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中国政府在饥荒时期除去继续外援东欧和亚非国家粮肉食品外，在征收公粮等方面，也丝毫没有放松。（见关于7千人大会的研究书籍。）这里指责美国因为冷战提出的苛刻援粮条件，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但是，本文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资料，可以参考。——自立辑按
 
 
美国政府六十年代初期对中国粮荒的决策过程
 
作者：牛大勇  
 
六十年代初期面对中国人民连年遭受的粮食饥荒，美国朝野人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考虑应采取什么对策。美国政府内部曾研讨过各种方案，并向中国伸出试探的触角。中国政府不接受美国政府的"施舍"，但谋求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从美国民间购买粮食。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女士要求肯尼迪总统批准她访问北京和台北，沟通各方面的关系，不仅将美国的粮食提供给中国灾民，而且促进中美两国和台海两岸找出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案。肯尼迪政府权衡各种利害，最后在国内政治和台湾的牵制下放弃了松动对华贸易限制的打算。冷战政治压倒了人道主义，中美关系失去了一次缓和的机会
20世纪后半期的冷战，使美国在亚洲陷于连绵不断的冲突，并几度卷入战争。近些年来解密的一批历史档案，揭示了冷战年代某些美国决策者面对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粮荒时，是怎样权衡人道主义和冷战政治这两种似乎难以兼容的因素的。如果当时美国政府真正能够把对人权特别是生命权的考虑置于其他政治考虑之上，就应抓住机会，向中国明确而持续地伸出缓和双边关系的触角。人们后来所津津乐道的尼克松或基辛格访华的"破冰之旅"，也许早就发生了。
然而不幸的是，冷战政治思维压倒了人道主义考量。粮食贸易被美国政府当成了同面临暂时经济困难的中国进行冷战的武器，加上台湾当局的干扰，中美关系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历史机遇令人遗憾地被错过了。仔细分析美国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也许能让我们领悟到几分冷战历史遗留的教训。
一、考虑松动对华粮食禁运
自1959年秋开始，中国连年遭受粮食饥荒。中国政府除了采取经济调整措施，调动国内一切力量克服灾荒之外，还积极设法从国外寻求粮食进口。1961年1月美国政府换届之际，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粮食问题时说明："至于进口，目前正在谈判，可能与美国签合同"。[2]
由于中方资料有限，我们尚不知道中国当时究竟是在同美国哪个机构洽谈进口粮食的合同，但从各种迹象来看，这里指的是同美国商家而不是同政府谈判合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粮国之一，粮食生产过剩。中国政府探索按国际贸易的常规从美国民间进口粮食的可能性，可能是含有多重考虑的。
肯尼迪新任伊始，即面临怎么对待中国粮荒的问题。美国民间许多人愿意向中国提供粮食。据1961年3月20日公布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回答美国应该把剩余粮食提供给中国的人占52%，回答不应该的人占37%[3]。参议员汉弗莱（Humphrey, Donald D.）公开提议通过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美国粮食。新政府内也有人建议趁中国遭受粮荒之际，适当放宽对华禁运政策，从而为整个对华政策的调整做一个自然的铺垫[4]。肯尼迪的主要顾虑在于国内政治。八年前在"丢失中国"的指责声中失去执政地位的民主党，再度以极微弱的优势胜选上台后，不敢立即对中国采取缓和关系的措施。肯尼迪初步考虑后，决定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保留松动对华贸易政策以响应中方购粮要求的余地，但暂不采取主动，等待中国方面迈出第一步。1961年1月25日，肯尼迪在其第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向美国表达需要粮食的愿望，美国愿意认真考虑。但他强调：首先，中国此时正出于明显的政治目的向一些国家出口粮食，其次，"我们没有来自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表示，即他们会欢迎提供任何粮食"。"中国政府最近这些日子对我们表现了相当好战的态度，没有直接或间接、私下或公开地表示他们会对美国的任何行动予以积极的回应"[5]。
这时，传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商轮向中国运粮，愿付现金从美国石油公司获得加油服务的申请。在2月1日肯尼迪主持的第1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考虑修改美国关于不许给持有共产党中国的准航证的自由世界船只加油的政策。只要这些船只运往中国的只是食品，并付现款，就可以给它们加油。肯尼迪要求国务院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是能否由加拿大政府来要求做政策上的这种变更。财政部长狄龙（Dillon，C. Douglas）要求总统批准给这类船只加油，因为中国正在闹饥荒。总统特别助理达顿（Dutton，Frederick G.）则建议否定这个要求，理由是会引起国内对新政府的攻击，造成对"红色中国"将有一个新政策的糟糕信号或实际开端。肯尼迪会后要求国务院进一步研究给向中国运粮船只加油的可能性。但经过反复考虑，他同意"在目前这个时候不宜对政策做这类变更"，遂于2月3日下令美国公司不得给向中国运粮的船只加油。他在这里使用"在目前这个时候"，即含有未来变更有关政策的余地[6]。
美国希望中国先有所表示。3月4日，美国国务院给新一轮华沙中美大使会谈的美方代表比姆（Beam, Jacob D.）下达训令：如果中方主动提到粮荒问题，比姆应该解释：如果中国真的想要或需要粮食，美国愿考虑响应这个需要[7]。
但是，中国方面历来把美国的"粮食换和平"计划看作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战略"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主动要求美国政府供粮，而是只同美国民间商业机构洽谈进口粮食的可能性。其实美国政府4月4日由中央情报局牵头作出的《特别国家情报估计》（SNIE 13-61）已经断定："即使在饥荒遍野的情势之下，我们相信北平也不会接受美国提供的食物。"[8]
在空等一段时间以后，美国终于走出了第一步。在6月29日第105次中美大使会谈中，比姆主动提出了允许美国公民给中国大陆人士寄送食品包裹的建议。不出美方某些人所料，中国大使王炳南当即表示：中国将靠自己的努力克服自然灾害，不要任何"救济"[9]。
二、欲进又止，反复权衡
其实，美国政府明知中国并不排斥通过商业渠道从国际市场上购粮，且正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并在间接地探寻从美国公司购粮的可能性。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真能把人权与人道主义放到比冷战对峙更优先的地位加以考虑，愿意朝缓和中美关系的方向迈进呢？事实表明美国对此是犹犹豫豫、摇摆不定的。
在接待英国蒙哥马利（Montgomery, B. L.）元帅时，中国领导人承认，1961年收成不好，是连续第三年歉收，来年秋收前的粮食供应形势非常严峻。美国政府很快得到了这个消息，进一步考虑向中国提供粮食的可行性[10]。
一个名为"全国立法之友委员会"的组织，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仔细研究了应否向中国提供美国剩余粮食的问题。它认为尽管反对派的理由很多，但支持供粮的理由也很充分，特别是"这种行动将缓和共产党中国政府目前的好战态度，加强那些温和派的力量，这些温和派一定在政府中有某种权威地位"。另一方面，"有许多证据表明美国人民愿意响应中国的需要"。该组织建议：在现行的立法和政策框架内，"美国政府现在可以采取一个很简单的步骤：它可以表示不阻碍美国粮农向中共售粮的举动"。"美国粮农已表示有这方面的兴趣，但被美国官方政策所制止"[11]。
"全国立法之友委员会"的意见在国会中得到多数议员的私下赞成，也在政府的辅助决策层引起反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副助理凯森（Kaysen, Carl）12月21日邀集总统特别助理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拉斯金（Raskin, Marcus）和研究助理韦格（Vegh, Diana de）、副国务卿特别助理唐知明（Thomson, James）等，一起研讨变更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的可能性。他们达成了两个结论：（1）给中国提供粮食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商业渠道；（2）任由"全国立法之友委员会"等民间组织出面鼓励美国粮农开辟同中国的销售谈判，然后申请对华售粮许可证，这种申请将得到政府有关部门"赞许的注意"[12]。
这与中国方面通过商业渠道从美国购粮的想法已经相当契合了。经过一番运作，美国商务部很快于1962年初收到西雅图国际贸易公司提交的两份出口许可证申请，称中国和北朝鲜在香港的某中介机构要求分别从美国购买600万吨和450万吨粮食。但是，美国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协调会顾忌到国内的政治影响，感到非常棘手，决定不表态地提交最高决策层去仔细权衡[13]。最高决策层对中国发来的信号采取"鸵鸟政策"，拒绝借此契机放松对中美民间贸易的禁令，坚持要由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肯尼迪1962年3月14日在记者会上继续宣称美国政府没有得到"中共请我们提供小麦"的信息。国务院虽然料想到中共可能知道西雅图国际贸易公司的这番运作，但仍推说"没理由相信中共已经订购美国谷物"。商务部最后拒绝发许可证，理由也是没有证据显示订单是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发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组也拒绝进一步讨论此事，肯尼迪、财政部长狄龙（Dillon, C. D.）、商务部长霍奇斯（Hodges, Luther H.）、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都参与了这个决定[14]。
于是中美之间通过民间中介机构开启贸易禁运的一次机会就丧失了。
然而美国政府对此事的考虑没有到此为止。
从1961年后期开始，随着海外关于中国自然灾害情况的持续报道，美国公众要求政府允许以各种方式援助灾民的信件，纷纷飞往白宫和国务院。负责"食品换和平"计划的总统特别助理麦戈文（McGovern, George）向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罗斯托（Rostow, Walt W.）求援："我们被赞成向红色中国运送粮食的来信包围了。请将国务院的现行立场告诉我们！"[15] 白宫和国务院对这些信件一律以官样文书答曰："北京政权尚未直接要求提供粮食，在未接到这种要求之前，这个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16]
国务院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组的决议，在仔细研究了各种背景因素后，4月4日向肯尼迪提出四项建议。其一是允许运送药品至各口岸。其二是允许将食品或粮食包裹作为私人礼品寄送中国，美国政府不要宣传利用此事。其三是由卡伯特向王炳南探询中国是否真有兴趣购买美国粮食，并告诉他，如果其他国家不能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美国可以重新考虑修改对华贸易控制政策。其四是劝告向中国供粮的澳、加、法政府，设法以供粮为杠杆促使北京改变对外行为方式。国务院已将第四项付诸实施，现又主张用第二项满足美国公众和世界舆论，这意味着在民间层次上有限度地开放对中国的粮食禁运。但第三项就涉及要不要借机用粮食问题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设计者们对此存在严重分歧[17]。
国际上也有一股压力，认为美国应为援救中国灾情而松动政策。
缅甸总理吴努1961年11月曾秘密建议，由缅甸充当中介，转售美国小麦给中国[18]。罗斯托认为中共内有粮荒外有同苏联的争执，可能寻求同西方有限的和解，可以把售粮作为换取中国在东南亚让步的一个筹码，甚至导致更广泛的政治交易[19]。腊斯克11月27日回绝了该项建议，说是北京正因追求更有侵略性的政策而同莫斯科分裂，美中之间的接触显示中方不愿减少地区紧张和威胁，东南亚正面临共产党集团特别猛烈的渗透。在此之际若转售粮食只会徒增其势，将给美国造成极敏感的政治问题[20]。
副国务卿鲍尔斯（Bowles, Chester A.）和肯尼迪则从另外的角度来考虑怎样利用中国的粮荒。鲍尔斯1962年2月6日向肯尼迪指出，这可用来作为同北京经济关系上的"某种重要杠杆"，建议以"高度机密的努力"探察中国的态度，打算利用赴亚洲和中东的机会，到仰光同吴努商讨此事。行前，他询问肯尼迪：（1）是否准备在紧急情况下不附加政治条件，以硬通货向中国人出售一定数量的小麦。（2）如果中国同意不以武力改变现行边界，美国是否准备在长期持续低息的条件下提供更大量的小麦？肯尼迪"欣然同意"第一点，表示可出售三百万到五百万吨小麦。至于第二点，他说如果能开启某些可靠的沟通渠道，只要中国同意放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他将考虑在长期低息基础上每年向中国出售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吨美国小麦的协定。他同意鲍尔斯去同吴努商量这些建议。可是，就在鲍尔斯打算离开新德里去仰光的前一天，吴努政府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此事只好暂且作罢[21]。
英国外交大臣霍姆（Home, Lord）5月20日也向腊斯克提出给中国送粮食的问题，腊斯克没有允诺。5月29日英国又向美国转达了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建议，由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粮食，此事也没有结果。6月18日至28日，腊斯克走访欧洲。在与英国首脑的会谈中，美国的对华僵硬立场受到质疑。腊斯克解释说，如果主动提议向中国提供粮食，就等于是为北京谋利益，除非是北京方面主动有所表示，向西方"以和平换食物"。听到这里，英首相麦克米兰（Macmillan, Harold）强烈表示简直难以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甚至不承认中国的存在，这种无视现实的政策能持续多久呢？北京政权显然代表中国，美国却让"一个台湾来的家伙"占据联合国席位。英国同中国的生意做得不是蛮好吗？腊斯克酸溜溜地说：你们英国同中共做生意，我们却在充当宪兵防备他们搞破坏。他抱怨说虽然通过华沙会谈同中共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但是没得到什么好处，连几个囚犯也要不出来。回到粮食问题，他说肯尼迪有意把这个门开着，等中共表示愿意要粮，美国才考虑此事。英国方面当即指出，没什么东西能诱使中国人求援[22]。
三、美国的考虑与台湾的掣肘
美国政府在是否允许向中国运送粮食的问题上，颇费脑筋与周折，其真正动机究竟是什么？大体上看，它考虑了许多复杂的因素，例如：中国的国际危机与国际行为，中苏论争，美国朝野和盟邦对变更政策可能作出的反应，美国以外的其他粮源，目前向中国供粮的国家的意愿，台湾的反应等等。
其中，制动性的因素有：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讲，要突破国内立法上和政治上的牵制，帮助正在全世界支持"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北京现领导人摆脱困难，未必符合美国的利益。从中国可能的反应讲，中国领导人最反感美国的赠运，已清楚表明不接受美国的施舍，在此情况下美国只需做出姿态准备接受中方任何改善关系的提议就够了，不必再采取主动。中国的一贯立场是只需等待美国在各种压力下单方面调整政策，美国若对此事采取主动，正好加强中国的这个立场。中国对美的仇结在于台湾问题，不能指望通过售粮等很次要的事促成有益的对话。从同盟关系的角度讲，台湾当局反对向中国售粮。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讲，以前被指责为"丢失中国"的民主党人8年后再度执政，不宜马上采取对华妥协的行动。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鲍尔（Ball, G. W.）、负责政治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詹森（Johnson, U. Alexis）、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柯莫（Komer, Robert W.）持这种观点。
促动性的因素有：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讲，粮食明明过剩的美国此时建立一个对中国灾民袖手旁观的历史记录，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况且已有允许向古巴出口药品食品的先例。从美国对华关系的角度讲，需要保持政策的弹性，实现美中之间更有成效的对话，以期有改变双方关系的长远可能性。从"和平战略"的分化效应来讲，中共领导层中对美国肯定有不同的态度，美国若对粮灾无动于衷，等于加强了那些主张最大限度地敌视美国的中共领导人的力量；若采取适当行动，则可以鼓励那些主张减少敌对范围的领导人。尽管提议售粮只算是缓和双边关系的小小一步，但总比一动不动要好。美国应以自己的行动甚至行动的失败来揭破对方关于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的宣传，所以不要怕主动的提议会遭到拒绝。现在寻求主动胜于等中国核试验成功后再寻求主动。从盟国关系的角度讲，"自由世界"的主要供粮国正是那些欢迎美国缓和对华政策的国家，况且不应允许台湾当局否定美国根据自身利益采取的行动。即使从最消极的意义讲，让中国把有限的外汇用于购粮也比用于工业发展好，等等。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Harriman, W. A.）、副国务卿鲍尔斯等人持这种观点[23]。
美国政府对正反两方面的论点仔细衡量之后，觉得主动对华提议售粮似乎更有利。国务院三易其稿，于1962年5月28日为腊斯克和肯尼迪提供了一个讨论美国相应对策的文件，其中详细列举了需要权衡利弊得失的一些矛盾要点。考量之下，文件建议尽早通知王炳南：美国人关心大陆灾情，"如果中共决定通知我们，他们希望采购美国粮食，我们愿意重新考虑目前的美国政策并讨论此事"[24]。
肯尼迪和腊斯克讨论后，下了决心，由国务院5月30日指示已接任驻华沙大使的谈判代表卡伯特（Cabot, J. M.）：下次同王炳南会谈时可能提出一个新的项目，应尽快以寻常的低调方式提出。为此美方曾考虑是否将原订7月12日的会谈提前到6月中旬，由于担心这会显得事情非同寻常，就没有向中方建议提前会谈[25]。
中国方面虽然还没有接到美国通过正式渠道传来的上述信息，但已从多方了解到肯尼迪、腊斯克的态度。陈毅外长5月29日对日本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不能信任肯尼迪作出的国际承诺，中美之间目前无法妥协。中国决不为美国的售粮诱饵所动。如果接受美国的粮食，就意味着把中国的广大市场交给了美国。美国的"食物换和平"计划是一个颠覆计划，是为美国占领开道的[26]。
美方再次主动试探一步的机会又因台湾掀起的一场危机而失去了。
这时，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准备活动愈演愈烈，摆出了剑拔弩张，跃跃欲试的态势。毛泽东对此做出反应，调兵备战，台海两岸顿时进入临战状态。至6月中旬，美国判明中国已麇兵于东南沿海，当务之急就变成中美之间会不会打仗的问题了。王炳南和卡伯特倒是提前见了面，但目的是相互警告和摸底，在这种气氛下显然顾不上来谈什么售粮不售粮了。此后因台湾不断袭扰大陆，中印边境发生战争等等，肯尼迪政府一直没有再向中国提出售粮的问题。
但决策层内部仍在考虑对华售粮的深远意义。肯尼迪6月下旬请鲍尔斯提供一份对中国粮食形势的最新分析。鲍尔斯指出，中国要为自己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最低限度的口粮，这个基本问题一定会导致中国对世界的方针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引起中美两国政府做出某种关键性的决定。美国应鼓励中国向西方国家采购粮食，发展贸易，以此助长中共内部的温和观点，全面松弛其僵化的立场。美国已经准备探寻向中国大陆出售小麦的可能性，每年可向中国提供一千万吨小麦，"如果我们不探索能逐渐把中国引入与世界更正常的关系的任何途径，我们将再次错过机会"[27]。
中国在中印边界实行自卫反击后，一批坚决反对向中国减压妥协的谋臣策士，立即乘机建议美国出面劝阻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售粮给中国，强调如果中国再次进攻印度，各国就停止向中国运粮。中央情报局研究后也认为，实际上，粮食运输似乎是西方世界反对该政权的唯一经济杠杆[28]。
四、赛珍珠向肯尼迪申请访华
与上述"冷战骑士"们顾虑重重，欲进又止的态度相反，一些美国民间人士对中国的粮荒忧心忡忡，尝试略尽绵薄之力来缓和局势。
曾因描写中国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三部曲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就是其中一人。虽然她的文学成就和曲折的生活经历广为人知，但她在冷战年代的一场危机中想对中国人民有所帮助的仗义之举却鲜为人知。
1962年夏，面对中国的连年灾害和台海的紧迫危机，赛珍珠和正经营着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友人艾伯特·李（Albert Lee）充分商讨了中国时局与中美关系。他们认为：尽管中国的农业形势仍很严峻，但中共正努力纠正人为的错误，克服自然灾害。中国人民支持北京政权，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发生民变。中共愿以现价从国际市场购粮，但不愿接受以"救济"形式提供的粮食。肯尼迪已经在记者会上多次表示过，如果中共政权提出要求，美国政府愿意考虑松动对华禁运，给中国人民提供粮食。目前缺乏的可能就是双方的沟通，而赛珍珠可以承当这个角色。
他们关心的并不仅限于目前的危机，还想帮助中美两国及台海双方找出根本解决要害问题的方案。他们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制订出一个北京政府可以接受的方案，同时坚持美国的根本利益和道义原则。也照顾到蒋介石及其部属的利益。达成这种方案尽管极为困难，但最佳时机是毛泽东仍然健在之时，因为他有足够的威望代表中共达成这种协议。
6月25日，李从香港致信与肯尼迪关系密切另一位朋友霍金（Hocking, W. E.），陈述了他和赛珍珠的种种考虑，请霍金向肯尼迪转达赛珍珠的访华要求。李满怀希望地提出："如果赛珍珠得到肯尼迪总统的鼓励和批准，去中国访问，我相信她能够见到中国领导人并同他们会谈，包括周恩来，可能也包括毛泽东"。为了打动总统，他们还向霍金提供了一些中国圣贤的至理名言，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等等。李促请霍金一同去北京，"我相信这样的访问只要有适当的支持，就能'打破坚冰'，还可能扭转会最终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那种趋向"[29]。
霍金立即向肯尼迪转报了赛珍珠等人策划的"破冰之旅"。6月30日，他写信给肯尼迪本人，称艾伯特·李是"我十分信赖的一位朋友"，"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建议，主要涉及赛珍珠充当蒋总统和北京当局的密使。他表示自己愿听从您的指派。我可以保证他的人格值得信赖，他评估远东形势的能力几乎令人不可思议"。霍金随信附上了李的来信，同时也指出，虽然中共的文化批判运动给赛珍珠带来了一定的心理伤害，但她仍然是沟通中美和台海两岸关系的最佳人选："赛珍珠有时觉得自己在北京有点象是不受欢迎的人。我想她低估了自己一生有力地把中国人民译介给西方而造成的强烈印象。在目前情况下，她有另一点出色的资格：她知道艾伯特·李头脑中那个建议的希望之光"[30]。
五、人权关怀遭到政治冷遇
现已披露的档案文献尚未揭示肯尼迪是否以及怎样答复赛珍珠等人的这个富有想象力的建议。但文献显示肯尼迪对此似乎未置可否，便拖延下来。以至于当年10月因古巴导弹危机而引发的核战阴云飘散过后，赛珍珠再也等不下去了，直接打电话给肯尼迪，要求就中国问题面谈一次。
肯尼迪委托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福雷斯特尔（Forrestal, Michael V.）代为接见。赛珍珠在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历史后，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担心："如果近期内不做一些事情，大陆的中国人民将成为西方世界的永久敌人"。显然，这时她已把工作目标从北京转移到了台北。她认为，一旦蒋介石去世，台湾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就会崩溃，引起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恶化，战争会爆发，美国会被卷进去。所以她觉得："对美国十分重要的是应努力在蒋介石去世前与红色中国达成暂时的妥协"。
赛珍珠建议美国政府考虑周全，做出强有力的努力使蒋介石信服："他的历史地位只能建立在主持台湾人民与他们的大陆同胞统一起来的事业上"。她认为蒋是有可能被说服的，因为"狂热的民族主义是所有中国人最突出的特征，蒋委员长也不例外。如果适当地提出建议，我们就可以说服他，由他和毛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台湾问题经过一段过渡以后，最终能在某种基础上谈判解决。"蒋将因此被认为是个英雄，为中国带来了和平，在保护台湾人民的基础上重新统一了他的国家"。
赛珍珠这次没有再自告奋勇地提议去北京和台北"打破坚冰"，但她认为："毛泽东、周恩来与蒋委员长及其部下之间有联络，有妥协的基础。美国要做的就是主动促成此事"。她进一步表示，肯尼迪总统对古巴危机的处理使她相信美国政府有可能解决类似的难题，这就是她要来华盛顿陈述建议的原因[31]。
然而，赛珍珠的热诚努力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响应。同一时期美国其他朝野人士从不同角度提出的同类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1963年初，俄勒冈州前众议员波特（Porter, Charles O.）和纳施（Nash, Ernest T.）发起成立"重审对华政策委员会"[32]。他们3月底4月初接连上书给肯尼迪和美国政府，要求批准他们的代表团去中国洽谈贸易。国务院与白宫磋商后的答复是：美国现行政策是准许新闻记者访问中国大陆，但不许向其他领域的人士颁发护照，"管制贸易的现行政策是我们努力限制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力量和影响增长的整套手段的一部分，本届政府在目前的形势下不打算放弃这个贸易政策"[33]。腊斯克7月间向台湾通报了这个答复[34]。
美国商界人士并未放弃重新开展对华贸易的努力，试图通过香港探寻机会。但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10月底向腊斯克报告，北京派驻香港的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宣称："我们不同美国做生意，因为美国政府敌视我们"。报告特别指出：这位代表没有直接回答是否可以同美国商人个别讨论贸易问题[35]。
美国政府在向中国大陆售粮问题上曲折的决策过程，为人们考察其在调整对华政策的路途上，怎样欲进又止，步履维艰，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对美关系很快就处于敌对状态中，但是也曾多次试图缓和并改善双方的关系。六十年代初期尝试从美国民间洽购粮食，也未必不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步骤。当时中国政府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固然无意直接同美国政府谈判购粮，但是有意通过民间购粮来打开中美贸易的大门。美国民间也有充分的动力向中国提供粮食。因此，那时已经具备了开启中美民间粮食贸易渠道的可能性，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利益的行动。果若如此，对中美关系来说，则意味着以小事推动大事，其意义不会亚于后来的"小球转动大球"。而这一足以改写世界现代历史的举动，当时所面临的障碍只是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设置的对华贸易禁令。
美国最高决策层和辅助决策层都获得了充分的信息，完全知道中国政府正在努力从国际市场甚至美国商业机构那里联系购粮。肯尼迪政府对于通过售粮来调整对华关系这个重大问题，虽有所酝酿，但动力不足。肯尼迪遇刺前在对华贸易特别是粮食贸易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人道主义关怀在这里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冷战政治障碍。标榜人权的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实际上总是把冷战政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把本属于人道主义和生命权的问题从属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对外政策等政治考虑，加上台湾当局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捣乱（trouble maker）角色，致使美国错失了一次缓和对华关系的机会。
然而，在那浓云密布的困难岁月中，大洋彼岸一些美国人士的善良愿望与幕后活动是不应被忽视和遗忘的。赛珍珠、波特等人当时可能想象不到他们提出的改善中美关系及调和台海关系的种种建议，涉及多么复杂的政治问题，也并不了解在此前后发生的一系列背景事件。但他们所表现的单纯与善良，是人类在陷于冷战之时仍然温情不泯的象征。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领导人对"嗟来之食"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利用中国的经济困难大作政治文章的情况下，对美国政府提出的售粮项目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做出的反应并不出人意外。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氛围中，粮食问题也许并不宜于作为中方打开对美关系的突破口。但是对美方所发信号的解读是否准确？对这种信号背后的复杂动机是否充分理解？所做反应是否避免了简单化？这还需要有更多的中方历史资料以供研究。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60s Chinese people was distressed by famine. Many American people appealed to send food through some way to Mainland China. Kennedy administration did considered some approaches and send signals of negotiation to China. Beijing refused to accept any relief food by US government but tried to purchase wheat from American commercial source. Ms. Pearl Buck, a Nobel Prize winning writer for her novel series on the life of Chinese peasants, presented a petition to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for lifting the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approving her application for visa to go to Beijing so that she could mediate relations both between the PRC and USA and between Mao Zedong and Chiang Kai-shek. Yielding to the pressure of internal politics and opposition of Taibei, Kennedy gave up the tentative plan of lifting embargo to China and lost chance again for re-approach to China.
 
注释--------------------------------------------------------------------------------
[1]本文发表于《世界历史》2005年第3期。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页。
[3]全国立法之友委员会：《应向大陆华人提供剩余食品吗？》（Friends Committee on National Legislation, "Should Surplus Food be Offered to Mainland Chinese?", Dec. 19, 1961）,肯尼迪总统文档（Papers of President Kennedy，以下注为PPK），国家安全档（National Security Files，以下注为NSF），国家类，中国全宗，第23盒(Countries, China, Box 23)，美国肯尼迪图书馆藏（John F. Kennedy Library，以下注为JFKL）。
[4]《瓦格备忘录1961年12月21日》（Memorandum of Diana de Vegh, Dec. 21, 1961）,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Box 23, JFKL.
[5]前引《应向大陆华人提供剩余食品吗？》；《美国总统公众文件集：肯尼迪》（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第15页。《编辑附注》（Editorial Note），《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注为FRUS），1961-1963年第22卷，第2-4页。
[6]《达顿致总统备忘录》（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by Frederick G. Dutton, Feb. 1, 1961）,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Box 21, JFKL；《致国务卿国家安全行动第3号备忘录》（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 No.3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 3, 1963, PPK, NSF, Meetings and Memoranda, NSAM 1-70, Box 328）, JFKL.
[7]《国务院致驻波兰大使馆电》（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Poland, March 4, 1961）, FRUS, 1961-1963年第22卷，第24页。
[8]《国家特别情报评估》（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April 4, 1961）, 1961-1963年第22卷，第40-41页。
[9]《驻波兰大使馆致国务院电》（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9, 1961）, FRUS, 1961-1963年第22卷，第86页。
[10]《副国务卿鲍尔致粮食换和平计划主任麦戈文的信》[Letter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Ball) to the Director, Food for Peace (McGovern), Dec. 6, 1961], FRUS, 1961-1963年第22卷，第174-175页。
[11]前引《应向大陆华人提供剩余食品吗？》。
[12]《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在凯森办公室的会议备忘录》（Memorandum of NSF Meeting in the Office of Mr. Carl Kaysen, Dec. 21, 1961）；前引《瓦格备忘录》；《一些国会议员对于向中国供粮问题的态度摘要》（Summary of Some Congressional Attitude on Food for China, Feb. 7, 1962）, 俱见PPK, NSF, Countries, China, Box 23, JFKL.
[13]《商务部长致总统备忘录》（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Commerce (Luther H. Hodges) to the President, March 2, 1962）,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Box 23, JFKL.
[14]《国务院电报》[Telegram From Department of State(Ball), March 22, 1962] ,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Box 23, JFKL；《腊斯克致美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电报》（Telegram from Rusk to Amconsul Melbourne, April 2,1962）,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Box 25, JFKL；又见FRUS, 1961-1963年第22卷，第183、208-209页。
[15]《麦戈文致罗斯托备忘录》（Memorandum From George McGovern for Walt Rostow, Nov. 28, 1961）,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2, JFKL.
[16]小史莱辛格文档（Papers of Arthur M. Schlesinger Jr.），白宫档（White House Files，以下注为WHF），主题类，第WH-3a盒（Subject File, 1961-1964, Box WH-3a）；又见总统办公室档（President Office Files，以下注为POF），国家类，中国全宗，一般文件，第22盒（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2）, JFKL.
[17]《腊斯克国务卿致肯尼迪总统备忘录稿》（Draft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Kennedy, April 4, 1962）；《政治事务副国务卿代表詹森致国务卿腊斯克备忘录》[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John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April 6, 1962]；《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致国务卿腊斯克》[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April 13, 1962], FRUS, 1961-1963年第22卷，第208-209、213-214、216-217页。
[18]《罗斯托致总统备忘录》（Memorandum From W. W. Rostow to the President, Nov. 8, 1961）, PPK, NSF, Countries, Box 22, JFKL.
[19]《罗斯托致总统备忘录》（Memorandum From W. W. Rostow to the President, Nov. 22 1961）, PPK, NSF, Countries, Box 22, JFKL.
[20]前引《副国务卿鲍尔致粮食换和平计划主任麦戈文的信》。
[21]《编辑附注》（Editorial Note）, FRUS,1961-1963年第22卷，第185页；哈里曼也证实肯尼迪在对华售粮问题上的态度并不僵硬,见前引《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致腊斯克国务卿备忘录》。
[22]《伦敦会谈备忘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London, June 24, 1962 & June 25, 1962）,FRUS, 1961-1963年第22卷，第276-277, 279-280页。
[23]前引《应向大陆华人提供剩余食品吗？》；《布鲁巴克致麦戈文备忘录》（Memorandum for Mr. George McGovern From W. H. Brubeck, July 18, 1962）,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Box 23, JFKL；前引《腊斯克国务卿致肯尼迪总统备忘录稿》；前引《政治事务副国务卿代表詹森致国务卿腊斯克备忘录》；《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柯莫致总统国家安全特别事务助理邦迪备忘录》[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Jan. 29, 1962]; 前引《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致国务卿腊斯克》；《国务院文件稿》（Draft Paper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8,1962）, FRUS,1961-1963年第22卷，第181-184、216-217、231-233页。
[24]《小希尔斯曼致国务卿》（Memorandum From Roger Hilsman to the Secretary, May 26, 1962）, PPK, NSF, Countries, Box 23, China, JFKL；前引《国务院文件稿》。
[25]前引《国务院文件稿》。
[26]《大使馆致国务院航空件》（Airgram From Amembassy to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22, 1962）,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Cable, Box 25, JFKL.
[27]《鲍尔斯致肯尼迪信》（Letter From Chester Bowles to J. F. Kennedy, June 27, 1962）, PPK, POF, Countries, China, Security, Box 113A, JFKL..
[28]《政策规划委员会文件稿》（Paper Prepared in th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Nov. 30, 1962）, FRUS, 1961-1963年第22卷，第329页。
[29]《李致霍金信》（Letter From Albert Lee to W. E. Hocking, June 25, 1962），白宫中央档（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以下注为WHCF）, Box 666, JFKL.
[30]《霍金致肯尼迪信》（Letter From W. E. Hocking to J. F. Kennedy, June 30, 1962）, PPK, WHCF, Box 666.
[31]《福雷斯特尔备忘录》（Memorandum for Record, by Michael V. Forrestal, undated）,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3, JFKL.
[32]《里昂纳德致国务院航空件》（Airgram From James F Leonard to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4, 1963）；《鲍尔致东京大使馆电》（Telegram From Ball to Amembassy Tokyo, July 12, 1963）, PPK, NSF, Communist China, Box 26, JFKL.
[33]《布鲁百克致邦迪备忘录》（Memorandum for Mr. McGeorge Bundy by William H.Brubeck, April 26, 1963）,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4, JFKL.
[34]《腊斯克致台北大使馆电》（Telegram From Rusk to Amembassy Taipei, July 8, 1963）,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Box 26, JFKL.
[35]《格林致腊斯克电》（Telegram From Green to Rusk, Oct. 31, 1963）, PPK, NSF, Countries, Communist China, Box 26, JFKL.

文章摘要: 于是，许、李二人在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所留下的遗产，一半，值得关注，一半，值得遗憾。遗憾处是，他们像所有学述中人一样，未见得对于现在的儒学判断，给出杰出观念，甚至，还不如其他学人。

四，关于李慎之“半个儒家”说法的思考

儒学问题；儒家，新儒家和新新儒家问题——这些问题近来炒得火热——但是，惜未见得说得清楚的高士出现。我们写过几篇文章，和许、李二师的讨论暗合。许先生看来是比较彻底否定儒学和儒家的。他的根据是科学，民主——就是五四精神——他充分肯定五四精神   和五四启蒙精神——和王元化的“新启蒙”划清界限。但是，许师对于所谓冬烘中人如马一孚先生的否定，却又大有问题。这个问题，出在其实枉顾了吴宓先生的观点——吴宓先生的反对五四的大观点，我们前此已经有文章说明。吴先生1920年就对五四进行了批判。这个批判的主导精神，其实恰好和许师倡导的研读亚理士多德政治学，不谋而合；吴宓主要观点就是：五四未引进西方主流思潮，如亚理士多德和柏拉图，而是引进了马克思和易卜生。这个舍本求末的做法之另一层面，就是五四抛弃孔孟之道而转向法家，从而引出对于人道和仁义的抛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暴力革命和列宁主义。这个伟大的吴宓启示，在二公信札中，未见痕迹，是惜乎为憾的事情。

李先生说，“他是半个儒家”，因为，他觉得，儒学还是要强于毛的极权主义——他的观点就是著名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专制主义”。

这样，李先生的看法，就和许的看法不尽相同。因为，李先生说过，关于陈寅恪是自由主义的话。但是，这个看法许先生不同意。

这里面层次和角度甚多。我们学习二公观点，要逐一进行剖析。这个剖析之一是，儒家的历史文化定位，不能因为五四出现而被否定，而且要全部，干净，彻底否定。因为，我们说过，五千年文化轴心说（见雅斯倍斯观点）中含有孔孟，当然还有基督教，佛教，和苏鲁支教等）。这个历史事实，既证明孔孟之道和中国文化的互相关系，也说明，任何取代孔孟的说法，只是狗尾续貂，没有成绩。

二，严格说明和批判儒学的政治意函，说明其为所谓封建官僚集团和皇家宠信阶层的媾和物，且经过独尊儒术以后，更加成为专制主义的文化精髓（函其补充成分，如，道家，佛家，游民思想）。虽然，这个知识分子官僚阶层，曾经产生过某种制衡于宠信阶层的政治作用——如马科斯.韦伯和利马窦等人的说法——但是，这个官僚、宠信阶层的最后合一，使得儒学和儒家，成为一种倒退甚至死亡的历史和学术现象——正如约翰.穆勒所言，那是一种停滞的文化）甚至如韦伯所言，这个文化只能产生布尔什维克！）遂产生人们追回道统，正统和学统的讨论。

三，于是，诚如伟大的陈寅恪所言，儒家儒学之亡，在于没有承载之的体制。我们说，极权主义文化机制，像一种漏勺，只能滴尽儒学的精髓而使其归于腐败。

四，1958年，台湾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等人的新儒学宣言，和三十年代新儒学宣言，都是不涉政治体制的空中楼阁，不能使得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专制，集权有丝毫触动。所以，接下来，中共现在的儒学喧嚣，更是一种荒诞奇谈。我们所谓新新儒学，当然是指这种所谓中共软实力的岂有此理！

于是，许、李二人在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所留下的遗产，一半，值得关注，一半，值得遗憾。遗憾处是，他们像所有学述中人一样，未见得对于现在的儒学判断，给出杰出观念，甚至，还不如其他学人。比如，吴宓，就是一个刚正不阿的现在大儒。他的大儒精神，就在于他以儒家的精神，对抗了共产党！为什么儒家会对抗共产党？因为，首先，共产党帝师合一论，毛亲爹娘论，使得天人合一论中的准上帝精神，归于覆灭，毛帝，成为取代孔师的上帝——这个极权主义特征，为中国千年专制文化所未见——而这个东西的关键，就是区隔专制和极权。许、李二人谈及专制时候，往往不见卓越，因为他们无视西方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文化及其载体性质——而往往很容易把某种专制、开明专制和极权主义（甚至李先生之后极权）混淆。许师说过，所谓启蒙运动来自英国；他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就是操弄专制主义国家的拿破仑，俾斯麦甚至梅特涅——在法国复辟时代出现的，“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一类说法（见夏多布里昂语），创造了专制主义中最初一轮自由主义——甚至，这个自由主义，来得更早，早到12世纪的英国市民社会和十六世纪的法国第三等级——人们看到过，伊拉丝莫的对于皇帝的基督教教育说，也是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璧。这个历史，在夏多布里昂，基佐，勒南等人的书中，都有说法。说启蒙只是民主的产物，不对！专制主义产生过辉煌文化，东、西方皆如此——而极权主义，就是消灭文化，只剩下毛语录。在蒋介石专制主义里，不是也存在民主（的多少之问题）吗！他的大学，报纸，宗教，他的人物，文化，社会，皆是。这个内容，应该是许、李二师的亲历，不可不察，不可不认也！当然，专制就是专制，他缺少民主内涵，自不待言。

故此，我们看过信札以后，对于李师的半个儒家，是不得要领的；对于许师的完全否儒，也并不全然赞同。那么，怎么办？其实，还是一句话，只有民主化，可以化解这个上帝和凯撒各归各属的问题。至于人们如何筛选和选择自身的宗教，那个政教脱离的政府，自有做法——这个做法，就是现在西方民主政府的做法——现在，那种漏勺主义，不足为训，他们根本不配谈论任何宗教和准宗教。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耶稣和佛陀加入共产党！你说，这个东西，是东西吗？！至于专制主义是不是有文化，是不是在推翻之，改变为极权或者改变为民主以后，要另起炉灶？是的。问题是，改变专制，朝向极权，就是文化连锅端主义，看看毛和三个代表！改变专制，朝向民主，就是政教分离，文化回归，各得其所也！这个问题，难道不是非常清楚吗？重说一边！不是儒家不可以批判继承，而是共产党无法继承儒家，因为他要对儒家，取其糟粕，撇其精华——政治多元化以后的社会，当然会把所谓现代化和儒学结合，施行德理达式的解构：解构，不是破旧立新和彻底颠覆，而是结构和解构的双向发展。这个道理，比较深刻，不是这里可以展开的。所以，一般而言，五四打倒孔子，不对！现在，说孔子为丧家之犬，不对！那么，由共产党这个怪物来左右孔子，掏空老圣人的一切圣义，就对吗？那当然更加荒唐！

李师说，中国是没有宗教而有意识形态的国家。这个意识形态，是什么？就是封建，或者破封建以后，皇家政治不可以在宗教和思想上取代孔孟，这个意识形态。这个做法，这个系统，和中共做法迥异：恰恰是中共，要使得全国人民统一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这样，历代皇朝尊奉的那个准上帝意识形态，就跌入谷底，不得翻身了。所谓封建文化的隙地就片瓦不存了。我们说过多次，屈原和李白，曹雪芹和王国维，都不是民主产物，却是地地道道的文化，而且是伟大文化——这是中共五十多年和中国五千多年之迥然不同。这个不同，在未来主义政治中，也许可以解构和结构：那就是，把儒学放入一种学术和宗教格式中，使其不得干预民主和自由。这个做法可行否？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有人说，未来中国是基督教世界了——那又何妨？政教分离，即是。

 

五，精英主义在东、西方的不同性质

许、李二师对于精英主义颇有微词，大致的讨论，包含如何看待顾准及其同僚的观点。这些观点，基本上指向对精英的批判。此前，在考量毛文革究竟是（直接）民主，还是专制时，许师澄清了坊间混乱的看法。而李师认为，新威权主义含有某种精英主义味道，是误导国人的一种做法。他们特别指出：《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时候，鱼龙混杂，斑驳陆离，使得八十年代的所谓“启蒙”变成“蒙蔽”——这个现象和三十年代的“新蒙蔽”遥相呼应，真伪并包，亟须分析辨正，还来真相。这个启发，今天看来，还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警醒。这个提示来自许、李二师。

李师说，“你对精英政治反感，我在新华社的时候，有权决定译名，当时外电常提及苏联的elite，我就叫他们译作权贵。与你所称所见相同。不过关于精英分子和精英政治，则还当别论。其实古今中外无论任何政体，都可以算是精英统治，因为掌权的总是少数人，也只能是少数人。（二十年前中国的elite是指‘政治上的强人’，现在靠什么人，我一下定义不了，……任何国家（中国也在内）要进步，必须有你所说的一批‘独立知识分子’。你对这批知识分子的形容是十分精彩的，我读了好几遍。……但是以有十二亿人口的中国而言，最难的就是怎么才能做到使这批人能真正成为思想领导者。我觉得让自由主义成为思想领导者，简直有些不可能。”

那么，李师欣赏许师的那些看法呢？

许师说，“由于我认为民主精神对自身的要求，是以平常心做平常人，对于那些自命‘精英’的人，我是不敢恭维的。‘精英’（elite）（许在此用的师法文——自立注）这个词来源于‘权贵’和‘贵族’，也就是亚理士多德所说的‘寡头’政治。1988年国内有人在《政治学研究。和《走向未来》上叫嚷西方民主理论的‘破产’（请注意，现在人们一股脑吹捧这个《未来》是失之偏颇的——自立注），鼓吹‘精英政治’，与随后的‘新权威主义’互为呼应。从此，我对精英十分反感，他们是把中国引向专制主义。我深信，中国要实行民主，不能指望这些精英，而只能指望有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即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我们的看法，秉承这些起点。

只是要说明，其实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个事务的两张皮：如，法国人古.勒邦(Gustave Le Bon),的哲学，就把精英主义定位为极权主义的前提——他的书，成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圭皋。而人民，人民革命，“人民文革”，则成为东方纳粹的言行准则。列宁和毛的观点殊途同归。列宁侧重的精英灌输和毛侧重的人民正确论，成为一币两面，不可分割。列宁说过，他们这号人的政治身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出自列宁本人；接下来，列宁说，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由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其进行灌输；工人阶级自身，只能产生“无政府工团主义”。这是列宁主义非常著名的观点，只可惜记住这个论点的人不多。是的，列宁主义秉承了勒邦的精英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成为勾勒共产党极权和极左政权的一支画笔。这个列宁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们夺取政权以后，就炮制出“领袖，政党，人民”的统治原则；这个原则号称以民主集中制为党内生活原则，更上升为国家统治原则。于是，民主逐渐被集中蚕食，人民和政党，逐渐被领袖吞没。所有的政治程序，正好反其道于民主程序。这个东西，已经不是理论，而是历史。到了斯大林，这个特征，变得无以复加，不可理喻。于是，我们看见，列宁主义和西方精英论，有的一比！

在毛这里，角度不同，但是，他们殊途同归。因为毛的民主集中制，最后，也是从“人民，政党，领袖”原则，变成领袖唯一，唯此唯大，压倒一切，简直超过任何下设臣属的天皇老子了！但是，毛的言说角度，不是精英论，而是人民论。他从来不会像列宁同志那样，说他自己是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和雄文四卷，完全相背——毛说，他是“人民万岁”者；他常常跑到群众集会上，这样吼叫。他蔑视一切知识分子；如果有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话。可是，人们只要看得仔细，就会发现，列宁主义灌输法对于毛，也一样适用。他的灌输法，就由林彪发明的“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人人自危，三省吾身、吾思于毛！甚至女同志的热爱毛主席，竟然也知道究竟是思维上的热爱，还是肉体上的热爱……毛，三宫六院，也许，也是七十二偏妃——这个东西，皇朝代代有，毛也不新鲜；新鲜的是，毛还要告诉你，他的话是一句顶万句，他的人，是一个顶万人。这下子糟糕了，列宁主义的灌输，成了毛对于六亿人民的大奸污！这完全不是什么精英不精英的问题，完全是“日日新，苟日新”的那种内涵之外的内涵了。这个事情的结局就是，毛的民粹主义，成为他的精英主义（也就是败类主义）之换一种说法。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类似G..勒邦等人所言，东、西方都是在搞这个精英主义，于是美国总统和老列、老毛无区别。他的这个话，就说得不对了。一如有人说，台湾现在也是在搞文革，到处示威游行，乱糟糟。但是，台湾究竟是不是搞文革，民主国家，是不是搞文革，现在，法国人纪念68年学潮，法国人68年，是不是搞文革——我们回答：不是！

为什么？就是上述所言，民主精英们和极权主义领袖的言说和操弄（权术），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表面类同，实质大异。这里原因甚多。一个主导性原则是，民主领袖不可以帝师合一，垄断天下——剥夺一切资源：函天地，生态，人命，上帝，资本，国土，政党，团体，报纸，宪法，机构，人员……几乎一切一切；他们在反对反对党存在的前提下，甚至可以滥杀同党，滥杀无辜，如，杀掉刘少奇等。试问，乱糟糟的民主社会，谁可以这样大一统，大统一呢？

二是，精英之所以在西方国家，也可以垄断话语权和某种思想学术资源，甚至可以垄断政治和经济资源之主导部分。但是，他们必须起码表面上完成民主程序。没有任何民主领袖和民主学人，可以“打倒吴晗邓拓廖末莎”，把高尔基关进金笼子。（乔姆斯基如果被关到五七干校里去了，他的美国批判论就会变质，这是勿庸置疑的；更不要说，如果红卫兵把他一通痛揍。）

这是事情的基本区别。我们说，你在台湾可以痛骂阿扁——这就是民主——你在文革期间骂骂老毛试试，你会死一百次！

许、李二师尤为关注的，正好是他们通过其文章，沙龙和聚会如何可以影响或者启蒙于国人。李师关注建设公民意识，是人人皆知的伟大努力；李师说，他无野心影响国人，影响“一小撮”，足矣！

这件事情，笔者一直以来，惶然不得所解。因为，人们看到，不管是李师、还是许师，他们具备四十年代入党者、“两头真”风格的强烈意识。他们总是想影响一小撮，或者一大堆——这个考虑，也许很对。但是，当我看见现在七老八十之耄耋，很多是“两头真”追求者，他们又成为了一代所谓小青年自由主义(号称自由主义)者的受影响者——就像一二九时代的小青年，成为了毛主义或者艾思奇等人的受影响者。

这其中，难道没有可以值得反思的轨迹吗？

这个轨迹的指向其实非常明确。我们所谓“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的批判，就是号召国人尽可能挽回民国的价值建设，使得蒋介石甚至经国先生的民主过程重现于大陆——其他任何借镜都是只嫌其远，隔靴搔痒。法国，英国甚至美国价值论的言说和践行，固然辉煌富庶，但是，毕竟东方，西方有异——二蒋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不可多得的借镜。我们引用李师的看法做出总结；这些看法，是他其实超越“两头真”，不同于党内改革派和谢韬主义的所在。“今天的大陆作为全社会来说的民主，比不上戊戌，比不上辛亥，比不上五四，比不上八.一三，也比不上1948－49（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比1976－77低，那时候，老人还没有死光（这一点笔者不能苟同——自立注）。全民对民主化的常识可以说是清末以来最低落的时期，几乎没有精英人物。这种人物我自己知道或认识的不过二十个。我极力幻想，以为全国也许有一二百个，这样的现实要希望中国很快地实现民主化，至少我无此信心。你告诉我，海外人士连启蒙的必要都不承认，又使我谅了半截。”——李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