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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7 中国改革无文化论中国改革无文化论
（北京）刘自立
一，改革无文化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改革，其改革总纲不同，政治经济内涵各异，但是中国文化的正统道
统和学统并未改变；即便是清朝所谓狭隘的异族政权当政，也在恢复汉室文化上不遗余力，
颇有建树。这表现在他们对前朝文化和人物的认可和继承上。一些清王朝的皇帝膜拜前朝皇
墓，体现出对于前朝政治文化的敬畏态度。于是，文字狱和康干盛世并存于世。
1949年以后，毛对于蒋政权和民国文化，全无此等雅量和宽容，反而呈现出一种斩尽杀
绝的枭小心理。
他们的革命文化，其根据是什么？一曰“民主”，二曰“革命”（暴力）。民主是被其
歪曲的机会主义旗帜，用完就弃，弃后再用；暴力则一直被奉为圭杲，变不离宗——就是他
们的笔杆子和枪杆子。而民主之提出，则是五四口号的所谓落实。但是这个落实，其实具备
几种误解和误导。误解之处在于，他们认为民主就是革命，就是暴力，就是苏维埃主义——
用哲学语言诠释之，其民主就是卢梭“普遍意志”的中国化。他们不知道民主其实是一种传
统，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宗教（这个民主的宗教观，体现在几乎是先验的古希腊神话当中
——见过忒休斯神话者，可以见得。）他们把民主和所谓经济发展论加以捆绑；忽而反对国
民党，实现民主救国、救亡；忽而认定经济落后，否定民主；又忽而引进暴力革命和极权改
革，并籍此实现改革之意志。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文化中虽然没有民主，但是，也没有任
何文化虚无主义——即便是人们所言之游民文化，其实，也是官方儒家文化的一种补充和变
异，其造反有理和替天行道，也同样是对于道统的一种民间认可。但是，共产党苏维埃文化，
则完全是外来政权反西方主流文化之副产品，他的到来，既消除中国主流文化，也毁灭西方
普世价值。
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环境里产生和发展的。
这个革命，后来导致全面毁灭民主和人权的文化革命——而文化革命，又是他们所说的
民主革命的继续，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的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
而改革则是这种继续革命的变异产物。这个改革的主导人物，本来就是前革命领导者，
其无文化特质是“先天”造成的。这个在巴黎街头不知道学些什么的人物，既不是拿破仑，
也不是克列孟梭——他全无法国革命中产生的、既不要极端革命，也不要极端皇权的夏多布
里昂精神；成为法国精神，德雷福斯精神即人权精神的直接破坏者，六四屠杀的第一责任者
而杀人，成为圣经之你不可以杀人之道德根据的颠覆；成为中国道德沦丧的全过程之颠峰。
（法国革命也产生过所谓“礼崩乐坏”的屠杀局面；那时的巴士底广场上血流如注；人们把
圣经拴在驴子的尾巴上招摇过市；巴黎革命者到处逮捕教士，杀死从丹东到罗伯斯庇尔等一
切异议人士。但是，正是经过夏多布昂和拿破仑的合作——知识分子和开明统治者的合作，
挽大颓势于既倒，把法国革命转变成为开明专制时期的文化复兴。这个复辟时期的文化，成
为法国道德重建的依据——这使人想到，民主中国一旦成立，也同样要经历这样一个挽回中
国文化颓势和修复礼崩乐坏局面的复兴建设——这同样是极端艰巨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革命无文化，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共产党改革是不是有任何文化根据呢？也
没有。
这个事情的逻辑推论十分简单——中国改革是由革命者推上历史舞台的；革命无文化，
革命摧毁中国文化，摧毁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那么，从文化虚无主义废墟里产生的礼崩乐
坏之人物，会不会忽如一夜春风来，就变成文化人了呢？当然不会。
那么，无文化人如何建立改革文化呢？
如法炮制：一如他们在革命时期实行文化机会主义一样，他们继续操持一种所谓马克思
主义的语言和语境，炮制出所谓“实践论”和“真理论”。他们说，这就是改革的几乎全部
根据——这个根据，后来又发展成为改革之唯经济主义等等。改革之经济发展论，是不是就
是普世真理的一种经济层面之呈现呢？当然不是。从逻辑上言，如果这个改革是无文化改革，
无根据改革和暴殄天物的改革，那么，其经济内涵会忽然变得十分正确吗？也当然不会——
那是一种同样没有任何合法合理根据的经济改革。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他们变市场经济为官
场经济，实行纳粹式的集权动员和人权涂炭，造成中国劳动力的奴役化和赚取利润的官僚化，
外加剧烈破坏生态和掠夺资源……所以说这个经济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不改革的“合理”写
照——一些人用经济、政治两分法来区隔中国改革——其实他们根本无法区隔，用最尖锐的
刀子也切不开中国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现实。
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现状勿庸置疑的陈述。
二，真理无依据
那么，改革根据论，也就是实践检验真理说，是不是改革文化的背景和合法依据呢？
首先，实践真理说，本身就是马克思或者苏维埃主义语言的继续。在苏联，人们在斯大
林时期就对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之说发生过讨论。这个事情本身说明了这种讨论的伪命题存
在，至多可以说，他成全了胡耀邦平反事宜的藉口。但是其存在本身更加说明了这个无文化
政权的思想缺位和资源匮乏。
实践真理说最大的哲学根据，其实就是近代西方实用主义哲学的变种。
在西方盛行一时的逻辑实证论和实用主义哲学之要义，在于其枉顾或者企图避开真理说
的宗教和文化意义，试图把西方哲学推导到不对上帝设问的世俗论述中去。这个思潮和否定
上帝说的尼采哲学和后来的解构哲学一样，企图使人回避甚至否定西方世界的宗教观和文化
观。但是自从维也纳学派很快式微以来，上帝问题重新回到人间。理性不能解决的问题，非
理性同样不能解决；科学和宗教从来就是西方文化的悖论和互补。任何妄想实行单一选项的
说法都违背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实用主义哲学并不能取消上帝判断和终极价值。在此意
义上判断真理说的内涵，不能不合上帝律令，也就是康德之星空律令，继续存在于人间。换
言之，人间道德律令的最高层次，不是来自各朝各代的政权法规和世俗选择，而是来自摩西
法典甚至希腊民主（神话意义上的民主，先验意义上的民主——不同于世俗民主）。所以任
何时代的道德，固然有其特色和内涵，但是其存在律的规定性，祇能最终来自上帝的道德规
定性。在此意义上，共产党规定的真理也好，实践也罢，祇能是他们自己的真理和他们自己
的实践。并不会因为他们解释了马克思于1978年，就获得了真理。
大而言之，民主是不是真理之终结论呢？不是。
西方哲学的正统和学统，源于宗教和世俗加上神话民主说。而对于民主规定的充分根据，
就是辩论精神。这个精神体现在以苏格拉底为首的思想家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才智上。其特征
就是辩论精神的、并不产生合题的开放方式——这个方式成为西方一切学术和真理的不终结
特性。在此意义上，西方后现代哲学对于民主的批判恰好呼应其历史上曾经层出不穷的对于
其宗教、哲学、政治命题的否定。否定是其存在的应有之义——不管是对于耶稣是人、是神
的批评；对于上帝之死活的批评——甚至对于其国家体制和历史特性的批评——都延续着他
们的历史批评精神（其历史和史学的剥离和契合），正好反映出他们的思辨。所以，哲学不
可知论，政治学反全能主义，经济学之看不见的手，都是其哲学上坚持不可知论表达的证明
（真理就是对真理的否定）。换言之，西方哲学家和后现代哲学家对于西方中心论的解构，
恰恰是一种激活其价值论的生命运动。西方人批判民主，恰恰成全了这个核心价值观的生命
力。这是为专制主义哲学家和极权主义统治者所无法理解的。（一如无神论者不能理解何以
尼采说上帝死了，但是上帝是杀不死的这样的悖论。死还是活的问题，属于西方民主哲学认
可的思维方式。因为生命的原罪要素规定了他的反思；而怀疑主义批判和复活主义精神，成
为西方人的精神来源。
这一点在共产党哲学里本来就是缺位。他们一旦失败，绝对就是灭亡——他们没有复制
生命的历程，也绝对不会复活——而这却是西方思维死去活来，更生涅盘的秘诀。我们的沉
思在于，中国文化的死去活来之可能性，她是不是也可以涅盘，也可以更生——这当然是在
剪除了文化虚无主义以后，而非以前。
再是，其实践检验说的人权关怀何在？或者说，谁是真理有效的，有权的，有法的解释
者？
这个答案十分简单而丑陋：祇有党，才是上述一切检验和真理的解释者和权威。所以，
这个真理说，可以由改革者胡耀邦用来为老官僚和人民“平反冤假错案”，也可以为邓所用，
实行屠城。一切都是以真理的名义进行的。现在他们说，要在未来实行民主，至于是100年
还是200年后，对不起，就要看“检验”的效果如何了。于是，检验和不检验，真理和荒诞，
就开始双身一体，不再切割了。
人们现在饶有兴致地争论华国锋的历史功过，殊不知，华国锋之是非，本来就是共产党
检验说的范例：说他“两个凡是”，难道可以包括他逮捕江青和四人帮吗？毛主席让他这样
“凡是”吗？——他此举不是明显反对“两个凡是”吗？说邓等另外一些人反对“两个凡
是”，可是，他们不是要“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的思想吗？他们不是继续把毛的画像高高
挂在城门楼上吗？
最后，关于改革实行的文化依据论，现在看起来就是鼓吹“中国价值论”，以示区别普
世价值论。什么是“中国价值论”呢？就是无限拖延民主进程，或者干脆说中国极权主义之
“举国推动论”是天下第一真理和天下最好政治。一些御用喉舌这样说。所以，从邓的“不
争论”，“猫论”，到现在“我们最好，最有效”论，使人想到，中国人的改革正在经历怎
样一种文化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个“举国最好论”有没有任何文化根据呢？有，那就是
纳粹主义的极权动员论，经济高速增长，毁灭西方民主、人权论和改变西方主流价值论。看
看当时德国人是怎样为此欢欣鼓舞，举国疯癫的吧！看看中国人现在又是怎样欢欣鼓舞，举
国疯癫吧！
是不是历史上的事情真的要发生两次呢？
三，文化继承和改革悖论
清末民初，在实行戊戌变法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讨论改革的文化根据问题。几派人员
各执一词，说法不一。概括而言，就是以严复，郭嵩焘为代表的传统派，以康、梁为代表的
反对派和后来发展出来的苏维埃派争执不休。在实践真理论之意义上，中国人最后实行了苏
维埃派的“正确”答案。
显然，几派的人物似乎都秉承自己的文化根据，发出论辨的声音——也要归功于那时的
相对言论自由——那时外国人办的报纸，莫礼逊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林乐知办的
《万国公报》，李提摩太办的同名《万国公报》，《时务报》，美查办的《申报》，都是中
国自朝廷小报《邸报》以来的大报，影响颇巨。乃至大公报等，以载此辩论为己之要务。但
是细察之下，人们发现，最后一派，其实没有文化根据，祇有无文化根据——这个无文化根
据，后来就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论或言毛派革命论；也就是王国维，陈寅恪深恶痛绝的
“痞子运动”。可惜国人向来有负筛选的嗜好，他们最终响应了痞子运动这个号召：民粹主
义革命＋极权主义政治。其间几派的政治逻辑关系如次：如果秉承英国式保守主义革命，实
行王国维，辜鸿铭乃至钱穆先生的主张，前此严，郭等人提出之改革“缓进说”和文化保守
主义说将会发生作用；如果按照康、梁的观念，他们至少不会毁灭汉室文化，实行中体西法；
甚至按照孙文批判马克思的早期说法，中国人朝向普世价值的走向，也不会被全然取缔；祇
有在中国人学习了五四精神的歪曲产品，陈独秀加上共产党以后，中国文化的逻辑就变为反
文化逻辑论了！接下来的诘难是，中国之革命，之改革，是不是祇有剿灭文化，实行苏维埃
主义和纳粹主义才是前途？虽然历史是这样写成的——我们的痛苦的回答仍旧是“不！”
戊戌变法是一个考虑到一切方面的改革。其发生论的定位，迄今为止大大超过邓式改革。
说戊戌变法就是邓改革之前朝摹本，实在是大谬不然！原因是那场改革涉及的讨论关乎中国
文化的命运；而78年改革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文化信息存在。所以实践论和真理论还有一个错
误，就是以胜败论真理（毛的《实践论》就是这等胜利者论的范本），但是，失败也许提供
给人们更加高尚的深刻启示。
1，我们看到，在实行强人改革方面，清朝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慈禧新政和汉臣作用之，
就是一个两难的课题，为此清政府呈现了两难的局面：强人尚在，能人不可用之，不能统揽
全局；等到强人（慈禧）死掉，弱人改革不成，改革就让位给革命了。其间的提示是，改革
祇能在强人操控制下实行。且无论其正负之面向。现在的弱人政治也规定改革必死。所以，
皇统之下，改革有望乎？成为又一个“历史上的如果”。
李鸿章到德国叩见俾斯麦，他们谈到这类课题。我们感谢钱穆教授录此明言：“……
（李）叩之曰，‘为大臣者预为国家有所尽力，而廷臣群掣其肘，预行其中，其道何由？’
俾斯麦告以，‘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曰，‘苟其君惑于众口，居枢要，
侍近习者，假威福以挟持大局，则如之何？’俾氏良久曰，‘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
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认。此可见当时李鸿章之苦闷也。‘”
（钱穆《国史大纲》 下同）
我们说，李、俾斯麦要想横通中西文化和政治，很难，难于上青天。因为俾斯麦玩弄的
德国政治，德国统一，是在半民主，半宪政，存在议会，反对党和君权限制论的情形之下。
他可以作用于皇，民，反对党和议员，纵横捭阖，致使成功。但是，他不知道当时中国还没
有帝国宪法，也无反对党，也无议会（实质宪政）；他更加不知道，中国君、相制衡已败
（宋朝废相已始）；他尤其不知道所谓满汉龃龉，曾、胡、李、左，不可为中央大员言之朝
弊，统揽全局。故此，由最高层次主导改革，在李鸿章那里就败下阵来，何言他人！
但是，李、俾斯麦对话，成为一个改革可行性范本，东西文化参照系之范本；何以邓没
有这样的对手呢？
美国人都说，中国价值论是可以成就中国“责任”之国的原则。对话，何以复存！
2，变法是不是应急之变，救亡图存，那时有争议。郭嵩焘以为，“西人以通商为义，
本无仇害中国之心”。所以，以西为敌错误了。这要看如何定义西方。通商，是不是敌害，
两难矣！古时，中国被枪炮打开大门，难道不是贻害？又，商务公平性原则如何估价，难道
是侵害范畴以外之说？现在这种东西不是还在继续吗？他们和未来“责任”大国之间的勾结
和经贸，不是和清朝统一之老佛爷市场如出一辙吗？祇是封建锁国又是另一积弊，这一点不
可否认。也许，祇有像日本民主改革以后，经贸问题才会以人权经济的方式一揽子解决（正
像我们前此论述土地问题一样；不存在跳脱政治解决框架的任何经济问题单行道和单面人。）
3，其实，问题出在当时改革异见对内政的分析上。严以为，“时严复召对称旨，退草
万言书，略谓，‘中国积弱，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而天下汹汹，若专以
外患为急，此所谓目论也。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今之各国议平
权。’”所以他认为，培育中国民众之智勇之力，是竞争于西方之长久之计，而非仅仅救亡
可以成之。那么，启用哪些智，哪些勇，方可得计呢？就是所谓“行之有本，积之有基”，
不可枝节而为，舍本求末——而“本”在何方呢？就在中国文化之传统中和西化、“化西”
之中。而按照日本经验，本，在传统之中——西化，可以成为“化西”。中国有没有化西之
力、之据、之可能呢？钱穆对于实行西化之民主颇有微词，另一面又鼓吹三民主义。他憎恶
“党治”，认为“误以为分党相争为政治上最高景象”不对，但是党不能取之于民，就“乞
援于军人”，遂有割据，封建，革命和军阀联手；孙文钱受列强不成，转而苏联……。其时
则有‘党棍’、‘党痞’、‘吃党饭’诸名称。“”造党“”毁党“甚昌。都是他不想实行
传统以外之西化和化西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如何引进西方文化的课题——是引进民主文化，
还是党棍文化，抑或党棍加民主文化。钱穆先生是最先恐惧提到”文化革命“的人，无非是
对于打到孔家店颇有不满。
四，传统与革命
于是，改革者提出的“行之有本”，就是提醒我们厘清传统和革新的关系问题。不可因
为革新就实行文化虚无主义和痞子运动；同时也不可以倡导一切回到昨天，拒绝今天和明天，
拒绝改革。所以，认清邓式改革和毛氏革命之舍本逐末，数典忘祖，成为观察改革文化的要
义。我们说，正是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改革汲取了中国和西方的末流价值论，就是吴宓先生所
谓法家加马克思，所以殃及普世价值，祸害中国民生。当然要归回正道，恢复传统，走上和
西方主流价值吻合之路。
我们不厌其冗，文钞钱穆先生语录，以醒众人——“茫茫员舆，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
历几何世矣！……有搏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
之资者则何舆？曰，惟见其‘文化’。”
“有告知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也。’则彼顾己为共和之政
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知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
中古时期思想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二十世纪新空气之先囿，”鄙薄孔、老；曰，
“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此矣。‘”，
若此辈胜出，“我国史将束高阁、覆酱瓿 ，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智识之民也。”
“然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其进步何在？曰：亦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次扩大，文化传播之
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其朝此方向演进，则明白
无可疑者。”
而中国社会之衰落自中唐以来为开始。社会与政府疏离，王室与政府专权：“贫无赈，
弱无保，”“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科举忘义命，图富贵。“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
而发，”却“不能自救”，招致蒙古人入主，“一切政治，为急剧之退转，益于后世中国以
莫大之创伤。明祖崛起草泽，惩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医疗，转而益其病。
清人入关，盗憎主人，拑束猜防，无所不用极其，乃袭明制而加厉。固中国政制之废相，统
‘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于清，则相
沿已有六百年之久。”
他说，明儒尚气节，而清儒趋利禄——自是“怵于焚坑之酷”耳！
以上是钱先生明确表述的他的中国文化观和中国历史观。
中国之所以有国，是因为有文化；败坏文化，国将不国；其前途就是回到文化之基。
中国自明清以来，废弛纲纪，剪除权限，取消治衡，排除清廉，回归暴力，鼎尚贪墨，
诸如此类，都是历史转折而亡的教训；为秉笔直书，为经纬之论，为痛切之析。他的观点，
就是中国文化论代代退步论的写照。故此，建设文化之基，固持国家之本，必然要继承良性
国制，治理恶性循环，且应该超越其说，从中国经验转向普世经验，与之结合。这个结合，
就是把君、相分权，相权三分，变为君民分权和民府监督，等等。而非仅仅诟病民主，大讲
中国特色——值得指出的是，钱先生一辈尊重文化，记述历史，继往开来，有对西方文化的
批评权；于是在这个角度上观察文化和历史，成为正当改革的前提。反之一切免谈。在此逻
辑中，钱穆先生乃至郭先生，严先生，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对革命甚至改革保有的忧
心忡忡之状态，起因于辛亥以来的半文化虚无主义——它直接导致共产革命，从而使中国失
却文化真传。所谓民、清、明以来，专制积弊凸现，唯独不见开明（专制）之趋势，加剧了
暴力涂炭文化的革命过程——而十几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则在文化道德戕害上变本加厉，越
发险恶；前书苏维埃、列宁主义加上美国文化的庸俗和腐败，事情就变得更加匪夷所思。
于是，凸显中国政治文化的良性流转，更为必要——也就是注重钱先生所谓600年以前
的一些历史良制，给出的启示。
一为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逐步分离——（李）斯为布衣，公孙弘亦为布衣
之相。汉以来之相权和帝权分立，是钱先生瞩目之大要点；次为“士人”政府——也就是后
来马克斯。韦伯所谓宠信阶层和官僚阶层的分权治衡原则——成为宋废相以前，中国独特的
政治三权鼎立局面（含唐朝之相权之再三分：发令，封驳和实行权。这是贞观之至——不是
治；至高无上的分权制度，于中国。这个文化所属，含有更多的政治经济涵义，可说是中国
政治文化的正面价值（这个东西，毛泽东没有，孙文和蒋介石不多。）
再就是所谓科举制度。这个制度被提高到“天下为公，选贤于能”的程度；或言，
“铨选”制度。当然，从比干，屈原以降，从百家争鸣到宋儒办学，中国千年文化史，文豪
辈出，文化建设可见可触，自不胜枚举。此不多赘。
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个层面上，后来人应该对民不如清，清不如明，明不如唐（经济层
面甚至唐不如隋）之说法，做一个厘清。其中关键在于政府代表平民的“解放性政权”（钱
穆语）受到了一次次的蚕食，以至于“一棒一条痕，一掴一血印”；最后，就靠凌迟和巨贪
乃至雍正语录来维持局面了。所谓秦以来之封建庶民既不受封建，也不受奴役的地位，经过
唐之贞观，宋之尚学，到了元以后，发生变故，大国不国，盛世转衰，渐次颓落，以致不堪。
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和改革是不是可以回到所谓古代良制中去，成为巨大的疑问；更
为重大的问题是，依靠现在的政治制度，人们是不是可以大谈其与古代良制的结合，以告别
革命！
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存在——问题的提出是这样的：民国制度之所以被遗民诟病，就像明
之遗民诟病清朝的文化和体制；民国遗民，是不是也可以诟病人民共和国——而人民国的遗
民，毛遗民，又会如何对待历史呢？
枉顾中国文化之学统，毛先来革命，邓后来改革，都是不识历史，继续元劣清顽的妄为。
正像钱穆说的，“应食之恶果在矣。”
如果清有机会保存帝制和文化；孙文有机会实行欧美民主制度；那么，至少毛革命和邓
改革就会作废。而民国是我们中国人最后保持的一块尚有宽容之地。这个政权被颠覆了，一
切就几乎结束了。
所以，我们并不苟同王，陈，郭，严乃至钱先生所言之对于民国和孙文，中正的绝对负
评。
有人说，建设千载，可以毁于一旦。中国改革致使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千载轻谣变做
鼓噪狂歌，这个过程虽然短暂，却做到最大限度的锄善务尽，令人齿冷。我们是不是也要依
靠一次类似法国和欧洲的复辟和复兴（其实就是民主化），来拯救文化和道德危机呢？我们
的未来中国，能不能出现夏多布里昂，左拉，德雷福斯，基佐，勒南，雨果，更不要企图在
我们的来日出现拿破仑，迪斯雷里，俾斯麦和梅特涅了。这个没有伟人的中国！这个没有伟
人的世界！
礼崩乐坏，并非到此为止——其危害甚烈者应该是坏政府不再，好政府亦不在的未来短
暂局面。这个局面当然越短越好。虽然这等局面，也许比钱穆批评的后辛亥革命时期还要坏
得多！
可是这并不等于民主即是永远大乱。民主乱局一旦出现，解构就会出现；解构出现，意
味着结构必将复兴，国势必将回稳。那时真正的中国特色才会呈现；现在的特色论也就会寿
终正寝。◆
November 21 汪精卫诗几首 汪精卫诗几首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粼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November 17 支持徐晓支持徐晓
刘自立 徐晓先生关于北岛早期诗歌政治社会意义尚未过去的看法，也是我们坚持的看法。 这个看法说明很多问题。最重要一个问题是，《今天》出现的异议姿态，是不是今天过时，变成了昨天。不，事情只是发生了形式的不同，内容尚在——那个笼罩全国文艺分子的政治统治和三十年前，基本雷同。一个小青年曾经和我发生争论。争论的基调是，中国极权主义是不是涉及文化；中国文化极权主义是不是一个现实。他认为，中国文化界已经"威权"了，没有极权主义之嫌。这个观点不攻自破——请问中宣部何时允许民间报纸杂志出版——与清朝允许外国人和民间报刊出现，倒退百年。所以，《今天》和其他民间地下刊物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挑战。这样定位《今天》当时的政治倾向是毫无疑义的；再是，当时今天之人写作的纯文学状态，其实就是反抗文革文艺的另一种说法。那些全国无文化，只有样板戏的丑陋和粗鄙状态，使得当时的文艺青年自己拿笔，捅破了这个并不纯粹状态。事隔三十年，所谓"纯文学"的看法是不是朝向官方"和谐"，要挟与其政治观点吻合，产生马克思秩序之反的逆向走势？本质其实是，现在不言政，纯粹玩文艺——这种观点和当时"纯粹观点"，适成相反之状态。在中共失去意识形态合理合法化的今天，左派御用们称道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是不是中共文艺观念的一种变形呢？他们真的完成了去毛化和政治化吗？文学功能在一些民主国家，成为民主社会弊端的批判书。但是，无民主社会的国家生活，其泛政治化的生活，如何纯文学而去政治呢？文学灵魂，如果没有政治关照在一切古往今来的政治社会，文学纯粹化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史的文化，宗教，社会关怀，如果脱离了他们那个具体社会的历史，现实，他们的心灵涵摄和人格描述，如何纯粹躲到象牙塔里去呢？我们难道可以把夏多布里昂和拿破仑区隔开来，拿归拿，夏归夏吗？难道夏多布里昂既要反革命，又要反皇权的复辟特色，是可以拨离于法国文学的吗？难道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故事，可以回避当时的专制和自由，而由他和后来的索尔什尼琴，创造一种俄国专制主义宗教国家观的示范吗？难道托尔斯泰可以枉顾他蔑视的西方文化，而规避俄罗斯主义的政治解说吗？甚至鲁迅和胡适，难道可以回避当时中国是走苏联道路，还是走美国道路的政治之争吗？回答是不言自明的。从传统不能中断这个角度看，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正统和道统，也同样来自西化、还是反对之的争论——他们涵盖严复，郭嵩焘，王国维等，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走向观的严重异议者——至于陈寅恪，其对于中共的缄默和蔑视，在同样的层面上，说出了他的遗民观和文化观——这个看法，就是他春秋笔法，尽含"如是"（柳如是）于之的批判精神。更不要说他在变通文化观念时喊出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文化，起码在清朝的汉化时期，也是政治上层认同汉文化的一种承传——他们满人的这种政治文化态度，同样是政治聚焦的一种历史示范。所以，横向和纵向观察得出的结论，都是文化政治观的合一和提升。不存在任何背离，妥协和枉顾政治灵魂的文化、文学灵魂。这样的去政治文化观点，说到底，就是共党变相鼓吹的犬儒主义。 舍此无他！ 北島，“完美之夜”的“沉淪”？
2008-11-16
3:00 AM 歷史上，不乏因失敗而獲得成功的偉大人物，有的被失敗所造就，有的主動地選擇了失敗身後卻獲得了功名。金斯堡生前雖然也狼狽過，但與像卡夫卡、本雅明、梵高這種生前無比失敗的人相比，沒有什麼失敗可言。當然，不是失敗者並不意味著就是它的反面--成功者。李爾克也說過，“沒有什麼成功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但是，像洛爾迦這樣優秀的人民詩人，死得又是何其荒謬！可見，失敗與成功從來都不是絕對的，而更經常是互為悖論的。
（讀者推薦） November 16 陈水扁败坏台独思潮陈水扁败坏台独思潮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台湾台独势力出现的、因为阿扁贪污案件而遭遇的尴尬，完全是这些反对派不能区隔人治还是体制的一种幼稚表现。族群等同于台独，台独等同于阿扁——这样的错误意识，竟然不受到基本的区隔和厘清，是台湾人"智力"不够应对的示例（亦见穆勒）。 作者 : 刘自立,發表時間：11/16/2008
民主人士和左派毛分子有无政治操守的共同点？这个议题很尖锐——把这两股道上的分子们扯到一起，好像政治不正确了——但是，民主分子是不是最终坚守道德底线，配合宪政原则，一直以来，并不是那么乐观的。美国有尼克松政治丑闻案。那时，尼克松在水门事件里的作为，完成了一个政治流氓应该完成的所有鬼魅之行。但出于美国政治游戏规则的威力，他的秽行很快宣告失败。我们在一个也许是戏说的电影里看到：他和基辛格跪倒在圣象面前，向上帝祈祷饶恕和谅解——他拒绝了所谓动用三军，发起内战的总统权力意志的实行。当然，那样的实行其实也于事无补，强大的美国政治会摧毁他的轻举妄动。至少，尼克松本人有一丝善良尚存，那就是放弃自身的权誉，引咎辞职。这就是民主人士（一个美国总统难道不是民主人士吗？）在危机时刻作出的选择。这个选择是善良的，正确和值得借镜的。 这个事件告诉人们，体制强大之处对于人性脆弱的制衡。相反之例是，人性邪恶，作用于体制之坏和体制之虚——就是所谓极权体制，社会主义体制，中国资本主义体制。这个体制促成了左派政治人物站立在体制之上的霸道和邪恶。可是，这个体制，哪怕是非常丑陋和暴力的体制，也要比没有体制好一些——这种最坏的政府比无政府要稍稍好些的例子，发生在中国60年代。刘邓体制象征性表现了这个中国官僚体制的存在。而毛用中国历史上毁弃官僚体制，起用宦官外戚这样一种政治反动，启用了他的老婆，直接实行"司礼监批红"式的政治操作。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明朝魏忠贤体制的延续。所以，毛用江青，实在是中国政治历史上最为反动和倒退的政治实践。这个事实说明，毛可以败坏他自己创造的政治体制，而尼克松却没有办法逾越他的体制和宪政约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选择。这样本质不同的选择，同样无法超越体制的本质属性以及他所带来的人性规约。 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强大，所谓代议制政治的选择，就会出现负面效应。政治的道德无法替代道德的政治；人治还是体制，并不能取消人和体制的互动。如果出现人治和体制的纠缠，人治和体制一样都会瘫痪。现在，台湾的体制就横亘在人治和体制两难的境地。出于政治先贤如约翰.穆勒所言，如果民主无法出现保护少数，而至少估计到"多数中的多数"（见其《代议制政府》），族群的真理将会取代政治的真理。所以，在这个层面，台独意识涵盖下的陈水扁意识，出现了一种政治朦胧的状况。我们说，在国民党政府没有足够强大的体制合法性前提下——如，其黑金政治和党产事实，以及所谓统合中共论，这样一些未受触动的政治不正确性带来的不正当性——民进党潜在的群众基础就会一直存在。在这个层面上，陈水扁的意见不止是他的个人意志，而是全民或者半全民意志。所以，台湾人治的一个本质面向，就是混淆了台独意识和阿扁意识的界线。台湾台独势力出现的、因为阿扁贪污案件而遭遇的尴尬，完全是这些反对派不能区隔人治还是体制的一种幼稚表现。族群等同于台独，台独等同于阿扁——这样的错误意识，竟然不受到基本的区隔和厘清，是台湾人"智力"不够应对的示例（亦见穆勒）。这种智力阙如，使得阿扁拙劣的政治秀，产生了一种悲喜剧的谐谑效应。 其实，阿扁的演化，正好说明了一个政治人物，无法完全取代政治观念或者思潮流变的例证。正如前说，尼克松不是民主无可取代的政治人物。其人格总量及其政治背景，不成比例。这是星球和宇宙的关系。如果这个星球完蛋了，并不代表宇宙因此结束——同理，台湾族群把阿扁捆绑到台独意识上去，而且认为无阿扁，即无台独，这是非常愚蠢的想法。我们说，正好是阿扁比任何人，现在更是败坏台独的鬼祟。他全无做出"等号"的任何合法性和合理性判断。因为，抛弃阿扁，正好是抛弃一个政治臭虫，就像美国人抛弃了尼克松。换言之，民进党党纲上的台独意识，应该可以和阿扁做出明确的切割。但是，事情好像并无完全如此。这些台湾政治人物的吵闹，并无明确认知这样事实的能力——马政府也没有做出这样政治区隔的言论——我们认为，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是基本不设政治前途确定性的政党。这样一来，解释台独和认同统一，都是据说可以预设的前提——要看两千万人民最终的选择。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排除阿扁这个因素，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臭虫可以被捻成齑粉，他无权、也无法代表统、独。这是台湾人应该辨明事理的一种智招。如若不是，认定台独和阿扁是一样东西，其无理性和低智商将是非常可笑的；会给台湾社会造成不必要的拖累。 大而言之，民主正确性和专制错误，都是因人而异，因体制而异的一种变动性政治。其正确与否，并不能完全倚靠原则和戒条。历史上出于专制正确和人治有效的示例并不少见。我们不能说拿破仑和俾斯麦没有起到民主和专制两重性的效应。德国统一，与其说是民主使然，不如说，是俾斯麦使然；法国革命原则和自由原则，依附在拿破仑的侵略之上，也是历史事实——其两面性，造成了法国民主成熟以前的历史。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民主政府在缺乏伟人政治的现状中，只好更加依附于逐渐成熟的政治制度。反之，专制形成的"正确性"，必将随着民主更多的正确性而被迫退位。所以，依我们所言，在这个没有伟人的政治现实中，政治人物，更加应该考虑的课题，不是跟随马，还是陈，应该更多考虑建立更加成熟的体制，以代替人头崇拜。如果台湾人民可以在此方面做出明智的选择，他们会更加成熟台独意识或者统一意识，而并不受到某个政治臭虫或者伟大人物的左右。就连美国和成熟的欧洲人民，本来也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如果出现美国人民跑到白宫面前，要和尼克松共生死，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笑话和天大的愚蠢吗？ 在另外一个方面，强大无情的政治体制，民主体制，会抛却那些钻到民主体制中去的蛀虫，将他们腐蚀民主的秽行坚决加以制止。于是，民主批判民主的原则，就会鲜活生辉，而不是要和那些蛀虫们一起殉葬。无论如何，台湾人申押陈水扁，毕竟是一件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说明了，民主再脆弱，再不智，再会出现尼克松或者陈水扁，但是，他的自我整肃和净化功能是无可指摘的，屡试不爽，无可比拟——但是，这绝对不是供奉民主在一切正确的祭台上，顶礼膜拜；不，民主就是批判，一日不可或缺的对民主本身带来的邪恶的批判——这正是民主不可知论的因由和根据——他的迥然相反的正确论和全知论，就是极权主义。这是我们的贤哲一而再、再而三言明的哲理。而中共体制的脆弱，正是他不具备这种人民监督的功用和批评性哲学；其体制性腐败，绝对不会涉及所谓"一个资本家的体制"——这个"一个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托洛茨基语），就是所谓由500个特权家庭主持的政治经济。他们的政治无可塑性，是他们无法出现驱除腐败政治人物及腐败政治制度的宿命。所以，台湾人抛却阿扁，毕竟表现了这个岛屿政治上的强劲和伟大。我们作为一个大陆人，因为看到了这个伟大的选择，充满敬佩之情。 谢谢你们为我们作出的示范！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November 12 简评奥巴马上台
简评奥巴马上台
奥巴马获选美国新头，举世欢腾——不知道欢腾个啥！ 一个主要理由是，奥氏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什么新纪元？就是黑人当选。这个事情是不是非常伟大。我觉得很伟大，是伟大得很有限，不是无限。通观奥的胜选言说，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所有内容麦凯恩也可以说，比如做一个美国英雄，做一个美国梦，等等。言说实质是什么？有没有大于一般性内容的具体想法？没有。在竞选初期两人争执的美国安全问题，外交问题——近期争论的经济金融问题，奥氏有没有万应良方？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区分奥、麦对华政策上，他们的许诺和谈论有没有亮点？没有。奥氏中国政策和布什中国政策有没有区别，没有。奥氏接受亲中国媒体（多维）采访，所言中国问题，有没有新意？没有。他所谓中国人权的批判有没有涉及这个政权的性质问题？没有。在认可这个政权的基调上继续鼓吹政治经济两张皮的观点，是不是继续？是。整个亚洲问题会不会出现新的调整？不会。 ……那么，作为一个地球人，何以对奥举世狂热？美国佬甚至喜极而泣——泣什么？不知道。是因为奥巴马可以带领美国人跑出经济衰退？是因为他出台了崭新的世界政治观念？还是仅仅因为他成为美国时尚青年盲目追逐的偶像？偶像——这个东西在21世纪继续存在？我们说，这个世界已无伟人，奥巴马已成伟人？他是谁？对待这个世界的突破性创建究竟在哪里，会在哪里呢？是的，美国时尚总统有肯尼迪。肯尼迪是不是奥巴马呢？在60年代古巴危机的时候，他是不是成为保全美国的林肯式人物呢？是，也不是。肯尼迪只是保全了一个东、西方对峙的格局。他保留美国的同时保留了卡斯特罗。一直到今天。在赫鲁晓夫撤走导弹的时候，苏联并未失败。这个冷战双赢或者双输的历史，对于奥巴马是不是一种警示呢？他准备在所谓后冷战时期究竟是要双赢或者双输呢？从他的言论看，他无知于中国问题。于是，在此范畴内，他和所有的里根，克林顿和大小布什一样，并无改革，并无创新，并无新世界——奥巴马不是一个具备战略眼光的人——他更没有东（中）、西世界两极对峙的关系学说之研究。他将和他的前任一样重蹈中美关系"和谐"说；并在延续中国极权主义政权和美国利益主义政权之间彳亍而行，小心呵护。他也许会减税于美国人，但是，他的沆瀣中共官场经济的一切作为，必将延续前任的残席，是毫无疑问的。也许，事情不是这样乐观。在奥巴马和后奥巴马时代，中国价值观将会因为他自身的不可复制和无前景重蹈苏联覆辙。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奥巴马这个政权，必将延续这个认可中国体制继续存在的现实主义，只等到中国自身的经济政治解构——而他必将无法突破这个理论的和现实的层面和潜结构。也许，就像里根忽然等到格巴契夫一样，等到中国解体的却必然不是奥巴马——因为他对此结构一无所知——加上中美经济关系和外交观念的同构，这样的历史还要继续延续。因为，苏联没有这样的经济互补于美中关系之间。 不是没有美国人或者欧洲人认识到这个重要课题——未来世界的格局，是中国崛起和美国持续繁荣之间的对峙。这个东西超过伊朗，阿富汗和朝鲜问题。只是奥巴马并无其间的意识。麦凯恩，尚知晓建设一个民主同盟的必要性，但是，麦对此，也无在胸全局。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认知。这个认知，还在举世欢呼者的视线之外。 黑人问题和中国问题的潜意识，就是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美国价值观在亨廷顿的笔下产生的忧虑，化为一种文明冲突论。现在，奥巴马将只是在这个层面上解构这样的美国白人观和文明观。但是，中国人会不会因为美国黑人的反主流化——和现在的变为主流——而钻了反种族主义的空子呢？他们的民族独立意识和民族不民主意识，潜在款通奥巴马黑人情结的时候，会不会被识破呢？这个忧虑，也许是错误的——因为奥巴马代表的不是种族观念，而是普世价值——但是，普世价值，在黑人万众欢腾当中，已经失去了民主辩论的是非，成为一个头脑，一个肯尼亚头脑的节日。 人类是一个产生或者愿意无端产生欢乐乌托邦的物种。中国人在毫无理由的情形下会欢呼万岁！ 美国人，四年或者八年，也会这样。只是在他们欢呼民主选举这个层面无可厚非——但是，这和某个人，没有太多关系。欢呼的理据，可以存在，是必要的，但是，绝对不是充分的，合理的。 拿破仑说，我上断头台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欢呼！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November 06 为制盐工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唐汉三为制盐工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唐汉三
唐汉三是个有实干精神的科学工作者。1931年参加永、久团体，历任永利碱厂值班技师、久大精盐厂总工程师、久大模范盐厂厂长等职，解放后，任自贡市盐务局总工程师，轻工业部盐务总局副总工程师。当选为四川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他毕生对制盐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唐汉三，1889年出生于湖南省新华县白宁乡。十四岁时，即远赴长沙实业学堂求学，以“不读书毋宁死”作为座右铭，经常苦读至深夜。 十五岁时通过考试获得清朝官费留学日本，就读于大学预科学校。他认为开发矿藏资源是振兴中华的基础，故选择了采矿冶金系作为自己的专业，考取了当时全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采冶系，于1915年毕业。回国后曾先后在湖北富池口煤矿，湖南水口山锡矿、平江金矿、长沙黑铅炼厂等厂任技师长等职。在长沙楚怡工业专科学校任矿冶科主任，并在湖南大学执教。 1931年应留日同学范旭东先生邀请赴永利碱厂工作。这对自日本回国后始终未能觅得一个可以长期工作、以所学技术学识报效祖国的唐汉三来说，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毅然携妻子儿女离开长沙来塘沽就业，担任永利碱厂值班技师。1935年调任久大精盐厂总工程师。任职期间，改进制盐技术，用转筒干燥精盐，节约了燃料。1936年率邬朝绩先生等赴江苏连云港创办久大盐厂大浦分厂，研制成功了“斜式螺旋洗盐机”，用饱和卤水逆流洗涤海盐，经转筒干燥后得“大粒精盐”，不但盐质好，而且成本大大降低，为国内首创。
1938年大年除夕，他刚刚返回湖南老家过春节，初三即奉永利制碱公司电召，经武汉赴四川自流井创办久大模范盐厂，担任厂长。由于他已有大浦建厂经验，自流井盐厂不到一年即顺利投产。当时所生产的井盐质量居国内之冠，有力地支援了国内抗战。在技术上他主持进行了以下工作： 1939年，他研制成利用日光风力蒸发浓缩盐卤的枝条架晒卤台，大大节约了煤炭，降低了制盐成本。 1941年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多位化工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创办了“久大副产部”，尔后又在自流井凉高山建立了“恒丰灶副产部”，在贡井建立了“三一化学制品厂”，从卤水中提制硼、钾、溴、碘与碳酸镁等多种副产品。与重庆兵工厂合作生产酒精，以代替汽油，支援抗战运输。 1943年组织研制成功了压盐机，将平锅粉盐压成“砖盐”，与云贵地区少数民族喜食的巴盐相比，质好价廉，经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经川康盐务管理局核定，水运计岸及济楚盐销区，为粉盐销售开拓了新的出路。 1945年，应川康盐管局邀请，前往隆昌县圣灯山利用天然气与气田卤开办盐厂，实现了以瓦斯平锅制盐的创举，其后又派工程师帮助创建了年产烧碱180余吨的隆圣化学公司。 抗战胜利后，他升任久大公司协理、总工程师，兼大浦、自贡两厂厂长，为工厂的恢复和发展，不辞劳苦，到处奔波。 解放后，他积极拥护自贡久大盐厂与政府公私合营。1952年任自贡盐务局总工程师。 当选为四川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调任国家轻工业部盐务总局工程师，兼任设计室副总工程师等职。曾随盐务总局考察团赴日本考察盐业，1964年离休。1973年在南京无疾而终，享年八十四岁。
在30年代，著有《冶铁学》一书。翻译出版了日本《最新化学工业大全》丛书中的《化学工学》，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我国较早的化学工业译著之。 唐汉三将“永久黄”事业视为自己的生命，并为之全心全意奋斗一生。 November 03 "一个美国人在平壤""一个美国人在平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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