个进展，首先是他们摒弃了毛式革命，并且在摒弃这个革命的全部思想基础上，寻找一种普世价值。再是，这个普世价值的寻找，也许甚至排除了民主的暴力（卢梭式）和科学的异化（官僚科技化体系）之观念——这个为五·四运动所不知的思维提示——而是找到了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和权利制衡。
至于这个新改革，新革命，如何进行，人们还在讨论。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任何回到其他人民起义和人民革命中去的努力，都是一种复辟和倒退——因为这个努力，只是在实际上企图规避自由主义的时代选择，从而不具备任何历史和现实意义。
换言之，评介历史上任何非自由主义选择，应该匡定，其大致上，只能产生荒诞和负面意义。对于文革的批判之核心，正好在此。文革中有没有反抗，有没有反抗的合理性，合法性，这是个退而居其次的问题。我们说过，人民革命，甚至农民起义，不也是反抗吗！而且是大大的反抗——但是，这个反抗，是一种对于反抗的反抗，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倒退式反抗——马克思就欣赏这个原地踏步——他说，罗德岛就在这里，就在这里跳舞吧（大意），云云——而我们，正好要批判这个丑陋和天真的反抗。这个反抗，与其说是作用于老百姓，不如说是作用于用老百姓抬出新皇帝的恶劣行径——难道历史不是这样写就的吗？百姓打倒蒋介石，刘少奇，难道不是这样被党炮制出来的吗！
谁要是亲信了这个谎言，就显示他不懂得反抗本身，其实，是为了下一拨主子上台，开辟道路。这是一切时代反抗者，成为反抗之反面的历史悲剧和历史闹剧的实质。
我们的意思是，讨论人民文革者鼓吹的"反党"和"撕裂"，其最终的意义是，在回避人民今天选择的前提下，重蹈历史上人民起义抑或类似农民起义的思维盲点，而不适当地夸大那种小规模存在的革命和起义之意义，达到回到"凡是反抗就是正确"——这样一个老式思考道路上去，从而重复不应该重复的，在历史上反复上演，而不见任何实质改观和真正进步的，那种起义和反抗。这个"反抗就是正确"论，其实非常浅薄，非常有害。
阿伦特曾经对于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做过恰当无比的批判。那时，是人们起劲遵循麦卡锡主义的年代。阿伦特把他们唤作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共产主义者"。她说，他们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批判共产主义，"如果我们自身也是龙，那么，两条龙中间哪一条龙最终会生存下来这一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延伸这个判断，就是，人民文革者，就是这样一批反对文革的原文革主义者。他们和党的斗争，也许也是"两条龙之间"的斗争，而这个斗争，其实，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二，因为，凡是不提供自由主义前途的革命和起义，其结果无一例外，是重复历史上毫无意义的革命循环论，只是起到改朝换代和供奉新主子，压迫新奴隶的革命。这样的反抗和撕裂，甚至不如改革和渐进主义——如费边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那些观念。而人民者，既不考虑边沁和穆勒，也不考虑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思想反馈和思维习惯——这本来就是文革后遗症患者的一个思维特点。这个思维特征，究竟是一个偶然，还是他们的确在思维上留下了空白，且要一生保持，抱残守缺呢？
从历史的严酷性而言，1966年的造反，和1968年的清队——出现了革命和反革命交替使用的毛主义戏谑——历史上最为短暂的反抗和服从的实例，就出现于兹，在这三年不到的时间里，毛，重复了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农民起义的失败，胜利，胜利，失败的闹剧。毛很欣赏农民起义，他说，"秦皇汉武"，"还看今朝"。这个循环的实例说明，反抗的庸俗和尴尬。
1949年前后的易帜，同样说明了反抗——革命的虚妄和有害。反对压迫剥削之举是不是正确——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今天，由于几个时代的思潮侵袭和思想争论，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他昔日的绝对正确性。孙中山早就指出，美国福特公司的做法，就是对于剩余价值学说的最为实际的批判（见孙中山"民生主义"）。我们的意思是，即便退一步讲，文革时期人民文革者大获全胜，请问，他们当时获取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资源究竟如何！如果没有这个思想资源，他们在中国要实行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政治货色！是巴黎公社，还是人民公社呢！他们究竟要造就何种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呢？人们可以设想，他们的胜利，庆典和宣言，是一种何等样子的新事务呢？这些推论简直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的事情。
我们暂且回避文革造反派，在进入官方革委会以后的堕落和秽行，实际上，这些"边缘人"什么政治，思想资本都不具备，只是毛式走卒和棋子。
我们看到，关于革命是解放还是建政，也是西方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建设过共和和民主的西方社会而言，如果这个问题照样存在，那么，对于中国人，这个问题就是开天辟地的新事物。这个新事物是未来时。整个新事物，没有出现在文革之中。其中可以解释的地方有二。一是，正如同样是阿伦特说过，通过革命来实现社会问题是不可能实现的。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所以堕落为恐怖政治，就是因为强行通过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而造成的。（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
我们对于阿伦特关于革命是政治建构而非社会解放，则需进一步梳理。但是，她提供的，关乎于革命不是解放——不是毛式打倒——而是要建设政治结构也就是美国式的宪政建设，当然可以理解。我们的推论是，人民文革者没有拿出任何政治建设的方案，以符合革命和建设的一统论——也就是说，人民者，没有任何政治建设的资源，可以提供。他们无法提供他们不同于毛式，革命式或者社会主义式的任何理论和预言。他们是要起义的，以后呢？"迎闯王，不纳粮"吗！
再接下来是，即便是社会解放，在文革里，当然也是子虚乌有的梦想。一致通过、两报一刊、样板戏、毛语录……我们也许不需要再来描绘这个"社会解放"了吧！
三是，人民文革者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鼓吹过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的思想资源，除去被歪曲的巴黎公社之外，上不见，他们援引其他任何思想资源，下不见，他们对此加以补充的，任何毛以外主义——他们只是说，我，反党了——如此而已——但是，你的反党，其实是用党资源反党，党，不但不会全反对，其有大智商者，说不定还会暗自窃喜，说，看，一个反党者，是我们思维队伍里的人——一般而言，人们说，那些造反派又要来了，也就是说，他们的反对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魔鬼一样的暴力倾向——而这个倾向，是党文化真髓所在——"运动了"——人们喊道！。
我们准备分析的，他们的思想资源，其实都是毛玩弄政治，革命游戏玩剩下的一些垃圾——如，巴黎公社、大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四一四思潮（所谓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本来就是他们打了天下，坐了天下——其他都是奢谈——他们颠来倒去的打天，坐天下，其实只是根据他们解释而言，不可能根据任何民间解释；还有不上台面的太子党思维，联动思维，中学生幼稚的四三派思维（笔者就是四三派，知道其反叛的全部虚假）……此外，人民文革者尚有何"新思维"，至少，笔者完全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如此贫瘠的思想基地上，旗帜所到之处，还有什么是值得人们效法的伟大造反精神呢！
1970年代出现的阅读潮中，无论是哈耶克，还是沙夫和伽罗缔的思维，没有出现在任何造反派的思维之中——林昭式的基督教普世价值说，也不见于李一哲和杨小凯的思维——这个现实告诉人们，文革中人民文革者的思维，大大落后于北京或者其他地方独立思考者的思维境界。而到了今天，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人民者们，在其文章和宣言中，如何界定普世价值和文革价值的区别和本质。他们除去运用一种义愤填膺的大起义、大革命一类鼓噪，不见他们占有任何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以证实和解释人民文革，解释人民和毛。
其实，我们讲过，人民一词能指和所指的内涵，已经被党完全强奸了。奸后怨妇情结的大爆炸，无以改变该概念的历史过时性质。
"人民"这个词——是毛，以及其他独裁寡头的代名词，像是齐奥塞斯库，卡斯特罗和金日成等等。人民和社会主义等等词解，已经在百科全书里变得很负面——至少相对普世价值和政治常识而言如此。至少西方人士，自由世界人士，把"人民"这个词汇，看成是列宁主义的一个象征——虽然，笔者以为他们一多半愿意采纳公民或者市民这个说法的——在其政治学里如此。我建议人民文革者还是另找理论资源。
四，有人说，你反对人民！看看人民不是在选择克林顿或者老、小布什吗！
难道还有比如此无知，更加无知的无知吗？
人民在自由体制内部的含义和在"人民中国"的含义，难道可以如此危险类比，荒唐对照，且一视同"认"吗？……毛的人民和美国人民，难道有任何享受权益方面的共同之处吗！你，有一张选票揣在口袋里吗？
五，是不是笔者反对"人民"呢？如何定义集权制度之下的人民意识和人民本质呢？这个问题我们写过文章。这里再行补充之。
关于极权主义制度下之人民概念，许多读物里都再三论述。他牵涉到我们如何定义此种制度里的人民大众之真实状态，包涵思想和意志，梦幻和现实状态。按照极权主义研究学者的说法，思想的国有化，是源于经济制度的国有化——这个论断，已经成为共识（见哈耶克）。反之，人民之思想的非国有化，反倒是思考文革时期，国人思维之不现实的一种判断。这个判断得出一个结论，人民起义，是不国有化的——其实，我们说过，起义和服从，只是思想一致性的硬币之两面而已。
何以人民是有梦想，有理想呢？结论很简单，就是他们相信意识形态的空洞说教。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大一统面前，正统，呈现出反对派和赞成派，两种形态。其实质是，都是枉顾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正如我们不厌其烦印证阿氏所言，他们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成者，思维源泉，都是共产主义。
她进一步说，"彻底丧失自我这种难以置信的现象；大众对于自己的死亡和他人的死亡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漠不关心,大众对于抽象的观念所产生的过分嗜好；为了能逃避常识和日常性，不惜把自己的人生陷入到愚蠢的概念中去，对此倾注他们的热情。"（见『极权主义起源』，下同）
她的这段话，同志们看懂了吗？
这对中国人而言，是很熟悉的描述。丧失自我，爹亲娘亲不如毛亲！
这个亲，是中国人总体梦幻的一段惨剧。而除此之外，恐怖，也是造成这个惨剧的原因——阿伦特说。想想1957年，还有许多政治恐怖吧！
人们对于梦想和"抽象观念"的膜拜，是宣传使然，是源于毛和林共襄之造神运动。
于是，国人之人将不人，成为阿式另一段判断的证明材料——
"恐怖的铁笼企图使众人变成单一的人。
"逻辑的强制必须预防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产生新的思考。极权主义恐怖的强制把人们压缩成为大众，从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空间。
"逻辑演绎的强制，依靠恐怖的力量，强迫每个人加入到运动中去。
"为了使极权主义运动保持不断运动的状态，这两种强制结合为一体，互相配合，相辅相成。"
（这里不得不解释一下，阿伦特说的"运动"，是符合我们伟大领袖说的，七八年搞一次这个真理的——她说，"极权主义支配为了使历史的或自然的过程得到发展，并使其运动法则贯彻到整个人类社会中去，就必定要恐怖。"反而言之，恐怖，也就必须伴随运动。等等。）
我们的解释是，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解释，是对于她未经历的文革的解释；这说明了文革的极权主义特征之"全球化"。这些特征就是，人民是一个单数，是一个复数的单数。这里，人民文革者，也被包涵在内。此为1。
2，意识形态同一性，在中国人的整体性质上，被判断为:国人，几乎无一列外地成为毛式人民，而非非毛式——整体而言如此。不排除像一些大师，是另外者。
3，这些国人，无真正思维活动。
4，恐怖和伪造的思维活动，合而为一。
这个基本的判断，排除了人民者说的任何异端的存在——退一步说，排除了任何"整体"异端存在的任何可能性。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文革和文革人民，几乎毫无不同。这也是毛成功左右其革命和统治艺术的原因之根本。人民如何，是评定集权如何的另外一个说法。并不因为诽谤人民或者赞扬人民而有任何改观。所以，人民文革者的载体人民，其实，就是阿伦特描述的人民——这样的人民，是爆发文革和形成国耻的可悲载体，如此而已！
我们人民启蒙的重要性，完全由此出发，不能有对于"国耻"反思的任何回避。现在，文革研究几乎到了"文革无罪人"之地步，就是因为启蒙的失败和人民者的纠缠不清。
六，文革主流和整体是不是一个痞子运动，新义和团运动，源起于人民革命，列宁主义和毛主义革命的革命或者起义，我们和许多作者有言在先。
现在我们来做个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就是，何以人民者的思维局限很大，很尴尬，很浅薄。一个主导思想是，66年的人民思想状况大大倒退于57年。说个笑话，如果也有"人民反右"的话，笔者反倒是有些赞同的。因为，引蛇出洞时候，蛇们，确实打出了反对毛统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已经被历史证明为，他们来自中国的胡适，外国的宪政和民主思想，如"轮流坐庄"，反对"党天下"等等。这些思想，毛是无法利用的——一些思维之所以可以被毛利用，就是因为他们和毛思维的内在一致性，如造反，革命，起义——而反对党天下，毛无法利用其于万一。这个判断，具有决定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道路和轨迹。
我们很早说过，中国的事情复杂，就在于其思想和政治势力，政治派别，多少无法从党文化里摆脱出来。除去去了台湾的胡适等人，在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或者1949年来入伙，或者党内反对派，其出身和党，党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同构关系，使得其历史和思想特征很难和自由主义思想尽相一致。于是，整体而言的反对派思维，无法，也不可能和党文化各自分离，而呈现良莠不齐，黑白兼是的思维风格和思维方式。
66年的思维状态是，由于林彪的造神运动，在政治较逐中受到毛的支持而获得成功以后，从64，65年开始的宣传，开始在党文化里，加入比较一般性党文化更左，更荒唐和更残暴的狼化内容。其中一个重要信息是，毛打出革命，造反的老旗号，以针对其政敌。颠倒了所谓打天下，和坐天下之区别。这时的思想状态是，毛一反执政党的应有宣传，将其改造成革命宣传。这个革命，当然既没有革命发动的所有应有前提，也不具备任何有价值的革命理论先导——像是法国革命的卢梭式民主和俄国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等等，当然更不具备美国革命的预设的政治框架——文革，是毛捡回其拙劣的痞子运动理论，将水浒传里的杀人场面，再呈现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大地上。
这是一个绝对倒退和无耻的政治伎俩。无论从政治手段，还是从思想方式上，都是国人蒙受的一种亘古未有的耻辱和灾难。这个灾难，首先表现在毛成功地，设法使国人忘记了57年的"人民反右"——那些在中国大地上说出自由主义话语系统的人们。二是，其镇压并兼蛊惑之道，在几乎十年间成功地使得人民忘记了右派真理——提起右派，国人完全失去了判断。所有右派人物届时无不噤若寒蝉，保持沉默。其实，这个可悲的沉默已经开始于反右运动中，后期。人们所说的毛式酱缸文化，一方面，使得右派被分化瓦解，一方面，老右们自相戕害，告发，表态。他们的思想，完全被另一种可悲的共识同化。
正是在这个文化整肃和思想灭绝的前提下，文革，得以爆发。文革的思维，人民的思维，人民文革的思维，得以在66年产生。其延续的时间之长，是令人惊异的——这个毛思维，一直延续到人民文革者时下的鼓噪之中。
我们要说，1976年的悼周时期的拥邓，89年的拥毛——学生把涂炭毛象者，扭送逮捕——说明：文革人民思想的遗产，在起作用。虽然，事情在大致到了1970年初期，尤其是到了林彪事件后，人们开始摆脱毛思维桎梏，开始了独立思维。以至于,产生民主墙,产生"第五个现代化" 之独立政治见解，等等。但是，这丝毫不能说明，在文革前三年，有任何整体，主流和本质而言的民主、自由思维。这是我们判断文革性质的前提。
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者，根本,就是心里只有红旗。我们说过，异教徒资源不是圣经，不是耶稣，也不是彼得和保罗。是其他！"打着反"者，是异教徒吗？不是。
第二种忠诚，是吗？不是。起义和造反者,是吗？也不是。
只有那些保持沉默者，也许，只有他们，才是。我们说的是，比如，在文革里同样受难的陈寅恪，吴宓，甚至党内文化出身的李慎之等。他们当然知道造反，起义之荒唐，但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出来说话。他们说话,等于找死。他们也没有说话的机构和载体。国家是封闭的。不像俄罗斯作家可以流亡。毛，不知道流亡为何物！他只是知道打倒，杀戮，要武！这就是真理的沉默和沉默的真理。
于是，文革成为一个文化黑洞。这个黑洞，由于引力巨大，跳出的光线，几乎成为例外——如遇罗克，这颗绝无仅有的星辰。
重复而言，在没有思维的时代，是没有政治思维的——在没有政治思维的时代，是没有政治诉求和政治斗争的——我们按照阿伦特的政治含义而言——文革，不是政治斗争和政治思维，而是兽行！
七，最后，我们来说说类似理论问题的问题。这牵涉到如何研究文革，这个问题。戏言之，文革研究，是不是要在文革档案完全开禁以后，才可以见出眉目。这里存在几个估计。『第三帝国兴亡』，是掌握了档案资料的。但是，希特勒问题，法西斯问题，甚至法西斯美学问题，还在讨论。希特勒是不是对于杀戮犹太人负有直接责任，据说，德国，也有不同意见。我们的意思是，文革高层决策之披露很重要。如，伍豪事件和5·16事件，就是要等待解禁档案。
但是，并不是不解禁档案，就不可以定出大是大非。比如，毛，是不是要对杀戮负责，这样一个问题，就不是什么解禁问题。
反而言之，如果在不能获得解禁档案的时间段里，过于注重材料收集而忽视理论和思想源流的梳理和判断，就会被类似红学研究式的繁琐考证淹没。我们发现，一些以为自身掌握了资料者，恰恰是一些是非不分者。他们甚至说，文革不是经济增长很快的时期吗？毛不是很伟大的试错者吗？云云。（他们其实只是根据官方数字来证明这个"很快"。你可以信任文革的官方统计吗？你忘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数字党，是一个对于数学的党治化产品，这个还要多说什么吗？……）
萨特和本雅明都说过类似"从未来走向过去"（萨特），"一个特定的现在把一只救赎的手伸向即将埋没的特定的过去"（本雅明）这些历史不可知论的话——本雅明说，"起源"不是靠实际发现来发现的，是要和以后的发展相联系的。他的意思挪到文革研究里，就是，是不是有人民者的"二次文革"，是解读国人有没有避免造反和革命的二茬罪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国人真的选择了"二次"，那么，所有我们坚持的文本就会塌陷而失去意义。"将这个封闭体系炸得粉碎的是现在这个集合体。"（均见『本雅明 / 走向革命批评』 伊戈尔顿）
本雅明甚至还说过，只有等到无产阶级时代，普鲁斯特的原意才会浮出水面。他们还引用了所谓托拉经卷的空白处，以等待上帝之填补——"现在托拉文本中字母间的空白处其实是隐约而不见的字母，这些字母我们将来最终可以解读"。所有这些说明，历史和未来的互相牵动，是历史研究的根本。文革研究如何发展，也许要等待以后，等待未来，也未可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只是在已知范围之内。未来，也许是历史的揭示者，从道理上讲，如此。但是我们不可以在完全知之以前，不为真理铺路。



文革与纳粹



文革和纳粹有何异同──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题目。纳粹被战胜60年，文革40年，人们如何评介，众说不一。为纳粹辩护者，在正常西方社会里是极少数人，是极端派和边缘人；而鼓呼文革者，今天在中国却是大有人在。最近，拥毛成为一种热潮。北京甚至开张“红色经典”饭馆，大厅高悬：毛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巨幅横幅，且人潮汹汹，生意极热。
海外呢，则是鼓吹给造反派翻案，“反对妖魔化造反派”，要进行“二次文革”、“人民文革”。衮衮诸公，从拥毛开始，挺林彪，为陈伯达鸣不平，为中央文革说项；且聂元梓、蒯大富一类造反者也是振振有辞，为自己和文革正名，更有周泉缨等，说文革是“证伪”，毛是“试错”，且是伟大试错者（对此，我们会有另文以解）；而宋彬彬一类红卫兵更是毫无悔意，他们借助一个电影来为自身洗脱，甚至按照党的原则来否定文革，使文革反思和批判党文化化，也就是为文革前后的刘邓官僚体制辩护。
有人把这一切称其为“文革无罪人”！
如此一来，文革和纳粹两个反思，呈现了完全不同，甚至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局面：一个是否定；一个几乎是要发难和翻案。在这样一种时刻，反思纳粹和文革之关系，就非常必要。其中最为重要是，文革和纳粹同属20世纪极权主义屠杀人类和绝灭人类良知的残暴罪行。如果对于这一点有所怀疑，就会为东西方历史打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一开，就是灾难的轮转──所谓“下一次”！如果“下一次”真的到来，人类无疑会再次遭受巨大灾祸。这个可能性对于中国人尤其大！因为，上述迹像已经说明，文革幽灵已经徘徊在北京上空。
文革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在于人们不知道文革究竟是不是民主？是不是革命？是不是乌托邦？
一般而言，人们证明文革的所谓合理性、人民性，是以其有百万之众出现在广场上作为依据的。他们说，这是人民的意志，或者是毛和人民意志的合一。于是我们必须对这个场面加以评定。这是独裁者一贯的手法，在20世纪一再使用。这个手法就是民粹主义的。民粹其实是独裁的另一面。我们重复说过，民主的前提和民粹的前提，是完全不一样的。民主要赋予人民监督，选举，言论的权利。有这个前提下，人民才会进入民主程序，而在此之前并不能进入。
反之，在人民完全没有上述权利的情形下，独裁者利用人民情绪，实行政治操纵，表面上其往往体现为民粹运动。这类运动实际是个人意志的变形，就是“一等于多”的那种假民主和真独裁游戏。民粹与民主有着根本不同，却又极为相似。相似之处在于群众场面和革命特征。文革，就是这类可以被毛控制的、没有任何民主因素的人民运动，其完全依靠洗脑后人民的愚昧和精神混乱。
而纳粹和文革的异同究竟何在？这个异同的意义如何？延续性如何……？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议题。
简单来说，魏玛共和国是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希特勒在其崛起的时候，必须按照民主规则行动和言说。他也绝对不是一开始就造就了纳粹的一统天下。他的纳粹党也是从少数变成多数，在林立的派别中──也许在某种意义上类似文革的派别林立，通过其民粹和爱国主义鼓动，达到其政治目标。这是民主游戏的规律和一般表象。希特勒慕尼黑政变失败──这是他走向得逞和胜利的征兆，他被审判和被宽恕，既说明希特勒受到约制，也说明希特勒受到纵容。
当德国总统兴登堡这棵大树倒下以后，独裁者才可以跨过他的障碍，得以统一天下，并消灭或者取缔任何反对派。这个过程说明，希特勒利用了德国的民主。
文革中，造反派有无希特勒的幸运呢？完全没有。因为文革造反派不具备利用民主国家之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他们是在毛的国家机制而非兴登堡的国家机制里进行“革命”。他们的不幸，比起希特勒的“个人奋斗”来，也是完全遗憾的两回事情。
但是，毛利用人民情绪和希特勒利用民主（同时利用民粹意志和人民情绪）几乎如出一辙。所以，我们早先援引的许多对纳粹和极权主义的研究，往往也适合文革。其原因在于，他们针对的是人类普遍的反价值和负规则。这些反价值和负规则和普世价值相反相成，且从反面，证明了普世价值存在之必要性。
如此推论下去，在两种前提下出现的东西方极权主义，其本质为一，是属于一种人类罪恶范畴。东西方独裁者对于民粹和民主的利用，在一个明确的层面上来看，就是他们全是反自由主义原则，反人性反人类。这个反对的内涵极为明确：
１、他们制造一种理想，毛式和希特勒式理想。
２、他们以非人的残暴手段，来实现这个子虚乌有的邪恶和愚蠢的理　　想。手段的残暴，证明目的的残暴，他们违反人类起码的尊严和权益。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以次可以说明纳粹和文革的野蛮虚妄。
３、在煽动人们情绪方面，独裁者的演说术和宣传术往往超过其前人的逻辑诠释和说教效应。兴登堡，没有力量说服德国人遵守起码的国际协约，让德国人和希特勒的煽动保持距离。文革中，人也没有任何可能性对毛的煽动无动于衷。
４、德国法西斯起源和中国法西斯起源完全不同，但是毕竟有所联系。按照阿伦特的观念，法西斯的兴起，源于垄断资本主义造就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趋势。被这个一体化趋势挤压甚至抛弃的社会力量，形成她所谓的“边缘人”群体。这个群体的出现，动摇了西方社会原有的法制和文明，他们以“新自由”的名义（见哈耶克语）反对自由，遂形成希特勒及其纳粹运动的社会基础。
中国革命和文革造就的，是本来就自外，或者他外于法定政治框架的广大群众。国人在经济上被尽数剥夺，政治上不受保护，人民中的正面群体，如工农，就是最大的被剥夺者，不受没有任何法制的保护；而负面群体，如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黑帮……更是“一无所有”。不像西方社会，只是边缘人不受保护，中国人，本来就是不受任何现代法制保护的既边缘又主体的人群。由于他们每日每时都处在社会边缘地带，他们的革命性，破坏性非常强烈。这就给毛式革命者一个个无穷的机会──其实，正是毛式革命，含社会主义革命，造就了这个总危机的局面。文革发动，正是毛利用了这个革命潜在性危机。
可悲的是，这个革命，这个文革，是在重复法律和政治架构以外的“解放”意志而无他求。人们根本不意识政治建设和法律建设的任何含义。解放，遂成为动乱和恐怖。西方“边缘人”群体的特征──反社会、反传统、反道德、鼓吹暴力、实行恐怖──现在，轮到国人自己的实践。毛式人民，由此陷入这个暴力的漩涡，无法自拔。他们在文革中被焕发的破坏力量，与纳粹运动诉诸的目的、实行的风格、达致的效果，完全一致。其表层的革命性，与其说是反抗官吏，不如说是破坏社会──而与人民革命的逻辑如出一辙。
人们说，群众是受压的──但是，是谁在压迫他们呢！正好是让他们造反的人。这个人论是说法的前提，就是一个循环论证──我，压迫了你，所以，你要革命，要文革──但是，你，还是拥护我的──你，只是在寻找除我之外的压迫者──于是，你们开始互相斗争──然后，我，来收拾你们所有人，收拾残局──一切，回到出发点。这个矛盾意象，就是文革的全部秘密。
５、法西斯是欧洲文化的怪胎，但是，这无法证明他不属于欧洲。毛式文革，却不是中国的货色。这个货色，不同于建立在封建文化层面上的皇权统治和农民起义，也不同于任何欧洲民粹派的独立反抗意识──如，无政府主义。毛式文革，是一个没有任何传统和任何文化根据的暴民兽行，其文化意义，比起纳粹文化来，也等于零。
６、我们不是说纳粹文化有什么意义可言，而是说，至少，希特勒还会保留瓦格纳精神和拜鲁依特那座伟大歌剧院……
７、其实，只是在挖掘德国纳粹起源和挖掘德国极权主义或者集体主义传统的时候，经过列宁主义的嫁接，中国人，才逐渐熟悉，并且输入了和国人精神风马牛不相及的俄国革命文化。这个马列主义文化，经过毛式变形，成长为一种极端丑陋和无知，无奈的文化。在这个文化，其实是文化败类的指导下，文革，得以爆发和进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摆脱这个文化怪胎，回到稍微正常一点的传统的，或者西方主流式的思维上去。可惜，至今，这个转型和转向，来得模糊和混乱。（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政治中政教分离的法则，起源和现实，他们以为鼓吹一种宗教和政治合一，由宗教，基督教引导的政治改革和宪政改革，就可以找到方向。笔者不以为然。其中误解就是，中国人没有建成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他们还停留在毛式立杆见影的革命思维方式上，以为就像教会直接导致耶稣式反对罗马，反对犹太贵族的革命起义，是我们的模本。
其实，只有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定位和复兴，才能够选择国人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而文革，文化革命，正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民主和民粹，又是如何区别的呢？民主，是不是永恒和永恒正确的人类选项呢？比如，卡尔．波普是如何定义民主，且为民主之前景，有所担忧的呢？等等。
这些问题，也是我们深层次思索文革的一个角度。因为，文革毕竟牵涉到民主，或者民粹，或者大民主。我们暂且把所有这些概念混为一谈。因为，其实这些概念也并不具有其自天然的“隔绝性”，而可以互“不”容和和混淆。他们往往是互相牵涉和彼此渗透的。在此方面，波普说的很好。他的观点是这样：
１、民主，首先不可能不被利用。以前，希特勒或者恺撒，就可以利用之。谁，可以规定和保证，以后，民主，就无法被独裁者利用呢？（如果我们不相信历史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观，像本雅明和福科那样，把历史看成为一种偶然和碎片的话，历史偶然性的发生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发生二次文革，也不是不可以想像的！）
人类历史上英雄和领袖动机发生作用，往往就是借助民主乘虚而入，这个是历史本身的证明。如果没有必然性的历史只是让位于偶然性的历史，起码，国人的前途堪虑！
２、如何保证民主之必然性，“崛起”的中国人，是不是需要民主，现在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像恺撒和纳粹的历史所证实的那样，文革，就是历史无民主的民粹产物和专制产物。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产物的后续发展方向。不能继承伟大事务的事务不可能伟大（西塞罗语）──从政治上判断，国人，继承了什么伟大的事务呢！其继承性和无继承性，将会出现在何出处呢！
３、卡尔．波普说，“民主这个词──在语源学上，意思就是‘人民统治’──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着）“伯里克利心里很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统治，这种事情不能在。”（同上）“我们从休昔底德的记录中得知，雅典民主其实做出了许多罪恶的决定。”（同上）他们屠杀了米洛斯岛邦的男人……
波普对于民主的几乎是悲观主义的看法，和文革民众的呼应一旦东西结合，给我们涂抹的是一幅可怕的前景。在对比德国与中国的时候，我们尤其看重他对于纳粹德国和魏玛德国之比照──他于是说到魏玛共和国的民主。“自由选举选出来的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案，让希特勒平步青云，成为独裁者，虽然希特勒没有在德国赢得任何一场选举，但是，在兼并奥地利以后，他却赢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同上）
４、所以，伯里克利说，要用全民评价代替全民统治──这个说法有些难点──就在于，只有统治者才有评价权。我们引用上述说法的目的，既不是重温希腊历史，甚至，也不是考证纳粹德国。我们援引这些说法，是希望我们国人，有一种自我启迪的能力──就是说，理解和读懂得毛式民主和其文革──这个假民主，在利用“人民统治”方面做出的负面榜样。毛式领袖象西方哲人一样宣称，“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而他们躲在人民后面，朝向人民开枪──这是一种对于民心的射击。
死难者的牺牲带来了什么！是要进行再次文革吗！还是寻找一种有别于文革，却是“人民多数统治”替代性民主赝品呢！我们的民主自由的基本资源又是什么呢？国人要全部统合到诞生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和以后被君斯坦定大帝合法化的西方法制和宗教精神吗？毛式造神运动，难道无法从反面启迪我们，找到一种本土化的宗教精神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讨论文革受难，就很像昔日的忆苦思甜，无法定出文革和后文革的政治去向……




文革与民主




民主文化的产生，是随着其被利用，被歪曲和被校正而发展而存在的（有时被暂时取代，取消），也就是说，民主文化，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这个因果关系，很像因果的两极，有时候，是互为决定，不分时序的。
古希腊产生民主文化的基因何在？按照卡尔.波普的说法，其实，民主的产生，是源于其文化发展自然的结果；反之，民主文化，又导致其广义文化的民主特质和民主风范。他说，公元500年前的希腊图书市场的建立，使得荷马史诗得以普及；而书市，导致希腊人智性发展，勤于思索，辩论，所有这些，是酝酿民主的有效土壤。
而在政治文化方面，由柏拉图提出来的“谁该统治”的问题，却没有找到希腊化或者世界化的解决方式。从那时起，西方政治文化产生的分歧，遂发展到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世纪辩论。在亚历世多德方面，可以说，他主张多数统治，排除精英分子──一则，是因为他认为人杰就地不灵，他要驱逐那些冒尖者，国人说法是，枪打出头鸟；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政治上没有导师可言，该以人民为主。这个思维，很快就成为西方哲学史上著名的自由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也就是哈耶克和卡尔。波普一类哲学家所反对的，柏拉图式绝对主义思维方式。人──是不是可以被认识，这个简单的问题，推演出柏拉图“谁该统治”的问题，并得出人对于自身认识的不可知论结论──这个结论刚好和极权主义认识论绝对相反──不可能想像毛，或者其他独裁者会持有此不可知论。
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里，哈耶克为此专门开辟一章论及于此。他的观点是：
◆社会学家和科学家的区分在于，科学家可以掌握“已知”，而社会学家不掌握这个已知，而只是掌握“未知”；“诸多乌托邦式的建构方案之所以毫无价值，乃是因为它们都出自于那些预设了我们拥有完全知识的理论家之手。”
◆“那种认为人已然拥有了一种构设文明的心智能力，从而应当按其设计创造文明的整个观念，基本上是一种谬误。”现在，应该为未来留下修正的空间。
◆“知识，只会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只是一种比喻而已。”
◆“陶醉于知识增长的人，往往成为自由的敌人。”
◆“百万人中仅有一人所能使用的自由，对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对大多数人的助益，可能要超过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自由。”
哈氏所言，这些不可知论的自由深意，是值得我们重新温习和估价的。因为自由的来源，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无知和知识的潜在性质。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身以外的，一个所谓未知系统，反之，一切都是无人性的，可以预料和掌控的，甚至，就是消灭他人和他人的知识与秘密，尊严与存在。
文革，既是知识的消灭，也是个人，个性和自由的消灭。因为，一个人，“他”，可以解释一切，一切的判断和知识只是他的真理和好恶。人与人的关系，简化为对于他，是不是信任和拥戴，他的言论，成为知识的唯一来源，而一般性的知识，被看成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这个和哈耶克南辕北辙之伟大领袖的鼓噪下，国人一般性的自由和知识，两两灭亡，在所难免。其“反对自由主义”的小文章，展示了他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无知。这个无知，成为文革最大的“知识”。无知，也是知识，自由，就是不自由──这个就是文革的“预设”架构和发展模式；就像一些学者讽刺黑格尔一样，他的“矛盾”，就是“统一”（“合题”）；他的合理的现实，就是现实的不合理，和不现实的合理，等等。
在辩证法的胡言乱语之下，一般性的词汇和概念，也成为一种戏谑而无任何正当性的游戏之说。
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ＡＢＣ训示。
按照波普的介绍，绝对主义思想，在柏拉图以后，遂变形为种种后“好人”统治时代（柏拉图语），如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统治，斯大林统治，希特勒的“我”（统治），乃至发展到毛式导师，绝对真理，顶峰论，不理解也执行……人的绝对工具化和非主体化进程到处展开，到了20世纪德国和中国，遂蔚为大观，不可一世。幸好，人类没有允许这个进程无限期进行下去。罗斯福和邱吉尔们把这个逆转的进程加以逆转。
但是，逆转，并不是纯粹的。
几千年来的政治文化演变，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人民和主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解决。最好的民主，如何排解精英主义和精英分子的实际操纵，这个问题，反过来顶撞民主的一般操作程序，几乎完全否定了民主──其理由是，人民的实际缺席和附庸化，被专制主义者夸大为另一种绝对主义。这样，人们只好强调民主相对而言的优势（见邱吉尔民主是相对而言的优势这个话）──人类，只好在比较之中，寻找人民权利的正当性。而可悲的是，这个相对性，往往轻而易举就被人类自身所颠覆。历史上类似希特勒的“我”一类人，就以各种方式排挤这个脆弱的相对性，而欲呈现其绝对性──包括绝对真理，绝对领袖，绝对意志。他们在取消自由，尤其是消极自由的绝对方面，屡试不爽──如，今天的中国，他们的观念是，民主的缺席，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前提──他们把绝对正确的政治性内涵，灌输到经济层面，于是，“谁该统治”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谁在经济上保持优势谁就统治”──须知，经济发展，不只是为了经济发展，其存在前提，是人和人性──经济异化的结果，造就了人类的悲剧，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老问题，现在，被这些人丢弃了。经济发展，于是成为一种类似文革人吃人的“政治经济学”。
所有问题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学上，是不是有所谓绝对真理和绝对“好人”的问题──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刚好在此。当人们承认了，一般来说，是用武力和暴力达成的政治目的论，所解释的真理问题的时候，一切道义和常识性的看法及其生活方式，就告瓦解，悲剧，接踵而来。
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其强调所谓完美化和强健化美学观点，或者说，是其政治学上，回归丛林法则，优胜劣汰，种族优越的罪恶行径。这个法则的原始起因，则来源于柏拉图的“好人”哲学──这个哲学，一度变成“超人”哲学。这个哲学的本性在于，他反对人性本身的多元性和某种弱势特征，而这个多元和弱势特征，是人类本性，人类本身的基本构成部分，或者说，是主要的和基本的部分。法西斯主义以美为藉口，要消灭这个特征。这个消灭的藉口，就是捍卫绝对的美和绝对的强大；而定义“不美”和弱势者谁，则是一些自封的解释者。固然，他们并无解释者天然权威，也无人邀请其解释，是他们自己赋予自己权利，来解释一切的──40年代，这个戈陪尔主义肆虐一时，无以复加。
文革时期，西方的丛林法则，转化为中国的纳粹美学──其间的异同是，德国崇尚的优越民族，转化为共党宣称的弱势群体，他们好像正在强势化──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他们获得了“解放”──而转变为真正弱势群体的，是党的，此前此后的政敌，如地主，资本家，国民党，三青团等等。于是，法西斯哲学，在德国，是一种以强压弱的丛林哲学──而在中国，则被颠倒之，成为所谓的，以弱势群体为正确一方的阶级斗争，阶级混战。人民，打倒另一部分人民，革命或者革命美学，吞噬中国人本身。
也就是说，文革，是以所谓的弱势群体，作为革命和党文化之美学的主体，制造出一系列工农兵下层榜样，以打击高层面的地富，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这个“超人”和德国不同，是猴子般的超人──是人类下层之超人，其贱民特征，出现在中国革命和文革舞台上，做他们的表演，而贱民的导师，则对贱民美学做出权威解释，如，毛说，一穷二白，最美的图画，等等，并以此蛊惑来指导人民杀戮，人民文革。
从杀人仪式来看，东西方纳粹的手法和风格如出一辙，都是建立一个虚妄的意识形态前提，一个伟大正确的原则和一个未来主义理想。其现实是，为了未来的理想，杀戮和灭绝是合理的，可以制造屠场。
列宁的杀戮，是要消灭一半俄罗斯人，保留一半人（见《普列汉诺夫遗嘱》）；毛和列宁把消灭人类叫作“消灭一切害人虫”。纳粹，把犹太人叫做“蟑螂和害鼠”。
这个叫法的本质是，在消灭人类的时候，只要一部分人可以杀人，杀掉敌人，这个杀人美学就很正确，很感人。于是，纳粹美学，成为一种在瓦格纳气势恢宏的《女武神》伴奏之下的杀戮，他们甚至可以伴随着莫扎特的音乐，杀人──而毛的杀人，伴奏就显得土气了，他们酿造了无数鬼哭狼嚎的红色经典，来伴奏文革的杀戮现场。在这个红灯照耀之下，国人，成为非人，成为余孽，成为罪人，可以被杀掉──杀人者，是为了真理和美，为了捍卫一个人，为了另一部分人的解放，杀掉几千万人，成为一种景观，一种时尚──一种杀人时尚。这一切，是为了美，为了真理。
更有人推论道，这个杀戮本身是无目的的，是原始仪式的再现──我们想起德国摄影家立芬斯塔尔的人类学／美学──奴巴人的强劲肌肉及其仪式，没落的法西斯肉感。
我们和一些朋友争执何为纳粹美学的时候，除去引用过苏珊．桑塔格的言论（见《我看36年柏林奥运会》），我们说过──
“他们（纳粹）的问题在于只知道美的强壮的一面，不知道美包含对弱者的关怀；爱情是理解缺点和缺陷，是大人道；不懂得同情，没有恻隐之心，只有杀戮的无情；不懂得人类是一种可以容忍的恶，是在承认人性的多元性方面制造契约，而不是杀戮恶，自以为可以消灭恶，杀戮异己；不知道裸体的性感，不是红旗招展和火炬腾空那种空洞和可怕，是隐私和内在的美，是贝多分所有慢板的内在忧郁之美；希特勒不懂得伤感，是一台机器，他不懂得仪式是暂时的，生活中没有强行霸道的仪式，贝多芬只是内心的仪式；不懂得自由意志，是消极自由的另一表现，而不是要取消自由才是美；让所有的人整齐划一，在表面上是美，其实是集权之美，之丑陋，笔挺的制服之下，奴才的服从和奴隶的盲从没有任何美；党卫军没有欣赏贝多芬的人性资格，希特勒盗窃人性美，盗窃贝多芬，最后被证明贝多芬不属于他，而属于人性。
“我们看到罗丹的老妪；看到勃德来尔的巴黎妓女；看到马勒的亡儿之歌；看到特累撒修女，看到古代的托钵僧；看到甘地的骨瘦如柴和悲天悯人；看到耶稣说，他对抹大拉说，你爱得多；看到舒柏特的梅毒和贝多芬的自慰；看到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恋；看到茶花女和辛德勒……所有这些纳粹概念是不容纳的──和样板戏高，大，全是一个道理。
只是毛不懂文化，尤其是交响乐，而希特勒，更加不懂得林黛玉和病态美。他连尼采说的，美就是病，也不懂。
我们看重瓦格纳，但是，他的慢板，德雷斯坦和伊索而德，看来，纳粹也是排斥至少是附庸风雅之。他们在战争和杀戮的时候，那种形式感荡然无存。用推土机铲平尸骨，是什么形式呢？
惠特曼说，“万岁，一切遭受失败的人”──美国精神毕现──纳粹，只是懂得胜利，懂得霸占和夺取。失败的内涵，就是人性本身的内涵。
对于失败者的打击，如果彻底，就是要消灭希特勒这样的下贱的维也纳难民。希特勒没有贵族血统，按照超级希特勒美学，应该杀死这个维也纳贱民！
所有极权主义者领袖，其实都是贱民，很下贱，很卑污。
他们上来谈音乐，艺术，诗歌，人类遭殃。
党，无力反驳纳粹，其教科书，没有这个力量，以至于青年看到那个假形式就感动了。
其实，他们还在搞这个假形式。朝鲜的团体操是强奸人性，是金正日的仪式和庆典。“
……
当然，德国纳粹思想，自有其有迹可寻的思想脉络。雷蒙．阿隆等为此做过专门的分析和论证。他说──
──“记得在1933年我在柏林时，那里的法国人最喜欢争论的题目是，《到底有没有发生一场‘革命’》。”
纳粹上台是不是民主，是不是革命，好像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个联系的逻辑是，如果这个民主支持革命，这个民主就是革命的民主，反之，这个革命，就是不民主和反革命──不民主的革命，不人民化的革命，就是不革命，反民主。那么，何以衡量这个革命，或者这个民主，是不是真货色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1933年时在柏林的法国人会如何来回答呢？1月30日的任命的合法性以及没有出现街头骚乱，乃是第三帝国的建立与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以及1917年在俄国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之间的根本差别。”──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纳粹主义抨击基督教的宗教传统，抨击贵族的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传统，鼓吹”德意志信仰“，大众动员和领袖原则，而后者确实具有一种革命意义。纳粹主义并未表示要回到过去，它在与过去决裂方面表现出来的激烈程度堪与其他激进学说等量齐观。”（《知识分子的鸦片》雷蒙．阿隆）
阿隆的这段言谈很有意思。其义刚好符合我们说的纳粹，革命和民主三种涵义。其判断标准是，革命的人民在民主选择中，以民粹精华导致对于传统的毁灭和制造新社会──毛式解读就是，破旧立新，大乱大治，相信未来。而希特勒和毛，在好像全新的社会中，看到了他们愿意看到的新人──冲锋队、红卫兵；新城市──红海洋、万字旗、火炬游行、百万民众高呼万岁；新思想──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敌人、贱民（象遇罗克说的那样──这两个孤家寡人都反对贱民）……这个崭新的场面，连屠杀的气味都是馨香的，因为，一来，是少年人，小学生都是杀手，另一方面，犹太劣等民族被消灭，地富反坏右被消灭。人们进入狂欢节，愚人节和新的神圣节日。
这个论证和许多极权主义研究学者的成果集合一处，成为我们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虽然，我们要行补充的是，恰恰是马克思本人，没有对武器的批判做出有效的示范──因为，正好是他本人，对于和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想置若罔闻，不假思索，坚守其暴力论批判，遂使得“武器的批判”成为一派空话。我们现在批判文革的武器，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党文化；虽然，党文化，有其一套专门的解释和限制。我们的武器的批判，首先是对于马克思批判武器的批判──这个武器，就是自由、民主之武器。



文革与人民
 
 

如何界定“人民”这个词的准确内涵，是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中——专制集权性质国家中——人民真实概念的关键。哈耶克说得好，“用新自由代替旧自由 ”的涵义，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消灭之。（《通向奴役的道路》）既然“自由”是被纳粹理论家这样界定的，所以毛对人民之界定，也应该也不难。这个界定的最终含义是，毛本人的意志描述了他心中的人民，而“人民”在和毛合而为一的可悲过程里，变异和堕落，成为各个时代毛之意志的最大代名词。
这个代名词从他的阶级分析开始，把中国人定义为各种阶级，定义为敌人和人民。而在所谓人民革命时期，他利用和半塑造了他的人民并且运动他的人民进行革命，以达到他的个人取代人民，民族和国家的目的。他的做法，超过中国历代王朝保留农民土地的基本国策，将农村的精英阶层尽数毁灭，从而毁灭了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在这个人民革命的过程里，人民逐步消失，转变为毛的顺民，贱民和奴隶（含奴才）。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民只有敌人的国度。
人民这个概念成为意识形态的空壳。不只是哈耶克谈到这个问题，许多别的哲学家同样在谈论空壳问题。齐泽克说道——
“。。。。。。我们就大城市中无家可归者的境况发表一些深刻见解，可是我们对他们的实际困难根本一无所知——不丢面子的做法是通过一种纯正的倒装造成“深度”效果：“现在，人们读到和看到许多关于我们城市中无家可归者的境况，关于他们的苦难和贫困的东西。可是，这种困苦，虽然悲惨，也许最终只是某种最深层的苦难——现代人不再拥有专属的居所，在自己的世界中越来越是一个陌生人这一事实的征兆。即使我们建造足够多的新房子让所有无家可归者住进去，真正的苦难也许会更大。无家可归者的实质就是实质的无家可归；它存在于一个事实：在我们这个被疯狂寻求空虚的享乐弄得脱节的世界上，对于真正是实质意义上的人来说，没有家，也没有专属的居所。”。（见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
——于是，关于无家可归的问题，就变为是一个“哲学”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无家可归，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真理；即使有家者，精神上也是无家者；所以，无家者，你们不要寻找家园，工人无祖国，也无家园；所以，一个实质的家和意识形态的无家，是划等号的。
卑鄙的哲学家就这样阉割了无家可归者的维权意识。
意识形态笼罩语言和修辞学的时候，革命、人民、甚至科学、民主、自由一类大词，就是这样完全被颠倒，被掏空，被扭曲，被抽去核心。
人民概念也可以如法炮制。首先人民不是个人。个性解放，是反人民的。接下来，就是，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凡是反对集合名词的个人权益，都是要“斗私批修”的；再就是，解释和代表人民的人是“我”，是毛——他的解释权是不言而喻的，不可怀疑甚至无法争辩的。于是，人民，就悄悄地转化成为“我”——毛，及其党。所以，人民者，存在，也不存在。不存在人民分子组成的人民，只有人民的实质和实质的人民。你，他，或者我，是人民以外的范畴。等等。但是值得补充的是，至于人民之敌，则很具体。比如，某某某。他就是人民公敌。公敌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所以，“我”把他枪毙了。消灭了隐患。知道吗？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也是很具体的。所以，人民是很抽象的，敌人，则十分具体。等等。
再如：“无产阶级”，也可以如法炮制。——无产阶级，按照“无产” 之原始定义，好像的确是革命前的定义。但是，在无产阶级被利用攻克冬宫以后，他们是不是还是“无产”呢？那些无产阶级还是无产，但是，已经成为“未来的”反/不无产的代表阶级。无产阶级的领袖则需要“现在”马上，不容迟疑地改变无产状况。因为他们是革命的心脏。心脏要有营养，不然，革命就中止了。所以，无产与否，是有相对论的。你，要相信未来——而“我们”，是相信现在的——这个，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辩证统一。占有者和支配者，之所以占有和支配，是因为他们既占有今天，也占有明天。明天，是你们改变无产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之时间指向。但是，如果你们今天不一穷二白，就不是最好最美的图画。你们热量过多，会生出两个脑袋四条腿（见张戎『毛』）。故此，你们还是要艰苦奋斗，愚公移山。“我”，则可以祸国殃民，抢男霸女，胡作非为，是因为，我们是象征未来的人，这样的人，是要有物质保护的，不像你们，只是现在时的人，只是需要一点点精神——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所以，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等等。
依然声称无产阶级斗争胜利者，就这样，把人民打发了。
而现在，不久前，他们又来炮制其他意识形态词汇了——因为，无产阶级这个词汇，据说要更动一下，和资本家融合一下，等等。（我们暂且不来解释他们的全民党。他们的全民党和赫鲁晓夫全民党的异同，也待以后解释吧！但是，“方法论”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一种革命概念的大洗牌，大换算。）
所以，齐泽克说，他们改变了能指的指向。是的，他们是以无限度改变可以解释和只是由他们解释的所指，从而改变这些能指。所有无法探视的所指被悬置，而没有尽期，于是，能指，就是小孩子唱儿歌，内容变得无足轻重了。文革中人上街，游行，呐喊，他们就是一些能指主义者了。
其实很明显，在所有政治辞藻的解释后面，存在着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解释权究竟把握在谁的手中。而人民，不可以按照逻辑和常识来对抗这个官方解释。如果有谁解释之，就是冒犯圭皋，违背教义，成为异端。辩论的习惯本身，就不合乎意识形态空壳化的思维稳定性。还有，关于党、国家、民族一类大词，被扣上革命桂冠，闪闪发光。其光耀内涵，和通常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人较真，则完全可以成为思维之敌，成为叛国者或者民族败类。
人民之语言上的消失，成为人民消失的第一步。内涵空洞的人民之实际存在，变得犹如一个滑稽场。人民在此场域里慢慢被销蚀，其社会地位，也就被公然的“人民儿子”们剥夺和削弱。接下来，是观察人民文化归属和人民宗教地位的演变，被销蚀和被改造的历史。这个历史也是不堪忍受的一场荒诞剧。其重要革命成果是，作为文化载体之人民的文化诉求，在毛式文化的蚕食下，大约在文革爆发前后，被尽数消灭。其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涵义都被强行改造和涂炭。1966年，中国没有任何普世意义上的报纸、图书、音乐、戏剧和艺术。红色经典的出现取代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积累，而这个取消，尽然可以和纳粹焚书行为一样，使得人民一夜之间进入文革的“狂欢节”。
我们看到，毛式革命涵盖整个革命和文革本身。毛在取消一般意义上的人民概念方面，在全世界历史上做得最为干净利落，不留余地。而斯大林和希特勒多少还保留了贝多芬和福特文革勒，萧斯塔克维奇和姆拉文斯基，而毛，连贝多芬和德彪西也要批判。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可以记忆那种城市农村一片红的情景，人们举着那本语录如痴如狂，歇斯底里。人民，1966年的毛式人民，究竟要做什么，其实已经一目了然。人民，成为毛的替身，而毛也转化为人民——这个革命或者反革命的载体。一个人“代表”亿万人民及其意志，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也就是说界定人民，按照哈耶克的思路，人民一词，已经在“新人”这个政治大词的主导下，滑向人民含义的反面，最终消失在红海样当中。
从稍微抽象的意义上考察之，人民，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从复数悄然滑向单数，成为即是复数，又是单数的不确定概念，而且，打破其定数的意志，在分裂和整合人民的政治游戏中可以随时转换之，玩弄之和辱没之。毛的口头语是，百分之玖拾是好的 ——这个绝对少数的绝对值虽然成千上万，但是“数字党”（亦见哈耶克），可以使人民千千万成为肉体被消灭者。斯大林说过，杀死几个人、几十个人是杀人，杀死几百万人就是一个数字。毛们动辄就是要派出几十万人上前线。死掉几千万人，成亿人，就是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人民，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人力资源，给了毛们多大的革命便利啊！
对于人民，我们看到独裁者整合之的艺术。但是，整合和分列是钱币的两面。我们看到，毛式文革在需要人民分裂—— 派性斗争，和需要人民整合时打出的旗帜，是极为不同，又完全如出一辙的人民牌。我们已经说过，在一个短命的开放和大民主时期，毛得以地看到全中国分裂的局面。他高歌这种分裂是革命的天下大乱。而后，他完成乱局的改变，让“魔鬼”回到瓶中。所有这一切，毛是打出人民之名义来完成的——而人民，在高呼毛万岁的癫狂和残暴中，同样完成了他们的毛式洗礼。一个毛在喊“人民万岁！”一个人民在喊“毛万岁！万万岁！”
亚里士多德说，“ 在依法统治的平民政体中没有平民领袖的地位，主持公务的是那些最优秀的公民；然而一旦法律失去其权威，平民领袖就应运而生了……荷马说过‘由一个人来统治众人是不好的’。但是，他在这里指的是多数人合而为一的统治，还是那些单独一人的统治尚不得而知。”（《政治学》）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也许有含糊不清的地方 ——对我们中国读者而言。问题是，单独一人，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而人民，则简化为那个“单独一人”。这个转化的实质是人民消失，而单独者存在，或者说毛代替了人民。
最值得注意的是，毛们懂得利用“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这个卢梭信条（阿克顿《自由与权利》），来兜售他改造过的人民意志。而人民也看到毛和主流人群高调合一的鼓噪。他们知道的是毛和人民都“不会犯错误”。既便是要摆脱毛或者摆脱刘邓的观点，也只好制造一个毛之捍卫者的前提。天啊！他们究竟是在说毛的真理，还是在说人民的真理呢？（这个一和多的转化很可笑，很真实——严格而论，一人，一神对于多数神，人众甚至集团的转化，就是柏拉图预言的，向一神基督的普遍转化——而伪基督，利用了这个致命的单数！这当然是深刻得多的课题。）
越过这个也许无法展开的课题，我们只是转向我们注重的毛的问题——也就是，他的造神运动，在中国发生的问题。可惜的是，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人民不可能领会一个希腊人，对于他的小小城邦发出的警世之言。除去一两个也许是特别一点的中国学者，如吴宓，他其实在五。四运动第二年的1920年就说过，让中国人学习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西方主流哲学，而非学习了马克思（加上借鉴儒家而非法家）。（见《会通派如是说》）。
在西方政治哲学的分析中，除去上述对于人民实际内涵的判断之外，他们基本上纠缠于人民的多数和少数。在追求自由和民主，自由和平等方面，西方哲学家多讲述更多的，是不可以用平等和民主来取消自由。在这个概念的区分和提示之下，他们所有争执，但是基本上在理论和实践上敉平了他们凸现平等和民主而误伤自由的某种伤痕。
他们知道，绝对的平等和没有自由的民主之危害。他们知道宗教自由，是对于信仰宗教的自由，自由本身不可以取消宗教信仰，甚至，自由本身之来源就是耶稣之精神——法国革命取消宗教自由就是取消自由本身。而文革中的人民，是不是有一丝一毫的非毛信仰可以存在呢？当然没有。如果我们不做通常的跳越式叙述，那么毛替代耶稣成为伪基督革命本身，是不是从反面来抵制和消灭自由呢？他改造民主为“大民主”，纳粹们改造自由为“新自由”——这些手法，是不是涵盖纳粹和文革之同一性呢？在此意以上的无教无宗，无法无天之毛，之人民，是不是在杵逆东，西方千年文化的规范和准则呢？答案很清楚。（反而言之，文革七十年代主张“大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者——他尚未提到法治—— 是不是归属于毛式新民主之列，归属类似纳粹新自由之列，而不能归属于民主自由先驱者之列呢？这个容忍和宽容的拒绝，是对于人民及其概念的历史考证之必须，无法退让。）
在正常的政治游戏里，博弈双方必须给人民之多数与少数一个同等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在亚氏陶片放逐法里——即对希腊城邦里少数杰出者，施以驱逐之的惩罚之规则里，有所体现。这个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惩罚，并不被西方后来的政治哲学所认可。但是陶片法的含义，已经接近了承认多数原则这个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原则。而在一般的民主规则里，他们早也认识到保护少数之必须，之必要（见托克维尔等）。于是，人民分成多数或者少数，政权或者政府，对多数和少数一视同仁，并就此制定游戏规则，成为普世真理。
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说法，应该加上信仰决定论这个补充。也就是说，“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决定存在”——成为西方历史上人民诸多选择的现实存在。经济地位的差异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其社会存在的常态。绝对多元的选择，不同的选择，遂导致人群中产生不同的宗教乃至派别。没有这个分野，历史就变得简单划一，或者被迫实行某种简单化一的整治。简单划一，却是纳粹和文革的第一原则。纳粹和文革罪行的一致性，多半起源于对于信仰的颠覆和围剿。希特勒很像拿破仑，要教皇走开，自己加冕。只是，他们之间尚有很大不同。
在毛时代，中国有没有政治上的多数和少数呢？我们的简单回顾和答案是：有。从1940年代末开始的土改运动，就呈现了广大农民对其精英阶层的毁灭——这是毛式多数的镇压的开始，且运用了以后文革中人民斗争人民的群众运动方式。地主，这个少数阶层，被贫下中农阶层打倒，毁灭，将其财产收为己有，又很快被党“集体化”了。这是多数暴政的演习。文革中，由于我们所说的毛式驯化，国人的多数，又成为再次实行暴民斗争的载体。他们斗争那些已经被剥夺者，被缴械者，投降和完全服从的人。他们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甚至他们的子女，也是“心不死”。等等。在文革校园里，则呈现造反派响应毛式号召，旗帜所指，狼奔逐突的多数场面。“一小撮”，被镇压。他们没有丝毫可以抗争的可能性——毛说，百分之玖拾是好的，言外之意，百分之玖拾之外，就是敌人。这就是毛的多数和少数，一种尽人皆知的暴政哲学。这是一。
二，这个多元化被消灭，被扭曲，遂产生纳粹式选择和毛选择，于是，不可以选择的选择——成为唯一的选择。对于人民文化倾向的强迫一致化，成为一对一的选择：就是，看你是不是赞成毛，否者，就是毁灭（耐人寻味的是，这里的毛，究竟是多数还是少数，是很成问题的——因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毛是利用宣传，来达到他整合多数的渐进过程的——他，一度成为整个体制中的少数派，只是当时的他，掌握绝对权威之伪基督，假救星的宗教，或者伪宗教资源，以致他可以改观其少数者的地位，使一变成多。）
三，经济多元化的有限度复原——如中国改变某种经济性存在的计划性，使得“人民中国”呈现一种难以解释的政治局面。人民成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累加物——这虽然很虚伪，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体化缝隙，如外资和精神外资的进入，带来了西方意义上的商业化和共产党的商业化齐头并进的局面。我们一再强调，如果所有这些存在性差异被取消了，人民之多数和少数的争执和斗争，就都指向了人民自已——因为，唯一的价值取向是，服从——是唯一的价值乃至生存前提。二十世纪，文革和纳粹制造了史无前例的人民单一性存在。历朝历代，古今中外，这种一统天下，全民万岁的场面，是极为罕见的。肉体消灭之外的诛心之论，尤其使得极权主义保持了他的看似已经消失的惯性。在1960年代，一句“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写下了对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之巨大反讽。我们的说法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和反动力！
于是，自古以来的人民性差异，也就是所谓阶级痕迹和信仰痕迹，被毛的烙铁给烫平了——巨大的哲学皱纹，成为毛厌恶之的敌对存在。而人民却认可其自身保留的巨大伤疤，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荣耀花纹。观点各异，情绪不一，品质不同的人民，被统一为毛式人民，人民至少在文革高潮时期，对于这个统一皆大欢喜。不同的人民性，成为人民取消人民的斗争对象。“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是文革的极大特点。“剃刀”所到之处，一切都丧失殆尽。甚至国家和族群认同，也首先需要取得毛认同。古已有之的人民平等之诉求，转变成为毛一人高高在上，人民统统在下的横向平等和纵向的绝对毫无平等。财产和精神财产（宗教文化）被一扫而空的国人，他们，已经成为活尸体，死魂灵。试问，我们看到的“人民文革”，是不是死魂灵和活尸体之间的机械斗法呢？这需要『动物庄园』一类作家来刻画之，提示之。
在古代希腊城邦里，选举权是和财产资格相适应的——这个传统甚至延续到法国革命时期。而一般所谓中产阶级，是法国革命填补国家分配原则不公，而进行反抗的革命载体。但是，在中国式和苏联式革命中，集权统治消除了一切阶级分野，人民，被纳入革命这个整体机器，所有西方意义上的阶级分野，统统消失了。暴民攻克了冬宫。以后，他们把全社会转变为这架机器和机器上的零件。意识形态的空洞，转变为实质上的杀戮。到处是索尔什尼琴所说的法律和判决。强迫和诱导的迫害，使得最为高贵的人，也变得萎缩不堪和居心不良。本来的国家，变为今天的动物园。此间，没有中产阶级。没有工农“领导”阶级，只有那些人民主人。也就是说，人民意义上的人民，转变成为人民的对立面——革命也好，改革也好，不是寄托于人民，而是寄托于主人。等等。
那么，人民，又何以被党言必称之呢？因为他——人民，成为一种党的替代符号——其能指在所指的变更中被偷换，且可以任意解释，并不被追究解释者的任何合法合理性，是否存在。因为，人们无法知道，是谁，在诠释和定义“人民”这个大词；谁，有权解释谁是人民，谁，不是。他，或者他们，有何解释权，为何，有这样那样的权利——而所有这些问题，是不可以问津的。人们当然不知道权威叙述的权威来源何在。他们也不知道后现代中心反拨论者和一如利奥塔那样的寻根问底者，及其思维方式。所以，当意识形态大词重压在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人民（分子）身上的时候，他可以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以个性存在，对比这个无比巨大的“人民”一词，且产生不幸的对照和“合乎逻辑”——合乎意识形态逻辑的自我否定。他们往往说，是的，我们没有考虑到人民（利益）。等等。。。。。。殊不知，他们考虑的自身，其实就是人民；而毛，或者其他专制主义领袖做出的所谓人民考虑，恰恰是剥夺组成人民的无数个体存在。于是，对于人民的权威解释，就演化成为对于人民的整体解构和消灭。这个可怜的现实，甚至和法国革命，这样诉诸人民主体的革命，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情。古代，自希腊和基督教时代以降，他们宣称的人民和上帝的关系，如“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一类说法，在中国，根本无法类比之，定义之。因为，西方修辞学和解释学，很难从词源的意义上，取消上帝和语构的最原始关系；虽然，尼采以宣称上帝之死，来改变这个源流。但是，上帝真的死了吗！这是西方世界自由主义体系，在语言上不可否认的民主优势。显然，从古代就露出端倪，并且被古代之自由主义认可的人民说辞，对于中国而言，则还是一个未来时态和未定之数。
中国党和统治者，则在继承古代极权主义传统方面，成就不菲。因为东南西北方的古代专制，虽然尚未无所不用极其，甚至有学者提出，可以“用专制来消灭专制”，但是，专制就是专制。古代专制，毕竟启示了现代独裁者，虽然他们比起恺撒，显得很渺小和庸俗。不能说，专制没有产生魅力和文化。西方文化的两轨制其实就是专制和民主——且这两个极端都产生文化。一般而言，英国的宪政精神，法国的革命精神，也许可以简单概括其文化的两端。而独裁者有兴趣于革命，则是因为革命最为接近专权。避免革命的皇权（英国）和导致革命的反对皇权（法国），在我们这里正好可以相反相成——皇权，新皇权，倒是要倡导革命的——他们鼓吹的不是英国而是法国，是俄国；而文革和革命，则是在凸现极权和施行专制方面，得到革命与皇权的合一。可以说，中国革命是既反对英国宪政也反对法国人民主体的革命－或者说，是反革命——因为，中国是皇权指导下的没有宪政精神和人民关怀的革命，是皇家革命——这是令人发笑的。因为一如前述，革命之第一目标，是取消人民，把他们整合为一架革命机器。在东方，在中国，既缺少人民，又缺少上帝的情形下，悲剧的发生，荒诞剧的发生，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在此悲剧里，其实，任何悲剧的正剧因素已经所剩无几，留下的，只是导致悲剧荒诞结局之因素。悲剧凸现的矛盾冲突，在文革里，一言以蔽之，就是你们统统要变成毛，从精神到肉体；反对者，甚至赞成者，也许都是反对毛的。这就是革命的矛盾。这还不够荒诞吗！一切反抗，不具备任何个性和细节，没有任何变奏和发展，一个重复一万遍的语势就是，毛是这样说的，你/你们反对，就是反对毛。等等。……
在这个“水至清已无鱼”的党社会里，党国家里，政治经济的国有化，伴随着思想和情感的国有化。在这类动物园中的人民，早就被驯兽师驯化为毛的一群确定，或者不确定性的半人半兽。他们在最大限度上完成了退化和堕落，使得毛式文化大行其道而丝毫毋庸收敛。可悲的是，就像一些德国人和一些前苏联人怀念他们的前领袖一样，毛，至今还被他的子民们大肆怀念。他们之所以怀念之，确实有许多因素，但是，他们膜拜毛的目的，是请他走出棺材，实行一种普遍平等。他们不知道，毛的平等，是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毛的对于平等的看法，就是不考察不平等的起源，消灭任何一道自我/自他的篱笆，甚至消灭任何自我——于是这个平等成为物化和非人的同一性。
我们曾经亲受这类文化熏陶和毒化。由于这个文化的过度野蛮和怪异，其美学和政治接受性日益式微。加上政治危机的屡屡出现，毛式文化，基本上，在 1973 年林彪事件以后，逐步瓦解。而这丝毫不能说明，上述人民毛化的现实没有发生，或者不是整体而是部分发生。正是由于其发生，发展达到极致，从而走向反面。然而，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文革中，沉默的少数和为恶的多数不成比例，减弱了不接受者的群体反抗力度。（正像德国新总理默克尔说过的，在德国纳粹时期，正直的德国人是少数。在文革里，正直者是多数吗？）这里的情形极为复杂。沉默，既表示失语，也表示拒绝和不服从，甚至表示沉默是一种失语的真理和真理的失语。因为，所有可以上得台面的红卫兵造反派的观念，都是毛式观念，不是反抗者真实的思想。思想之存在，其实是人民存在的前提，而且是大前提，反之，就是人民在呐喊中的失语。沉默和呐喊，正好说出了文革的两种思维状态。而这两种思维状态，一个是显学，一个是隐式。我们的意思是，只有剖析多数人信奉的所谓显学，才能够最后启动国人必须的启蒙（——你没有必要让陈寅恪来参加学习。他是什么学习也不参加的）。
一些纳粹思想家那时辩护说，人民没有思维的必要。施本格勒说，“私人是不能存在的 ”，他们是精确钟表里的零件。或者说，德国只有“公”务员——这个说法我们很熟悉——就是毛的螺丝钉论。这样的螺丝钉和钟表零件，谈何个人和个人思想呢？连肉体也是党的……这个残暴的现实，也使得最为愚忠者也产生了怀疑。毛，几乎得罪了所有的阶层。在划一和怀疑并存的局面下，四十年来，争执毛革命意义的人群还是无法统一。毛的意志得以继续生存下来，像他的遗体还在“生存”一样。人民被思想言论一律法则的腐蚀，与其说是他们跟随文革的脚步声，不如说，他们跟随的脚步一直迈到今天。国人拒绝过文革，有限度拒绝之，在1970年代中叶和后期。但是，许多人对文革究竟如何估价，各说各话。取消思想和思想者的游戏，今天转变成为评价文革内容和形式的游戏。这虽然不可以说，今天的人们还是思想懒惰甚至思想堕落者，但是，思想的真实转变却还远未达成。这个远未达成，使我们想起，二次革命者呼吁人们起来再次文革！而这个再次马上让人想到——文革时期，北京，包括中学女生和小学生，也可以像最无情的刽子手一样，致人死地而义无反顾。而这就是国人对于文革的拒绝和欲罢不能！



“人民文革”说驳难
 



一
对于一个概念的定义，不是对于另一个概念的定义。是定义这个概念，而非定义那个概念。
比如说，纳粹，是指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反纳粹，是指不可能涵盖在纳粹这个名词内涵中的另一个概念或者行为，思想，思潮，等等。没有人可以说，在希特勒统治下发生的反纳粹行为，构成了纳粹本身的内涵，虽然，不能排除当时德国内外的反对方，确实是在行动。更不能说，纳粹，是导致盟国行动的最大外延，因为好像有人指称反纳粹，外延了这个内涵——这只是指反纳粹的行为，纳粹和反纳粹，形成了２０世纪最大的事件之一。而不是纳粹形成了这个伟大事件。这其中的冰火两重天，无法苟合。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用纳粹涵盖反对纳粹的历史，而制造一个合理纳粹，或者革命纳粹，或者人民纳粹的说法。
远一点说，反对派和异端，在历史上星星点点，总是晖耀天际的，但是，没有人可以说，在总体黑暗的星空上，黑暗是一种光明，是光明的另一种形式或者另一种存在。伽利略，哥白尼等等异端，无法改变中世纪宗教迫害的事实。人们无法理解一种说法，即哥白尼伽利略时代，就是古希腊的或者古罗马的民主的另一种形式，其中一个基本的估计是，这种时代特性的偷换，导致的，是对于某种负面概念，负面历史的蓄意涂抹和歪曲。（本文并非要像以往否定或者全盘否定中世纪的社会主义教科书一样，为无神论辩护，但是，区分中世纪的宗教和文化成就及其黑暗事实，澄清概念，澄清历史，则为必须。）
于是，在做出几乎是常人不言而喻的说明以后，我们定位或者定义文革，应该得出上述类似的判断。
这个判断，是由诸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最重要的判断是，只有一个文革，就是类似纳粹杀戮和中世纪不宽容迫害的，毛式文革。所有对于文革的背叛和反思，不应该包括在“文革本身”，这个定义之中。准确地说，所有的背叛和反思，应该纳入“反文革”的一系列案例当中，随着年代的推演，而逐步呈现出他们的主流价值。
也就是说，一般作者所讲的反文革思想行为本身，是文革内涵和外延的断裂和解构——如果一定要把反派或者准反派思想行为，包涵进去的话。但是，这个包涵是极为艰涩的，他不如包涵在明确的“反文革”这个范畴之中。
“人民文革”论者，或许，仅仅是或许，有“人民反文革”，这样一层内涵指向。
而历史，也是这样写就的——人民，一开始拥护文革，以后，十年左右，开始反文革，如林彪爆炸后出现的怀疑，反思和动摇；１９７６年的悼周，拥邓——但是，这些，都是觉醒的艰难过程，付出了百万人的性命才换来的。
迄今为止，人们开始撇开周邓，拥戴胡赵，但是，文革反思中，乃至１９４９年以来，党的作用究竟如何，人们同样没有和胡赵联系起来。
反过来说，在人民没有觉醒的时候，毛一呼百诺，得心应手，人民，是跟在他后面跑，跟在他后面叫嚣和杀戮的——这些杀戮者，最小的是小学生，多是成年的暴民。文革是一场中国人自相杀戮的暴力——而这个暴力目的论是毛炮制的，“要武”，“革密不是请客吃饭”都是具备暴力目的的，而非无目的——就像希特勒的暴力和斯大林的暴力都是政治暴力而非原始形式的暴力膜拜和暴力仪式……真正的文革危机始于林彪事件，而文革结束，一般而言，结束于共产党有限度，极为有限度批判和否定文革，他们说是“十年浩劫”——但是，对于文革元凶的定案判罪和反思则根本没有完成，甚至没有开始。
我们的准确说法是，一，对文革的定位或者定义，是基于文革受众的集合程度和接受程度，换言之，文革的发动者，号令文革发动时的主体症状，是亿万受众的高呼万岁和普遍接受。这个“万岁时代”，成为文革内涵中的主要成份。一方面是人民的拥护文革，一方面是，人民的被欺骗和被利用。被欺骗的人民，之所以被欺骗，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被欺骗的内容所在——就是今天人们说的，他们没有知情文革发动的权利。知情权的被褫夺和被遮蔽，使得文革发动者轻而易举地一呼百诺，万岁遮天。
而这个知情权的被褫夺，可以说，开始于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那时，非党文化，被消除殆尽。１９５７年早些时候争取到的，转瞬即逝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被埋葬。十年洗脑，中国，变成世界上愚民数量最大的一个地区。其中细节很多。最重要的细节是，中国人，基本上丧失了党语言之外的任何语言——这个现象一直持续至今。
在没有思维手段和思维本身的中国，人们只是在两种政治信号中判别时政，选择对错是非。
一个是毛式信号，一个是刘式信号。而所有的反对派，实在是，基本上只能获得这两种信号。简单而言，中国人“天有二主”，舍此无他。
一些伟大的沉默者，或者继续沉默，或者被打死，只是他们没有成为公开的反对派——而不公开的反对派，基本上不对社会提供公共信息，不构成公共场域。
而毛，刘两方的较逐，对于１９６６年之中国的意义，极为诡谲。
套用一句邱吉尔的话，他说，民主不好，专制更坏——至少在六十年代，刘的政策不算好，但是毛，则更加糟糕（因为没有任何可能，在那个时代言及普世价值。）简单说，毛刘较逐，在常识的意义上说，毛比刘要倒退。而刘的非毛化，则是万分有限的。
当毛一意孤行，要发动文革的时候，刘，是在做进，退两种打算：进。是抓住毛给他的暂时可以动用和行事的权利，来争取主动；二，退。如若不然，就依附于毛，亦步亦趋——刘邓“资反路线”，之所以衔接到８·１８，毛号召杀戮——“要武”，其中有这两层意思——毛主张杀戮，刘也主张。于是，我们说，文革反对派，是在刘，毛之间滑动的，其依附，是两种“正统”，而非类似１９５７年的非正统。个中原因，极为简单。因为，５７年的右派——我不是说那些“第二种忠诚者”——其政治思想资源，来源，不是毛，更不是刘，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而这个思想到了１９６６年，基本上，只是外星球的语言了。中国人操持的语言，再无三权分立，制度治衡，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之类。
基于这个大背景，文革中“人民文革”也好，“两个文革”也好，“异端思潮”也好，这样的推导，都是抹煞一个基本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中国人在文革时期的思想愚昧，是毛发动文革的基本成因；而这个愚昧，则为毛直接造就。
也许，我们没有卡莱尔或者贡古尔描述革命的笔法。但是，这个描述，也许不需要文学手笔，只需要某种清醒的良知——我是指后来的某种描述。这个描述是，中国上上下下成为一个疯人院。出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阿伦特语）的轰轰烈烈，空空洞洞的残暴场面。人们或者拥护毛，或者拥护刘，或者朝三暮四。所有的派性，争执甚至武斗，都跳不出毛刘两个天下。
一些遇罗克一样的先知先觉，况且要搬用毛式语言，而藏其利器，何况庸常之辈。如：中国社会是种姓歧视，但是，也是要“重在表现”。表现什么呢！等等（惟有林昭除外。她是圣女，其思想精神资源，来自神，来自圣经，自然不关乎毛刘……）。
此外，第二种忠诚的演化，不要说那个时候没有觉悟，至今，也没有——如：党内民主，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苏联人１９５６年就这样提到过），科教兴国（“科学/科技异化论”又被忘记了。同样是阿伦特持有此论。）等等。
那种百万之众云集在天安门，听从毛胡说八道的场面，不是就在眼前吗！
人们把毛的徽章别在肉上不是就在眼前吗！
人们挥舞一本书，烧掉中国所有典籍的场面，不是就在眼前吗？
杀人，劫货，监禁，侮辱，血肉横飞，鬼哭狼嚎，不是就在眼前吗！这个革命是毛发动的，而其载体是人民。毛说，他就是人民——这个衔接，都在“万岁”之后——而人们想起罗伯斯庇尔也这样说过——“我就是人民”。
……一个反证，也是强而有力的——迄今，人们，许多中国人，不是还在怀念文革吗？
他们说毛要试验，要试错，要“证伪”，他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伟大。
他们说，毛的日子好，平等，民主，自由，只是刘是官僚。
他们说，革命都是要杀人的，所以，无辜者被屠杀就是革命。
他们说，经济是增长的，ＧＤＰ增长百分之７。他们最后说，毛刘本是一家人啊！（王氏……）
……
“人民文革”者论，和上述拥护文革者，只差半步之遥。其中还派生某种连带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在“人民”的旗号下，遮蔽文革实在是一种毛式游戏，愚弄和侮辱了愚昧和疯狂的国人，这个基本事实。所以说，“人民文革”，其实也就是人民文革，他就是毛文革，或者说，在五十天，一度是刘式文革——新反右——而新反右，也是镇压和杀戮——只是，不是反文革，那是以后的觉悟和觉醒了。正像有人指出的，文革是“国耻”。是耻辱，是死亡，是中国的大面积杀戮和迫害——而且可悲荒诞的是，他不是杀戮敌人，而是杀戮假想敌，杀戮缴械者和已经被剥夺者，杀戮无辜！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革。
这个常识性的说法，没有错！
二
“人民文革”的主张者，最大的证据是，人民，籍此反对官僚和体制。其次是，在反对官僚的同时产生异端思潮——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思“潮”是否形成了潮流，他影响了多少受众。
再次是，“人民文革”启动了民主自由的进程——但是，文革是不是进行了十年，他的高潮是不是贯穿了毛的造反，毛的回到体制内，对文革后期影响如何。异端者究竟是进入了文革思维的怪圈之外，汲取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还是仍旧关闭在文革这个囚笼里思考问题——答案极其明确。
答案是，他们是摆脱了文革，甚至摆脱了“人民”，才走上追逐普世价值之路。如果按照“人民文革”论者的逻辑，这些人物还是游历在文革，人民之大前提下，请问，这些多少是先驱的人们会同意他们的判断吗？
我们一再重复的是，只有反文革，才是文革之幸，之萃，之荣，而非什么“人民文革”。
于是，我们开始逐一讨论这些极其基本层面的课题。
首先，是人民是不是反对官僚，他们的反对和剔除党委闹革命的行为，是不是人民之举，这个人民之举，何以在一个专制体制之内，造就了某种专制首脑认可的群众运动——如果他们是反对专制的，这种人民行为，会不会继续存在——就像六四时候，这种真正的人民性抗争，是不是可以设想，由党之领导，赵之领导，一直进行下去。
我们再三地强调过，毛刘之间出现龃龉和摩擦。这个龃龉和摩擦当然起始于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一个判断，是回到八大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个判断是，重新点燃阶级斗争。而这两股正统思潮，反映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形成体制内，外政治思潮的基本表现。人们，或者以此为据，或者以彼为据。只是没有彼此之外的考虑。究其原因，是因为现在所谓资讯的完全封闭。
换言之，毛主导的现实和刘主导的现实，都是一种专制统治的现实。中国人只要还有若干良知，就可以回顾那时的政治经济局面。经济上的全面匮乏，思想上的全面禁锢，生活上的兰蚂蚁化，个性上的党化扭曲和狼奶毒化，等等。一些感性知觉和直觉，不是由几个所谓统计局的增长数字，可以一言遮蔽的。刘少奇的，基于对现实官僚体制生存的基本估计，采取了“不”杀鸡取卵的相对良策，致使毛丧心病狂地予以反对。于是，利用对于这个体制本身的不满，散布毛式造反意识，成为那个时期的一种政治生活特色。也就是说，独裁者和官僚体制之间发生了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个人龃龉和权利争夺，其是非判断中的相对之“是”，是导向刘的——这个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刘的某种深层次思路，其实是由邓发挥，而造就了今天的现实。
我们要强调的是，毛，作为一个独裁者和刘发生矛盾以后，他的政治资源自然会导向利用人民之不满。历史上无数立论，是在探讨独裁者如何利用人民而打倒他的政敌——不只是一次性的斗争，使得他需要利用人民，只要独裁者继续玩弄政治，利用人民，则成为他几乎是屡试不爽的游戏。而玩弄这个游戏的不二法门是，在此之前，他允诺他的官僚们对于人民进行驯化教育，大规模洗脑，以致他在发动群众时没有任何顾虑，因为人民，已经是他的工具甚至玩具。无论是希特勒的反对兴登堡，还是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是拿出人民进行辩护，而人民，实则在那个体制里，几乎就是一种虚拟的存在。
毛要打倒刘，他一方面组织中央文革，启用他的一些亲信，另一方面，他诱惑中学生组成红卫兵，按照他在造反时期的语言，写成按照他的私欲和假公济私的文字之意志，并且装作一个反对官僚者，进行文革语言和文革思维的炮制——同时，他破坏所谓国家和党政系统的游戏规则，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实行所谓无法无天的实践，鼓吹无法无天的真理，成为一个超级官僚，而不是反官僚阶层——文革始终没有取消官僚的特权，那些回到官位上的各级官员（七十年代初，许多官员就官复原职。）比起毛打倒的官员，没有任何不同。
是的，其间，毛唯一没有想到的是，独裁者反对官僚的做法，和人民籍此发出的，本来就怨恨于这个体制的反对之声，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其中重要的识别指标是，究竟是毛在反对官僚体制，还是人民获得了某种他们梦寐以求的革命权利，被允诺和毛一起玩此游戏。稍微清醒一些的人们可以一眼望穿，毛是在利用和控制人民，而非相反。何以有如此悲观的想法，是因为，毛控制了一切资源。他的革委会，他的红卫兵，他的人民日报，他的文革小组，他的周恩来，他的林彪，都在虎视眈眈地监视那些遍布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小报。如果在这些所谓人民的言论和行为中，稍有越轨，就马上取缔。这个局面是文革过来者看得一清二楚的。
更有甚者，那些基本上按照毛的意志闹革命的人，如果他们的思维触范了毛，或者和毛的正统又不正统的思维发生抵触，他就成为牺牲者，哪怕他其实也是一个毛体制内的思想者。
也就是说，只要独裁者高高在上，人民革命，是子虚乌有的神话。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那些反对者的思维，是如何适应了毛打倒官僚的行为策略和政治战略的。我们前此说过的，他盗用克鲁泡特金的无秩序论和怀疑一切论，以达到破坏官僚体制之秩序的目的。因为，他知道，八大以来的秩序论，无法为其所用。跟在这个假巴黎公社原则之鼓噪下行事和思考者里，就有十六，七岁的笔者。我们好像发现了文革的最大意志和主席最伟大的政治诉求。人们把毛从南方回来，看作是第二次文革之发动——杨晓凯说的“二次革命论”，从公社到毛又取消公社——我们并企图解释文革的伟大梦想，是要实行巴黎公社的平等。殊不知，我们可以原谅像当时笔者那样十六，七岁的顽童，却不可以原谅迄今已经是五，六十岁的文革过来者。
也许，他们的辩解是，毛利用了人民，人民也在利用他——比如人们利用了巴黎公社来反对官僚阶层。但是，笔者始终不知道人民是如何利用了毛的，而非相反。因为，毛采用了对立统一这个法宝——他是在六月七月八月……直到九大，打倒刘，就回到体制之内了。他采纳了周内阁，而非张春桥内阁。周是毛体制内的最大符号。毛玩弄周，是在发出他是体制内人物的强烈信号，这个和他在此之前，发出造反有理，形成一个硬币的两面。于是，此一时之真理，变成了反动言论，变成了罪状。“人民文革”之虚妄在于，人民没有任何权利来判断“正确”与否，更无权提出任何怀疑——虽然毛一时间是可以鼓吹“怀疑一切万岁”的。
再有，就是我们前此同样提到的红卫兵问题。许多史料批露了，毛为了达到他的某种私欲和施行丧心病狂的文化毁灭——文化毁灭，是为了突出他的小红书和几首狗屁诗——他提倡了造反精神。于是，毛式红卫兵采纳了毛式１９６６年的“新思维”。而刘，为了保护自己和老式毛思维，同样不遗余力地组织反抗和服从。刘的“反抗”，是源于他的现实考虑，他的政治权利和身家性命的考虑——他的“服从”，使得他不但不违反毛要“要武”的野蛮叫嚣，也唆使工作组在中国天南地北大打出手，致人死命——这个服从和反抗，付出了中国人的血的代价。于是，文革造成的血腥，一部分是来源于毛式的杀戮叫嚣，一部分来源于刘等的紧跟毛，和比毛更凶恶——北京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芸，就是在这个毛，刘杀戮的夹缝中，死于非命的。她说，他们杀死我，就像杀死一条狗！
是谁杀死了卞老师呢！
她１９７０年开过一次追悼会。１９７８年又开过一次追悼会。
一次是，批刘拥毛——另一次是，批毛拥刘。这个对位是耐人寻味的。这里，一个死难者，她，是文革的死难者，和“人民文革”，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的意思的是，卞仲芸是“二次革命”中，毛刘共同的牺牲品——虽然，二次革命的根本来源，是文革的发动和所谓“第一次”——如果有第三次革命的话，人民，是不是既要拥毛，还要拥刘，那样的话，卞老师之死，是不是永远会被历史遮蔽呢！
因为，毛刘各司其是，都无罪，人民，就真的成为毛式人民了——这可是真正的国耻！！！
三
“人民”文革说的提法是，在文革初期，首先，“老红卫兵”的造反，是属于“人民”范畴。
在文革中期，四。一四思潮和巴黎公社主张者，也属于之。
文革中林彪的爆炸，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的端倪——他们说，“五七一”文件是文革第一个思想解放文件。
以后，出现了１９７６年的民主墙，“人民”属性更为明显……一直到四人帮被逮捕，法办。
官方说，文革这件事情结束了。不能修造文革博物馆。
于是，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由化，普选和８９抗争，等等。
是的，对这个历史回顾的基本判断是存在的，但是，其间，却发生了马克思主义所谓思想之质的飞跃。这个飞跃，是对于上述“人民”范畴的基本否定和解构，就像现在人们说的“两头真一样”——一头，是基于马列主义信仰产生的追求自由民主，时过半个世纪，在另一头，在否定之的基础上，得到的真，却是非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这是完全两种思潮和两种实践——我们不知道老先生们是如何一以贯之，做同一性论道的。
虽然，我们对于如何定义实践，一种特有的中国政治生活及其标准，还应该做出更为准确的定位，而不是重复党文化设定下的政治生活。
我们的意思是，一如前述，首先，红卫兵的造反意识的产生本身，就是基于对于毛的蛊惑的一种响应。更加准确地说，是毛利用他们作为自身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实行了在专制体制下的假造反和假民主。
而毛式红卫兵使命的结束，其存在价值之短命和实际存在之短暂，正好说明了毛的挥之即来，呼之即去之真谛。（可惜的是，那时的风云人物，起码在文革三十年周纪时候，居然不思其辱，其耻，其蠢，还要在８。１８那天清晨，在天安门打出其三十年前的红卫兵兵旗，以示复旧心态。）而对巴黎公社派的沉默，则源于其当时文章主要炮制者的思想“转制”——但是对于其间的秉承毛意，则几乎无人问津或者不胜了了。无知和蒙昧，继续被搁置在巴黎公社这个腐烂的意象当中，作为“人民”范畴之一种，作为乌托邦供品，仍旧加以祭祀和朝拜。这完全是文革遗风吹过来的世纪血腥之余波。
退一步讲，如果毛，真的如克鲁泡特金和巴库宁一样，对峙于列宁主义，和既得利益的苏联政权对着干，主张废除权威，秩序和法律，而多少实行一丁点公社原则，他的信奉者，还可以多少得到一点虚拟安慰。可是，整个文革，文革后期和结束文革以后的毛，刘继承者，不但抛弃了巴黎公社的平等，就连毛的一人之下万众一心的“平等”，那种毛式平等，也抛弃了（人们可以想想，现在的贫富差距，难道和这个党的伟大理想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而文革中的偶像崇拜和个人迷信，和巴黎公社之主张非权威化的无政府主义，哪里有任何一丁点共同之处呢！
毛的假无政府主义，只是以其无秩序一招，来达到他天下大乱，冲开刘邓壁垒，实行其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达到其目的。
响应这个毛式巴黎公社的，文革的青少年，当时糊涂，但是迄今，这些五，六十岁中人，还要把污物作为圣品吗！
至于主张保守的正统派，刘少奇派，他们维护一种“新中国”“古已有之”的党之合法化主张，反对毛式造反，主张刘氏统治，他们在某一点上，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毛，刘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归结一点，是对困难时期政治判定的分歧，舆论，是维护刘的。但是，这个官僚体制的“良性”发展，并未可以阻止文革。他们在文革后期对于文革的否定，并未否定毛。而越到后来，毛，刘的分歧就越是被抹煞，被掩盖和被消解——我们刚才提到的，王氏举办的毛，刘和解大合唱，说明了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就是，毛刘虽有生死仇，也有生死链/恋。这个链，就是他们统属他们缔造之“新中国”，这个官僚统治。
问题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们后来讨论中国之九十年代的“全民党”问题。
人们让人们想起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和全民社会，以达到解释之的目的。但是，这些自认为是清醒的知识分子忘记了重要的区分，就是赫鲁晓夫主义和中国全民党的区分。
刘的政策是在代替毛。准确说，当然是邓在制作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规，则是取消毛的四大和阶级斗争。但是，他们没有像赫氏那样企图取消阶级，而是滋生了贪得无厌的新阶级——赫氏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也没有消除苏联的特权阶层——他的全民党也是虚拟和伪装的。德热拉斯“新阶级”的阐述，掀开了平等默默的面纱，戳穿了后毛时代假设的全民党之乌托邦。这个假设是，工人农民的虚拟化正统正在不在被虚拟——他们甚至没有心思要伪装一下，说工人农民是苏维埃政权之基础。新阶级们，实际上放弃了这个假设或者虚拟的兴趣。他转向实际存在的“红色系列”这个特权和新资本阶层。
问题的实质是，代表，指向一种非工人，非农民的新官僚——这是问题的实质。而玩弄这个名词的属性，则成为后邓时代的游戏规则。）
在此意义上说，文革的四·一四也好，四·四派也好，他们没有那种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幻觉，没有毛式造反的幻觉，但是，他们没有消除对于整个党文化，服从文化和奴隶文化的依附。他们呈现的保守色彩，甚至没有极左派转弯，转到自由主义快——其中道理很深刻。因为，毛，智者千虑，愚蠢万般，他释放了一个无法收回的魔鬼——这个魔鬼，就是从造反到背叛，那些反叛者的选择。这些个反角，出现在七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中叶。时间不太可能再早。因为事情要有个过程。
他们接近了和毛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民”思维，反文革思维，和反思文革思维。他们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已经逃出了文革的羁绊，也就是说，他们仍旧不属于“人民文革”的范畴。你可以说「今天」，「四五论坛」等等主持者，是在搞，继续要搞“人民文革吗”！
他们还要把人民重新纳入文革系列，以造就“人民文革”吗？
他们还有这个兴趣吗？
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文革的惯性和遗风，在胡耀邦时代的兴风作浪。胡本身的下台，就是文革遗风的作祟，是人民无权参与批评之毛式风格的再现，是胡本人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无法解释的时代特征使然——他无法唤起人民监督的非文革化政治生活——一种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实践，即人民做主，而不是皇恩浩荡，也不是包公审案。
换言之，中国人，一些良知未泯的中国人，是在经历了大约十个年头的承重和痛苦思考以后，才发新了不同于文革思维，毛式刘氏思维的最终结果。西方的马列主义一声炮响，已经成为蔫炮。
１９８９年以后，苏东解体，中国又收到炮响一声——就是自由主义。
这不仅仅是炮声，是潮流。孙中山一百年前说的，浩浩荡荡的潮流。面对之，中国人其实是没有做什么准备。迄今，也没有实质的准备。但是起码有一点要说明，让有识之士回到“人民文革”中去期待真理和真相，却已经是天大的笑话了！




专制和极权
            ——兼致仲维光先生





维光先生，毕读大作，极为赞同。你提出的问题很及时，准确，尖锐和不妥协。文章里呈现的逻辑很凿实，既是理论的证实，也是现时的再现。
对于你文中提到的那些沉默的前辈如陈寅恪，洪谦等大师，笔者也是心向往之，知道不是圈子中那些弄潮儿。关于洪先生，想得更多一点。因为他所师维也纳实证学派，对于上帝问题的排除，引起我很多想法——勒南在“实证”耶稣的时候说，耶稣……“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尽管一切都应该从实证的角度加以判断”（「耶稣转」）。如果顺此思路思索下去，是不是就会回到胡适的主义，问题说；而毛们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止，而说教——他们在双方向上背弃了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制造伪宗教，用政治实用主义代替逻辑和证明，从而使得国人半个世纪既无神的规范也无理性指导。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实是对于宗教和实证主义的双重背叛。而马克思主义，其实就种下这个背叛的恶种。
我很欣赏你关于李慎之把党文化简单归类到所谓封建专制文化之说的驳斥。
简单说，文革也好，革命也好，都是对于中国文化本身的莫大摧残。有作者戏言，如果楚怀王也搞样板戏，离骚和楚辞就被消除于历史了。五千年中国文化其实就是封建文化。没有一个文化大国是以批判其文化圭皋和文明主帅为能事的——德国人不会批判歌德和贝多芬——希特勒也没有这样对待之，俄国人不会批判托尔斯泰和普希金，斯大林在纳粹铁蹄驱使城下时，还赞扬了他们——而我们的老蒋，也不会批判孔子或者基督教——而这正是毛的所为，在其游民情结里，可真是当代中国无大师了，除去他欣赏的权术和辩证法，国人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小红书了。
所有这些批判，是随着苏联式极权主义的到来而到来。早在孙文时代，列宁主义和对资本论的批判，就采纳了孙文式双轨制。这带来了以后中国文化政治走向的扭曲和盲目。
专制和极权是一样东西，也是两样东西。我们温故而知，在对待革命问题和自由问题的欧洲复辟时代，专制取代革命，是一个事实。但是，专制并未完全取代民主和自由。一批参与专制政体的知识分子，运用其也许可以称得上的变通的手法和观念，把革命逐步逐出历史——同时，在维护有限专制，而非绝对君主制的前提下，使得复辟时代转变成为有着某种新闻自由，写作和出版自由，有着普选权（男人普选和纳税普选——俾斯麦认为，不公开选举和德国人的高贵品质不合），加上私有财产的半民主社会。我的意思是，专制政治和文化的复兴，也许如马克思主义所云，和经济政治并无绝对的关联。该时代同样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年轻的雨果发誓，“不为夏多布里昂，宁为尘土。”所以产生这样的文化复兴，一是，他们梳理和疏离了革命摧毁打倒一切的宗教和文化虚无主义原则，开始重新估价革命和反革命。
再就是，他们对于革命打倒的天主教，也产生了新一轮的再评价。勒南对于“耶稣是人不是神”的有名观点，说明了革命扼杀宗教和宗教扼杀人文精神的双重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用基督教的回归，排斥了革命神话的卷土重来。
三是，他们期待政治秩序的重建，其间，固然有神圣同盟的牵制，但是，这种牵制，并未完全阻止主权国家争取独立教权甚至信仰的自主权——他也许先于个人个性的面对上帝之权赋。
黎塞留的宗教民族化政策，说明神圣同盟中所谓“正统主义”的式微。有作者说，这个宗教主权国家化，是欧洲民主宪政体制的萌芽。其实这起源于梅特涅——
“在当时的环境下，若换一个不如他的人，可能已经把神圣罗罗马帝国恢复过来。但是这个曾经信仰过伏尔泰的人，无论是在他的思想中，还是就欧洲的大局来看，都找不到被伏尔泰曾经出色地嘲弄过地那个著名地体制的地位。神圣罗马帝国是属于那样一个时代，当时宗教社会理想已经实现，因而文化能够在帝国和教皇两个观念上获得稳固的平衡。
“……但在王朝复辟的那个时刻，所有宗教给予政治的东西，都不免带有民族感情色彩，并在圣坛和王位的结合中明白表现出来。1814年的那种依据查理曼的思想使欧洲平衡的企图，正和1807年拿破仑依据戴克里先的思想把欧洲重建起来的企图一样，必然徒劳无功。无论是中世纪的或者异教的平衡，当时都不能革命狂热下的那种左右摇摆的欧中大陆的均衡；也无论是防范古老的恺撒主义或者防范心的方式的神权，都不适于这个新世纪的民族崇拜。宗教和政治在它们能再度一起进入欧洲生活之前，彼此之间还得发生某种新的关系。”（「梅特涅」阿。塞希尔著）
最后，也是我们尤其感到兴趣的是，复辟时代的欧洲，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参与的政权及其政治大佬，都在排除所谓“人民主权”论的诱惑，以期杜绝暴力和民粹历史的重演。这个反革命的共识，几乎遍布所有有识之士，如塔列朗，梅特涅和俾斯麦，如基佐，贡斯当和夏多布里昂。他们排除人民主权论和人民革命论的基础和要以所在，是因为民粹暴动和民主游戏带来的不确定性，致使文明在文化变更期冒有全军覆没之险。
我们只是援引俾斯麦的人民观，以观其念——希特勒和德国人民最终嘲笑了他们的前辈——
“任何一个国家共同体，如果没有来自有产者的物质和或精神的谨慎的有抑止作用的影响，那么就会像第一次法国革命那样飞速发展，以致使得国家这辆车被颠得分碎。
“由于长期的渗透，由于人多势众，贪婪之辈就会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地位。为了这些民众本身的利益，希望这种渗透避免造成危机四伏的急速发展和国家这辆大车的碎裂。但是如果这种事态竟然发生，那么历史的演变将在较短的时期内回到专制，暴力统治，绝对君权上去，因为民众最终时会顺从一种制度的。”（「回忆与思考——俾斯麦回忆录」）
而时过近百年，卡尔。波普关于民主危险和民主不是“人民当家做主”一类论述，想维光是很熟悉的（见其「二十世纪的教训」）。
总之，革命时代的拿破仑，正好成为后革命时代梅特涅和俾斯麦的一种反证和悖论。而法典和基督，正好开辟了后拿破仑时代的文化政治特征。
简单而言，革命，“在欧洲”（！）已经成为过去。
自由，在有限专制环境中产生良性的和平演变——民主，正在排除革命的意义上施行费边式演化。
这个历史教训，正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特丽思当主义和圣西门主义的渐次式微和破产。
这段历史的温习，我以为正好填补了历史避免民粹和暴力的空缺（其间，当然也包括批判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的恐怖主义——巴黎公社），以比较健康的方式，重建政治文化和历史文明。
一百年来，欧洲人在一个比较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得以产生他们的文化观念，文学主见，哲理判断，皆源于他们对暴力和非暴力的反思。虽然，不尽人意之处在在难免。一本「恶之花」，要等到1949年才被解禁。暴力和非暴力都是一个过程。是的，他们思考革命，传统，自由，文明之事，毕竟转化成为他们的经典。换言之，他们对于二十世纪出现的革命乌托邦试验，早已具备比较完备的比照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他们对于法国革命及其复辟时代的反思。他们具备的反革命正面经验，大大超过革命经验。
从古希腊政治学出现以来，几种政治体制的轮番表演，也对西方知识分子勇于蔑视和面对二十世纪的纳粹和共产主义，提供了借鉴。古代和近代，用贡斯当的话讲，已经形成了各自的自由；古代之自由和近现代之自由。所有这些使得他们对付专制极权，心有成竹，不为所动。固然，希特勒的巨大魔力，一时间使得一批知识分子掉入陷阱，但是，就像法国1968年人一样，他们那些觉悟也是值得期待和很快复位的。
于是，我们回到我们中国的事情上来。
和维光讨论的一个重点是，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专制和极权的选择，成为国人在蒋介石和毛之间做出的选择。也就是，李慎之等人的“两头真”的选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选择。用我的话说，他们在考量上述专制，革命和极权问题上的选择，究竟如何！
坦率而言，蒋介石是一个专制独裁者，但是，这个专制社会还是一个社会。社会的各种形态还是存在的，大学，报纸，企业，社团，鲁迅和胡适。民国文化的存在也是极其明确的事实。其建筑，其城市，其人物，其主义信仰（蒋介石本人就是例证）。固然，蒋介石是一个反共专家，他屠杀这些以后屠杀了更多人的党。在这个基础上，共党的推翻之的选择，就多少类似是不是要在法国再行一次1792年的大屠杀。欧众否定之，而国人，却选择了后者。
李慎之们，胡风们，没有面对这个历史思考——就像德国人没有来得及思索，何以俾斯麦的均衡政策之失败，最终演绎了德国的膨胀，崛起和覆灭——李们不知道，革命选择，其实就是纳粹对于俾斯麦的悖反和背叛。这个革命，一言蔽之，就是辜鸿铭说的民主变成“民贼”。李们关于专制文化和文化专制的辨析不清楚，就是他们也许研究了民主，但是他们未研究民粹，未研究民主转化为民粹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反革命，这些诸如此类的价值取向。
他们走向毛式政权，左右于周恩来甚至胡乔木一类人，说明他们没有了解拿破仑，塔列朗和俾斯麦。他们不知道，早在这些专制大佬思考革命的时代，革命，多少已经被欧人排斥和拒绝了——纳粹是一个偶然——李其实翻译了第三帝国，他对神圣罗马帝国和恺撒，应该有些了解——他们短视地只是看到了苏联，十月革命。而这个十月革命，其实是对于所有关于革命思考，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思考的反动——这个思考，早就呈现于世人（如纪德）。但是，李们没有顾及纪德。他们只知道法捷耶夫。
重复言之，人民革命和独裁专制，是一个事务的两面。走向宪政民主的暴力方式，也许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必须，但是，并不是全部条件——全部条件，是美国不成文法和经济结构的配置和预设——这一点许多人说过。换言之，李们的革命选择，缺乏波普和阿论特的学养和提示；正像维光所说，三十年代，正好是波普批判极权主义的年代，也刚好是李们后来（四十年代）走上革命道路的年代——这个选择当然是罔顾真理的选择。
这样说，所谓的“一头真”，起码没有了。
两头之尾巴，存在吗？这一点维光说得很多。主要是他们和苏俄反对派的出身不同——这是关键（他们甚至没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主义者的纯粹；因为毕竟，特丽思当和普鲁东，空想主义者没有官方背景），而李们的背景和资源，诚如维光所讲，是党文化，党人缘和党意志——也许其间有反戈一击之可能性。
总之，李们在选择蒋介石的社会和毛的社会毁灭方面，犯了错误，但是，他们坚持说，他们反蒋的正确性。这个正确性就是如何看待我们上述所言，如何对待有限专制，是革命还是演化。反之，期待一个没有社会的社会加以改造，就像你要改造一所未盖之房，这个结构之前的解构是很好笑的。
我们一再说过，民主其实是文化的一个形态。世间没有没有文化的民主，只有没有民主的文化膺品。这个膺品文化，正在国中大行其道，究其原委，实在有几种原因——
一是，革命文化，毛文化，甚至蒋文化的某种负面因素，正好是消除文化的一种势力。相对而言，军阀政治也消灭肉体，消灭异己，消灭报人，但是他们不消灭报纸本身。我们在撰写大公报历史时充分理解这一点。正是这一点，说明了蒋专制和毛极权的本质之非。这个没有报纸的国体，究竟要塑造什么样子的文化，这个新文化和旧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不是很清楚吗？
我们没有看见李们，原人民日报，新华社诸公，批判此类文化。这个事情不是偶然。
二是，李们懂得，用民主做为批判手段，是可以打击老蒋政权的合法性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如何对比大公报名存实亡以后的媒体和民主的绝对隔绝呢？
这是一个悖论，用民主作为武器，消灭相对的自由，以致完全消灭自由——这是党文化之一大奇观。
三是，上述外国革命和反革命，之所以对照中国事务不无意义，就是中国革命本身，也不是纯粹的国产，是苏俄革命产物。以俄为师的人们之所以视野狭窄，就是他们看不到改良或者保守，费边主义等等尝试于国中，也许比较尝试毛，要有价值得多——虽然，我们确实不知道，究竟是统治者的野蛮，还是被统治者的愚昧，造就了所有者一切。
四，现在的人们，知识分子们，发明了一种新的与专制（其实是极权）和解说。这个和解说很有些意思。远而论之，他们可以把我们上述讲过的，变为和中国的梅特涅，俾斯麦的妥协，称之为新的选择，说，这个和解，就是“告别革命”——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要与之和解的人，第一不是梅特涅，不是俾斯麦；二是，这些人不普选，不支持出版，新闻自由，也不支持夏多布里昂和基佐。
维光说，你很尊重的学人都在沉默。
是啊，可是，我们看看民国吧！我们想到的大名鼎鼎者就有许多，他们和上述基佐们，勒南们，都是一种文化风景。如，康，梁，辜鸿铭，马相伯，吴稚晖，胡适，熊十力，马一浮，陈寅恪，吴宓，牟宗三……数不过来。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老蒋的社会之存在，存在得有价值。毛社会，一切皆无。这是李们出现的前提。
这个前提还在指导国人。国人现在只好看看后生小子如余杰等人之文章了。岂不太惨了一点吗！
总之，正确的选择，不是消灭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哪怕其为封建文化，专制文化，而是要改造和结构/解构之——解构的德理达式涵义是，我们不是解构主义者——这让人想起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噱头——其中课题甚大，要义是继承，批判继承吧！
“弑君者”，在复辟时代是一个贬称。现在，我看，革命者，很像弑君者。他切断了所有皇帝延续的道统和文化，造就了一代代无知无畏者——造就了汲取外来列宁主义糟粕者——这是中国历史的选择之罪。
无论是贡斯当还是贡古尔，阿克顿还是波普，都不厌其烦地宣称尊重历史传统的严重性和必要性，声称历史进步性的虚妄和人民革命的徒然。他们的言论正在成为，或者业已成为欧人知识分子的共识。在这个意义上，对共产党知识分子们的去魅，成为国人之必要——我们应该回到那些民国知识分子风格和思维中去——他们探讨的一系列的问题，应成为国人拾遗补缺之课。
就像北京，应该是梁思成的北京，而不是彭真的北京——固然，这个亡羊补牢简直就是梦想。但是，事情总是从梦想开始的。
一时想起这些。
与维光共识，同勉。

自立

红卫兵，一种血脉！（修订稿） 刘自立

一、 红卫兵是什么？ 这个提问来得蹊跷。 年纪一把的人不是都耳熟能详吗？但是，笔者以为不尽然也。因为， 这个名词从它一旦生出，就被模糊化了；其层次之多、含义之芜杂、 声名之狼藉，给诠释者一个也许是过度诠释的机会──或者说，给辩 护者一个粉饰漂白的可能。就象人们厌恶造反派，但是还是有人心有 牵挂、不能割舍。 红卫兵，老实讲，就是那些和毛，和刘有着血缘和政治血缘关系者。 这个关系，排除掉全国以后挂上袖章的无数记准红卫兵。更为严格 讲，这个红卫兵，就是北京的、那些以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和后来被 毛、周抓而又放的那一批“老兵儿──联动”──也就是他们自称印 下胎迹、实则纯属血脉沿袭者、世袭者。这些人和文革多数人，和造 反与否、逍遥与否者，完全不是在一个政治生态内生存、运动和发 迹。他们的政治游戏，既不是革命之游戏，也不是反革命之游戏，是 皇权之下、八旗子弟与宫廷、衙门有所龃龉之游戏──虽然这个游 戏，在早年，因为太子论政，触犯朝戒，一部分人锒铛入狱──但 是，最终，还是因为他们血统和遇罗克不一样，被释放。 这个游戏有过几次。文革那次，叫做联动式捉放曹。正是因为有周恩 来之谆谆告诫的“不要做八旗子弟”而变得欲盖弥彰。所谓八旗者， 乃革命后代是也！革命者，是些什么东西呢？就是枪杆子里冒出来的 那些农民。这样一些农民，到了党文化、党政权里，自然继承了某些 据说是革命的衣钵、革命的传统。这个传统又是什么呢？简单说，就 是暴力遗传。暴力遗传，本来不是什么新货色，陈胜、吴广、洪秀 全，就是暴力加集权（洪秀全还要到处基督教）。 1949年以后，这个传统的核心转变为革命对反革命的镇压──此前， 是所谓革命被反革命镇压。虽然，革命之谓常常就是反革命的一种说 法，革命，就是反革命；是不是反之亦然呢？按照某些作者的观念， 革命之所以也是反革命，是因为革命─暴力─独裁，三者合一。（见 《革命和反革命》彼得．卡尔福佛特）这个镇压带来的范式，子弟们 见得多了，习以为常。到了1960年代中期，由于毛的被边缘化，他脑 筋急转弯，想到，还是要回到被镇压者那样的革命性、反抗性上去、 并重复革命─暴力─独裁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已经经过17年被淡忘 了，被人民和官僚淡忘了。这样，65、66年初，毛开始呼唤这种革 命。这种似曾相识又有所疏远的革命，把革命和反革命重新倒置，愚 弄和含混之。暴力革命是毛主义者非常熟悉的东西。红卫兵一代人从 其父母娘胎里就产生过这种暴力带给他们的愉悦。由此，暴力和叫 嚣，成为前辈、后裔互相呼应的一种革命遗风、革命遗传。党文化的 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印制在“八旗子弟”娘胎里的胎迹 ──就象那些如实者所云！ 这是文革戏法的第一层含义。这个含义也就是鲁迅说的，阿Ｑ类是享 受不到这类革命特权的；北京校园第一张大字报几乎全部是子弟们的 作品──人民，也是在榜样们率先大打出手以后马上跟进的──这个 现象是国人的最最悲哀。文革之红卫兵运动的深层含义在此。应该区 分的是，毛记红卫兵和刘记红卫兵的同异。毛记的出现，是在66年6 月初，是直接相应毛的“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出现在该 年的《人民日报》上。刘记，则是响应毛、刘共同决议之工作组撤除 前后、为继续把持权利而成立的红卫兵。这个毛、刘犬牙交错期，体 现了毛、刘的一种风格，也体现了他们的各自区别。刘的范式是所谓 秉持范式之原教旨的保守含义──而毛，在回归更早的范式──痞子 运动、“好得很”运动──没有人解说清楚。对于国人而言，毛的革 命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之二是，毛是人民的儿子──这个集合名称“人民”之涵义既是抽象 的、也是具体的；对于毛而言，是具体的，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 的父亲（朝鲜人不是说是慈父般的……），还是革命的领袖，三位一 体。三位一体者知道，在焕发人民极大的革命热情之前，要焕发其同 伙及其儿女们的革命本能，让其革命血统贲胀起来，回到一种非日常 状态。他知道，1957年以来，他镇压了右派，镇压了官僚（或者给了 官僚一点点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颜色──他忽而反对苏 联出兵波兰，忽而要求其出兵匈牙利……），镇压了人民，革命资源 本来很是枯竭。想要周恩来、刘少奇、罗、章、储乃至工农阶层起来 革命，怕是徒然。所以，他自然想到人民革命时代的两条腿走路── 一条腿是人民；一条腿是党。当党的革命性在他看来很是衰落的时 候、党的各级组织蜕变为反革命的时候，他想到人民。而人民是沉默 的。人民的儿子，想到党的儿子。于是，毛式革命在其第一阶段呼唤 党的儿子们──从抽象到具体──来响应他这个人民的儿子的号召。 三，孩子是人类的父亲。他知道，他们天生的革命性只要加以引导， 就会焕发出改天换地的能量，不象他们保守的、养尊处优的父母。 四，他还知道，革命冠以许诺，人民永远期待。而17年的镇压带来了 自燃的干柴，就和他们点燃过蒋介石的干柴一样。他甚至知道，有效 健忘和无效归纳（对于50年代以来的镇压和洗脑），无法让人们识破 他的欺骗和蛊惑。信息是封锁的；学识是禁闭的；人才是死亡的。他 的对于黑洞的估计，被文革文化之黑洞所证实。 于是，一个唤起民众千千万的文革，以毛唤起子弟们做为开始而开 始。这个逻辑很难懂，又很易懂。难懂在于，毛鼓动那些后来父母被 整的干部子弟起来造反，并得到他们的热切响应；易懂的是，这些子 弟具备党文化的天然本能，可以理会毛的意图、革命意图。他们的遗 传基因里保留了毛和革命的因子。 于是，在没有革命形势的1966年，毛制造了这个形势。66年前后得来 不易的正常社会生活（比较而言），正在被颠覆。毛知道，《九评苏 共中央公开信》以后，南斯拉夫模式成为党的敌对模式──他们的功 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策略，正在被铲锄。做出的补充很简单。自留地、 单干户、……，乃是铁托允许工人自治、土地买卖和引进外资的修正 主义模式的有限模仿，成为毛反对之的根本。毛以为，1964、1965年 人民吃了几顿饱饭，学生考了几个“白专”……，是一种危险的信 号。他为此又是炮制理论，又是研究哲学，说是，人的卡路里不能摄 入太多，太多，人就会生出两个脑袋、四条腿；他赞扬一穷二白、穷 棒子精神；要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而几千万中国人饿死的事实，仅仅在两、三年前发生。 那么，1966年前后，毛究竟要做什么呢？ 许多学者做了研究，发现──毛要发动文革。他整理了发动的舆论， 抛出了发动的动机，估计了发动的后果。他把那个在40年代长春之 战、饿死30万同胞的功勋卓著者，领来炮制一通革命宣言，兴起灶／ 造神运动。其时，在中学开展阶级教育，灌输阶级斗争理论，对敌人 要象冬天般残酷无情…… 饱暖思革命，红卫兵起来造反了──这个说法很怪，不是饥民起来造 反，三年饥荒没有什么造反，更没有革命──子弟们在封闭一团的集 权社会里听到毛一声、两声、多声的号召、诱惑和鼓动──第一种鼓 动，是毛们炮制的革命文艺──样板子，使得革命死灰复燃；第二种 鼓动是，毛开始鼓吹在和平时代的革命，这个革命和前述革命记忆合 一，使得1966年的灌输和洗脑呈现特色，首先选择偏好者和通灵者 ──这是革命之灵。八旗们血脉里世袭的革命筋络开始活跃。他们发 现，他们前辈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机会，在1966年，忽然从毛而降。 这对于革命及其投机者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在研读了官方和最高领袖的文牍以后，他们越发感到自己与之神通， 是革命的天生宠儿。他们对于人民刚刚吃饱饭、学生刚刚读到书不以 为然。他们开始琢磨如何继续革命，延续爹妈的遗风，“在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是一种从未受到压迫的统治阶层的人们的革命（人们说，其实是一 种政变！）──这个革命，一开始，就和革命的原意相反。如果说革 命是一种进步的话，20世纪中叶的文革，就象伊朗革命或者古巴革命 一样，成为一种倒退。他不具备任何改革和需要革命的因素。这个革 命不是第三等级、而是第一等级中人发动，且无任何经济的和文化的 诉求，只有文化毁灭。其政治意义的确定，也无任何革命新意。文革 规定了革命的全部“反革命意义”。 这个革命的来源之一好象是巴黎公社。66年以前，官方就隆重纪念 之，以为某种借口。文革时，这个一直讲结合和特色的毛，直接搬来 公社说。其实，这个公社说意味着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和毁灭的到 来。而不幸的是，许多异端将此奉为圭皋，加以膜拜、仿效。 巴黎和造反，就这样来到封闭的中国。辨别之，国人没有能力。而毛 在号召文革。天际好象出现了中国的新理想，正在把这个公社远远带 来。而完成之的使命，自然落在创造了1949年老理想的那些人的儿女 身上。这种革命荣耀观，对于老兵们是无法抗拒的──几乎就象镇压 枪毙阿Ｑ那样过瘾──晚些时候，他们发明且高叫着“老子英雄儿好 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有如蝗虫般滚上北京街头！那种对于革命和特 权的双重满足，在毛、江的“小太阳”的赞美中达致顶峰。他们象历 年、其父辈们一样登上那个城楼。他们聆听了，热泪了，不亦乐乎！ 看吧，66年“8．18”，红卫兵、老子和儿子，在老毛面前双双俯首 称臣，成为新一道皇家风景线或者革命新人续后人的革命风景。虽 然，毛意难测，今日之上天安门，不同往昔。毛之欲加谁罪，不知 道；臣罪、臣功，也暂时还顾不上。但是，迹象已经呈现。有记载 说，毛善意谆谆之于刘，让其想开一些。云云。 这样，在万般皆下品、唯有出身高的党秩序里，党之话语结合了对党 之话语的“感觉（权）”。（虽然，这个感觉与感觉之的权利，是我 们发明的新名词，以说明合格的感觉并不能不取决于有无感觉之的权 利──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子弟，才有这个精神和物质的条件──也 就是说，普通子弟、工农子弟，并无感觉之的敏锐，也无权干预。） 因为，在谁有权利感觉之这个问题上，阶级阵线极其分明，阶级感情 极为重要。人民，可以感觉敌人，展示其感觉。但是人民是什么？无 人知晓──而敌人，则无反映人民之丝毫余地；而且敌人都是极为具 体的，张三、李四、王五──他们也不知道谁是具体的人民。 可悲的是，人民，整体而言是后知后觉的，要对其灌输党的思维、人 民的思维和肉体是被先进者操纵和任意驱使的；在天安门上，对人民 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正是人民翘楚们的感觉之最──这说明，文革 的人民性之无存。这里，就更不必说对于牛鬼蛇神的感觉了──他们 现在已经成为不受人类保护的人。在此大一统的意志下，世间还有什 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呢？ “要武嘛！”毛那日说！ 于是，女生和小学生也开始杀人，杀死她们的老师、校长。 这个杀戮的意志被轻易地推向全国。暴力是那个革命三段论的重要环 节。暴力来源于仇恨、不平、还是特权？文革暴力之首，既非仇恨、 也非公义，而是被唆使下的优势阶层使用的暴力。暴力成为弑杀弱者 或者说已经缴械者的屠戮。暴力面前，没有游民意识和革命觉醒的正 义之争和战争，只有毛意志玩弄下的暴民和暴力受害者的交织和混 战。每一试点、每一时间、每一方如果占有所谓毛思想之优势，他们 的屠戮就变得优越，思想就变得优越。这个优越感，首先来自那些与 政局熟悉和亲近者──那是第一波红卫兵的杀戮。 是的，为了建立一种共产主义公社，革命老将和小将没有区别。他们 对于或者实在、或者虚拟的正负产品，总是心向往之，不能割舍。他 们可以梦幻一个正数，也可以梦幻一个负数。现在，毛说，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酣睡，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他觉得政局岌岌可 危。于是，子弟们也做“如是觉”──这就是我们说的感觉权──也 叫“有罪推定”权。 党的思维、党的意志，首先要让子弟们有所感觉。这是言、行、果的 第一步。第二步，才是人民也感觉之，行动之。 老实说，这其间，确实存在一点点专利和原创。这个原始创造者、造 反有理的提倡者，是毛──其实是宋江，他的反诗比“粪土当年万户 侯”，早几百年──毛也是原创，骆小海比起来是亚原创──因为毕 竟，他也有御用才华。我们念中学的时候，如何写政治课作文，领会 一点点内部高层意图，是一个诀窍。政治老师老老实实，哪里有这些 “先知者”信息灵通呢！这些神秘主义可以诱使学生、干部子弟写出 很多鲜为人知的观点。“造反有理”之几论，就是这种灵犀点通的党 文化写作。 所以，决定谁有权利，谁有能力，谁抢先感觉之，是关键。一旦此感 觉成为党的感觉，此快活常人无法体验──党文化一旦融入血液，全 身贯通该人就状如超人，象是爬到埃菲尔铁塔上去一样了。有血有缘 者、有胎有迹者之能事如此。他们融会贯通地登高一呼，那还得了！ 工作组、老师、同学、……哪里还在话下。他们捉弄工作组不知道毛 在和平时期刊登了“造反有理”，得意于了解了毛的意图。 二、 毛的意图从1964、65、66年，就透过一系列的传媒逐步释放出来。 其间，毛的革命教煽动是不是起到一点作用呢？看看那时中、小学， 尤其是重点学校里进行的阶级斗争教唆就可以得知。在我们比较熟悉 的类似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一层就有对于一般接班人的教育和“直 接接班人”的教育之大区别。这个区别，一言蔽之，就是说，你，是 要接你爸爸的班的。这个爸爸，一般而言不是司局长干部，至少是部 长，就不要说政治局的子弟了。 干部子弟的特权，如何激发其革命精神？政治局里还是意见不一致 的。一说，是要培养哈军工式的技术人才，要实干，实干保江山；另 说，就是坚持毛式教育，进行所谓教育改革，产生读书无用论，政治 压倒一切论。但是，无论是哪两种，其子弟都是要接班或者直接接班 的。这个传统倒是党类同于历史上世袭制的地方──虽然在文化和文 明的考量上，文革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肆虐。 1957年，毛给了赫鲁晓夫40亿美元买原子弹，赫氏答应毛。毛上莫斯 科。毛在那里对子弟说，“你们是8、9点钟的太阳”。子弟并们很感 动，很感觉了一番。后来，宣传告诉人们说，青年人都是8、9点钟 ──这个说法就不对了，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人家是在说家里的 事情，直接接班人的事情。人们跑出来说，我们也加入吧！──谁让 你加入！──他们在文革的用语是，革干标准是1945年以前入党。革 干子女才是文革主干。（无独有偶，前几年，一个华籍美人，一度在 北京上中学，她不甘寂寞，把这个“8、9点钟”又搬上荧幕。她果然 邀请了毛在40年前就特支持的那些鬼不鬼、人不人的前子弟兵。他们 在屏幕上呈现一团黑影。） 在小学生、中学生里，不太注意《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者，毕 竟是不懂得子弟们及其和家长在搞些什么名堂的。 他们也不知道家长们向老师们透漏了什么信息。但是，他们毕竟看 到，比如，“四个第一”、“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睡在我们 身边的”，云云。学生们一般不太懂。但是，熟悉党意志的子弟们就 懂，他们就比一般老工人、老农民、甚至老知识分子，要懂，要懂得 多。你看，骆氏就懂。 骆氏就知道，人们才开始吃饱饭，毛就有意见，要反对。春江水暖鸭 先知。毛发出的一系列造反之论，骆氏就听得满坑满谷。毛一个“造 反有理”的语录刊出在《人民日报》上，这个举动他就心有灵犀。这 个信号凡人不知所云，他可是先知先觉，比别人快半拍。他说，“造 反有理”，他1965年就研究之。还研究过“炮打司令部”（见骆小海 近期文章）此其一。 其二，他们当然知道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据说，不是5月 底，而是6月初，清华附中成立了红卫兵。原先他们炮制5月29号成立 红卫兵的神话，好象比聂先知先觉。看来不是，不过是一个后知觉。 其三，他们终于把他们的造反文章交给江青。骆小海从此成为文革中 的急先锋，登上天安门。直到今天，该人还是媒介和网络的发烧友。 事情的本质是，如果骆氏的荣载荣归只是他个人的名誉倒也罢了。可 是，中国红卫兵之举、造反之举，实在是戕害人命，屠杀无辜，灭绝 人性的“史无前例”。试问，这个荣誉是不是一种耻辱呢？ 可惜骆和其他主要红卫兵创始人一样，并未对此加以忏悔，不要说强 烈谴责了。一句：我去读书了，就万事大吉了。 不！ 红卫兵们要对红卫兵的诞生和创造本身做出起码是道义的厘清、悔过 和谴责。你们登上天安门和毛沆瀣一气，致使起码北京就有将近七、 八千人在红八月死于非命──难道你们不应该承当某种滥杀无辜的罪 责吗！毛支持你们的红卫兵，成为你们一生的污点，但是以耻为荣者 不是大有人在吗？每当文革纪念，这些当年的党卫军就每每会接受无 知媒体和别有用心者的采访，按照惯例，把这些耻辱当作光荣叙说一 遍。2006年的文革，照例是这样走过其纪念历程的。 我们过来人对于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万岁！”记忆犹新。虽然，其 间，已经出现跟在老兵后面起来进行造反的许多后期红卫兵和造反 派。虽然其间目标混乱，诉求各异，但是响应毛的号召，呼应毛的各 个阶段的政治战略者，毕竟各显神通。毛许诺天下大乱；学生运动、 红卫兵运动、造反派运动，各种污泥浊流合为一股。公检法不可以管 ──谢富治禀报红卫兵杀人，毛说，好人打坏人，活该！云云。这个 党文化诉诸暴力的本质，现在已经无遮无掩，暴露无遗。暴力的核心 动力，在表现手段和目的的双重残暴方面达到极致。 追究人民的责任是很残酷的。但是，国人并未抵制第一波红卫兵，而 是效法其野蛮、其暴虐，形成全国的武革运动。 人们从这个红卫兵历史中究竟看到一些什么？ 人民，是不是在看到了红卫兵的创举之后，开始了某种抵制和逍遥 呢？没有。“人民”革命，一说是“人民文革”，开始了。 究其原委，“人民”，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原来是独裁者的造反和革 命工具，他们没有私人性，没有属性和良知，只有符号和工具的意义 ──也就是说，人民看到了榜样的力量，他们开始争取那个看来在阿 Ｑ身上被褫夺的革命权──许多非出身纨绔者、非出身子弟者──蒯 大富和聂元梓等人──也纷纷出笼。他们说，革命是人民的节日。 这当然是毛的战略步骤──要让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类中学生中学红 卫兵打头炮；要让大学跟进，要让子弟们在完成石破天惊后，再“不 须放屁”，转让要让蒯氏一类帮凶，再来一遍批判和打倒。一俟刘、 邓、陶被整肃，这些大学造反派也就跟着目的的完成而被消除。所谓 毛在体制内、外游刃有余之事是也。不想毛死后余威尚存，蒯氏一生 想念毛（说是，胜也萧何，败也萧何）。 有人说文革是1957年的翻版；57年是流产的文革。此说有理。毛在 1957年调动知识分子批判干部，再调动工农分子批判右派知识分子， 再调动干部阶层批判周恩来（说，你离做右派只差50步）──他把国 人的政治资源和阶级资源一一用过。他大获全胜，与人奋斗之余开始 与天斗了。 于是，三年饥荒，毛饿死几千万人民──而中国的奇迹是，人民依旧 喊万岁！ 有人说，毛不好控制文革──试问，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他都控制 了，还控制不了文革吗？ 问题是，不是毛控制与否，而是事务是不是走到极端──“4．5”运 动，是文革走到极端的开始。以后，有了毛后的89年学运……事务是 不是走到头了，人们还是各说各话；加上所谓开放的奴役制度的有效 运作，文革后时期的革命已经变成世界性的“革命”了。这正好说明 他们没有走到尽头。 这里有一个极大的区别，就是回到我们开始时说的，关于血缘、血脉 和非血缘、非血脉问题──红卫兵是子弟兵，蒯大富可不是；所以， 红卫兵文革后一概太平无事，而老蒯，就要蹲班房了。这就是党文化 里在法律面前人人有别，天地之下，惟我独尊（这个我，就是我们， 就是他们的家天下，党天下）。 问题是，这个简单的课题，人们今天还是很难理解。他们总是说，联 动冲击公安部了，老兵反江青了，干部子弟也读书了……他们不想 想，遇罗克被抓，他周恩来怎么不对杀死遇者说，为何“不教而诛” 呢？遇氏，何许人也，整个太子及其爹妈的否定者，不杀，杀谁？有 人说，前此对于联动的捉放曹，比不捉、不关，还要不公──道理在 此。不太懂子弟们遵循是的深层规则的人，就不懂他们前人如何运作 于中国革命。革命的潜规则和显规则完全是天上地下，矛盾之在。民 主、自由、欧美法系，是其显规则──而文革的毛式游弋，讲话于南 北，点火于京都，就是潜规则了。“造反有理”是什么规则。骆小海 时期，是潜规则，“8．18”以后是显规则。 有人说，毛何以废弃了老红卫兵而启用蒯大富呢？ 这是文革得以进行的关键。关键的关键，不是毛要杀死八旗一族人， 而是要把反对派打倒。打倒刘、邓（刘、邓有别），不是要诛杀全 党，而是要清党整肃，纯之又纯──就象他说过，他不和老蒋合灶， 而非把自己的锅也砸了。就是说，毛最终不会触动毛家体制，而是在 可以杀死刘少奇以后，让王氏自动回到毛家体制，或者没有毛家的毛 式体制。这个游戏毛是躺在棺材里指挥的。可见他的功效和影响之 大。经过文革，这个体制并未触动丝毫，反倒是坚如磐石了。只是极 权主义的致命之处是独裁者的死亡。 毛的原则是革命──革命是不是吃掉自己的儿女？就仰赖于他们是不 是真儿女、有血缘。革命并不注重随从、同志甚至干将。他们被打 倒，是因为违反了潜规则，维护了显规则──这是他们被革命吃掉的 一般性原因。他们不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是国事/是之一大特色 ──我们再次加以强调。有赖于此，毛，才把文革之发动权，推给了 子弟兵──其意深深啊！──而在造反派被利用、劫持完毕之后，他 们要付出代价；一般性红卫兵要付出代价，上山下乡，但是，八旗们 就不是面对这个局面了。我们的推断是，如果毛不死，他是不是也会 任用子弟们呢？答案很清楚。 重复一下。文革初期，毛支持红卫兵，有几个理由。 一是，只有豢养的子弟犬，才有胆量敢于咬人、乱世、杀戮──因为 如前所述，他们的遗传和特权赋予其这个勇气或者魄力。他们有跟随 毛革命的父母为最大依靠，其父母的人民革命，就是这样的。 二是，他们是王子犯法，与庶民不同罪──联动就不会象遇罗克一样 惨遭杀害。毛知道他们的优越感、革命性。 三是，毛对之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因为他们是同类；他们理解 毛的语言魔术──如“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其子其父，都是毛的儿 子、毛的属下──父命不可违！ 换言之，若是毛不把对骆们的煽动看成自家之事，反倒是不好理解。 一些所谓文革专家颠三倒四地炮制各类说法，以证明毛和红卫兵如何 如何互相启示，心灵感应，甚至发展到毛之党国，尚有民间组织存在 这样一个神迹──说，红卫兵是“自发组织”，红卫兵，启发了毛， 造反精启发了毛，云云。这可真是置天地于倒悬。 有人把红卫兵的行凶归结为他们是“喝了狼奶”致此。是的。换言 之，首先，狼，是存在的；二，小儿们正在吃狼奶；三，吃过狼奶以 后，他们就转化成为狼群；最后，狼是要吃人的。 狼，是不是在吃人呢？答案没有什么出入：狼，吃掉无数人。问题在 于，狼吃人的特权是不是狼主给予的呢？狼仔子们，是不是闻到一种 特有的血腥而变得如狼似虎起来呢？这些狼仔们的活生生的存在，究 竟是不是狼性教育之结果、之包装、之美化呢？清楚文革者，当然很 清楚。我们的提示是，正是这些从人群里脱颖而出的“人狼”，才有 办法、有权利、有胆量成立狼的组织红卫兵，吃人或者杀人（真正的 吃人也是存在的；这个已经尽人皆知）。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1966年这个所谓的丙午年──在“红羊劫运日相催”的国中，这些血 脉、这些人之强者、人群之狼，第一波开始吃人、杀人。阳光灿烂的 屠杀，现在朗朗在目、嚯嚯有声！这个历史的事实无数人做出辑录。 从北京1966年6月份，开始殴打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卞校长；8月5日， 卞老师被活活打死；“8．18”以后，大规模的杀戮开始，子弟们在 六中等校自治刑讯室，开始了学生打老师、打人民的革命。 你听，毛在楼子上说，我支持你们！ 林彪鬼蜮一样的声音响彻古老的京城，“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三、 1949年以后，无人敢于造反。地富反坏右，一般的良民百姓，不要说 造反了，就是想想之，也要暗怕三分──他们会要造反、会要革命 吗？不会。 其二，学生里，懂得《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者人数很少。政治 老师，也不懂在新中国何以造反有理──他们怎么会懂呢？他们是学 习雷锋好榜样，是螺丝钉，是“修养”过的。造反说，自然他们听得 很陌生。他们没有造反的思维资源。 三是，阶级斗争年代，敌对阶级及其子子孙孙是不可以丝毫有造反之 心的；有造反举动，更是该天打雷轰，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会要造 反。文革时候那种普世于极权制度下产生的告密、揭发、小报告…… 开始盛行于世。 所以，毛鼓动的造反精神给谁看、煽动谁、谁响应，他很清楚。 没有人批露，究竟是什么人，直接或者间接地，把可以成立红卫兵组 织这个信息透露给红卫兵。（有人说解放军的雷英夫参与了此事，但 是无证据。） 我们知道，起码，前述先知先觉者，其实，是后知后觉者。他们看到 了毛的“造反有理”蠢动于斯，以期挺毛。这个双簧演出得很成功。 毛随即在他的衙门里印刷了这些丑陋的文字。 他如获至宝，说，人民是对的，红卫兵是人民，所以，他们是对的。 这个演绎是，他来支持红卫兵，做出接见几十万、几百万红卫兵之举 动；随后，红卫兵成为全民运动；子弟兵就被掩饰起来。而我们撰文 的要义在于，毛清楚地看到，只有他动用了国家机器、宣传机器，才 得以使得全中国变成红海样。也就是说，毛利用了这个红卫兵的革命 噱头，使得骆小海等人成为既是抽象的存在、也是具体的存在，既可 以召之即来、也可以挥之即去。在66年毛转入揪刘时期，骆小海的红 卫兵当然无足轻重。毛启用了蒯大富。 可是，这个逻辑推导并未说明，在毛的战略部署里没有老红卫兵的位 置。不，这个位置是存在的。这个位置的存在，意味着毛要乱党、乱 国的初衷，而此初衷，是要红卫兵进行杀戮、迫害和破坏。他说了， 要武，好人要打坏人。支持红卫兵。红卫兵创始人说，他们不是杀人 者，不是吃人者，是反对杀人者。这个说法很怪异。我们只是承认， 狼群中一些狼也许没有吃人，但是这个选择是一种例外，它无法改变 狼在吃人这个血腥的事实。 ──组织这狼群的人们，为狼群的吃人起名叫“造反”、“革命”； 把这个吃人的组织叫“红卫兵”──这就是狼首的罪孽──首犯是红 卫兵的创始人，他们负有责任。那些最初演化为实际杀戮者犯有很大 罪恶。但是，他们也许不如组织者、命名者和创造者来得罪孽更大。 虽然也许这毕竟是一种道义的犯罪而非实际犯罪。是的，也许清附红 卫兵在完成了狼群的预备吃人之演习、舆论先导后，退到一边，莫名 其妙地没有吃人。这也许是事实。但是，他们是吃人行为的精神创作 者，这就是清附红卫兵的历史定位。 这个精神吃人的《三论造反》，使得全国上下进入我们说过的疯人院 ──阿伦特说过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疯狂。“红卫兵”这三个 字，就是血腥和杀戮的等意词──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是道德底线 的践踏、辱没和罔顾；是国人的悲哀、耻辱和愚昧。 “红卫兵”这三个字的首创者是不是真的杀人已经变得不重要，就如 那些党魁、元首自己并不需要自己去挥舞棍棒。 值得注意的是，红卫兵中人，至少应该对文革的血腥抱有悔罪的态 度。但是，狼性使之拒绝。 那么，红卫兵是不是继承了他们的父辈的革命──不忏悔传统呢？党 的历次运动及其平反，就不是忏悔、有限认错，且依然盘踞高位，让 人民说皇恩浩荡，青天再世。这个皇权下的平反，人们议论很多。现 在，人们对于追究红卫兵责任的呼声，也随着这个发生在1978、79年 的平反潮而消声匿迹了。事隔40年，人们看见红卫兵中许多人位居高 位，且实现了他们的世袭梦而无可如何！ 文革和以往的革命，或者反革命杀戮，异同如何？人民、国家、文化 已经付出的代价如何？革命的儿女们，迄今，究竟是革命者、还是反 革命者？是栋梁、还是责任者，已经不胜了了……许多问题随着水 落，而石不出。 ……文革起因多多，但是文革不是革命。这个结论实在很容易得出。 法国革命也好，美国革命也好，以后的1917年和1949年革命也好，其 共性在于改变了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虽然，前者是民主和宪政的酝 酿实施，后者却恰恰相反，他们违背了二月革命和蒋介石的有限专 制，转变成为毛式和斯大林式独裁、极权。于是，我们看到，为了一 个民主未来而实行的杀戮，并不象1792年那样的杀戮，固然可以谴 责，但是，她，至少产生了不能恢复绝对君主制的良知（见夏多布里 昂的说法）。这也是我们认可革命而否认文革之处。我们和前此说革 命就是反革命者，稍稍有些不同。 因为，对于历史带来倒退的文革，其现代性和现代化意义究竟如何 呢？ 它改变了什么样子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呢？ 它把历史，人民，文明和文化拖向何处呢？ 所有文革现代性的妄语都来自文本的欺骗和思维的愚钝──这里指的 是幼稚的学者所为，而不包括那些御用和既得利益者。 一切进步性、现代性──已经付出几百万人的死亡之代价──并未发 生；中国，在原地踏步，并且后退。正象有些学人所言，反对任何所 谓走资派、官僚和坏人，加剧了毛式独裁，加剧了水至清而无鱼的匮 乏状态；甚至把刘、邓时代相对正常生活基调打乱，加以荒诞化、疯 癫化。而红卫兵杀人，和1792年的暴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言。因为， 关于暴力的正当性与否，列宁们、毛们，虽振振有辞，不作退却，但 是，暴力孕育的革命初衷（而不是十月革命的诱惑和49革命的欺骗） 往往是第三等级、真正的人民选择之的结果，而不是上层操纵下所谓 “趁机造反”。 于是我们要问：红卫兵的杀戮，有何任何正当性？它与时代、社会、 政治的任何进步变动，有无任何关联？回答是，没有。“一切人反对 一切人”，是因为“一切人”，都不具备起码的人性和人权。在此大 框架里，只有一个君主、一个僭主、一个独裁者。这个游戏的杀人部 分，也是秉承他的旨意，和任何反对君权、反对贵族、反对资产者， 毫无关系。杀戮秉持的目的性，完全是毛的个人意志和情结。这个意 志，甚至不具备任何历史目的论的思维──因为，毛切断了历史── 不象第三帝国要施行它原来梦寐以求的神圣罗马帝国，甚至凯撒的独 裁──那都是扭曲的西方文化之所在。而毛是农民，他只能产生游民 文化及其糟粕。在这个类似水浒杀人的游戏中，锄强扶弱的良知选 择，做了反良知的选择──锄弱恃强──这个杀人价值，不如宋江的 价值观。 故此，回顾红卫兵历史，就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无意义残 暴。究其根源，文革和红卫兵运动，乃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和文明价 值为Ｏ的政治兽行。所有国人，尤其是参与此行为之人（包括笔者本 人的非暴力参与），都相对有责；更不要说是“创造”了红卫兵者， 该对此历史尤其做出中国人不曾有过的“忏悔”；忏悔这个奇耻大 辱、国耻和族耻。不幸的是，这类忏悔，根本没有发生。 我们不试图做出某种东、西方文化比较之析，也不试图做出国人是否 可能产生忏悔文化之析。我们说，这个文革之耻，现在，正好因为没 有清算，正在虚妄以评、史、论混淆。其中要因是，红卫兵的杀戮， 链接“6．4”杀戮，被提升为新、旧文革的革命道德。“少年中国” （见梁启超）笔下的“中国少年”（现实中国之少年），已经代沟 如壑，天壤有别。他们忘记文革，无知文革。对于面对他们的历史空 白，回报以历史的空白；他们更不图反思革命或文革中的特权阶级， 八旗子弟们对其父辈、父辈的父辈做出的伤害。杀戮的逻辑，迅速转 化为别一种表现──绝对的权利和绝对的掠夺…… 归根结底，这些原先的子弟，今天的统治者，不会因为他们的暴力风 格是否过时而产生任何忧患、自省。他们笃定“相信未来”──相信 那在红八月飞舞的铜头军用皮带和鲜红的呢子袖章…… 更毋庸说，历史发展迄今，已经证明了他们40年前的话：我们是国家 的领导者，你们是建设者。 此景况虽属大不幸，但此言言中。千言万语，归根结底一句话，他们 说对了──国家，是他们的国家。 没有人会对这一点做出另一样判断，除非，他生活在梦幻里。 问题在于，40年后，人们如何思索这样一层人、这样一层血脉。这样 一种皇权，何以会如此挥之不去，日久天长？ 人们用黑格尔的话解释着，说，一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指望这些在78、79年、源于一个文革结束期、干部子弟要提拔的文 件、不经过任何国家甚至党之程序、就轻易占据国家要津的前红卫兵 们来清算文革吗？ 指望那些说“红卫兵问题一风吹”的老同志、老同志之子来批判红卫 兵、批判文革吗？ 指望他们这些“直接接班人”来为他们迫害致死的卞校长等死难者平 反伸冤吗？ 不！

从“打着红旗反红旗”说起
                    ——兼议李锐和陆定一

刘自立


文革四十年了，关于文革里“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说，引起人们的讨论。一说，这个反对方式及其内容是人民文革；一说，这个反对方式本身，是把红旗奉到高位，把毛供奉到高位，无形中抬高了红旗或者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神位，是得不偿失的（大意。如徐贲先生在法广电台评议“人民文革”）。于是，四十年后，是不是应该对这个革命或者反革命概念做出一种澄清呢？我们以为极为必要。不仅对于文革的反思十分必要，而且这个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牵涉到如何评价现在人们对于许多中国革命问题或者中国反革命问题的反思（邓小平认为“文革不是革命”——他的这个看法很对）——之所以说革命是反革命，这个说法本身也是一种反思，是全世界经历过革命的人们的一种反思——比如说，人们把向中世纪倒退的“伊朗革命”称为革命；同时把民主的人民起义，也说成是革命。我们说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是虚妄的，有人跑出来反驳，说这个人民革命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印度，印尼也是人民革命；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概念限定，二印的革命是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意义框定的人民革命，就是毛，列下的人民革命，其实是民粹暴力和法西斯杀戮。
“反红旗”一说，是不是一种进步的革命选项呢？相对而言，我们认可其中某些积极因素，同时，对于这个极为有限的反对方式做出大致的否定。其中有几个关节点，要加以说明——
“反红旗”，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无奈和模糊的思想定位。这个思想定位，移动到1949年——1966年，证明之一是，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以极权主义思想洗脑为特征的，思想国有化时期。这个思想国有化的定义说明的，是中国整体之思想状况，并不排除一些特殊的思维认识，和这个可悲的局面保持距离，甚至有某些反抗和不合作态度者，如陈寅恪等人的不合作态度。但是，二，这个异类的确实存在，并不能说明全国上下被毛思维一律的严酷现实。不是到处出现，继续出现类似先秦和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兼容并蓄和自由言说之局面，事实完全相反。三是，反对派呈现的第二种忠诚本身，的确歪曲了“原教旨”本身。毛主义本身，其实质，是无原则实质和机会主义实质。也就是说，第二种忠诚者，是在自身歪曲的判断中产生幻觉，以为这个毛主义，就是那个毛主义；有着它本身不可歪曲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他们自己的“我注毛经”，是完全荒谬和一厢情愿的。这个悲剧到处发生。
与之相对的论证是，毛的思想国度里没有与之对峙的反对思维，没有由反对派实体产生的体制外思维，也没有或者不允许反对者存在，更不要说反对党。这样一来，反红旗，必须要在红旗的总原则之下方可以“合理”出现，否则，其出发点本身就会被绞杀。其间，出现过一些毛和党朝三暮四的蛊惑性宣传。（这些宣传，包括由他们接过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在后文里要斥责李锐以为的一种观点——他说，以舆论一律，思想钳制为能事的中宣部及其前部长陆定一，是这种百家和百花的，几乎是首创者，或者与毛一起，成为这个言论自由之定义的1950年代的拥护者，首创者。）换言之，对峙于毛式思维及其宣传的有力阵势，应该是自由主义和民主监督制衡的普世原则。对这些普世原则的呼吁，在1957年确实短暂出现，且以中国人的语言将其加以描述论证，如轮流坐庄，不要搞党天下等等。57年以后，这些来自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潮完全被扼杀。人们经过不长的十年洗脑，已经基本上淡忘记了上述言论。不但忘记，而且将其打入思维之地狱，使之万劫不复。这样，在继续整肃了稍微带有一点点铁托和赫鲁晓夫色彩的刘，陈（云）思维以后，毛，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径地掀起思想，文化虚无主义的文革。屠杀等破坏举动，已经不受基本价值观和良知，良心的丝毫钳制和抵御。
我们所言文革思维黑洞里出现的“反红旗”，已经没有任何思维和理论的价值，没有道德和常识的价值，没有人文和文化的价值。这个反红旗中的任何内容，其实，迟早会蜕变为毛之机会主义宣传诱惑的一个附庸。比如在文革中，工作组问题上的争执，就既是毛主义——他认可派出工作组；又反对工作组——也是反毛主义。前此，“八大”说，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而毛在“八大”没有反对。那么，反对文革的毛式第二种忠诚者，就以“八大”为原教旨，反对这个文革。但是，这个“八大”，其实也是毛的一种选择，一种权益之计。如果反对之，就该对整个党文化进行反思。“九大”，就更是一个笑话。他们给刘平反，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反对和否定“九大”，也不可能把林彪事件和对“九大”本身的评价相联系。换言之，刘少奇是要平反的，林彪是要批判的，而“九大”，是要肯定的。还有反苏问题。反苏，不是后来反修的涵义，整个颠倒。所以，毛之语录几乎和原始的其他教义一样，可以做出很多截然相反的诠释。反对者迎合之——如文革之蒯大富，就成了功臣——同一个老蒯，因为跟不上战略部署，又成了阶下囚。我们已经多次重复这个例子。幻觉在起作用；向往天堂的幻觉跌入地狱——可是人们还是强辩说，这个是锻炼意志的“灵簿狱——炼狱”；我们青春无悔了，黑土地，黄土地了。更有甚者，那些高唱第二次文革者，没有闹清楚他们面对的是毛的阶段论，相对论，悖论，马基雅佛利论，而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原教旨。这个思维用他们的话说，叫做辩证法。
这样一来，单纯的人们就无法辨别真伪，错把毛的一个策略，一个动机，一个诱惑，当作全部主体之思维，跟在后面。他们的做法好像表面上有点路德风范。我们在史料中看到，最终惶惑而言“上帝是不是魔鬼”的路德，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他的反对原则是，圣经和教会的不一致！这个传统后来被现代宗教解释者解构了。（他们说，宗教语言无法和科学定义等量齐观。是所谓象征和诗性语言——我们前此说过，恺撒和上帝，是无法并和在一个语义系统加以整合的——也就是说，上帝的，这个“的”，是形而上，恺撒的，这个“的”，是形而下。）毛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体的。你可以说他1956年的“是”就是不是，就是1966年的非。反之亦然。至于确定这个是非的原则，也无出处，更无旁证，是毛自己确立的，叫做前无来者，还看今朝——像利奥塔一样追踪宏观叙述的源头，是要吃亏，是要冒险的。我们1966年是小孩子，以为发现了马列教旨可以做救命稻草，原来，稻草就是稻草，无法救命。毛遮蔽我们当时崇拜的巴黎公社的全部真相，且在文革以前就在此课题上大做文章。于是，这个信息传到我们耳朵里。其实，后来看看，马克思也是主张投降凡尔赛的；更毋庸说公社的暴力遗产。
遇罗克了不起！但是他说要讲“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但是，这个“唯成份”，难道可以不讲吗？八旗子弟难道可以变成小民百姓吗？重在什么表现？反对毛吗？。。。。。。都是“反红旗”无奈之局限性做出的无奈推论。
又比如，中共现在不骂托洛茨基了。但是，他们至今不会说这个托洛茨基痛骂了苏联，痛骂了斯大林，痛骂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托洛茨基的伟大在于他最后回到西方式价值，反对“只有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指社会主义）”那样的价值；虽然，他还是区别列宁和斯大林。列宁为什么没有能力把“粗暴”的斯大林加以钳制呢？很简单，他不设立一种监督制衡机制——而二月革命和克伦斯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所以，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是不行的。只有另辟蹊径。
一个文革研究者对笔者说，要发明一个我们自己的词汇，概括文革。苏联有了这个概括——“古拉格”，我们没有。她说，受难者，是一个概括。我觉得还要有一个迫害者——二者相辅相成。这个迫害者和受难者，都是很复杂的问题，甚至二者兼顾之，如刘少奇。所以，站在党文化，文革文化以外来确立对于文革的总结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词”，没有索尔什尼琴这样的天才和勇气，我们至少还可以搬动一些普世价值来分析文革，而不是钻到那些红卫兵小报里面，重复毛式思维和前此所言，罔顾毛式机会主义的存在，一味纠缠于是不是原教旨，是不是“红旗”。当然，我们不能蜻蜓点水，而恐惧深入那个非文本的惨烈现实，文革现实。我们只是重复阿论特的话，恐龙思维中的共产主义者和原共产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反对，是无效的，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没有桎梏外的思维——就像造反派统统要爬上王洪文式的统治地位一样，失败者和胜利者的一致前途,就是胜也王洪文,败也王洪文吗！当然，很多造反派是未敢翻身已碰头——他们的幻觉是，他们的失败带来了真理。其实，他们的失败，什么真理也没有。
于是我们从文革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转到这个思维的延伸。这个延伸就是我们说的，以党的文化反党——其实，二者殊途同归，不俱任何前途。以党的文化能否反党呢？能。或者说，可以产生有限的结果，就像“反红旗”那样，可以反对，但是，没有前途，最终是被反对者吃掉，或者自己吃掉自己，或者转一个圈子回到原地，回到出发点，回到党文化本身。这个思维同样呈现出某种恐龙思维的特色——也是原共产党对于共产党的所谓反对。他们是党内派别。党内派别的前提，依然是“党”。这个党很快就滑向毛。所以，虽然他们一辈子或者拥毛，或者反毛，其实都是毛的龙钟或者毛的跳蚤。之所以如是言，是因为看到一篇李锐纪念陆定一的文章。（见『炎黄春秋』7月号）说是为陆氏百年冥寿而做——『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
读者可以阅读原文，以察其奇，奇文共赏。
此文逻辑脉络是，党是拥护毛的。所以，毛无论如何怎样是不可以动摇其神圣地位的。此其一。
二，马克思主义是好的，是后来人不好，不懂。
三，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以动摇的，虽然，可以放『河殇』一马。
四，文革是好的，造反派是好的，毛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不要极端，“极端造反派”不好。
五，社会主义是好的，我们没有搞好。
。。。。。。于是，在把这些红旗再度高高举起一番后，陆氏开始汲纳毛文化，党文化以外的一些元素。如，一，他考察过社会民主主义。说是，究竟是北欧的假社会主义为真，还是中国的真社会主义为假（见原文）。
二，说，马克思对在当初，后来不对了，美国没有革命基础，工人都富裕。
三，中国革命很对，毛的易帜没问题，是1949年以后的问题。
四，究竟施行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陆氏说，这个无所谓。
五，文革被人拥护可以理解，“他们是农民”（估计指中共官僚），很忠诚。
六，至于是不是毛不受制衡监督，陆氏几乎不言语，只是说，李锐们，项南们主张之正确。陆氏如何发挥之呢？他本来就对此失语——李锐，项南如何主张监督制衡，如何理论之，操作之，不胜了了。其实，这个问题康生一言蔽之，什么民主，集中才是要义。
。。。。。。
我们也许不必要引证原文。我们的意思是，陆氏也好，其他人也好，他们的思维方式反映出一种思维范式——有学者对范式做出解释：“。。。。。。政治家们同样发现，一直到长期观察而积累起来的压倒性的证据显示事实并不附和假设，他们都还无法拒绝一个主流范式（PARADIGM)。”(『革命与反革命』彼得。卡尔佛特）这个范式的内核，就是抱残守缺——人们辩护之，说，这个方式就是用党文化反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是我们的看法大相廷径。这个看法轻言之，是“戴盆何以望天”，重言之，就是水火相容，黑白颠倒。从这个党文化的大前提里，人们无法跳出党文化本身的羁绊和囚笼，戴着镣铐跳舞是国人讲究艺术的说法，这个说法的政治版毫无意义，甚至还会给本来处于劣境的某种毛式文化以戚戚之望。具体说，究竟北欧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道理很简单。那里是西方政治模式的普通版加进一点社会民主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版，是有反对党，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市场经济。。。。。。除此之外，他们是高福利——教育，医疗，寿险等等。这些具体做法超越了公正，平等还是自由的哲学论争。笔者去北欧时，中国使馆官员向我们讲述了他们惊人的福利待遇。记得王震访英，也说过，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话。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在必要关头出动坦克。
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看来陆定一不胜了了。现在一些追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为重要的发现是，马克思一开始就错了。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错误——也是他以后时代的错误。我们论述过这个问题（见『跨越卡夫丁峡谷』）。简单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是和当时的自由主义几乎并生而存的。马克思把市场规律说成是价值规律，造成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诞生和全部误证。暴力革命前景的模糊，使得马克思罔顾他的前人所讲之政治模式的预设，三权分立，财产保护等——没有政治预设的革命只能带来恐怖（阿伦特）。马克思在证明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发明的，俄罗斯可以跨越资本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说，更是列宁用二百个暴徒冲击冬宫的，伪善和投机行为，投机理论的前导者。陆氏本人也没有说明，毛也好，前期的陈独秀，秦帮宪，张闻天也好，他们对于世界上已经出现的人类良好政治模式的逃避和无视，只是跟随苏俄模式，此致命误断之危害。最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种祸国殃民；而最坏的专制，蒋介石的专制，则仍旧是民主和自由空间尚小，尚窄的问题，不是有无的问题。这个事实人们反复在说。所以，把上帝和魔鬼并置的思维方式，就是陆定一的方式，也许，也是李锐们这些党内改革派的方式。他们藕断丝连，难以割舍；朝闻夕弃，不一而终。
我们在讲述苏俄反对派的时候说过，索尔什尼琴们，帕斯捷尔纳克们，甚至萧斯塔克维奇们，他们的文化根源是俄罗斯文化和宗教本身。他们和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和党文化，本来就有天上地下之大区别。人们看到，这些反对派的文化政治出身，或者是东正教，或者是斯拉夫主义，或者是托尔斯泰，或者是柴可夫斯基。他们的普列汉诺夫，对于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观察，和陆氏，李氏，对于中国革命——或者反革命之观察，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再讲一下，民国文化的继承和复兴，多类似俄罗斯反对派对于苏联前时代之文化观察，他们没有切断历史，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蒋介石至少表面上有所敬畏于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毛呢？无法无天。。。。。。胡适，鲁迅等人的批判精神，各有来源，却不是来自共产国际，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他们的同辈，如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评介，说明了他们的源流和衣钵。他们不是延安精神的丝毫染指者。所以，指出陆氏们既不是民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继承者，更非西方和俄罗斯正统文化和历史文明的承传者，很重要，因为，时间进展到21世纪，这些党国大佬还在吹捧党国大佬，吹捧党国文化，真像马克思所言，我们发现他们屁股上还是贴着党的印记，所以哈哈一笑，跑开了！

德雷夫斯案件百年启发

刘自立

已经有媒体纪念德雷夫斯事件一百周年。此案件从1894年案开起，到1906年结案，昭雪，其间经过十二年漫长的历程。
1898年一月，左拉发表由克雷孟梭冠以之标题『我控诉』于当时的『震旦报』，遂使案件出现重大转折。“我控诉”，成为是德雷夫斯案件中最为有名的呐喊——这个呐喊据言和“知识分子”这个词汇同时酝酿成型。知识分子的西方含义变成相对于官方独立知识人的准确界说。
左拉究竟向谁控诉呢？法国官方，军方，媒介？都是，也不全是。法国当时的官方处于法国大革命以后复辟和反复辟的反复较量。皇权，君主，专制，开明专制和革命，加上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影响，给法国人很多选择，很多难题。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又使得他们思考革命和主权的分野与合璧。关于巴黎公社的争执则把所有的学者文人卷进其中，且出现各执一端的局面。连马克思也在这个问题上首鼠两端，似是而非；马克思一方面说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榜样”，又说，“。。。。。。此外，公社的大部分成员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稍有常识的话，他就应该和凡尔赛达成妥协，这显然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这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事情。”（马克思致多姆拉。纽文尤斯的信）。
而雨果的前后矛盾和自我分析，也说明他的思想遇到了感知的挑战。“武装冲突的过程中，他对双方的伤亡都表示哀悼。4月10日，他记录到，“这个公社同凶残的国民议会一样愚蠢。”。。。。。。4月22日又寄去另一首——『不要复仇』。这一诗作在凡尔赛也得到刊登，并将其看作是他对公社的谴责。5月初，公社颁布法令拆毁万多姆纪念柱的时候，雨果寄去了『两场胜利的纪念品』，以示抗议。”（『自由之声』）巴黎公社促发了全部法国人的神经。而公社反对普选，屠杀将军（克莱芒。托马斯和勒控德，一位是国民自卫军将领，另位是正式将领），诋毁宗教，使用暴力，。。。。。。使得这场反对俾斯麦入侵的爱国运动和所谓“阶级斗争”，产生了诸多恶果。一些人被写上了黑名单，预备迫害之——其中有我们熟悉的戈蒂埃，勒南，贡古尔，小仲马，乔治。桑，巴贝尔，泰纳，布尔日。。。。。。（见『菲勒蒙——老妇人』 吕西安。德卡维）。
左拉的态度是中立的。他写道，“恐怖统治了一切（指公社的统治——笔者注），个人自由和对财产的尊重遭到了侵犯，教士遭到恶意的追捕，政府把搜查和没收当作了惯例，这些都是悲惨而可耻的事实。（同上书）左拉像不宽容凡尔赛和俾斯麦那样谴责公社。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记者，并开辟“马赛信号台”专栏，以论时政。尽管人们对公社看法不一，如坚决支持之的莫伯桑和坚决反对之的贡古尔，乔治。桑等，历史毕竟说明，在坚持公社原则的作家里，也无法无视普选和博爱，非暴力和新闻自由。。。。。。这样一些不争的原则。虽然夏多布里昂谴责雨果崇拜平等而反对自由——但是，有人说雨果超越了二者，这个超越，就是博爱。（见『墓畔回忆录』和上书）
之所以回顾巴黎公社，是因为这个布朗基主义的暴动虽然带有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斗争和他反对的民族主义，但是，法国知识分子选择了并非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暴力“正确性”和爱国贼主义于长远之历史。他们艰难地迈过这个难以厘清的事实和争执，把法国拖向一个接近常识的自由价值轨道。这就对左拉以后主持正义和公正铺平了精神和思想的道路。
这个时期，法国的精神探索，伴随着左拉前后一大批声名卓著的文人学者而实际存在，虽然他们不但在公社事件的反映上不一致，在一些问题和主义的选择上也不一致。但是他们从各自的主义中认定了普世价值，就是我们一再重复的那些原则。
回到德雷夫斯案件。这个案件表现了那个动荡时期法国人的一种明智之举。首先，左拉的出现是针对官方错定的具体个案，但是，这个针锋相对并非针对整个体制。二是，左拉的出现，也说明他从犹豫不决到挺身而出，是以良知和正义来纠正官方的错误，而非要再行一次革命和巴黎公社的阶级斗争，或者诉诸1793或者1830的街头暴力。最后，官方改变了错误判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改观并未对法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任何变化任何触动——这也就使德雷夫斯案件成为一种政治狭义论而非政治广义论——也就是说，这个政治决定与其说是政治决定，不如说是一种司法纠正。这个案件建立在原有的政治格局之上，而非如我们现在遭遇的正好相反的局面——不是司法纠偏可以代替政治改革甚至政治斗争的。这是此事件事隔百年仍旧挑战于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
重申此事件本质有几点——
其一是，个别所谓冤假错案，借助于良知和良知知识分子及其多少良知未溟的官方决断，可以把颠倒的黑白颠倒过来的。
其二，知识分子敢于承当社会良心的正义之举。他们达成一个共识——也就是说，试图逃避社会责任的文学，艺术，理念，试图逃避政治及其命运的所有文化追求，都是可鄙的，浮浅的和虚伪的——一如前述，没有一个法国作家不对时政发表议论，他们的所有主张都是带有强烈个性和自主的。比如，由于雨果的革命观，革命者和暴徒在街道上贴出“绞死雨果！”的标语。当所有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压制笼罩社会的时候，他们的政治关照融合于文学关照，或者相反相成。虽然，以后出现了象牙塔写作和王尔德的反道德风格，但是，其实，王尔德作为逃避派，依旧隐含着对于社会虚假道德，平庸和世俗的挑战和蔑视。
其三，知识分子和官方的最后妥协，建立在良知和正义的前提之上，双方皆无向不公和邪恶妥协之嫌——虽然由于各自立场不一，公正和邪恶被互相颠倒和交换，甚至融合。“正确性”正是建立在无人强迫其正确的争论当中脱颖而出。一旦裁判出现，人们就会哄笑起来。这一切，是由历史做出最后仲裁的。就像我们听到的一种看法，如果无法诉诸法律，就诉诸历史。
固然，迄今为止，法国总统希拉克不同意把德雷夫斯纳入先贤祠，德雷夫斯的精神却已经进入最为光荣的，非人工的纪念碑。
那么，中国人纪念德雷夫斯的事件，当然应该从上那些前提进行总结呢？
问题在于，我们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具备良知，他们对于中国发生个体或者全社会冤假错案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类似左拉的人物挺身而出？他们如何考量左拉出现的背景和根源？他们有无考量中国从无左拉到有左拉的政治进程？
遗憾的是，起码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处于无左拉时期；而后，现在，中国出现左拉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正在加剧。
远而论之，从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文革，89，。。。。。。一大批知识分子或者随风摇摆，或者共染酱缸，或者成为帮凶，帮闲。这个丑陋的酱缸文化为许多作者诟病，但是人们依旧看到诸如此类的败笔随处刊发，流毒全国。有名的知识分子或者躲避，或者逃走，或者背叛。“顶天立地奇男子”，都已消声匿迹，远走高飞。原因何在？原因很多。中国国有化思想改造成绩显赫，成效非凡。不但那些没有学过民主，自由之党内分子成为帮凶，那些在欧美受过训练的自由主义出身的学人，也居然最后做了传声筒。
中国的命运不比法国复辟时代——我们称之为西方的有限专制和中国的无限极权的统治之大区别。中国出现的自然不是一两个德雷夫斯，是整整一代人。文革前后中国的德雷夫斯成为整体受害阶层——官方对待的，也不是个别的德雷夫斯而是全部知识分子。几百万德雷夫斯遍布国中——这是一个千古奇观。所以，要求面对整体德雷夫斯的知识分子，其自身，自然应该成为与之对峙的整体的左拉。很可惜，这个现象并未出现——也绝对不可能出现——原因是，如果冤案遍于国中，自然就涉及到所有显而易见和隐而不见的左拉。左拉们都成为修正主义分子，成为敌对势力，成为臭老九了，他们要如何应对无数德雷夫斯呢？
这个大型变形纪使得左拉们也无能为力。
这个要求确实是勉为其难了；事实是，整体的，集合名词涵义之下的德雷夫斯，碰上的，是整体妥协甚至为虎作伥的伪左拉，伪真理和伪批判。这个历史事实俯拾皆是，不必一一。
其四，中国1949年后，情形和法国社会当时出现优秀知识分子群体这个事实刚好相反，人们跑进中南海奉迎独裁者，一起制定消灭未来德雷夫斯的治国纲领。这个纲领从『共同纲领』变成了党来领导一切，毛和林彪来领导一切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国人知识分子吹捧中国革命完全相反——那时法国知识分子多数不赞成革命说，不赞成把法国和欧洲拉回1789或者93年的革命和杀戮，也不赞成恢复绝对君主制，压制言论出版自由，他们在赞成普世价值的法理和实践基础上具体推行普选，召开议会，印刷报纸，举办沙龙；社会更不会镇压勒南——他说“耶稣是人不是神”；而夏多布里昂出版了『基督教基础』。
“当报纸自由的时候，自由的好处会抵消自由的弊病。”贡斯当这样说。
1881年，被称之为“那部伟大的法律”的法律于7月份宣告建立。法国的新闻自由终于确立。（见『自由之声』米谢尔。维诺克著）
左拉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这个被称之为“不情愿的社会主义者”说（见『埃米尔。左拉在德雷夫斯事件之前的政治激情』一文）——
“实验政治。。。。。。它只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自然演进，而不是要人们屈从某种理想；它的目标是从财富，权利，自由以及一切构成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东西看来能够具有以及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最好生活。”
许多作家学者虽然政治主张偏向右倾保守，但是他们具备起码的人文涵养和道义判断。相比之下，1949年后，中国社会不具备前述所有这些条件——普选？出版，言论自由？法治？信仰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货色。人们只好阅读郭沫若一类人炮制的疯癫的白痴颂歌，和机械炮制的强权社论等。老中青几代人受惑于不同时期的宣传和蛊惑，终归服从了这个思想国有化进程。
这是一个杜绝左拉的时代。
最后，之所以出现左拉之反，就是因为知识分子顺从了官方的洗脑——哪怕这个洗脑如此荒谬绝伦，但是，人们还是在这个怪胎里生活了半个世纪。
国人的思维和倾向，选择和判断究竟离开左拉有多远呢？我们说，实在是天壤之别。
不要说，就是左拉这样的人物，尚且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犹豫不决的。（见李肇基先生翻译的『我控诉』）但是，左拉的这个犹豫不决的起点，和国人57年，66年，人们熟视无睹无数德雷夫斯事件而保持沉默，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左拉犹豫不决，不牵涉他要反对整个法国的政治体制，主流文化和传统道德。他只是要顶住法国官方的决策，媒体，加上法庭的个案审判。即便你推翻了所有这些官方定论，你也不过面临个人的可能的失败，而不会成为整体知识分子完蛋的起点或预兆。你也许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甚至功败垂成，但不会变成人民公敌，“反革命分子”甚至“精神病人”。当然，左拉反对之，反对得很艰难，很成功。我们不得不说，左拉的命运，一部分取幸于法兰西精神本身，取幸于法国那个时期的政治制度，取幸于法国人的良知（——德雷夫斯夫人，就是法国人中之普通一员），官方的良知。
于是，期许知识人皆成为左拉者，期许冤民皆成为德雷夫斯者，国人比法国人，面对更大的难度，绝对的难度。两个难度的性质也根本不同。左拉控诉的（德雷夫斯夫人控诉的）是一个个案的冤情——而国人，是不是仅仅要控诉一个个个案呢？
不面对整体的冤情和无数的德雷夫斯，有无掀翻整个的六月雪，窦娥冤呢？其可能性，客观性又是如何呢？
我们不排除这种努力，这种可贵的艰难的努力——但是，我们无法面对整体的，中国式德雷夫斯事件，这是事实。
概括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国人是不是要选择一种自古以来的道统不变和价值永恒，作为我们整个民族判断是非的参照系呢！——比如，回归一些最为本质和基本的判断，如圣经所言，你不可以撒谎；你不可以杀人；帮助弱者。。。。。。回归这样一些道德基础和道德常识。
如果这些价值观被窜改了，变异了，叫做，为了革命，你可以撒谎；为了稳定，你可以杀人；为了党，你可以腐败或者纵容之；。。。。。。那么，德雷夫斯事件一百年来形成的价值判断就被完全扼杀。上述各种党文化，革命文化，极权文化，都在有意无意扑灭这些素朴的，基本的价值判断。1949年以后的人们，57年，89年以后的人们，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党人这样思考了近百年；国人这样思考了半个世纪；小孩子们现在也开始进入这个价值朦胧期的思维“训练”——他们说，入党和去美国，本来是一种选择。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如果出现德雷夫斯，人们取得的是负面的共识——或者逃避，或者漠视，或者助纣为孽。也就是说，思想的国有化和法治的党有化，和一二百年以前左拉时期的法国政治相比，已经落后不知道几百年，上千年。人们判断德雷夫斯事件的基本元素根本尚不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海内外，关注所谓维权人士，民主人士的事件比比出现。最近为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挺身而出，签名不平之人已经有些规模。这个对维权人士的维权说明了国人左拉式的觉醒，抗争和排除恐怖与谎言。虽然，这个维权处境比起法国一百年前的处境只有更艰难！但是，这个萌芽毕竟破土而出了！
我们说，国人纪念德雷夫斯事件的政治资格，也就是我们期待的良知和正义的精神，正在极为缓慢的，迈出还不算有力的，却是坚定的步子。

中国的戈培尔：陈伯达

 

刘自立

一、

70年代陈伯达在受到审判时说，“那时候我象发了疯一样！那篇社论
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这篇文章的全部责
任，全部，不是一部分责任，我都要负担起来……就凭这篇文章，也
可以判我死罪了。”陈氏所指这篇文章，就是1966年6月1号发表于党
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见余焕春《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
报〉夺权的》）

列数陈的罪状，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开始做的事情。这个审
判做得没有什么不对，虽然，这个审判没有指出，陈伯达也是毛的一
条狗，和江青正确自诩的那样。这条狗的历史当然不是从1966年开始
的。但是，1966年，是这条狗活蹦乱跳最为起劲的时期。他的全部狗
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就象他本人说的那样，是犯有死罪的。可惜，
党文化的法庭没有象追究德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那样，（如果不是
其自杀）会处死这个罪有余辜者，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把他做为毛的
打手，这个最为重要的罪行给放过了；因为，毛对文革应负的罪责，
无法体现在党的所谓法庭之上。于是，陈伯达成为邓的罪人而不是毛
的罪人，更不是全国人民的罪人。于是，历史留下了一个可悲的缝
隙。时过40年，这个缝隙开始膨胀。缝隙中，有其儿女钻出来为老子
辩护了，说了几个原因。一是，陈据说是反对血统论的；陈还要搞电
子革命；陈最早是新启蒙的倡导者。这三条辩护之论是不是把陈变为
人，说他不是毛的一条狗了呢？恰恰相反。

我们现在来说说本来是举世皆知的陈的罪行。陈作为文革初起中央文
革小组的组长，他追随毛做出的一系列举动，主要包括支持红卫兵在
北京乃至全国的杀戮，仅仅一个红八月，北京地区就有近万人被害致
死。事情的逻辑我们讲过多次。陈是文革小组的头。这个权利组织凌
驾于党的政治局，成为毛的特权组织。这个组织的全部作用，是启用
红卫兵，打乱国家和党的秩序，造成毛打倒刘少奇的一种动乱局面，
并且把反对文革的罪名加身于刘。

北京8月份的红卫兵分成两种。一种是老红卫兵。就是以清华附中和
北大附中为代表的红卫兵。我们称之为毛记红卫兵。这个毛记红卫兵
出身于对于毛的“造反有理”的响应，从所谓理论上、组织上，都打
上了毛记戳号。这个红卫兵和陈氏中央文革小组属于一个“胎记”，
就是毛的一条狗。

另外一种红卫兵，是刘记红卫兵。这些人都是干部子弟、高干子弟。
他们是刘记工作组的打手。他们秉持的是工作组路线，乃至没有工做
组的工做组路线。这个红卫兵如宋彬彬等人把持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红
卫兵（或者准红卫兵），北京师大一附中的红卫兵。前者是邓氏控
制，后者是刘氏控制。8月份，在毛7月18号从南方回来后，上述两种
红卫兵正在鏖战尤酣。这个鏖战固然有毛、刘互争之实，也有共同打
击和迫害老师、学生（出身不好者）以及一般“敌人”的共性。这个
共性，尤其表现在老红卫兵依仗其八旗子弟之优势，为虎作伥，滥杀
无辜，造成了北京的红色恐怖。陈是不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制止了这个
杀戮呢？我们的看法是，首先，毛是支持红卫兵的。可以说，那时，
还顾不上支持哪种红卫兵。陈伯达，就是这个党卫军的所谓后台。
“8．18”，毛在天安门上对宋氏说“要武”，是他拿教师开刀的开
始。这就是陈氏所犯的人类灭绝罪，罪不容恕。

二，其实，在刘记红卫兵的默认下，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芸已
被活活打死。

三，8月底，红卫兵杀向北京大兴县，人无分男女、老幼，统统杀死
于革命的屠刀之下，连三岁小儿也无法幸免。做此杀戮的，也是所谓
出身很不坏的红卫兵。所有这些杀戮，陈伯达是如何“抵制”的？他
究竟是抵制、还是纵容呢？

说得明白一点，他这条狗，究竟是在为毛的红卫兵做屠夫之主、还是
做任何人性化化解呢？记事于当年者，没有患健忘症者都很明白：红
卫兵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受到江青和陈伯达等人的支持纵容的。我们当
时的中学生清楚记得，我们对忽然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陈、江等人感
到莫名不解，但是，想到他们身后的毛，道理也就很清楚。

事情要一件一件来讲。陈氏反对血统论，这个事实存在。但是，这个
事实很虚伪、很怪异、很阴险。从政治路线划分来讲，陈伯达是毛记
干将，不是刘记。这个分野很清楚──这意味着陈是文革前教育路线
极左的支持者──就是人们所言“喝狼奶”的全力支持者。早在学校
贯彻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教育时期，陈站在非刘、邓一边，鼓动一种
文革演习式的敌对教育，是极为明确的。不然，毛记陈伯达不会成为
毛的文革干将。

再有，陈伯达文革初期、也就是中央文革成立以后的举止，说明，他
不但不反对八旗子弟起来造反，更是火上加油，唯恐天下不乱。这个
支持老红卫兵起来造反的事实，揭穿了他反对血统论的虚伪──如果
不是他和江青到处乱窜地策划于小组、点火于校园，“好汉们”何以
如此忘乎所以，大喊着“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好人打坏人，活该！”

最后，陈对于真正反对血统论的遇罗克未置一词。这个举动说明他的
反对是如何地伪善。

我们知道，打人（其实是打死人、杀人）的事情是受到毛的支持的。
所谓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一类说法，就是毛的定性定论。陈
一清二楚。

在7月份，陈、江等人跑到各处大放厥词，支持各类迫害行为。江青
到处说，“我支持你们，向你们学习”，云云。陈如何说法，请再回
忆一下──

陈秉承毛意跑到北大撤除了北大工作组。以后，在广播学院，他又重
复那种“可以为宇宙万物找根据”的信口雌黄──想象57年他们怎么
说的吧！──

　　“文化革命运动中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人说反对他的领导就是反
　　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他们用这样的公式给革命群
　　众扣大帽子，实行高压政策。他们要给你们来个包办代替，你们
　　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我们赞成你们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
　　化革命委员会，将来还可以在更宽地范围内成立文化革命委员
　　会。

　　“任何一个党员、党组织，要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起作用，就应该
　　象主席说的，要站在群众之中，而绝不应该站在群众之上。（掌
　　声）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绝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
　　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屋
　　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掌声）你们的工作组，据我们
　　看就是这样子的。（掌声）按照毛主席说的，这是国民党的作
　　风，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掌声）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你们的
　　意见，撤销这个工作组。（热烈掌声，口号声）

　　“毛主席教导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组织的工作方法就
　　是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今天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
　　组到这里来，开始江青同志就讲明，首先是来当你们的学生。如
　　果不是先当你们的学生，这些意见就没法提出来。你们要成立文
　　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了新的组织，你们的作风应改变，你们的
　　空气应该改变，完全改变！不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应该建立
　　无产阶级统治。应该是共产党的作风，不是国民党的作风。门口
　　不许自由出入，不让上中央那一套应废除，对广大革命师生专政
　　的方法应废除。对革命同志不能搞逼、供、信、围攻，把学生搞
　　得精神失常，这不是共产党员的作法，这不是毛主席教导的办
　　法，这是国民党的办法，这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
　　（掌声）”

　　（陈伯达等人1966年7月24号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

年轻一点的读者也许不知道陈的讲话真谛何在。我们费时解释之。一
个总的意思，就是他支持撤除工作组。这是毛1966年7、8月份要干的
头等大事。也是陈身据文革小组组长此要职的必然条件，支持毛。二
是，支持毛撤除工作组，那么，他支持谁？自然是红卫兵。三，支持
红卫兵意味着什么？就是走上街头直接形成红色恐怖。无论他在具体
一个血统论上如何说法，他支持红卫兵，反对工作组，是毛赏识他的
根本所在。这是陈伯达本人的大是大非，也是他成为毛的支持者的证
明──而毛是要杀人的。这是陈的一个明显亮相。以后，陈还有多次
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陈伯达是讲过反对过联动的话的。但是，我们多次说
过关于联动被捉、被放的事实。我们再次引用有作者关乎于此的评论
──

　　“17年间，中共‘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
　　线，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色彩（谭力夫语），也
　　被广大的非无产阶级家庭所接受。但是，中共‘重在表现’的政
　　策只是‘血统论’的一种温和表现形式。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
　　段，红卫兵运动和‘红八月’破坏了这种平衡态。急剧升温的政
　　治气候蒸发了那可怜的‘生存水分’，全社会的‘政治湿度’已
　　经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态平衡了。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广
　　州的陈寅恪都是死在这个时期。
　
　　“文革初期，对联出现了。它剥夺了人的最后一点残存的尊严。
　　同样是反对‘对联’，立足点和着眼点是很不同的。反对对联的
　　‘老三届’人中包括一些老红卫兵的立场，是以拥护中共‘重在
　　表现’的政策为底线的。而遇罗克则全然不是这样。他的《出身
　　论》的矛头所向是文革时期和建国后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
　　阶级阶级路线。他企图掀翻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种姓制度的
　　理论基石。遇罗克不死不合乎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不杀遇罗克不
　　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理。”（刘双文）
　
陈氏反对血统论根本逃不出所谓“重在表现”──表现什么呢？在文
革时期，你表现什么呢？表现反对文革吗？陈伯达要你表现反对派立
场吗？不反对之，又是什么呢？你反对了血统论，就不文革了？陈和
遇罗克的反对根本不可以同日而语。（我们暂时不再引用其反对的原
文，主要是重在表现，云云。1967《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
发表《元旦社论》，以陈伯达《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月总结》为基调，
批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极端方式的血统论。
并宣布联动等组织是反动组织。）所以说，40年后来看陈的反对，实
在一点意义也没有。更不要说他讲话、行为首鼠两端、口是心非。

关于联动问题许多文章也有阐述。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王子犯法不与
庶民同罪。毛，周要释放之，陈氏会反对吗？当然不会。那么，他坚
持的反对对联意义何在呢？

二、

关于新启蒙问题。我们其实说得很多了。中国从孙文开始的矛盾思维
就是批判资本论和拥护列宁主义。

“5．4”，是一个伟大（！）的反传统运动，开始了国人反对祖宗之
先河。但是，“5．4”传入的思想不止于马列主义；只是国人做出负
选择。科学、民主，也是未经过深思熟虑地幼稚化接受、变异──民
主转向民粹，科学转向专制。其间呈现的，是良莠并杂、优劣互盛。
而陈伯达的新启蒙究为何种货色就要稍微细细一想了。这个事情其实
也不是什么秘密。李慎之先生有言在前。我们在讲述后方青年何以成
为悲剧的儿女，就是说，他们以为抗日这个概念可以和马列主义融
合。这个马列，就是艾思奇、陈伯达一类人物反“5．4”兼收并蓄之
精神，来一个既不是自由之精神、更不是独立之思考的假启蒙、真愚
弄。按照新华社的调子，抗日和民主不矛盾──他们夺权是抗日，是
民主──老蒋是既不抗日，也不民主。而要民主，就要马列主义。这
个要害，是以后国人听信毛式“走出周期律”的一大笑话、一大误
解。故此，到了所谓“12．9”，到了陈氏那里，“5．4”之大，完
全演变成为新启蒙之渺小、之猥琐、之胡言乱语。

一是，30年代，正好是外国学者反思极权主义之时代。卡尔．波普等
人开始著作言说。稍后，哈耶克完成《通向奴役的道路》。希特勒掌
权，遂出现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辩证、争论。胡适之一代明智之士开始
抨击专制、共产主义独裁，呼吁自由主义。而陈氏此时鼓吹的马列主
义大众化，究竟是思想界的倒退、还是什么，今日如果还是搞不清
楚，未免太后知后觉、甚至可以说是无知无觉！

二是，实际而言，蒋介石忙于抗战，张季鸾一类学人、报人忙于明耻
教战、积蓄力量之宣传，而陈伯达，忙于马列主义中国化。试问，这
些所谓思想和政治选项，究竟何为要物、何为无稽之谈、帮倒忙，不
是一清二楚吗？

三是，这个马列主义抗战，有赖于西安事变，弄假成真──中共韬光
养晦，从1937年的二、三万人，发展为百万之众，“解放”了全国。
这个马列主义抗战，马列主义民主，不可谓没有完成；不可谓没有陈
氏之功。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功过的评价却是朝向千年之罪演化
的。毛式周期律不但没有出现，倒是成为“七、八年搞一次”的丧心
病狂的“运动了！”国人要如何感谢陈伯达呢？

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陈氏文革后期提出的电子化设想。四人帮是不是
搞经济没有希望？是，也不是。若说是，就是，他们也懂得要颠覆周
恩来的秩序、经济和权位，掌握权利后，不见得还要不“唯生产力
论”。1972年，毛见到尼克松──这个尼克松可是第二个张学良，是
他，不是毛，挽救了文革。1974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访华，出现了
帝国主义文化。江青们也懂得一些实用主义策略。而陈伯达搞电子，
成功与否并不重要，给出的信息是，凡是反对旧秩序者，要建立新秩
序──就象马克思不知道他的国家是不是秩序的反对者一样，他的研
究心得就是暴力和革命──虽然有学者说，革命，在许多情形下就是
反革命（见《革命与反革命》，彼得．卡尔佛特）。所以，任何统治
者不会打碎自己的国家机器。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陈伯达和四人帮
如果掌权，也会搞经济。这一点勿庸置疑。

那么，陈伯达们有没有有别于金正日的思维，在中国也搞一套邓氏改
革呢？有可能。问题在于，陈伯达也许也会搞改革、搞开放。他们都
是批判过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铁托比邓氏走得远的多。他在市场经
济和原教旨马列主义之间，早就开辟了“工人自治”的领地，尚允许
土地买卖、引进外资──这也许是后世巴黎公社的自治，确实为刘邓
早就做出了榜样。1970年代末，中国人热衷于考察南斯拉夫是为证。
所以，无论是不是四人帮上台，共党分子眼中，有他们效法的榜样。
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只要经济上去了，就可以支持政权。铁托的折
中方案，估计张春桥也不陌生。因为，陈伯达们撰写《九评》的时
候，就从反面印证了这个道理。他们现在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问题是，这个铁托方式，并未挽救铁托、挽救南斯拉夫。他们在苏东
波解体的时候一并做鸟兽散。也就是说，时过40年，在为陈伯达辩护
的时候，抬出他们的空想电子化，是不是就证明了四人帮文革的合理
性、五人帮文革的合理性呢？

如果毛活100岁，他引进了尼克松，是不是文革罪恶一笔勾销呢？我
想，苏东波是一个无形的审判。

故此而言，戈培尔是陈氏先驱。第一，他鼓吹统帅的革命论，造谎，
杀人，灭绝书籍。第二，他成功宣传和实施了经济增长。第三，他以
死效忠元首。陈氏是小小戈培尔。他也是效忠之，宣传之，死不省悟
──这个不反省由其子加以坚持。

如此而已，岂有它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