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与革命(下）

再一个角度是，蒋介石迫于极权主义革命之挑战，实行对于四一二以前、 强奸和破坏西人乃及使馆的中共军队和匪徒的被迫镇压——这个镇压政策，正是蒋介石无法掌控武装反对党的被迫之举——不是他废弃所谓多党制度，采纳类似（西方）社会民主党、和平反对党，而是共产党实行“另起炉灶”之暴力颠覆，使他无可如何。而对于四方军阀，老蒋，也没有实行毛主席对于刘主席的杀死政策，而是易帜，安抚和（实际上）割据存之，实现了中国统一。于是，在民国革命这个角度上讲，老蒋之政治专制，是由其敌人共产主义、中共、苏俄的干预，直接使然。这不仅仅是纯粹国内内战的权位争夺问题，而是实行中国苏维埃主义，还是实行专制主义之文化中国问题。所以，把蒋介石之革命——其实是用孙文主义之革命，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或者反革命，其实是混淆革命概念，造成中国历史的混乱和对于革命前、后中国现状的误解。

第二，蒋介石对于共产党的暴力革命，采纳暴力以还，请问，舍此或有他途？换言之，共产党一旦夺权，国民党或可做和平反对派乎？这不是痴人做梦的宪政主义妄谈？返还而论，对于老蒋，除去武装消灭赤匪，或有宪政主义可以解决其问题乎？亦为妄谈。

所以，在蒋介石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国之时，他保留了私有制在内的政治经济建设和传统继承的文化复兴——几乎中国人现在面临的重大政治哲学和文学课题，他们民国文人，几乎无一不所涉及。这就是中华民国对于后人做出的最大贡献——这个贡献，和清朝之佩文韵府和四库全书等，可以同日而语——而毛泽东做了什么呢？在这个意义上，孙文革命，并不是仅仅血流成河，一无所有。

三，蒋介石抗战之大大功绩，是不可以罔顾和忘记的。

这样，所谓革命一无是处论，可以在民国伟大文化复兴面前，适当躺下，寿终正寝了。

换言之，孙文种下的革命果实，并未完全变成一如毛革命留下跳蚤的恶果。硕果就是水果，就是结果之说，可以适当定位于民国，这个革命成果之上，而不是可以简单忘记或者诽谤于兹，轻视于兹。轻视民国传统之人，不是要简单回到毛时代，就是有皇室情结于大清朝，也许，后者，可以谅解，而妄想实行没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就是完全彻底的痴人说梦了！

于是我们设想，问题的提法，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是不是推倒蒋介石的革命，可以为民主派主持而获得法国、英国革命之自由结果？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但是，却可以获得另外一种答案。这个答案是，如果十月革命胎死腹中，列宁在芬兰归途被杀死或者逮捕，十月革命，就不复存在。（这是美国人悉尼.胡克做出的，可以成立的历史上的“如果”。因为十月革命，没有美国南北战争那样势必需要发生的逻辑。）那么，蒋介石政权可以不被历史决定论推着走上势必训政到底，到（他）死的地步。中国社会，也许可以转型为一种准自由国度——像台湾以后所做那样——只是，这个推测的游戏，不知道如何规则之？因为她太像一个美好的童话而只能获得诗意定格。中国社会远不是那样天真烂漫，就像俄国社会不是那样一样。

第二种设想是，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暂且获势，实行国共合作，共，辅弼国（民党），等待所谓阶段论的实行和完成（马克思全球化否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发生共产党独自坐大的问题——也就是，实行所谓49年前后之“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五十年（冯友兰问刘少奇获答），中国是不是会转化成为一种新式威权主义？

这个威权主义是不是也可以避免革命？

六四究竟是革命还是改革？抑或什么都不是？她是什么？

这个共产党实行的威权主义，究竟是极权主义，还是专制主义——刘少奇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是不是可行的一种半普世价值政治模型？

抑或也还只是一个笑谈？

于是，问题归结到，辛亥革命本身不是问题，不是仅仅血流成河，民国建成，就是一个间断性的绝对的进步；而是后辛亥时期， 中国走向，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而迄今无解。另辟蹊径的设想当然是，中国民主派和自由派，利用了国民党的缺陷和隙罅，像历史上一切专制主义中起义者那样，实行了非共产党体制的革命——虽然，这个设想，被现实的很多具体条件否定掉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改革一条路，可以通向宪政。同类比对是，通向宪政，也可以是皇权改革——但是，那个皇权只能是专制政权，就像西方专制政权和日本那样——日皇之对于大隈重信和坂垣退助的接纳和接受，不是极权主义历史，可以设想的。凡此种种，都为革命和专制互相转化，留有余地。唯独对于纳粹和共产主义这样无可塑性之政权，人们凡是谈起革命，总要否定，难道对此谈起宪政和改革，就会忽忽奏效吗？这是完全匪夷所思的。

其实，我们前此谈到，专制主义之反，有两条出路：一条是走向自由民主，一条是走向纳粹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统治——他们都是病诟专制主义的先锋。这个历史吊诡常常被不分于此的简单反专制主义者们忽视和无知。这是一个陷阱。

我们说，中国革命（毛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国人和知识分子，不熟悉这样的极权主义转换——这个转换，常常成为反对一切的代名词（含民国和民国革命，孙文革命）——而反对和怀疑一切，在深层次结构上，就为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做好温床——因为蒋介石政权的腐朽反动，需要反掉他的一切，等等。

这是一个有待详细探索的课题——加上整个世界资本结构与此之关系——这是当下中、美中心论出台和共谋的一个新趋势。

的确，我们思想者类中很少有人既懂得极权主义改革，又懂得极权主义革命，于其中；罔顾政权性质，做出空梦幻觉，不是政治学，而是幼童诗话。

这是一个要有大智慧，才能解释的课题。简单否定革命，和简单肯定改革，好像都缺少一个固定的前提：那就是政权和人民之间的互动！舍此互动（西方意义上的专制和反对党之互动；自由市和威权政府的互动；法国革命前，三级议会和皇室贵族的互动；知识分子和帝师与皇帝和权利者的互动；人民之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斗争权限的使用和互动；甘地和曼德拉人民主义和宪政政府和殖民地总督的互动；菲特列大帝和伏尔泰的互动；俾斯麦和拉萨尔的互动；甚至上帝（儒道释）和当权者的互动；等等……），只能造就一方吞噬一方的同语反复而缺少基本的进取和发展。

（这个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区隔，我们还是援引阿伦特的原话比较准确。她说——

“权利并非像独裁政体那样从上到下渗透，直到政体的底层。实际原因是，没有权利机构就不会有阶层制度，除了对所谓‘威权人格’的无数误解之外，威权原则在一切重要方面都和极权主义统治针锋相对。威权（与它在罗马历史中的起源大相径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意味着限制自由，但是并不是废除自由。但是极权主义的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论多末残暴也要限制自由。

“技术上而言，极权主义制度中这种缺乏威权和层级制度的事实，显示在最高权利（领袖）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可靠的中间层次，各自接受规定的权利和服从的角色。领袖的意志可以随时随地体现，她自己不受缚于任何层级。‘小领袖不得模仿大领袖。’每个公民都感到自己直接面对领袖的意志。”（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那么，谁在和你/我/他互动呢？保持和他一致，还来不及。

（《自由圣火》）

有没有胡赵新政！

刘自立

二战时期，斯大林为了谐和邱吉尔和罗斯福，曾经允许一些东欧国家实行非共产党参与组成的联合政府。罗斯福也一度称呼斯大林为可以善良化的牧师。邱吉尔甚至说他和斯大林是可以兄弟般相处的。很可惜，这个幻觉很快就被斯大林自己捅破了。此前的卡廷惨案和斯大林红军对于波兰起义部队见死不救致使其被德军尽数消；以后，东欧政权尽数消灭民主等等事实，改变了罗斯福关于究竟是牧师、还是屠夫的讨论指向。结论，十分明白。

引述这个问题意义何在？在于说明，极权主义者是不可能变成牧师和新政（联合政府类）之拥护者的。为何？本性使然。这个事实和理论的分析证明，斯大林一个阶段的联合政府论和毛的一个阶段的联合政府论，如出一辙。不能说，在毛主席实行《共同纲领》和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伟大的光荣正确就是实行了一个新政。以后，他们自己推翻了自己。是否如实？不！他们实行共同纲领，是一个策略；就像他们要分配土地给农民而剥夺地主；他们是不是实行他们所谓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之土地革命了呢？好像似是而非。因为他们的分田分地，恰好剥夺了地主合法的土地而悖逆于几千年中国土地制度中的公有制或者私有制。那么，从时间段上分析，从整体上分析，是不是毛主席有一根长长的香肠，切一段，是正确论，再切一段，是错误论呢？从整体上说，是不是毛开国有功，后来不对，有罪，罪在千秋呢？我们说，看问题不能这样管中窥豹，不见全局。毛从四十年代就鼓吹他赞同林肯主义。新华日报日日有攻击老蒋一党专制之文字。是不是毛那个阶段，很正确呢？同样不是！那么，这个问题要如何看待呢？很简单，要看本质。什么本质？就是毛抨击一党专制，为了什么？我们数次说过，他抨击一党专制，是要用极权代替专制，用毛体制代替蒋，用消灭社会和文化，消灭民国，要用毁灭人民权利，托出无法无天。于是，他的逻辑就是：用批判专制，来攻击民国，进而颠覆之思维、国基甚至民意，再用短时间托出他似是而非的联合政府等等货色，诱惑知识分子。把所谓民主人士安排到位，再夺去实权利，继而削弱其地位，再继而，要之“夹其尾巴做人”，最后，肉体、思维一并消灭。这样，从民主论批判专制开始，到极权论当上皇上结束（那是一个最坏，最破坏皇上道统和皇权限制论的土匪皇帝）。所以，毛主席新政的游戏，结束了。

然后，开始邓式游戏。邓式游戏怎么玩法？小意思，和毛主席一样。第一，他否定文革。为什么要否定文革？因为要肯定十七年；比如，肯定反右，不给一些头号右派平反；更不会给土改、镇反受害者等平反。也不会归还地主土地和资本家财产。而且，平反，主要任务，是给文革褫夺权位的大官平反。为此目的，要营造“合法性”。所以，允许（没有他的，陈的允许，不可能）给右派和很多知识分子平反——甚至给他本人打成右派的李慎之平反——让他和谭文瑞等人作为访美顾问。能不能问问邓，你如何看待李慎之右派问题？对不起，不能问。为什么？大家装傻充愣。第二，邓肯定民主墙。为什么？要获得搞掉对手华的合法性。所以，党内外知识分子一时性冲动，以为不得了了，邓就要变成纳吉了。但是，他不是变成纳吉，而是要逮捕中国的纳吉们。第三，后来，他们权贵集团开始否定“阶级斗争”。为什么？非常清楚，所谓阶级关系，发生了后来凸现的根本变化。反对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之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领导层本身，成了地主资本家。所以，无政府主义之、民粹主义之、共产主义之阶级敌人，现在，变成阶级同志了——就是“先进生产力了”——所以，要消灭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说法。我们也N次说过，他们要改打天下为坐之。所以，邓时代，不讲阶级斗争了。这为以后他们登上资本家、地主宝座，打下根基。四，一切都改变了，唯独一党独裁不变。这又是为什么？就是伟大的改革，革出一个新政，叫做中国特色社/资体制。这个东西不去多说，很多人说过了。

所以，在老邓大框架改革“合法性”里面，胡赵有些活动余地。但是，整体框架，不是胡赵制定、归属和主导的，而是邓陈。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有人说，这里面博弈好厉害啊！人性论和兽行论，斗争好厉害啊！胡赵被错误整肃，好厉害啊！是的。博弈，是存在的。但是诸公不要忘记了，这个博弈规则，不是胡赵规则，而是邓陈规则。游戏规则，是指定游戏性质的唯一尺度——而不是泛泛的真理标准，是什么尺度——进而言之，康德之道德尺度，不根据社会经验和图像说，乃是“实践论”范畴破产的公理；此不赘言——所以，游戏失败，乃是必然。其间，任何改革之威权前提，在邓陈，不在胡赵。任何改革之人物克力司马，也在邓，不在胡赵——坊间赵之“无所谓”论和胡之“大哭”论，不是什么伟大的魅力，而是无可如何论。所以，当邓式博弈于毛派和华派时候，他需要一点点类似毛反蒋，讲民主之合法性资源，所以，他启用胡赵。胡赵人格中的人性论和党性论，混合存在，制造了一种改革真相和假相并存的伪问题、假逻辑研究，使得改革话题直接延伸到普世价值的接合。这个看法存在重大阙如。因为，整体而言之邓改革，其向右延伸的半径，不是在邓掌控之外，而是在其控制之中——而且，这种收放“自如”的邓式主张，本来就是一种幻觉本体论，其本体本身，就是虚拟和梦想成分的表白——就像新华日报大谈民主自由。我们充分估价胡赵人格真面和正面。但是，这种东西，既无理论上的说服力，也无实际操作的可能。一个“生活会”，就把这个真真正正的东西捣碎了。在这个层次上，邓式时代也不可以切香肠，一段香，一段臭。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事务发落的逻辑。

人们从胡先生在地方（陕西）执政中，寻找很多正面东西。就像人们使劲寻找赵氏的历史正面经验。这些或为可贵。但是，他们都是共产党一时之间策略需要的证明。这个策略正确性，不能证明任何其性质的正确，并用以代之民主体制和理念。这个实例，从现在那些留恋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说他们是一种毛正确论如出一辙。于是，在所谓普世价值之外，尚有一种半个正确论及其人物受到肯定。事务当然很复杂。我们一是要看到，坚持共同纲领者，从侠义看，还是正面的；只是他们没有看到事情的整体和全部。这个整体就是，共同纲领势必被“就是要独裁”代替——胡耀邦主义，势必要被邓小平代替，腰斩，扼杀。这是一种体制必然（如果说，他们的政权也有“体制”的话。也就是说，即便在毛主席体制中，也出现了一种积极意义上的非主流行为和思潮，但是，他们则是这个体制坚决和不那么坚决的反对派和半反对派。比如，彭德怀的反对意见——他的意见，不意味有一个彭德怀“新政”。）有人说，胡赵是一把手；邓是退休老人。根据党章宪法，新政成立，邓，是违法、违宪。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实质是，胡赵都是邓提拔和权限之的党内代理人，不是实权人物。实权人物是谁，不言而喻。所以，这个邓式垂帘，并不是胡赵前台后台一总主持，而是不主持，半主持。所以，胡赵只能对邓惟命是从。当邓需要取得合法性，需要平反，需要市场经济的时候，他可以运用胡赵——当他需要独裁，四项原则，镇压屠杀的时候，他需要胡赵之反对面李，姚，陈等。所以，这个“左右共治”，一向以来，就是毛文革时期的再现。如果你弄不清楚何以毛一会周，一会江青，一会四人帮不好，一会邓要复辟......你切割一段毛香肠，说，他鼓励造反时期是好的，反党的，正当的，你就是十足的毛派。因为，造反——正是他侠义和广义不断革命的命根子——他不是体制营造者；邓是体制营造者。要营造他的独特的官僚开放体制。毛不懂此间深意，却也不乏触及，就是他和美国人基辛格尼克松的接触。这个接触，开始了一种所谓后来的开放和资本对于中国的输入——中西资本连襟和（中共）卖国。等等。

在这个层面上，胡赵体制存在说，不确切；不如说，是胡赵反对邓式体制的某种自觉（赵后来看清出）和不自觉的试探和尝试。这个尝试如何估计也不过誉；但是，这个估计一定要恰如其分，不能过于夸大和感性（煽情），以至于将此邓式体制内的所谓可塑性偏面定位。而六四事实，最后说明不存在胡赵新政和胡赵体制，只存在中国继续毛之极权主义统治。而这个统治，没有民主的些微可能性——即便是胡耀邦做出惊人的努力——究其根源，就是因为，这个体制其实并无任何可塑性。这个可塑性就像毛周40年代民主论，40年代末共同纲领和联合政，60年代要“推翻党委闹革命”一样，邓式改革呼吁，不过是党之策略和机谋的重演。只是，这个改革本质，出现了和不断革命完全相反的走向；因为政权革命本身，不能针对政权——这是毛邓之大区隔。再推断之，邓成为秩序的坚守者，而要废黜革命；于是，这个革命党，要改革和改变反秩序之文革，之无政府主义，之无产阶级领导，之不断革命，之阶级斗争，等等；继而转化为资本统治和共产党资本化（资本家可以入党就是党员，党阀，党权，党利可以加入资本，衍变成为资本家）。于是，新资本家之国内原始资本积累，和历史前期，西方资本国外殖民地资本原始积累化，势成同果——他们有着加以时日，一切合法之期待——成为世界“和谐”之第一要素。民主不是第一要素，利益是。

政为何物？体制也。无体制之新的政体，政治和政权，不是新政，而是旧政。

从中国历史上各代改革出发，评议改革与制度的关系，人们很容易得出改革触动、但是不废黜旧政的显赫特征。从商鞅改革算起，到王荆公，张居正，直到光绪，有没有新政？我们说，相对于前者，旧体制、旧政策坚守者，如是也！但是对于制度本身，对于皇权大统和意识形态，并无改变和颠覆之实；也就是说，封建改革，总体不是非皇、弃帝，而是要保存之，改革之——这个特征，在邓式体制里，完全重演；胡赵也许是张居正，但是，居正为中，中乃正统；不是不要这个正统，而是要“更好”一点的正统。于是，问题就会事与愿违，最后回到皇权对于改革的废弃。历史说明，向来不会出现任何改革成功之意外。邓式体制里的胡赵改革，并未脱离这个“周期律”。正面的、人性的、坚守半制度、半民主的改革，在救党、救权以后，一定失败，一定死掉，一定变形，绝无例外。所以，中国改革和农民起义于历史，不是要创新，而是要还旧。即便农民起义证明了一百个正当性，改革，证明了两百个正当性，依然如此。问题何在？问题在于，没有新政，没有新体制，只有旧体制。于是，这样的改革和凯末尔和明治之一步到位，废弃教权大统和藩阀幕府之政，有本质区别，历史区别和革命性区别。

旧政之中，或有机谋，因为旧政之需，而注入某种表面上的煽情、许诺和改革、乃至普世价值，其最终目的，却是要回到一个新/旧起点（而用“新政”遮掩之）。就像邓式新政，对于政治体制而言，无新可塑——但是，其坐天下，资本化和物质化的新政权内容，却是和改革一并挥霍，一并到来。故此，新旧之分，远不是简单肯定一下胡赵，可以区分得清楚的。关键是，其内部外部背景，确实发生了毛时代不可想象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采纳了西方政权中负面的，远不是民主的那些因素：世界全球化（经济的，绝对不是政治的），国际经贸，国别外交，地缘政治，美国和西方之经济危机，等等。在包裹了所有这些并不涵盖西方国内民主因素的这些范畴以后，人们发现，中共可以操作的范围，十分广大。邓式并无这个观察能力，但是，他起码感触了，决策了，拍板了（如下令屠杀六四）。而这个感触，很快得到美国人的回应，斯考克罗夫特很快晋见于之在屠杀刚刚发生不久。

在定义胡赵历史地位的时候，人们必然对于中美六四后时期的往来接触记忆犹新。这个历史阶段，持续了二十年。美国人其实只是从价值表面上加以坚持，而在实质上，则是强调一万次人权和贸易脱钩。

于是，胡赵不可预料的中美联手，是由邓做到，坚持，开花，结果的。

提在国人面前的课题，其实十分简单。美国人只是和掌权者打交道。

而未来民主掌权者的道路何在？这个课题，仍旧被其罔顾于国内外大背景大因素——这是当前民主派未行解释（充分解释）和实行的未知数。

理论上说，一个十分清楚的说明是，你要选择一个民主体制，才是对内对外有效性，可塑性和持续的新政实现。这个选择，就是一次到位，不是半民主、半专制甚至半极权之邓式体制加胡赵改革政策和改革策略，可以解释和解决的，而是要否定之以后，采纳民主模式（加中国特色——不是中共特色）。但是，其知“道”和不知“道”，道路如何走？如何应因中、西难局，又是一问。

但是，这是避免胡赵悲剧的奥卡姆剃刀。

这样选择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因为，中共特色，正在受到国际资本和资方政府的肯定。所以，胡温体制的支撑点，没有撤除，为此民主选择平增巨大难度。但是如果不能，还要民主智慧做何？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一呼而就之事！

最后，从国际生态环境和能源分配而言，如果中国印度巴西，成为人均收入（壮工等等）三千、四千美元/月水准，国国美国，据说要有三个地球，可以才可满足其消费总量。这是非常险恶的未来！民主，是不是可以解释和解决之，不知道。资本水流（世界全球化结构）如若没有低端（中国，巴西，印度等等）市场支撑，世界经贸“水平结构”一旦出现，是不是资本运动之死？几乎没有人来说明之。所以，这些问题，更是邓式改革，响应西方资本号召的潜力和潜规则。

胡赵，无此方面的说明。

于是，邓式改革“合法性”，究竟要存在多久？是一个未决问题。

纪念胡耀邦先生的逻辑


刘自立


纪念胡耀邦，秉承什么文化遗产？

是共产党的文化遗产吗？还是反对之之遗产？

这个问题刚刚提出，就会遇到悖论：如果实行耀邦好共产党主义，普世价值放在何处？

如果实行反对之，是不是脱离了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国情，是不是只有一个共产党人胡耀邦，可以和政治革命相联系？

这个政治革命如果是胡耀邦主义，那么，其走向，究竟是新共产党，还是老共产党实行“合法”统治？

我们说，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胡耀邦主义，可以转变成为一种开明专制。这个开明专制，呈现赫鲁晓夫时期某些政治特征。但是，其后面，强大的党文化作业，很快就会再度将其转变成为对于中国式戈尔巴乔夫的颠覆，回返非民主道路。所以，胡耀邦主义，其实是一个走向民主/非民主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是非果功过，要由人民来进行评议和估价。也许，中国人习惯了实践、真理这一套（早已过时的哲学）、党文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和思维惯式，而罔顾普世价值，他们中的前党官僚，将会因此固定自己参与这个党文化历史的所谓正面性，而疏离西方意义上的民主结构和自由理念。于是，一种较好的胡耀邦主义，代替了邓式独裁和普世价值，成为未来（过去未来）的一种幻象。可惜，这种幻象，仅仅是一个乌托邦。何以见得？是因为历史上并无胡耀邦主义执政的任何可能性。

一，因为胡耀邦本身，就是邓式改革的御用工具。胡耀邦主义的框架，不能不涉及邓式改革的党文化绝对性。这个问题，在理论和操作上，业已证明。问题的症结是，邓式利用胡耀邦进行改革，是为了取得七十年代末叶的党文化“合法性”——其平反冤假错案，是为了（主要）取得所谓十七年旧官僚的复出，以完成党员大员的一般性统治之继续——也就是，肯定四九年以来的执政和屠戮之合法性。这个合法性，是胡耀邦平反党内大员，使其复出的全部理据。文革“错误”问题，不是以制度之恶和毛之恶，被钉在耻辱柱上，而是以刘、邓复出为标记，证明他们之反右前后，一切政治行为，为正确。尤其，以邓式大正确，为唯一标志（“小平你好！”）。而胡耀邦没有任何办法否定这个邓正确说。于是，胡耀邦时期的所谓民主改革，其实，和邓式改革，混淆一堂，并未价值区隔。胡耀邦对于主张第五个现代化，即魏京生民主模式的袒护，呈现了耀邦路径的伟大而独特——但是，他很快回到对于邓、毛党文化的、不得不服从的“正统”轨道上来。于是，耀邦政治遗产，成为邓式“改革合法性”的逻辑前提和推断预设。这个政治前提，义/无义无反顾地、成长为邓式官僚特权改革的起点，而不能不与胡耀邦主义相辅相成，不可脱掉干系。

二，故此，我们对于历史呈现的、中国七十年代罔顾普世价值，推出耀邦主义，实行某种反思。那么，耀邦主义的正面意义何在？在于他提出的半个普世价值论。这个半个主义，就是一定要实行好共产党主义，来维护谋种中国历史上，也许会短暂出现的开明专制。这个开明专制之第一点，就是不能废弃共产党一党专政——而转为实行像耀邦这样的公正共产党人的统治。这样的统治，并不会因为魏京生主张民主而遭到逮捕；也许会像赫鲁晓夫主义一样，放空监狱中很多政治犯和良心犯；这样的统治，当然也会出现文艺和理论争鸣，于知识分子之间。但是，政治运动活跃的惯性特质，会不会使得这样的共产党统治，瞬间发生动摇，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于是，问题，又回到前面所言之政治逻辑上来。耀邦主义，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政治运作，如果他一旦成功，就会为下一步民主作业打开大门。民主作业一旦成功，社会主义官僚系统和财产特权即告完蛋。势必出现胡耀邦本人共产党身份的转移和易位：他，或者成为社会民主派；或者，回到邓式体制。无二而一
——这是一个政治常识的选择和不选择。现实显示， 邓不允许这个过渡时期，成为胡耀邦转型的未来。而胡耀邦自己，也没有任何反对邓式体制，走上戈式或者甚至赫鲁晓夫式体制改革的道路之可能性——因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有公开言论，而胡耀邦并未公开旗帜鲜明地打倒毛泽东！

三，所以，胡耀邦主义成为一首政治朦胧诗。这首诗歌的朦胧特征就是，胡耀邦没有采纳西方意义上、明确的三权分立，反对党运动和言论自由原则——而像日本人一百前所作的那样——因为究根源，乃因耀邦不过是邓式改革的一个工具而已！所有提出耀邦而压低邓式改革特征，甚至不适当夸大耀邦改革独特性和唯一性的高调，根本不符合事实。所以，现在诸公纪念耀邦，可以理解他们的感情因素，却不可以认同这最后一道党文化风景。因为，我们前此无数次提及的、阶级立法之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罔顾阶级斗争的真谛，而走上消灭阶级，实行“无阶级社会”之反对专制科层体制，实行极权主义垂直统治。耀邦时期，并无任何有权限之社会团体和政党的存在（不如明治维新和德国宪政时期，有着很多的反对党）。要耀邦实行并不垂直的、对于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的认同，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耀邦主义顶多可以做到开明专制。而这又是邓式后来响应所谓“威权主义”之原因。这个威权主义，又并不是我们所谓封建和郡县意义上的专制，而是假此之名，实行新式极权主义之运作——这个运作，又和国际资本实行南桔北栀之无人权操作划一而治。等等。

四，耀邦思想中，并无对此的任何考量。其本人认为，好党主义和后来诸公所谓开始于陈独秀瞿秋白等好党主义，可以救中国，如出一辙。于是，二十年后，中国人对于外在之三权分立，（反对）阶级立法等等理论，基本没有兴趣，只是对于耀邦倍感尊重礼遇，乃至忘乎所以！这是一个可悲的循环论。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不脱其臼，不思进取。我们说，日本百年前，就业已放弃共产党主义，而我们中国人，在思念耀邦的时候，大青天主义，还是不死！这不是国人之悲哀，又当何论！

五，故此，六四运动，成为一场耀邦朦胧诗以后全民的朦胧诗。这是一个二十年不明不白的所谓反思/不反思。因为，六四，一句话，是要共产党打倒腐败和官倒，要共产党领导政治民主，要它实现新闻自由和其他，等等。这个前提错置的二十年演变，就是继续要共产党实行08宪章和某某改革——并且，据说，可以放弃政治层面，实行人道和解，云云。他们这种典型的耀邦主义，并不违反六四运动不是民主运动而是共产党改革运动之基本概念——这是耀邦主义负面影响的实质。所以，六四二十年，是和耀邦主义紧密联系、不可以分开的、一种体制内改革梦幻！这个事情的逻辑，来源于对于胡耀邦如何估计和如何评定。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由共产党领导改革之主义不变，那么，人们可以预期，五十年以后，六四纪念时期，人们还是要先纪念耀邦，再肯定邓改，进而反思六四——这个模式，就是罔顾普世价值，珍重耀邦模式和党改模式——这个模式，一点前途也没有。所以，中国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我们几千年没有没有皇帝的思维——我们否定封建，却是为了引来极权——我们肯定耀邦先生，却不知道他的改革本身，不是改革大帝的任意作为，而是一种工具论，是对于邓大帝式投机操作的协从，而已。我们看到，赵式改革，同样也是这样一种无可如何，无可奈何之操作。让赵紫阳面对世界，登高一呼，简直就是天方夜谈。理由一如耀邦之处境。（我们笑谈，当年光绪尚有做为于颐和园计划——而赵，什么计划也没有）。

所以，不知道耀邦主义，也就不知道六四；不知道六四，也就不知道民主。

这是中国人二十年不解之难题，迷题和错题。

而六四，还让我们想到五十年多年前的匈牙利起义。

这是两件一样的事情。纳吉的社会主义信念至死不变。但是，由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和普世价值引发的事变，最后，转变成为艾森豪维尔和美国政府的不支持，放弃主义。这个放弃，来源于他们二战以后的新边疆理论；从雅尔塔时期， 这个划分而治的政治地缘论，就大于普世价值。而由邓氏访美和所谓开放引发的自由化思潮，导致了六四思潮和运动的发源；而后来，美国国家利益决定论，导致了他们对于六四的再定位——所以，放弃六四的，正是美国人和欧洲人——他们和“我们”，现在，实行“同舟共济”，不是短暂的一时之需，而是一种长远国策。所以，在国际范围，美国人从罗斯福开始，提倡免于恐惧之自由之同时，他提出，战后由斯大林和美国共治世界（联合国）——且认为，“罗斯福向其内阁谈论斯大林说，‘除了他的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特质外，还要某种特质。’他认为，这个特质可能和斯大林早年受的是要当传教士的教育有关，‘我想，他自动感染基督绅士如何举止的教育’”；“心地纯真”（邱吉尔语）（见
基辛格《大外交》等）。所以，双向观念的美国世界观，是为邓式登上《时代》封面之原因——他们是只和统治者打交道的势力中人——于是，背叛者美国，成为六四完结的最后一道风景。

耀邦，当然始料未及也！

耀邦对于美国资本主义本质和他阅读资本论，得出什么结论，坊间，不得而知也！

我们除去遗憾，还是遗憾！

补救之道，其实非常简单。一是，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耀邦主义不切合中国民主的缺憾之所在；并且由此转换到对于普世价值的素朴追求和具体实施上去。二是，我们对于好党主义和党之本性，也就是立党之本，（也就是如何评价共产党对于中国历史绝对负面性影响），该有一个所谓科学的立论（所谓“赤化不如陈独秀”之所谓，意义远大深重），不该对所有保持党文化之抱残守缺者，做任何新式个人或者群体崇拜。三是，重新学习党文化以外，广阔天地的普世价值和世界政治学，以摆脱马克思主义或者胡耀邦主义。最后，我们只有在确然分析了表面上、深入人心之耀邦主义之不足，之偏面，之狭隘后，才可以换来对于西方价值论中、普世之道的再解释和再实行——这就是孙文早期实行的价值和社会研究——很可惜，国人和党员，大多对此缺乏兴趣。

在八九年前，台湾实行了民主解严。笔者当时所在媒体，几乎无一人，提及此话题——虽然，这个机关尚有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但是，人们正在讨论所谓邓式新加坡模式，而非台湾模式。二十年后，人们一股脑纪念耀邦，而对于经国先生，或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和忘记。这是我们“选择眼”的驱使和独断。是一个不知道经国和反对党互动之大必需和大必要之错觉和错误——而觉得，要是纪念了胡青天，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其实，纪念胡耀邦，并不能解决这些国之“敌国”＝反对党之问题——而没有反对派监督制衡的耀邦主义/邓式改革，实际上业已面临实质上的破产。因为，他的主义，不切民主之实质，之操作，之可能。

而最后一个政治悬案，就是普京从利特维年科案件呈现的独裁者面目。这个发动俄国“国会纵火案”的前秘密警察，导演了1999年9月13日莫斯科公寓大楼的爆炸案，而推脱于车臣“暴徒”（想起六四“暴徒”），实行俄国人所谓的、由战争实行恐怖之国策。（见《LITVINENKO》采访录
DVD）

于是，六四主张的耀邦主义谐和赫鲁晓夫政变的正面看法，被普京主义轻举颠覆了。

人们不仅仅要问，赫鲁晓夫可以扼杀纳吉，也可以揭发斯大林——那么，邓，胡，对于社会主义转型，究竟会做到何种地步呢？

青天主义之变革，何以比起欧美民主革命导致的体制变更，来得如此之脆弱，逆反和容易倒退呢？

在这个意义上，耀邦主义，又该做何解释呢？

不是由革命导致民主，而是由一个人（一个前苏联官员或者KGB）导致民主，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和民主＋包公论，又该如何取同，取异，取意呢？

所有这些问题，不是有了答案，而是根本没有。所以，我们从耀邦问题延及于此，也就不乏追索和索析之意义了。

最后，我们援引纳吉临终遗言， 以说明匈牙利事件和六四事件的异同——

“如果现在需要用我的生命来证实共产主义者并非是人民的敌人，我情愿做出这一牺牲。”

纳吉在绞刑架上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见《中国青年报》）

这个引述的意味在于，无论是斯大林在东欧一些国家实行联合政府也好（二战后期），实行非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人联合统治也好；抑或他后来推翻了这些联合政府，都证明东欧社会主义最终不是败部复活，而是尽数死亡。

颜色革命，不是发生于极权主义政府，而是发生于苏联解体之后的专制体制（！）。

后极权主义（中国）政府控制下，有没有实行颜色革命的任何可能性，也是一个很大的、没有解决的政治课体，政治难题。（而六四颇像颜色革命的表面，却根本毫无颜色革命提出的多党博弈的可能。那时的政治派别，除去“让”党实行民主，并无任何政治上其他可以操作的资源，观点。这是六四幼稚病的一个根本表现——就不要说学生逮捕反毛人士，与当局之合作了。）

而纳吉社会主义的由衷信仰，并不能复活他的社会（民主）主义（？）。所以，即便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也不会面临比起四分五裂更好的最后命运；在这个意义上，修正主义也不是万岁，而是颇为短命。

在此意义上，伟人纳吉上述誓言，只是一种诗意表述，没有任何社会主义不死论之意义。

（而历史上，东欧国家的命运论，无不和苏联/俄国、法国、德国等的命运相系，和各个大国之间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他们的77宪章，不是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动因。动因，来自苏联的瓦解。等等。

这个解体原因，甚至牵涉到中国六四、人民运动本身，对于苏东解体的间接影响——可惜，人们很少对此做出评析，并得出确然的定论。）

这就是耀邦逻辑，最后也会面临的结局。

难道不是这样吗！

阿伦特的大哀赋（下）

          ——再读《极权主义起源》

刘自立

三，

于是，“个人”这个单性名词很快成为“人民”这个集合名词界线不分的混淆——个体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人伦、政治观点要则；其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思潮中得以发展；且在二十世纪后，越过其所谓的衰落期——“阶级社会崩溃的气氛下，欧洲的群众心理有了发展”（同上）——成长到二战以后。（其间，关于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成为前者坚持正确原则之证——费边主义和边沁主义兴起，对于约翰.密尔（穆勒）而言，是社会主义渗透了自由主义，是为其转折点——（见陈奎德《海耶克传》）——但是，这个争论，在眼下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似乎是）要被否定之否定了。在经济自由主义观念受到置疑的今天，政治学自由主义也受到怀疑或者滞后。那种先经济、后人权的观点，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华盛顿会议后，美国人炸毁自己的军舰那样天真烂漫。但是，在自由主义受到嘲笑而超人哲学（种族优越学）取代之的历史回眸中，重新确定自由主义之原则，是重新出发和重新寻找正确路径之需要。而按照阿伦特的观点，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无不受到错误引导而走偏了自身之路，忽视了社群主义的关照和认知。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学挑战，当引以为鉴，深察其中。

阿伦特的表述基本上秉承两个原则，一是极权主义政权消灭阶级说和她更加著名的犹太人问题分析。前者与后者既有关联，又有区隔。

她在该著中说——

“……个人只是作为一个‘民族成员’（加黑体字——笔者）而行动，无论他属于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政党，否则他绝对不直接面对公共事务，或者认为对公共事务的实施有直接责任。”

又说，“阶级成员资格及其有限的群体义务和对政府的传统态度，阻碍了公民意识的成长，使公民不会感到对政府的统治负有个人责任。只有当阶级制度崩溃，使民众系结于政体的可见和不可见的关系也随之而去的时候，民族国家居民非政治的特点才会暴露。”（同上）

她说，“阶级制度的崩溃意味着政党制度的自动崩溃，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政党作为利益政党不再能代表阶级的利益。”（这对于根本不受历史上政党代表的中国人是陌生的。）

“阶级保护墙的倒塌将一切政党背后迟钝的大多数人转变成为一种无组织、无结构、由愤怒的个人组成的群众。”（国人也从未体会到在革命运动前后什么是愤怒的“个人”。）德奥诸国一战后失业群众剧增，“他们在相关的国家里人数上占有很大比例，自二战以来，在法国和意大利支持了极端倾向的运动。”（这里涵括了第一次大战后的纳粹和二战后的左倾运动。）（同上）

于是，阿伦特在这里讲到的“民族成员”和“阶级成员”，是为她解释极权起源之要点。

从极权主义两大政权来看，德国纳粹的种族消灭政治和斯大林的阶级消灭政治，互为引证，东西兼治，成为屠杀人类的可悲历史——加上中国毛泽东主义之“阶级斗争”论，其实也是阶级消灭政策和后极权主义的内陆“殖民”政策（即：由一部分人剥夺另外一部分人，以制造原始积累之新资本官僚体制），故此，出现世界历史上三大极权主义体系。

一直以来，阿伦特在其著作中辟出专门一章，题目就是“无阶级社会”。其观点简约而论，即：极权主义消灭了各个阶级赖以斗争的人权、也就是个体主义。纳粹统治者明确告知德国人，他们是没有人权，没有个人（身份）的螺丝钉——这个说法就是“分子人”之说法（所谓最弱的社会结构也比无结构社会要好些，正是阿伦特对其之批判）；而毛的以这个阶级推翻那个阶级的革命和运动，与纳粹如出一辙，也是要根除个人的任何阶级属性。我们在辨析毛之阶级斗争学说的时候，尤其强调的一种歪曲和误解，就是人们一直以来，认为毛延续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权限。其实，这个误解的原因十分单纯，就是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权限。毛政权使得农民和工人成为其政权最大的牺牲品。而纳粹，更加肆无忌惮地说，作为个体存在的任何个人，都是荒谬的，要被镇压和屠杀的——他们组建“命运共同体”、无社会结构于国家于社会——于是，这个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关键在于，西方社会一直以来强调一种阶级分化，融合和斗争说。这种斗争自古已有，且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社会中展现其态。我们熟悉的希腊城邦和中世纪自由市，加上十六、十七世纪法国地方议会，英国革命前的议会，都是法国革命之前阶级斗争和“各阶级允许斗争”的历史事实。其三权分立原则的出台，甚至肯定孟德斯鸠所谓英国第四阶级即暴民阶级，对于政权之制衡作用。稍后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和俾斯麦“为反对党架起金桥”之说法，也呈现了阶级斗争和允许进行之之做法和观念。基佐关于西方各种政治体制轮番出台，是为了争取自由——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肯定了阶级斗争。所以，和极权主义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刚好相反，阶级斗争，正是西方社会不消灭阶级的历史证据。

所以，到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用无产阶级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执行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之“制度”说出台以后，这种阶级斗争概念，走向完全相反的路径。致使阶级庇护的个人，成为一种无载体存在。这种其实是寄托于近代专制和民主政府篱笆之下的自由主义诉求，当然很少言及阶级斗争之必要。但是，这同样是自由主义对其本国居民不言而喻的事实和概念前提。在这个自由主义移位到中国以后，这个不言而喻成为不言不喻，甚至根本就罔顾前提和罔顾现实。其大致的表现是，自由主义在民国政权里业已式微，形同虚置，但是，自由主义载体，还是基本存在，没有所谓大一统的文化极权；到了共产党这里，一切就根本颠倒。自由主义赖以存在的前提基本消失，连同自由主义个性说。回到阿伦特，她认为，即便在西方，这种个性说也只是对待某一部分人，而罔顾另一部分人。于是，和西方极权不同，中国极权是将一切人，一切“人人反对人人”的运动，纳入毛制内而从无列外（并非制度之外的多余人运动——在精神和实际上如此）；而纳粹主义，则刚好是敲碎了最后至兴登堡魏玛宪法之最后一道体制内防线，而杀出西方法权之重围，推举希特勒民主登台，而后毁灭民主。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过程。

在细读阿伦特个人主义辨析的时候，人们发现，她所执拗的逻辑仍然是，所谓国家和群社组织，没有将一部分人纳入到自由主义者所谓近代国家的法权和民主体制中，而形成多余人的存在。这个赘人体系，因为反对政权对其的抛弃而形成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力量。这股力量，最后成为颠覆资本主义法权和体制的极权主义原动力。于是，最为明显的“阶级斗争”观点，成为阿伦特和马克思主义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殊途、不同归的世界观。其区别则是，马克思企图以阶级立法，阶级专政，营造一个理想社会——列宁企图以劳工群众之苏维埃主义代替旧政府——而斯大林以共产党官僚体系颠覆了苏维埃制度（这里，一如阿伦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论一样，区隔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某种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墨索里尼的专制空间和纳粹绝对极权之间的自由预留问题）——而阿伦特认为，正是因为阶级忽视问题，导致了阶级冲突的发展，而形成了某种中国人所谓流民群体的出现（这是一种并不贴切的类比）。这样，阶级斗争和阶级抛弃，转变成为一种体制外力量，最后形成极权主义之阶级根基；而这个阶级斗争的势头，很快就被纳粹主义利用而融合于极权主义政权。人民，成为除去共产主义名词之外，又一种所指无意义的涵涉。因为人民，无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阿伦特那里，都成为一种虚无主义集合名词，而基本处于无解状态。人民和无产阶级，和犹太人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权镇压的对象、纳粹消灭的对象。

阿伦特说“巴甫洛夫的狗，降低到最基本的人类样本，一组反映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反应清除和取代，这些就是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模范‘公民’；这种公民如果是在集中营之外制造的，就会不完美了。”（同上）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同一个梦想”的最好诠释——“只是在梦中才有隐私”，纳粹理论家如是说——这样的提示比比皆是，中国人还是呈现了巴甫洛夫效应；即便这个效应看来是反党的。

利用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利用西方资本中介的犹太人群体，最终造就极权政治消灭阶级，戕杀（某几个）种族的历史悲剧。这是西方世界末日文学和虚无哲学预言、却无法制止的悲剧。其源头，皆来自资本主义法权阙如本身。马克思可以以某种资本未调试状态，实行暴力革命之鼓吹；阿伦特则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制造资本过剩之经济力量，抛弃了那些不为其法制保护者，加上那些“印度女皇”们，构成了极权主义的源泉。对外不民主的力量，最后导致对内极权——她这样认为——这个预警，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资本主义对待中国等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理念，所谓“同舟共济”政策，其实是阿伦特批判的、对外不民主之原则的延伸。这个势头，即过剩资本流向生产和成本低端地区的一贯趋势，造就了一股毁灭其自身的极权源头——而这股力量，现在结合东方极权和东方生产方式，以跨越东西方的势头，正在形成反对他们的美、欧资本力量。这个趋势，究竟会发展到何等地步？至少奥巴马中国政策团队中人，一无所知。

四，

在比较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传统之分析中，阿伦特对于西方人的人权双重标准提出尖锐的批判。其矛头指向，首先是那位反对法国革命的英国人柏克。

在分析和解构西方人权虚妄说的时候，她尖锐指出柏克的人权两分法之荒诞，从而揭示了西方政治、历史之人权罔顾，人权虚伪说——而这又牵涉到种族和阶级分野的历史背景。

她说——

埃德蒙.伯克“反对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的一些著名论点。这些论点支撑着他的结论，即人权是‘抽象’的，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依靠一种对权利‘限定继承’，象生命一样转交给子孙；他还宣称，人的权利不应该是不可分离的人权，而应该具体地说到例如‘一个英国人的权利’。根据伯克的观点，我们所享有的权利产生于‘国家内部’，所以法律的依据不必是自然法则、神的旨意、任何关于人类的概念，例如罗伯斯庇尔所说的‘人类’、‘世俗的尊严’等等。”（同上）这一概念和人权去上帝观化有关，而于普世价值说无关。（伯克坚持之民族、种族和阶级偏见和盘托出——加上现在一些笔者呵护其保守主义之反对革命文字，其实，正是他们不谙伯克和迪斯雷利主义之所在。）

因为正是这类看法牵涉到以下更加荒诞的说法——

阿伦特对于人权历史和西方人权观念一阵痛批；“18世纪《人权宣言》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法律的来源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历史的习俗，而是人。”

她解释道，“人权宣言无视历史赐予某些社会阶层或某些民族的特权，显示了人从一切监护下的解放。”

但是，“在此之外，宣言的起草者们并完全意识到另一层含义。宣布人权，同时也意味着新时代里有一种迫切需要的保护，因为个人在这个时代里，不再能安全保有出生时既有的财产，作为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也不再得到肯定。换言之，在新的，世俗化和解放了的社会里，人不再确信这些社会权利和人权，而直到此时，这些权利还是政治秩序之外，不是由政府和宪法来保障，而是由社会的、精神的、宗教的力量来保障。因此在19世纪，一致的意见是，每当个人针对国家的新统治权和新专横而需要保护的时，就必须提出人权。”（这是一个创新的见解：天赋人权变成上帝已死。）

她说，“人是自己之本，也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之本。另外，没有哪一种具体的法律必然保护他们，因为一切法律都取决于他们。就法律而言，人是其唯一的主人，正如就政府而言人民被宣布为是它唯一的主人一样。人民的主权（有别于君主的统治权）并非上帝恩惠所赐，而是以人的名义宣布的，所以很自然，人‘不可分离’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并且变成人民自治主权中不可分离的部分。”

她的意思是，人权一直以来总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结果，而非相反——“如果说一个部落或一个‘落后的’社群并不享有人权，那是因为她作为一个整体，明显还未达到文明阶段，未达到人民主权和民族主权的阶段”。

“由于人类自法国革命以来一直相信世界各国是一个家庭的幻象，渐渐地，人的形象应该是民众，而不是个人，成为自明之理。”（同上）

所以，阿伦特总结说，人权假定可以脱离政府，于是政府外行为，形同虚置。无国籍者并无政府，更无人权。“更糟糕的是，为保护人权而建立的一切团体，为达成一项新的人权法案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尝试，都被一些边际人物—— 一些没有政府经验的国际法学家，或者由理想主义感情支配的博爱主义者——嗤之以鼻。……没有一个重要人物有可能认真对待它们”。“人权的含义获得了一种新鲜的解释；他们变成了无权利者的保护人的标准口号，一种附加的法律，一种对于无权者来说别无选择必须依赖的例外权利。”（同上）

这个二律背反的解释十分清楚。人权是一种应由国家保护，却得不到保护的、个人或者民族权益的流失。

人权是政府行为的悖项和悖论——有了国家，就没有人权；没有国家，也没有人权——民族解放可以是人权之张扬，也可以完全相反——很多苏丹式问题，朝鲜式问题和中国式问题，是为证。

从理论上说，人权问题结合前此言及之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问题之关系，是一个理还乱的棘手问题；对于中国式人权考量，主要看西方人权发明者，是要按照阿伦特批判的否定路径，虚以应对，还是真正考量把人权从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圈套中，加以改革，解套和去魅。

对待人权，没有哪个所谓民主政权和现代国家，现在正面面对之，处理之，诠释之。迪斯雷里说，英国权利里有比人权更好的东西（同上）——现在，美国人说，人权因为经济危机，变成三等货色——就是她们被阿伦特言中之不幸；亦为我们国人面对国际人权式微事实之悲。

极权主义利用了资产阶级反对者的现代观念，使得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几乎成为人类历史结束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国家，社群和法权概念，也同样朝向结束的趋势发展。最后他们迎来了既不要现代派，也不要保守派的虚无主义。既然可以对阶级和种族加以利用，然后消灭之；既然可以对人民和革命加以利用，如法炮制；当然，极权者也可以将国家加以改造而完全颠覆几千来的国家概念。于是，正像作者所说，在极权主义者眼中，一个被法律判决之人，也要比一个根本罔顾法律存在的死难者，来得有些人格——专制主义者都知道尊重死者，哀荣亦至，但是，集中营里的最大原则，就是消灭死者的身份（实行彻底遗忘）——他是谁，这是一种颠覆纳粹真理的不法提问。

阿伦特逐个论及的极权政权和极权运动，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极权主义真相，但是，其中的所谓逻辑深处，还是灵犀点通，东西合璧的；只是，我们同样注重他们的区别和趋同。这个区别的根据，当然就是历史文化的根据（前此，我们已经稍有论及。）于是，分析的轨迹基本上遵循这样两条道路：一是，极权主义国家，希特勒，斯大林和毛，他们是如何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自然包含暴君制度，专制独裁和古往今来一切的镇压，杀戮和监禁。但是，正如阿伦特所说，所有国家体制（就不论古代希腊的民主体制，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和现代代议制政权），都会秉承一种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就是，对待敌对势力的报复和镇压。然而，正是在这个基本前提上，极权主义将其改造成功——他们不是杀死敌人；不是仅仅镇压反抗者；不是实行稍有民主自由空间的某种造反和镇压轮流转化的进退之策；不是，他们要镇压人！只是在区分人被转化为分子和螺丝钉的时候，有一个先后主次的顺序。正如刚刚我们引证的，希特勒杀光犹太人以后的目标就是波兰人——列宁说，要杀死一半的俄国人，就会实现理想——毛说，只要心还在，人（敌人）就要死。这样一来，极权主义变成第一不是专制，更加不是自由和民主——虽然，他们一直以来就在抛掷新民主，新自由，新人——他们在某个时期，成功地做到了几百万人走进焚尸炉而不会，不知，不敢反抗。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于是，人，这个目的本身，成为不是目的，甚至不是达成革命，运动，夺权的任何手段。阿伦特观念的独特和深邃之处在此。她驳斥了极权主义是吃掉自己孩子的革命猛兽——这种说法——她说，不是这样：

“手段变成了目的 ，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吊诡的说法，承认‘目的正确，手段就正确’的范畴已经不适用了，恐怖失去了它的‘目标’，它不再是恐吓民众的手段了，这也不足以解释革命（例如法国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孩子，即使在可以被说成是革命之子（他们以这种或那种资格——俄国革命派、政党的权利中心、军队、官僚体制——来跻身革命行列）的每一个人都被吞噬之后很久，恐怖却在继续。”

“从历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如今变成极权主义政府特有的许多事务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上几乎总是有侵略战争；胜利之后屠杀地方居民的事，在罗马人的怀柔政策之后方才停止；几个世纪以来，美洲、澳大利亚、非洲的殖民化伴随着对当地居民的屠杀；……这些集中营在许多方面和极权主义统治初期的集中营一样；它们被用于对付‘可疑分子’，这些人的罪行是无法得到证实的，用普通法律程序无法审判他们。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利用、发展和集中使用的成分，其基础是虚无主义原则‘一切都是许可的’，他们继承了这条原则，并且信以为然。”（同上）

极权不是独裁，不是专制，甚至不仅仅是暴政。阿伦特说，“权利并非像独裁政体那样从上到下渗透，直到政体的底层。实际原因是，没有权利机构就不会有阶层制度，除了对所谓‘威权人格’的无数误解之外，威权原则在一切重要方面都和极权主义统治针锋相对。威权（与它在罗马历史中的起源大相径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意味着限制自由，但是并不是废除自由。但是极权主义的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论多末残暴也要限制自由。

“技术上而言，极权主义制度中这种缺乏威权和层级制度的事实，显示在最高权利（领袖）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可靠的中间层次，各自接受规定的权利和服从的角色。领袖的意志可以随时随地体现，她自己不受缚于任何层级。”小领袖不得模仿大领袖。“每个公民都感到自己直接面对领袖的意志。”（同上）

关乎于此，我们曾一度举出毛式极权主义之所以不可以专制和威权之十大理由。再简约举出：

“从商、周到清末，中国体制虽然逐渐落后凋敝，却文化生机坚守正道，传统犹在，文明延续而名家辈出。

二，封建之对于王权的制衡，中外皆然。秦破封建，实行郡县治，是一种最大的不监督主义。其间，汉唐之宰相权利的挣扎，是为后来的权制造成多少一点正面影响。

三，封建政治之儒道互补的文化空间，开启政教分离和政、教互敬的正面传统。所谓‘传圣道者不北面，有圣德者无臣礼’，即是一大证明。

四，封建或者废封以后的经济制度在基本层面，没有否定私有财产（注意：希特勒也不是公有制——自立加注）。文化之主体，就是地主存在，就是地主文化。加上水浒游民，在社会层面上完成包公和五鼠之类的结构和互补。

五，清官传统和贵族文化造就了文化延续和中华文明。比干以降，到海瑞上书，这个传统使得政治选择，在比较良性的过程里发展。海瑞打倒严嵩，就是一种中国制衡制度有限发挥作用之所在。所以，皇权黑暗时期和皇权开明时期，各占其一，不是完全可以无法无天。

六，专制之上述内涵，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出来一种儒家气节。这个气节，造成了代代才人和勇士。

七，清末改革失败。中国人把传统截止，造就马列毛，造成极权主义政治，于是一切作废，从文明到文化；从文人到文章。五四运动开启两个端口，一个是西化，一个是共产主义化。最后，启蒙变异，成为全知全能之极权。

八，在看待民国历史的时候，民国历史学家业已指明专制文化空间和中国特色（真正之特色）之存在。

九，于是，极权在二十世纪造就了蒋介石为毛代替。中国历史完结，时间完结，文明完结（时间开始了＝时间结束）。

十（四十年代末期，所谓左派）罗、章啊，黄、柳啊，甚至戴、李啊，一股脑都跑到毛主席这里。这可不是什么宪政主义操作。”（刘自立  《一种政治戏谑——中共搞不了威权之十大理由》）

这种一切许可，可能－也不可能；目的是有的，也没有；手段是什么，也不是什么——诸如此类，究竟如何实施，定则和非则呢？的确，人们的常识判断和逻辑判断全都被废弃重来，或者更本就不重来——他们的时间开始了；也结束了——他们的人性遭到灭绝既而人伦颠倒，民族灭亡，国家消失——他们在一个、原则就是无原则的辩证法里苦苦挣扎，开始人是不死、不活之人的生活和生活之死。其特点是：

1，领袖原则被秘密警察之秘密过程和命令所代替；抑或领袖异化为秘密警察头子，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结构、反傅歇主义传统消失（傅歇，法国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革命家和拿破仑时期的秘密警察头子——自立加注）。

2，“极权主义专政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完全没有成功的或未遂的政变”。（所以，只能等到他们死后事情或有变化和不变化——本质不变——如，毛－邓关系。）

3，在此之下，“几百万人组成一个特权‘阶级’，从中再制造一个由几百万精英成员构成的超级党。”（这里绝对没有什么作为将来反对党的“中产阶级”。）

4，宣传＋谎言＋谎言重复。

5，宣传“犹太阴谋论”（这是西方人置疑犹太上帝的由来已久的观念；从艾科到卡赞札基等人，再到所谓“达芬奇密码，圣殿骑士，911犹太人阴谋”，不一而足。）

6，干部政策。

7，秘密警察。

8集中营。

9，意识形态和“逻辑”过程。（如前绍述）。

……

以上是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极为简单的作者引书——这和她的极权主义运动又形成一种辨正关系。这个关系说，使得人们看见以前的纳粹主义和后来的文革。这些关系说，也是确定东、西方运动说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且直接牵涉到这种运动和革命的关系（其实是民粹和极权的关系。这些东西有，1，科学宣传——就是制造科学真理论，“科学”、社科类牛顿“万有引力”正确论和万能论；“极权主义宣传和科学性所诉求的群众的特点完全不是‘功利主义存在部分的有害生长’。”（我们则一直怀疑这种非功利说对于中国政权是否适用。）

2，预言。“布尔什维克向他们的追随者保证，经济力量有能力决定历史。”

3，神秘性。面对混乱和灾变，群众宁愿相信“意识形态虚构”。

4，虚构掩盖真实。

5，“国家只是达到目标的一个手段。这个目标就是：保存种族。”——希特勒 《领袖言论选集》）（在此，种族和阶级成为两个极权话题，如上绍述。）

6，组织：同情者和党员（同路人——这个中国名词也在这里出现——据说是康生发明了这个词汇；待考）加上纳粹精英。

7，  领袖。（前此，关于极权政权的洋葱结构说里，关于领袖并不重要之阿伦特观点，我们几年前，说了不同的话。）

8，“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组织”。

9，于是，这种运动和这种国家，这种政权互相砥砺，磨合，一体化。成为自政党化运动以后一党化运动的成型和发挥。希特勒和毛泽东都是这种变多党为一党一人一言的客力司马鬼魅。其造成的群众影响，至少在我们这里还受欢迎，除魅不成，反倒是毛热不减，方兴未艾。这是一个国耻！                    

我们看见,几千或者几百年来，从“列维坦”开始（甚至更早到西赛罗，色诺分）争议的国家，人际，个人之关系的政治论理学如何走向绝对黑暗。而阿伦特的“人人反对人人”之说、之引，也恰好正是霍布斯的名言。这其中究竟发生了如何一种发生论和发展论及其前景呢？一个道德问题摆在前面。所谓“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道德”（福科语）——加上解构主义的相对论：中心解体，语言解构，真理破产，……康德乃至十戒之法典传统，面临尼采式的批判——价值重估的无上帝论，让言及于之者疯狂，也让民众和知识分子同样发癫。阿伦特所谓知识高层对于极权无一免疫，就是这种情形。这样，国家必须论，列维坦主义，从其开始，就面临后来的彻底解构。事情就是这样荒诞。

霍布斯主义从拯救人类于自然法则和丛林法则，开始了国家主义之论述——最后，在制造出一个最为庞大的猛兽以后，人类不但不会受到保护，还会尽数被吞噬。这是列维坦悲剧的逻辑。（仅从德国人忘记俾斯麦稍有反对党，稍有议会论和皇权论的纵横捭阖中感到腻烦，就知道他们取消兴登堡的俾斯麦最后一抹色彩以后，德国人就开始了一个纯粹颠覆传统的纳粹运动。而俄国人和中国人，也是从腻味专制主义开始，将自己的革命原则，最终建立在纳粹之列维坦上：而他们彻底忘记，列维坦一书中关于暴力受害者有权暴力反抗的段落。人，是不接受历史教训的动物？！当索尔什尼琴再次吹捧斯大林的时候，人们终于弄懂了逻辑推演和归纳的无力——列宁式逻辑“过程”的鬼魅；国家主义的遮蔽。等等……）

一如启蒙导致革命，革命毁弃法规，常识遭受颠覆，于是，全能、总体、真理主义把一切政治微积分改造成为一道简单命令式：服从＝真理。

罗素否定了“桌子”（加贝克莱之“感觉复合”），但是，你面对“悬崖”，就可以跳下去吗？！而维特根斯坦所谓“沉默”不言，也是相对语言而言；无无语言之沉默也！

这就是逻辑的双向悖论：真理是有限的；但是，追求真理无限——追求真理，是在不可论证的命令式中产生的：自由，就是允许不赞成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