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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ai 百 韵 玉 娇 歌百 韵 玉 娇 歌 —— 一叶庐主撰 (博讯 boxun.com) 百 韵 玉 娇 歌 一叶庐主撰 引子 巴东有烈女,姓邓名玉娇。 芳年二十一,貌美气雄豪。 红颜怒发立,淫官血溅袍。 一刃举国惊,玉女何娇娆! 一.巴东古今 巴东古楚地,鄂西巫山旁。 神女惧峡深,猿啸令人伤。 幽谷白云下,土苗居一方。 宋有寇相国,弱冠知县当。 山野知荣耻,民性多贞刚。 犹记百年前,玉麟出高冈。 挥师护义法,非命泣大江。 哀哉乱世多,巴音倍悲涼。 盛世千载遇,繁华及僻壤。 巴东非昔比,处处闻莺唱。 虽曰“少边穷”,小邑万户藏。 有镇野三关,名野多华堂。 “雄风”起闹市,“梦幻”温柔乡。 夜夜笙歌传,日日飘酒香。 高唐梦成真,羡煞楚襄王。 二.梦幻贫女 小镇邓大姓,穷富不一样。 玉娇家贫贱,命苦父早丧。 母女相依靠,艰难度时光。 女入梦幻城,沐足聊自养。 丽质难自弃,笑对世炎凉。 时有官贵至,应酬不卑亢。 常遇无赖徒,避之若虎狼。 也知世不古,笑贫不笑娼。 也见好姐妹,花容换孔方。 薄薪以自食,尊严至高上。 心中藏真爱,贫贱不足伤。 木莲开山巅,一任风雨狂。 蓝天寿带鸟,群峰自由翔。 三.夜来官客 岁次己丑年,小镇初夏天, 日暮华灯上,璀璨若梦幻。 圆月出山隙,玉娇夜当班。 听命去浣衣,役作水疗间。 忽有贵宾至,三客步翩然。 长者名贵大,气度非平凡。 人呼邓主任,官拜招商办。 随后黄姓客,名中德智全。 还有一小邓,不知名何唤。 三官坐镇衙,公务重且繁。 朝念科学经,午陪大老板。 日谋发展事,夜吃和谐饭。 领导也是人,岂无情与感? 忙完公家事,醉眼星满天。 恍进梦幻城,此处好休闲。 目前忽一亮,有女何美艳! 常来鸳鸯浴,未曾睹芳颜。 可呼来特服,待我雄风展。 国家拉内需,领导理应先。 四.拒金受辱 德智身敏捷,跨步向玉娇。 诚意相邀请,共度此良宵。 玉娇忙回绝,连称只洗脚。 如此不识趣,主任大懊恼: 嫌我九品卑,或嫌我钱少? 日日理万机,操心又操劳。 公仆为公民,公民应恩报。 这般屁民女,素质太糟糕! 思此气难遏,出手挥钞票。 “老子不差钱,你敢躲猫猫?” 一沓领袖币,唰唰空中摇。 玉娇视不见,转身房外跑。 忽感钱抽颊,复向头颅敲。 弱女止脚步,怒目斥粗暴。 官人兽性起,顺势搂且抱。 强推压身下,淫火心中燎。 玉娇力挣扎,急步欲脱逃。 双脚未及迈,魔掌摁再倒。 身当莫大辱,热油心头浇。 乌云遮星月,风狂浊浪高。 杜鹃啼血泪,地火石下烧。 五.血刃淫雄 士子不可辱,贱民有尊严。 莫言贫女穷,人格金不换。 锤击青石上,立见火星闪。 柔水遇暴冻,凝冰如石坚。 莫言小女弱,怒极亦刑天。 忍无可忍时,死以搏人权。 玉娇猛起身,光闪刹那间。 利刃扎落处,颈血喷四溅。 贵大嚎似鬼,倒地身痉挛。 德智不乏勇,救主挥膊战。 孰料土家女,乃今花木兰。 再挥修脚刀,黄客臂血染。 小邓见此状,身抖魄已散。 拔腿逃夭夭,不亏称好汉。 淫雄尽败落,徒留雄风馆。 六.报警入狱 手握六寸刀,静看血泊中。 一官息若丝,一官呻不停。 玉娇洗脚女,未具先进性。 但知人有耻,但存自由梦。 遇害自护卫,地义复天经。 自幼党熏陶,自信有公正。 从容拨手机,报警一一零。 二官急送医,玉娇囚车行。 贵大终无救,德智幸保命。 事发骇天下,网络意洶洶。 万民赞义举,寄望法律公。 忽闻牒状至,玉娇拘圄囹。 故意杀人罪,刑侦在进行。 又闻雷人事,玉娇本有病。 搜出安眠药,证其抑郁症。 为示关怀意,缚肢强镇静。 巫山多云雾,巴东夜雨浓。 玉娇何命运,拜祷且拭睛。 乱辞 古有罗敷女,智巧退高官。 近见娘子军,枪杀南霸天。 中华女儿红,代有传奇篇。 巴东邓玉娇,壮举千古叹。 今世阳元衰,男根多被阉。 或做桀纣助,或做文帮闲。 或为犬儒状,或为高蹈仙。 或作狐媚态,或作壁上观。 或成拜金徒,或成冬烘汉。 呜呼雄难起,哀哉民生艰。 玉娇遭欺辱,已辱天下官。 玉娇拒钱币,天下士无颜。 玉娇举短刃,羞煞天下男。 我为玉娇哭,我为玉娇喊。 我为玉娇歌,我为玉娇赞。 国有玉娇女,民有自由天! 24 mai 佩洛西不救邓玉娇!?佩洛西不救邓玉娇!?
刘自立
上次我说过“希拉里不救刘晓波”一事,现在到了佩洛西是不是救邓玉娇——这件事情。
于是有人会说,你的说法不准确,因为老佩来华,是来说环保的,她甚至拒绝回答美国议会咨询,她访问中国是不是会提及人权问题。
究竟会怎样,只有她到中国后,听其言!看其行!
但是,我们却对另外一种说法给予关注,就是一些在美华裔华人所言之:“我(首先)是美国人”(见VOA龚小夏言)的深刻内涵。这其中包含语势的歧异。省略而言,作为维护一国价值而非普世价值者,如果以此逻辑延伸她们的政治学说和政治观点,很多时候会出现严重误识和悖论。简而言之,如果昂山素季说,她是一个英国人,首先是一个英国人,会出现什么情况?(因为她本身就是英国人的妻子)!
如果马英九说,他是美国人(一度是卡片持有者),首先是美国人,在台湾,又会出现什么情景?
如果历史上很多可以是各国公民者,都说他们首先是外国公民,他们的政治诉求是不是就要打折?
问题的提法是,佩洛西的例子和希拉里的例子说明,她们确然首先是美国人,首先是美国利益的袒护者——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前提,我们如何估价?她体现了中国利益和中国人的利益吗?还是她其实是在体现美国外交?人权议题实在其次。这样,邓案是不是人权问题之决定,就要由佩洛西之美国价值论做出取舍,尔后再行议定之事;我们确认,她是根本不会提及此案的;虽然,她作为一个女人,和邓女,没有人权定义上的什么区别。
最后,这个美国利益和普世价值之间,产生实用主义与之龃龉和抵触,最后,实用主义还是要战胜普世人权选择。
选择的结果,一如我们看见过的,就是希拉里和共产党“同舟共济”。
那么,佩洛西这个原来反对反人权犹烈者,今天,她,会不会也持“同舟共济”论呢?
她何以会忽然顾左右而言他,不正面回答议员关于人权中国问题之提问呢?
回答就是,她,也(当然)首先是一个美国人;再,美国人现在要和中共国同舟共济,所以,秉承希拉里不救刘,佩氏,也不会救邓(根本不会提及救事——虽然她是异议人士的所谓挚友)。
所以,美国价值表现的人权议题含有极端虚伪的价值——它和认真和真挚的美国另外一些有识之士的真正人权表现和价值坚持,组成双面现状。这个双面规则,这就是所谓美国特色。
故此,我们要说,如果你确实“首先是一个美国人”,你当然可以不救刘、邓,也可以只是谈及美国某某地区的牛奶价格和股票涨落问题,而罔顾什么刘、邓。那么,首先作为美国人的人,又有什么资格谈及普世价值和中国问题呢?
她们又有什么资格谈及世界之解放,首先是妇女之解放之议题呢?
她们同样没有什么资格谈及全球化世界政治、人权问题——于是,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难道还要维持这个普世价值,坚守什么人权尺度吗?你干脆搞成美国国家利益观,不就成了?
在另外一个方面,作为民主和异议人士的人们,他们如果也“首先是一个美国人”,那么,好了,六四事情,文革事情和整个中国课题,难道要由这些“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来解决吗?
他们解决的方式,难道是今天的希拉里和佩洛西方式吗?
这个方式又是什么东西呢?!
他们站在刘、邓立场上的善心善行,难道不是首先要秉持美国利益优先的某种价值观,从而对之听而不闻,故意回避吗?
于是,由美国人维护/或者不维护中国人人权观,成为这个世纪和上个世纪以来的独特风景。一些美国人、美国华人甚至异议人士,对于何种中国人要维护其人权,何种中国人可以放弃之?采取筛选主义,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抑或,美国人可以对昂山素季(近来被再度判刑)大声呼吁,讲求人权,却对于邓,刘等人可以完全忽视(白宫中人)——这是美国特色,还是中国特色呢?其实,这是美国政客习惯性选择中的不选择——这个选择或者不选择,有赖于美国利益的尺度和价值。所以,佩洛西可以一会大放厥词,大谈人权,却也可以忽而对此装聋作哑,问而不答;他们究竟要作甚!就是中国人老话所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切以美国利益为重;他们只是美国利益指挥棒下的政治秀而已!
他们的普世价值和希拉里、佩洛西的美国价值一样,首先遵守和秉持美国利益观。所以,中国人在美国价值的遮蔽下,产生美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的幻觉,实在应该反省。
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拯救我们的,只靠我们自己。
这是一个悲哀的、近乎孤立主义的分析和定位,但是,现实如此,不得不如此然也!
对此的唯一反驳言说,就是肯尼迪说过的,“今天,我是一个柏林人!……”
他说——
“世界上有许多人确实不懂,或者说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根本分歧。让他们来柏林看看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让他们也来柏林吧。还有些人说,我们能在欧洲或其他地方与共产党人合作。他们也应该来柏林瞧瞧。甚至有那么几个人说,共产主义确是一种邪恶的制度,但它可以使我们取得经济发展。‘Lasst sie nach Berlin kommen(德语,意为“让他们来柏林)!’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如果有那么一天,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享有自由,那时我们便能期待这样一个神圣的时刻的到来:在和平与希望的光辉中这座城市将获得统一,这个国家也将获得统一,欧洲大陆亦会获得统一。当这一天最终来临时──(它必将来临),西柏林人民将能对此感到欣慰: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他们始终站在最前线,捍卫着上帝赋予人类的自由权利。
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西柏林市民,所以今天我作为一个自由人, 可以很自豪的讲:‘Ich bin ein Berliner!’”
在佩洛西到中国,到北京的时候,她会说,今天,我是一个中国人/北京人/巴东人吗?当然不会。这就是美国人关于人权现状言说和行动之悲哀! 22 mai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
2009年5月10日,“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参加了会议。 这天正好也是母亲节,会上全体与会者起立,向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致敬;并静默3分钟,向六四遇难者志哀。 研讨会涉及了丰富的议题,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真相、它的后果和意义、六四之后的社会形势、中国民主进程及前景等。 第一个发言的钱理群教授深情地说,他来参加这个会议有两个动因。一是出于教师的良知,20年前,许多学生为中国民主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作为教师,未能保护他们,一直心怀内疚,因为保护受难学生是教师的天职,也是北大的传统。90年前的 “五四”,当学生被捕,挺身营救的就是蔡元培校长。学生牺牲而不能保护,已经欠了一笔债;学生蒙冤至今不得昭雪,如果再不说话,就是愧为人师。其次,是出于学者的良知。政治家可以不为六四平反,而学者却必须将六四写入历史,进行学理的讨论与研究。 周舵讲了他在1989年从4月中旬到6月4日的经历,其中包含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重要事件的细节,这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和各自的回忆,并引发了关于“拒绝遗忘还是保持集体沉默”的热烈发言。 徐晓回顾了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参与民主运动的经历,并向大家发问:“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做到拒绝遗忘,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延续记忆;但是,面对一个看起来日益强大、甚至可以影响世界格局的政权,面对一个以实用主义、犬儒主义为主流的社会,我们能够在什么意义上坚持与坚守对抗的姿态?” 崔卫平认为,“这么长时间,我们对于六四集体保持沉默,实际上参与了隐瞒这桩罪行,这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已经有了一定的责任。”她还问:“在六四20周年之际,我愿意向周围所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二十年来的沉默和隐瞒,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带来怎样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损失又是什么?我们还打算继续沉默吗?” 莫之许说,20年来抵抗遗忘的斗争获得了显著成果,这既来自于市场化、全球化的社会进程,还来自于互联望网的恩惠。这一胜利的成果已然进入了新一代的生活,当他们遇到权力的暴虐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将之与20年前的悲剧联系起来。从而,六四日渐成为当下反对垄断权力,反对专制政体的精神资源、象征符号和认同基础,通过这一纽带,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之路。 张耀杰论文的题目是“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对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的渐进改良主张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的激进革命态度,认为六四时“假如绝食学生及时撤退的话,既给当局提供了考虑其它选项的余地,也可以消解开枪镇压的理由和借口。”并建议现在“维权人士也应该提出‘刚性抗争’和‘韧性抗争’的概念”。 秦晖在发言中将六四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在运动模式、结果等方面做了比较。他认为六四民主运动发生在一个组织资源极度贫乏、政府与民众极度缺乏互信、互动关系的社会中,但中国的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组织较快,诉求和行动都十分理性、和平,干得不错。针对六四镇压产生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说法,他从历史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不能从一次事件就总结出历史规律,他指出,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只有时间的先后关系,而很难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研讨会多篇论文指出,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史的一个分水岭,六四带来一个视野是质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田晓青提出,六四之前的合法性虽然不是建立在民意的自由表达之上,但有一种借助于革命权威的合法性:自称争取自由民主,反抗反动派的压迫和不义;由宣传造成的想象——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专人民的敌人的政;以及实行改革得到拥护产生的合法性。但六四的暴力却是纯然非法的,取消了有关合法性的想象,自此,权力之依托从合法性转向有效性(去意识形态化):暴力之有效性和利益之有效性。改革之道义(政治)目标被取消,党也从意识形态集团转变为利益集团。 徐友渔宣读论文时指出,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精致牢固,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支撑198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个学生运动领袖面临即将到来的残暴镇压时说,要用鲜血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此话不幸而言中。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它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昭示了紧迫性,并准备了思想条件。 六四之后社会形势的变化发展以及对于现状的认识和分析,是与会者讨论比较集中的话题。殷玉生认为,六四之后,政府的意识形态基本失效,统治靠武力支持下的经济高速发展,这掩盖了几乎所有的矛盾,但从发展中权贵获益多,底层民众获益少,当民众的觉悟和要求提高时,反抗的成本会降低,而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将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引发政治转型。王俊秀说,六四以后中国的变化有两点,第一,20年来形成了一个畸形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上表现为低人权福利保障的出口发展战略,形成了一个资本与权贵结合的新垄断阶层;第二是2003年以后兴起了公民维权运动,《零八宪章》是公民维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梁晓燕谈到了“八九”一代年轻人和今天的年轻人思想、精神状态的差别,她曾经请几个年轻人看卡玛拍的《天安门》,他们对于“八九”一代年轻人眼神中透露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眼神,感到十分陌生和吃惊。今天年轻人遭受现实生存压力,生活、思想空间受到极度挤压,精神状态呈现荒芜景象。不过,在这种大的冷漠气氛中也出现了某种希望,这就是近几年大量志愿者的出现,他们身上体现的承担责任和献身的精神,与“八九”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接。 维权律师滕彪指出,现在的维权运动是建立在八九民主运动的基础上的,80年代民主运动采取当时的形式,是与那时的政治环境相联系的,而现在的维权运动主要通过个案参与、网络媒体、民间联合等方式,推进人权、法治,从而推动政治体制转型。通过维权抗争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受到侵权的人越来越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极权-后极权体制与人性是敌对的。在互联网时代,维权的方式更多元化。从瓮安事件、杨佳案到三鹿奶粉事件可以看出,现存统治的基础正在逐步丧失,公民社会力量在渐渐成长,政治转型形一定会发生。 郭于华指出,想要结束历史悲剧,惟有真实、彻底地记住历史——真实的民主运动。惟有历史的真相是“狼奶”的解毒剂,而在这方面我们依旧任重道远。郭于华还指出,当下抗争的空间是在抗争过程中撑开的;抗争能力是在抗争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不能指望统治集团自动地放权,或释放空间。 郝建的发言题目为“从六四民主运动看中国执政者与百姓的受迫害妄想心态”,他试图借用心理学中的“受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 paranoia)来分析这种心理状态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分析走出这种负面心理状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六四前后中国执政者的种种言行来看,他们中的主要决策者存在着夸大威胁、有偏见地选择证据从而走向偏执反应的情况。受迫害妄想心态在中国百姓中也有表现,而在六四之后,过分夸大执政者的能力,过分夸大执政者的非理性状况成为中国百姓的普遍心理氛围。 张博树在其论文中指出:“六四的血腥结局,显然与当时的中共最高决策者的‘敌对思维 ’逻辑直接有关。在这个逻辑中,真正的爱国者变成了‘颠覆者’。20年后的今天,党专制的体制已经发生深刻的衰变,‘敌对思维’逻辑对当政者来说已经彻底转化为抗拒宪政民主、抗拒人类普世文明、维护党专制体制的手段。然而,这些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民间民主力量已经开始挣脱原来束缚自己的‘敌对思维’ 传统,我们一方面主张现存体制是没有出路的,它最终将被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所取代;另一方面,我们不把当政者视为‘敌人’,而是人们顺应历史大势,成为改革的促进者而不再是阻碍者。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基点,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文化。” 在会议自由讨论的环节中,针对“以流血换取稳定”的说法以及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大家展开了认真严肃的讨论。对于这些为开枪镇压辩护的说法,与会者不予认同,认为这样的逻辑是拿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实际上目前中国社会严重贫富不均,充满各种危机。围绕“敌对思维”的提法,研讨会进一步展开了有关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讨论。 19 mai 赵紫阳的难点!赵紫阳的难点!
刘自立 现在赵先生录音文本出来;有作者讲,赵明确主张实行议会民主。这是难能可贵的选择和论述;但是,议会民主由赵先生提出和由孟德斯鸠抑或约翰.穆勒提出之,异同何在?在于,赵先生对于这个政治制度和政治操作的定位,对应了他的共党总书记之头衔——这就为孟、穆之政治学(代议制民主学),添加了一个东方文本。这是非常独特的建树。而同时,问题也就籍此而出:共产党何以接续这种西方文明之东方化结果呢? 换言之,三权分立之政治体制,对于赵先生而言,异于一般理论者甚至政治家,因为对于一个阐释者,坚持这个观念,不过是一般性认知和良知所在;而对于赵先生,就完全不同;因为赵先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对他的要求,不是坚持一般性理论阐释,而是要拿出实行办法,总体战略和斗争策略——也就是说,赵的意义不是孟、穆,而是类似中国改革时期乃至古往今来之所谓践行者——这是六四定位,反思和总结的关键与要求。 问题的提法是:赵先生后来表述的议会民主,在六四时期的实行问题如何解决!这里的基本层次是:一,六四主导权是不是掌握在赵先生手里?是不是像有人所说,如果按照赵先生战略(和平理性解决之),共产党和平转型为议会民主,就是可行,就是胜算?二,这个可能性究竟是为邓干扰形成挫折和失败,抑或邓体制本身不可实行赵改革——这个改造的可能性本身,是一种新的幻觉和乌托邦吗?三,如果实行策略成功,赵议会如何在党内推行?这个过程是解构共产党,还是保留之?保留之,会出现什么后果?不保留之如何?四,如果实行蒋经国改革,解严共产党党禁报禁,是导致六四升级为对于共党清算,还是不清算?不清算,又如何实行历史真相的追溯和还原?清算,将会置共党于合法性,还是非法?“赵议会”该当如之何! 所有这些问题是针对六四本身发问——对其实际进展和虚拟进展,未来进展和必然进展的一种估计——赵主义对此如何应对和解答。这是问题的关键。赵关于后六四情势的分析和判定完全真实准确而且不乏深刻;关键却是,他要如何回顾六四“进行时时期”,对此采取(六四前期)或者不采取(他的“无所谓论”)行动的区隔。也就是说,如果他采取行动的过渡主义,将是呈现党制的解构,还是延续,抑或双面有之;双面有之,又当如何接续最后对于体制的总结,解构和复生——产生一种他所谓议会民主。这个议会成员来自何方?他是不是坚持“我们/学生”不是要推翻制度,而是要改革之?不推翻制度的反对党成员——一议会成员,来自何方?他们的合法性如何估计? 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一讲议会民主,就可以一了百了的——而赵紫阳主义也绝对不是站在一般理论者后面,追认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这是一种纯粹正确却毫无反思价值的空泛议论。重复而言,我们真正要总结的,是如何操作六四实行过程中的微妙转变或者不转变,抑或以后转变——以后转变的时间表,又是如何?如何对应以邓、陈为代表的老旧们,党阀和威权者?是不是等待他们的自然淘汰?不是自然淘汰,是不是要等待十年或者二十年?如果不行等待,赵的具体办法和策略究竟如何识辨和分析?他在事后诸葛亮的战略中,哪些是亡羊补牢的珍贵见解,如何估价?那些只是读本子后的一般读后感?如何估价?这些课题,二十年来几乎无人问津。道德制高点和策略至低点,双向苟合,形成什么也不是的哭泣和悲哀诗意。而我们认为,悲哀诗意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赵的正义感和人格魅力同样重要;可是,更加重要的则是,实行当时——请注意,实行当时的战略和策略——就像赫鲁晓夫的报告和叶利钦站立在坦克上面,等等。如果退而求其次,则要告诉世人,如果发生第二波类似的“现在进行时”之事件,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包括如何应对国际间的纷扰和同谋。我们知道,赵如果现在可以在美国出书,面对国际媒体——那么,六四时期, 如果他这样做,是错,还是对,是违反党纪,还是破坏国法?是挽救六四于之?还是拯救无效?他的出路是国内,还是海外? 最后,我们不得不回到清末宪政预备期以后的考量。也就是所谓清末实行和平转型之可能与否之问。这个问题,很多人做过分析。清末宪政的不可能性,超过可能性——除非由于偶然之故而侥幸成功。但是,清朝不知道,不愿意,不可能实行(汪大燮规避之)反对党大宪法,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先行实行没有反对党的伪宪——这个不幸被后来的党宪继之,就是很好的说明——对此一问,赵的当时“进行时”,如何解答和对应?民主议会,如果大胆释放海内外“敌对势力”,又将如何?不释放,又当如何?没有反对党的议会,那是什么?如果有了台湾式的反对党,赵,是不是合法?他,不合法?又当如何?历史将这样提问,政治将这样提问。所以,我们希望赵先生在本子里,对此可以一一做答。不然,理论的纠缠,势必成为实行另外一轮的党文化表达:实行一个党的新民主主义,实行一个党的改革和实行一个党的(中共)价值再现。这样,赵先生的议会民主就等于回到原点;回到原点,就是一场“我们一无所有”的无价值颂歌——其除去诗意盎然以外,等于原地踏步。 六四反思之道,正是要反思与之。如果没有这等反思,我们就会陷入一种感性主义的旋涡而自溺于空置无敌思维之梦想。取消任何反对、敌对思维的前提,其实并不现实。如果将此背景设置于西方议会,那么,反对之之政敌,正好是日本人称颂大隈重信和阪原退助之“两大敌国”之政治前提。换言之,任何反对思维之务必不可缺乏,不是因为耶稣之爱敌人,可以化解的;其提法是,要认同或者接受或者保留这种反对观念;这个观念之形成是民主的前提。而反对党建设和存在,正是西方政治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专制极权主义清除“敌对势力”,正是要取缔反对党——而不是民间力量自己首先取缔“敌对”和“反派”——这个取缔的权利分析,如若如此,就是本末倒置。而反对党之存在,又是西方政治民主妥协艺术的延续和深化。所以,敌对势力可以是反对党;但是,这个反对党又不是和他的执政党互为吃掉,消灭和吞并之所在。问题的提法该当如此。所以,消除敌对势力,正是要建立反对派和反对党——而不是实行一党和气,群众宽容,政界稀松的奇特和谐局面。这是一种基本面向的政治常识。 故此,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不因为赵的“后知后觉”而得解决,而是没有解决。 问题的关键,恰好在此。 12 mai 告密研讨会发言告密研讨会发言 刘自立:从理论上说,告密这件事情本身是革命结构,革命这部机器的一部分;道理上好像解决了。但是看过章诒和先生的文章,了解她具体揭示的事实,人头,手法,还是颇感震惊。 不久看了一部电影叫作《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罗伯斯庇尔他要把丹东比较温和的革命派搞掉,丹东就跟罗伯斯庇尔有一次对话,意思是他们俩要和解,但是罗伯斯庇尔不想和解;意思就是,不把丹东除掉,革命没有办法进行,最后,就把丹东推上了断头台。后来罗伯斯庇尔发现一个问题,(我没有具体去查史书,)就是说,把丹东杀死,革命就完蛋;不杀死丹东,革命也完蛋。然后演那个大断头台,把丹东的脑袋切下来了。后来富歇又把罗伯斯庇尔给杀了。当时刽子手就问,你是不是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说,我是,刽子手说,杀的就是你;要是不把你杀了,恐怖无法结束。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一旦进行革命,进入这种结构以后,其中有屠杀、暴力、告密等等,都是革命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罗伯斯庇尔是国家机器,公安委员会是政府组织。他有一班人马,可以逮捕丹东。然后,罗兰党人,丹东派,共产党派……——互相残杀。克鲁泡特金有一本法国大革命的史书,大家没注意,是三十年代民国版的。他讲了一个故事,在法国革命里就有共产党,就有共产主义,就有提倡消灭私有制的(如,早期的富歇,就是鼓吹反对私有制)。克鲁泡特金的一些观点,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说,法国革命以后,为什么会有俄国革命,是因为人权宣言内容和实践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产权和私有制度(负面)问题,没有解决。这个可以讨论。经过复辟时代,法国人夏多布里昂、拿破仑等搞天主教复兴,搞复辟,搞宪政,搞拿破伦法典,也搞自由主义。这些人搞复辟时代文化复兴;这些东西起来以后,革命回归传统(希腊民主和基督教文明)。夏多布里昂有一句非常明确、非常智慧的话,“我们不要极端的皇权,也不要极端的革命”。比如说,法国革命通过复辟时代把暴力革命匡正过来了,就是把革命和皇权都否掉了,这个革命的机器就被解构了……罗伯斯庇尔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丹东说,革命是一部杀死自己儿女的机器。后来,这些话大家都引用;是一种革命悖论! 我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呢,告密这件事情本身,是革命这个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你一旦进行革命,要组党,要搞秘密结社,要搞暗杀,要搞武装斗争等等一系列,那么告密是革命这个机器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昨天晚上我看《潜伏》看到三点。《潜伏》是什么意思呢,海外网上有一哥们儿说,《潜伏》他看懂了,《潜伏》是骂共产党的。但是,他不能点通。要是点通,共产党就该给禁了。我觉得这个网友有头脑,有一点头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党派一个女的和“他”合作,和他做假夫妻,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异化,就是革命异化人性;后来有一个网友他说,做这种事,共产党比国民党厉害;就是不怕人性堕落扭曲和非人性。我还看过一些书,讲共产党不但可以做假夫妻,还可以直接做敌方大官的姨太太。曾志(陶铸的夫人)就说过这样人尽可夫的丑闻;就是说,共产党它无所不用极其,手段就是目的,包括告密。所以,刚才章先生讲这个事,我觉得看到事实,还是有一个震动。章先生提到这是一个大系统,大机构,是体制上的事情,遗憾这些看法不为人察!这些不是个别人行为。个别的,就说谁谁告密了,揭发了;不是,是革命体制上的事情。我很坦率的讲,我老爸是《大公报》的。我老爸主持过批判朱启平的会,主持这个会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人给我爸一个条,我爸看了这个条以后,脸色铁青,宣布散会,这条写的是什么呢,这条写的是“杨刚自杀了”。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我爸主持一个批判朱启平的会,把他定位成什么呢?后来我和我弟弟讨论这个问题。告密、批判、揭发,这里面大体上类同,但是又有些细微的差别。我觉得告密本身有很多区别;比如说,章大姐“今天晚上要逃到香港了”(虚拟),我知道了,我就忙不迭跑到某某人那里说,说她要逃香港了,我觉得这是告密。还有一个种,那天郑老师在饭桌上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向有关机构说,章大姐有“反动思想”。这种事本身,也是一种秘密,不必非得是她要“逃”之类不可。我“告发”章大姐,某某时间,某某地点说了反对共产党的话。这也是告密。这都是一种虚拟判断。结论就是,研究几百年革命的人,一直在想这件事,告密这件事怎么定位,他的意义是什么。我和晓青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两句话,一个就是枉道从势,一个就是枉势从道。现在共产党道、势合一,就没有历史上的枉道还是枉势的区隔——这是一个文化极权的现状。不久以前,某省中学生揭发他的老师,形成了一个关于告密的讨论。后来有编者让我写篇文章,说,你根据这个事实,写一个文章,批判,评议现在告密这个事。那个文章也提出是枉道从势,还是枉势从道。这两个东西,现在合成一股了。讲的更远一点,革命,列宁的革命或者是法国革命,作为革命机器里的一个齿轮,要达到一个目的,革命者可以无所不用极其,可以不择手段,告密就是对的,是不可或缺的。(这里面我插一句话,孔捷生说了一句话特别逗,他说,中国人老是说“知‘道’。说知‘道’,这个词,说得太大了,是‘道可道’,这个道;他说,中国人一说,就说‘我知道’,这词用的太大了。当然,孔捷生可能有点幽默。)你比方说,势和道,都是正面的,不管这个“道”是道路也好,途径也好,手段也好,反正为了事势,成事,就要去做。所以,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包括告密,都是对的,因为我要达到“正面”的东西。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说,我要去告密的政权也好,体制也好,党也好,道、势也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很重要。 刚才在车上和徐晓讲了一个故事,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因为最近又重新研究(俄国)二月革命为什么导致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为什么引来毛革命。那么,二月革命和辛亥革命,它的爆发又是针对所谓宪政和改革(如,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又如,06年清朝预备宪政。)问题就来了。中国人讲革命使得文化绝灭,斯文扫地,(王国维死)“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是宪政和革命之争。俄国,中国,一样。1906年,俄国人,知识分子出了一本书《路标》,就是讨论这个革命、还是不革命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就凉出来了。《鬼》/《群魔》就是说的这个事情。简单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参加反对沙皇行为,要被枪毙了,枪都架在那儿了,后来有士兵骑一匹马跑过来,说把他留下,沙皇流放他十年(见电影《彼得堡邪魔》)。流放了十年以后,他从西伯利亚地回来,讲了一句话说,“我罪有应得”;紧接着,就开始写《鬼》,就是这个“群魔”,革命者,告密者。 他为什么要写这个《鬼》啊,他就是他觉得搞革命的这帮人,没有好人,是魔鬼附体。这些人互相告密,互相欺骗,互相杀戮,包括男女问题,也涉入其间(陀氏小说一个角色(斯塔夫罗金);他有忏悔。因为他强奸过一个十一岁女孩。他为了惩罚自己,就和一个叫列别雅德金娜、一个女的结婚,她是一个瘸子;他这样做来惩罚自己)。陀氏的意思,第一,我罪有应得,我不该参加革命(又要参加爆炸行为!!!),我反对革命。第二,他反对专制。第三,就是我们说的,专制变成十月革命,变成极权。 刘自立:我插一句,我觉得里面还是有矛盾的,针对二战和西方战略。最近有个电影讲德国红色旅。德国红色旅当时对右派的普世价值有反思。当时有一个反思就是,拥护/反对伊朗巴列维国王访问西德。反对派的人,就拿着大棍子,把支持巴列维的给打了。然后,骑着高头大马的西德警察,一吹哨,(这帮警察比打人的还厉害),呼一下,全上去,把这两派都给打了;那么,这个镜头过去以后,就有一个哥们,光着膀子喊:“越南!德累斯顿!耶酥!”——就是说,你盟军轰炸德累斯顿不对;站在罗斯福,邱吉尔立场上,无疑是对的;反对希特勒,是对的。但是你轰炸炸死德国平民,就不对了。紧接着,又一本书出来,叫《柏林女人》,意思是讲柏林女人,一个很漂亮的女教师,被俄国军人强奸;而后与俄国军官勾结,保护德国平民。这个小说就是反对斯大林打击德国。因为结论非常简单:斯大林=希特勒;就是罗斯福关于二战以后是不是美苏共治的问题;认可“新边疆”,(艾森豪维尔)不支持匈牙利事件,等等。 刘自立:有一个性质上的转变,性质的转变就在极权主义概念出来以后。西方基督教、中国所谓封建时期,都有告密,但是和49年以后的告密,程度、本性和前提都不一样。 中国说某人不忠不义,如何如何,大逆不道,就是枉道从势的说法。极权主义以后,就是人人反对人人,道、势合一。就是“人人反对人人”,又回到个人的、自由的、灵魂的解脱问题和制度关系上。在西方和东方“历史时期”,这个灵魂解脱和制度有关系,也无关系,因为制度有缝隙。极权主义以后,就没有缝隙。比如说49年以后,57年以后,为什么(知识分子)统统完蛋?金岳霖、吴晗,田汉,老舍等等这一干人马统统完蛋?你去数吧!反过来,说,这些年,大家都是有灵魂的,有良心的,有信仰的,守着道德底线的,有没有这个事情! 最近研究“反对专制导致极权”课题。就是说,反对专制:或者导致民主自由;或者导致极权。二月革命为什么会走到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为什么会走到毛革命,为什么二月革命和辛亥革命以前,王国维也好、陈寅恪也好,别尔加嘉夫也好,都要反对革命,这里面就是一句话,你要玩革命游戏,就会玩成一个反体制,反人性,人人反对人人,人人都没有人格,人人都枉道从势的局面。 刘自立:还是回到体制问题。我再说两句。刚才讲到了制度和人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知识分子的问题,我觉得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实际上就是枉道从势,他们依附于毛。当时我和黄肖路(黄万里的女儿)谈过。我说,你爸问毛的这个问题,什么民主周期率,我说,你爸不是青年学生呀,他参加过辛亥革命,问毛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我不理解。所以知识分子本身对待革命和革命者,有问题…… 普通人,作为一个个性,作为一种人性——俄国很多小说,中国传统文化里,都讲人性——问题是,这个人性迈过49年“这个槛”以后,为什么会异化了?上至最高级的知识分子章、罗,郭沫若,柳亚子,这些大人物,都异化——指向毛派意识——人性发生了什么问题——其实是制度变化,导致人性变化。 日本明治唯新,也发生了一些人性上的变化,就是由制度良性化转变人性:民主和侵略;等等。 所以历史上的人性变化,和49年以后,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人性变化,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还是重复我的话,就是49年以后,人性本身,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一个严重的疑问。 刘自立:我觉得马克思有一句话,人民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就是说,在这个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我不是要把告密者个人行为推到这个制度上去),人性能讲到什么份儿上,灵魂能讲到什么份儿上,道德能讲到什么份儿上,这个要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另一方面,也有章大姐这种,以自己的灵魂,以自己的信仰,来昭告世界,昭告世人,来做这种抗争的。是值得肯定的。人性的恶、人性的坏、人性的堕落,基本面向,还是这个制度造成的。我们这些人只是一小撮。所以,要看整个人民的意识究竟如何?如何估计?是不是独立和自由了——在柏林墙里面也可以自由?——这是一个问题。还望研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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