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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juin 台湾公投问题二题台湾公投问题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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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台湾公投问题 刘自立 美国人说，不同意台湾公投——关于公投绑大选；公投表决是否以台名义加入联合国——要求阿扁政府慎重决策，云云。 这个看法的美国（加上中国）根据是，台美关系中，一个定型的因素是，美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什么叫做一个中国？就是"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承认一个中国"这个基辛格主义。这个基辛格主义对不对呢？在1972年，是对的。现在对不对呢？现在就不对了。台湾民意不是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之，有，不承认之，有，中间派，也有。这个课题，就是没有保持1972年现状。保持多少年的现状，才是"保持现状"呢？没有人知道。 美国认可之现状，台湾和大陆认可之现状，不一致；却也无人代表三个代表，各自表述——来一个起码是，不是各自表述的各自表述，也可以；但是，没有。 这样一来，"三角铁"优良音质在关系交响乐里，越发显得蹊跷和朦胧。有人说，这个叫做朦胧哲学，模糊哲学，就是不定义哲学。不定义哲学是可以地，但是，却不可以没有任何前提。不定义的大前提，就是各自表述的民主空间。这个空间是不是存在呢？很可惜，这个空间，不存在。 于是出现一种无民主空间的真空。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我们看小说，后现代作家艾科说，他们诠释学的名义论，是类似"水果就是结果"那种名称不定论。他说，从圣杯到三博士，从婓特列大帝到印度国王，都是名称不定主义。这样，台湾问题就很有点诠释和过度诠释、那种艾科主义味道。所有人谈起台湾问题都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在这个文本和口水大战里，我们究竟是滑向艾科的诠释、还是制定基本原则，来一统三角或者N角关系呢？我们以为，还是不要滑向过度诠释，为好。 为什么呢？因为过度诠释，是不可知论，相对主义和相对论，不是基本教义论和简单推理论。这个复杂的后现代理论，在处理基本政治问题上，只有带来徒然的争辩和诡辩，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建设性意见。 那么，什么是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呢？鄙以为，就是追随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及其整理办法。这个办法，依据民主为前提之原则说——而非在处理此问题的时候，先行把民主缺陷，罗列一打——那样，就又陷入"玫瑰之名"和"波多里诺"的争论中，无法得出结论。比如说，台湾的民意是不是可以代表台湾民意，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不要把他复杂化。台湾民意，就是台湾民意，是2300万人的民主诉求。这个民意启动的任何前提，不违规，不犯法，不模糊。台湾人要求进入联合国，这个民意，就是一个基本教义的体现。什么体现？台湾民主意志的体现。这个东西一出来，就成为天然混成之物，无人可以从民主法理上加以反对——他们唯一反对的理由，就是援引国家主权说——就是援引主权高于人权这个过时之论调。美国人说，不赞成台湾公投，改变现状，对峙大陆——试问，你的法理依据何在？ 如果魁北克和北爱尔兰，甚至夏威夷提出民主离合论，美国人是不是有权力取消民主公投，来一个保持现状，唯此唯大主义呢？显然不可以。那么，台湾人提出这个建议，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一种反驳说，你这不是挑拨台美关系吗？如果台湾公投，更改国号，老共打击之，老美可是要袖手旁观哩！ ——这个说法很不对。一是，老美无权反对2300万人的意志。他们不是说过，你看，1940年代末，"民主"还是在共党那里，不在党国那里，他们就撤除了对于蒋介石的支援——同理，现在，民主在台湾，老美难道要撤除对于民主之支持乎？ 二是，美国支持台湾，首先是考略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不是台湾利益；台湾利益是第二位。即便美国反对台湾改变所谓现状，保卫这个战略要地之国策，不会更变——那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占领台湾，这个"结果之水果"，美国政客从来没有做出应对而尝试之。所以，他们不会撇开台湾——即便阿扁执意公投。 ——中国人是不是会因为公投打击台湾，甚至占领之。不会。因为，中国人敢于对抗老美，是因为他们的毛氏之绝美原则。一个美元都不要。饿死几千万，战死上百万，地震几十万，一个美元都不要。这样的绝美主义是可以抗美、反美地！但是，邓以来，他们的美元拖累了他们的反美。和美国开战，意味着什么？几千万美国国库卷不要了？在美国的"小政治局"不要了？刚刚占据的财产和权利的全球化，不要了？一切美欧日澳…..的投资不要了？不会地！呵呵。 ——阿扁的公投是不是一种良策，笔者并不完全知晓。这个公投是不是要付出很大风险于竞选策略，也许应该很好研讨。但是，讨论台湾的国家认同和主权定位，却是一个绕不过的课题。阿扁启动之，复杂的动机，也许很复杂，这是不言而喻地。但是，如果回到民主原则和台美战略之角度言之，这个公投，没有什么"不正确"。比如，老马先生虽然反对这个行止，但是，也是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地！老马先生之加入方法是什么呢？他没有讲出来。他的行为方式之不彻底，也在于此——他如何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呢？方法是什么？不是公投，反对绑手绑脚之方法是什么？放开手脚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没看到，不清楚。 其实，从一个大眼光看去，台湾加入什么联合国——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丑们之聚集地——他们在那里做秀和表演的反人权专制俱乐部。他们以多数票策划的所有丑剧，都是和民主价值观基本违背的极权余味。那种彻里彻外的奴、主气味，已经污染了，并将继续污染纽约这个民主都市。 现在，有一种说法，其实不是说法而是现实——所有与台之邦交国全部背叛和北京建交——台湾，是不是就在国际生存空间完蛋了呢？不会完蛋。为什么？因为，台湾支持下去的主要依据，是美国。加上和其他民主大国的实质性外交关系。一个没有那些乌龟王八胆的台湾，也许更是无故障外交空间之生存者。这一天的到来，也没有什么可怕，反而是中国人说的台湾人民之民意，更加和大陆疏远——你把我的所有篮子都掏空了，还要说，你在照顾我们的生存空间吗？那时，浅色的悲情，就逐渐深化了；叫做悲情主义大爆炸。 我们一向认为，台美关系是一种表里矛盾和内在统一的关系。这个关系的维系之力量，在于原自于老总统威尔逊主义，那种基本民主观和上帝价值观，而不是基辛格和尼克松的机会主义战略，国家利益战略和衣服/依附专制身材的马基雅佛利主义。其实，即便退回到老罗斯福的国家利益说，台湾问题也不是纸上谈兵的中美媾和论，而是美国远东战略的一个举足轻重之因子。在面对这个因子的时候，任何美国总统，都不能放弃台湾——就像中国历届政府不可以放弃之，又毫无办法那样。 毛主席好像说过，台湾问题，一百年以后再说！ 退一万步说，如果台湾喊出"独立"口号怎办？ 没有办法。 北京或许可以举办三百万人的游行示威——示威以后呢？再举办五百万——然后，就沉默了。 你相信会这样吗？ 不相信？——那，咱们就走着瞧！ ***********************************
也谈民意
刘自立 关于台湾公投文章贴出后收到反映。这个反映主要支点是，台湾独立问题，也是要考虑大陆民意地，叫做啥"大民意"。但是，这个说法，只是暗含大陆人绝对不支持台独——这是该文的内涵。 这个逻辑是荒谬的。一，你怎么知道大陆人全部不支持台独？二，大陆这种制度如何反映民意？大陆上可以进行任何民意公投吗？......这个问题还要我来解释吗？ 三，如果大陆进行了台湾问题的某种民意公投，那么，他们的六四问题，文革问题，反右问题，49年国家政权合法性问题，难道也可公投一家伙？这就是痴人说梦了——所以，台湾问题，在大陆老百姓那里，根本不存在支持或者反对之公域存在——这一点已经够凄惨、够荒凉了，扯谈其他！要知道：那是一小撮人的民和意。这个常识，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概念，还要我如何解释呢？ 四，台湾问题只能是台湾人选择的问题。没听说北爱和魁北克问题，要全部英国佬和加拿大全民决定。东帝汶问题，要全部印尼人投票。如果出现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内蒙古问题，也不是全中国人投票，是那些地方人民公决——只是，这个时间，尚在梦中。 最后，台湾独立和前东、西德，南、北韩，亦同。不是李鸿章出卖给外国人。我看不出来台湾独立，也是中国人治理之，又什么大逆不道。大逆不道的，是极权主义给国人一个奴隶制；国人无国。 接下来的问题是核大战，整体、全世界完蛋说。这个说法我是同意的。但是，天意不可违；这个末日说，尚在将来。核子问题，有些天意作祟的味道。60年代古巴危机，究竟是谁在解决之？肯尼迪？赫鲁晓夫？看来都不是。是某种天意。60年代末，莫斯科要对北京施行外科手术，作罢。细节很多，也是天意不容。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50年代朝鲜战争。毛就不以为可以打核战，故而以百万战士生命取得反美赫功。所以，核子大战，是要慎而又慎的——笔者文章说，台独是在"退一万步"以后，不得为而为之之后果——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其他可能性。台独一旦出现，中共就核打击，天意容否？不知道！ 也就是说，核大战的爆发，可以带来所谓"政治正确"之当代丛林原则的再现，可是谁也不会乐意看见之；乐意者，就是丧心病狂。固然，排除之的选择，这个政治正确选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施行。核大战之爆发，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出现吗？不会。原因是，核大战必败者为北京。美国也会受到重创，不会完蛋。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要员在华盛顿是这样讲的，数量和质量之核弹不能和美国相比。所以，中国当然不会鸡蛋碰石头。可是美国，这个石头也很脆弱。鸡蛋：一百万、一千万对待一——这个比例，就是毛战略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死掉十亿国人，迎来台海统一——这个东西很可怕。美国也很害怕——叫做，究竟美帝怕人民，还是人民怕美帝。 所以，拖——成为该文的主张。我也同意拖。但是，他这个逻辑有所缺失。这个缺失是，拖，就意味着大陆民主。这个东西不对。为什么？因为，拖，含带民主，却也含带民主之前的种种可能性——比如，张伯伦看着希特勒坐大式，大陆军力在民主之前之坐大，就是当代张伯伦失败、绥靖主义结果。这个可能性，很多人看到了；美国人看到了。所以，拖，有民主和不民主两种前途。两种可能性都严酷存在。这个例子很明显，就是中国前途朦胧论。在这个前提下，台湾被拖入整个民主抑或非民主之大陆进程，是否一种明智抉择，并无定论。大陆如果不民主，却卫星、导弹、航母、核弹......一大堆，"堆"到可以对付尼米兹航母和整个美国，台湾还有什么明堂可以谈吗？到了那时，就真是该文所言的民意兑现了——那就是，萨达姆和金正日的民意，百分之百通过占领和解放台湾。 在此之前，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个艺术，就是很高明的政治智慧了，而非什么大陆和中共之"民意"！我们的意思是，在中国变得一百个航母之前，台湾问题应该如何保持一种微妙地位，而不会退到"第一万步"那个结局？其实，说到底，就是"保持现状"，实行"美式台独"，世纪/实际台独——但是，这个保持，不是保持美国人现在偏向大陆那种现状，而是支持台湾之各种民主抗争之现状。这个现状，就是改变现状之现状。台湾民意是民主的前提。民主如果不好，也是理所当然——苏格拉底之死，就是民主不好结局——但是，还是不能"证伪"民主。所以，台湾之民意，是"人"（权）这个目定性放大后，人权的属义和规定，不是什么"活的不耐烦"。美国应该有自身对于台湾民主的价值支持，而不是因为大陆吆喝一声，就来鞭打阿扁。阿扁下去了，美国又要鞭打阿英乎？这就不对了。你老美价值敌手是大陆。他们为什么要打击民主台湾，你耶鲁政治学毕业，还不懂吗？ 一句话，不要诋毁民主价值，来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29 juin 诗两首：水果是结果/影子之歌诗两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刘自立 ———————————————————————————————————— 水果是结果 ——读艾科 名字和语言 是一座大门 遮掩着一代代诗人描述的天堂和地狱 一个地狱获得者，拿着十二颗施洗约翰的头 （说是金子做成） 边上是一个圣杯 （金子做成—— 或者只是耶稣这个穷人使用的木碗） 万数人马追逐之，杀戮之 为了一个获得的答案 于是，红河和诱发拉地河开始泛滥 泛滥成为一架竖起的七弦琴 为灾祸拨动琴弦 人类的名字 和语言 在其中作祟、涌动，却不落痕迹 梵蒂冈，成为罪恶的渊薮 和无数殉难者祈祷的圣处 教皇们和法治联系 掏出人类的意志 和忏悔 尊严，在杀戮和悔过中 建造罗马以外 高卢战绩 记载的蛮夷和文明 从一卷宽恕的文本 到敕令释放的精神 西方 成就为解构的世界 为他一开始就形成的结构和纷乱 打下牢络的民主 或者王国 那是持刀者血腥的乐曲 莫扎特 孩童般天籁中 不是含有孩子的蹦越和杀气吗？ 多少个世纪以来 每一种真理 都是被巴洛克包裹的意志 之超人 他把自己照耀成隆隆夏日的时候 东方尖塔上 柱居人看到的 却是从形而下，直爬自身的杀戮之蛇 那是艾科自称阴谋的所在 就像他炮制一种独角兽 坐看其成 跑着 虚拟的步伐 跑过 历史的综卷 他们朝向的最后之国度是：印度 他们像亚历山大一样呼喊着—— 向东！ 向东！ 于是，名字和语言戛然而止 在横河的怪兽河边 呵呵，那不是世界的尽头 中间之国 还在更东、更东 我，就是中国人 我翻阅艾科的诠释学 和他的波多里诺一起 帮之建造失恋的 八别塔 ——那是老子坐而论道之处 他所言之道 横跨一种语言 N种语言 命名另一种姓氏 杜撰另一种历史 从印度向东 你艾科 是不是无能为力？ 就像你们的圣.安瑟伦 讨论无与伦比 你们的笛卡儿 讨论广延——那不是世界的尽头 固然，上帝的花篮被你装点成为水果的结果 上帝的肤色，被你涂抹成为犹太人建造之21世纪的栅栏 上帝的偶像在反对偶像的地方，被你的逆反方程式计算出阿拉伯犹太和印度之轨迹 但是，你，还是 不懂中国 名字和语言 在道之八卦和 蔓陀螺的玄境中 滚动——成为没有画像的文字 那些 只是在滚动里生成的声音的奴隶 还要制造图腾 他们的诗人 在庞德的被囚文字狱里 也见不到，中国的方形文字狱 那是三元素合成的——被你们的历史牵扯的三权分立——声、形、义 名字是耶稣 声音却是蜃楼 意义，更是大海 没有一种名字，不是虚拟的玫瑰 就像东方之三博士 （变成十二，或者十三） 就像圣杯 就像圣殿骑士 就像耶路撒冷公寓之间 那块据说不是虚拟之耶稣墓 呵呵，名称，究竟如何 我，却只是看过东方的玫瑰 那时，季节准确 话语成谶 预言的风暴 更是真实—— 制造一个阴谋 在这里不是鲜货 而是陈果 猫 近近远远 睁开眼睛 他只是喵喵的发声 人，却可以走到未来人和外星人的脚下 搬弄语汇和计算的全部成果 并且把他叫做"现实" —————————————————————————————————— 影子之歌 一 影子的力量很大。她产生亘古以来，不曾消失的幻觉 在历史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 她很活跃 没有人知道结束何在 在轴心和边缘 舞台和幕后 眼前和心里 影子威武雄壮地走出来，走向西方的城邦和东方的城池 那些登高一呼者有福了，他们制定了什么 让后让人们跟在麾后 冲刺，死去 胜利，或者战败 白骨下葬 响彻哀乐 抑或，寂静无声 影子没有伙伴，没有战友 她习惯于被太阳溶化 从月夜荒原上独自安眠 那一夜，我浑身疼痛 并且以此作为交换 说，你给我一个虚无的位置吧！ 我们用影子交换肉体 用灵魂交换生命 说，哪怕这个交换要持久行进 持续千百年 但是，她不曾回答 她飘然一种 比起七层面纱更加裸体的舞蹈 把全身献给我，让我惊诧 但是，我触摸她的语言 她的形姿 她的额头 却毫无可能 因为大殿现在一片荒芜 荒芜到只是容纳影子们 世世代代的梦乡 这乡野全是影子的质地，就像东方古代埙之歌唱出梦乡 而非匍匐在维也纳或者罗马的脚下 接触那些实质所在 那些哥特式教堂 背离和陌生于圣乐的人 不在这里吧 冒充信众 直面上帝 他们嫁接着什么 他们异术的存在一度建造了另一个佛祗庞大的天国 而不是人们在那里争执的 三位一体 或者裹尸布 传奇的假说 那确实是地上的 天国，纺车和舍利 他瘦弱的身体 遍布甘地的水源 自己分离自己 却高高在上 像是天际花环 网络着东西方双重之星 星辰褪去颜色的早晨，正是影子们互相告别的严重时刻 火焰，在他们习惯的契约里重新冒出月桂，打制约柜 摩西跑来跑去 携带着他的影子们 兄弟姐妹们 正义和残暴的 今天的以色列 还是摩西之国吗？ 而哭墙周围 眼泪，却正在溶化 成为点缀影子的外衣 告别，或者绝别 是远离尘世的 朝向影子的冲刺 就连棺木 也掏空了历史 等待历史的终结 一代代拿破仑 结束了耶拿战役 他们说——告别吧，革命和婚礼 所有化为骨灰的影子们滞留在空地上 只有一个率领影子逃遁和影子进攻的虚无主义的领头人 他一直在制造梦想 用金子 银子 或者一掊黄土 二 难题，树木，倩影 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所以说，影子是语言的变种 层层级级落荒而下 却是如此从容不迫，大度有方 分级拾梯而上，而下 没有关系 只要你说出了那个秘密 但是，这个自古以来的难题 现在化为止水 承波而来—— 也许是西塞罗和伽图的滔滔雄辩 也许是色诺分的潺潺细雨 他们在语言里制造影象 就像在影象里制造实体 难题，树木，倩影 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一如我从北京天坛的一棵树下 接听他们远在西方的消息 我化解这个语迷 但是，没有结果 这里的老树围绕着另一个空间 茂密的语结从树丛里喷香而出 一次次中断了我的阅读 那些正方周密的指向 并无期盼谜语堂奥的出路 就连语言样式也很不一样 一种是轮动的拼音 一种是周正的图画 难题，树木，倩影 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持有解释和翻译之功能的我 忽然看见的 不是一方真理的再现 而是她远离树丛的背影 那里的离去是包含无言的 无言的图画和音乐 借了天堂的影响 封闭了这个东方的孤独园 我无言可对 无话可说 我同意 沉默的草地像她一样慢慢倒下 宛如夕阳西斜，云朵涂抹着删节的歌句 三 回到家乡回到故乡回到乡村里调性铸造的老树下 远去的影子们结伴而归 他们横为竖笛 竖为横笛 他们唱着 却像影子 悄悄无声 他们出走是有仪式的 他们回来却没有迎接 只是一缕半音 从漆黑的舞台上闪现出来，看见指挥在臂膀空转 谁是这世界，这网络世界肢体/织体的再造之父呢？ 是拾取鸟鸣的巴托克 还是降服水妖的德彪西 不不，他们只是影子皇后请来的嘉宾 他们一个个好像只会远走高飞 在高不可企的舞台上更加步步高升 最后，一一化为无家可归的远方的云 ......跌下来是惨痛的 我看见他们的跌倒 然后，他们躺倒 躺倒在兰胡子湖 周围的蓝色寂静之上 但是，回家的旋律还是高高升起 那一如毕加索线条的笔触轻易将其折断的 一方残垣断壁，一方荒冢颓园 他开始布阵血腥的场面，欢呼的场面 牛头，从新星的丹色转化为橘黄，然后变红 血红的大牛头上，缠裹着死去的矮小斗牛士 这就是调性的回家 像是屠场周围 西门，拉特演奏着贝多芬第九交响乐 那尾声是节奏至宝 色彩至宝 人性至宝 影子至宝 他看着昨天的坟场 生锈的铁丝网 火车押尸的 轨迹 呼号 绝望 四 所以说 我是一个影子 逻辑上，我变得很像影子 历史上，我的影子有年代，或者没有 我还是跟从影子的父辈走向乌有乡 我用语言的梦想制造思想的梦乡 梦想在实体换成影子的时候一点没有声响 圣贤们都从神龛上滚落下来，他们今天是衣冠楚楚 变成编号入座政客般虚假的阵势，他们现在把发号施令藏在黑暗之中 看着，或者倾听，影子们瞬息即逝地把每一乐章演奏到无巧不成书的地步 所以说 我说不上 我究竟是不是一个音符 我混同于弦乐或者图章 客串在一个个小乐段里 我发展，发展是为了结束 结束是为了升天及地，且加速了整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被纳粹和福特文革勒加速的，成为重锤之音 那种命运敲击影子也会发出声音的奇迹，只有他可以如此营造 但是，他死了 在据说是 一种"抉择"的游戏里死了 他的身后，是满坡的圣乐跨越了贝多芬遗世独立的渐强 ——直到渐强变化成为渐弱，喘息，止静——变为触手可及的及物词藻 还有什么会超过把一种幻影也杀死在堂而皇之的革命舞台上那种呼喊杂烩呢！ 他死了 我看见希望 我等待他出发寻找死亡乡的漫漫长途 通向我的一方，或者我世世代代的一方 我们集合在新的死亡出发之地，就像今天 那时，我就不会因为感觉影象的空洞而悲伤 我悄悄跟随其后，徒然等到胜利之日，建国之日 会见天国之日，走向地狱之日，呵呵，那是由普鲁塔克 以后，是由维吉尔指引的，但丁营造的影幻之途 ——他说，要建立地上的天国 但是，在那里，我看到魔鬼，孽妖和大群的天使，她们各个是我的宠幸 我的余孽，我的罪责，我的葬生之地，埋死之地，我的伟大的乌托邦影子之乡 27 juin “一国两制”思维的由来和发展"一国两制"思维的由来和发展 刘自立 一国两制思维的由来是什么？发展，又是什么？按照普通逻辑，人们说，既然你觉得社会主义就是好！何以又要说资本主义也好？ 不是违反矛盾律吗？在常识判断的层面，是这样。在有限现实和历史层面亦如此；但是，辨正逻辑可就不是这样天真地看问题了。比如说，农民起义，打倒皇上，剥夺地主，那些农民领袖们不是要反对封建吗？可是，一国两制了！在比如朱元璋，洪秀全那里，他们就是昨天的奴隶，今天的皇上，就是时间顺序上的"一国两制"——人民，是中国大陆那种依旧的奴隶，他们就是主子、皇上，不是人民了。所以，一国两制，在所谓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是素朴存在，且成就中国历史上此一时、彼一时的新景象。思想上是没有两制的，只有你方唱罢，我登场。 在空间层面，是不是一国两制呢？也就是说，在主张革命和造反的人们的"国家"里，政权里，一国两制又是如何操演的呢？其实，也很明确。比如在边区或者革命根据地，等级森严的党文化地界，那个以后的朱元璋和洪秀全，和他们氅下的奴隶革命军的待遇，本来就是主子和喽啰的关系，一个人海战术，解放军蚂蚁一般死伤无数，人格和权利皆无，只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果质疑这个等级制度，就要砍头——延安，王实味就被砍头了。这个小小延安，就是"一国两制"的。比如陈庚的婚礼和媾配，也是政府行为，小兵们百十人齐喊"陈庚想念**人"——那个场面"惊心动魄"。 这也就是所谓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说的序奏。这个新阶级说是什么？就是对于党文化中的权贵实行资产阶级化；对于炮灰和小卒，实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苏联，是不是一国两制呢？其实，也是。人们看到苏联特权集团和他们的、以莫斯科小白桦商店为象征的那个苏联特权国中的情景——那里，不是进行无产阶级监督之地，是骄奢淫逸饕餮挥霍之地。 北京又是如何呢？毛是中国那个时间的唯一之"百万富翁"。北京养蜂夹道俱乐部和其他高干俱乐部，不要说毛主席的舞会了，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一目了然。人治政权的种种语汇，都是笔者青少年时期耳闻目睹之怪现状。文化闭锁的中国，在中宣部大院的"教育楼"，就每周放映"西部"片——就是公众电影院里绝对看不到的、美国或者什么地方的电影——那里是"一国两制"也！记得大员如陆定一等，会及时前往。江青，就不用说了，她可以资产阶级一把，看好莱坞。虽然狗日的对待六亿人民，只许看八个样板戏。而林彪，就不但可以看电影，还可以看《金瓶梅》全本。那可是六十年代。 我们言说此特权生活们的特权，意在何处呢？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是今天开始，也不是只有现在的人们，才之道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梦寐以求，他们的革命意志里，早就存在和康德道德律令完全相反的"反道德律令"。这个事情，当然会比叙述中宣部大院里周杨的豪宅，些许有些难度。简单说来，道德律令的出现，第一是，哲学家完全把人类道德的实践性，让度给超然的上帝意志——在人类意志中，无实践意志的经验内容；二，实践本身，不俱备任何道德标准，也就是康德所谓来自星空的超然所在——就是上帝的意志超验实践道德之内涵，是要被超越的"内容"。三，这个实践观被毛主席改造了一下。毛的"实践论"，就是人们的实践，不存在上帝——他毛主席就是上帝——这样，道德律令这件事情完蛋了。毛主席是上帝，他检验真理，那还能好！ 跟下来的实践和历史已经证明，国人一无道德律令可以望星空之浩大和渊远，鼠目寸光于"实践论"，毛主席说，那些道德和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就说，是！康德是谁？不是问题了。二来，康德说的手段之人，不是人，目的之人，才是人——人，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这个伟大的标准被毛主席取缔了。他说，一切可以是目的，也可是手段。这样，前此，我们所云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生活方式，就是媾和在莫斯科——北京这样一些最为清教徒，篮蚂蚁（之文革服装）的无产阶级革命首都了。这个等级森严的新阶级，你不知道他究竟是无，还是资。比如说文革时期，"联动"就定出一个革命标准，45年以前入党子弟才，是革命者，可以参加革命——否则，就是不许革命；像对待阿Q；还有什么——"你们是建设者，我们是领导者"——毛主席57年在莫斯科说的"接班人"，就是他们——不是一般青年。你们普通青年也要"接班"吗？不是地！你们是抡大锤，刨土地之人民一群——我们，才是什么局长、部长、什么什么长！陈云说，子弟们是靠得住地！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深层次因素。 到了文革后，这个现象开始发效。 邓说，让（！！！！）——就是他，邓，"让"，他们子弟先富起来——于是，他们开始逐渐脱离无，转而向资。这个精神，就不是朱元璋和洪秀全政治专断，生活腐化可以解释的了。这是一个最为时髦于当时的资化。什么北京的友谊商店（养蜂夹道当然还是继续存在的），什么外汇卷了，日本人出入的新侨饭店了.....已经开始一种全面化资本主义进程。官商勾结之"官倒"，就是在"双轨制"的引导下，实行的所谓第一捅金的攫取。高干子弟们早就云集北京饭店，实行经济"起飞"。他们心中的无，资，究竟如何分野乎？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他们可以踩定官商勾结的起跑线，而人民，不可以。这个事实直接导致六四。为什么他们要踩定那个起跑线呢？因为，文革丧失的经济实惠，完全没有让他们做江山，他们那些父辈，也是没有坐定财产的江山——江青所谓"财产和权利再分配"，其实，没有什么财产的含义，只有权利的含意——所以，现在，他们要财产一家伙了。 怎样财产呢？毛主席不是要草，不要苗吗？不是地，现在，不单要苗，要整座金山了。于是，第一捅主义，开始在干部子弟中大行其道。他们从联动摇身一变，全部经商。权钱交易开始了他的历史进程。 那么，如何给实际上是取缔无，变成资的党文化加入资本家合法，红色资本家更合法之内涵呢？很容易嘛。他们翻开列宁全集，一下子，就看到了列宁同志和美国资本家哈默之勾结。他们说，看看，看看，列宁之"新经济政策"，不就是变无为资嘛！有关材料称："1921年8月初，哈默随一个代表团到乌拉尔地区考察。为使年轻的苏维埃得到休养生息，列宁当时正实行新经济政策，因此对哈默的提议格外重视。列宁从办公桌边站起来欢迎哈默，并用英语与他亲切交谈。当列宁代表苏联政府向哈默表示诚挚的感谢时，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半个世纪后，邓和哈默也取得联系；那还是在他访问美国的时候。 看得出来，哈默此人专会趁人之"危"；一个是俄联革命和饥荒时代；一个是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中共语汇）之文革后期。哈同志都是雪中送炭之辈。这个哈默的故事说明，意识形态"两轨制"，都会使得打倒资本主义的列宁和人民革命的领导邓，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而他们本来就可以解释一切，像列宁说的，为宇宙万物找根据。 既然如此，资本家就变成可以打倒、也可以不打倒，而且还可以成为朋友之党文化原则之一。这个道德律是什么律，就是列宁主义的一个策略层面，邓的一种政治伎俩，或者叫做猫论吧。巡此逻辑，给出一个香港特殊论，一国两制，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香港，也是一个大大的哈默。 七十年代末，他们派出访问团考察南斯拉夫。回来说，《资本论》被"南人"活学活用了，他们施行了人民股份化之人民资本主义——就是说，马克思，其实是人民资本主义嘛！就是既要老马革命，专政，又要老马资本化，商品化——一切他们半个世纪跟随老马之斗争、革命、屠戮，就变成股票和商品化＝无＋资。 南斯拉夫是不是普世原则？这个问题，现实已经做出回答。铁托主义，随着整个东欧的垮台而垮台，并没有因为铁同志实行了人民资本主义和二战以来和英国、和邱吉尔建立的特殊关系而得到拯救。铁托主义也和哥穆尔卡或者其他主义销声匿迹了。 邓的"南人"模式，其实就是铁托和邱吉尔友谊模式；加上他和哈默或者别的什么默。这些方式和毛的确不同，确丝毫没有跳出列宁主义模式——毛还是可以和基辛格、尼克松互相理解。这个模式的真谛就是，利用资本主义造就社会主义经济——到了斯大林那里，哈默和集中营经济——和谐社会和山西黑窑经济，成为肇始于哈默经济的特色经济。在理论上，这难道还要给出再多的笔墨描述吗？ 共产党领袖不是不懂经济，不是没有哈默这类拯救社会主义制度的西方朋友。他们的这些抽象和俱象的"朋友"，很多哩！ 还有关于私有制。我们说，南斯拉夫模式也好，哈默友谊也罢，都逃不出一个极权主义政治——希特勒从来没有主张公有制。 那么，马克思私有制，南斯拉夫"工人所有制"，邓的"猫"制，还有什么制——这个轨迹到现在还被谢韬老先生们抱牢不放，说，马克思是人民资本主义，股票资本主义，赫鲁晓夫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放弃暴力。他们忘记一个基本事实，列宁可以容忍哈默，但是，他不会实行美国民主——这个道理对于邓言，也是如出一辙。邓，要坚持几个坚持——哈默，当然不会去管这个领域的事情了。 这样，一个"伟大"的思维，开始在毛和周恩来的脑袋里盘旋——最终完成在邓那里——那就是，顺势应变，趁机美国化——以遥相呼应他们四十年代之林肯主义宣传的、无标准就是标准之讨论——完成"一国两制"构思。 这样，按照这个辨正法思维，香港回归，就是不资，不社；或者说，是一国之下之两制；或者说，就是那八百几个人（其中一些人，还可以反复投票，手握很多票——百姓，则票箱为0）"民主"一下香港。这个一国，其实是"三国"。因为，无论在早先的莫斯科，今天的北京，还是在朝鲜金家小巢中的鱼子酱，卡斯特罗的专署妓院，都是早就资本主义了。金独裁的美酒佳肴，美人后宫，毛主席的舞蹈团，早就"三国"了。就是，朝廷小国，是资，香港是资，人民国，是无产阶级——现在，更是变成奴隶制度了：奴工、童工、黑窑。 这个一国两、三制，其实就是小朝廷的资本主义。连古代奴隶制度还不如。古罗马制度明言，奴隶和公民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奴隶生命，受到法律保证。等等。试问，山西省，有这些法治制度吗？ 一国两、三制，于是开始实践。香港回归，要给台湾一个榜样。但是，这个榜样的力量，现在处在反面角色里。何以见得？一个显著的证明是，所谓"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个论断，在台民意测试中，已经改变。跟随美国不统，不独主义之"不改变现状"主义，就是一种美国台独。当然，现在，台湾百分之玖拾不赞成一国两制，而是要面对来自美国不允许公投入联（合国）之谴责。（我们认为，无论台湾是不是公投，也无论是不是与台邦交国，全部投共，台湾，至于美国的战略地位，不可改变，这才是美国的国策——他们谴责阿扁，也不会放弃此美国国策）。 我们只是赘言一个老观点：无国格之人格，不存在——你美国民主，难道不是在国家主权为前提下，才是可能的吗？——何以无视台湾的主权认同和国家ID呢？ 说了半天，究竟对待"一国两制"之现实估计，又是如何呢？这个现实估计就是一种价值观和另一种价值观的较量。谁胜谁负，不好呈短时间计量和估判。撒切尔妇人有所翻悔。说，回归之错，之误，之悔——有网友说，那是"酸葡萄"主义。我们想，这个酸葡萄主义，在价值估判上，无错！基本一点，就是人权高于主权，还是相反。这个问题很复杂。牵涉到国家认同和人权认同之悖论。 何以说是悖论，台湾问题，就是一个例子。美国支持的中国，是在主权认同上（布什说共产主义是邪恶的）；那么，在香港问题上，主权高于人权的国际惯例，依然起到主导作用。这个现实，就是英国放弃了他们在大宪章年代对于民主和法权的坚守，只是迫于主权论高于自由论的全部朦胧诗意，做出切割——西方国家的领袖，他们的前任们，不是在雅尔塔和其他地点，和斯大林大谈世界瓜分吗？他们那些言词和他们那些面目，我看，还真有些"一国两制"（苏联和美欧，对于一个"世界国"的两制）谈判的味道——你拿去蒙古，我占领霍尔木斯海峡；你拿去东欧，我消灭希腊游击队......)"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这些伟大会议上，可是被"两制"了，不见踪影。 那也是主权，高于人权。历史就是悖论——斯大林的合作伙伴，就是希特勒的敌人——而希特勒的敌人，佛朗哥的敌人，又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等等。 再是，香港问题的含混价值论，其实，正好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权认知的模糊和不判断、"不可知论"的翻版。 我们说过，布什对于里根直呼其名的做法，显然是更正已过——那么，他，究竟认为中国的政权分辨是民主，还是不是民主——他们没有结论。他们说的人权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悖论。只有确定了制度分析，才有人权问题。你不解决政权问题，谈何人权——你们和金正日谈人权吗？这个谈话，难道不是鸡对牛谈吗？ 你们的张伯伦，就是鸡对牛谈。所以，香港问题，就是西方呼应人权搁置，只谈主权的新一种鸡对牛谈——虽然，十年以后，撒切尔才反省之。 最后，我们以为，香港的价值模糊论，和中国政治经济的价值模糊论，现在，纠缠混杂，很难分野，辨析，说得清楚。因为，就像上面所说，资、无；西方正统之民主，自由，私产，公正等等观念，都被混杂在人民资本主义和国家实用主义的价值和反价值观念中，使得治大国，不像烹小献——而变得，像是一锅烩。这个一锅烩，就是西方资本，趁机到中国市场发财，利用中国的、类似黑窑事件暴露的奴隶制度，施行现代殖民主义剥夺；中国政权中人呢，则趁机在西方大讲中国模式，中国崛起，中国影响—— 一时间甚嚣尘上，灰天黑日—— 一些最为简单的政治经济常识被颠覆了。人们不知道应该是面对崛起，还是面对混乱。一个其实来自豢养术的无，引进资——变成了资。而西方之资（资本主义）则又有赖无（中国政权）——而所有这些无，又不是无，也不是资——资的南橘北栀效应，正在为美欧资本家带来空前的利益。他们在欧美付出之——一小时工资二十美元的劳动力成本，现在，转向中国奴工的、一小时不足一美元。他们这些民主的后代们，开始呈现狗的无赖和狐狸的狡猾，给予一身的、西方价值观——这个东西，正在压倒我们前此说的、康德的"人"之观念和布什的对于共产的谴责。 香港问题，恰好夹缝在这个几乎没有真空的间罅而大呼其寒也！ 总而言之，从列宁和哈默开始接触，"实践"上的问题，就变得复杂了——社会主义，变成最为残酷和奴工式资本主义，这个黑道（中国人说，黑道是爱国地），正在改变中国，继而又改变香港。这个改变的前景如何，则是人们很难厘清的课题。 博弈——很多人喜欢这个词汇——让我们想到党在建立瑞金对峙于南京的"一国两制"时期——中国究竟是南京，还是瑞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哩！ 《观察》
26 juin 诗：约会诗：约会
刘自立
这是一次最初的约会。
那时候罪恶和非罪恶的会见很有趣 没有人在那次约会之前 看见真的恶 真的善 而罪恶的承受者，现在，正在走出这个怪圈 让制造他和她的人，自己在天地间忙着游戏 他们也许会互相战胜，或者战败 他们说，要让他们的意志开遍人类之山 无论这山的高度是一种天像 还是一种深渊 尽管山的路段是上升和下降奇妙的结合 就如同叫着男人名字的他 和叫着女人名字的她 作爱。 他的名字是他 而不是她—— 这就是一切的起源。 在这次约会中，“我”的出现 是和他的出现一样，神秘兮兮的 因为本来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美事 这个数学的游戏，是一场永远误解和无解之迷 在我看到远古的她的头发，在大水包围的城市之极高层的水下废墟上飘荡 飘荡 飘荡成为过去的记忆 我们之间的距离 流淌在一段早已消逝的路面石子微胀的小肚子上 那里的城市之光闪烁 是如此的亟待那一朵玫瑰花 早已被抹去的花魂 重新密植在她的身上 那图案，惊醒了我死后的梦境 让不能动弹的人物 都趁早起看看太阳 因为，因为—— 那里的大水之中 人们只能看见倒影。 那倒影，包括两座比男根还要高出许多的木偶大厦。 从他的约会地点走到大厦傾覆的时间，是两个千年。 而她的复活 也许是在四个千年？！ 那时候，我们都已经无所谓世纪的刻度了。 我们其实已经是一个灰色的四重奏团 临水击水，拨弄我们的情弦 同样的主题，带着我们的记忆和幻想，一次到期。 而同样是一场大水 做席。 我看见他的脚步 居然会趟着锡鼓的古典而来 背叛的主调，天敌的旁奏，以及第几次的变奏中 伪善的恶 和伪善的善再度到来 像要将我和她的约会悄悄地废除 由他们自己组成的悲剧被拒之于门外 那是因为剧中人无数的脸谱 只配由我自己 配戴。 我的面具，是一片早就枯萎的云 我只好站在云下 是的，站在梦中的权利，是由梦的权利押带而来 是的，我日日庄严走进那所大门，而又悻悻离开 没有人说 是两个人中的谁 在爽约。 是男人。 还是女人。 他们的爽约，是因为发现和惊异 还是因为爆炸和死亡？！ 于是，人们提到了撒旦 而我在蜜月期钟情的第一本小说，主题也是魔鬼 今天，我们来解开约会和悲剧之迷 我，是否是他，这争论，正在爬山 而她的死岛周围 死岛之乐，围绕着乐之死岛 旋律，是不能像傾覆的巨人那样，从深渊中高高举起他的双手的 旋律，居然像普鲁斯特的记忆，将水的命运播乱成为金色的花会 是我的情人，在这个死亡的约会上背信弃义 还是你的情人，在诗的迷宫里再现忠贞无二 数字是和数字之神 升起在我们的头上 是“三位一体”的日月山。 一颗荡漾在大厦废墟周边的星座 大而沉重 钩起她的一屡黑发。 黑发中的今天和古代本是一个世界 时间在黑发中生成 她，离开过水吗？ 在宽广水面的梦境里 黑发的颜色也是深渊 死，和生命组合 就像善恶的组合 这是一组被他们的后任背弃的逻辑 今天，在那座山的背后被尽数拆散。 自由的到来 和自由的囚尽一样悲哀 悄悄地我走过这里 走过我和我的对面 在两个个生命的周边，焕发出无数组二而一，一而二的生命之约会 我们穿过约会的上升，很快就会跌落 零，构成一个天顶 黑洞的琴音 燃起回声 染着光 黑暗 正在从她的光源里汲取力量 虽然，我看不见光的黑暗 所以，也看不到 光 是的，魔鬼让我等待。 在不能爽约的北京的一个傍晚的角落里 不象天地间那永恒的石头圆柱面对孤独 撑起历史和历史的虚无 我的约会，只好围绕这段历史起舞 在历史的历史中 在时间的时间中 定位约会的地点和时间 而不是要敲定时间本身 这一点，已经培育了悲剧的一掌绿种 。 我对于时间的选择 早已败北 她，已经溜之大吉 躺在早已冷却的温床上 思想和大脑 大脑和思想 分裂 组合 分离 组合 直到永远 为的是—— 避免他们那种带有善恶的相逢吗？！
《山花》
16 juin 和平转型论是否妄议和平转型论是否妄议
刘自立 和平转型说，现在很时兴。什么是和平转型说？就是，在肯定"民主法制"（邓、赵式）——就像我们在文革里看到的——某某共党（马列）这种方式之前提下，实行转型，不管他是"正义"转型还是"和平"转型，总之，是对于中国和平过渡的乐观主义看法。 二是，这个转型期，现在已经开始；开始的征兆是，网络的出现和普及。据说，维权运动和其他民间运动，因为这个网络，呈现甚至可以说是类似"文艺复兴"那样叹为观止的大运动，已经发生。 三，开放说。就是和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经贸互动，正在产生着一直以来所说的，并且在预期中可以实现的和平演变。 最后，因为暴力革命在历史、现实和理论上的不可能性，所以，反对暴力的暴力，也被自然而然地予以取缔，打入不正确的冷宫。虽然，他们也许不知道，即便是最严厉的皇权主义学者如霍布斯，也是主张：当人民面对暴力的时候，他使用暴力自卫，并无不正确之嫌（见《列维坦》）。 以上说法，是不是一种君子"不暴"，动口、不动手主义的合理解释呢？我们并不苟同。 首先，在民主法制轨道解决问题这个赵紫阳主义，本来就是模糊不清的概念。没有民主与法制，就是邓时代元老政治的民主和法制——也就是说，你在定义邓式民主与法制的时候，不可以排除元老政治起决定作用的那种政治结构；如果你一定要说，有一种赵紫阳政治不同于老邓政治，那就是枉顾事实，不是实事求是了。 退言之，赵政治和邓政治，是在那个时代本来就是一面两体的政治。这个政治的决定性效用及其归属，是服从邓政治而非赵政治——历史，已经做出结论。 这两种政治是不是一点都不正确呢？ 那要看你如何解释？ 邓在文革后发现了很多政治疾患。他甚至想到一些接近西方政治的政治课题，如，施行政治改革等等，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专制主义者的头脑转到民主轨道上去，这样的思维例证，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在评价佛朗哥独裁政治的时候J.GUNTHER就对佛氏的政治思维做过这样的评论。连佛朗哥也批评法西斯主义，说这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是很可笑的；西班牙中产阶级是民族主义者，德国中产阶级才支持法西斯运动。云云。（见《INSIDE EUROPE/欧洲内幕》J.GUNTHER） 这个分析的结论是，哪怕是佛朗哥这样的法西斯主义者，也会偶然思考到一种几乎常理的原则和奥义——甚至可以和他的一贯思维相反。这什么也说明不了。 也就是说，在不改变专制极权统治模式的前提下，谈论政治变动和政治改革，且主张运用所谓的民主法制解决问题——这个设计本身，就是缘木求鱼。六四的枪声证明了这一点。 奇怪的是，在六四十八年以后的今天，枉顾这个政治前提的说法依然是甚嚣尘上。他们的和平与正义转型论，在完全不考查政治前提的思维逻辑中强行抢占一个、据说是民意制高点，并且打压所有反对意见，且称之为唯一正确。任何企图与之进行争执的话题，被其一概封锁——而且，他们以这种方式，强调和谐主义，就像他们刚刚排斥了和谐的同仁以后，大谈和谐（白宫接见事件）。他们以一种博爱的幌子进行不知所云的基督教煽动，却丝毫没有基督的宽容和博大。 共产党是不是会实行哪怕是他们自定之法律和民主轨道——言说这个观点者，自己十分清楚。可是，他们却偏偏要把这个他们自己十分清楚，一些读者和年青人并不十分清楚的事情做一个伪善的遮蔽。他们说，这是促使共党转型之唯一可能性，包括方法策略和方针。这个民主法制究竟是什么东西，一百年来的历史事实已经做出证明—— 这个民主，就是民粹。民粹主义掀起的革命大潮，使得中国历史大大倒退到皇权政治的最野蛮最黑暗时期。所有儒家和道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被党文化全数取缔。 这个法制，在枉顾1946年法制和五权宪法的基准上，施行他们本身已经否定的斯大林式宪法——成为宪法之反。 这个民主法制，成为文革时期，他们从暴力杀戮转而进入有一个新体制的起点之说辞（文革时期的民主法制时期；也就是七十年代四届人大时期）——而一些所谓异议人士，还为此鼓吹民主法制时代之到来——殊不知，周恩来和毛，比他们更早地了解了如何运用民主法制于革命策略之中。 文革如是，反右，亦如是——毛借助反对官僚主义实行所谓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结果，这种民主，成为他实行超级官僚主义——独裁、极权主义的最大接口。 难道我们还要悉数这些大民主和假法制，来达到赵氏并不清晰、不作指涉、没有前提（或者是有党文化前提）的"民主和法制"吗？ 于是，面对这个文化上互相对立的民主和互相对立的法制——人们好像很不愿意正视这个现实——他们像所有没有经过政治训练的幼稚之人一样，只要看见纸面上的民主法制，官方接纳的"民主法制"，就会变得通体兴奋起来——难道这个兴奋和文革民主，反右民主之兴奋有什么本质区别吗？这种兴奋本身，就是身心桎梏于邓、于毛、于什么人的那种非理智和非良知——他们却要偏偏把戳破这层迷雾的人，说成是大逆不道。 换言之，起码在言论的底线上，臣服于党的民主法制本身，就为他们带来了某种党文化可以接受的和谐和统一。这个战线，站在党文化那边，就是某种统一战线说的现代表达——凡是呵护党的民主与法制者，其政治身份自然和完全的反对派不可同日而语——哪怕她们还是有杀子杀父之仇的——他们可以和在六四以后登台的、那个统治者的举荐者，推心置腹，引为同道，就是一种证明。 在和党文化中人建设私交方面，任何人没有权利指责之；但是，如果涉及到政治含义的时候，这个和党的交心，就成为考量其诉诸民主法制之含意的真正内涵。这个内涵，很像党文化中人的某些说法：如，康生、江青等人是坏人，周恩来等人是好人……云云；更有我们所说，否定毛、肯定党一类说词。（党内有没有好人？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如，57年，林希翎被迫害，吴玉章老人就保护之；甚至在念及右派学生姓名的时候，不念林氏。这个事实不可谓不震动——但是，吴，却是不可能在毛面前实行反反右主义的——这个，也是事实。林氏事迹极其感人，但是，她关于党文化中也有某些优良成份和优良人士、革命先烈之说法，就值得存疑。） 党，什么时候，会以什么形式，什么方式，什么策略达成民主转型？我们根本不得而知；得知其种种迹象的，却是一种反证。我们看到，政客中人大言不惭地告知港人，民主权利（含法制？）是中央的恩赐，港人，并无任何民主、民意之权利可言。 他的说法遭到坚守民主常识之人士的指责。这个事实说明什么？说明，对于香港而言，不是像某些内地异议人士所言，香港是朝向着民主法制（普世意义上的）转型，而是相反，那里正向着香港高度自治的完结之日转型，且呈现一发不可逆转之趋势。 下面是一则有关消息—— "香港民主党及民主发展网络在星期六合办回归十周年研讨会，邀请多位嘉宾就中共接管香港10年来在民主政制、人权自由、法治及公民参与等多方面的变化，进行回顾和探讨。与会讲者指出，在中共政权对香港事务的介入与操控下，香港的新闻言论自由逐步收紧，当初承诺的所谓高度自治日见消逝，政制民主化受到压制。有讲者甚至担忧，中共头目吴邦国近日宣称香港无权的言论，将触发新一轮的中共人大释法，"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定义面临改写。" 这个转型说明，香港的真正转型，是在像非民主、非法制、非自治、非自由之方向，而非转型到民主法制。这个事实，是不是事实呢？ 撒切尔夫人最近有观点发表。她说，“‘一国两制'制度是为了处理台湾议题而研拟的，'现在看来，不仅不恰当，即便是当年回归前首次提出，我也认为不适当。' 主政期间眼见英国对香港的一百四十五年租借时间即将届满 ，撒切尔夫人说：“我希望能延续英国对香港的统治，但是当我了解这已经不可能，邓小平准备对香港施行一国两制，我们把握可以保存香港独特性的机会'。”（见 台湾中央社报道） 我们补充说明一点。上海公报关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样的判断已经失效；台湾民意调查完全项背这个论调。其间，究竟是中共转型了自由民主价值观，还是西方人士服膺了国家主权高于人权说，交出了香港——坊间自由争论；但是，相关的政治见解悖论已经出现：国家利益和主权诉求，在这个时代，依然冲突于普世价值的规范而使之就范。 也许有人会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香港早早晚晚会实现民主法制、普选自由……关于这一点，我们并不反对；但是，以一句"相信未来"一样的诗句，就解决了香港转型之课题了吗？ 如果连香港这样具备民主之一切条件的地区，尚且无法实行有效转型，且问，内地转型之可能性，又是如何！ 我们最终也承认中国民主化时代的必然到来——但是，如果只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梦幻曲和朦胧诗的前提下讨论这个转型，是没有办法实行真正含意上的转型的。其中质量和数量的指标，如何估算？政治经济的相生相克，如何解套，民意的指归，如何实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是一句话，一个抽象的未来主义情调可以打发的。 真正含意上的转型是什么？第一，就是正视香港不是在向着自由民主发展，而是相反，正在想着不自由、不民主的反方向发展。第二，既然连香港这样的半自由、半法制的地区，尚且存在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大陆上，完全没有半自由、半法制之政权统治区域，又会朝向何种转型呢？考量的指标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被看重、被正视。这些考量的指标是：转型的前提要有指归。这个指归很简单，要看统治方面转型的意愿和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历史做出了结论——在甘地的印度，在曼德拉的南非，在马丁.路德金的美国，就是他们所在国家的宪政——法制和民主，促使之实现政治诉求——固然，这个民主有待完善和改革——如，取消种族歧视——但是，这个前提显然不是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自由，甚至没有文化，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可以简单类比的（"一切历史类比都是危险的"）；也就是说，不服从运动的所有前提和现状，是"可以"不服从，不是"不可以"不服从——在毛这里，没有任何不服从可能性（遇罗克是不服从，林昭是不服从，但是，他们的不服从不形成"不服从运动"——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枪毙了——世界上没有人员悉数被枪毙的"不服从运动"。翻检所有这类运动，都是政治不严酷性的政治在起作用——枉顾这个政治不严酷性，就是一种东施效颦，很不严素，没有说服力。 于是，在排除了不服从运动之可能性以后，和平转型和正义转型之可能性就所剩无几了。一个更加简单的事实是，类似佛朗哥和希特勒政权，其内部，是不是可以和平转型之课题。这个课题，听起来有些个滑稽兮兮的！希特勒政权如何正义转型乎？ 其实，这里仍然可以做出几个假设。 纳粹政权是德国乃至欧洲历史上一个插曲。从大的政治格局，国家均衡态势上说，希特勒颠覆了由俾斯麦制造的欧洲均衡国际格局。就像人们说的，如果希特勒死在童年，就没有战争；如果俾斯麦死在童年，就无欧洲秩序。 于是，德国的崛起等于俾斯麦主义和德国本身的死亡。 但是，希特勒的德国其文化分野，还是属于欧洲的文化和文化的民主形态。这个形态，使得德国的民主宪法和希特勒的崛起，不可以枉顾民主秩序——就像民主不是"最好"那样，即便希特勒利用民主，也无法让世人"证伪"民主。 也就是说，希特勒给民主带来的鸡肋和涂炭，并不能让他切割和绝断民主。然而即便是德国有着民主的脐带，恢复这个脐带的，仍然不可能是纳粹政权的内部改革，可以促成。 中国的课题，其实，比较德国，更形繁复和深刻。中国没有民主 ，没有上帝，没有文化传统中的这类元素；儒家的民贵，君轻，和民主毫无关系。所以，中国转型向民主，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历史和解构历史的文化之大课题——这个和消除割断民主的纳粹"转型"不同——何况，即便是德国，其实现反希特勒转型，只是依靠内部的力量，同样完全不行。这个思考，是值得严重关注的。 我们考察中国文化，在什么基调上，透过历史和民主接轨，是一个天大的文化问题，且关联到文化民主问题。这里暂且引纳陈寅恪大师的话。 他说—— "夫纲纪本抽象之物，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起所以依托为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为最要者。故所以托者不变异，则依托者得以保存。……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急剧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恬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见 《白璧德与中国》） 这句话的意思是，依托，一旦失却依托，就不成其为依托。儒家和所谓儒家"民主"，在失却了国家和体制载体以后，这个文化传统和传统的变化，就会到来。这个到来，就是所谓的"德莫克拉'贼'"——就是"民疯"。这个变化，是无载体——或者毛载体之民主海市蜃楼般的体制空梦和体制戕害——所以，王国维先生为此痞子运动而状绝望之态。 这是民主转型中的文化问题——我们暂且撇开不谈。 那么，凡是依靠外力打击才可以转型、之类似纳粹政权之内部转型说，自然就被取缔了、否定了。 接下来，中共政权，是一种什么政权呢？其转型之可能性，和希特勒政权，是不是有的一比呢？如果我们否定了这个政权是纳粹式的，转型，或许可以实现——如果我们承认之有些个纳粹性质，转型，就会变得十分艰巨和徒俱幻想。换言之，排除此政权纳粹性质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呢？现在人们看见的中国自由说、中国民主说，又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反而言之，当我们具备马丁.路德金那样的美国宪政背景；当我们像甘地一样，朝着英国国旗宣誓法治精神，和被允许在教皇保罗.二世和瓦文萨双面旗帜下，参加示威游行和言论公域之时，我们的转型活动之可能性，才是值得被关注、认可和付诸希望的——否则，就是大无希望——在大无希望的前提下，如何实行希望中事情呢？这个课题，是至关重要的课题。如，我们的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护法"运动；我们万千网民完全没有言论自由的网络运动；我们完全没有宗教自由的民间教会运动——所有这些运动之伟大意义，我们丝毫不会否认和估计不足——只是，我们完全排除了这些运动的"不服从"性质。不！这些运动和甘地，和曼德拉，和任何和平运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中国特色的地下运动；说不上是会服从暴力，还是服从非暴力于不远的将来。现在就急下结论，说，他们肯定不暴力——还是言之为早，是不可靠的，一厢情愿的。中国人说，不是不抱，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抱——是暴力，还是非暴力，不好说！ 也就是说，不像人们所说，不要暴力，就没有暴力了。 也不像人们说，要有秩序，秩序，就变成永恒了。 更不是说，人们不愿意看见天下大乱，天下就不大乱了——不管身后洪水滔天者，既得利益者，他们如果不作任何妥协，试问，这个转型，如何到来？世界上所有约规和条约，都是双方或者多方妥协的结果；和谐的政治织体，纠其要素，也是互相让步——试问，在宠幸阶层和党阀利益不做丝毫妥协的政治生态中，政治环保人士、和平主义者如何适应只有一方妥协，主导方不做丝毫让步的和解？世界历史上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先例呢？ 现在，中国人喜欢批评民主。说民主不完善，不是最好，数量/矢量，不完备，云云。这是一种说法；跟进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专制，不是不好，只是要转型，在转型中，专制，可以容忍——不容忍，就是不正确——叫做，反对暴力，专制，于是乎，在于专制之否 ，等等。这些说法，似是而非。因为，民主本身的数量统计和因子考量，都是建立在前提大致如此——这样一个估计上面——并非完备主义、无限（完美）主义，等同于民主；这是一个常识（邱吉尔早有论及）。我们在观察西方学人白璧德主义时候，看到了这个观点。白璧德就是努力排除"民主完善论"的政治哲学家。他的一般性观点，就是批评卢梭式的民主和培根式的科学。他以为，科学主义的功利扩张和民主浪漫的滥情主义，是现代西方走向战端和屠戮的直接原因——他于是到中国儒家和印度佛陀，找出路。他的出路，是孔孟之道一类中庸之论。这个，暂且不去详悉。 白同志的观点，重要之处是，民主，既然不可以求全责备，那么，专制之中，难道就存在出发到民主之路吗？坏的，是比好的还好？抑或，好的，还是比坏的好？——这个简单的对比，成为民主和专制的绝对性质的比较——虽然，他们都排除了"最好"——只有幻觉中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才是"最好"——任何批评民主"不好"者，滑到毛主义理想和纳粹理想，只有半步之遥——那是历史上千百次轮回和证明的结果——给民主以不满意的抗争之例，就像曼德拉和甘地做的一样，他乃是民主故乡的产物，不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国家的产物。 就像白璧德所说，"培根虽然放弃了知识的全知（fullness of knowledge），认为这个对于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却用一种想象的方法将其转化为整个人类的知识选择和行为。" "人并不是通过经验的数量积累来获得对于整体统一的理解，而是通过对变化多样性当中的生活的统一性或整体性的把握来获得。"（见 《白璧德与中国》） 将民主定义为全知的选择，无论对人对己——还是对待整个社会，都是妄说和幻觉。只有毛才会误会这一点——连墨索里尼也说，改造人性的革命，不存在。这一点，务必说得一清二楚。 也就是说，民主的N种外在意志和潜在意志之元素，无法一一还原。这个事实说明，转型时期的因素，几乎和民主时期的人类意志一样，也是无法一一得到证实的。专制体制之内，也有N种有利或者不利于民主转型之因素，这是明显的。我们的意思是，如何提取这样的因素，放入一个值得观察和可以分析的平台上，给予考量，乃是思考的基本前提。这个做法，也许可以呈现某种转型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这也是我们勉为其难，做出分析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衔接上言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做出了和平演变之可能性，抑或是不可能性的某种分析。这些分析，帮助我们考量转型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 其一，欧美各国，究竟是要实行中国民主化——还是要实行中国市场化之问题。这个问题，早在汉娜.阿伦特的笔下做过充分解读。西方民主之一币两面，历史上一向如此。他们的国内民主和殖民地并不民主之统治模式，在现代历史上俯拾皆是。只是，到了最近，如，关于苏丹问题，这个议论才凸现出来——但是，经济投资的非政治化前提，不是中国的首创，恰恰是西方、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何以又反过来指责中国政权的非政治经济勾结，于苏丹政权乎？ 诸如此类的经济主义，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经济两层皮的外交和价值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中国的党文化，正在和跨国资本沆瀣一气，炮制出来一种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复兴论，以满足他们南橘北栀的投资效应——一种和人权完全南辕北辙的经济掠夺模式——这个模式，接纳了中国政权的统治方式，并且产生出来一种"双赢"的局面——中国亿万富翁和西方资本集团的双赢。这个胜利的进军，和民主法制毫无关联，毫无血亲，毫无因果关系。在成就这个经济局面的同时，一个实行美国化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中国，正在地球上完成又一次"史无前例"的东方和西方的媾和和和谐 。这个和谐，就是永远开放于欧美各国，但是，永远和西方政治实行的普世价值，绝缘和切割——并且，在符合西方非普世价值的经济利益方面，"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说，一百年，不民主——这个西方世界完全可以接受的"开放"，成为中国"型而不转"的铁则和事实——就像诗人T.S.艾略特说过的，西方，是在结束的时候开始——中国，是在开始的时候，结束——这个游戏，正玩得方兴未艾，没有丝毫收敛之迹象——在这个过节一样的时刻（中国称之为盛世），请求东、西方富人给以一个转型之承诺，是并不太奢侈的要求——"相信未来"嘛，他们放下手中的"人头马"，这样说。 其二，一向所说的民主对于专制的转型，在国际政治范畴也遇到很大阻力。这个阻力，来自整个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就是以联合国为首的多国非民主政体国家和政权，在也许以中国、也许以俄罗斯为轴心的、非普世价值观主导下的政治利益集团。面对这个政治秩序，美国等少数民主国家几乎成为民主的"异议人士"——可笑的是，连布什总统，也自称宁愿做一个"异议人士"——这个局面，说明布什先生的尴尬处境；笔者并不认为这仅仅是布什先生的幽默，而是某种转型道路上的感叹！这个转型，涵盖了西方主要大国在中国和俄罗斯国家利益彰现之下的被动处境；也说明，在美国，无论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之战，带来类似越战泥坑以后，专制主义国家趁机凸现其所谓软、硬实力挑战西方价值观的严酷现实——这个现实，企图证明中国模式和其他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在马克思死掉几百年以后，还是阴魂不散地游荡在世界上。所有左派的政治观念和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格瓦拉主义和毛主义，混杂在一起，企图再造一个非普世价值，中国式价值——甚至被人认可是中国－瑞典式价值——虽然，瑞典人士和诺贝尔学院人士，对于中国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们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在中共知识分子中，有一群瑞典崇拜者。 故此，转型遇到的阻力，不止是来自于中国政治现状，还来自整个世界之政治格局。这个政治格，局无论在经贸层面还是在政治外交层面，都在阻挡一种简单不过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台湾外交的局面充分说明，来自美国历史上之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二人所争执的国际战略和价值观念，至今，依然发生蝴蝶效应——意识形态和上帝的价值大战，在均衡外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交织下，变得十分复杂和棘手——所有正确的真理，莫不让位给国家利益和安全所需。一切理论的和实际的，为真理而战斗的现实，变得极其残酷而绝望。在这样一种战略格局和外交织体面前，美国和中国的价值之争，也变得日益激烈和暗中较力。一切所谓美、中软实力较逐，甚至超过了以强治强的赤裸裸的对峙。 ……虽然，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认为，这个较力，不过是全球大同的前奏——但是，究竟如何因应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就要实现细节的爬梳和分析，不是一厢情愿，布道某种和平转型观点而枉顾所有阻难可以达致。 我们的意思是，在众多历史倒退和历史违逆之中，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是不是一种"中道"之行和有效试验（或者说，试错？），成为今天的主导话题。 在这个中国模式转型主义的无穷多可能性里，是不是有一种高于或者"美于"普世价值和政治ABC的特出产物，正在世界上被派生出来？ 这个特色产物，是不是包含了其中转型必然说——转型必然成功之逻辑推断——而且，这个转型，是不是甚至可以预期，成为超越美欧政治模式的、高于三权分立说的某种伟大怪胎？ 甚至，在张伯伦死掉近百年以后，绥靖主义的新老欧洲，是不是期待中国的崛起，会变更类似《欧洲内幕》那本名著，带给人们的耻辱记忆，而伙同中国价值观，再度造就一个全球化的张伯伦主义和绥靖中国之和平主义？ 所有这些课题，都是关乎中国是不是要转型——中国是要自己转型 ，还是要民主世界为之转型，打造一个世界"中国制造"的大民主和新自由之大格局——那时，中国的航母、导弹和卫星，对峙于也许日益衰落的美国和欧洲（有人说，美国在2020年就告衰落和瓦解）——试问，究竟是中国人要转型世界，还是世界要转型中国呢？ 这个类似科幻小说的政治外交织体，如果一旦实现，美国人和欧洲人，就不要期待中国的民主化和人权化了——他们，也许和中国被招安的知识分子一样，承担其伟大中国梦的诠释责任，开始全面诋毁民主和自由价值观——不是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批判西方民主之缺陷和政体之弊端了吗？中国的高人，的确很多。 当然，一切有悖普世价值的转型——也就是反动和倒退，是总体论错误的逆行线——但是，在这个逆行线上，人们正在期待着事情的另一种解释。这样的解释，已经含有中国特色，中国不必转型，中国"盛世"说等等愚人颂式的言词，层出不穷。于是，关乎中国转型的叫嚣，在这些世界级别的称颂声里，显得十分脆弱和苍白。 其三，就是我们前此论及的、如何估价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中"人民"作用的课题——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中国网民和广大知识群体乃至异议人士，是不是形成了转型说的载体之课题。 一种说法是，中国现在已经兴起"文艺复兴运动"——随着"大国崛起"，国民意识开始复兴和转变，维权领域和舆论阵地上，正面的意见，已经超越官方的约制和欺骗，达到了某种网络民意的普遍化。这个现象，正在主导事情"起变化"，朝向正面的趋势蠕动。 另外一种说法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国情，即便是网络普及，也无法更改中国极权主义的政治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人民的思想，依旧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个基本的估计，没有实质变化。也就是说，一切网络、媒体、报纸和电台，依然控制在官方手中，人民迫于知情权的极度丧失，其判断事物的基本水准，依旧是国家和政权的宣传内容。（比如，六四期间，笔者去购买候德建的唱盘。询问店家一个小姑娘，她问，"谁是候德建？"……加上成都报纸，那个刊登六四广告者的无知，都是例子。） 二者兼而有之的事实，也是存在的。这个较力是真实存在的。这个较力的前景如何估计，也存在一个严酷的悖论。一个说法是，网络和博客形成的启蒙和复兴，正在造成新一代知情和良知兼备的国人和青年；一种说法是，官方的封锁、遗忘和宣传，正在造就一代政治冷漠和是非不清，幸灾乐祸的冷血愤青——这些反美和崇美兼俱者，今天可以向美国使馆抛石子，明天可以加入美国国籍；他们是反日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却对中国政权歪曲历史置若罔闻；如何评估反右，文革，六四，已经跑出他们的思维系统和语汇系统；诸如此类的悖论在中国形成历史的无知和现实的苟利一代。这一代人，即便远洋美欧，也成为那些国家里国家利益和现存秩序的附庸，更不会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儒家气节和欧美独立知识人之批评美国者一样，形成独立思考和批判主义。他们顶多成为经济和文化现状的受益者。这些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乃是和阿伦特和陈寅恪毫无关系的附庸知识者。期望这些89之后能够肩负起再度的政治诉求，已经很不现实。 即便如此，这个较力的过程，也还是在艰巨进行当中。八、九十岁的耄耋和老右，五、六十岁的白发红卫兵，甚至六四青年等，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历史还原和记忆再现之抗争。他们形成的一年年、一次次关乎与此的研讨和反思，使得遗忘和歪曲，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纠正。但是，一是，他们在海外；二是，他们的语汇，已经无法纳入89后一代人的思想和生活。加上官方宣传的禁锢，所有这些研讨，外在于年青人的话题和范畴，也是一种事实。所有这些估计，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悲观主义之证。笔者研究文革，又很多感触——不要说三、四十岁的人，就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者，对于文革，也基本上处于无知和"正统"判断之中，乏善可陈——如，刘是好人，毛是坏人；甚至，毛也是好人 ，毛在试验、试错、证伪，等等。 这样，一方面，国人已经淡忘历史——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六四——一方面，人们正在努力抗争，企图恢复所有历史和现实的真相，找到政治正确的逻辑走向——那么，关节点在哪里？在哪里突破，可以完成和成就历史的挽回，继而发掘"转型"的历史根据——这个局面，依然十分艰巨。 关键在学生和青年。一个重要的估计是，六四学生运动之一代政治热血青年，在89以后，就已经写入历史。现在的学生之政治情结的死亡，为中国政权注入了一股"活力"（我们说是死魂灵）。有效的邓式实用主义，正在结合美国非普世价值之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和政治极权，捆绑在一起，造就着一代后六四学生和非政治化青年。"少年中国"（见 梁启超的说法）正在变成"中国少年"——这个事实的严酷性说明，期待转型的民族血脉，正处在严重失血状态，而非呈现源源不断之势。强大的商业投机主义和生存犬儒主义，正在腐蚀和消化哪怕是六四一代的菁英人物，让其"转型"成为官方的商业伙伴——政治诉求正在迅速死亡。 其实，和上述香港死亡和撒切尔主义死亡一样，被转型的，不是中共，而是中共的前敌人和异议人士。这些人士，起码在默认中共"民主法律"这个大前提下，被统战起来，成为一种不同于、又相同于前统战人物似的花瓶。这些个花瓶，正好成为中国转型说的拥趸。他们对于共产党的最高称颂，就是默认党文化涵盖了"民主法制"。这些拥趸者的显著特色就是，他们企图漂白从马克思主义到胡温政治的一切不洁之点，从历史的窜改，到他们本人政治ID的赎清，都呈现一种所谓"两头真"式的说辞。他们企图在"转型说"的掩护下，造就一个既不清算历史，也不否定党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圭皋，以打扫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毛之僵尸和马克思之僵尸的严重尸变——这个尸变，已经大面积混淆了历史的真相和人民的诉求，严重毒害大面积的正统或者非正统思维。他们用七十几岁的恩格斯，换掉二十几岁的恩格斯，以为这样一来，从瑞金到北京的轨迹，就会完全转换——继而，人民政权的、起事于1949年的正统，就被完全呵护——而政治转型的到来，正是他们和他们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又一种合法性、合理性证明——他们甚至一厢情愿地打出、现在瑞典学者严重抗议的、那种所谓中国－瑞典模式，以宣称，这是共党转型的第一个起点。这是和平转型说的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我们前此言及的"民主法制"方式。在撇除究竟是遵循共党民主法制，还是普世价值中之反对党方式和司法独立方式之法制的大前提下，制造一种空洞的，不涉及历史和现实层面的、实质性民主法制内涵的虚伪诉求，以达到所谓的"和平理性"之目标。 第三种方式，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夸耀或者默认国际跨国资本和国内宠幸阶层、太子党合谋的经济掠夺，尽量撑持一个几乎是看不见尽头的奴隶剥夺和生态破坏之经济贸易局势，使得中国前途，在所谓"转型说"的蒙蔽下，再度发效为一种人道涂炭和生态破坏之效应。于是，这个较力，成为另外一个领域，国际领域中，世界对于中国发展走向的争执和分歧之所在。用共产党的语言来讲，"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究竟如何呢？换言之，尼克松和基辛格主义带给中国政权的和平演变，是在朝向杜勒斯的方向，还是在朝向邓的方向，难道过去三几十年来，还看不清楚吗？党，政权，宠信阶层，红色序列，已经从"经济崩溃的边缘"又崛起，又复兴，形成所谓"盛世"——这个历史根据，难道是杜勒斯主义的有效进程吗？如果西方人士和政府如再续枉顾这个非杜勒斯主义之事实，那么，中国政权的崛起和威胁终将成为事实。 在这个极度复杂的国际博弈当中，中国的法宝，就是排除国际规则，并将此一排除，转换为中国规则——第三世界规则和反美规则 ，等等。所有这些隐性的龃龉和抵触——如，在达尔富尔等国际争端上他们采取的立场，已经昭示了这个类似张伯伦主义时代，西方人一度面对过，又被他们有意遗忘的历史——看来，遗忘，成为世界性的痼疾。整个世界格局的厘清，仰仗于改变整个西方的对华政策——改变经济和政治，极权和民主，亚洲和欧美双重价值，多重标准的混世主义和见利忘义主义。这个较力，是对于西方历史上，被白璧德先生抨击之科学扩张和民主滥请主义之翻版——这个扩张，在勾结中国权贵和枉顾人民权益方面，已经做到肆无忌惮。这也就是西方民主丑闻的中国翻版。所有这些东、西方叠加的腐败和合法剥夺，如果不加批评，有所揭橥，中国向民主化转型的妄议，只能是开国际玩笑。 中国人说的"胜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一个真理——这个说法的含义就是，中国转型，有赖于西方政权和国家，知识分子和商人，改变现在这种开放式奴役的中国经济结构，并且迅速地把西方的商业规则实行于全球——也就是，自然加诸于中国资本家和中国政权——实行中国的独立工会主义和其他劳工利益之法规。除此，中国经济发展，只能是开放的奴役制度的所谓新事物，其发展且根本看不见尽头。重复而言，西方民主价值和"重商主义"如果得不到有效改变，奴役制度本身，就会重复西方殖民主义的百年罪恶，并将这种罪恶备及中国且一发不可收拾。中国民间和异议人士，期望西方政客和政权实行的类似的布什主义，就会真正成为布什所谓之"异议人士"说。 纵观上述转型要件可以看到，最为重要的中国转型，其实不是来自国内的准纳粹体制，而是来自于西方整个对华政策和政治理论的改变，改变尼克松主义和基辛格主义在中国的延续，改变成为也许是布什主义和别的什么"异议分子"之主义——不如此，中国转型之剑，只能被折断和废弃；国际资本和苟利集团（加上中国的权贵资本），将势成悬于未来之中国头上的魔剑；也就是说，任何有违于这两个利益集团——中国特殊利益集团和欧美日跨国资本集团之利益的做法，都会备受打击而使得转型成为泡影。 最后，转型说受到大面积拥趸，是因为人们害怕混乱、秩序的消失、无政府主义和战乱。为此，他们主张一厢情愿地看到官方实施和平演，而无论这个演变朝向何种方向。可惜的是，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个政权无可救要的、绝对无可塑性之基本事实。这个事实和历史经验联系在一起。无论从合法和非法的层面上看，都是如此。毛，甚至可以不要连斯大林也要装模做样的法律，实行无法无天——政权的三几十年的改革，整个就是一种合法的剥夺和镇压——迫于西方政治准则而实行的两面三刀的无原则原则，正在有效抵制真正的民主式开放。他们今年以来的一切表演，也说明，他们可以接过所有民主语汇而掏空其所有内涵。他们可以向美、欧、日人士大谈民主，而反过来强奸民意，控制舆论，压榨劳工。维权的几乎全军覆没，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从所谓起义，维权和罢工起家的共产党，正在以武装到牙齿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统战和打击的经验，实行对于既无旗帜，也无奥援，更无纲领和组织的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歼灭战。无权中的维权，走向民主和民粹的可能性，都很小。维权理论家，几乎是单向人和单恋人的迷惘诗意，正在绝望地、和匍匐在的人民，映衬出极权主义者伪善的面孔。 前途究竟何在？ 我们坦诚，我们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觉得，悲观主义的清醒，要强过忙目的乐观和轻信。一个简单的事实证明是，违反普世价值的中共，也许会在不做任何让步的情形下，面临偶然发生的、所谓"最后一粒沙子"压垮之的故事——那样，从国际和国内的承受力最后崩盘的角度看，潮流最终流向民主，自然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个不可阻挡，绝对不是来自转型的官方，而是来自民间，国际部署和力量，偶然的机遇，台湾问题，等等…而且，其中并不能绝对排除故此发生的政权失效和无政府主义结局。大乱之现实、暴力和革命之现实，在官方面不做任何让步的情形下，也许真的会呈现末日效应。只是，我们希望这次"轮回"，有一点古代希腊之政体轮回的味道，而不要重新堕入千年中国式轮回的陷阱。 是的，只有一点，我们和他们，都是可以赞成的——那就是，我们也并不期望主动煽起某种热兵器时代的暴力革命。我们同样不是暴动和革命的倡导者——但是，如果政治估计，只是停留在和平转型之上而枉顾这个转型的、几乎等于0的可能性，排除各种可能性的发生，等等，就不属于我们的评估和预期之列了。 15 juin 公民教员李慎之与蜀光中学 钟纪江（蜀光高1995届）公民教员李慎之与蜀光中学 作者:钟纪江（蜀光高1995届）
一、风雨
1945年夏，李慎之先生从燕京大学毕业到自贡蜀光中学做公民课教员，任教时间很短，不过一个学期，然而对于当时学生的影响却很大。李先生晚年积极主张公民教育，多次提及这段经历，这让我在读先生文章很受震动的同时，又有一种亲切感。 2007年年初，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起了震动和讨论。谢韬老师与李慎之老师1945年夏同在蜀光任教，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曾共事，李慎之任美国所所长和社科院副院长，谢韬曾任社科出版社副社长、研究生院副院长。近再读《怀念李慎之》（续一），有谢韬老师写的一篇纪念文章《风雨同舟六十年——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让人不能不想到李慎之老师世纪之交的那篇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谢韬老师在文中回忆了谢、李两位先生“共荣辱、同浮沉”、“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的六十年，洋洋洒洒三四万言，“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谈李慎之思想的来龙去脉”，他说：“我虽然已经83岁了，但我还想把李慎之没有办完或者没有办成的事情继续办下去”。谢韬老师还提到，他原名谢以明，李先生原名李中，1945年末，他们二人在蜀光因为宣传民主与自由而被迫离开，在成都总结在蜀光的经验和教训时感到当时只图痛快，不谨慎不踏实，同时为了防止特务追捕而更改名字，他改名为谢实之（后又改名为谢韬），李中改名为李慎之。不过人的秉性难易，后来慎之不慎，韬公忘韬。 这个月，社科院正在举行建院三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且不说作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前史，只看社科院独立建制以来的这三十年，人物出入，学术升沉，倏烁晦明，风雨骤歇，远比这几天所见的宣传报道材料上精彩丰富，倘若哪位熟知往事的老先生能够拨冗写出来，真正是色彩斑斓，大可玩味。李慎之先生就是社科院的另一种颜色。于今虽然哲人已萎，时移事异，然黄钟犹有余响，在花家地和建国门还常能听到师友谈及这位前副院长。 丙辰春节回家，我带了套《李慎之文集》回蜀光中学。书是李慎之先生的长女李伊白赠给本校图书馆的，托我带回自流井伍家坝，同时还带了套《怀念李慎之》（续一）。李慎之先生生前没有出版文集，本书是李先生去世后由张贻先生自费印刷的，我请李伊白女士在扉页写上几句，她写道：祝蜀光中学的师生完成先父的遗愿。我把文集交给了学校后就一直想写篇文章，一方面为没有读过两篇《风雨》文章的蜀光校友介绍李慎之老师，另一方面也为关注李慎之先生公民教育思想的朋友提供些材料，断续写了很久，但是总不能终篇。 二、自贡与蜀光 这里先分别以两小段话介绍一下自贡和蜀光中学。 自贡是中外闻名的盐都，历史上曾有两次“川盐济楚”，分别是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城市用她的井盐发挥过一点作用。自贡人在四川有个外号叫做“盐贩子”，刘光第、赵熙、宋育仁、吴玉章、李宗吾等是“盐贩子”，近来老而弥坚的胡绩伟、谢韬等先生也是“盐贩子”。 1924年，在盐业未衰的时候，自流井盐商在炳文书院等旧式学校基础上创建了自贡初级中学，后改名蜀光中学，雷民心、王楠、李宗吾等本地教育人士对她是付出了不少心血的，但一直发展较慢。1937年，自贡各界人士包括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本地士绅欧阳尔彬、蜀光校长王楠等邀请张伯苓先生和南开接办蜀光中学。张伯苓接办蜀光后，以南开模式改造蜀光，数年后即成为一所西南知名的优良中学。南开向来重视校长和师资的遴选，南开接办以来的前三任校长都能恪尽职守，以“公能”校训训练蜀中子弟，首任校长喻传鉴毕业于南开大学，为张伯苓南开四大金刚之一，第二任校长韩叔信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也是南开的核心骨干，第三任校长陈著常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深受蔡氏“兼容并包”思想的影响，而且他们都能全身心地投入中等教育事业。《蜀光校史》中附有一份1945年6月的毕业班先生名单，由这份名单看，教员主要来自当时的名校，私立大学如南开、复旦、厦大等，公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中央、武大、浙大等，教会大学如燕大、金大、辅仁、齐鲁等，还有支那内学院、章氏国学讲习所等佛学、国学学校。当然，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由于抗战爆发，全国知识分子漂泊西南天地间，人才济济，今日不可复得。 80年代中，李慎之曾游自贡，重返蜀光。自贡除井盐以外，还以彩灯、恐龙著称，本地号称“三绝”，李慎之此行为之赋诗三首。 灯会 华严世界今宵现，贝阙珠宫出釜溪。 老去犹余豪气在，题诗欲遍水东西。 恐龙馆有感 劈开幽窟见洪荒，走陆飞潜各有疆。 生灭无常唯物竞，好从此地悟沧桑。 重返蜀光 卌年重来老刘郎，种菜栽桃事渺茫。 蛇足频添堪自笑，惜阴楼下问行藏。 前两首，“老去犹余豪气在，题诗欲遍水东西”、“生灭无常唯物竞，好从此地悟沧桑”诸句正是李慎之旧体诗一贯的风格。胡乔木曾经说李慎之的诗太“萧瑟”了，然李诗吟咏之余，其中有一股潜运难矫的“豪气”，这种豪气自然流溢，即是大手笔，“老去犹余”，正是中国士大夫积极入世的大关怀。社科院单纯先生席间曾言，在李先生家看到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曰：“已知诸相皆非相”，下联曰：“欲待无情还有情”，单是晚辈，开玩笑对李先生说横批不妨是“慎之不慎”，我觉得用“老去犹余”也不错。 第三首中提到的惜阴楼为蜀光后山腰的一个小楼，是1945届校友毕业前，也就是抗战即将胜利之际，通过放映电影《岳飞》集资捐款为母校留下的纪念建筑，冯玉祥将军题写楼名。诗中语借刘禹锡意，既曰“种菜”，“栽桃”，自是指培育人才而言，又曰“蛇足”，“自笑”，看来李先生对于教育有了新的看法。看过李老师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李慎之若是重登蜀光讲堂，对讲台下的菜花桃花们再讲公民课，和几十年前所讲相比，虽然不会全异，但是必然大不一样了。 三、刘克林 羡君应招天上去，胜似屠门握杀刀。 ——李慎之悼刘克林 李慎之毕业去蜀光任教与三个人很有关系。第一个人是刘克林，他是蜀光校友，也是李慎之的燕大同学，和李慎之、谢韬等同为当时领导成都学运的学生领袖。第二个人是当时的蜀光校长韩叔信，也是燕大的校友。李慎之到伍家坝报到当天，韩校长就请他到家中吃饭，又让他教高初中多个年级的公民课。刘克林是蜀光高中首届高材生，到燕大后也一直和蜀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韩校长对于刘、李在成都的所为当然不会一无所知，他让李慎之这个成都学运领袖接替他主讲全校的公民课，应该是斟酌过的。第三个人是当时的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缪先生是张伯苓的好友，力主邀请张先生接办蜀光。缪氏本江苏人，李伊白女士告诉我，缪家与李家本为世交。李慎之出走蜀光前，就先悄悄把行李寄放到缪家。 再说刘克林学长。刘克林是南开接办蜀光后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因学习优异，免试保送进入西南联大，旋因不适昆明气候转学成都，入燕京大学新闻系，与李慎之、唐振常等同学。抗战中，大学纷纷内迁，可能是按当时国民政府的统一规定，教会大学如燕大、金大、齐鲁、金女大等都集中到成都华西坝，和华西协和大学在一起。燕大成立了“宪政研究会”和“马克思研究会”，刘克林、李慎之都是其中的骨干，当时谢韬在金陵大学，因志向相同，这批人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这些燕大等五大学的部分青年学生联合起来在成都组织了多次活动，还成立了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青”，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刘克林才华出众，曾任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当时成都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同学唐振常称他才思敏捷，“惊其慧而倾慕之”。唐先生在《一代报才刘克林》中回忆道，某次，学生自治会出墙报，李慎之把他反锁在自治会办公室，就留下几个四川锅盔，限时限刻完成，下午开锁，墙报编排抄写整齐，刊头图案应有俱备。李慎之晚年还对唐振常谈起这件事，用“才思敏捷，倚马成文，采写编论，无所不能”十六字称赞刘克林。 蜀光按南开模式办学，南开的传统为了保持办学独立，坚决不许政党组织公开进入学校，不过各种政治力量在私下里活动频繁，争取青年学生。当时尚未取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等左派力量在蜀光的活动非常有活力，也很有特点，前有王怀安、王冶秋，后有李慎之、谢韬等，彼此接力，没有断绝，吁求自由与民主，当时被誉为“川南民主堡垒”。刘克林1938年才进蜀光读书，1939年就秘密入党，1944年还在燕大大三的时候，刘克林等燕大、武大、重大、中大等在盆地内上学的蜀光校友牵头，利用暑假时间回到伍家坝组织了“蜀光中学夏令营”，每日上午举办学术讲座或知识课程，下午体育活动，晚上团体活动。当时演讲题目有《边疆问题》、《第二战场开辟后之世界战局》、《艺术与人生》等，刘克林亲自讲《如何读报》，当时常居留自流井的吴祖光先生也应邀讲《戏剧》。韩叔信校长亲自担任夏令营营长，开学典礼上还邀请冯玉祥将军等参观营地。韩叔信校长在夏令营的油印内刊《蜀夏》创刊号上撰文《介绍蜀光夏令营》写道，开营是为了“提高本市青年的学术兴趣，从而推广公能教育”，“我们不是大人，我们只认为是一群较大的孩子。我们有的是一颗热烈的心，是一种愿意为人群服务的精神”。 《蜀光校史》附录中有刘克林校友在《蜀夏》创刊上的的一篇文章《目的和期望》，是卢从义校友从东锅厂档案馆缩微胶卷中抄录的。这也许于本文有些跑题，但是我觉得刘克林此文持论正大光明，文笔平易畅达，对于中学生是极好的启蒙教育，也合辙于李慎之先生晚年念兹在兹的公民教育。其文不长，全文抄录如下，可见当时大学在校生的视野和取向，也可见当时的中学夏令营做些什么。 夏风吹过，我们本该休息。但我们这些校友却从远方回到故地，在母校的召唤之下，决心善自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照自己的理想去作。 就这样，蜀光夏令营在师生们挥汗如雨的栽培之中，始业于伍家坝上。年轻的人们从四面八方集合拢来，到釜溪之滨接受知识，接受新的生活的训练，接受尽情欢笑的乐趣。 在这个时代的转换前，法西斯行将崩溃，自由和民主行将永生，全世界的人为争取作“人”的地位和保障而流血牺牲。如今，盟军在波兰、法兰西齐头并进，太平洋上塞班岛守军的全歼，促成了东条英机的崩溃，全世界是一片胜利的曙光。在这人民胜利、民主胜利中，中国青年应当更健全自己，认清环境。 这是一个大潮流，推动着人类向真理前进。仍是一句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们愿意在这个大潮流中，尽到涓滴的力量。蜀光夏令营就是我们为时代尽力的武器。在这里，一群青年在胜利的前夕，更认识环境，认识自己，“中国之命运”不系于其他，而系于青年对真理的认识与否。 因之，我们在夏令营中，有种种之工作。为了使年轻人充实学术之根底，我们设有系统的学术讲座和课程工作；为了使年轻人多锻炼体力，愉快身心，我们预备了种种体育活动和游艺节目；为了使年轻人多认识环境，了解时事，我们设有种种座谈会、辩论会，研究战局，研究民主宪政问题，以客观的眼光研究现实，分析现实。 今天，坝上草长，釜溪流长。我们希望成百的青年能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生活愉快，学习进步，出营之后，带去强壮的体格和清晰的认识。在这里，我们先作一个乐观的期望。 好个夏令营，将自己置身于时代转换的大潮流中，又优游于坝上草长，釜溪流长的小环境中，对中学生进行充实学术根底的训练，要求他们认识环境，认识自己，大谈自由和民主，竟然还研究民主宪政问题，如果在读中学时有这样的夏令营，我一定报名参加。比照当下的中等教育的时候，在精神境界、公民教育、社会关怀乃至学术训练等方面，不禁有望洋兴叹，恍然隔世之感。是前人陈义过高，还是后人自甘鄙薄？ 刘克林在这里说得太好：“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照着自己的理想去作”，“自由和民主行将永生，全世界的人为争取作'人’的地位和保障而流血牺牲”，“'中国之命运’不系于其他，而系于青年对真理的认识与否”，“我们先作一个乐观的期望”，这些很能见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也合于蜀光的校训——“尽心为公，努力争能”。 但是此后的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命运却让这个乐观的期望落空了。 刘克林后来进入《大公报》国际部，为著名记者，建国后入中宣部，多随刘少奇、周恩来等出访，60年代中，参与写作著名的“九评”，文革中被诬为“刘少奇的黑笔杆子”，受到迫害，刘克林“性格刚强，平生未曾受过诬罔”（唐振常语），自杀弃世。文革后始行平反，举办追悼会时，李慎之先生写了两首诗，刘自立先生（刘克林长子）在回忆父亲和纪念李慎之先生的两篇文章中两引之，兹抄录在这。 其一 莫论诗豪兼酒豪， 昔日文坛抱旌旄。 羡君应召天上去， 胜似屠门握杀刀。 其二 十年无处哭孤坟， 面对空棂揾泪痕。 青山何处觅骸骨， 可怜功狗党恩深。 刘自立先生自己是作新诗的诗人，称李先生这两首新古诗可谓 “热辣”。 四、公民课上讲个什么？ 我前已说，李慎之如果重登中学讲堂，所讲和当年必然不同，我现在就做个钞书匠，老老实实抄录几段在这里。 谢韬老师在《风雨同舟六十年》中回忆他们在成都因为学运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毕业后不久各自离开成都，不久又相聚在蜀光，他写道： 我回到自贡后，改名为谢以明并去蜀光中学教书……学校按南开模式办学，张伯苓、喻传鉴、韩叔信等先后担任董事长或校长，他们都反对国民党进驻学校，主张民主办学，专家治校。教导主任陈著常毕业于北大，深受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影响，提倡科学与民主。让我十分惊喜的是：不仅李慎之来到了蜀光，还有燕大的李肇通，金大的张薇之，武大的李行夫，西南联大的曹贞固，东北大学的高耀墀等，也先后来到蜀光。我们组成一个小组，经常到我家里开会，继续评论国是…… 蜀光中学的老师，每两人住一间宿舍，我和李慎之正好住一屋。李慎之教全校的“公民课”，讲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李慎之借此机会，大讲“新三民主义”，大讲社会发展史，宣传马列主义。我教地理和历史课，同时在音乐教室开设“大众哲学”。我们还向学生介绍鲁迅、艾思奇、周而复等进步作家及其作品，还介绍高尔基、伊林等苏联作家及其作品。学生们经常到我同李慎之的宿舍，谈论时事。我们还在进步学生中传阅中共中央和民盟、民协等组织的报刊，让学生了解各地民主运动的情况，揭露蒋介石专制独裁、镇压民主运动的真相。在我们的影响下，学生们成立了“燎原壁报社”、“学联”等社团。1945年10月19日，100名学生自发举行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当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传到学校时，学生们十分愤怒，纷纷通过壁报等形式，声讨国民党的罪行。学生给吴玉章的信在《新华日报》刊登后，在自贡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到蜀光中学半年多的时间里，学生要求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活动，迅速在学校开展起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露出衣服下的手枪，对我们进行威胁。朋友和家人都让我们离开自贡，我和李慎之商量后，决定抢在国民党动手之前，提前出走……在蜀光中学半年多的时间里，学生们的纯真、热情，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慎之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要当一名“公民”课教员。 卢从义校友（蜀光1951级）在纪念李慎之老师的文章《公民课教师李慎之和地理课教师谢韬》回忆道： 1945年9月14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蜀光校园来了两位年轻教师：李中和谢以明。李老师体形高大，戴一副近视眼镜，器宇轩昂，文质彬彬；谢老师身材适中，博览群书，风度翩翩。两位老师住在我们每天都需经过的单身教师宿舍。其时我刚满12岁，念初中一年级下学期，谢老师上地理课，谈吐风趣生动，把原来枯燥无味的“豆芽学科”地理课，讲得活灵活现，使同学们爱地理，爱中华，爱祖国大好河山。李老师给我们讲公民课，他在课堂上用宏亮的声音，高昂的激情，讲公民的权力和义务，讲“五四”精神，进行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教育。宣传现代社会所具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先进理念。当时抗日战争由于美国参战已胜利在望，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又出现深深的裂痕。为了争取民心，国共双方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斗争日益激烈，是民主还是独裁？这将直接决定人心的背向。此时中共的喉舌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赞扬西方自由、民主和宪政的文章。如《一切光荣归于民主》、《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结束一党统治才有民主可言》等等。这些文章直指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和专制，从而赢得了拥护自由民主的各党派和知识分子的人心。这些言论对毕业于燕大，担任过燕大学生会主席，领导过成都学生运动的李中老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来是一门“不三不四”的公民课，被李老师讲得生动具体，震撼人心。如他讲到“中国的命运”时，一针见血地告诉同学们：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决非“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而是还政于民，实行民主宪政。这些讲话，学生们至今记忆犹新。两位老师还携手参加学生课外活动，1945年9月，各学生社团联合举办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活动，秉烛致哀，高唱《鲁迅先生挽歌》，朗诵先生的杂文，然后由李、谢老师主讲鲁迅的生平、作品及其精神。奇怪的是到学期末，两位老师悄然消失了，风闻说两位老师可能“涉嫌共党”，走了。 李慎之先生自己在《也要推动政治改革——在<改革>杂志是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则这样说道： 千差别，万差别，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和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 要建立法治国家，一个必要的前提是人民要有充份的人权意识亦即公民意识。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大学毕业后曾在一个中学教过半年书。校长让我包教全校高中3个年级6个班的公民课，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居然大受学生欢迎，有人因此感激我把他们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却惭愧自己并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民主建设多培养一些元气。中国现在自己也承认在许多方面同先进国家有差距，在我看来，最大的差距就是人民的公民意识方面的差距。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人真的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下一辈子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再当一辈子中学公民课教员。对我来说，这将是我报效祖国以至服务人类最理想的途径。 在后来的《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中，李慎之先生就此做了集中阐发，他在文中说道：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一百年来变化不大，以致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能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公民。没有能培养出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强而且能自胜的独立、自由的个人；没有能培养出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个人。 公民教育所要传播的首先是宪法的知识。每一个公民第一要懂得自己在宪法中的地位，政府在宪法中的地位，自己与政府的关系。其次是法学的基本知识，再其次应该传播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的基本知识，还有像环境保护这样的基本知识。正因为是基本的，它必须是最精要的，因此可以说它不但应是中国文化的，而且应该是全人类文化的。 公民课上，李慎之先生过去讲的什么，现在要讲什么，大致就是这样。 五、蜀光校友的怀念 雄文一出争相看，传抄纸贵洛阳桥。 只要慎之精神在，有人觉就睡不好。 ——李公天 李慎之老师生前和在京蜀光校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谢韬老师一起参加蜀光北京校友会的活动。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先生去世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自发的撰写了大量的纪念文章，有的先生说：“具有如此历史含量和炽热真情的纪念文集，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见过”，有的先生说：“他的死，就像他的一生，轰轰烈烈，成为一个文化事件”。蜀光的校友们也表达了深切的怀念。当时正值SARS肆虐京城之时，不能登门问候，4月23日蜀光中学北京校友会副会长王明思就给师母张贻和女儿李伊白致电慰问，表达了蜀光在京四百多校友的深切哀悼，校友会还给李慎之治丧委员会发去吊唁信。谢韬老师和夫人卢玉写诗与挽联悼念，曰： 哀亡友 青春有梦难圆梦，世路无情步履惊。 三岭云关穿雾雨，五湖风浪翻波行。 人生余恨不由己，时势暗哀出“左”倾。 挥毫难禁嗫嚅语，一代英华沓沓声。 挽联 六十年友谊，君才非凡，秉直言，难容当世；廿二年极右分子折磨，爱奴才不爱人才。 半世纪风云，历史教训，批极权，大得人心；三次陪三位总理出访，是国士也是兼士。 各地的蜀光校友也纷纷撰文纪念，我看到的还有李公天（1942级校友，中央党校教授）的诗《沉痛悼念李慎之老师》、卢从义的《公民课教师李慎之和地理课教师谢韬》，徐耀梅（蜀光教师，燕京大学毕生）《哭慎之学长》等。刘克林的长子刘自立写了《我的悼念——对慎之先生的一点反思》一文，我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看到了李慎之悼念刘克林的两首辣诗。 蜀光校友现在聚会，李慎之老师的言行文章仍常常是校友们的话题。李慎之是个很着重传统礼节的人，吕宝琼校友有次和我谈起一点往事。吕校友的先生李行健是语言学家，供职于社科院语言所，语言所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和李慎之先生原来住在同一个楼，每次他们前去拜访吕叔湘先生，也要去看望李慎之老师。吕叔湘先生去世后，在吕先生悼念会遇到，李慎之就对她说道：你是我的学生，你不能排在我的前面，要跟在我的后面。今年5月一次北京校友会上，赵明大校友赠给我一本刘智田校友的回忆录《我的七十年》，他回忆的内容决定了这书也是自费印刷出版的，他把李慎之老师和谢韬老师的文章附在书后，说“两位老师的文章让我深受教育”，附在这里“供天下有识之士共赏”。 六、范美忠试验 还有位曾在蜀光教历史的教师范美忠写了篇《也悼李慎之》，写得还不错。范美忠说，有一个北大博士曾不屑地说，《风雨苍黄五十年》有什么？北大随便一个教授都写得出来！范氏回道，北大没一个教授写得出来，因为没有他那样的勇气！ 2003年初范美忠在天则经济所一次讲座上见到李慎之，范美忠后来对朋友说：李慎之哪里是个学者，简直就是一个豪杰！怪不得能被奉为中国自由主义领袖。范美忠在讲座结束还亲自上前就《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向李慎之先生表示了感谢。他当时一定不知道李慎之和他一样，曾在同一个中学当过教师，不同的是李慎之六十年前颇为成功，而范美忠今天以失败告终。范美忠在蜀光为李慎之做了一个当下的试验，试验的结果是失败。时代已变，人力如何作为，这是一个问题。 范美忠是积极地投身中学教育事业，他的“狂热”在今天难得一见，他的执着让人不能不佩服。他从北大历史系毕业时，怀着培育英才的教育理想，将蜀光作为他教育生涯的第一站。不过现在的中学教育已经完全不同，当年蜀光由南开、燕大、北大任校长，师资基本由国内一流名校毕业生组成，现在，在全国大多数普通城市的中学里，很少有名校的毕业生，以至于同事惊讶“北大的学生居然沦落到一个中学来教书”，问他“我们教书是因为读到师范了没有办法，你读了北大却来教书，什么意思？”又问他：“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在这儿？”范美忠后来在他的《中学教书生涯的总结性陈词》讲，他在蜀光任教三年，最后发现，不能讲自己想讲的东西，教书仅仅成了谋生的手段，自身的教学理想受到毁灭性打击，由于自己投身中学教育的两大目的——启蒙以培养现代公民和培养大师级人物的目的不能实现，他只好怀着失望离开伍家坝。后来，有个他教过的谢姓学生写了篇《一个学生眼中的范美忠》，这个学生是当年四川文科状元，考入北大，谢状元在文中写了范美忠的密集式轰炸教育，光是看看范美忠给他们灌输的这些名字：鲁迅穆旦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艾略特穆旦谭盾叶小钢叶芝兰波波德莱尔——如果在今天，范美忠在这些名字中还会加上“李慎之”——这些对于一个中小城市的中学生，实在是高强度的洗脑。前几天，我在一次校友会上碰到谢状元，另外还有个低一届的学生，也是范美忠的学生，我问起范美忠，他们因为在满座老先生的校友会上装得一本正经的脸立刻眉飞色舞起来。谢状元在前文中说：“我对他只有感激和敬佩，这是一种最传统最纯粹的学生对老师的感激和敬佩”。现在，有多少中学教师能得到学生如此的评价呢？这样说来，范美忠作为一个中学教师，在蜀光倒也没有完全失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在学校的时候，蜀光只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现在已经升级为图书馆了，不知道书升级没有。我希望，如果有可能，《李慎之文集》这些书能够摆在阅览室，让学生们能够看看。回忆在中学的时候，中学课本和参考读物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要，学校空有一个图书室，同样无书可读，实话说，这图书室里可读的书还没有那时候我家书房的多。那时候又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网络。对我而言日子过得恍兮惚兮，我估计对于我的绝大多数中学同窗来说差不多也是如此。我这阵常想，在现行体制下，如何在经济不算发达的城市继续办好一个中学？向历史传统寻求可用的资源，向学生们大力宣传之，这是可能而且应该的。毕业的校友们能够组织刘克林蜀夏之类的活动，这大概是痴人说梦。大城市的学者们常常到中小城市的中学去搞讲座，这似乎还不难行。这两年翻校史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中学曾经有这么好的历史传统，曾有这么优秀的校长、老师和学生。我写本文，就是为了向蜀光的校友们推荐这位公民课教师，因此，本文既为纪念李慎之先生而写，更为我的全体蜀光同学们而写。 蜀人钟三于京西百万庄 2007年5月31日 （写于本校纪念张伯苓接办蜀光70周年之际） 目的和期望 刘克林非常感谢钟纪江先生为我惠寄四川蜀光中学纪事，且发掘出我的父亲刘克林作文一种。在此郑重博刊。以下文字，摘自钟君关于李慎之先生研究文章。就是在这篇文里，出现刘克林的这篇文章。
——自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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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光校史》附录中有刘克林校友在《蜀夏》创刊上的的一篇文章《目的和期望》，是卢从义校友从东锅厂档案馆缩微胶卷中抄录的。这也许于本文有些跑题，但是我觉得刘克林此文持论正大光明，文笔平易畅达，对于中学生是极好的启蒙教育，也合辙于李慎之先生晚年念兹在兹的公民教育。其文不长，全文抄录如下，可见当时大学在校生的视野和取向，也可见当时的中学夏令营做些什么。
摘自钟纪江《公民教员李慎之与蜀光中学》
————————————————————————————————————— 目的和期望 刘克林 夏风吹过，我们本该休息。但我们这些校友却从远方回到故地，在母校的召唤之下，决心善自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照自己的理想去作。 就这样，蜀光夏令营在师生们挥汗如雨的栽培之中，始业于伍家坝上。年轻的人们从四面八方集合拢来，到釜溪之滨接受知识，接受新的生活的训练，接受尽情欢笑的乐趣。 在这个时代的转换前，法西斯行将崩溃，自由和民主行将永生，全世界的人为争取作"人"的地位和保障而流血牺牲。如今，盟军在波兰、法兰西齐头并进，太平洋上塞班岛守军的全歼，促成了东条英机的崩溃，全世界是一片胜利的曙光。在这人民胜利、民主胜利中，中国青年应当更健全自己，认清环境。 这是一个大潮流，推动着人类向真理前进。仍是一句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们愿意在这个大潮流中，尽到涓滴的力量。蜀光夏令营就是我们为时代尽力的武器。在这里，一群青年在胜利的前夕，更认识环境，认识自己，"中国之命运"不系于其他，而系于青年对真理的认识与否。 因之，我们在夏令营中，有种种之工作。为了使年轻人充实学术之根底，我们设有系统的学术讲座和课程工作；为了使年轻人多锻炼体力，愉快身心，我们预备了种种体育活动和游艺节目；为了使年轻人多认识环境，了解时事，我们设有种种座谈会、辩论会，研究战局，研究民主宪政问题，以客观的眼光研究现实，分析现实。 今天，坝上草长，釜溪流长。我们希望成百的青年能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生活愉快，学习进步，出营之后，带去强壮的体格和清晰的认识。在这里，我们先作一个乐观的期望。 14 juin 说说里根、布什演说的迥异
9 juin 诗：哀歌哀歌 刘自立 黑暗中，周身著光者，带我们大家来到一处河口，一旦河水如处女乐意破身， 那白帆的出使，为远方的光，谱一曲癫狂的四季 海的幕布开启，骄子含笑，捧一块乌金的石雕，那上面泉水涌动， 阳光温柔地从四个出口逃逸 滩涂如歌，每一朵沙子都是灵魂，此刻，悬空的焦虑走入海面， 大城的骨架随风弥散，唯平面的夜幕滚流入海 巨鳄以其腹擦过泛红的曙色，婚期甚短，如一疏忽，便又是深渊般的沉寂 黑暗中，黑暗各自变异，迈出的第一步跌下悬崖，踏空的响板数度雷鸣， 转折是惨痛的，人们峰回路转 向前，临一穴鱼洞般的入口；河前，依旧是黑暗，但此次接近真实 那是天日龟裂的时辰，外面尚有钟声摧活了几个婴孩，她们高悬如鹰雏， 深沉如哑弦，一幅跛足天才的铁腕，音律丛生，受命于射来的铜箭， 在锈蚀中穿行，鹄的上立着大鸟 黑暗中，主教借微火研读教父，典礼如仪，一如蜘蛛网交织善恶之所在 在主动与被动之间，科里奥兰执着的箴言，引一萝咒语碰壁而回 一个人挟一束人，一束人变一束花，很快凋落 赶赴春天的星系，将光之果一举熄灭，而秋季的硕果却崩裂如分层的悖论， 这些噪音爬上讲坛，曾三次炫耀 竟至矿藏随驳船为人类萌生的欲望而动，一群人，他们围绕着老人，少许的光， 像幼虫般蠕动，纠缠 黑暗由四组黑暗雕镂而成，黑暗曾在黑暗中以一声呼告， 将阿维尼翁的裸体展现，黑暗滚动在地球的唇齿里，排列牙齿四布的方阵 岁月咀嚼着人子成熟的幼稚，幼年的黑暗也很老练 她一度神不守舍，即从性感的草丛中消匿，又在葡萄的反光里再现 他可以从盘坐修禅中腾起，而突然面见一棵死去的情种 黑暗不见音序，不见焦点，但黑暗容忍蛇舞的中心，竟让一幅牛头， 听凭一群庶民如老树狂生枝蔓，而后又鱼游海中，被纤夫的细指拨弄， 泛歌为蓝天的一朵云霓 生者，沉稳如老母的举止，无论东方贴上鬓角的眼饰， 还是西方渗入唇膏的魔法，都已在往复循环的戏做中深帏垂降 一铺月光如草席，托举着一具熟睡的妇人 而几缕星束，已从她的腹中抽丝剥线 死亡，今天比任何年代更加光亮如处子 为了这一夜，人们死去活来，一会，是案边的利刃涂鸦挽歌， 一会，是山中的巨斧劈砍天籁，命运，在暗中作乐，智者却把一窟陈年灌入老酒 于是，伦勃朗有救了，他把金盔敲响，虽然光源并无声响 他重叠与我，与你，与她的影子，我们才如梦大喜，转悲为思 黑暗中，优雅如鱼得水，那是一角自天而降的荫蔽， 已有数年不再攀附灰沉沉的老墙，一壶夜光的酒酿，在炙热的阳光里焚干蒸净 情侣们，不复等待黯淡的意趣和明晃晃的麦田，黑色，已经变幻成一种幽幽的蓝色， 只要太阳过于凶残，那么，就连壁画上的蓝孩，也会自镜框中惨然跌落 人们说，并不习惯光明，...... 他们排除的不是几个蓝孩， 还要排除夜间神往的哀思和亲人罹难的剪影 如飞而不动的箭矢，箭矢动而未飞？ 弥足珍贵的挽歌，在黄昏呈现金黄色帝王的遗风， 而没有教化的群落高兴了，继而疯狂 他们用巨炮轰开烟雾，把他乡忧郁的神祗葬入兽穴， 且以烛光挡架美迪奇家族的贵胄和假面 他们的血这样的灼热，而他们的心，倦如盛夏的苦蝉 黑暗中，运出埃及的方尖碑祖籍如蚁，镌刻着征服者的史实， 那一代凸现的美文体，传言一道嘱告，追溯未来的鹰，落入阴郁的摇篮 我们的摇篮是我们的墓地 没有人发现，雪莱的坟墓上西风如绢 将思绪与情结贯连的小丑，撇开了金苹果，圣杯溶解，岸拍巨浪， 兄弟们阻止杀父或者弑子的战船了吗？没有！！！ 列维坦皇袍加身， 他笑得像个嘴里盛血的现代腊具 不散的舞台本末倒置，一个闪电过后，一袍皇上的新衣被岸，一如霸占埃及的妖后以其丑陋，造就美 不是忏悔成风，而是相反 一个远处的荷兰人走到葵花的中心，并在那里了结了他的一生 我在盲目中看见他，黑暗中唯一的视线，就像童贞的无辜和一出生就带来的罪孽， 让光线变得模糊 黑暗中，接触黑暗的方式各异 有人从高脚杯落地的震动中触摸明月的质地，有人将太阳遗落的叶瓣珍藏于胸， 以便对照星束的光链，有人沐浴银河，让自身退居荒古，也有人随清唱剧的队列缓缓行进， 以便进入第十二夜 她们的等待就是她们的参与 她们的等待就是等待的放弃 是的，等待有一天，男人笑如怪面，将体魄冶炼成废墟的遗柱，高举双手， 欢呼着，却闻所未闻，而女人们，就在这惨烈的幻觉中回到枕边 何时？女人添加了婴孩，母体躁动的韵律以其独特的方式渗透星石， 一粒种子等待夕阳西沉，以便开始一种丰收的大失望 麦田在收割后毅然离去，于风雨再度汇合，留下一行行麦田守望者 我看见的是麦田上的天鹅吗？ 天鹅，一个虚妄的星号，远在心外，或在星空 她们曲颈通幽，展现的是母体巨大的空虚，即便母体像北方的列维坦沉沉无言 而我这个游子，半身囹圄，在音乐的森木中，聆听树冠额头的祷告： .......... 器具与物件，在余音的间隔中，把节奏，裸体呈现，如百万守身如故的老城堞 我还在血泊里奢听马拉美，当寒光打入壁垒森森的国度 士兵和狗，盘缠如一枚巨螺，在红烛下一一无光无色 他们被狂风掏空的心脏掰开如毒菌 黑暗中，主人环城堡度步，老屋凶残如故，有黑猫进进出出， 卑污的血，经月夜一声嘘出，化进淡雾，铮铮的轮廓 1989年末初稿 2005年小改动 5 juin 社会主义破坏性理论————关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社会主义破坏性的理论
——关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北京）刘自立
1、革命从旧制度里生长出来
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告诉我们21世纪的读者，革命是从旧的制度
里生长出来的。
导致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革命之发生，在制度与思想方面的原因，往往取决于这种特定的
旧制度。这种旧制度，不是原本意义上纯粹的旧制度，他带有新制度的萌芽，但是又和新思
想新体制，产生尖锐的对立，正是所谓亦旧还新，亦新还旧。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特殊的
政治与思想土壤中，革命之发生，就几乎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托克维尔是从几个关键的
方面，来论及他所谓的缘旧于新的法国大革命的。
第一个方面，可说是托克维尔的社会各阶级分析。他说，当时法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封闭
式阶级关系，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无论是农民，资产阶级还是贵族，都和以往的处境大大
不同，却仍少阶级间的互动。而互动是变革的前提，于是，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人们在旧
的人体器官中，寻找新的生命。他的这个讲话，有点令人想到我们中国人在半个世纪前听到
的那句老话，有的人脑袋进入社会主义了，可是身子还留在旧社会。
第二方面，他说，法国社会各阶级中人们的精神实质，已经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极为明
显的变化。比如说农民。那么，当时的法国皇室，是怎样看待和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
呢？
在托克维尔看来，农民对待土地的有限度的占有，是法国人之所以可以摆脱土地之束缚，
摆脱他们的农奴地位，从而引发自主意识的关键。他说，“很久以前，路易十四在敕令中便
公开宣布这种理论，即国王占有的土地，原本是依国家的条件被特许出让的，国家才是唯一
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祇不过是身份尚有争议，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托
克维尔说，“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
我们当然会对这一点感到很大的兴趣。我们的农民在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口号之鼓动下，
经过将近一百年的苦斗，其实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享受到了土地租用制的一点点甜头，因
为可以做一个比对。而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土地问题就已经得到解
决，或者说有限度地得到解决了。这个衡量资产阶级革命的标识——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在
革命发生之前发生的，这一点，出乎我们的所料。
当农民从束缚他们的土地上，被有限度地解放出来以后，革命的先决条件，就相对成熟
了。
相反，如果我们的和他们的农民，在农奴制度和准农奴制的土地束缚下不得动弹的话，
一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和新思维不但不会真正发生，即便发生，也是在没有新质的意义上发
生，或者堕落成为简单的农民起义，而祇能具备未新依旧的特征。
托克维尔的立意，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规定了革命的新意，而不是我们往往想到的，类似
旧时代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
2、坏政府的改革导致革命
在托克维尔那里，旧制度下也存在着自由和他所谓的自由的种类。而他所说的自由，是
以区分服从和奴性，为其辨别标准的。他引用法国国王的一些言论，歌颂不同层次上的自由，
哪怕是国王们欣赏的自由。如“我们统率着一个自由慷慨的民族”：“我们宁愿向自由人而
不是农奴讲话”。要区分什么是带有美德的，法国人的，不失尊严的“服从”，什么是托克
维尔所谓“奴性的对安逸的贪求”，这是一个难以表达清楚的话题。但是我们从冉达克般的，
对国王产生的，几乎是对待父亲的感情上，可以略窥一二。
当人们发现了他们的统治者变成了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强制者”，爱，当然也就完结
了。谁也不能让法国人的祖先们忍受“可耻的奴役的形式”，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托克维
尔于是说，“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
这个想法和他后来论及的，革命面对的政府，往往不是最坏的政府的思想，有一定的联
系。因为祇有在启动了变革的政府行为之下，才有出现一是行政改革；二是革命般的变革之
可能性。
在我们看到的和经历过的无论什么样的革命之中，他的这个观点都是比较准确的。俄国
和我国清末出现的革命前夜的种种迹象，都说明了革命的前提，往往是好政府，或者说是相
对的好政提供的。虽然还不能为之评价为fair play.“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
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如是说。
3、革命的遗憾：切断传统文化
托克维尔从他自身作为一个贵族而言，是带有对革命之很大的遗憾的。在他的眼里，文
化的承载者是贵族。在大革命中，这类文化被颠覆而一去不复返了。后来的新贵，虽然在财
产的占有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那种对于传统而言的贵族文化，是被历史和革命所切断
了的。所以他说，“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
它，它本身再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
他认为，对贵族的根除，在自由的身上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之所以要在这里提
及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法国人的身上，看到了他们对待传统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他
们在几百年以后所阐述的，反中心主义和多元文化的观点。
进而言之，我们现在看到的法国人的结构和解构主义，其实，也是在召回他们的“准贵
族”的传统文化。以另一种角度，来更动一元化思维的惯性性格。正是在对托克维尔时代的
感应当中，我们听到了德利达的提示性论段。这是事情的第一点。
再次，是托克维尔对待思想与实际，哲学与现实层面上发生的那种可怕的反差所呈现的
忧郁。他极为明智而深沉地说到，“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
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而我们的补充应该是，
在革命的名义下，美文常常是非革命而莫属，美文甚至可以代替革命而暴殄天物。
在我们中国，有人将传统文化和国家的专制体制混为一谈，而主张在所谓的全球化和西
方化的浪潮中，消灭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而托克维尔说，他对法国知识份子取代了
贵族在文化上的发言表现出他特有的忧虑。我们很难说，我们中国，有没有法国意义上的贵
族和贵族文化，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古典的“士”这个阶层，在几千年的文化史中，为我
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当然应该对其进行某种扬弃——这不能不是我们要郑重对待的，祇可
宝贵，不可荒废的遗产。从托克维尔的启示中，人们看到，我们因丧失传统文化而引发的对
于文化传统的丧失！这个悲剧，恰恰是一切伪革命所要达到，而迄今尚未完全达到的局面：
这个局面一旦达到，将是我们中华文化，在革命的名义下走向完全覆灭的起点。
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想到法国其他作家，在那个时代前后表达的诸如此类的观点，比
如说，夏多布里昂，龚古尔等等。
4、旧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
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当说是他们的启蒙运动。而他们的启蒙思想的载体，又不能不回
到甚至像路易十四们，在具体的国家体制和政策方面所做的一些“新思维”之尝试。（这时
候，我们对于新思维这个词，带有极度的敏感。）托克维尔说到，“早在大革命前，路易十
六的敕令便经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权”……
他还说过，所谓“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其做法，一，当是蔑视老事物。是的，具体而言，这个看法的起端来自路易十五，他是
在动摇社会基础的法国最高法院的时候，使得王权也被同时动摇了。（比如我们说过的封资
修大洋古。）
其二，城市的拆迁工程，据说按照比较现代的美学标准进行。政府开始其蔑视私有财产
的美学涂炭。
三，政府未能还清20年来修路的欠账。（也打白条！）
还有，24小时内受审的规定被置若罔闻。等等。
一切老年代可以诉诸法律的形式一旦衍为陋习，革命就呼之欲出了。
我们当然应该指出，他们的法律和我们的不可同日而语。
固然我们也有过所谓的法。有过张君劢的和别的什么法。但是我们的主体之法和他们的
不同。
5、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虚妄
当我们中国人现在谈论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我们的突出的感觉是，这是一种虚枉，
一种彻头彻尾的虚妄。
我们倒是非常愿意探讨一下，在托克维尔笔下出现的那些社会主义新人，那些新的法国
人。固然，他们尚未进入革命的年代，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人类。而这些新人类的经
济学的哲学的理论基础，则是托克维尔称之为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
他极为明确地指出，“人们以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些破坏性理论是最近才产
生的；这是一个错误；这些理论与最早的经济学派属同一时代……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
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
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
是的，托克维尔几乎是在描述社会主义革命前，舆论发动的情形。我们由此想到的，这
不是法国革命，而是十月革命和别的什么革命。也就是说，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法国革命
的前提，几乎就是一切革命的前提。而一切革命的代价，简单而言，就是以平等，取消自由。
我们今天看到，有人倡导“社会主义民主”的情况，也是这样，祇是形式不同而已。无
论是朝鲜式的主体崇拜，还是中国整体主义（和商业主义兼之）的思维言论一律性，其致命
的解构对象，就是以此代替个性自由，社团自由和反对党自由——这个社会主义崇拜，当然
并未见完全消除于美国文化，类似明星，球星崇拜的狂热和其他整体崇拜运动——但是，这
个美式社会主义运动，祇是其社会之一种形态，不是全部，在朝鲜，在中国，则成为唯一形
态，主流形态和政治形态。取消个人自由的全民崇拜，也许会产生另一种自由，社会主义自
由，群己消解的自由。
这是一种另类的，因主张平等而消灭自由之做法。这样的平等，必会发生自由个性之覆
灭。在这个意义上说，消费社会和市场经济之一部分，给人类带来的，也不过是以平等庸劣，
来取消个性自由。
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则是，在我们这个据说是诉诸社会主义的政权中，不是出现了西方
历史上主张平等，消灭自由之做法，而是出现既消灭平等，也消灭自由的政策走向和舆论蛊
惑——这时候，就连以平等消灭自由之法国革命史中的某种价值观，也灰飞烟灭了。
这时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
半个世纪前，殷海光说过冒充大灰狼的共党民主观；这另一个大灰狼，是不是就是社会
主义民主——这个大灰狼呢！？
托克维尔对于在何种制度之下，可以让人获得物质的财富，而同时又可以兼顾人们永久
的天赋自由这一点，论说极为精彩。他说，“的的确确，对于那些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
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不能使人享受这类福利：
在另些时候，祇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
难道说，中国人现在吃饱饭了，就是社会主义和邓氏主义，而不是“专制制度能使人得
到短暂的满足”吗！？
6、革命之悲剧：最大的善带来最大的恶
到底是革命带来自由，还是带来奴役，这是一切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说，“谁要求过大
的独立自由，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为此，几个世纪后，关于自由的积极和消极的价值
观，被人提了出来。理想主义的实践，在现实的层面上，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的至理名言，
也到处可见。而文学的政治性写作之必要性与否之争论，在今天的世界上，还在喋喋不休。
文学的梦想，在法国，首先涉及到它的旧制度，在每日每时，都在引起他们的民众的不满，
此为其一。
二是，文学家没有，也无从想到，在他们所谓的政治的公共场所里进行在政治和社会层
面上有可行性效果的，从理念向实践的转变的活动。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的如果法国人有
权在他们的三级会议中参政而开展他们的公共生活的话，他们就不会受到“作家的思想所煽
动”。
三是，因为他们的作家也无参政的任何经验，“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
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于是，文学的空想，替代了政治层面上的一切可操
作性的行为。无节制的梦想取代了有经验的政治实践，这就是法国文人在他们那个世纪所造
就的伟大的法国革命之梦。
托克维尔对此感触特深。他的贵族地位和他的文化，进而言之，他对于文化传统和传统
文化的眷顾，使得他对于由最大的善，带来最大的恶的革命之悲剧，有其预感，又有其慨叹！
危险的类比，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我们如何回顾刚刚过去不久的，使
得文学在他的梦中，不但彻底覆灭，而且，至今还有人对那些膺品津津乐道的原因。
政治和文学，甚至和哲学，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诉求。祇是在我们所熟悉的理想主
义的内涵上，有着其同一性的可能性。但是，任何在这些不同层面上偷天换日的做法，都祇
能使问题变得复杂化。
然而，我们有时不能不看到，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想让我们的文学完全脱离政治，几成笑
谈。最主张“逃”的文学家的小说里，充满了政治，甚至是文革的政治，就清楚地说明了这
一点。戏言之，我们的革命家早就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我们要说，在托克维尔时代，用哲学反对皇室也是一大发明。这一点并不含糊。
7、革命是最好的集权
革命是最好的中央集权。这是托克维尔在他的杰出著作中所阐述的杰出观点。一切的革
命所带来的，对于原有政府分散权利的集中，导致人们对于治权一统的必然默许。一切大权
独揽的事情的出现，在稳定局势的效用上，也许是极为有效的。但是国家权利的垄断以及精
神力量的一体化，往往在物质层面上，形成专制社会独有的大政府。其实，这个大政府，原
已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绝对精神的化身，而且每每化在了一个大领袖或者他的几个同党成员的
身上。这是我们中国人，也许包括俄国人有目共睹的。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调整或者说改革，
已经为今后政治架构的出现预约了政治订单，以至托克维尔说，“当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
这座古老政府大厦几乎完好无损，可以说，人们用它在原基础上，建起了另一座大厦”。他
的话是十分有趣而深刻的。
经过革命，把政府以往分散的权利加以集中，使得人们统一在一种精神的，也许是政治
的，也许是宗教的旗帜之下，甚至像我们在文革里经历过的，祇是聆听一个人的声音。这个
经验，是对无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所做的最好注脚。其特点当然是，从摧毁旧贵族特权
开始。我们的社会也许没有什么贵族，却有“新阶级”，有特权阶级，而文革，最终还是保
护了这些特权阶层。
其所不同的是，法国革命是在真正的意义上摧毁旧的封建制度；而我们的文革，却秉承
一己之私，完成了向着奴隶般的平等推进的反动之举，以至于发展到全民为奴的可悲境地。
这一点，当然不同于托克维尔笔下再现的法国大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当有人要颠覆本来还是可以容忍的旧社会的时候，他的革命，其思想和
制度上的辨别标志，往往应该是看他或者他们的那个集团是否要把本来比较分散的各阶级所
拥有的权利加以集中；当这个集中的权利开始在全社会中加以弥漫的时候，革命的怪物出动
了，但旧体制却向着更旧的体制退化和蜕变。这一点颇为引人深思。◆
1 juin 布拉德雷（Francis Herbert Bradley，1846－1924）/詹先生请进。布莱德雷（Francis Herbert Bradley，1846－1924），又译布拉德雷，是英国唯心论派（或称新黑格尔学派）最著名、最有原创性的代表。1846年1月30日出生于英国伦敦西南克拉彭的一个牧师家庭。1865年进牛津大学，1870年任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究员，并保持这一身份到逝世。1924年9月18日死于败血症。布莱德雷是个书斋型的学者，终生未娶。学术上，他以形而上学、伦理学、逻辑学的研究而闻名，在世时即赢得了同时代英国最伟大哲学家的誉称。代表作除本书外，还有《表象与实在》（1893）、《逻辑原理》（1883）、《伦理学研究》（1876）等。
（其余哲学家比较经常谈到，请詹那斯先生前往GOOGLE即可查询。
这个网无法正常上回贴，所以贴在上面。为歉。自立）
四一四思潮必胜？（下）四一四思潮必胜？——试析周泉缨先生的与时俱进思想（下）
在那篇文章里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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