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虽然，许，李二前辈，已经起头，出发点，已经很高，但是，说他们完结了研讨，笔者不是如此看法。所以，此文以学习笔记的方式，将信札里尤为重要的几个课题携出，望读者续之，接之，继续讨论，以完成一种更加深刻和所谓正确的结论——也许，这个愿望太高，太奢，但是，不进则退，不继续，就会停止，甚至谬种再传，贻误后人。

许良英先生和李慎之先生从1998年到2003年，共存43通信件往还。不久前有幸得读此信通结集《许良英与李慎之通信集/1998——2003》。此结集出版形式，当然在民间，无刊号。出版日期是，2004年2月。慎之先生走了近五年。萨斯期间的种种人鬼形迹，尚历历在目。慎之先生走，是不是因为罹患萨斯，李三达（李的公子）说，是在协和隔离了的……；尚有种种不为人知的情形，三达也不知其详，只好留做悬念。我见过一篇评析此信扎的文字，为傅国涌先生做。文章出版时间很早，是在04年吧！但是侧重点放在李先生身上，没有了许、李之间尤为重要的意见对立和善意争执——而这正好是此信札的重点——所以，几年以后，我再来学习之，分析之，不无必要。所以说是许先生的政治素描，是因为此析，从他们关注的人物入手，延伸及政治哲学观点的讨论。这个讨论，可以说，涵盖中国关乎此道者的一切课题，因为他们言及的几乎所有课题，都是中国人，中国政治学中人士，不可或缺的思考范围和思考范式。而且，几乎所有这些课题的讨论，尚未给出最好的答案。虽然，许，李二前辈，已经起头，出发点，已经很高，但是，说他们完结了研讨，笔者不是如此看法。所以，此文以学习笔记的方式，将信札里尤为重要的几个课题携出，望读者续之，接之，继续讨论，以完成一种更加深刻和所谓正确的结论——也许，这个愿望太高，太奢，但是，不进则退，不继续，就会停止，甚至谬种再传，贻误后人。当然，我们给出的分析，完全建设在许，李二先生的基调和基础上，如果有人开了另外的轨迹，也许更好！

许，李二师给出一些什么题目？

首先就是民主课题的讨论——这个课题的讨论，关乎到对于顾准先生的讨论——通过对顾准的讨论，回到对于民主在中国这个课题的，也许是最后的答案；也许，不是最后的答案。于是，我们所说的，对于中国政治路线图的构造，首先出现的，是许先生笔下，对于中国政治人物的速写。这个速写的出现，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政治路线图。

一，顾准的民主说完全错误

这个结论是许先生给出，而为李先生所不同意的。因为李先生给了顾准一个至高无上的民主先驱者的地位，而许先生，完全不同意。于是，二前辈就此展开信通和讨论。这种讨论温文尔雅，大有民主讨论之风范和中国历史上良性讨论之格调：一如，王（安石），司（马光）之间于古代，一如，民国几次专制，民主课题之辩论。辩论建立的前提，都是首先尊重对方，给出理据，然后，加以驳文。

这样的讨论在当今的网络上，往往转为漫骂——在当今的报章杂志上，了无痕迹。这样的辩论风格和辩论人性，我们觉得，也是今后中国人进行各种辩论的楷模，值得注意，值得学习。

那么，回到主题，顾准的民主说，说了什么？何以许不同意，李同意呢？

 

李师说，顾准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都伟大。许认为，“这个论断过于仓促，不符合历史事实。”

许先生批判顾准的“民主目的”说。他说，顾准的民主“终极目的”说，是不对的；这附和了毛的谬论。许说，林肯就说民主是目的。“也可以说，民主的目的就是自由”，民主政府要保证自由权利。许先生说，凡是认为革命家本身都是民主主主义者的说法不对；认为他们的终极目的必然要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这个前提和论断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合逻辑”。许先生说，历史上很多革命家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如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列宁，斯大林等。

二是，“如果把自由民主做为‘终极目的’，就不会存在‘专政’问题。”

三，许师把高建国的《顾准全传》中顾准受熊比特影响说成正面民主价值观，其实，熊是精英主义。精英主义恰好反对民主。

四，许师建议顾准应该读洛克的《政府论》，改变看法，区隔精英主义和民主主义。

五，许不同意说顾准是民主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旗帜,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说，顾准的民主观没有论及民主和自由，人权之关系，他也没有读过亚理士多德，斯宾诺莎和洛克。“他的混乱思想对王元化、刘军宁产生很大影响”。许师说，刘附和顾，他意外！

六，许师反对用所谓“宪政”(不知道是时下所言的护法运动中不触及中共宪法的那种宪政，还是普世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取代民主。（许师说，他说服了刘军宁停止用宪政取代民主。）

七，许师认为阿克顿和邱吉尔都崇尚“贵族政治”，不足为训。

八，顾准基本上是完全依据马克思，思路没超出这个框架。

九，重复说，顾准没有读亚理士多德的《政治学》。“他写过的《希腊城邦制度》，对雅典的城邦制度持否定态度，认为是‘贵族政治’，并说亚理士多德激烈反对民主制。我们两人都通读了亚理士多德的《政治学》，所得到的印象恰恰相反。”

十，刘军宁附和毛贼论，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认为一党专政和文革是“直接民主”，这个解释是“混乱”的。

十一，关于陈独秀的民主观，许师认为，不是他不懂得民主，也不是要用无产阶级民主取代资之；而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之。于是，就像我们在回顾五四运动的文章里说，陈的问题是他要用共产党来取代民主。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最后，许说，民主观点重点要放在“从希腊开始的西方民主发展史。他提到胡绩伟编纂的《民主论》。

针对关于李师提出之民主的程序和民主的实质问题，许回答：雅典和近代民主制度，既是形式也是实质，何以如此说？是许师对于台湾记者南方朔的驳斥。南方朔问许，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民主？许答：民主就是民主，不存在不同种类的民主。然后，南方朔发表文章说，许不懂民主。许师说，此人说台湾的民主是他领导——给许师极差印象，“我一生未见过”！

李师回复许关于民主大论，说到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CY）和实质民主，同意：应该归结到，民主就是民主。

 

二，泛科学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关系

此前，在论述白璧德先生的文章里，我们曾就他关于泛科学主义，科学霸权主义和科学工具主义与极权主义整体论，全能论和真理论的关系，做过一种浅尝辄止的工作。但是，要点已经给出，倾向已经明确。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对卢梭的民主和极权观念（他的“普遍意志”）做出清理，就无法区隔民粹与民主；如果人们不对培根的科学霸权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做出限制，就无法认同人文主义和人道，人权和自由。

刚刚说过，希腊民主和整个西方政体竞争之轮替，从民主到僭主，从僭主到贵族，从贵族到独裁，其间的追求之终极目的，恰如法国复辟时代作家基佐所言：这一切，是为了自由！我们在此之前，也引述此言，以澄清希腊或者希腊后政治追求的真谛。现在，在许、李之间，关乎于此的讨论，也让我们倍感亲切！而其症结，又恰好是，要在民主变民粹的转弯中，在坚持所谓科学发展观和原先培根的科学霸权主义之间，既找民主，又求自由——这就不能不把陈独秀祭上的德、赛二生，做一个理性分解。是的，极为可惜，德先生，在以后半个世纪里，变成了民粹先生；赛先生，则完全成为极权主义工具论的船坚炮利；民主成为民贼，德摩克拉西，成为德摩克拉贼；舍此无他！

现在，我们来看看许、李二人在此方面的讨论。

这里有一个解套。王元化发明取代五四之“新启蒙”;实为“新蒙蔽”运动——就是从一二九时代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运动，到所谓“与五四无关的，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他们竭力吹捧的未来主义，实在是对于邓时代的肉麻吹捧——并且期待用此取代老启蒙：五四。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发现许、李二先生是首肯五四的，批判新启蒙的。这一点，我们竭力赞同；我们保留的意见是，许师对于五四评介太高，也有过度吹捧之嫌！

我们看看许、李二师的看法。这个看法原自李慎之的“中国历史上既无科学，也无民主”说——接下来，是他们对于科学和培根主义的讨论。培根主义的讨论，牵涉层面很多。其中关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切换，早已成为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中人的共识——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讲的就是这样——而极权主义的根子，既来自真理的绝对性认识论，也来自民主变民粹的革命论，而革命论的先导，就是真理认识说：他们的说法认为，人民总是正确的，他们代表真理；然后，他们躲在人民后面，向人民开枪。

关乎于此，李先生提出他的所谓“价值中立论”；而许先生提出他的科学真理说。他们的阐述分别是——

“……哈维尔……原来是个反理性、反科学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不仅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现代化。”——许。

“有一点我是同意哈维尔的，可能与你会有分歧，即我自以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恰恰彻底的理性主义不能否定神秘主义，不知你以为如何？”——李。

“理性并不排除直觉、惊奇、幻想和神秘。但是神秘不等于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是一种反理性，反科学的迷信。”——许。

许又说，怀疑主义和科学探索无法相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相对主义。“断言人权，民主概念是相对的（某魁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言论），就是根据相对主义论——而“相对论的本质恰恰是绝对论，相对论的基本公设‘相对性原理’原意是：自然规律不以观察者的运动状态而转移。他还说，每个科学家都有对实在本质的信念。

许对哈维尔的观点“世界是客观可知的，这样获得的知识可以绝对地普遍化”，以及他“反政治的政治”提出否定；说这个反政治的政治是“庸人自扰”。

“承你告知之神秘性和神秘主义的区别，这是我过去一直没有搞清楚的”。——李。

这些讨论很有意义。但是，这些讨论好像缺乏西方哲学史上，那些已经司空见惯的观点。这些观点包含：

一，对于科学和宗教的各归各说论；也就是说，正像许师引述的爱因斯坦之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比较，其实就是科学和宗教之比较。这个比较，既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性。可比性是，如爱因斯坦说的，可知性，也就是科学发现，只占据上帝世界之一小部分，不可知，则占据几乎大部分，绝大部分——这也就是宗教存在的根据。

二是，不可比性。本来，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宗教本身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合一性——从苏鲁支教到印度喻伽，从老庄到摩尼教，从基督教到伊斯兰教……都是在以几乎所有方式，制造一种知识本体和本体知识——包括对于这种常常被诠释为梦醒和祈祷的仪式化处理方式——这些方式和认识（理性和非理性的，又结合为一），导致一个总体上的宗教迷梦。也就是说，任何神秘或者神秘主义，信仰或者迷信，至少在历史上，是无法区隔的；三千年前，或者三千年后，何知你现在的科学和理性，是信仰，还是迷信呢？

二，起码现在，科学层面的“实在”，在科学哲学和实证哲学中已经经过倍受置疑的阶段。从罗素到维特根斯坦的非实在说，已经成为设置后现代哲学的前提——这个条件论的要素，也许，正好和马赫的或者贝克莱的感觉复合说歧路相逢，齐头并进。这个话题太大，打住。

三，哲学层面的可知论和绝对论，正好在维也纳学派中被否定。他们否定的层次很多。其中一个层次，带来了卡尔.波普关于“证伪”学说的库恩式、或者卡尔纳普式反诘。这个反诘的要害，一般而言，就是说，逻辑判断本身，并不指涉实在。人们不是否定老范式，而是抛弃之，改为崇尚一种新范式。也就是说，爱因斯坦真理，只是未来人们看作老范式的真理。（关于施太格缪勒印证的，宇宙和太阳系本身，乃是一种逻辑指涉的说法，因为过于悬殊而不细论）。所有维特根斯坦式定义，只是想说明，任何一种关乎实在的真理和描述（这是许师尤为强调的！），都呈现“物与词之间的原罪”（蒯因语），八别塔不能真正诠释物和实在的同一性——“玫瑰是什么？”无解（见德理达）；其能指所指，远非真理陈述。真理说的相对意义，不是否定爱因斯坦的老范式真理（从未来看），而是指出，仅仅是指出，他，终究会成为一个老范式——像牛顿，或者哥白尼的老范式一模一样。

四，基于这个说法，李师印证的哈维尔关于客观知识，客观真理不复存在说，乃是一种不是真理的真理。这个说法，直接指涉极权主义真理说。因为，极权主义真理说，1，他给出了排他的“真理”，成为党同伐异的“真理”，迫害异端的“真理”，甚至是革命和杀戮的“真理”。这样，这个真理就自然被排除了，在宗教和科学层面都被排除。

2，极权主义认识论及其共产主义，或者其他主义（大东亚共荣圈，日尔曼种族优越论等等）本体论，造就的，就是一种新丛林法则，是猪猡主义和猪权主义认识论。这个，就不赘言了。因为他们要创造毁灭人类文码的“动物庄园”——它和网络过滤何其相似乃尔！

3，他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本身就是一、两个人的神话和荒诞主义表演。也就是说，以希特勒或者毛一个人的文字符码，一度代替整个人类文字——就是八别塔修建的失败的失败——这个纳粹工程，在毛主义真理中发展到无以复加，且影响迄今。

所以，许，李二人的讨论，没有把宗教本体论和宗教认识论横向比较科学本体论及其限制。因此，他们无法说明人类如何一方面发现科学真理，另一方面，发现一切发现的不可能性：科学无法取代宗教对于知识的摒除和摒除后的亚当夏娃式忏悔和服膺——关于上帝的论证和不可论证，从圣.安瑟伦到罗素，都如履薄冰，颤颤巍巍，迄今无解。当实证主义哲学家放弃上帝主题后，他们一方面如释重负，另一方面感到惶然（见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关于上帝的谈话）。故此，简单言说科学真理，规避宗教指涉的茫然世界，往往是看见树木，不见森林。

许、李二师也讨论了培根的归纳真理说。这个说法，我们多次引证过罗素的说法，鸡只被扼千百次，也不知道得出自身要被扼死的命运。国人现在的文革好，是人民起义；毛好，是平均主义宗师；党好，是改革的恩赐者，诸如此类，都是归纳失败之证据。中国人何以这样既不能演绎，又不能归纳呢！

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自由与其说是给出真理，不如说，是给出讨论真理无限趋近（卡尔.波普的看法）的平台。言论自由或者程序民主，就是辩论的永恒性不可以剥夺。等等。而民主，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

还有一点补充。就是关于许、李二人涉及的，政治是不是肮脏的问题。我们说，政治的亚理士多德定义，不如阿伦特的定义来得清晰。阿伦特的政治概念的解释，正好是民主政治的写照（见其关于极权主义政治说）。现在关于“政治肮脏”的说法，并不见得有多少严肃性。我们比较侧重许先生关乎于此的说法。

 

三，政治全球化的国际困境

李先生在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五百年纪念时期撰文，提出对于亚洲价值论的批判。可谓一声炮响，给国人送来了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的二次到来，当然继承了胡适之先生再早的自由主义诉求。美国人把慎之先生称为自由主义“教主”——“archbishop”——那还是在九十年代初叶（见美国《时代》杂志）。

问题的给出，带来很大建设性意义。因为亚洲价值论的迷雾，当时正好铺天盖地，以附和邓主义的镇压和剥夺，且美其名为：威权主义。其间，正如信札所言，有许师提到的吴嫁祥、金冠涛、肖公勤等人，这样倡导威权主义（许言，后来，肖先生取消了他的威权主义说法；……汪晖、崔之元等，当然更加“面目可憎”，他们竭力支撑“新左”，诋毁右军。）.

李先生说，“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化价值，才有前途”。许师回复，他好像写过一文，就此问题发言，惜未得见。

我们在讨论改革三十年时，写过关于全球民主化遭遇资本全球化阻挠，而产生困境的文字。一种说法是，“民主国际”正在形成，号令中国实行政治改革，以适应政治全球化过程；但是改革由谁主导，他们多半期望中共。这就产生了悖论——我们的说法是，这个“民主国际”，与其说已经形成，不如说还在襁褓之中。他的作用，并未见得可以盖过西方国家之战略考量和利益考量。近期，西方国家对于德国总理拉开和北京的距离，评价过高。现在，德国人正在转弯，转回到利益外交的外交格局之中。这个现实，并非一种偶然。预计这个世界“中国化”的过程，会为李慎之的“亚洲价值论”，横增一笔：“中国价值论”。也就是说，世界市场全球化过程，并未将民主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结合于亚洲价值观和中国价值观——这是一场真正的博弈。这场博弈，鹿死谁手，从历史，现实两个层面看，都不甚乐观。

在历史层面，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之威尔逊主义，和美国的国家利益观之老罗斯福主义，正好分别作用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美国人在定位中国定义的时候，还无准确的说法。这个朦胧诗的政治判断，既给美国人很多经济空间，也给中共，很多政治空间（当然也包扩经济文化和外交空间）。历史上，“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个说法，屡屡成为美国人抛弃民主势力的说辞——在四十年代末，对于中国国民党人的抛弃；五十年代，对于匈牙利纳吉的抛弃；七十年代，对于毛危机的拯救（他面临林彪事件危机），以至于和中共建交；六十年代，戴高乐和中共建交；六四以后，美国政府对于邓政府的支持。诸如此类，都说明，美国人并未要实行李先生耿耿于怀的和平演变，而只是看重中国无规则“官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美国人确也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个势头，会发展到所有这些支持中国价值者，出现在北京奥运会贵宾席上。这是李师更觉失望的所在吧！

我们原意再次引述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增展依靠外部市场的非民主价值说的言论，以补充上述二师长未见展开的话题。

这些卢森堡言说是——阿伦特在介绍《资本的积累》一书时写到——

“既然资本主义‘在经济矛盾的压力下’，从未表现出任何崩溃的迹象，罗莎（即罗莎.卢森堡）就开始寻找一种外部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规律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试图征服者些国家并将他们 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是当着已过成蔓延到整个国土时，她就不得不面对大地上那些和他不同的部分，亦即前资本主义的地区，并把它们拉如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来。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它从来所是的那样，烤吞噬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为生。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像原罪那样只发生过一次 的事件，或者只是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唯一的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过程，按照他的内在规律或‘铁的必然性’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保持这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产生它自身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食外部要 素为生。”（均见阿论特《黑暗中的人们》）

这也就是人们说的，列宁主义的中国市场经济，不单是构造中国官场经济唯一的要素，国际资本和西方政府的袒护和输入，也是中国官场经济发展势头不减的更主要要素。这一点，未见李、许二人给予明示。我们常常听到国内外左派的说法。为何你们，如，香港民主派，不追究英国时代之香港不民主，而偏偏要在香港回归后大谈民主！这就是阿伦特说的，民主宗主国的历史缺憾——他们不在殖民地实行民主——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关于民族独立和民族民主问题的由来和发展。这个缺憾，被中国现在庞大的所谓市场所化解，所遮蔽——来吧！这里已经重新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

是的，中国改革的外因、内因都还是老样子——甚至和清末，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期的所谓世界市场格局，并无本质改变。只是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改变为经济力量，如此而已——而西方国家对于老佛爷的支持，已改变成为对于老邓及后的支持——他们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镇压和剥夺，叫嚷出一种逻辑。我们称之为本末倒置的逻辑：你是一个什么政权，并不重要，但是，你们要施行人权政治——也就是，你们是不是一个极权国家，并不重要，但是，你们要在我们认可这个国家的前提下，改善人权——这个逻辑成立吗？

这也就是李慎之先生所言之“救党之道”于其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共主导消灭中共之政改，有可能？会实现吗？这和李先生另外讲到的：这不合他们的立党之本，彻底相背。

许师言：“那个被海外媒体吹捧为开明派潘岳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据说起草人是张显杨），文末已经清楚表明：‘防止自由化思潮泛滥’，‘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决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决不能搞新闻自由’，‘不能搞军队国家化’，‘决不能搞全民公决和全民普选’，‘中国政治现代化，不是政治民主化’。……真是狗嘴里长不出象牙！”许师说，你（指李慎之）接受法广采访，“对邓的评价也过高了”。……然而，许的贬邓褒胡，我们亦不苟同也！道理在于，胡，是不是有西方政治学的足够资源——他是不是出道于非党文化教育。这个争执在许、李二人对于蒋介石的态度上可见端倪。他们都是、也许不同意“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这样说法的。但是，历史难道不是这样书写的吗！

（未完待续）

一个反驳
——关于邓式官场经济而非市场经济的描写


刘自立


我关于改革文章写出后，褒贬不一。主要驳斥，来自陈奎德文（见《观察》）。他的文章认为，我的"统合"论有昧事实。主要论点如次——

"1992年的改革重启，虽然政治上禁忌森严，但在经济制度上，邓的"不问姓社姓资"，已经跨过了八十年代反复缠斗的共党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门槛。人或问，何以至此？深究之，它的"解放"机制，其实蕴涵在如下未曾明言的逻辑前提里：当局在大街公开杀人之后，一条最难的心理"禁忌"和防线都冲破了，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做的"禁区"呢？于是，姓社姓资、道德规范、法律条文，礼仪廉耻，.....无所谓了，它们通通丧失了约束力。借助胡赵八十年代奠立的经改框架，借助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一个空前的"淘金热"降临中国，一个权力与资本交易的机会君临中国，并最终把中国热烘进了世界贸易组织。后三十年的中国，与前三十年相较，除了政治禁忌仍存，其余已百无禁忌。"

这里做出回应。邓式改革和毛式统治，异同如何？我们开宗明义，早就说过。毛是打天下，邓要坐天下——毛是完成政治垄断，邓是完成经济垄断——他们都打出人民，革命，改革之民意/名义。如果没有任何民意基础，人民革命和"人民文革"，如何会势如破竹，不可阻挡呢？前此我们说过，和人民文革派的纠缠，就在于他们一帮人总是说，有一种造反叫"人民文革"——我们说，这个造反和人民革命一样，是极权主义变种，只不过是被毛和党利用而已；改革一件事，也是如此。安徽的承包，也被老邓拿过来举证，说明他代表民意。所有革命和改革，如果没有这个务虚和务实，何来"合法性"呢？取得合法性——这个事情，共党向来手到擒来——历史就是这样写的。我们说的所谓土改，当然也是按照私有制的做法，打土豪，分天地——这个东西当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私有制——也不是后来他们实行的公有制——是为了实行公有制而实行的私有制。这个东西难道不好解释吗？我们说过，他们的做法是民主自由结合革命实践和毛，邓实践。这个实践可以是私有制，也可以是公有制。其实，什么制也不是。就是新阶级所有制。

所以，邓的社会面貌，在表面上看来，是同意半私有制——支持安徽人的实践——但是，这个东西本来就一如毛式土改是为了取得农民支持；是一种新式忽悠论——于是，和人民公社之结果一样，现在，农民的土地，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也不是"集体所有制"——正如王维洛先生说，集体所有制，本是私有制，就像股票所有制度，是私有制一样。你加入了股票持有者的行列，你就是这个制度的享有者——中国农民，没有这样的持股式权利，他们只能种地，交粮（公粮）——就是什么制度也不享有，没有任何保障。于是，邓式改革三十年，安徽和全国农民，什么制度也没有，陷在一种丛林抢劫的无规则原野。但是，其中经济政治本质，却是官僚的土地享有权和党的控制权结合——这一点从来不变。所以，"还有什么不可做的'禁区'呢？"——这个禁区就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个禁区实在太明确了；明确到任何常识都无法解释的地步。做个比喻，就是龟兔赛跑之变形记：龟，再有毅力，也无法占尽先机和特权；那个占尽一切好处甚至生理上都比一般人年轻的营养餐饱食者（相对于那些面黄肌瘦的风雪不归人），假博弈者，假竞争者，总是他们在比赛中获胜——最后，是龟起来废黜这个游戏规则，才可以了事。龟们如何起来，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这个过程非常艰难，自不待言。

邓式禁区恰好在于所谓的市场变官场，你要取得公平公正，你几乎就是死定了。所有改革的最大好处，归于红色系列。这个泾渭分明的利益区隔，造成的两个中国，三个中国的人鬼世界 和天上地下世界不是一目了然，赫然摆在这里，向我们挑战吗？什么双轨制，什么"市场经济"，什么"物权法"——诸如此类，正好是说明，党，可以先富起来，徒子徒孙，可以先富起来；而你们，中国百姓，则要等待几代人走完这个初级阶段。有个童话叫什么？西西佛斯？这个活生生的描述，确实不和毛时代趋同，而是和毛时代不同：但是，这个同中之异，就是我们所言，毛的打天下，政治垄断，变成邓的坐天下，经济垄断。这个社会，确实在方方面面，表层上看，不同于毛时代，不同于蓝蚂蚁和大红旗——但是，这个邓时代，比起毛时代，有着更多国人的悲哀和无奈。毛的意识形态信仰完结了，邓时代，人们转变成为拜金者和犬儒主义者——毛的均贫富，完蛋了，他们成了亿万富豪——毛时代的封闭，结束了，在美国，一个"小政治局"生活在纸醉金迷当中。试问，这个现实，是不是"进步"于毛时代的那块香馍馍呢？这个香馍馍是不是邓式改革的所谓切割论效应呢？人们切到那一块馍馍呢？

是的，诚如上文所言，"借助胡赵八十年代奠立的经改框架，借助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一个空前的"淘金热"降临中国，一个权力与资本交易的机会君临中国，并最终把中国热烘进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事实，只能说出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可以一分为二。一个，是中国的列宁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就是官僚和国家统制经济——但是，正如我们所言，这个列宁主义如果失去哈默式西方国家的资本利益驱动和战略外交格局，其市场经济，如何可以"蓬勃发展"呢？这个看法，我们在引用卢森堡和阿伦特的观点时已做说明。中共的邓主义模式，不单是中共的奇特发明，也是世界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水银泻地的殖民地无民主模式的继续与发展。所以，也许连毛也会吃惊的"世界中国化"特色，却完全没有改变毛主义独裁极权的任何政治性质，请注意，这里包括邓式经济独裁和特权独裁——人们已经不胜其烦地论证中国中产阶级的官僚附庸地位——而这正是邓的经济特色。邓的改革比起毛的革命，谁更能维护和维持一党独大，一党富强，一党极权，这个道理既浅显，又深刻，还用说吗！

总而言之，我们看待问题，要从党的一贯逻辑，一贯做法，对其做出判断。正如我们前此说过，所有的"民主先声"之说法，做法，必然导致独裁——所有改革开放的合理性说法，就是再一个"民主先声"；他们从合法性开始的任何表演，最终结局就是：人们本想上天堂，最后下地狱——一党独揽改革，势必造就一个繁荣昌盛的伟光正。事实就是这样。任何由党权利而非公权利肯定的改革民意，这个主词只要在党，民意就只能被利用，始乱（他们要拨乱反正）终弃——而国人不被利用的自由和民主空间存在吗？至少现在不存在。要造成这个空间，惟有摆脱党文化延续的改革论。

 

 

附录——

三十年，什么"东""西"？

陈奎德
从1978到2008，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三十年了。回首既往，论家蜂起。这半个甲子的风风雨雨，在各种不同视角下，以多元形态呈现在世人眼前。

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问，中国改革三十年，什么"东""西"？

各家论述，众声喧哗，这里无法一一涉及。譬如，对于原教旨共产主义老左派的观点，因为它不成气候，已处边缘，兹不赘轮。

本文只想粗略考察三种有某种代表性的关于三十年的观点，焦点局限在毛、邓这两个三十年的异同。在政治光谱中，我把对改革的看法简化为的三个区段：1、左翼（毛邓）统合派观点；2、自由派的区隔论述（毛邓的六十年前后对半二分，改革三十年二分）；3、右翼统合派观点。

左翼统合派的观点以甘阳为甚。他认为："把前三十年（毛时代）和后三十年（改革时代）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
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那么，'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 对于
"一些比较大的争论，特别是涉及到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他一反众议，竭力讴歌毛对于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贡献"，认为毛为1978年之后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由此进而认为毛时代30年与后毛时代30年，这总共60年是连续的、一体化的，二者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他向往的未来，则是"儒家社会主义"。这大体可称为肯定式的毛邓统合派：六十年一贯制。

右翼统合派观点以刘自立为代表。他的基本观点是毛时代与邓时代无甚差别。他认为"49年，是人们说的革命或者建国"有功"。功在何处？就是恢复私有制，土地私有——这是伟光正之"第一功"；再就是实行《共同纲领》，确立新民主主义论，让资本家合法化，对知识分子来一个同进凌烟阁，大家分田，分钱，分官，真忙。….
（但）这个逻辑很快就破产了，章罗们，很快就成为右派；资本家们成了财产被剥夺者；农民们，被取消了土地私有，于是，我们从结局看待当初，会有一种'统一场'论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所有权贵改革的端倪，全部出现在所谓92年邓氏南巡以前，只是以后，变得变本加厉。这些端倪是什么呢？一是，改革不曾引进任何普世价值和自由理念。这个东西，比较49年共产党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后得多，只是做到承包制；在所谓市场经济机制中，从来没有引进党可以不领导经济，也无权领导之的任何理念。党的经济垄断，从来没有在理念上和实际上，哪怕是做些许摒除。"这大体可称为否定式的毛邓统合派：也是六十年一贯制。

在自由派，则基本上采取区隔毛邓时代的立场。虽然各位作者的具体论述不尽相同，但大体共识，仍有迹可寻。譬如秦晖认为："中国改革前（毛时代）经历的是一个负帕累托的过程，几乎所有人都吃亏，获利的人极少。改革在负帕累托的背景下进行，（改革）前期阶段就自然变成了所有人都得利的过程。""文革破坏了计划经济，使改革具备了一些条件，这个说法有道理，但认为当时把计划体制破坏掉了就是一个进步，我觉得这是错的。""文革时代破坏计划经济并不是要搞市场经济，它造成的结果是一种既没有市场也没有计划的糟糕状态。"
朱学勤认为："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但）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 。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岁月。第二阶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徐友渔则认为："改革开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下提前进入议事日程的，这场浩劫使原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到极致。….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告别了毛泽东时代，迎来了邓小平时代。"这些大体都可称为区隔毛时代和邓时代、区分两个三十年的论述；但他们也承认，在政治结构上，二者之间仍有相当强的连续性。

显然，对三十年改革的评估，无法绕开邓小平。对中共执政六十年的评估，绕不开对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个政治符号的比较与评估。

邓，作为一个毛式左倾路线的两次受害者，作为因毛氏红卫兵批斗致残者的父亲，他看到并切身体会到毛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从感情上否定毛应是顺理成章；然而，作为毛创建的的政权和利益集团的继位者，作为毛早期的党内追随者，从理智上他却不得不洗刷毛的大部罪行，而把它转嫁到毛夫人及其同伙身上。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操作者，他无疑已经清楚，中国问题的症结根本上正在于制度和意识形态，但对于自己前半生为之奋斗的、执政合法性源泉的马列毛主义，他又不能"砍旗"，只能"挂羊头，卖狗肉"，在原有意识形态旗帜下改变其内涵。即，仍然使用马列毛的话语系统，但是通过把强调重心的移位，通过颠覆原有的内容等方式，邓为自己的政治转向作了实用主义的辩护。邓的两难悲剧在于，他必须用反(马列毛)意识形态的经济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开声称反(马列毛)意识形态又必定摧毁共产党。因此，非毛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只能做，不能说。这就是他提出的"不争论"方针的奥秘。

毛泽东与邓小平，虽同为共产党，但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舞台上的两个象征符号，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向和治国风格。毛吟诗作赋，耽于梦想，不守常规，蔑视法制，置几亿生灵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于不顾，大起大落，折腾了中国近三十年。饿殍遍野，冤魂无数。邓低调求实，少说多做，乾纲独断，毅力非凡。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冒死犯难，签约单干。农民这种以死相拼的气势震撼了中南海。邓因应大势，顺水推舟，打开了在经济体制上非毛的闸门，放松了经济上对国民的强制，变革了毛氏的人民公社等经济制度，把中国向世界打开，放权让利，为经济起飞解除了束缚。然而，不可原谅的是，也正是邓，把坦克车开上大街，血腥屠杀了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成为他永远抹不掉的历史罪孽。

诚然，如刘自立看到的，毛邓不是没有共通之处，那就是竭力坚持中共的垄断权力。然而倘若说1978年的逻辑与1949年的逻辑是一致的，那也是昧于事实之论。

1949之后，在56、57、58年之合作化、公社化、剥夺资本家以及打击右派实施思想国有化，这些是对于中共在《历史的先声》中自由民主许诺的彻底践踏和逆转，已无可争议。刘自立文内虽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刘把建政初期的土改一言以蔽之为"恢复私有制"，则是明显误导；称78年后的改革开放"比较49年共产党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后得多，"亦是过甚其词。在49年土改那里，先是用暴力抢掠私人（地主富农）的土地与财产，名义上分发给其他私人（贫下中农），然后，合作化、公社化又统统拿回土地至一家（党-国）手中独占，土地被集中到了一个最大的地主——政府手中，真正彻底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乃枉顾任何历史正义。是故1949年之后（56、57、58、66年）毛的逻辑是明火执仗的抢夺与倒退，是与文明背道而驰的野蛮化，这难道还有什么异议？试问，如今农民的地契何在？

而回观1978年之后的改革以及1992改革重启，固然内蕴严重缺陷，但无法称为倒退，则是显然的。

大体上，1949 与1978，一个是自闭于国际社会，一个是渐近于外部世界，后者虽然摇摇摆摆，进三退二，但两者的逻辑及其方向仍是不同的。

1992年的改革重启，虽然政治上禁忌森严，但在经济制度上，邓的"不问姓社姓资"，已经跨过了八十年代反复缠斗的共党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门槛。人或问，何以至此？深究之，它的"解放"机制，其实蕴涵在如下未曾明言的逻辑前提里：当局在大街公开杀人之后，一条最难的心理"禁忌"和防线都冲破了，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做的"禁区"呢？于是，姓社姓资、道德规范、法律条文，礼仪廉耻，.....无所谓了，它们通通丧失了约束力。借助胡赵八十年代奠立的经改框架，借助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一个空前的"淘金热"降临中国，一个权力与资本交易的机会君临中国，并最终把中国热烘进了世界贸易组织。后三十年的中国，与前三十年相较，除了政治禁忌仍存，其余已百无禁忌。

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硬生生"整合"在一起，并高调捧毛，甘阳的抬杠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涉及的是基本事实问题。其实，连中共自己也承认，在毛时代后期，中国"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缘"。也许，甘阳要的就是这种混乱和崩溃。倘若用一比喻，他的文章的逻辑简单概括起来就是：要在同一片土地上建一座崭新的城市（新经济制度），是有老城市的建筑（计划经济）存在好呢，还是干脆就一片废墟更好？他选择的是毛氏废墟。也许，在废墟上建设的确方便，用毛的话来说，"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别忘了，旧城也是有人居住的。（前苏联计划经济）式的旧城旧屋固然令人处处受缚，非常难受，但总比居无屋，在废墟上挨冻受饿要强。甘阳大概已经忘记了在三年大饥馑中横卧于村的三千多万饿死的农民，也忘记了自己当时成年累月饥肠辘辘的感受了。十几、二十年前他可并未忘记这些人类史上罕见的灾难与罪孽，屡屡愤愤然向天指控。如今何以如此心平气和飘然物外了？也许他真有了重大的学术发现，发现什么反右运动，什么大饥荒，什么文革浩劫，什么六四屠城….，统统是子虚乌有，惑众妖言。倘若甘阳果真有此重大学术成果，何妨略示一二，以开化一众凡庸之辈？否则，何人愿意被"整合"进那他津津乐道的闭锁于世界的毛氏"一穷二白的三十年"呢？人，毕竟不是毛氏实验室的实验品。实际上，那个实验室，至今还存在一个封存的缩微版和活化石——北韩。如今，是人们投奔那毛氏实验室，还是被实验的人们纷纷冲出围城呢？要判断人流的方向，只需到中朝边境去看看就清楚了。

鉴于上述，虽然有些细节与用语或有可争论之处，但不必讳言，笔者的基本看法与前述秦、朱、徐等朋友是有相当大共识的。简括而言，固然毛、邓时代有其联系，但这两个三十年显而易见的重大区隔仍属基本常识，它是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和一般中国人共享的前提和常识。那不是任何标新立异可以抹杀的。

如今，又是三十年了。我们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这是今天中国再次面临的基本问题。正徘徊在这一历史的分叉点的我们，突然听到了几声轰然巨响：

《黑龙江省富锦市72 村4 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公告》、《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坚持宅基地所有权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地权宣言，在新旧年关之交，它们似历史的雷鸣，滚滚而来。

聆听这些雷鸣，我不能不回忆起三十年前在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张印有18个红手印的协议书——18户农民冒死签的约："……2、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3、如果队长因此犯法坐牢，他家的活由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养到18岁。"到会的18户户主赌咒发誓按下红手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分田单干"大包干"的起始，这张浸透多少人血泪的"协议书"，揭开了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序幕。

三十年前，农民冒死要求的是摆脱共产党强加给自己头上的"公社集体"，要求以农户为单位"承包"土地，自己种植庄稼。

三十年后，新一代农民正大光明地声称："我们农民从来认为，不管叫什么名词，土地还是我们农民的地……现在我们省庄村全体农民按照天理、按照历史和我们现在对土地的实地占用情况，向全国贴出公告。一、我们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世代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将来的世代子孙所有。""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
享用。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

这是气壮山河的宣言，这是震撼人心的公告。

三十年前，是十八户农民冒死秘密签约，要的是土地使用权；三十年后，是成千上万户农民堂堂正正公开宣言，要的是土地的所有权。三十年前那一纸密约，开启了后毛泽东的时代；三十年后这声声雷鸣，孕育的是怎样的新时代秘密呢？也许，几年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注：本文引文请参见下列文章：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来源: 光明网
刘自立： 改革的发生与幻灭——"对改革30年的看法"的看法 观察
秦晖： 中国改革：增进福利与责任政府之路 21世纪经济报道
朱学勤：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总结理论频道 南方网
徐友渔：中国改革开放30年 作者博客
《黑龙江省富锦市72 村4 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公告》
《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
《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坚持宅基地所有权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