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价值标准的混乱
               ——朝鲜核子问题谈

刘自立



朝鲜核试验后六方会谈虽然得以恢复，但是，这个为谈而谈，谈又不
成的会谈，最终将会无疾而终、或者有疾而终。无论终还是不终，其
实，都未涉及一个重要的逻辑判断。这个判断应该分成两个层次，这
两个层次又是密切联系，互为表里的。这两个层次是：核武器的超政
治层面和极权主义政权的非合法性。除此以外，还涉及其他层次，就
是，中国这个政权及其核武器政治的国际的定位问题。这些问题，当
然是一些难以理清，却又必须理清的问题。否则，就无法正确认识朝
核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核武器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
就是人类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利益和价值方面，需要采取超然的
政治态度。几次幸未爆发的、缘于政治问题和国家冲突而出现的核危
机，是因为大国之间采取了中立和"无原则立场"──核危机得以缓
解。几次危机将要爆发而又化解，根本因素，在于核武器的大规模杀
伤性。如，韩战期间，欧洲诸国，尤其是英国首相邱吉尔因害怕战争
会波及中国边境，进而造成苏俄的卷入，反对美国的战争升级，使得
美国人否定了麦克阿瑟的战略，终于停战于兹。

中苏纷争造成的俄罗斯企图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的打击，也
是因为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使得中美接近而作废。

尤其使人关注的古巴核危机，更是苏美超然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
上的，如履薄冰的和解。缓和一词的开始使用，苏美的和解迎来了美
国在冷战中不战而胜的可能。

于是，我们看到，在关注核武器危机的时刻，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
采纳了一种两个价值并行的政治战略。这个战略的最大失误是，苏联
和中国，得以在双重或者多重的核武器存在标准中取得机会，造成既
成事实，发展国家核战略，制造了先进的核武器，原子弹，氢弹等
等。

这个逻辑给人的政治判断前提首先是模糊的。唯有民主国家可以发展
核武器的说法，缘于中国本身就是核大国，而显得似是而非。这样一
来，民主等于允许核武（象印度等国），这个政治逻辑，就被首先否
定掉了。

二是，核不扩散条约只是次而谋之的一种策略。这个不扩散的扩散，
同样造成许多既成和未来事实。因为国际间，本来就不具备任何有效
的不扩散手段。此前国际间对中国供给巴基斯坦核技术吵吵嚷嚷，其
实，也不过是吵吵而已，事实部分和舆论部分一样只能不了了之。

中国模式给予朝鲜一个榜样的力量──只要你坚持发展核武器，就可
以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争执和钳制，达到应有的目标。这个估计是不
是成立呢？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中朝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一个反向思维就显得十分不同。如果我们在承认核武器的非意识形态
化的同时，却不承认某种极权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是不是起码在价值
层面上，可以使问题比较清楚一些呢？这个看法，其实也被美国等西
方国家加以改变了，中国的例子就是一个显证。美国和西方国家本来
不承认中国政权，他们只是承认台湾。但是，随着中国核武器的成功
试验，70年代的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核武器造成的非意
识形态化的主流判断，遂进入对于中国政权的支持和承认。这个承认
在逻辑上迄今让人莫名其妙，呈现一团逻辑学上所谓"晕圈"效应
（见胡塞尔）。西方国家造成的既成事实是：第一、他们承认了共党
政权；第二、他们承认了其核大国地位；三、他们看着非洲人把乔冠
华抬进联合国。现在的人们好象非常健忘，他们在指责和分析朝鲜核
子问题的时候，完全忘记了金正日正在如法炮制1964年中国模式，来
讹诈国际社会。而美国一退再退，只好在北京玩弄一个毫无疑义的噱
头。

那么，美国有没有出现解决朝核危机的新思路呢？根本没有。他们象
看着1960年代中国发展核武器一样，对之一筹莫展。那些西装笔挺的
外交官好象云集钓鱼台宾馆，只是为了换一换他们每日要换的衬衫，
此外就一事无成了。

我们现在正在看待这出毫无意义的做秀。除此之外，无奈之中，得出
的一个基本看法应该是，美国也许无法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但是，至
少他们应该具备一种政治思维和基本的价值判断。这个判断是：无论
朝鲜是不是核国家，这个政权的极权主义存在本身是非法的。美国没
有勇气承认中国非法，过去和现在的中国都是这个性质；但是，连认
定朝鲜政权的非法性的勇气也没有吗？很遗憾，他们正在这条路上后
退。

把两个关键的问题分开，是美国政客应该做出的基本明晰的判断：

一是，朝鲜这个邪恶国家、邪恶轴心之一，是不值得承认的，不值得
以任何方式承认。第二，他们的核武器，是建筑在这个政权之上的，
不是在承认这个政权，保证其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可以消除其核武
器，而是刚好相反，只有拿掉这个政权，才能谈判其核武器之拿掉。
（朝鲜人和阿拉伯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奴性而非不怕死，他们的现
状是，只要拿掉金正日，一切就迎刃而解，根本不会出现第二个巴格
达和伊拉克。）

第三，因为中国和俄国在保护这个朝鲜，美国又不想和俄中开战，那
么，朝鲜问题的游戏，就成为一种无规则游戏，而无规则游戏，是可
以为所欲为的游戏。无论你美国采取任何方式，都会陷入中国的规
则，或者俄国的规则。因为，你美国的规则是无法展开和坚持的。其
中原因是，美国无法象西部牛仔一样多面掏枪，同时出击。可是，如
果缘于美国的实力有限，只好如此，国际间人们也就只好感叹无奈；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朝鲜或者俄国，中国的价值观念是正确的，维护
此价值就是维护"真理"，也可以套用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判断。因
为，在逻辑实证论者看来，真理，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就是美国的实
用主义或者绥靖主义。此其一。

其二是，美国想和中、俄、朝鲜达成一个共同的真理，就显得更加滑
稽可笑了。（在我们重温波茨坦和雅尔塔会议文件的时候，罗斯福等
人和斯大林共同讨论真理的景象历历在目。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共同
真理呢？……）其实，中、西达成的任何真理，所谓的"真理"，都
是以东方价值观作为前提而取胜的。而这个真理的破产和毁灭，也不
是讨论真理和谬误的结果，而是冷战的结果。为什么冷战不好呢？笔
者以为，冷战是消除苏俄价值观和实际存在的唯一手段，而非赫鲁晓
夫和肯尼迪的握手言和，成就苏俄的灭亡，也非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战
略，使得苏俄走向解体。所谓里根的不战而胜，只是因为他的遏制和
竞争战略的取胜，而不是承认双重或者多种标准的取胜。美国究竟为
何同中国结束冷战，却要和朝鲜保持冷战呢？这个逻辑混乱会造成非
常麻烦的后果，因为，朝鲜也会说，我们也可按照美国承认中国模
式，要老美消除冷战思维。

所谓"消除冷战思维"的关键又是什么，其如何形成的呢？笔者一言
蔽之，是因为"6．4"造成的暴力效应和反效应，使得苏东的政局出
现了他们的"6．4"──一种"前颜色革命"。这个革命，是冷战的
反向继续而非消除。美国在其中究竟产生多大作用，值得观察和研
究。再就是，颜色革命，或者前颜色革命，就是需要在戈巴契夫和耶
尔幸的基础上，再行革命。这是因为，该革命，本来就是模糊状态
的，普京的伪民主统治，正在证明其改革和颜色的含混不清──你认
为解体后的俄国是民主的吗？非也。

你认为他毫无民主吗？也不是。

美国人究竟能不能享受到革命完成的成果？值得怀疑。所以，1989年
后出现的苏俄解体和当时美国的斯考特洛夫特的驱前北京朝拜，成为
美国双重价值的典型做法。在此意义上说，普京告诉人们，苏俄本来
怎样，现在，还是怎样。也许，许多人觉得笔者危言耸听，而美国人
也是如此告诉世人的。美国可以联系历史上中共和司徒雷登教训，
（《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毛氏为司氏打掩护的文章吗？见《文
汇读书周报》）美国本来可以放弃中共；却错误地放弃蒋介石政权；
1972年以后，毛氏在联合国取代了蒋氏，今后又要如何呢？人们自然
可以拭目以待的。究竟美国如何摆布同中国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后
果。换言之，历史没有结束，中共政权正在以其特有的戏谑嘲弄世
界。而对于美国批判的总评估，就是：人们要看清其实用主义价值和
自由价值的双重性、多重性标准。这个双重性和多重性，带来了当代
政治的思维混乱和逻辑谬误。

现在，大前提是所谓中美缓和。这个前提造成的结局是：美中价值的
模糊不清和多重标准。美国，其实是认可了这个标准的。那么，朝鲜
的逻辑，当然应该是，按照中国逻辑如法炮制，以期有朝一日，美国
也会象认可中国核实力和毛氏政权一样，认可朝核和金氏政权（他们
现在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诺维持金政权的可能性）。

这个如意算盘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呢？笔者以为，可能性巨大。

换言之，按照某些人的说法，这个朝核问题，本来就是中朝玩耍的一
种双簧。原因极为简单，因为中国，朝鲜，本来就是唇亡齿寒的关
系，加上许多味道相投的和谐本性，期待中国制裁朝鲜，等于与虎谋
皮。那么，美国的前景是不是就变得极其悲观了呢？也不是。美国的
结局是，美国一方面和中国结合成为一种利益共同体，一方面，容纳
朝鲜的核存在于一种日日指责的，却是遥遥无期的所谓制裁之中（和
无法制裁之中，因为中国不会制裁）。

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战是和平暴是仁（上）
         ——人民国软实力浅析



刘自立




"人民国"的软实力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是和中国的文明联系，还是和西方的文明联系——是国人文化之体现，还是东西方文化的媾和？是先进文化和古老文明的结合，还是现代集权和传统文化的割裂？诸如此类的议题，皆须揭橥和批判。
其实，既然是说人民国的文化，那么，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下"人民"。解释之先，有一个问题是有解的；即：他们制造人民国的全过程，正好是其曲解"人民"这个大词的过程。"人民"一词何以成为人民国唯此唯大，却彻底荒谬的误解呢？这方面的文本多多；还是看看约翰。穆勒的精辟解释吧！——
"所谓人民的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一部分"，有原加重点号）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自己能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利之需加防止不亚于任何他种。这样看来，要限制政府施用于个人的权利这一点，即在能使掌权者对于群体，也就是对于群体中最有力的党派正常负责的时候。"（『论自由』）
人民国既然是这样一种戕害和荼毒人民的国家和政权，其人民文化的缘起，就成为该文化的否定之先，也就是说，此人民国无人民文化，且和中国文化产生生死之对峙和严重扭曲。这个现象，开始于20世纪初叶。那时，王国维，陈寅恪一些人，已经感到文化灭绝和文明中止之惨祸即在眼前。王先生以身殉文化，其行成徵，其言成谶。他们的"文化神州丧一身"的绝大悲哀，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遭难的一个行为象征和思想绝警——但是，他们的想法是，看到了痞子运动，却看不到世界自由思潮的实际操作可能性，而停留在精神和思想之层面上——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成为反清复旧，或者复清复旧，回归正统或者道统，也就是克己复礼的另一种托词。乃至在对待清朝王朝本身的政治态度上，采取了只不过是柳如是式的抗争思维和人格龃龉，那种封建殉国和封建殉人（殉钱谦意）的做法，和当时自由主义思潮和民主主义大势下，实行中国的新生，几乎没有干系。
这种朝后看的全部文化情结，无法和当时的自由主义西潮结合，遂产生中国政治文化被苏维埃文化取代的机隙——欧美政治文化的模式虽然产生，但是，王国维和陈寅恪们，并未将中国文化和这种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文化有效接轨，移植或者己用，从而使得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徒存表面，不致就里；产生实践上的意义，遂为幻觉。这样一来，20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派别不幸分野为传统和西化两派。传统派，失去了鼓励国人采纳西化政治的可能性，而停留在对于慈禧和张勋等复辟势力的政治容忍和精神偏袒上（见陈寅恪诗）；西化派，则完全堕落为李大钊式的苏联间谍（见张茙的『毛』）；而胡适等人的实用主义派别，则处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到了晚些时候，胡适的西方式自由主义面目才变得清晰起来）。其间，中国政治文化和苏维埃暴力文化已经接轨，却唯独缺乏用西化之自由璧合中国的传统之自由民主的朴素因素（如孟子的儒学中的民主/民本因素等）。
这里，孙文的建设性意见，其实蛮有前途，但是却为西方列强的短视所葬送——他只能转而朝向苏联和列宁。这样，苏联间谍支应下的共产党文化应运而生。这个人民文化，开始摆脱一切王国维和一切自由主义之西方文化，开始以其粗制滥造和蛊惑人文的方式席卷中华。一场来自20世纪初叶的，由思维的失误，文化的断绝，带动的实际的浩劫，由此开始，且"方兴未艾"。一切人民国之文化表现形式，滥觞于兹，概莫能外。
虽然，人民国文化本身，当然也是与时俱进和随机应变的；因为，本来，列宁主义文化就是一种机会主义文化。其目的手段方面的诡谲和灵活，使得帕累托一类人的总结尚嫌阙如。这个手段说，成为其摧毁中国道德文化的先驱。王国维自认无法与之抵抗而死。全部抵抗，在整个20世纪上半段，也呈现极其苍白和复杂的局面。而且，胡适一班人的清醒认知，在巨大的负面选择面前只好败阵。于是，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即列宁主义文化，开始成为人民国所谓软实力的最初前提和鼻祖——这个文化并不存身于中华文化本身，却提携了儒家传统中对于个人和个性主义之戕灭的正统科层体制。
这个理论的暗合，成为约翰。穆勒评价中国文化衰落的一个标志。我们在其『论自由』一书里看到的，他对于中国问题的阐述之罕见的精辟。而且，穆勒开宗明义，说中国人和中国之文化和国力之衰落，盖因为其对于人性，个性的戕害和蔑视。他提出问题的角度是
，在尊重个性和社会性方面——在区别国家和个人之间，在尊重异端和大众之间，他的倾向极其明显；个人主义乃是立国立人之本——而立国，首先是立人，不是相反。这里的关键论述是，如果一个文明，一种文化，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在其统治内实行人性的划一处理和个性统一毁灭，使得大众和个人，个性和社会，绝对划一，那么，这个国家和文明之衰落是在所难免的。尊重少数杰出分子的社会异见和异化，是一个国家创新思维的必要前提，反而言之，一个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大众化的国家，多数统治导致的结局，往往就是大众化和寡头化的合并，创新在此集体沦丧中毫无位置。
他说——
"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个国族乃是一个富有才雄并且在某些方面也富有智慧的国家，因为他们遇有难得的好运，竞在早期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在某种范围内也就是即使是一些最开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须尊称为圣人和智者的人们所做出的事功。他们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有一套极其精良的工具用以尽可能把他们保有的最好智慧印于群体中的每一心灵，并且保证凡是最能称此智慧的人将得到有荣誉有权利的职位。毫无疑义，做到了这一个地步的人民已经发现了人类前进的奥秘，必已保持自己稳稳站在世界的前列。可是相反，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不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靠外国人。他们在我们英国慈善家们所努力以赴的那个方面，即使在一族人民成为大家都一样，叫大家都用同一个格言，同一规律来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面，已经达到出乎英国慈善家们的希望之外了；而结果却是这样近代公众意见的王朝实在等于中国那种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不过后者采取了有组织的形式而前者采取了无组织的形式罢了。除非个性能够成功地肯定自己，反对这个束缚，欧洲纵然有其高贵的过去的历史以及所宣奉的基督教，也将趋于变成另一个中国。"（同上）
这里最为重要的穆勒提示是——
在极权主义国家中，平庸的大众文化和精英类异端异见文化，是分道扬镳和完全相悖的两个种类——他以为，即便是当时19世纪的英国，也正在蒙受这种大众化和平庸化的威胁。
第二，他的分析表明，国家的兴起和衰落，完全取决于一国之中，有无个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有无异端出世和发言之机会，有无天才受到当时舆论之不解，却被保护的政治社会环境，等等。
三，如果一个社会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个主义，一种整体即集体主义主义操作方面，一时间达到某种效率和成绩，但是，这种以毁灭个性为代价的崛起，是以人性的衰落和毁灭为代价，而终要付出灭亡和衰落之代价的。
难道人们还不清楚苏维埃俄国和纳粹德国之崛起和灭亡的内在逻辑吗？这个逻辑就是，消灭个性就是消灭人性——这个把人机器化，螺丝钉化和奴隶化的生产和成长方式，只是能够满足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之一时之需，而不能满足他们的持久发展和万寿无疆，他们在毁灭阶级敌人和犹太民族以后的灾难性后果是不言自明的——历史，难道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所以，在人们奢谈崛起，奢谈国家政权之崛起而枉顾人之崛起这个元初之大主题的时候，他们的理论精神和叙述法则本身，就已经成为病入膏肓的非穆勒主义和毛主义文化垃圾。他们比起一二百年前的约翰。穆勒落后不知道多少倍，且不在一个思考的当量和等级上面。这种经过当文化负面处理的历史演绎，没有任何穆勒意义上的价值，也就是自由言说的价值。
在这个层面上，党文化之软实力显示了他的致命的破绽。这个破绽就是，崛起而枉顾人性。所有这样的软实力，成为中共软实力的核心本质。
从这个本质，可以衍生出他们的种种表现。
我们也许可以归纳其为七种表现。
第一种软实力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的文化。
当然，世界上社会主义有百十种，我们在此说明的是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这个文化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极大扭曲。
第二种软实力就是被压迫民族的文化政治诉求——在列宁主义那里是对于解放殖民地的诉求——在毛氏这里是民族独立和第三世界；也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民族独立和民族民主，不可分割，如果分割，那些新兴独立专制国和老殖民主义在人权状况对比上是后退而非进步——如，现在香港的民主选择的阙如。
第三种是，毛氏人民战争极其并不成功的革命输出，是如何转变为现在中国特色的经济输出和人权枉顾——如，新近在柬埔寨的圈地运动，等等。（"中国近年来在柬埔寨的投资活跃，却因为征地问题引发民怨，引发多次示威抗议。
"亚洲时报在线"报导，在柬埔寨总理韩先的经济政策中，优先考量吸引中国的资金，以减轻对他国的依赖，让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走向兴盛。

透过投资基础设施、工厂等专案，中国企业目前在柬埔寨的私营经济领域中占据半边天，就连首都金边的内阁议会大楼也是中国人所承建。

中国对柬埔寨的经济援助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展示影响力的橱窗。不过，中国企业将触角延伸到柬埔寨边远地区，已经触发与地方利益对立的征地冲突。

由于柬埔寨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上存在法律真空，加上中国企业不按规矩经营，终在柬国东北部的蒙多基里省引发连串抗争。

据报导，2004年8月，柬国政府同意向中国海南省的"五指山集团"出让20万公顷土地，期限99年，包括立即拨让蒙多基里省万公顷土地，作为松树园开发之用。

这些土地中部分属于当地村民，但政府却未事先征询民意，也未评估对环境与社会的影响，甚至没有公布详细的土地租让地图，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国际环保团体也加以指责。

据表示，与柬国政府达成出让协定的第二个月，五指山集团开始在土地上大量喷洒杀虫剂，并竖立围栏，不少村民的祖坟因此被毁。

环保团体表示，中国的投资方案将使当地10万人失去家园。

由于柬埔寨官方一直站在中国投资者的一方，当地居民因此从2005年1月起，陆续发起多场示威抗议活动。

期间中国投资者曾经承认错误，允诺停止运作，并将土地归还给村民，但却一直未兑现。

报导说，经历多年战争与混乱的柬埔寨，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执法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腐败官员与政客透过不法手段抢占农民土地，以达中饱私囊目的，中国的企业则常涉及其中。

柬埔寨民众因此燃起对中国的仇视之情，当地钗h人认为，中国投资者以高于市价的行情收购土地，才让柬埔寨刮起"圈地"恶风。

中国在19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支援同样信奉共产主义的红色高棉（柬埔寨旧称），近年来则将重点放在双边经济关系，政治与战略考虑退居次位。

不过，柬埔寨政府却一味讨好中国投资者，将经济利益础b第一，对老百姓的呼声置若罔闻，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无疑是一大损伤。 "（据中央社报道）


第四种是，在邓氏和毛氏交接的历史时期，革命和妥协——反革命的合而为一。这个时期，革命让位于改革——其实，是从革命的反秩序，转变为改革的新秩序，再从这个新秩序，达到新的反革命，反改革。这个机会主义的蛰伏时期，现在已经结束。由红色官僚开始攫取第一桶金，到现在，在国家资源和利益再分配上基本结束这一点看，改革，回到了革命所要解决，或者貌似解决的全部母体——就是说，他们发动革命的全部理由，已经被他们的改革全部否定。
五，他们和西方所谓市场先于原则的潜规则达成默契。也就是说，他们和所有的空客，波音，GOOGLE@YAHOO这类利益熏心的资本实体，达成非人性的经济利益契约，造成极权主义和跨国资本的利益共同体。
六，他们以此改革，代替早期毛氏革命及其统一战线的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化，而变为不择手段的经济攫取和政治合谋——如，对内，造成一部分人，少部分人，吃掉大部分人的利益；对外，像对待柬埔寨，对待苏丹政权采取机会主义的经济决定论。
七，他们把上述王国维和陈寅恪极其担忧的文化正统，更改为为其所用的新儒学和新佛学，即儒学的不伦不类化和犬儒化，以摆脱普世价值，自由主义价值，等等。他们借用习俗和仪式，使得中国文化以庸俗化的姿态进入国际市
场和文化论坛。他们不知道，评价一个文化的优劣，不是以异乡情调和民族性陌生化，恰好相反，所有民族的文化优劣，莫不和她的普世价值，当代价值关联，和其衰败和崛起的人性本质关联——一个没有价值观念，或者说价值创新的民族的文化，即便她极其怪诞，有可观性，或者较为陌生，但是，取舍其价值的因素，往往是看他有无人性和普世价值，而非相反。
我们回过头来，对上述评介稍作详述，是为了使问题变得更加容易理解。

——社会主义文化，即便是在今天，也还是不可否定的人类文化和政治选项。关键问题是，你究竟采纳何种社会主义。如果你采纳了集权和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有普世价值就被抛弃了。而作为中国软实力的第一象征，即是他们向外宣传一个无法解释的，没有比照和含混其词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暴力革命和国有化经济及其思想统治。但是，这个社会主义的最大借口，就是我们说过的，他们以人民，作为其实行统治的借口。"人民中国"，是其五十年多年来向外界宣传的惯用词藻。人民中国，在什么样子的政治生态里完成了社会主义，这个历史，其实已经不必详述——从1949年的暴力易帜，到以后一系列的整肃和镇压，以已经很好地反证了这个社会主义——乃至共产党的最高层，也在七，八十年代的交界时期说，他们，也不知道何为此主义。
人民中国，其实就是毛氏中国。所有外交策略，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人民性和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之吸引力，不如说，是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某种失败和失误，产生了导致此国介入世界的契机。这个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误，来源于他本身的价值二元性，甚至价值判断的混淆和混乱。
在1949年前后，美国放弃蒋介石政权的价值判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在韩战期间，放弃了麦克阿瑟的战略方针，媾和于共产党，据说，是因为欧，美要保持战后的格局和均势，也就顺便实现了金家政权的"合法"存在。
美国的韩战之第一失误，就是使得毛氏政权变成实际上的合法政权。这样，苏联，中国，社会主义阵营之软实力，就在毛氏"伟大胜利"的硬实力下，得以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及其意识形态，成为当时中国文化之一部分。
这个软实力的形成和稳固，在中苏破裂以前，一直以来，是影响颇巨而"深入人心"的。我们的前辈阅读之所谓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亚的道路"之故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现在还在幽灵般地出没，使那些当时软实力接受者们梦魂缠绕，挥之不去。
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人民国软实力的最先表现，自然是苏维埃文化和列宁主义文化对于中国之渗透。这个渗透，带来无穷大之祸害。祸害之首，就是把中国文化，移植到生不如死的苏维埃文化里。这个苏维埃文化，又首先是对于俄罗斯文化的背叛。俄罗斯文化本身，也就是他们一度鼓吹的集体主义文化。这个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文化内核，直接对抗。他们俄罗斯的反上帝文化，不是取消上帝，而是制造他们自己的上帝，和俄罗斯至高无上之宗教地位（见妥斯托耶夫斯基）。于是，在列宁主义采纳俄罗斯文化绝对负面价值成功的同时，人民国的蛊惑者，开始败坏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
借此苏维埃堕落文化，开始了党同罚异般对于科学和民主的曲解。举凡科学和民主，成为中华文化之敌的时候，中国的事情，就完全失去了依托，控制和选择。暴民文化和痞子文化，结合历史上的游民文化，水浒文化，酷刑文化，取代了王国维们回到正统文化的可能性，其全部秘诀，在于他们符合了列宁主义取信于民的民粹主义伎俩——他们提出了土地问题——列宁在俄罗斯同样面临的课题上，
采纳了一种朦胧主义的论述，即：反对，或者并不反对土地的私有制——核心问题是，只有他掌握了政权，才可以有效，或者有权采取土地的非私有制。等等。
中共，也是从此所谓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开始运作——他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在此阶段，人民国的文化核心，就是采纳并非宪政和民主的民粹主义，施行暴民革命，推倒农村体制，杀死农村精英，取得暴民政权占据多数的政权合法性。其此阶段全部文化核心，就是消灭中国文化里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主文化和地主本人。这个文化，也叫作苏维埃文化，或者该文化中国版。吴宓大师说，"宓按，清初至民国三百年太平安定熙洽和乐中所积聚储藏之财富，除其中小部分，如刘文辉在成都之连屋窖藏金块。此一年中（1951年——笔者）遂尽被多方攫取。又如汤恩伯在上海临行逼索之金条，当亦不赀。然比之全国所有，究属甚少数。人民政府之所得亦钜矣哉！而以仁善为名，何其不类耶？"（见『吴宓日记/续』）
这个文化在20世纪上半期，犹如野火春风席卷中国，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暴力和暴民文化的现代传统，由此发端。此刻，中国人开始相信人民国文化，人民国软实力。蒋介石虽然在国统区实行"新生活运动"，大讲三纲五常，利益廉耻，可惜他并不懂得打土豪，分田地，比起其新生活运动，对于农民，不知有多少吸引力——而土地问题，在当今人民国，却正在产生诡异的轮回，农民，再次成为被"革命/改革"的被剥夺者。
在这个最初的政治层面上产生的暴力正确性，导致了中国人的革命性，破坏性，正统和道统湮灭，传统文化和传统礼仪之全部丧失。战争，成为这个暴力正确性的直接结果。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性命，在一句"解放全中国"的廉价口号声中，化为乌有。新中国"站起来"的人们后面，新鬼烦怨旧鬼哭！所有战略战术的价值判断，根本不会考虑中国人的性命和生死。这个人民国文化的核心，即变为斯大林的说法；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这个影响力的结束，当然是中苏论战。以后，文革，反修，成为中国又一种革命化软实力。中苏（俄）恩怨几百年。由于本质上是意识形态苟同，因此打打和和。最终，回到关系正常化和割地不赔款之局面。
此前，尼克松，季幸格的到访，使得毛氏岌岌可危的文革内政得以柳暗花明，另劈蹊径。毛氏在世界上，又以其反苏形象，打美国牌。这时，美国的交响乐团开始访华。人们在文化沙漠里，得以拜见了阿巴多和奥曼迪。而在北京和上海，美国的文化，开始悄悄地进入国人文化世界。后来，国人拥戴邓氏语焉不详的改革，成就其一个最大之软，就是所谓改革文化，邓，以此攀上美国『时代』封面。
这样看来，中国对于苏美文化的接受，成为其外交文化中，软实力输出之前提。
我们要问，在此政权鼓吹苏联，继而鼓吹美国文化的时候，你的本土文化，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回答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无论是苏联文化，还是美国文化，都不是中国文化本身，但是，他们在机会主义的国家文化政策辖制下，都可以成其为中国文化的替代品，甚至可以完全替代，使得中国文化处于边缘乃至半死不活的状态。只是，在替代的时候，中国党文化的限制没有放松。如果人们在麦当劳和波音飞机以外，还要迎来美国的政治文化，政治哲学，那么，对不起，事情就要起变化了！
那么，中国党本身，向美国人和全世界输出何种样子的中国文化，中国软实力呢？除去政治的互相利用和制衡之外，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文化可以输出——除去大量的订单和一些拙劣的政治表演，加上秧歌舞和功夫，筷子和新近的歌剧『秦始皇』。。。。。。。

——中国向第三世界表达的政治形象一直以来，都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就是其受列强压迫的历史。于是，周恩来外交的核心变成所谓和亚非拉国家的和平共处。但是，承认中国是一个现实，承认中国的政治价值，却是另外一个现实。按照周的说法，叫做互不干涉，和平共处。但是，对于国界和领土而言，可以互不干涉，但是，对于互相之间各自认可的价
值取向，又如何互不干涉呢？中国难道可以不反对前南非的种族压迫；国人支持古巴革命和越南战争，不是宛若昨天的事情？换言之，承认中国的政治地位，合法地位，和承认欧美的政治地位和合法地位，产生完全不同的政治指涉——承认美国，其实，就是承认美国的价值取向，文化及其软硬实力——而承认中国，只是承认那个政权一段时间的统治，如此而已。
于是，这两种认可，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是迥然不同和完全异类的。
这也就是说，中国之被承认，不指涉其文化价值，政治价值，而仅仅关系其政权和国家之现状。至于其哲学和价值估判，被外国政要或者外交界，乃至政治学者们搁置了。这个搁置，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了这个政权的价值取向，而只是为了牟取利益，取得合谋；而牟取利益的借口是，中国一定会改变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且寄托于现在的人民政府。等等。
在所谓是否可以复制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乃至中国政治制度，经济秩序方面，国际间的哲学认同本来就语焉不详。在考量其价值指涉有无普世性质这个层面上，欧美普世价值之可以复制性，也许，从反面否定了中国特色。自从几千年前，圣保罗使得基督教世界化以来，西方价值的传播就不成其为问题——只是，这个价值在遭遇伊斯兰抵抗的时候，受到某种制约——但是，问题是，中国人本身并无输出本身宗教和文化的可能性，在其历史上，佛释道与其说是一种输出，不如说是一种引进——如，佛教。
我们看不到，即使在1964年，中国历史上较好时期，周恩来出访亚非拉十四国时，他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输出其软实力的。就像他在万隆会议上说的，我们不应该互相攻击，应该求同存异，但是，他是以忽视价值论的基本判断作为和平共处的前提——这是一种无价值评的价值评估。这个评估的荒诞，被1964年间中印之间的战火焚毁。
与其说中国向印度输出其软实力，还不如说，印度，早过几个世纪，向中国输出了佛教。这个事实是耐人寻味的——中国，现在的中国，除去必要的地缘政治，外交格局，经济贸易之外，文化层面，精神层面，可以向印度输出何种软实力呢？
我们实在不知道，向印度，向土耳其，向伊朗，甚至向非洲和拉美，中国之宗教的，文化的，政治的所谓软实力，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普世价值吗？文化杰作吗？人文英雄吗？除去老子，孔子。。。。。。这些老祖宗留下的遗产，除去"红楼梦"，"牡丹庭"，这些前辈恩赐的看家节目，中国政权自己，又有哪些原创作品可以摆上台面呢？
人们又如何理解，前此，我们讨论的社会主义文化和这些"封建主义文化"之干系呢？
党文化本身的软实力，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加上现在的中国特色，又是一些什么货色呢？
市场经济？法制契约？民主自由？（外来的）；内圣外王？天人合一？君臣社稷？（内在的）。。。。。。。所有这些和社会主义又有何干系？所有这些，都是毛氏判断中的资本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
我们说，这个世界，没有毛氏文化和毛氏社会主义文化得以复制的任何可能性——只有他们对于文化的灭绝和败坏——中国政权没有任何元创性文化值得面世。搞来搞去，世界上的人们，只好最终就去阅读毛文化，毛本人究为何物了！这当然包括1968年的法国人和现在悼念阿连德和指责皮诺切克的人们。
当然，未来的中国民主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和传统合一的国家，则有待历史做出选择——也许榜样还是台湾——民主宪政是他们最好的软实力。




战是和平暴是仁（下）
         ——人民国软实力浅析



刘自立




——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中，毛氏集团打出的暴力文化和革命输出论，现在，完全转化为苟合于欧美政治经济秩序的新秩序论，或者，或者指望改革此秩序论。其间的转换，当然来自邓氏集团的基本判断。
毛氏集团的文革破产，导致其基本概念的转化。固然，在世界和中国，许多人还是把格瓦拉等乱世枭雄奉为英雄，但是，那毕竟改变了概念的内涵——他们只是，据说，从文学浪漫主义来解释格瓦拉现象——其政治正确性，已经不复存在。换言之，毛氏斩钉截铁的绝对革命论，在邓氏所谓"不争论"中已经解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内在的暴力正确性不再存身，他只是转换而非消殒。这个分析是这样得出的。中国特色，在和美国等国家对于中国的容纳中，得以继续存在。我们不好说，或者不好直接说，这是二战绥靖主义西方政策的轮回。但是，一个基本的考量是明显的，民主自由的国际政治秩序和市场经济的国际经济秩序，其与中国政治经济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并未厘清，一而二，二而一的互相依赖和互相利用，使得软硬势力呈现含混不清的现状。这个问题被模糊化了。
于是，中国软实力，不管他多么含混和肮脏，都得以剥离全球化——尤其是"政治全球化"的倾向而成就为一个被容纳的异数。在剥离和混同之间，产生了中国软实力的和平形式。真正的战争和人民，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中国依靠的，是现在所有麻烦国家和麻烦势力对于普世价值的挑战。在思维和实际两个层面上，莫不如此。其对于北韩和伊朗，对于俄国和古巴，都是在选择美国反对的异数。民主的危机——如，伊拉克，前越南，正好是中国采纳现实世界政治负面价值的一种托词，甚至战略。胜利——在他们自己看来，和美国看待伊拉克战争一样，子虚乌有。但是，他们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选择，正在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层面上全面出击——甚至出击到美国航母的左近。
他们在非洲和亚洲，正在推出一种中国内地的经济掠夺和经济压榨方式——新近在柬埔寨，他们就是这样强占土地的，一如前证。
中国红色殖民主义者的软实力，究竟给非洲和亚洲不发达地区带来如何一种礼物，人们还拭目以待。

——改革的基本定义什么？今天的改革之所谓停滞，和改革的初衷，究竟有何关系，关系如何？改革之死和改革万岁，究竟有无天日？。。。。。。这些问题如果无法澄清，那么，中国以改革形象面世的含混形象就会持久，其输出世界其改革软实力，就会变得煞有介事。可是，我们发现，如今，他们厘清改革之弊的描述已经变得方圆自残。
其实，邓氏改革的初衷与其现今的结局恰好是党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含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政治逻辑是，这个改革的发动之背景是党人的意志及其同伙，同道乃至其子女，至于旁及于民，也是一个吴宓所谓的少数。那个改革迎合了当时的政治背景，也是政治经济压力使然。
如何确定文革的定义和定性，是启动和指定改革定义的逻辑必然。可是很不幸，这个前提的讨论处在一种未生已死的专制状态。
发动文革的高干阶层及其子女，本应该对文革初期的暴力行为负责——这个历史回顾被完全抹煞了——红卫兵的定性和批判，从来没有进行。这样，文革第一波暴力行为的责任者群伙老红卫兵的罪责，被党文化文革批判轻易忽略和掩盖了。至今为止，一些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卫兵等人员，并未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批判和追究。这样，这个血脉阶层成为邓氏改革的第一播受益者。
这个现象的解释和阐明是这样的。文革暴力发动者的暴力特权，那时，在改革开放之初，成为改革的第一播经济特权阶层和改革获益者——就像他们秉承刘邓的意志，在校园发动红卫兵打击老师和校长一样，他们开始了文革后对于这个特权的经济开掘。他们这些血脉成为经济改革的特权群伙。所有改革的文革特权色彩，在1966年和1979年完全如出一辙。发展迄今，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攫取的全国财富，已占全部财富的百分之玖拾，而其人口，不到一个百分点。
这就是邓氏改革的文革秘诀和文革批判的改革秘诀。暴力文化，原先是体现在比如师大女附中的打人行为上——只有那些有着"未来"，"相信未来"的老红卫兵，才有运用暴力的，不被追究，且果然逃过追究的特权（见陈云关于红卫兵的讲话）——现在，他们暴力夺取财富的起跑线，和文革攫取文革领导权的暴力行径完全一样，都是一种特权效应。没有任何一个欧洲或者美国学者的言论，甚至国内外文革研究者的言论，将此二者的关系做出澄清。但是，没有这个致命的澄清，所有改革本质的描述和论述，都势必无法聚焦。我们言说改革的实质，就是，谁，在文革初期，可以抱有相信未来的期待。这个期待的载体，如何在今天，已经实现了他们的未来——今天，他们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现实，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含带的无关系之关系，究竟如何——这些显学呈现的课题，却为人们，中国和世界的人们所忽略和置若罔闻，成为一种秘宗。
由此推导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逻辑就是，改革的负面价值，包涵其新阶级的崛起，贫富巨差的形成，制度性的腐败。。。。。。诸如此类，都是缘于和文革初期的暴力特权呼应的那种暴力改革带来的最终结果。于是，我们判断改革走势的定义，和判断文革回顾的史论，完全一致——就是要追究"特权"（！！！）如何从文革层面，暴力层面，演变到经济层面，政治层面。这个万变不变的真理或者真相，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吗？
以此推断的所谓未来改革，已经远离了语义上"改革"的原意。这个范式的性质，并非来源于改革，而是缘起于特权。这个特权，就是比如德热拉斯在其半个世纪以前讨论的主题。
而国际社会，民主国家，因为其对于中国事态的完全陌生，加上他们对于党文化的彻底误解，以为邓氏改革涉及到真正改革意义上的改革，殊不知，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从来也没有发生，今后，也不会发生。发生的，只是象一些明智学者判断的那样，中国走向拉美化和非洲化。
反其道而行之的原理和实践是存在的。那不是邓氏和党化改革，而是另外一种改革，或者革命——这个道理，就无需赘论了。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之元教旨涵义的双向运动，是以全部悖论为其基础的。一如前述，公有制或者即便是马克思的共有制，都无法挽回中共走向资本主义原始游戏的那种非马克思主义；其转向的核心，当然是以政治集权加上经济集权，这个法制资本主义不曾面临过的资本独大，政权独大，官僚阶层独大，其子其孙独大的怪诞资本主义局面——人们说，这就是那个"坏"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精神既不是重商主义的功利和公平原则，也不是平等竞争和机会均等，而是一如他们的革命，文革一样的暴力剥夺。暴力操纵市场，操纵经济，甚至操纵文化。这个局面，几乎无人完整描述，完整分析。如果转换到其软实力分析方面，我们将其比喻为他们的"不可言说"。
因为，如果从本质主义界面加以分析，就要使用起码是马克思的阶级和劳动分析。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就要重新打碎套在他们头上的枷锁。现在，亿万劳动阶层，其实已经回到革命指涉的那种旧社会，重新回到不如旧社会的弱势地位和悲惨处境。如果运用元教旨马克思主义，红色系列的一系列真理和标准注定覆灭——如果他们运用欧美普世价值考核他们的崛起实践，那么，他们的攫取实践，就会取代崛起，成为一群该受指责，追究和审判的经济罪犯。这样，在思想层面上，这个新阶级，无话可说，无言以达，只好以"不可言说"作为其暗箱操作的规则和潜规则。
于是，这个不可言说，不是在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上，而是在邓氏的意义上，规定了他们的并无游戏规则的规则。他们的一切行为，一切思想，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操作，都是以"不争论"为其前导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又如何指定这个不可言说的言说及其软实力呢？世间难道有无言的艺术和文化吗？
邓氏时代的软实力表现，既不是西方意义，也不是东方意义。他们甚至不具备明治维新和慈禧新政的脱亚西治和西学为用，因为，他们的全部悖论，还被毛氏和马列主义桎梏——这个桎梏，导致邓氏的改革在哲学和思想方面的无限苍白和漏洞百出。
这个破绽的逻辑发展，导致其软实力的同样苍白和滑稽。唯独可以肯定的是，邓氏在"还原"政治社会常识，尝试诸如"治大国如烹小献"一类无为而治的时候，党，在某种程度上退出或者退避人群活动，经济活动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放开一席之地给老百姓的时候，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就变得乐观——这是他们的退出，而非他们的介入。中国土地问题，几千年来都是私有制。中国的农民，一旦回到某种独立操作的层面，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不是邓氏功绩，而是他"退出"的结果。
很可惜，这个退出的局面并不长久。于是三农问题又重新接踵而至。。。。。。这样一来，中国宣传机器无法将农民的现状出口邀功，要欧美和其他舆论面对而肯定之，反而是，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使得外国人更加惶惑于社会主义中国究竟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这时，红色系列的软实力因其无法解释中国的社，资问题而陷入朦胧状态。其在意识形态和革命性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完全丧失。为了弥补和挽救他们的软实力，他们开始推出美国和中国价值二元论——即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二元论，并且在操作和解释层面上，故意使之模糊化和混淆化。
他们开始接过民主宪政这些说法，且向世界面示这个亚洲民主，未来民主和"无期限"民主的幻觉。他们运用一种表面的法制化和市场化，经营他们的毫无人道和公平原则的市场经济，且在世界市场的游戏规则中玩弄猫捉老鼠的，和西方原则首鼠两端的无原则游戏。他们和西方所谓"市场先于民主"的原则及其潜规则达成默契。也就是说，他们和所有的空客，波音，GOOGLE@YAHOO这类利益熏心的资本实体，达成非人性的压制性的经济利益契约，造成极权主义的东西方利益共同体。
关于美国，欧洲对华政策中文化倾向的问题，历来是极为诡秘的所在。中国御用学者和某种似是而非者，往往在切割现世价值和普世价值以后，把欧中关系，美中关系，拉回到十七或者十八，十九世纪，以东方文化一度吸引了伏尔泰或者莱布尼兹做为口实，来打中国软实力之牌。这个历史捉弄论和欧美崇尚马基雅佛利主义的专制崇拜者，在口味和兴趣上一拍即合。他们的贝多芬皇帝协奏曲可以弹奏得十分卖力，有时候，还不乏精彩。问题在哪里呢？问题的解释极其简单。欧美各国的政治家，哲学家甚至政客，他们当然可以以猎奇之心玩赏东方的君主专制和共党的极权主义，他们可以象季幸格和乔木斯基一样，一边吹捧毛，周，一边咒骂民主自由。
但是，他们极为清醒，这个对于毛，周的吹捧，其实是他们游戏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其全部。他们无法，也不会选择美国以外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权限，那样一来，他们就窒息和自我窒息掉了；不，他们不会，也许不知道，上述类似文革和五七干校那样的现代集中营或者现代乌托邦生活，是连左派言论也是要消灭干净的。我们看到，乌托邦是施行终身领导制，取消商品交换和施行奴役制度的幻觉国——他们玩弄中国人的做法，就是采取他们的著名作家自嘲的"愚人颂"的办法，打出一种愚弄中国人的办法，叫做：你们可以推崇毛，周——而我们，还是要四年一选的。
事情其实很简单。答案是;我们在美国实行民主，你们在中国实行奴役；这叫做各取所需。这个政策的推延版，就是他们的政治和人权与经贸脱钩。他们的市场先于民主的法则，成为他们政治哲学以外实行双重标准，N种标准的口实和理论。其赞扬备至的准中国模式，和所有的力维坦，所有的三权分立，所有的公平原则和幸福原则，风马牛不相及。于是，这个开放的奴役制度及其软硬实力，便可以此为契机，为准绳，为根据，和欧美玩弄猫捉老鼠的游戏了。
在这个局面中，我们看到，中国软实力的输出，和美国欧洲的文化产生一种莫名的互动。新近迎合美国观众的『秦始皇』一剧锣鼓开张，做为含混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模糊焦点的一种示范，确实可以达致一石数鸟之功——迎合无知的美国观众，模糊和继续模糊中国之极权主义传统和大一统之间的政治的和历史的逻辑；迎合美国政客打开市场，漠视民主原则和自由人格的市场导向；为中国统治者带来专制和集权，统一和压制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合法合理性依据；迎合本来就没有是非的历史主义相对论和左派的极权主义理想，等等。有人指出，张某某本来就是乐于向类似金正日和萨达姆一类独夫民贼贡献他们杜撰的英雄的利益相关者——过去几年如此，现在，也如此。
无知者，类似多明高一类"愚人颂"角色，就不如类似著名指挥西门。拉特那样，清楚知道原东欧国家和苏联的肖斯塔可维齐一类反对极权主义者以音乐家们，对于所谓纯音乐和纯艺术的定位和解析（见西门的『远离家园』）。
这里，最不应该忘记的，是文革中，毛氏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我们不知道张某某是如何回应毛氏定位的。说到这里，我们应寻此线索，回到秦始皇这个暴力统治肇事者的所有暴力逻辑当中，以完结此文。是的，当秦始皇，这个新旧始皇帝合并于谭盾唱腔中的荒腔走板，语言暴力和暴力本身就堂而皇之地登上美国的艺术殿堂了。这个暴力合法性的舞台，给北京的潜在观众一击重锤——看看吧！现在，美国人也赞扬暴君了！在分析暴力语筮的时候，一向所说的，其实已经死去很久的魅力（克力斯玛情结）崇拜，就像美国人和欧洲人的球类崇拜一样，回到现实舞台。
国学大师吴宓先生在1950年代就对毛氏政权做出精辟概括——
"莫道秧歌舞未精"，"战是和平暴是仁"。
这个评定，也许就是对于始皇帝这个"软实力"最好的评介吧！

经济崛起时的价值衰落

                                ——也读『大国崛起』一片

文章摘要: 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以枉顾当时世界前沿的思潮和哲学，反而却异乎寻常地崛起。反之，落后于兹的所有反动之国度，都是注定要走向衰落的；即便他一时得逞。进而言之，当世界进入民主自由思潮为其主导模型和范式时，任何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最终，都会碰碎在逆潮流而动的所谓崛起梦中，成其为一枕黄粱。

『大国崛起』一片子，笔者也看了几集。谈谈看法。
许多论述见之网刊，已经有很好的见解。比如说，国本之指涉，是指向人，还是指向政权或者统治者；是以国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已有作者涉及。国之崛起历史，20世纪以来，其实，就是一个人权反对反人权的历史，大国尤其如此。同理，凡是崛起之国家，尤其是20世纪崛起之国家，已经无法和人权崛起，人格尊严的疏离切割。
人类无论在崛起和衰落中铸造的制衡统治者的樊篱已经牢固树立，成为经济政治发展的首要前提和必然条件。这个趋势，内涵在崛起前后的西方乃至东方许多国家的政治理念中。20世纪反对极权主义之历史，如果不放在应有地位加以考量，大国之大，之兴衰，之荣辱，都无从谈及。
从19世纪开始的历史，正好是对于这种人之崛起的一路铺垫——拿破仑第三和俾斯麦的后革命专制，带有很多革命以后的拿破仑特色，即革命加专制——这个革命，涵盖了法国革命以后对于革命的反思；这个专制，已经多少摆脱了极端权皇权的桎梏和枷锁。我们前此一再强调夏多布里昂极为准确的时代概述：不能回到1793，也不能回到极端皇权——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革命的总结。这个总结带动了俾斯麦，梅特涅和迪斯雷理和整个欧洲进入所谓复辟时代的经济文化政治复兴。
这个时代的所谓崛起，体现了人们思考国本与人本的关系之全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发轫点还是见诸于欧洲人起源于人本和上帝的那些最初母题。这个现象，20世纪初业的中国人里之杰出者，早就注意到，并且为之加以论述和探讨。
但是，在该电视片里，这些基本论述则呈现模糊哲学的特色——和中国官方对待普世价值一一惯之的做法如出一辙，他们只是说出一部分事实——于是，这个说谎的方式，还停留在陈旧的极权主义语系之中，丝毫没有什么改观。拿破仑三世颁布的言论出版自由之法律，俾斯麦颁布之普选法案，财产资格之男人选举权法律等等，都是这些喉舌有意回避的重大课题。
虽然，他们举例说明了英国之宪政历史的起源，约翰王之大宪章，但是，他们对于查理和议会，议会和人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少有论及。
因为，人民，议会，国王之关系，贯穿了整个英国历史，贯穿了第一次革命和光荣革命。不解释查理王和其议会，人民乃至军队的关系，人们就无法理解何以克伦威尔这样的僭主式人物可以利用革命的历史——其利用革命之手段，和列宁，和毛氏之关系，之巧合，之共性——人们看待革命的最后一个破绽，也就得以保留和粉饰。
在此意义上说，官方喉舌现在还是在选择性地窜改历史。他们的做法，就是人们常常所言之说出一部分事实，掩盖另一部分实施。这是制造历史谎言的最佳做法！这样做，其目标何在呢？
一是，他们要争夺对于民主自由的解释权，要遮蔽历史的整体内涵，要争夺人心于历史潮流的驱使之下。我们并不恰当地引用列宁的话来加以比附。
列宁说，只是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才是那个主义——我们说，你们只是呈现历史上的大宪政，呈现英国的议会制度等等，却还不是呈现普世价值，只有呈现大宪政和反对之的极权主义思维及其实践者的历史，才是大宪政的真实精神的传播者和拥戴者。于是，我们看到，当他们言及大宪章的时候，关于苏俄宪政和中国宪章于兹之比较，就自然付之阙如。
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他们中许多人，也许根本就是在做一种敷衍了事的应承，以便于实现这个片子的海外价值或者商业价值——这是另一码事。
二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是人民或者公民的尊严，教育和权利（义务）的实现。这里包含国民素质的训练，教养和德性，传统和现代性；而实现之的第一前提，就是教育的自由化和普及化。其实，中国人是千年历史上的礼仪之国，并不缺少其礼数和仪式，文化和教育。只是，他们的文化，在百多年来逐渐式微和凋敝，乃至被大大扭曲了。国人的尊严，只是在所谓封建社会的官僚和士 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之中被看重和倡导。这个尊严，包涵很多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发言权——宁鸣而生，不默而死——人们是要讲话，发表和争论的。一言堂和文字狱逐渐遍及国中，遂使得国人逐渐丧失了这种尊严。
在欧洲，这个发言权，发言习惯，业已从希腊的辩论，罗马的演说，蔚为风习，承传以降，成为西方人尊严和思维的内在联系。全部崛起的成因，就是他们是可以说话的，可以思维的——不是在家里榻上窃窃私语，闷声骂街，而是公之于众，见诸报端，议会和广场——这才是崛起的全部秘密。无论是恺撒的看法，还是西塞罗的看法，和罗马雄风的崛起，罗马人民的参与和建树，无法分割，互为衬托。
在另一个方面，谈论崛起，而不谈论源自古代希腊罗马之文化，之政治，之民主，之思想，就无法知道所有这些占据思维先知地位的人物，究竟如何影响了近，现代所谓大国之崛起。也不会知道，即便就是帝王将相，他们，也是这个自由欧洲文化的血脉承传者。被克伦威尔断头以处的查理王，他的心目中，法制观念和人民责任的思维，不知道要比毛氏和列宁氏多几百倍，就不要说那些民主和专制的接合者们的意识了。在此意义上，俾斯麦和拿破仑，也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文化极权主义者——这是欧洲思想崛起和政治崛起之因——如果一定要这样说的话。一句话，欧洲帝王本身涵带的文化涵养，是和其源自希腊罗马之血脉相称的。这种欧式帝王的人文涵养，在毛氏这里则是丝毫不见踪影的。
于是，欧洲崛起的另外一种秘诀，其实，就是隐含在希腊罗马民主建设的哲学文本之中。经过多少个世纪的杀杀打打，人们还是会巡回他们的母体。如果没有这个溯本求源，巡回古道的思维，一切西方崛起之梦就会变得无根无缘，岂有此理。而在"崛起"一片中，人们对于这个寻根意识的单薄和淡薄，说明了，他们的解释文本的是似是而非。
反之，一个到处是言罪，文祸和宗教裁判所的国度，何谈崛起呢？（当然，中世纪也是存在宽容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些烧死在火型柱上的英雄，与其说是在思想，不如说是在号召人们反对禁锢思维。而反对思维禁锢，其实是崛起的序曲——对于一切正当的崛起，莫不如此。
共产党国家崛起的根本原因，与之完全相反。他们的假崛起，是动用新时代奴隶制度中工，农的非人劳动，廉价人本，以及对于资源和生态掠夺和破坏，一部分人吃掉另一部分——百分之几的人，占据百分之七，八十的财富，等等。人的彻底异化，成为他们转变人为螺丝钉的经济建设秘诀。这样的"人类工具"，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果然，起到了极有效率的作用。合格的共党人统治下的崛起，却是在牺牲人格，人性的可悲前提下实现的。这种人性缺失的崛起，预示着崛起的本质就是衰落——因为，人的人文基因，已经被大大修改。蜕化的人种，因其父辈和祖父辈的人文基因的蜕化，而变得岌岌可危。
这种蜕化，人们甚至在战败的德国和日本，也未发现。那里的文化，没有被炸弹消灭——敌国的军队，也没有要他们进行新一轮的"文革"。甚至，麦克阿瑟和美国政府，还承认了日本天皇，作为一种宗教和文化象征继续存在。这个对于日本人亚宗教的承认，成为美日文化和解的序幕，是无法回避的。
可是，在毛氏文革前后，那种对于中国人的人种进行摧残的工作，已经开始。我们所谓人格尊严的实现，教育素质的培养，道德继承的仪轨，全部被一种文革基因改造了。这个时代前后的国人，既无俾斯麦赋予德国人的普选权，也无拿破仑三世赋予法国人的文化权和出版自由。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暴力工具，成为迫害者和牺牲者。他们的国家崛起，实在要等待他们的人格唤醒和基因复兴。
几乎百年以来，专制走向极权的国人之路漫长而黑暗。毛氏，含蒋氏之一部分，这些新式僭主，他们根本不谈让国人具备尊严和人格，言论和思辨，民主和自由——这些西方人崛起的主导性力量，人格力量和思维力量，完全被忽略了。这样，西方人所谓"趾高气昂"的人格形象，被毛氏"要夹着尾巴做人"之国人形象，取代了——国人，就这样"站起来了"。

这个问题，迄今没有解决。现在，问题的提法，出现了蹊跷之改变。人们只能在虚无飘渺的价值否定论之"恶"搞声中，窥探他们发言的"许可证"——这张似有似无的云中保票。
三，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探询历史上各国崛起的先机何在？何人，何国，何时，何地，能抓住这个先机，以成契机——换言之，拽住这个机会的思想家，往往成为国人，国家改革思维的先驱。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无须一一举证。反面的例子何在，倒是值得一提——没有任何先知先觉的思想启蒙，甚至倚仗一种陈腐不堪的旧有思维，或者其他已错思维（我们不想用证伪一词，但是意思是，历史证明为失效和错误的思维，如毛氏思维，马氏思维等），期待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崛起，而枉顾普世皆知的人文学养和政治涵义。这难道不是痴人说梦乎！
直言而论，至少西方国家的政治哲学里，不存在对于普世法则之取消之，忽略之，戏谑之，也可以复兴现代国家的妄说（也许在印度也是如此）；如，取消民主自由，三权分立，新闻自由，人权法则等普世价值，也可以实现复兴的说法——这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抱残守缺地，坚持西方国家抛弃的各种极权主义哲学和理论，而籍此实行这些原则之下的所谓复兴和崛起——如，坚守列宁主义，毛氏思维等。如果我们象学擘吴宓大师倡导的那样，放弃马克思主义，转而希腊政治学的普世原理，我们的崛起之梦，就会变得较为健康。反之，如果我们还要坚守那些不是普世价值的种种反面思维，或者，简直就形成一种不要思维，文化和判断的"猫论"，而行文化侏儒的崛起论，那么，只有鬼知道，这样的崛起究为何物！
我们就是这样，依赖这些价值虚无主义，来换得明日的崛起吗？
俾斯麦说，李鸿章们没有政治改革，只知船坚炮利，所以，输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见萧公权）。现在，人们不但不行政改，连日本的教育改革也不施行，教育经费连年世界倒排名。请问，你们究竟要何人崛起，何种人种崛起，何种民族崛起——你们不是让国人成为新的崛起中，新甲午海战的，新亡灵吧！
换言之，先知先觉的思维路数，往往是国家走向崛起的要素。否认和无知于兹，就是把崛起和思想的历史，先知先觉的历史，正确选择的历史，丢掉了。
那么，衡量先知先觉的标准何在？标准就在这里——也就是孙文说的，世界潮流问题。凡是"当时"，"当世"崛起的国家，都是那个时代，走在思维，思想，哲学思想最为前沿之国家，之民族。我们承认，那部片子呈现了那样一些客观景致——荷兰的重商主义；英国的殖民主义；德国的民族主义；日本的脱亚主义。。。。。。都是当时极为先知先觉之选项——当然，先知先觉，当然包括了现在判断其"不正确"之可能性。
但是，在所有这些选项中，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以枉顾当时世界前沿的思潮和哲学，反而却异乎寻常地崛起。反之，落后于兹的所有反动之国度，都是注定要走向衰落的；即便他一时得逞。进而言之，当世界进入民主自由思潮为其主导模型和范式时，任何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最终，都会碰碎在逆潮流而动的所谓崛起梦中，成其为一枕黄粱。
不出所料，我们看到，几乎枉顾普世思潮和普世潮流的该电视片，很少意识到这些现象。
1，他们不知道任何商业和科技崛起之中，人文的，人道的，科学而非科技之力量的关键因素，起到如何一种作用。
他们有意无意地回避掉的，正是这些崛起的思想因素，精神因素乃至宗教因素。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含某种宗教因素——入马克斯。韦伯的新教和经济秩序说/哈耶克的市场秩序和政治秩序说，迎合了逻辑实证论和经验实证论的反本质主义和"人"之不可知论；等等）恰恰是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和人性前提。
这个普世的前提，在和所有商业和科技领域接轨中，产生了人道尊严，学术争论和科学新知。反之，在毛氏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政治环境里，也许一小批被其政权裹胁的科学家，会为政权作出某些贡献，但是，大量的公众和市民，却是处在不得启动思维的尴尬处境，这时候，人类的创新思维被几乎窒息而死，思想的国有化和人群的 犬儒主义合为一股，窒息了动物庄园里的形形色色之存在，人在，于是，牲畜饲养人及其饲养物之间产生唯一的互动。
请问，这样的畜栏里何谈什么崛起和"创新"呢？
2，所有做出贡献于本国崛起之人物，都是那个时代的前沿思维者。政权和知识分子的合一，正好表明了法国复辟时代和后神圣同盟时代之欧洲的开明专制和文化复兴。俄国女皇和法国知识分子的直接或者间接沟通，使得思维中人，带动了政权中人，甚至官员和帝王。所有这些传闻轶事，传为美谈，是因为，专制者和自由者的有限接轨。这也是他们可以多少受到前沿哲学思维影响之所在。
一个无法忽视的现象是，专制主义并非文化剿灭的刽子手——而现代极权主义，却恰恰是要杀死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反对派。这个历史说明，即便是某种政权的崛起，那种血型庄园的血腥味道，仍然驱之不去。
3，是不是可以设想，当今时代的独裁者，可以和前沿伟大思想者之思维接轨呢？
他们有无幸运，成为伏尔泰和俄国女皇，互通模式属下的，另一波党阀，官员甚至帝王兼自由主义者呢？
毛氏和那些民主思维者接轨的历史究竟如何呢？是黄炎培说服了毛氏，还是毛氏欺罔之，耍弄之呢？
我们想起孟子说过，"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之道"。
毛氏欺罔，迄今，还是霸于一方，却无效于普世价值之知者也！
四，反动国家，反动政权，是不是也会崛起呢？答案是肯定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崛起，如此。这个崛起，证明了人类无力归纳真理和范式的非理性层面。这个邪恶的崛起，当下，是不是还会借尸还魂呢？答案，也是几乎是肯定的。
一位法国学者新近推出的新书，就是想说明这个新实例实现的新的可能性。他的原则论述是，当下世界，市场原则，已经走在民主原则之前。当美国衰落，几极崛起，游戏规则怆然失效，新的世界大战即会来临——在经受了新一次的世界大战带来的毁灭以后，人类，才追回民主的游戏规则，并成立世界政府，使得主权国家就此消亡。云云。（见"法广"介绍该书的广播
）
这个估计是不是要应验，笔者无从知晓。但是，从现在看，确实是，世界各国政府枉顾民主原则，对于市场趋之若骛；民主原则大大落后于市场导向原则，似乎已成定居——这个严峻的事实，人们有目共睹。可以说，那位作家的预言不是空穴来风。
呈示这个市场导向抢先于民主导向的反例，就是中共现在鼓吹的崛起论——这是他们企望在枉顾民主人权和法治之前提下，枉顾历史上所有民族崛起时，走在世界观念之先的明显事实，枉顾思想自由，是科学自由之前提的基本认知，而后，做出的，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范式。这个范式，带来的实际结果，并非完全是痴人说梦，他使得世界，有可能变成历史倒退和人权丧失式的新极权主义之新崛起。这个崛起，会囊括所有，其实和科学创新，人文继承和道义彰现，完全相反的，一种古拉格经济效应。
这个崛起，确实是极其可怖和残忍的。
制衡如此崛起的对应之道，现在，还处在襁褓之中。欧，美惟利是图的商人和官员，政府和公司，正在极力鼓吹中国的崛起之正面作用——他们内心深处，感受到中国市场为他们带来的巨大好处——而红色系列，正中下怀地拥抱这些赞扬崛起的外来拥护者。他们正在以一种未经描述和证明的语调，大谈中国政权的合理合法性，优越性和全球化——一种"全球中国化"的狂妄野心，正在取代世界老全球化的理论和说辞——我们回忆起，在20世纪五十年代前后，也正是这些苏联合法合理论者，拥戴了和证明着苏俄的民主和自由（他们中有李普曼，拉铁摩尔等人）。
美国民主党中期选举胜出的现状，使得许多失望于对华政策的改革者，产生了新的希望。他们不知道，原则上，新时代"重商主义"者落后于民主原则的选项，正在突破美国两党的价值选项，走向和他们的祖辈一样古老而笨拙的，但是，却是极为必要的实用主义选择——把新的重商主义原则，改革为一种接轨于非普世原则的中国式经济原则和政治原则。看得见的迹象表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和六四时期邓氏对美国做出的估计，相抗衡— —他们把这个猫论者，称为英雄——相对于邓氏的中国特色，所有美国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是虚以尾蛇，左右言他。而这个现实，成为中共崛起的全部可乘之机！
五，在此很难用同一性逻辑判断的诡谲观念游戏中，中共之所以产生和美国一样的价值混乱，原因之一，就是要把正，负两面的论证攫为己有，从而杜绝欧美知识分子或者其他人权集团，籍此发出的责难。也就是说，新一波李普曼和新一波中国官方"民主派"，正在合拢，以占据导致未来世界大乱的绥靖主义局面。
占据口舌优势的做法，在历史上无独有偶。中共在1940年代－1950年代，也操控自身的媒体，大谈民主，自由，宪政。他们的统一战线，取得了堪称大功告成的实绩。现在，这个大谈崛起，同样，极为慷慨地囊括了和他们这个体制丝毫无关的约翰王，俾斯麦和大宪章。这样，他们就可以至少在语言上面，对西方人产生新民主，新自由的混乱的价值判断，排除包含西方政治学ABC的那些历史观念和基本常识。在时代所需面前，他们就会处于拿来主义的优势地位，而不被诟病为民主之敌，老落后和外星人（象金正日那样）。
现在，忘怀或者无知于历史的人们，开始为共党鼓吹约翰王和大宪章而额首称庆，说，看来他们真他妈要政改了！
然而，只要仔细观察他们在1940年代的文本，就和现在仔细观察他们的电视片"崛起"一样，你会发现，焦大学习林妹妹，总是枉然。他们在一系列历史事实面前无地自容——他们无法面对斯大林的古拉格，眼下暴露的乌克兰大饥荒，苏维埃清洗——他们无法应对东，西柏林的生死时速，柏林墙的倒塌——他们无法面对自身犯下的崛起之反——文革，反右，六四。。。。。。经济政治的几乎崩溃；那些社会主义的草，无产阶级的尸骨，国人的血债。。。。。。直到今天的矿难，圈地，腐败。所以，他们呈现"一部分事实"的惯技重演，为的是，让其进入对于青年一代人的再一次掩饰和欺罔。
我们前不久读到吴宓大师日记中，给中共统治做出的一针见血的总结。他引述说——

史记，李斯援赵高，曰，贱而贵之，贫而富之，远而近之，上下而集之而使国安矣！
我们说，这个思想国有化的国家是不是可以崛起，就看其思想，是不是可以国有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