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总统发表了就职演说。马英九的"台湾民主万岁"和"中华民国万岁"之呐喊应该如何解读，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课题。根据台湾电视台专家们的回忆，李登辉就职时候喊过"人民万岁"，阿扁喊过"自由民主万岁"——都是针对台湾这个范围。于是，我们首先解读的核心是——小民主与大民主。

什么是小民主？就是台湾民主；如果中华民国是一个大概念，是马先生所谓在大陆续存38年之中华民国，那么，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是不是接续了38年之中华民国，继之接续60年之台湾之中华民国，并且企图使之合而为一——即便不能马上统合，也是作为一个目标和愿景呢？不是。老马之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他的台湾传统在政治意义上并无诉求大陆民主的实质意义。其提法是，台湾民主要和对岸"双赢"——就是民主和极权在外交层面乃至扩展到经济政治层面的双赢——这个双赢，并不是以大陆实现民主为前提，而是以大陆可以不实现之为前提。这个民主，就是我们说的小民主，台湾民主，就是"台湾民主万岁"——而不是大陆民主万岁！这个现实，形成马总统政治格局的第一前提。所有冀望台湾实行大中华民国和承接孙文之政治道统与正统之三民主义和大民主于大陆者，都是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

第二点，马英九的民主，是不是传统国民党人的精神接续？也不是。现在的台湾国民党，是一个竞选政治、宪政政治的政党。他可以有一万种异于民进党的政治诉求和政治选项，但是，唯独台湾主权论（即便他搁置了主权争议于中共）并无不同，这也是马先生当选新总统的必要和充分前提。蒋介石一统大陆的政治统一论和反共大陆论，和台湾争取实现统一和一国两制之愿望，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在这个层面，马氏讲过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

这是三，也就是台湾式孤立主义的政策宣誓。他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記者：您最近常提到'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在您看來，擱置爭議，要擱置多久?

馬英九：時間沒有限制，因為有些問題需要歷史條件出現了才能解決。換句話說，不出現就沒法子解決。我這樣講好像很空洞，我舉個例子：1894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1895年日本拿走了台灣，清廷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當時在台灣大概有半年多的抗日活動，日本人進入時遭到空前的抵抗，損失很慘重，甚至超過甲午戰爭的抵抗。但是後來反抗軍還是不敵，最後反抗軍領袖之一丘逢甲只好內渡到中國大陸去。他寫了一首長詩，裡面有一句話，就是：'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我每次讀到這首詩的時候，就想，他在渡過海峽的深夜寫這樣詩的詩一定有椎心之痛。他絕對不會想到，五十年後台灣又回到中華民國的懷抱，為什麼？就是因為歷史條件沒有出現，怎麼說都沒用。

最後，中日經過歷史上的第三次戰爭，我們中華民國獲勝了，所以才能把台灣收回來。我常想這個事情，就是歷史條件不出現的時候，就是沒有辦法解決許多問題。兩岸之間主權爭議，到明年持續60年了，看不出來有很快解決的跡象。所以聰明的國家領導人應該把它暫時擱置，去解決兩岸之間因為經貿、文化、政治各方面互動所產生的需要而帶來的問題，這才是務實的做法。"

这段议论最好说明了台湾的政治定位和国家定位观。

换言之，台湾的民主是不是应该接连大陆的民主，结成一体，而非切割待之，看来是前者不是后者。马氏的回答十分明确。一是，台湾主权问题现在并不是喊过"中华民国万岁"以后就可以确定的；台湾主权未定论，无论是在《开罗宣言》——一个无法理约束力的宣言，抑或《旧金山条约》——一个具备美国国家法律文本的文件；都不能实质性确定什么是中华民国。

第二，主权课题的搁置，说明了台湾国家意识的模糊不清；台湾国家意识的模糊不清，本缘于美国并未认同两岸的主权归属 ；尤其是确定中共和台湾主权关系的时候——美国和联合国并未认定台湾主权归于中共，抑或只是归于台湾（见美中三个所谓《公报》）。

第三，台湾用民主改变中国，只是一种诗意的象征。这个象征性的宣誓，并不直接导致台湾对于大陆政权不合法地位的谴责和拒绝——恰恰相反，马英九是要像苏联和美国关系一样，确保两岸的"缓和"。这个缓和，是在认同两岸实际政治存在的前提下提出的。这个缓和关系，现在并未造成中共"一个中国"——就是人民国原则的稍施松动：在马英九风光就职的时候，已经确然传出中共拒绝台湾参加世卫组织观察员之提案。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告诉新总统，他在台独意识上，即便不便触怒中共，但是，中共触怒这个他们认为的"伪总统"的宣誓内涵，则是毫不含糊的！只愿马氏在5.20这一天对于上述消息，有所清醒和反省。

第四，美国对于马英九总统的态度就是："维持现状"。这个政策印证了台湾民主不具备大陆民主的任何延伸之意义。维持现状，既包含了"合理的就是现实的"；也包含了转变辨正和发展之现实，会变更现实和合理——这样，侧重和倾向性成为关键——人们如何看待中共的本质成为争议的焦点。有顽强批评之，也有顽强袒护之，如南.佩罗西和布什，成为他们的歧见存在见证。

五，马氏前此关于"六四"说法，凸现了他的民主观抑或可以说是大民主观，含带诉求大陆民主的民主观。但是，这个民主观，现在，已经被他让位给"缓和"和"双赢"之原则了。虽然，他还是打出一张不硬不软的民主牌。他说，"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我们真诚关心大陆十三亿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的长远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然而，这个说法的后续行为并未落实到任何实际和有效政策延续之上。只是一种敷衍塞则的说法——他的国民党在大陆的实际作为与影响，将和他本人、和他的党，并不产生关系。至少在操作层面，其对比老蒋的中国观，完全不是一致，因为蒋介石的大陆观还是一种传统的反共观——但是，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民主，并不是反共，而是双赢。

第六，马英九的国民党，正在有效切割于老国民党。这个切割已经不单是切割于王金平和郝柏村，也是切割于李登辉（是不是切割于连长们，就并不十分明显；其后任主席的朝见之行，究竟是"合理"，还是"现实"呢？

因为他的国民党在背书阿扁的台湾主权意识上，是迎合台湾民意的；那么，朝见之行，又如何对应中共驱赶台湾国际空间之作为、之观念呢？一向以来所谓朦胧诗意的互不解释，互不映证，互不拆台论，究竟是"趺坐觐君肩舆上殿"，还是"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呢！马氏，究竟是要拖延主权课题，等待世界大格局发生变化，才做大中国之考量——抑或，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这辈子不可能和谈和统一于中共。

于是，马氏小民主的出现，在合理一面，是台湾完成政党轮替，为世界做出民主楷模之行为；半合理一面，是台湾搁置主权争议，附和"美国式台独"的政策匡定；再，就是主张缓和台、陆关系，实行和平竞赛，和平共处与和平外交于中共；不合理的一面，就是他现在明显倒退于他此前的"六四"平反立场和大民主立场，成为治小国，亦如烹小鲜之无为之道——我们很难苟同，治大国如烹小鲜之逍遥和无为之道。

这个缓和关系说，对于台湾，乃是是一种除去小民主之外的小文明选择。

台湾文明——如果可以这样称谓，其实是一种大文明的变种。台湾在《马关条约》以后，是日本人的侵略和管理使之实现了现代化转轨。日本人功过皆备。美国人保护台湾有目共睹。台湾人讲话时夹带台 式英文，蔚为成习。是美国化的表现。台湾儒教不断，一度出现新儒家如张君劢等人。台湾人具备多元文化，唯独缺少实行大一统中国民主的文化传袭。这个课题和大陆中国本来没有民主，现在没有，联系一体。所以，我们看到，台湾老一辈的人物只是传袭了蒋介石的中国文化，加上美日文化，却少有共党文化。这是台湾小文明之先进性所在。（有人把抗战时期国民党全面抗日之原则，硬是加在台湾民主价值＝中国文化精神论上，却是一种极大的悖论。日本民主和侵略，并不能因为他的侵略而否定民主；反之亦然。台湾人是不是全部咒骂日本文化是一种兽性文化，我看大谬不然。）于是，台湾小文明格局，具备其文化多元化之较大格局——而中共统治下的党文化管理和宣传，使得大陆所谓文明，就是所谓他们的软实力，毫无普世价值内涵，既不可复制于外，也不能传承于内。是一种无希望和无价值的宣传垃圾。这样，在涉及两岸文化构成这个文题上，台湾人的政治优势是不是可以移植大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赘言，从台湾小文明的前提出发，其文化和政治选择亦有两端：一是诉诸大中国的民主和文明，一是固守台湾文明于世界。后者，台湾确实做出成绩，而前者，还在收缩和孤立主义状态。所谓台湾打出民主牌这件事情，不得不让我们想到美国总统的竞选语言——他们在上台前，极力抨击中共价值和政治；上台后，就完全两样。这个事情，是不是要落实到麦凯恩和奥巴马的头上，基本上没有悬念。因为，所谓形势强过人；美国政客并未找到价值与利益齐头并进的对华良策。新保守主义的布什，也并不能找到关于新共产主义中国的任何政治理念和政治解读。他们脚踩两只船的利益、安全和价值外交，除去让人们看见梅特涅和基辛格主义，真是乏善可陈。（在更大格局上，中国文化乃至涉及儒家或者儒释道之整体文化，是不是大中国和小台湾共同的观念选项，现在并不清晰。所有关于台湾文明就是接续中国道统、正统之说法，应该是并不符合实际的。至于台湾是不是找到了民主和儒家结合，并且一定要统合于大中国的观念，也显得似是而非。台湾人的独立意识，正在诞生一种台湾远离中国的独特文化。这个文化变种，也许更多来源于日本和美国，而不是中华文明——一如前述。这个议题，当然还可以争论之。）

至于两岸关系何以会出现胡、连现象，则是一种政治上的苟且之顾。

因为，缓和关系，打开有限的用忍和钳制，对于发展价值观以外的"外交关系"，确乎有所必要。但是，这个外交关系的内涵，大陆、台湾却是本质迥异。一方，大陆方向，是因为不可容许和不愿看到台独意识转变成为法理台独。因为这样一来，台湾给大陆"将君"的局面，会使大陆政权面临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打，就是自杀；不打，也是自杀——很可能发生内部歧见，导致政权分裂——所以，大陆政权的当务之急，就是缓和两岸关系，寻觅喘息的机会，籍此可以把政权稳定在一个机会主义的缝隙里，以避免台独的挑战。这是他们玩弄连宋的新牌。

台湾方向，马英九的缓和政策，对于台湾，和大陆如出一辙。因为，挑战大陆导致的台湾政治和经济的边缘化，已经使得类似阿扁的主权意识和民主意识主动出击论，遭遇台湾人民的反感和厌恶。但是，所谓缓和和双赢之举面，会不会导致大陆因此朝向民主转轨，最后和台湾取得价值认同甚至民族认同，却是机玄不张，诡秘其中。缓和，导致两种结局：一种是古巴危机以后之苏美缓和——实际上是火热之冷战——美国以里根主义全面围堵和包抄苏联后路，导致其最终崩塌解体。这其实根本不是原有意义上的"缓和"，只是"冷战"。

缓和，导致另一种结局，就是坐等中共势力坐大，成为地区强权，形成徙薪曲突之势，难以挽救。这时候，台湾安全和政经发展，必将越来越臣服大陆而非欧美。这个时机的出现，将不止是台湾小民主、小文明的失败，而且会给美国大民主、世界大文明带来无法逾越的障碍。可惜，现在，全世界的政客都以为重复其对于苏联的缓和政策、和平演变政策、尊重共党领导政策等等，会造成第二个奇迹 ，就是中国奇迹——他们现在千方百计，甚至在此次大地震里，寻找中共政策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以图解释他们的双赢价值观（在普世价值观上，外加上一个中共人性观和中共发展观）。

然而，其间根本迥异之处是，苏联并未加入WTO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那个时候，也并未出现新一拨全球化进程；世界的政治格局，还没有使得中共国家模式，形成一个怪胎：其既不同于西方法治市场，也不同于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和集中营经济：那是一种是黑白各执，泾渭分明；现在不然，现在的中国模式，是一种悖论，一种矛盾，一种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他袒护的对象也许可以是金正日，也许可以是摩托罗拉和波音空客，也许可以是希拉克或者萨科奇。现在，中共经济的世界化和美欧经济的中国化，正在有效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资本利益驱动机制。一个更加难以分类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对峙和同构于世，使人项背，不得其所。

台湾在这个大趋势里何去何从，马英九并未给出任何新思维、新办法。他的缓和论，诉诸92共识论，根本就是水中月，镜中花，颇具单恋和单面人之特点。他既无法挑战美国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无法让中共让出寸尺空间。他的变化论和梦想论，在建基中共善意回应的期待上，将面临和阿扁一样的焦头烂额，是完全可以预计的。所以，台湾民主既无法带来他对于大陆的民主期许，也无法改变世界甚嚣尘上的实力主义格局和绥靖主义格局。一切过多冀望于老马者，除去浪漫主义的一厢情愿，没有任何可以仰赖之、做事情的地方。

让我们还是回到现实中来吧！

还是那句老话，天助自助者；我们大陆百姓除去找到自己的民主之道，民主之路和自由观念，实行中国的转变于世界，于台湾，才是出路——而不是要转过来，依靠台湾的传统或者蒋介石、蒋经国之精神乃至老马精神，来实现解救大陆之道。

所以，马英九还是无法因应中国民主。他的职责，就是治理和呵护台湾民主。这就是"台湾民主万岁"的真实含义。

地震了！大悲剧发生！人死了！人，不能复活？！

人们在信息匮乏和信息爆炸里徘徊。人们按照各自的宗教情怀和政治原则，发表对于死难的看法。没有人会单纯幸灾乐祸。因为，出于一种消除人祸的理想，他们认为政治上的灾难，和自然灾害紧密联系——这也是著名学者阿玛雅.森的看法——那是他对于饥荒和专制极权之关系的看法。

现在，政治上的禁锢和政权、政府的救难联系在一起，人们很难对于政府的行为给予一如震前发出的批判。所谓投鼠忌器的担忧，和对于温先生行止的评价，都出现特殊的背景甚至语境。我个人，很是赞赏温先生不顾高龄赶赴现场的毅然行动。（一如一些作者所言，其他更加年轻的政客，不知道何以不去现场，龟缩京都省城……）

我不知道在历经了几十个小时，错过黄金搭救时间以后，他们到达汶川的实际意义，加上在几乎超过七十小时的时候，才传出接纳国际救援队的信息，作用如何。不知道军队是不是因为雨天或者道路障碍，就可以在第一时间不赶到现场。不知道温先生控制和指挥军队的权限究竟有多大。……但是，在这个复杂而悲哀的时刻，人们尽管可以按照自由的权利批评所有官方决策和官方媒体，但是，几乎多半中国人，现在疏于谈论政治和宗教。

难道人们真的可以在孩子的尸体上解读文化和精神元素吗？至少，我个人脑子空白，只是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而挥之不去。这个问题是，汶川地震是不是一个先兆——一个更大更残酷更绝望悲剧事件的先兆。在这个预感的强烈启示下，才出现对于整个地震的描述和阐释的冲动；并且，逐渐回到思索的状态而非怆泣的状态里去。

这个先兆是不是可以描述，可以预测，则完全没有把握。而且，正是在这个前提上，我还是回到了政治－自然之关系的课题上，做一个可怕的预言——但愿，这个预言，只是我的愚人之幽默，愚人之蠢话，不会变成现实。这个预言是什么？就是：汶川悲剧只是一系列悲剧的序曲！

为甚产生这样的感觉？来自人们对于汶川地震非常常见的解读。也就是说，汶川地震和今年年初的冰雪灾害，缘于三峡的建立改变了地质和气候，乃至出现整个自然界的反馈和报应。这个报应，正在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使之发生一种也许是可怕的未来毁灭。这样，未来三峡或许出现的灾变，将把汶川事件转变成为众生之灭的悲剧之第一幕。这个先兆现在强烈地暗示中国人。

再早，中国的伽利略黄万里先生，他可是犹言在耳。我们也许在2008年这个"八"字的年代，得到了类似耶稣对于耶路撒冷人不听劝告而带来的巨大惩罚。上帝不救他的意志违背者。这个事情，是不是天意，是不是现实，我，不知道。但是，在有限的层面，中国人和中国政治违背自然之神的意志，随意改变上帝恩赐的自然环境，破坏养育和呵护中国祖先、今人之长江大河（黄河），至少在"天怒"这个层面上，得到了回应。人们正在因为这个"罪过"，成千上万地死去。那些压在水泥板下的孩子们，和耶稣谴责过的耶路撒冷的孩子甚至孕妇，究竟，是不是时间上的对应呢？但愿不是。

以泪洗面的看客和愤怒大叫的评家，是不是因为上天的不公和惩罚，而归罪于政权呢？也是众说不一。确实，这个判断，也许，并不全面的——客观事务和主观事务，在哲学史上，已经逐渐消除了他们的界限，于现象学，更早，于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人们还能不能抓住什么来解释这次悲剧的天意呢？

我们只能从上苍的层级，逐渐下降，做出解释。一个明白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国政权，破坏了长江大河对于我们的养育甚至保护，致使祸端不绝。三峡造成的气候和地质原因，如果不是政治，难道还有什么更加合理的解释呢？虽然，印尼和美国的灾难，甚至更早的西班牙瘟疫和庞培的毁灭，也许，确是天意，但是，我固执地认为，如果人祸加于汶川，就是因为我们正在破坏我们中华民族的天地人文之精神。这也许还不是震怒上帝的时间。

震怒上帝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呢？就是三峡或者整个中国自然秩序的破坏那一刻——那是一种积累，一种演变。那时，我们将最终放弃了自然神的呵护，使其愤然离去。那个时刻一旦到来，改变将是十分可怕和绝望的。那么，不改变的前期是什么？就是顺应上帝或者自然神的意志，恢复长江大河原有的生态环境。但是，汶川地震说明，这个改变和毁灭已经开始——这是真正天怒人亡（人已不可有怒！）的起点！

这个灾变，如果仅仅是一种小说或者诗歌描写的黑色幽默，将是我们最大的幸免！如若不是，那么，汶川成为悲剧序曲的可能性，就会存在。于是，自然和政治课题的分离或者疏远，都将取决于我们今后的选择——或者是宿命式的选择——自由式的选择，就是被不自由所桎梏——

我们是否可以突破自由就是不自由的选择，现在根本看不出来。

如若国人之命运果真如是，那么，就不是天将降大任而是天将降毁灭！在我们的"庞培"覆灭或者拯救的课题上，政治是不是第一步小拯救，人们难道还不能顺次推导，得出结论吗？如果按照森的看法，1959年的饥荒，是一种政治，2008年的地震，难道不是吗？可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人，国人，是不是受约上帝，就看我们自己的造化了！人，是不是可以变换上帝对于我们的孩子，妇女的大冷漠，也取决于人们是不是接受上帝的拯救。

顺应了汤因比的说法，就是：人类其实拯救了上帝——我们的解读是，西方的上帝恺撒论和他们的政治建设，恰恰就是对于上帝拯救的认可——这个认可，就是互补于上帝对于人类的拯救之道。否则，一切都会受到他(HE)的惩罚。

于是，路径出现歧途—— 一方面，是国人不太顺应类似新约的耶稣劝告，一意孤行；抑或，上帝正在试图给他疏忽的东方之国，一个天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是要中国人在毁灭后重生。事情要是这样，汶川课题引发的议论，就变成小小不言的毛毛雨了。

换言之，是不是在所谓"宗教"意义上，我们正在顺着这条类似卡赞札基所谓犹大耶稣勾结，以基督之死换生新世界的道路上漂流而去呢？

我们是不是像犹太人不听耶稣警告一样，还是一般性地掩埋好同伴的血迹，又从容上路，一返故道，于汶川地震之后呢？

如果事情就是如此，那么，上帝之戒，之罚，他带来的毁灭，也许就真是未来，而非未来主义的现实。于是，我们无论在任何一个角度上，都不愿意迎接这样更大的悲剧。

知，还是行？行中知之，抑或相反？古人和近人都讨论这个课题。这个课题也许是无法讨论的。就像一些西方人说的——我们无法讨论上帝（的存在）。

下降一个层次，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可以得到启发，应该不是就事论事的研断，而该是对于再毁灭的忧虑乃至警惕；如果我们根本无法带来汶川地震后，对于三峡未来的忧虑和警惕，并且采取一切措施，避免事态更加严重，那么，所有现实，理论和哲学，都会成为映证更大灾变的事后叙述，而非预警。如果我们只是记住了汶川，忘记了三峡，一旦黑色幽默或者一点也不幽默的毁灭出现，我们难道可以逃到我们的"埃及"，可以避免我们的"耶路撒冷"的毁灭——难道我们仅仅是毁灭过"三次"吗？

如果三峡出现灾变，我们的汶川，就是以小灾迎接大灾——我们难道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在一、两千年以后，再在毁灭后重建国家吗？

中国民族是不是经受得起这样的考验呢？

我们的文化和以色列浪迹文化，不灭的耶和华精神即有神论，难道可以互相模仿和复制吗？

我们一旦失去家园，代替我们的又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回到我们的"哭墙"，来号哭失去的一切吗？

所以，我们在悲恫汶川的同时，至少，要考虑到森的灾难政治论。也许，他会帮助我们从小层次的政治经济论上，得出结论。

还是那句话，自然法则，只要涉及"法则"这两个字，就关系到人类对其之解读；人类解读一出现，人类的政治见解就会随之出现；人类的政治见解一出现，势必产生森式批判——这个批判，不是对于一事一物，一是一非，而是理据政治，经济乃至自然法则。否则，政权的枭小意志将会把我们自灭于上帝，自灭于长江大河，自灭于中国。

在研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关系的课题时，我们自然涉及希特勒颠覆魏玛宪政和魏玛文化之举。他借助民主选举毁灭了民主宪政——这当然是一个悖论——与其说希特勒利用了民主，不如说，正是他毁灭之。这个历史的原因，坊间多有说法，含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犹太人与官方之沆瀣主义，国际间的绥靖主义，美国的孤立主义，不一而足。其中，民主和侵略之议题，自然也是不可或缺。民主之核心即为民意——民意于某时，会发生某倾向性，一旦民意被操纵，多数民主意志转向，暴虐少数，不融异见，即成民粹和独裁——他们都是打着国家复兴和人民解放（希特勒式的雪耻和解放）之借口，鼓吹之，实行之——少数派的国内观点和少数派的国际观点，就落在身后，被遮蔽，被拒绝了！（就不要说英国议会，曾以多数派通过对华之鸦片战争！那也是"民主"决定！）

日本人明治维新以后的军国主义改变，有迹可寻，且证据确在！这个转变，也是对内民主和对外侵略之事实，之证据！从《五十年》一书里，大隈编写的明治几十期议会主旨，到明治以后，日本民主政治转向，皆给出了证实我们结论的事实。这个事实，同样是"民主对内不对外"之西方政治历史之证——虽然，这个做法，正在被现今的美国政治所改变，但是内涵极其有限——如，前此的越战，韩战，现今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

那么，日本人在政治改变时期的轨迹如何？其议会体制受到攻击，军阀势力结合皇权政治，是转戾点。也就是说，民主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一旦收到侵蚀，掩藏在皇权政治中的非理性主义就开始上升，乃至遮天蔽日，民疯民狂，一发不可收拾。加之爱国主义转换成为神道变种，日本人所谓一向以来的避免血腥，从避免革命蜕变成为迎接杀戮和侵略。于是，大隈重信本人，也就一分为二，为两个人：一人，是其民主创制者，一人，是侵略元勋。所有日本传统和日本文化，在侵华战争中，结束了他们的维新价值，变成一种兽性原则和无原则，无人道，无人性。事情就是这样残酷，惟一不二——没有日本人侵华战争中的任何观念和理据可以被谅解，被通融——那是不折不扣的反日本民主之负面遗产——是丑陋的日本人的不二写照。

这个论点之举证与过程，辑如兹——根据大隈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始》，我们看到这种转变。

如，明治第十五届议会，由陆军大将子爵贵太郎任总理大臣；第十六届，议会两次解散；十八届时"俄国不践约撤兵于满洲示永久占领之势。交涉起于日俄之间，其议延及于朝鲜半屿。日本政府径向俄国而求妥商，亘数月而不得归决。民众渐愤慨其外交之缓慢。主倡开战者结成对俄同志会。议论壮烈。""明治三十七年二月九日日俄开战。日本人民举国为政府后援。……盖人心倾注于对外而不争竞于选举也。"第二十次议会军费大增至三亿八千多万圆。二十一次，增"军费七亿八千万圆"。其中很多迹象表明，此时的日本议会尚在朝野、皇权民权、议会权之间龃龉斗争。很多想法依然杰出，如，十四届时提出，"盖赖君主信任为宰相于专制政府者易。以政党之首领统领立宪内阁者难。君主一人，政党多数，得信任于一人与得多数信赖则不同也。"指出多数少数，皇权议会权之定位。又，第十届，"此时新闻纸条例改正，始费发行停止之例。是为言论自由之新纪元"。这些都是内政正面之迹，唯独对外，是所谓举国一致，导致官民之间的一致扩展意志未得阻碍。

其二，由武士阶层的参与和渗透的政治传统，导致其军人势力坐大，以至于左右和一统政界异见，从而终结了文人政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大正三年，大隈内阁满族了"增设两个师团的任务"并扩充海军。（见《日本史》依田憙家）。昭和五年，因为削减军舰问题，日本军部攻击其内阁。强调"军队的统率权来自天皇，"，日本军方参谋本部代日签约是侵犯统帅权。军部势力坐大，常常"随意地发起军事行动，造成既成事实，强加给政府。"（同上书）。昭和六年，日本右翼企图打倒政党内阁，建立军政府，未果。随后发生暗杀犬养首相事件等"血盟事件"。政治走向开始充满血腥。元老西圆寺公望采纳了反对政党政治的主张，推荐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再随之，陆军省发布实行统制经济之说，坐大军方势力。遏制言论自由猖獗。

自由主义和反侵华论派教授泷川幸辰、矢内原中雄和津田左右吉，被免职和查禁事件。昭和十一年，青年军官袭击首相官邸，岗田首先遇险。随后，广田弘毅内阁接受海路军大臣由现役军官担任之制。军部可以废黜现役大臣。昭和十二年，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林铣十郎和近卫文麿相继组阁。届时，发生驰名中外，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至此，日本民主完全转换为日本屠杀。

其中，众所周知之《田中奏折》，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到极至之证明。奏折中言广为知晓，再引述——

"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提出"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这个秘密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总战略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日本获取全中国的资源以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田中奏折》提出日本"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的繁荣。"为此，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地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大力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为了管理满蒙的事务，日本政府要设置拓殖省即殖民部。

《田中奏折》认为："日本除采用'铁血'政策而外，而能排去东亚的困难"；"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不得不与美一战"；"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因此，日本计划"以军事为目的"，迅速修建几条具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把满蒙与朝鲜连成一体，加强对我国东北的经济掠夺。

《田中奏折》提出的侵略步骤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三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奏折继而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即按此计划，以"铁血主义"即武装侵略的方针，并通过"贸易"、"移民"、"开拓"、"经营铁路"、"经营厂矿企业"等等一系列侵略形式，不断扩大和加强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范围和势力。"（引自网络资源）

这个过程，比较希特勒攫取民主要为漫长，其轨迹和特征则同，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民族扩张主义加之新殖民主义。

其三，就是所谓日本国民的爱国主义和天照子民的扩张野心——这个野心可以说是晚来的"'新'殖民主义"，也就是在西方列强瓜分完毕世界以后，日本横空出世的侵略政策。此国策，甚至造成了他们在二战末期拒降玉粹的疯癫之举；就连十几岁的男童，也要应征入伍；国民财政的百分之百，用来战争，致使饿殍遍国，羸女持家，遍国废墟。

于是，日本的侵略野心，造成了类似俄国和中国革命造成的乌托邦，战争和革命的"理想"终致邪恶和罪虐；是东亚两个大国给予世界和人类造成的涂炭和毁灭——好在，日本被原子弹炸醒，回到他们在大隈重信书中论述的民主原则中去；也就是说，他们完成了一个悲惨的轮回，又复回到他们再早创制的体制、也就是民主体制之中，且将天皇精神和神道原则，打回到政教分离的现实政治结构之中，同样效法了西方的恺撒和上帝之分域——这是一切极权主义政权不可理喻和无法操作的实践；而中国现实，就无法进行这样的分域和分离——这也是中国人不能回到哪怕专制主义国家结构的要害所在。

最后一个问题是，全球化的扩张主义和闭关锁国的封闭主义，造成了日本和中国的两种治国模式。日本，在度过"尊王攘夷"和"脱亚入欧"的改革时期以后，并未能够摆脱殖民侵略的军国主义政治——而中国革命论，造就的反抗侵略和民族独立，却忽略了民族民主——于是，日本和中国这个两个亚洲重要国家，在二十世纪，同样经历了悲剧的命运。摆脱这个命运的日本，很快回到民主主流社会的政治建构之中；而中国，还在经历孰去孰从的迷惘境地——他们中的政治见解，甚至停留在这样一种奢望之中：我们可以几乎永远不走明治维新和西方民主之路，却也可以同样造就中国的强大和崛起。殊不知，正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以前，偏离了民主之路，走向军国主义，致使迎来战争，遭到破坏，乃至几乎毁灭；而中国，或者中共的不民主之路，是不是会因为中国无侵略（近代以来），就会避免破坏和毁灭的命运呢？

问题的提法应该这样。德、日两国虽然经历了二战前后败坏民主的政治实验，引火烧身，自取灭亡，但是，所谓石在，火种不灭——他们战后实行的再回民主建构之道，不是没有"先验"之路径的——这和中国历史上现实中本来就没有民主不同。魏玛宪政和明治维新，就是他们回复民主的基础。大而言之，西洋和东洋的政治观念，在异构于中华文化时，本来就不是一个基础，一种传统和一种思维。我们同意"日本无革命"说，就是因为日本人同构神道，皇权，幕府和王政，他们欧化或者化欧于西方，却基础于本土的文化兼容主义。革命之所以不在日本，和民主之所以本在德国，使得他们绕过几十年短暂的法西斯主义，恢复了自由建制和公民社会。这也是其应有之义和传统之道。我们说，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并不能涵盖整个日本文明和德国文明，因为，那种违背日本和德国历史的倒行逆施，并非德日文化的所在，而是其反文化之所在。这个议题，关系到对照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定位。

中国文化里，本来就没有民主。这是此前很多学人之共识。但是，中国文化里本来也没有法西斯主义，这一点，同样要给予重视。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之所以走到法西斯主义，把坦克开到街上，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大隈重信甚至俾斯麦这样的改革者。毛、邓秉持的革命和改革原则，距离明治维新思想还差一万里。所以，中国人既不同于德国人，也不同于日本人。中国人在戊戌变法时期接近了国际思潮。孙文和再早的四君子，确是提出了接轨国际法则的维新和变革。但是，他们在超越中国原有政治体制的时候，完全没有僭越中国传统政治的可能性。1，他们没有日本朝野的接轨和民间向官方流动的明治体制。2，官方接纳四君子，本是民为官用，而非官民结合。3，朝廷本身，并无明治时期的民主和议会，将庶民阶层纳入众院。4，革命使得孙文进退无据，最终走向俄国——他曾经觊觎日本而被斥回。5，于是毛贼蜂拥，既断绝中国文化传统，又断绝西方主流价值，成为断绝革命和反文化造反。6，邓改革，秉承另一条思路，就是接轨国际资本的无民主秩序，将之结合中国传统中的皇袭政治和血脉政治，造成党阀和资本家同轨，唯独排斥民主。7，于是，日本维新之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几代人的抵制和歪曲中迄今毫无出路可言。

这是我们看待日本无革命和日本民主多于批评其侵略之所在。也就是一般而言，我们不可以其恶，比照我们之所谓"善"（近代无侵略——只有挨打的历史）。我们应该反向关照，以其改革之善，来对比我们的恶——历史与现实皆缺乏民主——传统之缺乏，不应该是我们责备古人之处——现代化缺乏，政治民主之现代化缺乏，只能责备我们自己。于是，在我们谴责日本人的历史责任的时候，如果规避了他们的改革和维新，忽视了他们的宪政和民主，那么，我们自身的极权和专制，就变成了我们的人民和知识分子自我原谅，再铸错误的历史。这一点是中国人百年落后于人，落后于日本，而后，还要继续之的，根本不可存在的理由。难道我们还可以沾沾自喜，不思改进吗！

最后，我们看到，中日两国政要近期的对话和访问。就如我们看到上上个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大批负笈东瀛，却造就了一个和日本体制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比如鲁迅，比如周作人，比如康梁，等等，他们提出了什么样子的中国民主与日本民主可以连接的政治主张呢？现在的政要和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任何反思大隈重信和福泽谕吉的学理和实际可能，那么，短视和偏见，将继续存在于中日关系之中，永远不得解决。五四运动规定的反日情绪，更是不见明治和大隈，只见马克思。他们不知道，否定日本侵略，振兴中国之关键，正好应该是由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明治维新的改革，西化和化欧，挖掘和研讨中国何以没有民主于历史，于现实；抑或挖掘中国学术中潜在的民主思维和民主规则于革命或者改革——这才是救国之道——就如日本人挖掘其原有之自由传统，甚至社会主义传统，于之历史；遂产生改革是催生其历史传统中的民主与自由（见前论）。

就是以俾斯麦肯定的日本改革，匡正中国革命和改革的斜途恶道。这是中日政治比较学的要害，也是中国救国之道学习日本维新的不二之择。（俾斯麦谓之，一言中的：日本改革是政治改革；中国维新，则是工具主义之船坚炮利……；故日本成功，中国失败——这就是中国的科学主义；加之民主变成民疯，五四之百家，直接导向极权和民粹之根本原因。）

事情难道不是这样规定的吗！

而日本人，日本官方和其知识分子否定他们的侵华历史，将民主与侵略比照研讨之，以更新其思维，产生一种可以启示于日本，启示于中国之构想，也将是其对于亚洲的政治思维的新贡献——就像西方人反思其殖民主义历史，反思其一向以来的支持共产党，败坏民主历史一样，他们应该对其先行的对于极权主义的绥靖主义和南桔北栀之经济主义主义进行反思。否则，历史就会重演。日本军阀和希特勒亡魂的出现，美国孤立主义和张伯伦投降主义的再出现，将会以可以预估的方式，酿成今后无可规避的世界灾祸——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逻辑。

故此，任何大日本主义和小日本主义，都可以休矣！

支持日本或者反对中国的叫嚣，如果没有上述反思的前提，都会成为无稽之谈。

（全文完）

中国和日本在上个世纪初叶面临同样的西方叩击国门，要求第一轮全球化的挑战。日本面对之，在经过明治维新的改革以后，基本上实现了日本和西方政治一体化进程。这个进程的核心，就是日本实行了以三权分立的政治改革。其政党、反对党政治，议会政治，报业自由等等建制，在"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中语）之历史中产生和建设，且逐渐成熟。其中，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在结合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以后，本着日本人一向以来对待其神道文化的崇拜和服膺，达致了西教东渐的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达到了日本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最初融和。日本武士道精神，在采纳了孔孟之道和阳明之学以后，最后转向神道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合——这样一来，日本最初的宗教融和局面，得以完成。

但是，这个宗教融和并未醒示政教分离，尤其是政道分离的原则——政治民主进程和神道文化的区隔——遂埋下政教一统之祸种，在战争问题来临时，乏于应对之道，且被殖民主义的文化合力推导，走上枉顾民主异议的军国主义道路。

然而，我们在剥离其对外扩展这一点看，日本政治维新还是可资借鉴，不乏正面启示的。其中，引领日本改革的人物，在经过亦上亦下，进退自如之仕途路径以后，完全影响和直接参与了来自政府和民间双方作用之的启蒙运动，使得日本知识分子基本上主宰了该国的文化建设和政权改制。所有伟大的日本知识分子，都进入过日本政府，最高官位达致内阁总理大臣，如，木户孝允，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伊藤伯文等人。这些类似法国复辟时代之知识分子进入政府的、影响和左右政府的日本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使得该国避免了他们历史上一向不曾出现的革命。这就是大隈重信之"日本无革命"说的历史与现实。

这个无革命，一来，造成了日本传统文化，幕府文化和王政文化的政治重构；二来，造成了日本宗教文化，神道文化，武士道文化和东西方宗教文化，佛教和基督教的重构；三来，其阶级划分，在延续了武士阶层作为上对大名阶层，下对平民阶层的中介以后，逐步走向公民社会。完成了武士阶层渐微消亡的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最后，使得武士和武士道精神转化成为一种历史博物和文化遗产。

其中，日本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政治定位之精准，是其抛弃东西方负面文化遗产和精神诉求的关键。不像中国知识分子，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争执和试验以后，或者如陈寅恪吴宓等，气节骨品虽然高企，却不能引领大众从式微的儒教中获得精神启示和行为规则；或者如胡适之等人，在蒋介石政权和自由主义之间徘徊不定，以至于使得民主宪政不为中国民间所知和实行；或者如毛氏小知识分子辈，借助俄国势力形成暴力革命，断送了中国实行正面西化或者全球化的路径。而在中国官方和朝廷，政权一面，或者对于民间抗争予以镇压，或者对于改革与宪政久拖不决，或者灭亡于民间革命，遂出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改朝换代，甚至不及于前朝的文化灭绝和政治堕落。全无日本在阶层之间，官民之间，知识分子和官方之间的流动和变通，造成你死我活的敌对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于是，日本在上上个世纪末叶完成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中国迄今尚未起步，乃至于还停留在对于所谓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救中国之讨论上——还停留在共产党是不是可以挽救，可以改造，可以民主之问题的讨论上。须知，这些课题的讨论，在日本百年前已经做定。日本人的社会主义研讨和追求，在明治时期，经过片山潜等人的努力以后，基本上为日本社会所抛却。不单在思想层面日渐式微，在政治路径上，也使得社民党人纳入选举文化和议会政治，从而把暴力主义的势头，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并不完全是一种镇压行为，让社民党人纳入政治轨道和规矩方圆之中，是为根本。以后，日本共产党虽然存在，但是已经成为一种边缘化的政治力量。（前此，我们在关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论述中，已俱其详。）

那么，日本政治改革既然几乎完善之，成熟之，何以日本很快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变宪政民主为神道僭妄，变儒家和孔孟之为武士道精神，为一种惨绝人寰的屠杀之道，变民主言论和自由选举之文化为一种法西斯国家主义思维与行止呢？这个转折来得同样如樱花开落，迅雷骤雨，几乎无法逆转。其中，日本人在几个方面没有做到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为其错，其罪！

日本人融化神道与儒教，佛教和基督教，不可谓不成功；日本人结合天皇崇拜和政治现代化即君主立宪，亦不可谓不成功；日本知识分子影响民间抑或进入仕途，产生官方和知识界西化或者化西，欧化或者化欧之举，亦不可为不成功……但是，其中要诀是，他们的神道和政制，对于民主政府的作用反而大于民主政府对其之作用——也就是说，神道天皇说，在没有政治约束，又无法给予众绎的情形下，一旦脱离政教分离，就会复辟为一种绝对精神和普遍意志而左右社会舆论，而出现民粹结合精英的独裁政治而背离民主——此时的民主已经转换成为神道政治操纵的民粹主义和侵略论。

二，明治以后，日本武士道精神不曾顺势应变，思量改革，终于转变成为日本军阀对外扩张的精神诉求。其中很多原有之义正好附和晚些时候的战争野心和武斗残暴。在《武士道》一书里作者新渡户盗造说过和本尼迪克与小泉八云一样的话；中国的周作人和戴季陶也有附会。但是，他们很少拿自由民主比附武士道精神，这是中外作者疏于点到的要害。我们说，武士道精神在正面意义上，反对了，或者预见到日本战争的邪恶——同样，武士道所谓负面因素却成就之，唆使之。（比如，在战争问题上，该书作者开宗明义就援引英国美学家拉斯金的战争之美论。说——

"当我说战争是一切技术的基础时，也意味着它同时是人类一切崇高的道德和能力的基础。发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奇异的也是很可怕的，但是我知道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简言之，我发现所有伟大民族，都是从战争中学到了他们的语言真理和思维的能力；他们在战争中获得涵养，却因和平被糟蹋；通过战争受到教育，却被和平所欺骗；通过战争受到训练，却被和平所背弃；一句话，，他们生于战争，死于和平。"这就是号称和日本同样是伟大岛国学士的名言。日本人的武士道之全部精神根据，也许全缘于此吧！其中，政治解读的含义，又是来自国家主义的尚父理论。他们援引俾斯麦的话说，"极权政治的首要条件是统治者具有正直、无私的强烈的义务感，精力充沛和内心谦虚。"于是作者敷衍道，"民众舆论和君主意志，或者民主主义同极权主义就融和起来了。正是这样，武士道也接受并且坚信与通常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不同的父权政治。……专制政治和父权政治的区别在于：在前者的情况下，人民只是勉勉强强服从，反之，在后者的情况下，则是'带着自豪的归顺，保持着尊严的顺从。"这个奇谈怪论只有中国人可以接受吧！

他还援引中国古代名言"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是也！于是，武士道的政治精神就被这样定格在作者预期而未知的侵略和战争中；日本士兵和人民，也就这样"顺从"了他们的父权极权于万劫不复之地！

同样，这个作者也意识到，如果极权主义实行诛心之举，就未免不成道理。他说，苏格拉底是服从国家意志之范型，"他生则遵从良心，死则服务于其国家。"但是他说，"国家强大到居然对其人民要求良心的指挥权之日，那才是可悲的！"这个道理和他前面的父权主义，刚好矛盾——也就是后来的学者所谓，极权主义之国有化经济和国有化思想之谓。这里可以不用解释这个常识。毕竟，新渡不是哈耶克。

举凡他所言之武士道，就是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复仇等等。同样从正负面究之，都是理据和理据之反。义，是为义务——而义务，来自先验，还是后验，是国家，还是个人，是群社，还是个性，就成为义理之异。如果只是义务于神、皇，则就是战争论。反之，就是反对之之论。

勇，也如是。"见义不为，无勇也！"却也要先规定"义"之前提。就是，要在议会和媒体上作现代示异见展现，多数表决，人民检验。不是皇权为义，为之而勇。

仁，更是对于日本战争现实的嘲讽。至于说武士本来就是同情弱者，败者，那么，南京被戮者，是什么！

礼与诚，似乎牵涉到武士道的轻功利主义。但是，战争，不是一种最大、最野蛮的掠夺？！

所以，任何在非政治框架里谈论的真理往往容易走形。我们说，基督救人，还是人救基督（见汤因比言）；国家救个人，还是个人救国家——就是主权、人权之对——都是匡正纯粹精神于法度，于规矩的尺度。至于高歌一个八岁童子如何上下左右，切腹自尽，尚谈及灵魂居住于腹部，究竟是美，还是丑呢！）

四，佩里事件后，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即其"十字军远征"，"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既无历史合理性也无历史可能性，成为西方宗教侵略的狗尾续貂——尤其是其"大东亚共荣圈"主张的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精神，却恰恰成为远远落后于西方宗教改革的独断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样一种田中精神的反动和野蛮，必然使得其侵华罪行，无法像西方全球化那样正负兼行，各有评说，在野蛮和公正双方得道而行，成就了他们的价值说的内涵正确论。又同样缺少监督和制衡，武士成为军阀（军部）的势力坐大，也就突破了政治制衡的议会民主和宪政民主，走向所谓近代武士道精神，完全不可理喻的暴力挞伐之路径，也就是侵略之路径。

三，其武士阶层的近代社会演变，没有形成制衡其制度的政治模式；一旦武士即变相军人阶层独大于兹，而日本人又对于这样一种传统势力的"现代化"，无知无道，无约无束，遂使武人挟制文人，军人挟制文官之势形成。造成军阀制局，操纵政治的势头。且一旦上下同构，举国拥护，就很难匡正，无法更变。武人势力不灭的现实和历史因素，最终败坏了明治维新的国家体制和权利制衡。于是，日本人原来统合现代化和传统精神的武士道中介，成为养虎遗患之因素，且是主导因素。这个现象可以用胜败萧何之谓：武士阶层形成了日本社会历史的恒常稳定结构——同样，武士阶层的独特地位，也使其权限不受控制，受到所谓民众支持——而这个支持的历史原因和现代原因同在——是为胜败优劣之谓。

四，我们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西方民主精神，并未一开始，就变成一种国际民主精神和人权精神；西方民主，一直以来，就伴随着其殖民历史即全球化精神；就连恩格斯这样的所谓解放精神的提倡者，也同样在某种事件发案后，咒骂东方人民为一种愚民（见关于上上个世纪初叶，"香港面包投毒案"时期恩格斯的言论）；并要求牺牲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并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须。这样，日本人和英、法等国一样，对内实行那个大宪章主义，对外，实行鸦片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和侵华战争，等等。又，日本为殖民主义后起之秀，他还要面临和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的争斗，如，日英联盟，日俄战争等（而中国的生存，几乎就是依靠以夷制夷维系之；是华盛顿会议取消了日本在华的特权；抗日战争，与其说是中国的胜利，不如说是美国的胜利。）

最后，在日本人的理念构造上，正如上言，一方面，他们准确选择了西方之政党政治和三权分立思想，把"期成国会"变成现成国会，把民间势力，变成合法的反对党政治。但是，从其争执所谓"征韩"论以来，其吞并支那和世界的梦想，从来没有被其知识分子和官方政界所反思，所抵制。大隈重信这样明察秋毫和福泽谕吉这样放眼世界之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具备扩张主义和侵华倾向——而且，签订马关条约者，为伊藤；要挟签订二十一条者，为大隈。于是，人们清楚看出，日本人的两面性。其珍贵之一面，就是启发日本人所谓先知先验之自由精神（谓之：改革，是催生其传统已有的自由精神之助产婆（见《五十年》一书）），于其所谓化欧时期，造成改革成功；其弊端一面，则是举国赞成扩张和侵略，且以神道精神附和之，鼓吹之。其战胜俄国，出兵伐清，甚至在三十年代公然侵略中国东北，是为证！

其中，更加深层次者是，日本的两次战争，造就了他国的革命——虽然，他们重视的所谓日本无革命说，可算是功德圆满——一次，就是日本战胜俄国，使得一米五九身高的东乡平八郎成为日本英雄；一次，是侵略中国，使得同样一米五九的山本五十六，成为殉国——而他们的侵略和战争，使得历史出现一种偶然：俄国战败的因素，成为后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取胜因素之一；中共，又缘于抗战合法性，成为发展壮大的成功者和胜利者。于是，日本人的贪心不足蛇吞象的"壮举"，不单祸国殃民于其自身，而且殃及其邻国，造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历史偶然。他们的"没有革命"，造成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这个话题，当然有待更加深入的解析。

那么，日本知识分子如何对待他们内战以后，不同于丰成秀吉和德川家康的战争与和平之课题呢？

在《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中，明治外交，是为一章；但是，经过全民血战和倾国变动的中日时局与国情，却被大隈重信几笔带过。举其要言——

谓之，日清开战之号炮为日舰击沉清高升号。"七月二十九日（明治二十七年）日本军破请兵于牙山。八月一日东京北京各布宣战之令。是役也延至翌年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马关约章押印之时始结局。"其中关键之处是，1，清日之间对待韩国地位的争夺已是国际争端，无双方是否侵略之说。2，日满对峙，造成日本势力强行夺韩。3日俄之间对马关以后发生分歧，俄皇劝阻日本占辽。4，俄实占据辽东半岛。5，英德协曰各国均分在华利益。6，俄清密约，俄独占满洲。7，对此，形式日英联盟。8，法国助长俄国侵占东方野心，日俄关系破裂。9，俄佯装撤兵于满，提出七条要求。10，交涉失败，日俄开战。

这种日、满各打八十大板的写法，值得中日研究者重视。我们只是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才详察伊藤伯文和李鸿章的谈判细节。伊藤那时那种蛇吞象的贪婪和餍足，不是一般笔墨可以形容的，亦见日本人的丑陋（——这是伟大和丑陋给予一身之日本人！）（见笔者《李鸿章对伊藤博文如是说》文。）举其要言——

"第四次谈判。互相寒暄，尤其是问道李的伤势如何后，很快转入正题。

首先李鸿章说，"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

伊云，"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

李说"还请减少"...

伊云，"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李云，要借外债。

伊云，可四十年还清。

又谈到利息待遇。

李比喻说，"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云，"中国启可与孩提并论。"

李中途作个结论，二万万太多，营口，台湾不让。

又谈到"停战"限期将近，可否展期。伊藤说，"如和约已签押，可以展期；否则不能。"

最后谈论日本禁烟，中国禁烟不成。

伊藤走时，李鸿章再请压缩赔款，伊藤笑而摇首：不能再减。"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伊藤对李，是做了最大让步，换成别人，中国更惨。是待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