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五四故事
——兼议张耀杰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北京）刘自立


一、五四中的蔡元培


    蔡元培是不是五四主将？是不是五四“守护神”（李平心语），坊间议论不一。唐先生
振常说不是，亦有人说是。说“是”，如果五四百无一缺，则不单是陈独秀等可以当主将，
蔡元培自然也应该拉入，以壮声威；说“不是”者之隐语是，五四问题多多，蔡元培唯避之
不及，何以要强行加入——这就是唐先生观点.说五四走向一声炮响走向毛主义革命，更是
某种政治逻辑之证.但是不同意者，以为是开始了德默克拉“贼”的民粹进程，故而要避之。
（比如，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之吴虞，就是北大教授、五四大干将，以后他不是走向马列，社
民，而是心性笃信于佛了。于是有人说，吴先生没有找到出路。马列是出路？现在看来很清
楚，根本不是。）其实蔡元培不是五四主将。非但不是，他还是五四的“辞将”。很多文章
涉及于此。其间对他为何要在关键时刻辞去北大校长一事，学界多有争执。

    一说他在关键时刻逃之夭夭，不能担当，也担任“大学”之长如孔子等人，可不是如是
做法。这个话题说起来艰深；要从蔡先生的道德观说起。就是唐先生每每开口必称之：知进
退方不为小人，“小人知进不知退，”，蔡先生知此道，遵此则，知后而行，故辞职。这是
道理方面的说法。直接导线就是他对于五四的态度。五四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打砸
烧，烧了赵家楼——这个行为是蔡校长一直以来反对之极的，他作为一校之长，没有管得住
学生，焉能不引咎辞职。更多的蔡式原则，人们知道很多。归结起来有几点.一是他主张学、
仰分开——就是说，学术和信仰要区隔，不可归一——比如，你可以研究马克思，但是，和
信之无涉，更不可为信徒，拿起武器打倒政府。这个做法可以说无作用。他的学生中很多人
从“拿起笔来做刀枪”，到真的拿起武器，武装暴动，时间并不长.二是，他主张兼容并包，
什么都可以来教授，来宣传；祇是他也有不并包，不兼容处，就是他反对林琴南到北大。为
什么呢？祇是因为老林纾反对反对孔子。也有说，“他所以没有请林琴南，据我的推测，并
不是因为他以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为派系不同的缘故，而是因为林琴南对于
做学问的见解，在蔡先生看来，已赶不上时代了。”（唐振常）于是，蔡式原则打了折扣。
再是，他主张“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他坚决反对政治势力利用青年学生政治热
情，以售其奸。

    最后，当然还有他的道德美学式准宗教观点，就是众人皆知的美育说.（美育是不是可
以取代宗教，是一个大问题.宗教有文本，有神祗，更有关乎于此的世纪文化，绵绵不绝；
取消之，就是取消了文化——西方文化与文明；美育载体何在？不甚清楚。且宗教道德在星
空，在恒常，可以衍射上下古今；美则异。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之美，之道德，之诠释
——如果步入时代，命实践为人之实践，不是星空律令，那么，这个美就会发生问题.正面
效应是正教和异教之美媾和，产生如康斯坦丁大帝时代之兼容并包；负面效应，就是以意识
形态诠释美和丑，发生法西斯美学和毛式美学.）

    五四当天，学生集聚在北京马神庙一带。蔡亲赴现场阻止，不果。张国焘让校长“回办
公室去”。于是，蔡先生的观点被挡回。蔡先生不主张学生参政，上街，废学.个人有政治
情趣，可以“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甚至以后说，“但是因爱国而牺
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见《唐集》）所以，前此关乎林纾课题
“已备载衷曲”，“出校游行，发生事端，他担心予人口实，北大将遭毁坏。这种心情，是
身为校长的蔡元培所容易产生的……他在《出京后途中致北大学生函》中说，”‘仆深信诸
君本月4日之举处于爱国热忱。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
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同上）唐先生说，游行，他是反对的，火烧更是反对。
但是，当学生被逮捕后，他又拼死抢救，不遗余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奔走尤力“。
（张国焘语）唐先生说，蔡辞职有三种理道。一是，学生”激而为骚扰之举“，”元培实尸
其咎“；他有责任。二，蔡当时处境为艰；政府指责，亲日派攻击，守旧派嘲骂，一时盛传
撤长说，增强了他辞职的决意。至于说他所谓”杀君马者道旁儿“典，唐先生解，”但取积
劳致死一义，别无他意。“（《蔡元培全集》）该年9月，蔡回到北大，他说，是为数千学
生计。


二、陈独秀使民主变成民疯


    陈独秀是五四主将，民主科学是其口号。但是民主何物？科学何物？内容多多。历史显
示的诠释，就是不知道民主可以变成民疯，科学可以变成泛工具主义而枉顾人性。从理论上
说，早有吴宓等人看出此道不正，就大声疾呼要转回正途，消除邪说——什么是邪说？就是
民主结合马克思、共产党，叫做“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陈寅恪诗句）。吴
宓是美国学者白璧德的门生，他的观点原出于白璧德。白璧德就是反对卢梭——民主/民粹，
他说是浪漫主义，滥情主义；又反对培根的科学论，泛科学主义且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是，
是卢梭主义使得培根说影响日大，涉及更深。（简要而论，可以说依据以下几个观念：人文
主义，人道主义，滥情主义和科学主义；他们的关系是，人文为大，人道次之；枉顾二者，
就变成后二者。人文主义兼顾宗教整体观.科学主义是专门化倾向。虽知不能和人文整体抗
衡，但是，一科、一门，使得科学“想像”整体解决之，这样，科学野心使得人文丧失，权
利凸现——而浪漫主义和普遍意志，则成为革命导火线，彻底颠覆宗教和人文，还美其名曰
民主，其实是民粹。故而东方，白璧德一直看重中国孔孟，礼仪和道德，提倡中庸。西面，
法国革命和法国复辟，正是二者龃龉和辨正之历史，最后，被匡正过来。所以白璧德以为，
科学、民主如果不识人文和宗教，一切都会走火入魔。俄国和中国革命是其证.中共枉顾宗
教，看轻文化，正好是利用民主，且以科学为据，来一个走火入魔的无神论。）

    这个争执不是到了我们的民主墻时代开始的，开始于1920年。吴宓观点很简单，就是民
主要回归希腊，科学要尊重儒道。不幸，历史是按照陈独秀的逻辑发展的——民主变成民疯，
变成痞子运动和文革——科学变成新启蒙＝新蒙蔽，新愚昧——什么陈伯达、艾思奇取代的
不止是希腊民主和柏拉图，就连马克思原本也庸俗化了。到了1949，57，66，一切归于疯人
院。但是，起源在陈独秀那里.耀杰先生书说，陈独秀因为狎妓被蔡元培革职，犯了道德法
规。说是挖伤妓女下体.这个事情不堪于雅，于学，于人道。但是古今中外，狎妓不是罪—
—罪要看他们的学说和以后的组织、政党，是不是搞了一个不自由，太专制，更极权之国度、
之体制。陈独秀早年、晚年判如两人。一个是极权主义萌芽的疯子，一个是反省及时的常人，
反疯为不疯。

    他早年都搞些什么名堂呢？耀杰书说，他反对国家——“国家是什么？……不过是一种
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包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籍此
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等世界大同了，这个“偶像就
自然毫无用处了。”

    “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
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
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

    他反对什么国家呢？自然是专制的清朝皇权政体.并且在体制改革和人性改造上用墨很
多。前者是当时一种很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后者则是关于体制和人性辩论说的易卜生情
结.关于后者，可以说迄今争论不已，成为一种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辨证；而前者之说则关
注人少得多。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提倡革命，主张平等，有何不妥乎于当时的政治呢？这
个问题很有辩论必要。从文革前后，政权忽而主张巴黎公社，忽而主张民主法制即可看出，
革命党于无政府主义之情结挥之不去。因由何在？就在于列宁和克鲁泡特金之间的异同关系.
异在于列宁是首鼠两端，忽而要巴黎公社，忽而要无产阶级专政；相同的就是反对前政府。
这样，克鲁和列宁就成为一种难兄难弟之关系，又加上兄弟倪墻，反正有异、有补、有政治
血缘。克鲁葬礼在苏联国可以举行，是为证.那么，陈氏无政府和列宁主义关系何在？这里
有几层意思。第一，他们都是源自法国之左翼思潮的社会主义者。这个社会主义者，是要施
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就是说，要施行废除三权分立说的任何合法和合理权威的。也就是阿伦
特在其革命论中阐明之、法国和俄国之社会革命异于美国之政治革命之在。美国革命是有预
设和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三权分立，宪政民主和言社自由。法国革命没有实现之。是复辟
时代包含拿破仑在内之一大批官员加学者、如夏多布里昂等人，在反对暴力革命和反对极端
皇权的努力匡正之下，才把法国扳回正轨——而俄国革命，则是完全颠覆这个权利治衡，施
行列宁和斯大林的专制极权。而道理十分清楚，陈氏历史作用，在于他由无政府转向列宁的
共产党，且成为一代肇始者。这个负面作用，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为过.不管他后来如何背
叛，抑或说，别人如何说他背叛——也不管他究竟是属于托洛茨基之中共革命论之正确估计，
还是他属于斯大林中共革命论之错误估计——都是俄人政谍。我们说过，如果真的按照托洛
茨基看似正确的、关乎所谓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之判断，中共在20年代就掌权了，那又如何？
这祇不过加早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苏维埃支部——傀儡而已。

    我们说，陈、托是有共性的。他们早年都是几乎丧心病狂的左翼革命暴徒，后来却阴错
阳差，成为西方人士为之辩护之自由主义人士，且死像悲惨.但是这并不能取消他们的布尔
什维克主义带来的一方危害。这个思想苗头在五四时期，看得很清楚。陈氏狂妄自大，胡说
八道于各种根本问题，全然不许别人有发言权。他说过正确了，就不许别人再讲.这个非伏
尔泰主义，是他欣然与共之源头.五四怪人特多，如钱玄同，如吴虞，如章太炎。都是不可
一世的疯子。他们在那时，究竟要做些什么正确的事情呢？无非就是要施行自由之易卜生主
义，要废除汉字，要打倒孔家店——虽然蔡元培努力为其辩护，说是他们祇是要把孔子加于
平等之地位，不要超越于其他之子之上也。而实际作用不单是颠覆了孔子，而且颠覆了所有
“子”，就是鲁父子说的，一片黑暗，是吃人历史。这个五四，我们说是很畸形的，数典忘
祖的，孤陋寡闻的；不是美育的，而是丑陋的。你看，希腊人，不曾、也不会打倒他们的柏
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德国人，不会打倒他们的歌德和贝多芬（连希特勒也没有打倒），法国
人，更不会打倒他们的伏尔泰和马拉美，西班牙人不会打倒他们的唐吉歌德……唯独我们中
国人，要打倒孔孟。这个东西一来，就变成千年未现的帝师合一，成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
成名——毛氏竖子，居然要天大地大、爹亲娘亲，成为一个伪基督降临于斯，是不可悲，孰
可悲也！

    记得已经鹤去之唐振常先生，说过几句他喜欢说的话——一句就是前此说过的，“小人
知进不知退”。这不是儒家的思想观和方法论。蔡先生知政府，知后来之有限政府，“好政
府”，他不是暴徒和列宁主义者，五四打烧，他引为罪责，而咎辞之，何错之有？倒是后来，
不知退者，不仅为师，还要当天才，当上帝，唯其死，才是结束，甚至，死不结束，还躺在
那里挡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再是，“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是孟子的话。这句话说的是，在极权主义
那里，所谓民众意识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比如说，毛思维在世界范围堪称动物园思维，但
是，文革他登高一呼，万众欢呼。就是他那个统治地界和方法，奏奇效，出奇功——出了那
个方法和地方，就无法奏效，就骗不成了。这是唐先生很喜欢的一句话。他批判张紫葛乱写
吴宓，文章用此题名。

    又句，就是他所谓写史不可为亲、贤者讳，不可因为牵涉三亲四故，不说实话。

    都是非常有效的历史研究方式和研究原则.对待陈独秀，我们也需持有这样一个态度。
不可因为他是后来之反对专制者，就掩饰他前期言行。不可知其有进有退——且退之体制外，
就罕言其组织共党之误.也不可还要残用其党文化，使劲挖掘一个共中正确性和党中杰出人
物——须知，他是成为党外以后，方可“难罔以非其道”，不是在“方中”，就“难罔”了
——他也是做过“君子”，伙同俄国人，要在中国“欺以其方”。难道不是吗？

    “难罔以非其道”，还要说，在当时，在1920年，就有吴宓写出会通派宣言般文字，说
出真理。就是要以仁义道德，孔孟儒家和西方非易，马之主流文化，匡复中国传统，就是，
现在说的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之结合，古代性和现代性之结合（当然，阿克顿之两自由说，
古代和现代，早已不是现代时的言词了）。现在，我们想引书一些吴宓之诗句，来印证他一
个世纪以来的真知卓见。

    关于陈，钱，赵（元任）等莽汉主张取消汉字，胡适之主张取消古典诗歌等，吴宓说，
“车书同轨鱼虫灭，天地不仁雀鼠悲”。这个引憾，可不是祇是涉及陈独秀了，从秦始皇开
始，他就骂了——毛这个儒灭，更是在此一方面变本加厉，无法无天。车书不单“同轨”
“同文”，而是完全毁掉，烧掉。难怪梅光迪说，灭古文形同自杀。49年以后，党文化之野
蛮，粗鄙，荒诞，不是57年，不是66年首创，首创，是陈，钱，胡。

    于是，在经历了从五四开始的车书命运后，到了五十年代，宓更唱道——“嘉陵江水几
回黄，不死惊看汉字亡，……嚼字今来不识字，扫盲我老竟成盲。”这是他针对汉字简化改
革，做出的悲观论。

    宓引书陈寅恪，说，“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加上宓之“僧颂佛号名杀
戮”，“相思银汉疑通敌”——把个党文化神通无人，说个底掉！真是神州无神但有毛，无
法无天灭人伦！陈之人性改造论，就变成这等模样了。

    但是，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五四叫嚣里，有没有一些稍微正常，言说正确的表达呢？当然
也还是有的。耀杰引书章世钊言论，关于反对党，关于宪政和民主即是。可以说，是和陈的
无政府，反国家适成对比。章说的话，就是40年代胡适之说的话。可惜，民疯已经煽起，革
命无可阻挡，毛师所向披靡。国人之哀之亡，也就在眼前了。


三、吴虞之思想精神


    一句老话说过，国家不幸诗人幸——那也未必，中国语言系统在五四颠覆以后，虽无彻
底销亡，却也历经了断裂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白话文直接转入极权语汇、新华体和毛语
录系统，乃至影响之深迄今不除；另一方面，五四中人和以后的文人文白兼顾，变形抵御，
使得民国文字并不像胡适文字一样，白浅尽显，彻底草根——就连钱玄同，胡适和一切新诗
人自己，也都是举行一种仍然是兼顾传统文气和文质的文体，且一直传到没有文革的台湾于
今。这个似是而非的白话运动中，语言作为载体发生的巨大变迁，说明了一个五四不彻底的
幸运之机，还是留下了可以理喻的人文和人间思索。其中，思维和行为的矛盾，倾向和现实
的抵触，尤为明显；明显地表现在五四主将吴虞的身上。他身子留在前期，脑子进入后期，
最后以更加倒退于五四作为结局——他笃信佛教，万事皆空，是为其终.考察此公，可以说
出中国五四之辈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局面。这个旗帜之变，良莠俱备，
祇是凸现的红旗，一经遮蔽，就成为漫天无星的红色黑暗，连语言也不能脱身，而且是首当
其冲的受害者。吴虞一生，唐振常先生做研究十分细致；还记得80年代初，老先生当时来到
北京，一身布衣，一双布鞋，出入于图书馆；也偶尔到我家、原北大西斋（原京师大学堂址）
坐坐。那时，他正在抄录吴虞日记，研读吴虞先生。

    吴虞之思想，是不是自由之思想？吴虞之精神，是不是独立之精神？这个问题很有点哈
姆雷特之问之余味。因为说他反对孔子不遗余力，是要讨自由，也许为真，也许为假，因为
孔子未能拯救他于此界，他转而信佛于彼界，是为证，这是自由乎？不见得。说他是独立之
精神，对，也不对，因为他幼时反叛，称其父为魔鬼，而后来对于其儿女，其行其止，专制
异常，也无异于魔鬼；独立之精神何在？这个两面派是不是自由和独立了呢？不知道也。其
实，这个现象笼罩在几乎一切知识人的头上，如云不散。你成立革命党，要自由，要民主，
到头来，却是搞成一个比老不自由，老不独立更加“不”的东西——所有的造反有理，祇是
毛可是如鱼得水，天地以欢.国人陷入几千年的造反——专制——再造反——再专制的怪圈
里不能自拔，甚至不能自省，一直到文革几乎半个世纪以后。这样，吴虞之文，之问，之格，
之风，成为我们观察五四的一个窗口是有现实意义的。吴虞思维也是千头万绪，抓住一点，
就是考量他的反孔、覆孔观.这个观点，被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极其宝贵，认识正确，立场坚
定——含唐先生本人。于是，掰开揉碎其文本，且分析之，就有必要了。我们开门见山，直
说吴虞的反孔意见；这个意见就是考察并批判孝，忠，礼，刑（《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
据论》）。他说：“他们教学，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
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工厂’，”“故必用礼为纪，以正君
臣，以竺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就是荀子之效、忠、礼一气相连观；也就是唐先生
总结之，儒家伦理合家族，君主制度三位一体，是为孔教核心。如何解决？吴虞接着说，
“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即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
主石，则主体堕地。”又说，“此余所以谓政治改革而儒教、家族制度不改，则尚余二大部
专制，安能而得真共和也夫！”换成今天的语言说，就是要先行进行家族和儒教改革，方能
进行政之改革。比如说，毛氏就有斗私批修，灵魂革命说.但是究竟是政治制度在前改革，
还是在后改革？历史做出的结论是政治制度在前改革，不但是改，而且是革——人民公社几
乎就是解散家庭；儒也沦亡不复，彻底埋葬了。但是，这个最为彻底的革命，究竟于国，于
民如何，难道还不清楚吗？换言之，颠覆清朝之革命，也同样是制度先行，有了表面共和，
没有按照吴虞方案行事；倒也是成为阿Q式的改革，城头变化大王旗。两种非吴虞式方案，
其实都不奏效。奏效的却是历史无情，政治无理。但是，政治究竟是不是祇是无理乎？看起
来，现在很明确，就是要施行真正的儒政分立/离，政教分立/离，建设一个容得下儒，释，
道甚至基督，阿拉的政治体制，方能实现吴式梦想——而非相反，更非先要解散家庭，根除
儒教——吴虞本人三妻四妾，也最终不解散家庭，连一夫一妻制也不遵守。至于君师合一之
想法，关乎儒教准确定位说.吴虞之说，未必不准确，但是不能不更准确考察之。不幸，他
的指责在毛氏时代完全做到，虽然不是儒师合君，而是伟大有四，且为“导师”。我们的意
思是，君师合一在几千年帝王将相统治年代尚有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帝王合儒，却不见发现
他们自称“思想”，自占师位，就是马科斯。韦伯所谓，宠幸阶层即血统阶层和官僚知识分
子之儒，形成的一个有限统治公司——这个公司起初是布衣为相，制约，或者有限制约了皇
权的蔓延。官僚和分子合一，也并不是毛氏后来那种依附关系，多少有一种制约关系.其一
表现在其来源，科举制度，有教无类。其二相对制约皇权，知识人——士，可制约皇帝，甚
至形成宦官和官僚人员的互相制约——遂为西方人利马窦等人发现之中国权利治衡因子。这
些，都不是君师合一，而是君师分开，或者说，有限分开.正是由于这个进退有独，自由有
限的皇权体制，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空间，南山东篱下的文化空间——而这个空间民国尚存，
到了毛氏于今就荡然不存在了。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屈原、李、杜、曹雪芹。这个历史，
当然不能责怪吴先生不知——却可以批评完全否认儒家文化和文化本身的反孔自，覆传统的
一代代妄人，他们据说还是自由主义者。中国文化璀璨异常，不是民主制度造就，道理出乎
于此。所以说，就连西方哲学家，也没有说要批孔、覆孔，而是把孔子列入世界文化轴心中，
且和荷马，耶稣与查拉斯图拉并列。其实儒家地位确定之问题早就解决了。因为正如陈寅恪
所谓，儒家之载体，即为“道光季”之附物，道光一完，王国维殉身，陈寅恪殉道。至于说
如何拯救出来一个“新季”——此问宏大，但是陈寅恪已经预言在先。就是共产党不是儒家
载体，更新儒家，是要自由和独立之体制。这个课题难道很艰深而不可解乎？所以，我们分
儒家为儒家，新儒家和新新儒家，就是此意。“新新儒学”之反，就是回归儒政分离，解除
党儒合一之怪现状。若是按照现在这样删书/删儒，以救党，救党文化，就是岂有此理了。
以儒学之道发扬共产党软实力，建立什么孔子学院，在党委书记领导下来一个今天之孔孟复
兴更是天大笑话。


四、民国精神与五四


    耀杰先生书主要涉及北大教授中人于五四时代作用，和《新青年》杂志诸事。其中不乏
新的观点，新的发掘。如周作人、李大钊等在北大之实际地位，毛是被谁人引入北大等等坊
间常常涉及的内容，他有新考。而笔者最有兴致乃是看到他关于鲁迅课题的再研究。史及鲁
夫子，牵涉到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杨荫榆事件。耀杰考其中有几个原因。一是
派系人物扩展自己势力范围。如文本指向李石曾。顾颉刚说是因为蔡元培授予教授可治理大
校，可以当校长后，遂有李氏抢校之战。“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
杨荫榆，而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俱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可有
某种不可恕的劣迹。”二是，1923年以来，苏联人帮助孙中山开始“党化”运动，“其中包
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当时东南大
学校长就被党化掉了。书说，“李石曾等人打算让易培基接替杨荫榆的校长职位，以便推行
‘党化教育’。”三，随着这个运动分成法日派和英美派，其结果导致了“三一八”惨案。
何以分派，即导致残案？书中并未续说之。我们的兴趣倒不在分派各派有什么本质确误，倒
是可以看出鲁迅等人遂属一派，却被说成是后来绝对正确一方；而后鲁被毛利用之后，毛又
说要关鲁夫子，让其默不作声云云。这样，吵吵嚷嚷的民国式纷争，就被一刀阉下，了无声
息了。

    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五四也好，驱杨也好，段祺瑞为被害学生下跪也好，都是呈
现了一种民国精神——虽然不好说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却也没有犯下“战是和平
暴是仁”这样的大亵渎，大涂炭，大毁灭。于是我们说，五四运动之具体载体，自由独立的
基本依附，还是在民国这个体制身上其得以开展，得以形成。是非优劣，正确错误不说，蔡
元培也好，胡适之也好，都是民国文化和文运的关系人。他们的自由主义，使得西学东渐的
萌芽获得茁长.也就是说，五四乃是民国文化和民国人物的产物，不是苏联和共产党的产物。
蔡氏是作为五四多元化的始作俑者，开始其兼容并包之作为的，换言之，是国民政府的兼容
并包实现了五四运动。如果说蔡元培是五四护法神，他也是护国民党之法，不会去护苏联大
宪法，更不谈共产法。

    但是五四之前后，国民、共产两党之存在又不能不说，他们把五四引向了列宁主义体制
和革命办法。于是，依据多元而崛起之中共和国民党之一部，成为五四革命破坏之元素，专
制极权之元素的继承者，而完全抛弃了五四的另一个开放元素。这是五四的二律悖反。（这
个逻辑的再详察，则是孙文本人的兼容并包。这个兼容并包和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或有异同。
同在他们都是西方学术的引领者，知道民主自由之真谛.异在孙文之多元最终驶向苏俄，浸
染了共产党的党文化气味。而蔡先生的主导研究马克思，要区分信仰和研究之别，却难以做
到。很多被他请来的教授，如陈，李，学生如张国焘，就不但信仰，还要实践，组党，革命。
我们说过，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的看法，如果自由允许反对和窒息自由之自由，就是自由
之反——这个思想，是不是也起到作用呢？）

    英美派和法日派，也许争执有道，不无根据，但是从鲁迅一方看来，其书中介绍其之尼
采思想，是他向西之行之边界了。我们不知道他的思维中自由主义资源。我们说在两个层面，
鲁迅给人的启示不弱。一个启示是作为一个批评家，可以骂倒一切，从历史到现实。自由主
义就是一个自由骂斥主义.比如美国之新闻自由，就是骂斥政府。一直骂到底，终其一生—
—很多美国报人、作家就是这样。鲁迅之骂斥，原则上无错——虽然我们并不必涉入他官司
千种的骂斥细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骂以后，是不是指出前途。比如，胡适之在大
陆沦陷以前，就不单是骂了，而是指出自由民主之前途。这样，骂斥分两种，一种是预期有
前途，有目的之骂斥。骂后，是要建设宪政，从西方历史，学术种种汲取营养——还有一种，
就是骂祇是骂，骂无前途，革命后做啥，不知道——最坏的，就是知道革命，也知道骂，但
是，回到前此说法，故君子可欺以其方！毛泽东就是也骂，要到地主床上滚一滚，也指出前
途，指出“民主”，但是，骨子里是欺以其方——这样，国人以为毛氏联合政府啊，社会主
义啊就是预设，就是前景，就一家伙跑到1949年。这样不单胡适的自由主义前景没有了，鲁
夫子要骂斥的权利也被一并取缔。所以，指出一个最为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革命可以开
启民智，也可以蒙蔽民智——唯独民主不但可以开启民智，且一旦开启就不可逆转之。五四
是不是开启了民智呢？我看是蒙蔽和开启兼有。◆，就是，革命可以开启民智，也可以蒙蔽
民智——唯独民主不但可以开启民智，且一旦开启就不可逆转之。五四是不是开启了民智呢？
我看是蒙蔽和开启兼有。◆

讲原则不对吗？——略评萨克奇的胡说八道

刘自立

萨克奇访华，带回200亿欧元订单，他说，帮助做买卖也是一个总统的责任；他还说，如果凡事都讲原则，就不要搞外交了。
他的这个道理，让人想起二战时期张伯伦的观点——如果讲原则，看清纳粹崛起的真像，就不要搞外交了。于是，在希特勒和维也纳，和布鲁塞尔，和波兰假惺惺确定他的"和平"原则以后，"不讲原则"的欧洲人，开始做起欧洲秩序安定团结的荒唐梦。可是，梦未醒，炮已响，那些原则被希特勒一手抹黑，战火和杀戮从德国延伸到世界。不讲原则或者讲原则，本来是事情的双面效应；其实，讲、还是不讲，就看你如何对待你所宣称的原则了——萨克奇当然明白，他说的不要讲的"原则"，是一种普世价值，含人权和民主——他所坚持的另外一种对华态度，其实也是一种"原则"，就是2007年，类似张伯伦主义的"不讲原则"。
法国人有没有"不讲原则"的传统呢？有啊！
在1964年的时候，中国刚刚发生了旷古未见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且正在朝向新的文革时代"奋勇前进"；毛的地位正在上升，很有一点黑云压城之势。但是，就在这个世人瞩目的大灾难中，戴高乐，这个号称反对人类免于自由和饥饿（匮乏）之恐惧的西方政客，恰恰给毛这个罪人，送来一份最好的礼物——中法建交。
以后，在对待八九/六四问题上，萨科齐的前任——一个满身沾满污迹和毒素的，受到多项罪名起诉，对待东方专制主义文化情有独衷的希拉克——坚持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政策；而萨在此次访华中也明确表示，宣称取消对华武器禁运。看来，不讲原则，成为萨氏和法国政治哲学的某种传统，这个传统，也许来自企图建设新的神圣同盟的塔列朗，也许来自讲出两面原则的拿破仑——拿破仑主义本身，就是既讲自由，又讲专制；其言其行，莫不如此：他在专制和民主的夹缝中，制造一种"在人民那里是皇帝；在皇帝那里是人民"（夏多布里昂语）的首鼠原则，在镇压安.甘公爵，杀死这个贵族和皇族的同时，镇压人民革命的余续；又让夏多布里昂出版天主教复兴之书，制定法典，以框复革命带来的基督之灭，整顿和建立秩序。
于是，拿破仑主义之双重传统，也许，也正在成为萨氏的传统。这个传统的首鼠两端之性质，当然不是萨氏的首创，他只不过是秉承了他们西方价值观中贪图利益和枉顾人权的那种所谓资本效应说。我们多次在各种文章里，强调过这一点，也就是价值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留下的空间地带，产生灰色效应的实用主义原则。这个灰色效应，正在完成张伯伦主义或者纳吉时代，西方抛弃主义的新任务；这个新任务，就是依靠中国人的奴隶劳动，来实现中共崛起和西方列强以另外一种新形式瓜分中国的"原则"。这个原则，从民主自由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和这个真理女神一道，混淆其中，顺水摸鱼，且产生过得利很大的原则、或者无原则效应。
回顾百多年前，当英国议会争论是不是要用武装力量解决鸦片战争问题时，民主的程序，带来了多数效应——他们的多数，和萨克奇一样，是主张经济利益为首先考量而枉顾所谓和平原则的；民主，于是和侵略，联系在一起，成为西方价值观中一个非常无耻的"原则"。
这个原则，是不是过时和式微了呢？没有。
现在，人们正在关注萨克奇的做法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做法之间，孰是孰非的问题。德国女总理的做法，得到了主张民主价值的中外人士的首肯；但是，在德国国内，以前总理施罗德为代表的一类"无原则"或者有着他们的张伯伦主义之"原则"的德国人，含，新近发言的大企业家和大银行家，都跑出来激烈抨击默克尔总理。一种关于德中关系的辩论，正在热火朝天地展开。有没有鹿死谁手的结局呢？我看，是有的：这个结局就是，两种原则的互相较力。一种势力，以默克尔为代表，一种势力，以希拉克，施罗德和萨克奇为代表。这两种势力究竟谁胜谁败呢？有没有这两种势力留下的灰色地带呢？……胜负，是很难看得出来的。但是，从资本本性判断，萨克奇们的订单主义对华政策，看来要占优势。这个道理何在？
其实，关乎于此，我们做过很多分析。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正在形成一个以西方单位为主，以中国单位为辅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西方通过对中国等国家的低端市场的占领，造成经济优势，且大面积污染中国的生态环境——同时，又用经济的力量，企图造成治理环境和经济投资的双重效应——如，美国，每年把世界上过半的电子垃圾倾倒在中国大地上——同时加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包括把最先进的电子监听和控制系统，卖给中国警察（这也是希拉克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其国内，他们则坚持一种所谓生态清洁原则和高福利人权原则，且吸引世界上所有坚持真理的人，并以此寄托他们伟大的制度和理念。
是的，如果拿破仑说，我在人民那里像皇帝；我在皇帝那里像人民；如果马基雅佛利说， 邪恶，对于维持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可或缺
——那么，萨克奇说，不要原则，就是原则——这个话，倒是反映了西方哲学和政治学中、一种历来已久的"优秀"传统！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新异。他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这个组成，中国人恰恰受到他们、几乎是一百年的压榨和攫取——而这个压榨和攫取，又正好带动中国人选择了表面上的"平等待我之民族"苏联，而更为加剧——党人完成了夺权和统治。西方人是不是要考虑他们的"历史原则"的虚伪和不实行"现实原则"的卑劣呢？
正是在这个层面（至少对于中国人中，主张民主的那一部分而言），人们要面对的，一是，中共的所谓民主"东西"论，也就是"几十代人"要走在特色道路上，这个论点。
二，就是，中国人，是不是也要几十代人，向萨克奇或者希拉克看齐，从历史上原先的"中国瓜分论"，转变成现在的"空客"和核电站"订单论"呢？当萨克奇大谈中国责任论和中国要负起生态责任的时候，他和很多西方妄人一样，根本不谈中国本身应如何面对生态破坏的政治原因和政治原则。
三，所谓一个负起责任者，一个大国，一个萨克奇所谓的"伟大的中国"，究竟是不是要考虑改造体制，主张民主，这个政客是根本不去谈及的——也就是说，他和所有西方政客一样，根本不涉及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造课题。也就是说，你们在肯定"中国"这个名词的时候，一直以来，是在想象或者务实于从这个中国拿来亿万元的订单和合同，却不考虑这个订单后面的价值流失。你们主张的人权，自由和公正，是在回避了中国体制问题这个前提下提及和捎及的；换言之，你们考虑的外交层面，首先是固定中共体制的国际合法性——然后，你们说，要在这个体制里，涉及民主自由。这个逻辑，是不是成立呢？换言之，你们的张伯伦主义之今天翻版就是，在肯定希特勒主义存在的大原则下——"不要讲原则！"——而是要在希特勒或者佛朗哥，或者斯大林体制里面（！！！）进行人权和民主改革。
这个政治学逻辑，你们的政治老师，真的是这样教导的吗？
和极权主义打交道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认可他们的政治存在，不要和他们讲实质民主自由，只讲实质经济和合同，同时捎带一下民主——你们的拿破仑和塔列朗，就是这样教导你们的吗？
而在我们看来，这个教导是在荒谬透顶。
人权和民主的实现，是在极权体制改正之后，而不是之前，得以实现的；这一点难道不是常识吗？！
你们的革命和中国革命一样，得出其教训是：只有推翻了革命（甚至镇压之，取缔之），才能实行复辟和民主。你们的克列孟梭之所以可以给德拉夫斯平反，难道不是开明的法治起作用而是极权主义和丹东或者罗伯斯庇尔——是那些"街头的克里古拉"，在起作用吗？
是的，世界上也许可以有两种价值观同时存在的景象。这个景象，呈现在二战以后的柏林。从柏林墙延伸开去，斯大林主义和东欧的苏俄殖民地，成为那个世界上和西欧共处的另外一个世界——加上后来的中共政权；另一边是西欧和美国——这个双头怪物的出现，本来是历史做弄世界的结果。很快，这个结局，也发生了变故——现在，更是要发生变故之变故——普京，他正在结束这个、前此由赫鲁晓夫和格巴乔夫带来的变故——苏联的解体，正在取消世界条约体系带来的所有"真理"和"约定"。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正好是在说明，历史在运动中，既否定"合理"，也否定"存在"（这就是黑格尔秉承西方异化精神产生的伟论）——以往历史上注重所谓"新年典礼"之东、西方方式，乃是企图把"末世论"和"新世纪"绑定在一起的"复活意识"，成就了西方哲学中继往开来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所有无视原则的主张，既没有新年意识/末世意识，也没有否定之否定，充其量，只是一个短见政客应付订单主义的恶搞和机会主义。这个机会主义，正在给同样没有"新年意识"的中共中人，一个惊喜：他们反倒回到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妄论。
事情就是这样呈现了萨克奇表演的全部上意识和下意识的。但是，如果我们中国人把这些小丑完全排除在政治学以外，寻找法国的，也是人类的真理，那么，我们还是会发现那些朴素的价值和坚持这些价值的法国人。这些人从雨果开始——他反对和谴责火烧圆明园——还有很多很多……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自然会回到真正的法国文化和普世价值，而撇开什么萨克奇！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
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２９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１９６６年开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２，０００万人，波及遭殃者至６亿人。云南盛内蒙古等地，有７２７，０００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３４，０００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１２０００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迭闻：“走后门”之为也牲牲（注“牲牲”众多也。）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终生为蟒螫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顺祝安谧

民国７１年８月１７日

宋美龄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
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
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４日

中共不敢公开的《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宋美龄-阿波罗网 镜像域名 https://w8.illyria.nl/loc/666.html

刘自立

剑桥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涉及中美建交前后的历史，但是内
容没有直接涉及蒋经国的解严。这些作者试图尽量详尽地给出中、
美、台三边关系错综复杂的图景，留下他们对于历史的诠释。这些诠
释是不是合乎逻辑，我们有些疑问。

这些疑问大概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在出台中美三个公报和《台湾关
系法》的历史时段里，美方甚至中方的政治姿态，是以中、美为核心
来考虑中美关系的。这个总的前提，引导他们的文字，成为历史上所
谓罗斯福主义或者梅特涅主义的翻版。也就是说，这样的文字给读者
留下一个印象──台湾问题，成为中国问题的第二属性；其第一属
性，是人民国，而不是中华民国──也就是人们所谓“二奶效应”，
反映在所有这些文本之中。什么是二奶效应呢？就是一切以人民国为
考虑之优先前提，退而求其次，才是考虑台湾问题，包含台湾的政治
属性，国家认同和民主体制等等。从1972年开始的中美接触，逐步取
消了杜鲁门时代乃至以后时代，美国在价值体系上和台湾的同一性，
并逐步将此同一性，改造成为在战略利益上转向人民国。这个转变，
有很多因素。其中关键因素就是，在国家考量上，完全抛弃台湾的主
权和国家认同，转而承认人民国主权地位──并企图利用人民国所处
战略格局，谋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并不放弃台湾对于美国
的战略需求，也就是所谓第一或者第二岛链的战略地位，以保证美国
双向谋取利益，左右逢源；坚持所谓“保持现状”的安全考量，并且
试图固定这个对台政策，以致永久。这个总体考量和政策制定，延续
了几个时段。在几个总统的治下，并未有过根本调整。而蒋经国先生
当时面对的，正好是这个对于台湾泰山压顶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
于是，台湾边缘化的政治甚至经济地位，迫使经国先生提升了台湾的
民主价值观，而一举实行解严。他的考量究竟如何，在很多涉及有关
与此的讨论中，未见给出明晰的解读。所以，我们在此做出某种推
断，以期抛砖引玉，引出有关史料档案和观点。

也就是说，经国先生在美国靠拢大陆的政策压迫下，他不得不放弃蒋
介石的反攻大陆和所谓中华民国统一人民国的先期战略──问题十分
清楚：反攻大陆的计划，没有美国，是无法实施的──而美国在60年
代阻止了蒋介石先生这类企图。这样，就出现了台湾之孤立主义的某
种隐含诉求。这也就是我们所言之第二点。

第三点是合乎逻辑的延伸。如果台湾统合整个中国的战略考量，一旦
失去效应，台湾的政治前途，就完全无法用美国牌来打击大陆。换言
之，台湾的本土化诉求，在经国先生解严的那一刻起，就变得更加重
要和急迫；固然，也许国民党方面对此并未完全看得清楚和具备足够
的估计和应因。但是，起码在感觉上面，经国先生的解严，给出一个
对华政策隐含的，却是十分重大的改变──台湾“解放”大陆的政
策，应该让位于台湾的本土政策并缘此之道，使得台湾民主势力登上
政治舞台。于是，台湾的民主体制和台独本土化诉求，成为台湾政治
的内涵走向，也就是昭然示世了──虽然，也许国民党方面并不做如
此的推断。但是事实说明了这个倾向：现在，马方放弃终极统一，解
构92“共识”，正好是经国先生解严的合乎逻辑的延续和结果。

第四一点，就是，台湾的政治地位，因为美国人的抛弃，而成为怨妇
之谋。这个怨妇之谋的主导精神，就是台湾打出民主和解严牌，来吸
引世人瞩目，且在这个层面上，使得美国的政治家，不得不考虑台湾
之超越国家认同的普世价值。这样，台湾在地域和国际外交战中失去
的一面，可以用民主体制的出现，加以挽回。这个民主体制和解严的
最初诉求，又是以台湾之民主国家的理念加以延伸和辩护的。这样一
来，台湾民主和民主国家的本土化诉求，也就合乎逻辑地得到了彰
显。在这个意义上说，经国先生和反对派的民主理念，其实是在台湾
实行孤立主义民主的道路上，得到实现的。于是，这个孤立主义，成
为台湾国家认同的另外表述方式，而有别于实行整个中华民族的民主
化──当然含大陆民主。

这样看来，经国先生的民主化，是不是必然导致台湾的民主化，而忽
略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化，成为一个悬念。其中，用台湾民主促进
大陆民主，是一种说法；不用台湾民主促进之，是另一种说法。退而
求其次，如果中国实行了民主化，是不是一定就会和台湾统一，这个
课题，也并无答案──也许，中国大陆一旦实现民主，他们也会面对
诸如魁北克和北爱的民主选择，而不得予以压制──所以，这仍然是
一个未定之先。美国方面对待台湾的或者中国的民主，是不是产生海
峡两岸统一的可能性，一直语焉不详。明显的表示，是他们并不认可
人民国可以把主权和治权强加在台湾身上。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亦未
定性于台湾主权的归属问题。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讨论的“模糊哲学”
和“艺术表达”所在。关于台湾之玫瑰和大陆之玫瑰，究竟那一朵是
玫瑰；玫瑰本身，是不是玫瑰，在诠释立场上，并无定论。重复而
言，这就是美国人之一双手要控制对于大陆的，带来美国利益的资本
立场；另一方面，要保持台湾海峡不独不统的现状，以维持他们两端
得益的战略估量。这个政策，好象并无更加长远的眼光，且定出长远
和中、短期战略。美国采用于民主价值观和国家战略观双管齐下的方
式，以其国家利益为根本根本考量，介入了台湾问题之民主范畴和主
权范畴，且并不给出明晰的答案。

★美国学者说──
“1971年7月，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鉴于现行任何的国际处置措
施皆不适用于台湾与澎湖群岛，因此该区域的主权仍是未决的问题，
有待未来国际方案来解决。“如今美国的立场仍是如此。为此，1971
年10月，美国与日本对于联合国大会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席的2758号决议案投下反对票，因为它也否定了台湾的代表权。美国
与日本想要“双重代表权”，让中国与台湾在联合国皆有一席之地。
在接下来的十年，美国国务院对台湾主权议题缄默自持。在一封国务
院于1982年发给参议员约翰．伊斯特（北卡州共和党议员）的信函
中，对于“美国对台湾主权的立场”这个直接而又简单的提问，国务
院回以“美国对台湾主权的问题不会采取立场”，撇开该不可知论的
主张，美国已孜孜不倦地规避此问题达34年，直到现在。（谭慎格
（JohnJ.Tracik,Jr）

如果美国一味支持民主台湾，对人民国的专制极权政体给出完全否定
的答案，这就不是帝国主义多面性所表现的现实主义面貌；如果美国
一味支持中国政治体制，不给出他们的另外一种迫其改善体制的要
求，这也和他们的立国精神背道而驰。于是，台湾问题夹缝其中，呈
现出一种二律悖反效应。这当然是美国政治哲学首鼠两端的历史和现
实延续。

那么，究竟答案藏在哪里呢？这些答案的关键因素，来自美国的两种
政治观和战略观念。其中一种，是国际均衡战略，另一种是民主价值
观。这两种世界观，也许又是互相纠缠和互相渗透的。

在1970年代初和80年代初，这两种价值观如何起作用呢？一般而言，
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带来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和解和接近──其中细节
方面（包含是不是可以出售军火给台湾，双方争执不下，却又不了了
之），尽可各自表述，不能统一，但是，亲华亲共政策，却成为尼克
松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的大政方针而得到延续。这个政策的执行，产
生了高于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利益占先的美国政治观。这个政治观，在
美国二战以后和苏联施行条约体系的“瓜分”行为中，已被确认过一
次：匈牙利事件时期，纳吉被美国和西方政府抛弃的政治原因，就是
因为西方世界不想打破认同东欧现实地位的世界均衡格局。现在，这
个世界观，在美国经济和反恐战略中，又被重新实施。1972年，基辛
格的中国之行，是他们重操旧计的一次实践，目的就是枉顾中国民主
诉求而认同极权主义政权。这个和美国立国精神项背的政治外交决
策，究竟如何面对毛氏极权主义中国，基辛格们几乎根本不想涉及。
他们百般美化这个屠戮千万中国人的所谓领袖，用费正清等人的学术
语言，将捧毛观推广于世界。在这样一种逻辑推理的过程里，至少我
们中国人，完全不知道台湾方面和世界上坚持民主价值观的人们，对
于美国这样枉道从势的外交伎俩，有什么批评和分析。台湾在被赶出
联合国以后，直到中美建交，诸如此类的美国利益趋导，使得蒋经国
先生和所有台湾人，处于被国际政治完全抛弃的尴尬处境。他们试图
借助美国支持回返大陆，施行自由化反攻的美梦，彻底被粉碎了。在
这样一种境况中，台湾人潜在和表层的孤立主义，开始在80年代末的
解严状态中，正式滋生，并且茁壮成长起来。换言之，经国先生的民
主诉求和民进党的台独诉求，其实，是在美国枉顾台湾国际地位和拥
抱中共的政治形态后，被蒋先生以民主的方式，加以反抗，得以实
现，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拯救了台湾。解严以后的台湾，不仅仅是政
权处于地缘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一个棋子──这个棋子或者被看
重，或者被抛弃──现在，台湾价值，已经等同于民主价值，且加入
了美国立国精神的普世价值之行列。这样，美国政府或者美国议会中
的少数派、民主价值观之坚持者，就可以循此发现：中国之大，容不
下任何一点民主──台湾之小，却可以容得下大大的民主──这个事
情，是不是拯救了台湾呢？

在拯救台湾的同时，中国人和中共企图采用鱼和熊掌兼顾之策，既要
和美国共赴基辛格主义，又要施行“藉希望于台湾人民”之策略，就
基本上不能奏效了。这个因子，究竟是美国人接近中共政策使然，是
蒋经国先生民主化进程使然，抑或是民进党台独努力使然，我们看，
恐怕是三者相加使然吧！民主化进程，必然摧枯拉朽般使得允诺民主
的前政治势力，走进尴尬或者面临危机──这是当代民主进程的一般
走势──前苏联或者印尼的民主化，都出现独立要求且实现之，可为
证──经国先生在解严不久，就撒手人寰，他究竟如何考虑这个将会
使得国民党一党优势尽失的前景，他是不是已经后悔在他身前，民进
党人已经开始批判当政者──他是不是没有预估到民进党，会取代国
民党？这些问题，当然有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问题是，按照一般
性的历史演变，民主化进程，必然要推翻执政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态
势，且与之在最大幅度上竞争政治上的全部资源。这个事情，也许，
并不是经国先生之预想，但是，他知道，作为镇压反对党的权利掌控
者（他一直以来就是这方面的权利魁首），一旦反对者合法化，他们
这些镇压者，究竟会有什么下场；他作为一生谋政者，自然会很是清
楚。但是，他何以要甘愿冒险于兹，难道不是从台湾当时的整体处境
和国际处境出发，加以衡量之结果吗？也就是说，他认同反对党和开
放报禁，他宁愿人们改变对于国民党全部权位和权威的挑战，难道不
是因为他知道，如不如此，台湾的存在，将完全失去其合理性和合法
性吗？

于是，解严带来的本土化进程，如何在经国先生的大脑中活动，成为
今后，人们应该加以思考和细化的历史反思和历史还原（大陆方，非
常缺乏这方面的历史史料）。

在民进党方面，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事件，反对派的促进，
使得台湾民主产生总持和协进而不同于现在中国民主化散沙般的境
况。经国先生和台独势力，民主势力，当然构成了台湾的民主进程之
不可或缺的双环效应。我们认为，台独势力的出现，其作用于台岛而
非作用于大陆，是台湾民主的特征。这个特征，在晚些时候，才被政
客们谈到其补充效应：如，阿扁要求大陆实行民主；马英九先生要求
大陆平反“6．4”，等等。其中，在“2．28”中凸现的各种政治诉
求，经过历史演变，逐渐转换为一两种简单而明晰的民主表达：台湾
独立；台湾民主；等等。第三条道路者，很少有机会参与这样的挑
战，是因为他们缺少实力，缺少理据。自由精神，不是在国民党方面
占据优势──虽然，他们的专制和大陆的极权，形成几乎是光明和黑
暗显赫的反差──但是，台湾民主势力，确在最大程度上，和台独势
力形成内构和张力。于是，台独势力催化独立和民主，便成就了台湾
民主台湾独立这样的范畴──国民党的民主，却缺少这样的地域聚焦
和本土精神（其实，他们也缺少整个中国实行孙文民主的有效实践）
──他们希望反攻大陆和实现民主的理据，是天然柔弱和乏力的。民
主资源，当然不是国民党人提供的，而是民进党人提供的──换言
之，如果经国先生不是以总统之尊之威，自上而下宣布解严，那么，
台湾民主走势，将会出现很多不定因素──但是，经国先生和蒋介石
先生都不是民主的始作俑者，这个领头者是那些民主台湾、独立台湾
之先驱，含现在执政中人和施明德先生等人，则是毫无问题的。

★我们援用洪哲胜先生的说法──

不是蒋经国先说“你们可以自由办刊了”，台湾人才开始办刊；而是
先有台湾人的办刊，蒋经国的禁刊、关人、死人，和台湾人的继续冲
击，才有蒋经国的最后决定不再禁刊。

不是蒋经国先说“你们可以自由结社了”，台湾人才开始结社；而是
先有台湾人的结社，蒋经国的阻挠、打压、关人，和台湾人的继续冲
击，才有蒋经国的最后决定不在禁止结社。

不是蒋经国先说“不给美丽岛人判死刑了”，施明德才没有被判死
刑，而是在蒋经国全面抓人后，台湾人给蒋经国的爪牙爆炸了22个炸
弹，各门各派的台独组织首组成了联合阵线，群众热切参与告洋状，
等等，才有蒋经国的不敢判施明德死刑。
不是蒋经国先说“不过就是火把游行纪念国际人权日呗，不抓人了”
而是大抓特抓，把党外精英全部逮捕下牢，企图造成“2．28”镇压
那样的震撼效果；只是，在这之前，台湾的民气已张，民主运动不但
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而突飞猛进。

不是蒋经国先说“你们可以自由组党了”，台湾人才开始组党，而是
先有台湾人的先写遗书再组党，而且那时蒋经国的儿子已经涉入了暗
杀江南的案件，而狱中政治犯家属则已经在选举中一再广获台湾人的
支持。
……

蒋经国在诸多压力的面前最终决定不作为──不再镇压，不再关人、
……当然是台湾顺利民主化的一个因素，但是把台湾政治改革的最大
推动力说成是“来自蒋经国”，过誉事小，误导事大。这有可能让中
国人在借鉴台湾经验时，忽视了最关键的一点：不是因为有了蒋经国
才有台湾的民主运动和台湾的民主化；而是因为有了台湾的民主运
动，才给一个最后接受民主的蒋经国的出现创造了可能性，从而有了
台湾的民主化。──蒋经国是民主运动的副产品，而非民主运动的推
手，更非主要推手。（《民主论坛》）

我们认为，台湾人以小抗大的民主精神──这个民主精神正好是自由
的真谛──尽管遭遇美国的不满和尖刻批评，（他们的前国务卿奥布
莱特就在其文章里阐述过这个政策的所谓“抓小放大”的政策；对待
小的不民主国实行打击制裁；对于中国则处于怀柔政策，且使得对中
国的所谓“和平演变”随着历史的捉弄而付之东流）──却仍然法理
上，秉持了我们所言之美国之立国精神；他们实施的，也正好是这样
的以小抗大（抗英）的精神政策。台湾人的几乎是绝对的民主观，正
好在挑战美国的均衡战略。现在，美国正在不断遭遇这个挑战：是废
黜巴基斯坦的镇压和独裁政权，还是支持穆沙拉夫的反恐协美？是支
持朝鲜的废核讹诈，与之极权政权来往（甚至建交），还是坚持反对
这个流氓国家？是支持中共的经济发展，由此带来美国国家和美国消
费者的利益，还是象德国总理那样，坚持实行经济和价值观的统一？
所有这些，都是美国人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政治选择和价值度量。没有
这个终极的考虑，台湾问题是不可能在观念上，得到简单澄清和完满
答案的。美国人现在企图玩弄价值模糊哲学，他们可以得逞于一时，
不能解释于永久。在返联和入联问题上，台湾人的民主和政治诉求，
已经无法在法理上，在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上，被美国人有效驳回，
因为，台湾人正好是采用美国的价值观，在反抗美国。

民主论坛

回忆毛泽东

赫鲁晓夫

 

      塔列朗曾经说过，外交家长着一根舌头是为了藏起自己的思想。这句话对政治家也适用。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我记得苏共二十大以後，毛泽东曾经说过：「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於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但我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我知道他什麽时候在哄骗我们。
　　我退休几年以後，听到一种说法，说中苏争吵是我挑起的。我用不着来驳斥这种诽谤，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谣言是胡说八道。
　　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们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於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１】。
　　当毛的革命军队打了胜仗逼近上海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斯大林问：「为什麽不打下上海呢？」
　　毛泽东回答说：「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那里去弄这麽多粮食？」
　　好，我问你，这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的话吗？
　　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依靠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为工人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正确地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却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不过，他的胜利根本不是什麽奇迹，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歪曲，因为他的胜利是在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赢得的。总之，毛泽东是个小资产阶级，他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始终是背道而驰的。
　　毛泽东掌握政权後不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就在贸易、工业合作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了。斯大林曾同中国签定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後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後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们召集起来，问谁知道中国在什麽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後来我们常常拿这件事悄悄地开玩笑。贝利亚说：「你们知道谁知道吗？科兹洛夫斯基！【２】因为他经常唱这首歌『你无法数清这些宝石……』（歌剧《珍珠渔人》中的唱词）。」贝利亚喜欢煽动斯大林，说中国的宝藏多得很，只是毛泽东瞒着我们不讲，他说如果我们给他一笔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偿还。
　　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就解决我们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我们把这个想法打电报告诉了毛泽东。中国人回电说，如果我们肯给他们贷款，他们就让我们在海南岛建立橡胶园。我们草拟了一个协议，但後来发现，他们给我们在海南岛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象样的橡胶园，这件事就算告吹了。
　　後来，斯大林又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我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声了。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後，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罐头菠萝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作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我在担任领导期间则从未签发过（政府也没有签发过）这类电报给毛泽东，从未向他提出过剥削中国的建议。在中国人事实上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十分注意绝不伤害中国人。当然，当他们真的开始整我们的时候，我也决不做耶稣基督，不需要给人打过左脸以後再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
　　後来，竟有人恶意造谣说，我要对苏中争吵负责！使我特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布这类无稽之谈，他说是我把毛泽东刺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好吧，假如尤金在这里当面对我讲这番话的话，我一定会拿出文件来向他证明，第一个使我们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驻华大使。假如尤金强使我参与这场不愉快的相互指责，我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指出，尤金在哪个国家当大使，我们就肯定会跟哪个国家闹翻。尤金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我们跟铁托翻了脸；把尤金派到中国，我们又同毛泽东翻了脸。这并不是巧合。
　　但是有一点我尊敬尤金。为什么要把尤金派到中国去？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要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中国去帮助编《毛选》。毛泽东在他的着作出版以前要一位有教养的人帮他整理一下，以避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出现错误。尤金就被选上了，去了北京。
　　在一段时间里，尤金和毛泽东相处得很亲密。毛泽东去拜访尤金的次数比尤金拜访毛泽东的次数还多。斯大林甚至有点担心尤金对毛泽东不够尊重，因为他让毛泽东来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泽东。总之，一切都很顺利。
　　後来，出乎意外，我们收到尤金一封长长的用密码拍来的电报，讲述了他从毛泽东那里听到的有关苏联、我们党以及尤金本人的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现在，再也不必担心毛泽东奉承尤金了。很明显，毛泽东根本就不尊敬尤金。我们决定把尤金调离中国。作为一个大使，尤金本来就是个很差的行政人员、很不称职的外交官，但是由於他和毛泽东维持着个人友好关系，他一直还是有用的。至於他那个按照严格意义来说的大使工作，就让它见鬼去吧，我们反正能够让驻北京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来照管这件事的。但是，当他和毛泽东在哲学见地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无论作为大使，还是作为我们和毛泽东的联系人，对我们都无好处了。所以我们召回了他。
　　可是现在，这位哲学家却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从我自己同毛泽东的关系来说，我总是力求公正和友好。不像斯大林，我从不试图占他的便宜。事实正好相反，中国人想占我们的便宜。例如，1954年（当时我国由於战争的缘故仍然处於饥荒挨饿和贫困不堪的境地），我们到了北京，周恩来向我们提出要求：「你们或许能送我们一所大学？」
　　我说：「你知道我们自己也很穷，我们或许比你们稍为富一点，但战争才结束，我们还没有喘过气来。」即使当时我们有自己的难处，我们还是把旅顺港和大连免费交给了中国，而且我们还在中国投入了巨额资金。
　　我们建筑了从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铁路。1957年毛泽东提起这件事时说：「乌兰巴托到北京的这条铁路对我们用处不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北京穿过群山通到哈萨克的铁路。」
　　我说：「你比我清楚你们自己的国土。我们原先考虑乌兰巴托这条路对你们来讲比较近，但我们也愿意通过哈萨克再开一条路到中国。这条铁路在你们境内的由你们建，在我们境内的由我们建，然後在边界接轨，这样不好吗？」
　　後来，周恩来又提起这条路：「是不是在我国境内的这一段也由你们来修？」我们看了一下地图，发现修这条路要削山跨河。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各修各的，照从前达成的协议办。」
　　我们开始建筑我们那一段铁路。在工程进行过程中，中国人又提出他们那一段路也由我们来修建。後来我们把铁路修到了边境，可是中国人的路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记得1954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後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在我访问北京时，气氛是典型的东方式的。每个人都殷勤、巴结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我还是看穿了他们的虚伪。我到北京以後，毛泽东和我互相热烈拥抱，互相亲颊。我们经常在一个游泳池旁躺着，像最要好的朋友那样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这实在甜得有点令人恶心。当时的气氛是令人作呕的。另外，毛泽东讲的某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戒备。我始终也没有搞清楚他讲的到底是什麽意思。我当时想，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思想方法有点特别吧！总之，我觉得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过於简单化，有些又讲得太复杂了。
　　例如，我记得毛泽东有一次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对我们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有什麽想法？」
　　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简直弄不清楚你们提的这个口号是什麽意思。花有各种各样──美丽的花，讨厌的花，甚至有毒的花。」毛泽东承认这对俄国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口号。关於『百花齐放』的口号，我们决定不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并不傻；他知道我们的沉默是表示对他这个口号不赞成。当然，实际上我很了解『百花齐放』是什麽意思。那是说在文化艺术中要允许不同的倾向发展。但是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这个口号不过是个激将法。它意在鼓励人们更加公开地表现自己，以便将那些开放出来的颜色或气味不正的花统统摘掉丢到垃圾堆里去。
　　他还有另一个有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认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竟把美帝国主义当成纸老虎，而实际上它是一只危险的猛兽。他第一次提出『纸老虎』口号的时候，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好的，但是这个口号使我们有点为难，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提出来的。现在，中国人似乎暂时平静下来了，不再热中於『纸老虎』的提法了，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天到晚为它唱赞歌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怎麽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我说：「毛泽东同志，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後，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他试图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他说：「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对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1957年，他显然改变了他的调子。他来参加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一次亲切、坦率的交谈中，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在报纸上看见你们国防部长朱可夫说，要是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你们将迅速回击。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我说：「毛泽东同志，朱可夫不兄代表他个人说这番话的，他代表中央委员会表达了集体的决定。我自己也这样说过。」我们没有争吵，我们只是在友好地进行讨论。
　　毛泽东回答说，「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
　　「那我们应该怎麽办？」
　　「撤退。」
　　「拟到那里去？」
　　「你们曾经撤退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们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叁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作後盾。」
　　「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於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麽说我们会有3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过此以後，什麽也不会留下了，仅剩下一些破烂而已。如果我们告诉敌人我们不还击的话，那就等於是请他们来打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警告是算数的。」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但是我们和中国的裂缝比这要深。中国人知道他们在苏共二十大以後的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是危险的。这次大会批判了个人崇拜、独裁和其他一切反民主、反党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当然懂得这种批判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麽。大会揭露并谴责斯大林滥用权力，枪杀了成千上万的人。而毛泽东则正在步斯大林的後尘。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个复杂现象。所谓个人崇拜有点像宗教。很多世纪以来，人们总是祷告：「主，可怜我们；主，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这些祈祷是否都起了作用了呢？当然没有。但是人们还是照样办，继续相信皇天会降福的灵验。
　　毛主义的个人崇拜甚至在我国也有反映。大约在1962年，我发现我们的军人在印行毛泽东的军事着作。我立即请来了国防部长，对他说：「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我知道你们在发行毛泽东的着作。这简直荒谬！苏军打垮了德军的精锐部队，而毛泽东他们用了20到25年的时间只是玩弄玩弄梭标和刺刀而已。可是现在你们却在发行毛的军事着作！为了什麽？学习将来怎麽打法吗？你们作出这个决定时是怎麽想的？」马利诺夫斯基和其他军人都是聪明人，但印行毛泽东军事着作却是一桩浪费时间的蠢事。我不知道他们把这些书怎麽处理了，也许放在某个书库里，也许烧掉了。
　　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後，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提出要我们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个无线电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尤金的密码电报，报告了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态度。
　　我对我的同志们说：「照礼节，现在该轮到毛到这里来作国事访问了，然後我们才能再到他们那儿去。但是根据目前情况，我们最好还是到他们那儿去谈。这次最好是作为私人会晤，以便能找出我们同中国同志的分歧究竟有多大。」
　　这是我们最後一次访问中国【３】。那是在1959年。我们的讨论是友好的，但没有具体成果。在讨论的事情中，我们又提起无线电台的问题。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於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後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可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麽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我不明白他为什麽这样动怒。为了合乎情理，我作了最後一次尝试，我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件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麽，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麽。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４】
　　当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想法，说中国能在5年内赶上英国时，他对我们采取了攻势，并且公开这麽做。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开始组织公社，并建立茶炊般的鼓风炉。在毛泽东的煽动下，中国人开始攻击苏联按劳分配的思想是资产阶级观念。中国有些文章指责苏联是资产阶级尾巴。於是，有关我们运动将来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到了与中国分手的地步。
　　毛泽东还宣布和平共处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念。从此中国就肆无忌惮地诽谤起苏联共产党的和平共处政策了。但是，我说，要弄清楚中国人真正是什麽想的始终很难，很难指出中国人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和平共处。我记得我退休以後，曾从广播里听到毛泽东接见了某个美国作家，该作家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真的想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吗？」毛泽东回答说：「不，中国人不想打仗。除非有人直接进攻我们，否则我们是不会打仗的。」迫於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提问，毛泽东多次重覆说中国赞成和平共处。我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即所谓的『毛泽东声明』实际上是周恩来搞的。我从来也不能确定毛泽东自己的立场。要确定这些中国人的想法简直是不可能的。
　　可是，关於他，有一点我是能够肯定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爆发出了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画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後统治亚洲，然後……又是哪里呢？中国有7亿人口，别的有些国家如马来西亚，有一半是中国人。有一次我和他一边喝茶一边随便聊天，所谈的内容是很有趣味的，因为它使人们多少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在他身上的表现。
　　他问我：「有多少征服者打进过中国？」接着他又自己回答说：「中国曾经多次被征服，但中国人却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注视着未来。他说：「想想看，你们有2亿人，我们有7亿人。」
　　然後，他又开始议论起中国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举例说，中国语言中没有外国字，他吹嘘：「全世界别的国家都用‘ELECTRICITY’（电）这个字，那是从英语借用过来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有自己的表达这个意思的字。」他的这种沙文主义和骄傲自大不禁使我打了个寒颤。
　　後来，中国报纸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叫嚷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中国的。他们写的文章说，这个地方是俄国人从中国手里偷走的。不错，历史上中国人在沙皇扩张到西伯利亚的这块地方以前曾经统治过那里，我们同意就边界问题同中国进行谈判。他们送来了他们画的地图。我们看了一下，那简直荒唐透顶，我们把它丢开了。【５】
　　毛泽东也许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决不是蠢人。当中国开始进行所谓平均主义的改革时，这方面的宣传品就越过边界开始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广泛流传。我发现这个情况後，告诉我们的同志：「必须立刻加以制止。中国人这些改革的口号是非常诱惑人的，如果认为这些想法的种子不会在我国找到肥沃的土壤，那就错了。」
　　我们必须对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和主张作出实质性的回答。委婉地说，我们不同意他的立场。实际上我们对他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６】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赞成他的『平均主义』改革中的一件事。他从中国军队的军服上取消了肩章，这是对的，我认为这件事做得好。由於同样原因，我认为我们的军服上恢复肩章和勋纹的做法是错误的。鬼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打赢了内战，但我那时并没有肩章和勋纹，虽然我当时的职务是政治委员。士兵们并不需要凭耀眼夺目的勋纹来识别他们的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没有肩章照样打垮了敌人。现在，我们的军人全都穿得像金丝雀。
　　1960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上，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彻头彻尾地反对我们，阿尔巴尼亚人也起来支持中国反对我们。毛泽东的那个代理人，思维尔．霍查，表现得特别无耻。他对待我们的态度甚至比中国人自己还要穷凶极恶。他讲完话以後，共运的一位老革命家和忠诚战士伊巴露丽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说，霍查像一条咬自己主人的狗。这话说得非常中肯。
　　我们想尽一切可能来防止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分裂，但一切努力都归於无效。我们同阿尔巴尼亚人的冲突一步步发展，我们逐渐了解到阿尔巴尼亚人正在同中国人密谋反对我们。有一个访问中国後取道莫斯科回国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向我们透露了阿尔巴尼亚人和中国人的这种背叛行径。代表团成员之一，一位诚实的妇女【７】，来找我们，告诉了我们内幕情况。我想，在那以後不久她就被绞死了，可怜的女人！绞死她的并不是盖世太保，不是的，而是她自己的『兄弟』。我这样说是因为她是共产党员，而那些人也是共产党员。他们绞死她，无非是因为她，一个共产党员，到苏联共产党的中央蛋员会来找我们，把阿尔巴尼亚人同中国人秘密会谈的情况告诉了我们。
　　那时我们是多麽天真啊！当时谢胡正在苏联的医院里治病。当我们向他摆出事实，说明我们知道阿中两国正在进行会谈以後，他从病床上跳了起来，径直逃回阿尔巴尼亚去了。
　　霍查、谢胡和巴卢库是在发动一场暴动，推翻了阿党原来的第一书记以後掌权的。那个第一书记是个很好的同志，铁托对他很是称道，南斯拉夫人都很支持他。他出身於真正的工人家庭，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创始人。铁托告诉过我，是谢胡亲自把他绞死的。这叁个人──霍查、谢胡和巴卢库──总是把人抓来亲自审讯、亲自判刑，从来也不作任何书面记录，过後就找个机会把他们的受害者秘密干掉。这同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做法如出一辙。
　　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不和的根源，主要在於阿尔巴尼亚害怕民主化。虽然我曾想过并非一切都完了、不可挽回了，但我现在相信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同阿尔巴危亚人的最後分裂是在1960年7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我们在那里交换有关国际问题，特别是有关以各兄弟共产党为一方、以中国共产党为另一方的关系的意见。现在，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这使我更加坚信阿尔巴尼亚人所决不肯接受的那些民主领导的原则是正确的。
　　民主当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在民主的环境中，一个领导人如果不坚持同自己的部下商量问题，他就很难掌得住权。一个民主的领导人必须能虚心接受人家的意见。他必须懂得他的领导地位取决於人民是否愿意让他当他们的领导人，而不是取决於他自己要领导人民的愿望。一个领导人只有用行动表明自己和党是血肉相连的，他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必须为人民利益着想，不怀贪欲，不追求虚荣。一个领导人必须有知识，必须谦卑，而且能够生活在集体之中，我再说一遍：他是根据党的意志来保持领导地位的。换言之，他不是凌驾於党之上，而是党的勤务员，只有在党对他表示满意和支持的情况下，他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
　　霍查、谢胡和巴卢库在党内生活中并没有遵循这些原则。毛泽东亦然。
　　但是，尽管毛泽东可能滥用职权，把他的党引入了歧途，他却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疯子。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是个精神病患者，说他已经发疯了。这不是事实。他非常聪明，非常诡诈。我记得只是在几年以前，人们还在预言他决不会在正在中国进行的权力斗争中取胜。当时我说：「胡说，他当然会取胜的。」我对了。他现在无疑是在中国占着上风。但是他是用什麽办法占上风的呢？中国人只认权力和武力，不认别的。你要是不服从，他们就要你的脑袋。而且做得非常巧妙：在一个广场中间，在成千上万人的面前把你绞死。这是哪种『政治』？你甚至不能把这种做法称作野蛮。这比野蛮还厉害。要知道，毕竟我们是生活在20世纪！
　　尽管毛泽东可能正在中国取胜，刘少奇却没有认输。他反对毛的政策，并且为此进行了斗争。刘少奇非常聪明，拥护他的人很多，但他们没有实权。刘少奇之所以还活着。是由於他本人的声望。毛泽东要把刘绞死并不费事，但杀害刘必然会激怒群众。毛泽东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没有把刘少奇当作个人米斗，而是把他当作一种特定的政治体系的代表人物来斗。换言之，他想用政治上孤立刘的办法来击败刘。
　　当然，我们谈毛泽东，是一回事；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又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谩骂起中国人民来，那我们就越过了客观分析与民族主义偏见的界线。如果我们相信某个民族有特殊的权利并且比其他民族优越，那我们就成了民族主义者。纳粹主义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人，假如中国青年砸我们的驻华使馆，这并不说明我们应该仇恨全体中国人民。一个国家的青年并不能代表整个民族。再说，青年也有各种各样。并不是每个中国青年都到那个广场上去砸我们的大使馆的，广场上的青年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在叫喊支持毛泽东的政策的口号的。想想看，会有多少中国人在悲叹他们自己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斗争，人民在互相残杀。
　　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来解决以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为一方。以中国共产党为另一方所存在的分歧。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使共产主义运动再次团结起来成为一块磐石。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这是苏联人民的利益所在。这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所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万岁！和平共处万岁！
【注释】
【１】「麦淇淋」是代黄油，不是真正的黄油。──译者注
【２】苏联着名男高音歌手。──译者注
【３】这次会晤是紧接着赫鲁晓找首次访美以後安排的，当时赫鲁晓夫充满了所谓「戴维营精神」，他由於热情赞扬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治家品质而激怒了毛泽东。这次不幸的会晤所引起的恶感，造成了苏联方面突然撤走正在中国指挥许多工厂建设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回莫斯科时带回了图纸，留下了一大堆没有竣工的工厂。
【４】中国人自己则要求得到制造原子弹的技术知识，但遭到俄国人的拒绝。
【５】这指的是中苏边界冲突，这场冲突延至今日，时而紧张，时而缓和。19世纪，软弱的中国被迫把包括海参威和苏联现在的海滨省在内的大片领土割让给帝俄。在中苏争吵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坚持说，那些给割让规定了法律条文的『不平等条约』不能再认为是有效的，於是整个边界问题就出现了。
【６】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尖锐地抨击了阿尔巴尼亚，从而首次把中苏争吵公诸於众。
【７】贝利绍娃。──译者注

Observechina

刘自立

什么是2007年的八.一八？
2007年怎么会有八.一八？
这个八.一八的深刻含义何在？
下面，我们尝试做出一般性的解释，而非全盘考量。简而言之，这个"八.一八"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校方，在该校九十周年校庆时出版的所谓纪念册上，公然刊出毛在66年接见宋彬彬的大幅照片——这样，无论这个接见现在是否为虚拟化，实际上，所有在校或者毕业生，都被毛以此方式再接见了一次——而且，我们看不到任何有效抗议在北京得以发声。这个迹象表明，文革阴魂不散，岂止不散，简直有大聚成魅，卷土重来之势。于是，邵燕祥先生撰书痛斥的"校耻日"——李慎之先生痛斥的"国耻日"——现在，竟然要被这些妄人转变为"光荣日"了。
官方对于文革研讨的遮蔽和闷死效应正在发酵：广大青少年们正在这个虚拟的毛的招呼下，把青春的火车开向另一种文革。这种文革，就是继续忘记历史，隔断传统，无视政治常识和道德良心，等待某一天时机再到，民粹队和党卫军，那些驯化完成的新一代喝狼奶者，还会为一党一魁之私，一朝出动，大开杀戒，屠戮无辜，戕灭文化。
这个预言，难道是危言耸听吗？不是。
这个迹象，已经广泛出现在网络文字和国内左派的言论中而不得收拾。一个说"四人帮是天下最大冤案"的文字，已经出现；毛热导致的一切妄说，继续存在；林彪是改革开放思维第一人的说法，铺天盖地......这个势头和官方对此闷不做声，打压任何公开讨论文革的禁令，互谋为合，正在造就一个关于文革和毛的模糊哲学和明晰哲学的和平共处——这个模糊哲学，就是混淆毛和邓对于文革的态度，将其混合到1949年前后，党魁们一直以来的合作——王女士宴请毛氏家族，实行文革般大联合，即是范例；清晰哲学则是，他们以红色系列为基座，撇开邓表面上对于文革的否定，实行不管是造反派还是红卫兵的立场统合，一致对外地、在新权新贵的立场上撮合起来，惟党是从，惟权是从，惟金是从，且继续保持宠幸和血统的权贵纯粹性。这个纯粹性的文革说法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个东西的当今现实，就是太子党全面掌权。在这个不进则退的文革立场和文革定性上，世人看到的，不再是卡玛电影中那些影影绰绰的黑影红卫兵，而是堂而皇之刊登在该校网站上的光荣人物。（人们可以数一数该校所谓精英人物中，太子们所占据的巨大比例；真是所谓"皇家女校"。）
这个转机的到来究竟说明了什么？
很多人很愿意说"形势比人强"这个论调。但是文革前后关乎于此的言论和思索，又是如何演变的呢？我们稍微关注一下历史，就可看出脉络。79年前后，文革被否定。党出台历史决议。邓取消四大。这些，都是党对于文革的否定式。但是，这个否定，根本不触及对于毛式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谴责——一个最大的祸患，被陈云等人釜底抽薪般酝酿成熟——那就是对于红卫兵的否定之否定。这个文革中最初、也是最大之一的杀戮团队，非但在文革的反思中被抹去，反而成为邓，陈谋划接班团队的务必人选。这样，肇始于66年8月5号的北京师大女附中杀死校长卞仲耘的悲惨事件，遂四十年不得追究，屠夫和责任者，逍遥法外，徒剩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和校友王友琴女士的悲怆呐喊。是的，邓在70年代初叶，对于文革的官方否定，还是具备某些正面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造反派的灰头土脸和红卫兵的闷不做声。在卡玛电影里，这些宋们，骆们，都是藏在黑影中的人物——现在，是不是形势陡转，形势抬人，他们这些影子人物，现在，要钻出来晒晒太阳了？
形势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2006年，文革纪念四十周年，各种立场和观点的讨论纷然出笼，但是，这个讨论，并未转变和扭转有利于红卫兵的所谓形势。这个形势的国内背景，现在，就是红卫兵的直接掌权。从年龄上，权位上，他们已经得道于陈氏的寄托和期望——"他们是可靠的，不会反对自己的老子"——而在七、八十年代，这个迹象，还没有展现。于是，这些皇室中人对于红卫兵的威势，产生了从新定位。这个定位，就是开动宣传机器，美化和肯定他们这些宠幸阶层接班的势头和合法性。这样的影视作品以"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样的文字，对新一代青年，施行洗脑和败血，且成效显著。等到2007年下半年，这个洗脑运动，便在各种隐含和昭然之条件下，几乎烂熟到出现成果——这个成果就是：2007年的八.一八。
红卫兵接班和成势的国际条件，也是无法忽视的。人们在造就崛起的、世界和中国资本连襟路上，几乎一往无前和驾轻就熟。资本的国内外势力，合谋造就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特权垄断阶层——这些持资者，给予各种西方国家以最大的"国家利益"。宋氏等，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根本不会受到纳粹分子在西方世界的被追杀。她们的日子不单过得火热，和中美官方的联系不单热络，而且和在美国的民主人士，互为犄角，成为美国社会互为补充的一种存在。在这样一种来自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双重护卫下，他们代表的"中国/中共立场"，得到了不单是卡玛一类分子的认同，其实，最重要的，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同。这样，他们即便在九十年代末，还是躲在阴影之中，现在，则完全可以大模大样地走到前台来了。我甚至相信，像VOA这样也许被掺了沙子的媒体，有朝一日，更会邀请宋彬彬来现身说法哩！（他们已经邀请过这类人士。）
至于说，那些企图实行网络追究以起诉文革杀卞案的美国良心者们，他们面对的，当然不仅仅是身在美国的太子们，他们其实要面对和美国政府串连在一起的中国政府。如果宋氏等人面对追究，良知者，就要面对中、美政府的强大阻碍——这个资本的连襟，会怎样对待美国良知者的司法起诉，人们会拭目以待。但是，起码这个线索，迄今，好像完全停留在说说而已的、一个被中断的阶段上，全无下文。
王先生（卞老师的先生）对于师大女附中的八.一八张扬，十分不满，甚至气愤。但是，他也无可如何。
形势是不是真的比人强呢？
中国人对于文革，对于毛和邓，真的无话可说吗？
历史上宠信阶层的皇室效应，真的会取代人类的平等原则和天赋人权，听任一些妄人来分析张三李四的优越性——却枉顾其血缘性权势的荒谬——而悖弃起码的常理和良知吗？
文革，究竟会不会起死回生，以其民粹之力，回返极权主义中的最极端之道呢？
我们认定，一切关乎于极权和专制的事情，在中国，是一场变形记。也就是说，我们在认知民主的时候，也往往要同时认知专制和极权；在认知专制、极权之区隔的时候，也要认知极权和极权之间微妙的差异——这样，才不会变成一锅酱主义者。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意思是，在确认了毛氏极权主义的体制和思想以后，我们必要在刘、邓、毛之间，同样做出区隔——否则，毛、刘矛盾的出现，就将是不可解释的。我们说，刘、邓文革以前的政策和毛氏的同期政策之间，尚有某种区别存在。虽然他们大体上是极权主义一致的。这个区别，就是刘、邓——我们称之为专制主义的，相对于毛氏的绝对极权的区隔。这个区隔，产生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上，就是彭真和刘仁（前北京市副市长）们，还是主张学习1+1=2的；但是，毛连这一点，也不赞成——他要改革教育制度，实行虚无白卷论。刘知道天/人之道（"人作孽不可活！"），知道人饿饭之饥/疾，之患，之险；毛枉顾之......这个区别，十分明显。这就是极权和极权，极权和专制之间的微小、却也是致命的区别。这样一来，文革发动，就完全归罪于极端极权和荒诞无道之毛主义。但是，这样的分野并不是说明任何聪明和明智的极权之道，有什么正确之说；只是表明，这种区隔的内涵，是历史的真实。

这也就是为何文革在七十年代末被邓否定，带来全民的某种皆大欢喜。欢喜和期望，是中国人盲目乐观的病症。他们在欢呼四人帮倒台的时候，并未考量我们所言，短暂的邓式"开明"，马上就会转化为后极权时代的种种掌控。他们也根本没有考虑红卫兵们的崛起，只是对于文革的否定之否定——红卫兵或者联动等人，从红卫兵转变成为中共正式的统治者，并不会因为文革的邓式否定，而被彻底排除；恰恰相反，早在那个时候，邓式否定式里，就已经构成了这个掌权的机会和潜力。所有文革讨论，也很少直接把清华四.一四的观点、人物，演化成为当代现实——没有人懂得四.一四真正的含义，在于他和邓氏家族的微妙关系。这一点，人们几乎完全无知。这个无知，导致了他们对于邓式否定文革观一概莫解；只有周泉樱先生和少数人物，才会将此二者联系起来，做出定位思考。（我们其实在批判周氏的长篇文章里，已经托出这个玄机。）于是，文革批判和考量不周的结果，使得隐藏在暗处的红卫兵，经过四十年的"韬晦之道"，现在开始登上公开的舞台；这一点内在的逻辑，迄今无人以道。邓、刘乍现的文革否定观，被实质上的文革肯定说，取代了。这个文革之否，是对于毛氏世袭的否定——这个文革之肯定，则是对党国皇室的全部权利继承，予以合法化；对于宠幸阶层的统治和攫取之道，不设任何疑义和批判。
这就是2007年出现八一八的全部解释和全部结论所在。

──《观察》首发  

自立博客

刘自立

我们在前述文章里牵涉到《色.戒》之疯癫和惩戒课题，其实这个课题的转换式就是：革命和生活的关系及革命对于生活的异化；爱情对生活的异化和精神和思想（无论正确与否），对于生活的异化。其中当然分成几个层次。

从后面说起。关于上帝道成肉身，将人类的每一个个性幻化到他的道中，以完成对于人格个体的异化——或者说，完成了人的皈依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是个人主义的精神诉求呢？在上帝的管辖下，个人的定性和主体性人格，将是怎样一种存在方式呢？人们或者会回答：爱。是的，基督教的正根和主干，确实是爱。在这个范畴里，尽管造成历史上“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历史”，但是，基督教本身的历史调节和历史适应法，已经削去他们杀伐和不宽容的旁支分系一面，变得比较能够不排除异己。于是，在精神幻化的现代性过程里，宗教异化得到很大限度的克制，我们说，也是他们的“克己复礼”。政治诉求的单一化，在宗教层面似乎只是诉诸于心灵感应说和博爱关系说。在这个前提下，疯癫和惩戒，革命和生活，似乎都是各有所归，并不牵扯。至于说，是人道带来天道，抑或相反，则见仁见智，各说异词（如，汤因比就有人道挽救耶稣之说法）。

至于爱情对于生活的异化，也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变化多端的。单一、忠诚之爱，在历史上，往往让位于类似“卡门”情结和其他游戏主义。有朋友指出，关乎这一点，可以比照“包法立夫人”。我亦有同感。这个事情的争议，变得越来越私人化。结构主义的爱情颠覆说，已经成为某种黑色幽默的非感情论和冷感情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冷抒情和反抒情论——这个“荒原”主义在诗歌层面和小说层面文本尚多，不能一一。但是，考量一种情，一种爱，现代性的加入，似乎只是对于老式爱情的颠覆——也可以说，是颠覆老式范式，因为范式本身就是保守的同义词——于是，水性扬花和见异思迁，成为现代爱情和爱情之死的见证。这个范本强烈地对比说单一说和忠诚说。虽然，人们往往反其道而行之，推出一些当代或者现代爱情范本，来做出“访旧不为鬼”的榜样，但是，作家们已经很少这样考虑主题。于是，拿出张爱玲文本的时候，人们先入为主的见地，就是要呈现和分解她的爱情观或者情爱观。这些情爱观的主旨，就是要在她的爱情悖论中，找到某种二律悖反的因素，以附庸张氏生活的变化和异型。这当然包含她对于胡兰成的情结，对于政治和文化的情结，等等。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张氏爱情异化和变型，本来就是她的人格表现和思索结果。没有这个孤苦伶仃的张氏，就没有她往日的璀璨和精华。这本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故此，异化成为她的本质，本质成为她的变型。这也是人类和个体，宗族和种族几千年来的历史写照。耶稣的幻化和人格，本来就是一种乌托邦的建构和世纪民主和王国的混淆。我们难道可以撇除所有这些异化转为实体吗？没有异化的实体和没有实体的异化，本来就是人类思索对象和思索本身的矛盾——“词与物的原罪”，是第二原罪吗？（见蒯因语）；人们在涉及异化的时候，本来就要面对语言的世俗和超越两个层面——这是一切写作小说的作者可以发挥，又受到限制的所在。我们认为，张氏小说的发挥是在限制之中；在限制之中，她的发挥，又是十分魅力和带有疑问的——我们称之为永远的“问”。从现在读者侠义和广义的讨论中，人们可以看到张氏文本的不同之处。这是她的语言之外的世界，我们已经有所涉及。

这里关涉到一个很大的话题——第二个话题，下面就要说明——那就是政治异化的问题。

1950年的中国人和中国作家，自然要关照革命对于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异化。这个异化，是整体和全能主义的，也就是极权主义所在。这个极权主义是对生活不留空隙和全面惩罚——这个惩罚本身和疯癫，是一个钱币的两面；也就是说，惩戒本身，被疯癫惩戒；疯癫本身，也被疯癫惩戒；惩戒，却失去了他的法理和文化依据；这个现象，就是所谓异化带来的惩戒和疯癫——如，57年，文革等等。张爱玲小说避开了政治极权主义时代生活本身带来的疯癫和惩戒，转向那种好像移动在异化和非异化之间的生活和生存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中国人所言之进、退有余的那种的达，穷二元论。这个二元论，成为几千年中国人生活和著述的标准状态，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历来的儒家统治，给出作家和诗人一个退隐的空间；等于是给出了产生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一条绝大的出路。于是，自屈原以降，中国文化绵延不绝，倒底是中国政治统治留有空间的一种现象，这个现象，随着民初清末皇权文化的湮灭而湮灭——儒家寄生的制度载体，随着革命大潮逐渐被大浪吞没，儒家也就成为大海中漂泊不定，葬身鱼腹的岌岌可危之一群。这个描述，我们已经做过很多。现在来看，张氏小说，在跻身这个空间未去、已去，将去、未去之际，她对于全部异化和异化之反播的文本诉求，就来得清晰和明确了。民国，是留有文化空间的。中共国，则赶尽杀绝。于是，在张氏面对难言之隐的言外之意，写出了最后一个关于生活和革命的异化小说——并且把这个异化过程，推展成为一个色，一个戒——这个色/戒，其实是一种侠义的政治解读和文学解读，其广义解读，就是革命和生活的异化观。

生活以色为前提，也许可以成立，所谓戒，就和色有很大的解读和分析层面的不同。因为戒，可以是革命之戒，道德之戒和传统之戒。我们谈到的，或者中外文人涉及的道德和文化之戒，也会造成某种生活——心灵和身体的异化——包含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劳动之异化——这个层面，很多小说和文学文本，已经写之，析之。我们现在涉及革命和生活，心灵之冲突课题，是因为这里，关于小说文本的分析，牵扯到张氏小说的主题和延伸。简而言之，当革命也好，爱国也罢，使得人们纳入某种革命和特务团队的时候，抑或，青年人投奔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的时候，某种选择的结果，继承了选择之悖的现实。萨特所谓自由的空虚状态，就会蛇入人体——人心，而产生异化。就像王小姐担当起抗日特工的时候，她的全身心付出，则会严重冲击她作为一个女人，本来应该具备的起码自尊和起码自爱。但是，革命和爱国二者结合，泰山压顶般把女人的身、心彻底摧残和牺牲——她，一经自身允诺，就变成了祭坛上的羔羊——这个祭坛之内，即便像大祭伺诺玛那样，具备赴死的女中豪杰和巾帼气概，也会成为天道和人道夹击的牺牲者（见 贝利尼歌剧《诺玛》）——就更不要说王氏这个小小的学生了。于是，所有目的的伟大，呈现为手段的卑劣和残酷，一如张氏小说（包含电影）所写。这里的悖论是，无论目的是抗日、还是其他——含以后的中国革命之诉求——都是人们，一般的人们，耻于见到和做到的事情。这些事情，首先就是沉沦自身的人格，以服从革命和特务道德之须，也就是我们说的，戕灭生活中常识所坚持的某种良知和人格，以成“大业”。这个事情，远自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近自中国革命和文革，其过程，一律莫不如此。很多道不同，却可以谋之之人，在戏谑和屠戮的一般意义上，成为一些毫无良心和良知的特务人物和革命人物。这些人物，大一点的，自以为是上帝或者基督之临（二次之临），小一点的，则认为天必降大任于之，遂跟随领袖，无所不用极其，成为一些“动物庄园”或者丛林原则的身体力行者。他们的美名，或者叫做布尔什维克，或者叫做共产党人，国民党人，等等。这样，手段的无耻，造成了目的的卑鄙——那些卑鄙者的通行证，全球适用，以致他们成为一种世界公民——而革命本身，则带来对于道德和良心的完全埋葬。张氏小说，很清晰地呈现了这个轨迹。王小姐从她的出身和背景看，完全不可能成为目的论中诉诸手段的掌控者，她势必因为参加抗日，这个政治行为，而被当成手段。于是，在排除了关于“权利就是春药”这个权利阶层语系以后，“阴道主义”的诉说，准确地勾勒出这样一种道德，就是运用阴道，作为抗敌斗争之武器。

于是，在此极端残忍的层面上，王氏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其品德和尊严已然荡然无存。我们用不着来议论什么食色性之课题；这个课题，根本不在讨论之有效范围内。因为性，已经异化，成为爱国或者抗日手段。紧接着是，抗日中人，人性尊严的问题，也就随着女性尊严的荡然无存而荡然无存。以此举一反三，所有革命参加者，都要经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已经在很多文学和影视作品里有所涉及。其间的名堂是：所有参加者的人性和良知，在特务训练过程里逐渐湮灭和消失；残存的常识之间，除去给本人和朋友带来灾难和不幸，几乎没有其他前途。列宁主义或者本.拉登主义的目的手段合一论，就是戕灭人性，将之完全看成实现现实天堂之手段。他们可以成为人肉炸弹，阴道炸弹，或者其他什么炸弹。这个含义，我们稍有阅历者都不乏其闻、其见。于是，张氏小说，或者彰显，或者隐蔽的说词，就是这些人肉炸弹的异化和牺牲。这样，面对1950年的革命化过程，这个小说，几乎以其根本淹没不闻的声响，给出一个蔫炮式的轰击，却到现在，还是不被人理解。

一般意义上说，疯癫可能更是人类的本质和本能，也就是说，无理性和潜意识，更是人们诉诸尊严的前提。在这个涵义中，突破这个层次的人们，有几种命运：一是，他成为所有人之武器的使用和改造者，也就是，他们成为罗伯斯庇尔，列宁和毛。他们本身，首先是人的异化之兽。他们身上的良知和理性，已经成为一种野性和野心的转化物。他们不是人，是神，是鬼，是人类诉诸常识和良知的敌人。二，他们的跟随者，像是一些革命党和延安派。他们成为为虎作伥者而勉强打出一个解放人类的旗帜。但是，这面旗帜上赫然写着，出卖一切，包括出卖自己的良心（见 韦君宜语）——这样，他们一生的性格，注定了要跟随那些兽性异化者，且一直坚持到现在——他们主张党内改革和施行新异化。他们忘记了党的异化结构本身的吞噬效应。三，则是王小姐那类青年和女性。这样的人物，历史上也不乏其人。于是，在这些人群结构里，张氏小说演化出来的人性和性感本身，开始出现由于异化和政治诉求带来的种种悖论甚至罪孽。我们说，所有参加革命，甚至诉诸民主自由之追求者，会不会也被归结为这个宿命呢？这里出现的悖论，其唯一的解释方式是，参加革命或者诉诸一切政治诉求的时候，无论是党，还是其他组织，都应该有一个对于参加者的尊严之道，被立为章程，不得违背和玷污——也许，这是我个人的理性之见和幼稚之见——但是，这个过程的出现，无论他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多么少见和个别，都是党的健康层面必须考量的课题。如果出现二律悖反和自相矛盾，党人们，应该考虑放弃成功而不能有失道德——就像罗莎.卢森堡曾经说的那样——如果列宁主义放弃了道德操守而一味无所不用极其，为了所谓的成功，那么，卢森堡宁愿放弃这样的成功而守护道德。很多人，很多学人不知道卢氏的这个道德和革命区隔论，更不知道她做为一个女性，所特别强调的“区别”，“差异”——恰恰相反，所有KGB或者别的什么G，都是使用这类女性祭品的好手和寡廉鲜耻辈。

于是，女人们有灾了！

那么，有没有一种两全其美的目的和手段论，二者统一、健康而存乎于世呢？这个现象，可以考证历史上的真实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所谓刺杀汉奸丁默邨的抗日女杰郑苹如案件。为了爱国抗日，在无间道和敌我之间，用其身心作为代价而一往无前地要杀敌锄恶之辈，他们的爱国主义是不是无可厚非？她们的人格是不是健全和坚强？她们的思索，是不是始终清晰而不是汪伪蒋毛？她们有没有受到阴道主义或者权利主义之蛊惑而上下其手，左右为？我想，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异化的先决条件是，主体自尊的丧失和人性尺度的拆毁——这个，在家庭出身，家教和家学都属高尚人家的郑女士，就有着某些对于政治命运，采取高屋建瓴之态度的可能。也就是说，郑女士的抗日行为，没有受到异化其人格的某种决定性影响。她的唯一目的和她的手段分野，是比较清晰的，比较明确的。她不可能像李安设想的女人一样，放跑汉奸丁/易，而实际上是，丁让郑跑掉——在一家皮货店——

“当车经过静安寺路西比利亚皮货店门口时，郑苹如忽然提出要到西比利亚买一件皮大衣，并要丁陪同她，特工人员都知道到一个没有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是应该没有发生危险的可能的，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丁欣然下车陪郑苹如进拉店，此时，中统行动队员也各就各位，门口有人把守，他们身怀短枪，装作行人浏览中间的橱窗。
西伯利亚皮货店坐南朝北，是一个两开间的店面，中间由橱窗隔开，当他们两人穿过马路店门时，丁发现门口两个形迹可疑的彪形大汉，腋下各挟有大纸包一个，里面显然藏的是武器，这个经验丰富而又狡猾的老牌特务，连忙从穿衣镜里观察门外动静。他发现那两个大汉没走开，不时向店里观望，而且他看见对面人行道上又出现两个大汉，眼睛盯着皮货店，他明白了，自己已落进了中统的伏击圈。
丁默村快步走到郑萍如的身边，敏捷地拿出一大叠钞票往柜台上一放，对郑萍如说：“您自己慢慢地挑选吧，我先走一步。”然后如猎豹般窜出商店，纵身跃人防弹专用小车，急令司机驾车逃离。外边等待行动的队员果然没料到丁默村会来这一手，等到反应过来，拔枪射击，为时已晚，子弹只打在车身上。防弹汽车已绝尘而逝，第二次刺杀行动功败垂成。”（见 某网站）

这个细节和小说电影里，是王让易跑，完全不同——李，张的这个细节处理，是不能成立的。于是，在这个层面，易主张的也好，王赞成的也罢——阴道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根本提不上台面，根本不是历史和真像，也不是小说的某种具备说服力的逻辑式，而只是成为某种张氏小说文本，虚构文本的一种理据——这个理据，我们说，是因为张氏有意回避了很多细节所致——她回避细节的因素，是因为她以独到的手法，揭示了易奸的权势对于女人的涂炭和奸污——而且，她本人，正好是这样的被奸之人。这个东西，成为她的文本之“问”，也是其文本价值所在。但是，这个道理，完全不适用于历史的真实和郑女士。郑的政治诉求，并不是抬高这个泛性主义而凸现政治和性用之混淆，疯癫和惩戒之混淆，也就是我们所言之政治和生活异化之关系——她的政治存在和历史出现，运用的，是中国女性的历史牺牲精神和政治理想主义。这里有的，是古往今来一直被人们吟诵的，那种“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烈士之神魄——这种神魄，可能也是异化之一种，但是，却绝对不是什么“茶壶主义”或者“春药主义”可以类比的。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女杰，从鱼玄机到柳如是，从秋瑾到郑苹如……对于她们，我们在选择异化与否这个主题的时候，好像完全失语，为什么？一个简单不过的回答是：她们的革命爱情，爱国主义之坚持，没有出现人格的缺失和精神的崩溃，她们不单是政治诉求的身体力行者，也是人格主体的自我掌控者，抑或在写作层面，是诗歌和政治文本的主体，她们的人格不是因为牺牲而完结，却是恰恰在结尾时开始 。她们共同的特征，具备昆仑、肝胆的侠义之心，之气，之格，和张氏文本里的苟且之辈迥异——这一高尚的情操，和我们说过的政治和道德的异化层面，完全不同。只是现在，在这个肮脏和龌龊的影视文本上，这些不被异化，含有真正节操和智慧的前辈，几乎被人忘却，不被人们理解。这个空隙之有，让李氏甚至张氏这样的异化说，钻了空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立博客

周蕾

前东德的"人民大会堂"共和国宫正在拆除，这个曾经作为东德政治焦点的建筑物，已成昨日黄花。远处是东柏林电视塔

柏林的冬天黑得早。下午3点，商店中的圣诞彩灯就已经照亮了柏林红色市政厅周围的街区。原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为了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而建的柏林电视台，依然耸立在市政厅旁的亚历山大广场上。不远之处，只有孤单地矗立在一个小广场上的共产主义始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雕像，还能让人想起来17年前这里曾经是共产主义东德的政治中心。
马恩雕像背后，相当于中国人民大会堂的"共和国宫"，已经被拆得只剩下了一副骨架。曾经在这座原本贴满了金色玻璃砖的建筑中风光一时的前东德共产党领导人，如今大多仅留下一个只有在回顾冷战历史时才被人提起的骂名。
12月中旬一天下午，随著一阵脚步声，两个人推开了柏林"纪念受共产党迫害者"图书馆的大门。沙博夫斯基与浮士特这两个人，一个是前东德社会党（东德共产党的称谓）的政治局常委，德共最后时刻的第二号人物；另一个是备受共产党迫害的东德异议作家。本是水火不容的两人，后来一笑泯灭了恩仇，居然成为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与文质彬彬、态度温和的浮士特相比，沙博夫斯基身材高大，和气中的决断泄露出他曾经大权在握的过去。

六四镇压后访问中国

谈话是从中国开始的。1989年6月4日，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大屠杀"事件。镇压发生不久，当时兼任柏林市委第一书记的沙博夫斯基接受北京市的邀请前往中国访问。
"昂纳克同意这次出访"，沙博夫斯基受托去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当时的情景他还记忆犹新："江泽民，是那个从上海来的那个人，对吧？他马上就同意见面。他对我说，天安门事件是学生挑衅，政府无意让局势恶化。他通过暗示传达给我们的资讯是，他试图和天安门事件拉开距离。他说政府是被形势所迫，但他似乎无意特别强调政府的立场。"
沙博夫斯基回忆说："江泽民谈这件事的时候，态度还算开放，但有些尴尬。意思说，镇压不是中国政府的原则性立场。当然他解释说，这都是由学生挑衅造成的。请我转告昂纳克。"
显然，江泽民不愿意背上这个"血债"。不过10多年后，他却主导了对有著上千万追随者的法轮功的镇压。"人性是脆弱的，在那样的极权制度下，站在高位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时间长了，会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呢。"沙博夫斯基叹道："昂纳克不也是如此。"
他一句话导致柏林墙倒塌，"我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工具"，17年后沙博夫斯基这样看自己当时的作用。

没人相信东德会垮台

1989年同样也是东德最为动荡的一年。从1971年接任东德共产党总书记开始到1989年，昂纳克已经在东德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坐了整整18个年头。尽管当时的东德已经是债台高筑，不断有人逃亡，但直到89年的6月，昂纳克对东德"铁打的江山"似乎依然信心十足。
6月22日至23日，东德共产党召开了昂纳克上台后的第五十四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当时，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将会是昂纳克所主持的最后一次中央委员会。沙博夫斯基回忆到，在这次会议上，昂纳克突然打断了正在进行的针对政治局工作报告的讨论，对莱比锡市申请2004年主办夏季奥运会而表示祝贺，然后拿出了一份有关西柏林美军RIAS电台前一天写的一篇评论的报告，大声念起了评论的最后一段。
"昂纳克显然是认为，东德至少还能存活到2004年。"
念到这里，昂纳克和他的同僚们禁不住捧腹大笑，大家认为西方怎么可能有这么可笑的想法。
事实上，在当时怀疑东德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的确不多。无论是西德政府、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想到世界巨变在即。由于美苏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华沙条约国和北约成员国之间都格外小心翼翼。联邦德国是北约成员国，而东德是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任何促进德国统一的举动都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东德政府也看到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法国和英国都对两德统一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也暗自担心一旦统一之后，拥有8,000万人口的德国的势力会成为欧洲最强国。
沙博夫斯基回忆说："法国总统密特朗后期访问东德的时候，他拍著当时的国务委员会秘书长克伦茨的肩膀说：'东德得继续存在下去。'这些也让我们以为，尽管老百姓人心思变，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把东德继续维持下去。"由于戈尔巴乔夫开始时也不同意两德统一，东德政府感到更加放心。

对自由的追求无法阻挡

东德当时属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状况最好的一个。莫斯科曾经专门开了一家"东德商品百货公司"，专卖东德产品。"苏联人买东德货的感觉，很像东柏林人能到西柏林买东西的心情。"
沙博夫斯基承认，东德其实是沾了西德的光。东西德一直有相当密切的经贸关系。 货物交往使得东德不仅获得了原料和半成品，同时也得到了消费品。"当时的联邦德国为我们提供了高达8亿马克的无息贷款额度。这些都是捷克或波兰等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在西德的支撑下，昂纳克等共产党领袖们始终沉浸在与东欧小兄弟们相比要高出一头的优越感当中。
"昂纳克期间实际上是债台高筑，东德的外债从他接任总书记时的2,000西德马克上升到500亿。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除了花钱以外，一事无成。"沙博夫斯基毫不掩饰地对昂纳克的"业绩"嗤之以鼻。
东德政府的高额外债引起了苏联的不安。勃列日涅夫批评昂纳克没有原则，欠西方的外债过高。莫斯科担心东德陷入依赖西方国家的被动境地。然而，东德老百姓不知道也感受不到政府亏空而带来的危险。他们感受到的最多是东西德相比之间的巨大差距。"当时的问题是，东德人不是去和波兰或捷克相比，他们是和西德相比。每个家庭都能够接收到西德的电视，东德人能看到电视节目，看到那些广告。除此之外，很多人在西德都有亲戚朋友。
对东德人来说，衡量生活品质的标准不是波兰或者苏联。东德人还不太看得上这些国家，因为当时这些国家把并不是很富有的东德看作是很不错的产品输出国。东德人向往的是西德。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媒体效应，东德老百姓能看到东德物质的缺乏。这是东德人背离东德的一个原因。但是，这还不是最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老百姓对自由的需求度越来越高。"沙博夫斯基在谈到89年东德大规模的逃亡潮时这样说。

公开抗争削弱党的权力

1989年夏天，自从5月2日匈牙利开放匈奥边境之后，大批东德人以去匈牙利旅游为名，取道奥地利逃往联邦德国。东德的逃亡潮不仅造成了劳动力流失，使得企业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让东德政府在国际上名声扫地。"人们看到这些逃亡的景象都在想，东德边境的保安措施这么严密，每天却能有十几万人逃离这个国家，这到底得是一个什么政权？"沙博夫斯基说，当时最难堪的莫过于天天看到这样的镜头传遍世界。电台、电视台对逃亡潮和东德民众逐渐兴起的抗争持续报导，对民众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89年10月起，莱比锡的民众开始走上街头，每个星期一举行定期示威抗议。抗议游行的消息通过媒体传播开来。人们把莱比锡的游行当作了行为榜样，纷纷效法。
随著东德民众逃亡人数的增加和参与示威抗议的城市增多，东德政府高层的自信逐日下降。"老百姓就是用这种方式消弱了我们的权力。"
8月份昂纳克在东德急剧动荡的时刻病倒。9月份，党内以克伦茨、沙博夫斯基为首的一批高官策划逼宫。"我们政治局里的一些人试图通过撤销昂纳克的职务在党内进行一场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希望通过改革能够挽救东德共产党，挽救这个党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东德政权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非常遭人憎恨的政权"，沙博夫斯基坦诚自己当时所做的一切决定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权力。

不学中共天安门镇压

10月18日，昂纳克被迫辞职，克伦茨接替了他的职位。改组后的东德共产党领导层首先想到的自救办法，是出台一个新的出境管理规定，藉此挽救已经跌到谷底的东德政府的国际声誉。
"当时最大的威胁是，如果不开放边境，局势就会变得很紧张。我们当时是新上台的执政者，可以说是老的新执政者，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的前任不同。但是东德共产党还是那个党，军队领导也还是原来那批人。假如老百姓往边界冲的话，军队有可能开枪。我们必须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原因是：东德当时没有钱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决定表现我们是改革派。因为，西德政府希望看到东德政府由改革派掌权，他们不想接受500万民东德难民，而是希望东德人留在东德。我们幻想著，打开边境，东德人留在东德。"
在此之前，克伦茨10月1日还被昂纳克派往中国参加中国的国庆庆典。他回来后，西方报刊报导说他去中国了解如何武装镇压反抗力量。这个报导让当时密谋推翻昂纳克，希望以改革派面目出现的东德高官们如坐针毡。
沙博夫斯基："我不会盲目地认为我扮演了一个什么特殊的角色。我不过是历史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的一个工具而已。"
克伦茨和沙博夫斯基都是这个密谋小组的成员，"我们当时都很清楚，昂纳克必须下台，我们需要西德的经济资助。如果东德出现类似天安门的事件，西德政府决不会伸出一个手指来帮助一批血腥镇压异己的人，那东德就彻底完蛋了。"
柏林围墙于1961年8月开始建造，一开始以铁丝网为材料，后才被换成真正的墙。墙的东部一侧，是探照灯严密控制的地带，又称"死亡地带"——逃亡者一旦接近这个地带，将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遭到枪击。图为布兰登堡门附近的柏林围墙。(法新社)

阴差阳错的历史角色

11月9日，改组的东德政府首次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一天，沙博夫斯基和当时的总书记克伦茨在会上谈好，由他来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简化东德公民出境办法之后，就匆匆离开会场。到了新闻发布会上，他开始宣读中央决议："……允许个人出境，不必说明任何理由……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批准出境……可以通过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所有边境检查站出境。"
这时一个意大利记者提问说："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沙博夫斯基想了一下说："据我所知，立即执行。"就在这里命运之手轻轻拨动了一下决定著历史前进方向的转盘，沙博夫斯基阴差阳错地出了一个并不应该由他负责的失误。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 "我们是想宣布旅行自由并允许东德人出境，彻底离开东德。但是，还有几个具体执行办法。其中一个就是，计画让电台清晨4点播放这个规定。4点之前通知所有的边警。"不过，偏偏就是有人忘了把这个重要的细节通知要去见国际记者的沙博夫斯基，"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克伦茨当时是不是知道，我们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我还以为一切都安排好了。"
记者们把沙博夫斯基说的"立即执行"理解为立即开放边防检查站的信号，纷纷打电话抢发这个消息。
"结果没想到晚上7点时，边警还什么都不知道。记者招待会之后没多久，成百上千的人涌到了柏林墙的边上，要求通过边防检查站。上千人在墙边上喊：'把边境打开。沙博夫斯基说边境开了。'边警不知所措，觉得也不可能是上千人都在撒谎。而且，那几天情况很乱，经常有一些命令下来后，底下的人不知道，或者是负责的部门也不知道。"在群众的压力下，一些边警自己作出了决定，就打开了边境。"柏林墙就这样在东柏林居民平和而快乐的气氛下，彻底打开了。

打开边境的人沙博夫斯基

今年78岁的沙博夫斯基1929年1月4日出生于北德一个工人家庭。二战时沙博夫斯基和其他被撤离的孩子一起被送进了儿童营地。战争后期，纳粹把儿童营地改编为军训营地，希望把少年儿童训练为纳粹的最后一批抵抗力量。沙博夫斯基还算幸运，在他还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被送上战场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结束了。16岁的沙博夫斯基回到了柏林就读中学。两年后，刚毕业的沙博夫斯基他得到了一个在属于苏占区的东柏林一家工会报社实习的机会。
"出版社里的编辑大部份都是曾经被纳粹关在集中营里的共产党人，还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年轻人当时都在寻找德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战争灾难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些编辑们给我们的回答是，纳粹和战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年轻的沙博夫斯基很容易地接受了这个解释。在这里他"形成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1952年之后，沙博夫斯基以他的文笔正式进入工会《论坛报》编辑部，同年加入了东德共产党，全称"德国统一社会党"（SED）。"我通过写作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而这份工作反过来又加强了我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想。这条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
沙博夫斯基坐在图书馆摆满书的书架前，回忆著他的一生。一眼望去，书架上的书，无一不是东德时代的禁书。"纪念受共产党迫害者"图书馆是东德政府倒台之后，异议作家开办的一家专门收藏所有在东德时代的禁书的图书馆。
"我曾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说。
年轻活跃的沙博夫斯基深得上司的赏识， 24岁那年便当上了《论坛报》副总编。1967年被送往莫斯科党校镀金。回到东德后，一跃成为SED党报《新德意志报》的副主编。10年之后他稳稳地坐上了《新德意志报》总编的宝座，掌管著东德共产党的喉舌。
1981年，沙博夫斯基成为东德中央委员会成员。1984年，跨入了东德共产党的政治核心，成为政治局委员，负责宣传，后兼任东德首都东柏林的党委第一书记。就这样，沙博夫斯基靠著他的口才和精明的头脑，青云直上地坐到了东西两大阵营冷战前沿的红色堡垒之上，直到柏林墙的倒塌把冷战的铁幕撕开了一条大大的口子。而沙博夫斯基的名字也由于一个阴差阳错的历史性事件和柏林墙的倒塌永久的联系在了一起。

告别乌托邦

如今沙博夫斯基提起这段历史时的语调格外轻松，他把脱离东德共产党的过程称为心灵的解放，"现在我的观念完全改变了。不是出于直觉判断，不是因为什么偶然事件，也不是因为这个党开除了我，我对它产生了什么报复心理，而是因为我被开除后，我又重新去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和我们所谓的科学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了其他的哲学家，了解了其他思想体系。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放，把我的思想从一种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解放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被开除出党这件事对我帮助很大，让我从这个极端狭隘的世界观中彻底解放了出来。"
沙博夫斯基被人称为"打开边境的人"。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他又怎么看待自己当时无意中扮演的这个角色？
这显然是一个多年以来沙博夫斯基一直非常不愿引起别人误会的话题。他谨慎而肯定地说："我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工具。"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补充说："我当时是一个衰败的政权的代表。我不会盲目地认为我扮演了一个什么特殊的角色。当时的特殊情况促使我宣布了这个规定。我不过是历史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采用的一个工具，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由别人来做，只能是由高层的人来做。"

摆脱共产党的精神束缚

柏林墙的倒塌使得东西德的统一成为了指日可待的事实。1990年1月，沙博夫斯基被开除出党。"当时我很痛苦。被开除出党时的心理感受就好像是被判死刑一样。仅过了几年之后，我倒是觉得真该给这个党写一封感谢信，感谢它把我开除出党。如果我不是被开除，我内心可能还会对这个党多多少少存有依恋之情。"
1990年，他出版了《倒台》一书，记录了东德共产党倒台的过程。1994年，这个一生中写了无数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把他对共产党的反思写进了新书《告别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对于他来说已经无非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
"马克思主义宣称是一个改变世界的药方。这永远也不可能是科学的。我们不可能预见世界将如何发展。它和科学没有关系。"
这段反思的经历成为了他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要转捩点。90年代初沙博夫斯基接受了曾被东德政府关押过的异议作家浮士特的邀请，参加了一系列"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对话。"沙博夫斯基不回避别人向他提出的尖锐问题。能感觉得出来，他在努力与对方沟通。"正是这种在共产党的官员身上并非常见的特点引起了浮士特的注意。直到今天他们两人有时还会接到学校，甚至是警署的邀请，同台反思曾经作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经历。
反思是自我精神解放和民族和解的良药。然而，历史是公平的，它既给人无数的机会让人从反思中自省，也会让人去承担自己所应该承担的那份罪责。1997年，德国起诉东德共产党最高领导层成员，指责他们对东德军警杀害翻越柏林墙者负有责任。沙博夫斯基作为前东德共产党领袖之一，被判3年监禁。

共产党人应彻底反省

起初，他并不认为他应该为此负责。"我没有直接参与过相关的决定。有关边境安全系统的最后一个决定是1974年做的。那时我还没到政治局。"
但是在法庭审判时他见到被杀的年轻人的父母，改变了他的想法。"我告诉我的律师，我觉得钻法律的空子开脱我自己的罪责是很不合理。不管怎么说，我是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是政治局成员。不管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的，我得对此负责。所以，我只能向受害者道歉。我说，东德边境安全系统杀死的不是犯罪份子，而是些只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无辜的人。任何一个自由国家的人都可以自由地离开自己的国家，只要他们不是被通缉的罪犯。而如果一个体制需要在边境用这种方式打死、打伤逃亡者，那么它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可以对它说再见了。所以，我向受害者道了歉，但是不知道他们能否接受我的道歉。他们如果不接受，我也能理解。"
99年12月沙博夫斯基入狱，很多市民观察了他在受审期间的表现，看到了他反思过写下的言论之后，向柏林市长提出要求提前释放沙博夫斯基的特赦申请。2000年10月2日，在经过10个月的监禁后沙博夫斯基卸下了良心的包袱，获得了自由。
前东德共产党人中曾有人大骂沙博夫斯基是叛徒。回首过去，沙博夫斯基说他如今对此只是笑笑而已。"每个诚实的人都能够明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了，东德共产党的手上还沾著在边境被打死的年轻逃亡者的血。这个党的领导者应该彻底地反省自己。"
老人边说边兴致勃勃地往嘴里送著圣诞姜饼，东德的那段历史对他来说已是一道已跨过的阴影，正如他已经跨越了自己一样。如今沙博夫斯基没有了汽车、没有了自己的司机，并且与太太搬到了西柏林一个不大的公寓里，过著平凡的日子，但赢得的则是良心的解脱和周围人的敬意。

自立博客

《色.戒》的言外之意

刘自立

文学层面和政治层面

张爱玲的小说读得少。现在《色.戒》炒得热火朝天，也拿来读读。读后有一个感觉，谈出来和读者讨论。这个感觉，就是张的人性化，文学化主题对峙于政治和道德主题，引起死水微澜。何以如此说法，我们注意到，一般评者没有注意到的小说文后的落款：“1950年”。疏于考证，不知道张先生此著在何处出版？大陆？香港？台湾？不管在哪里出版，都涉及到各自不同的政制背景。这个背景，在大陆，当然是上海解放；在香港，是岌岌可危的大限临近；在台湾，更是五味杂糅，本土化和中国化，日本化的交织对抗。小说既然是写抗战，当然不能躲过那个政治和战争背景。那么，她搬动抗日时期蒋汪斗争之背景，有何用意?我以为是涉及和对比一个更新的背景，就是上海解放。这个背景和那个背景的对照，当时读者，定会产生感受，除去那些较为木然的读者。她为什么要建设这个背景和背景的无意识对比，在于她试图超越“政治正确说”，回归到我们所言之文学主旨和人性分解。这个人性分解的文本，一如很多在我们看来诉诸人性无解之主题的，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这些或者那些作品，人们耳熟能详，却很少诉诸一个政治正确说，以结其果。近说，如，有人提到之苏俄电影《第四十一个》，《一个人的遭遇》；远一点的欧美著作，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马斯.曼的著作，他们在小说里丑化和抨击了自由主义者（《卡拉马卓夫兄弟》，《魔山》）；现代文本里，主张没有政治正确的文本很多。帕默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就企图颠覆西方文明的艺术观而恢复和拯救阿拉伯文化和艺术观，且涉及到他对人性定位，以排除西方个人主义。他在咀嚼阿拉伯文明的衰落和复兴之间，用尽了脑筋，并不呈现西方文明和文本一贯正确说。张氏文本的此类显示，当然不很明显，单一。她的文本，其实，起到了一种质疑背景政治的作用。这个作用，隐含很深。这个作用，又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她对于中国政治时代的厌恶和躲避。

中国在1950年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无需赘言。退一步说，如果按照当时万众归心于党文化，这个现象而言，张氏，本来当然要写这个背景后面的细节，如，《秧歌》。那里直接呈现了土改的一节节，一幕幕——她可以反对之，绝不拥护之。但是，张对此没有很多兴趣。这个无趣之表现，在此文本中，就是运用另外一种背景，来影射之。于是，50年的背景，错动到抗日时期。抗日时期的背景，是不是也有一个“正确说”呢？当然有。这个正确说，我们知道，有国防文学和大众文学以及其他文学之争，但是，抗日一说，不可更动，否则就是汉奸文学——但是，张氏偏偏要介入汪伪政权，且以牺牲一个花龄少女，作为对于抗日英雄类的比照——这个用心很尖刻，很复杂；有人说，这当然是在以个人角度，圆场或者反思其个人经历和爱情，其中牵涉到胡兰成。这个解释，已经介入到私人成分，我们后面细说之。我们的意思是，在张氏文本呈现汪精卫时代背景的时候，作为文学家和著名文学家的张，她是秉承政治文学分解和解构说，以达到她的文学智性和政治反讽。她的主导依据，就是我们所言之区隔政治文学的主旨，以司其道。这个道，又是什么呢？就是政治，文学的分道扬镳。

我们认为，文学之道，是诉诸终极人性和人性之悖论的，也就是说，文学主旨，并不会因为某种政治建构，而消除人性之永恒悲剧；而政治之道，则要求在最大的范围内，消除人为悲剧和制度悲剧，政治变革或可消除此类悲剧——也就是说，悲剧和悲剧，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历史上，俄国和法国革命中发生的，都不是人性永恒的悲剧，而是可以启动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而消灭之的悲剧——文学悲剧，则不同，他不会因为某种政治制度的建立而消除——这就是我们所言之文学诉诸人性终极悲剧的原因。这个悲剧与世皆存，几乎是永恒的悲剧。这个悲剧，在张氏和很多卓越文学家文本里，有所展现。张氏文本，就此展开的文学逻辑，是不是非常有说服力，也许见仁见智，但是，起码，她对此有所意识，是没有问题的。

换言之，张氏展开的政治背景，也许是非常必要的，也许是非常不必要的；一如有评论指出，其中王小姐，似乎也是可以转换政治背景的，她可以成为汪甚至毛的特务——这是张氏逻辑的广延发展吗？她是否依然可以成立？我们并无把握；但是，我们可以把握的是，张氏小说企图说明和状写的情节，倾向和风格，无论她是不是苟简和留白，总之，她是显示文本空间的大手笔，大写意者。如果她状写易，王二人，且进入帕默克所谓西方客观主义，他们的背景准确性，反倒会变得岌岌可危和缺乏说服力哩！因为，如果她和他的兽性和人性交织过程，被细节描述和剖析；如果易的残忍和虚伪，像俄国写实主义小说一样，不被删节和省略；如果，不管王氏是经过训练，还是没有经过训练，她的人性素质，被老陀或者契克夫或者莫泊桑一样深析，几乎所有细节，就要坍塌和崩溃了。此文本细节描述所在，仅仅是麻将桌，女人服侍和企图枪杀易奸的那家首饰店，而且，确实也显得惜墨如金。正像一些评者所言，如果汪精卫政权的种种显形，种种恶迹，被铺排在易奸身上，王氏之阴道之路，将会闭塞；如果易对面有某种政治正确的人物，比如《青春之歌》里的共党英雄，国军英雄等，易奸男性美，也会轻易破碎——按照当时的主流社会和青年取向，张氏塑造的王氏，并无正面意义——而潜在反对“正面”和进步甚至爱国异议的，正好是张氏所极度厌恶和躲闪的政治，1950年？故此，她矫枉过正地拿出一个汉奸男子美，来慑服一个国民党特务小女子，且全然不顾蒋介石正面抗日的理据和现实——其写作目的，自然不是为了证明汪精卫之正确，而是抵抗共产党意识形态正确说和泛意识形态正确说。由此及彼，以避开炮制很多党文化和爱国主义文学垃圾。

这是我们参透，或者尚未参透之张氏谋篇布局的、非意识形态文学构思所在。这个看法，当然可以讨论。但是，有一点是显见的——凡是爱情小说或者悲剧文本，所有这些结构的延续和发展，势必配合所谓时代和背景。凡此种种，在无数次宗教冲突，种族冲突，阶级冲突，国家冲突，集团冲突中，像是罗米欧和朱丽叶式结构的文本，不胜枚举；文学情节的构思，如果说是一种0度写作，即无法逃脱背景因素带来的文本逻辑——而这个逻辑，其实就是上述各种背景中，政党派系和宗族集团的冲突，在人性和个人层面的反射；如果我们认可张氏小说也是这样的文本，那么，这个文本，几乎就是全无意义的——但是，文学分析和人物分析，有他超越背景和时代的一面，而变成时代和背景与之脱离的独立存在——这时候，不管是贝多芬，还是伦伯朗，都会成为某种超然入圣的所在——而且，这个超然，即便经过玛格丽特或者艾舍尔的反讽和德理达和福科的解构/结构，其个性存在，依然是不无可能的，甚至成为纯个性化对象——当我们欣赏音乐和绘画，悲剧和小说的时候，接受美学带来的某种审美，可以超越时代，化为私人之物。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关照张氏，就不会因为她的殊于一般文本而感到不满足。于是，就像易奸和王氏一样，我们也可以容纳一种看不见的道德诉求。这个诉求，完全是每个读者自做主张的那种标准。我们说，张氏“政治不正确”，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道德层面和性爱层面

其实，排除政治层面的文学层面，往往就是道德和人性层面，只是如何估量这个道德尺度作用于情爱和性爱之上。其间的关系，往往是历史和道德之审美标准的交织和纠缠，当然包含政治标准。近代以来，反对道德主义，成为西方人新道德和反道德诉求的历史之时髦。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道德。这个道德存在和不存在论，逐渐演化成为对于旧时道德方式和范式的反抗。这个反抗，带来革命道德和对于道德本身的颠覆；例如，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之区隔，主要表现在他们的革命和保守，道德的守旧和道德的革命——以后又是复辟。我们不便赘呈这样的历史表述。张氏小说的道德诉求，或者说反道德诉求，虽然无法附和西方革命背景，但是，她对于中国革命带来的道德滑坡，却不可能不了解，必为感同身受。她的小说《色.戒》，恰好是对革命和爱国道德的反播和抗争，用她自身的感情纠葛和小说人物的幻化，推演出来一本反抗道德的非意识形态文本。此文本中，她通过现在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著名句子得到宣泄：“阴道”论；“权利”论（“权势是一种春药”），“茶壶”论；等等。

在意识形态大脑指挥和左右人们行为的时候，人们的身体和精神，已经本末倒置，因为他们没有发现一种确实“正确”的思索方式。张氏不可能对此毫无感受，相反，她肯定有着很多很强的感受。于是，在摘除了抗日正确说以后，其人性诉求，就转变成为对于人性感情的非道德性爱说。这个性爱说，又是以这样不可思议的方式表达出来。这里，我们认为，她首先去除的，是接近道德的爱情并将这个很是承重的大词幻化为一种举重若轻的把戏。王氏说，她知道了“他是爱我的……”；易奸说，“她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那么，王氏想法经得起常识考验吗？仅仅一枚戒指，就确信了爱情之存在吗？对此，无论如何简笔抒之，留有余地，也感其艰巨，难堪。但是，小说作者和很多读者，却完全信服这样的“点睛之笔”，从而认定王氏已然堕入情网。这个细节，也许可以被颠覆，但是，张氏这种回避当时流行的革命道德论之反抗姿态，在今天，还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得到很多读者的信任和信服。究其原因，就是他们的道德破产观和张氏面对上海易帜，革命战胜道德，以及用革命道德代替道德本身，这样一种历史荒诞的反射和阻抗——这个反对式，用在小说里，就是张氏用来解构爱国道德，任听本能主义，摘除正统假面；虽是用心良苦，而且含混不清，却是故意为之的一种伎俩。这个伎俩，却在中外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只是我们要说，本能主义和自然主义，可以用于某种反抗当中，但是，他的得体运用还是要附和某种潮流——就连《尤利西斯》，也要考量爱尔兰人的某种正统之爱国主义和反对英国的潮流——用思想指挥本能，本是历史上很多作家和思想者的惯用武器；完全摒除正确思想，往往导致的不是思想除蔽而是思想的重新作祟。有时候，当强势的政治势力，迫使人们无法使用大脑的时候，当性爱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思想正统的时候，当浪漫主义——像白璧德和阿诺德一样批判的——超越了人性的道德底线和实用把握的时候，赤裸裸的情色势，必成为那个时代文字诉求的手段甚至目的。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出现在半个世纪以前的张氏小说里——现在，又出现在李安顺乎商业的情色转调之上——而那些本来在小说里非常隐蔽和含蓄的所在，被恶意膨胀起来，已经完全诱惑化，意淫化；这里，根本没有顾及张氏本人不愿意如此赤裸于兹的种种考量。小说里，她宁愿对此保持优雅的距离，而不是要展览阴道。这个展览会图画，我们只能认为，是电影的某种烂俗化和商业化。

在“权利”是不是“春药”这个问题上，回复，应该是非常简单的。设想希特勒的爱娃，毛氏的情人——其实，是性人，性工具——难道缺少对于权利的倾慕和疯癫吗？反而观之，希特勒和毛氏，是不是因此而获得了他们的魅力而摘除了女人的所有防御和甄别了呢？稍有常识者，自然不会如此做答。阴道主义和“操我”一类寡廉鲜耻的女性变型自白，究竟是一种无可如何，还是一种什么审美变异，笔者不甚了了。但是，当权利和性相系而在的时候，我们看到，她已经违反了古往今来、一切道德文章和榜样文本的惯常范本。所有超越阶层和阶级，甚至皇室和平民之间的爱情故事，宣扬的，是一种权利之解构而非权利是春药——这样的观念，人们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在这个课题上，张氏究竟要如何说话和塑造人物为其（她和胡兰成）辩解，我就完全不能了解了。

也许，张氏和我们在毛氏旗帜下成长过来的一代人，迄今隔阂依旧。在理论上，权利本来就等同于政治腐败和宣传的强势，但是，在小说文本上，她怎么可以宣布权利等于春药呢？这并不是人性或者性爱的泛反抗存在。其实，这个阴道主义和钻戒、和男性美、和胡兰成的才华等等，都是建筑在本能主义立场上的。我理解这个主义及其与自然主义的接近甚至接轨，但是，排除一切大的背景说，我们依然很难在细微末节上，看到这个项目势必成立的理据。一般而言，无法无天，是历史上莎乐美主义的翻版；要杀死施洗约翰，和摩西之不许杀人，背道而驰——她们诉求的，是完全的、真正的反道德、反正统主义，而不是倾慕权利意识（当然，莎乐美利用了权利，她以性格抬高了女性的权利：身体，舞蹈和咒语——而王小姐，却是屈服于权利和易奸之人，被权利屈辱了性别；和莎乐美刚刚相反）。这个权利意识的无解，在我看来，正好和张氏小说的反道德论，背道而驰——如果可以说她诉诸反道德。有一点可以理解，张氏本人，无论是对于共党易帜，还是汉奸上台，都得出一个女性遭殃的说法，且贡献身体力行的经验——在此意义上，我们就会转换对于那句“权利就是春药”说法的含义。这当然也就是张氏小说带来的独到魅力。她的所带含蓄的文本，却要和她惊世骇俗的语出惊人，赤裸相系，其中郁闷和发泄同在，不满和反抗共存，只是，她的反抗，给人很多犬儒和抗争共构的疑惑和不解。然而，张氏小说的总体效果，还是可以启动人们的思索。我们不知道是否一如别林斯基所言，评家言论，往往为作家所不觉——我们所道之政治和文学，道德和性爱层面，究竟是不是张氏隐约感到的课题，还是她仅仅是一个性情中人，并不了解如此众多的思维赘物，只要干净一个文本，就好。问题是，究竟是我们带了紧箍咒，还是张氏滑入了自戕和自虐，亦不好说也！

疯癫与惩戒

《色.戒》无疑包含了福科所谓“疯癫与惩戒”的中国内涵。色，就是疯癫；这个疯癫，不是来自精神失常，抑或有意或者无意间寻求的终极体验，而是涉及到世界上整体理性和非理性，无理性之间的博弈。这个价值取向的是非，迄今并无结论。理性像是非理性一祸害人类而迄今不绝。根据这个倾向，人们往往抬出诗歌和艺术，以医治所谓的泛理性主义和泛科学主义。在此意义上说，惩戒方，是理性，权势和正统；疯癫方，则一直在野，处于边缘状态，成为惩戒对象。这就是福科主义的要旨。但是，这个终极体验的呈现，却还是以变形的方式，出现在小说文本和人物角色里。因为王小姐和易奸，都是某种疯癫和惩戒，色与戒的主观追求者。易奸，最终代表了惩戒方，而王小姐成为被惩戒方，也就是疯癫为之最终付出代价方。这个理据很是不让人舒服。他们的色欲固然不同，却也分别在不同的主观间性中得到彰现。一个，是善良者的失身，一个，是政客的操弄。这种写作方式，给出张氏文本不便说明的某种理据，也许，也是她自身身世的一种写照和回忆，自道和醒悟。她的省悟方式，不是无迹可寻，而是有迹可查；她整体的小说构思，布局，倾向，已经将此意志合盘托出，却依然不为人察，不为人鉴。很多评述不搭边际，自相矛盾，没有把握住张氏小说谋篇布局的深刻用心。这个用心，究竟又是如何？我们通篇观察，她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取舍，即可得出一二。小说从麻将桌子开始写起，其中，且涉及关于女人戒石和服侍等的描写；最后，在结尾处，这张桌子和女人们重新出现，只是缺少了一个王氏。这个安排看似简单，其实个中深意已在。小说发展线索，在刺杀场地出现的一系列进行时，往往带出情节和逻辑的交代，是全篇进入悬念而不可苟简之处；以后，王氏放人和再以后的易奸杀人，都是简单笔墨，交代一下，并不铺叙。我们看到，关于阴道主义和茶壶主义等等居间话语，都是张氏为了交代王氏思维而做出的温火状述，并无要发扬光大之须。最后，在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中，读者看到，王氏已除，天下归安，牌照打，戏犹唱，易奸，好像赶走了一只苍蝇般无情动。这是什么布局？

我们说过，如果按照一种类似西方均衡主义小说的谋篇布局，此文本看来几乎无法成立；像一些评论所言，如果均衡到小说给出易奸一些真实杀戮之写照，很多阴道主义和性爱都会付之东流，根本无法拱上台面。但是，出于角色和情节的疯癫和惩戒之虑，之察，张氏只好将此结构如此建构和如此处理。她至少把握住一个冷酷的现实——也许是对她本人，哀莫大于心死的生活和观念坦白——易奸，自始至终，在小说文本里，在人物角色的逻辑构成里，都成为一个生杀自如，来去无碍的男性和权势世界中人——也许，也是那个时代，某种“权利春药”的掌握者，衣冠禽兽的真面揭示。他的存在，不单单可以以其正统或者掌控的权利，把女人玩弄于鼓掌之上，还可以同样操控某种政治层面和民族层面的生杀予夺之权——这个权势的解读，可以是汪伪政权，也可以是蒋政权，也可以是毛政权——这个哀莫大于心死，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悲观主义甚至是宿命主义。如果参出这个玄机，此小说文本的魔力和魅力，尽可迸射而出。这里无须平衡布局，相反，如果使用平均布局，使用背景或者人物，场景，性格和对话，以期展现整体，小说家悬念和玄念的移用，将会因为整体展现而自动塌陷。反倒是，如果张氏不这样写，她的言外意图，将有所所展现，且完成她本人对于易奸或者胡兰成的深度厌恶。这里，王小姐的身份，同样完成为一个易奸掌控局势，要挟天下的辅助人性构成。这样的构成对于张氏，也许是极为痛心的安排，但是，由于各种可以言表或者不可以言表的感情和思索，她只能以这样一种深文周纳，不落声色之剪裁达到心机。其意，尽在文本言说之外。这个小说布局，是她用来诅咒胡兰成的悲苦用心。上述几种背景之存在，有、无交织，对、错交织，人、兽交织，成就为一种罕见的文本留白方式。其间，她诉诸的道德剥离，语系断裂，背景取舍，性格走势，爱情和性爱，无耻和成功，比比反衬了她对于邪恶的斥责和鞭挞，造就一个活脱脱张爱玲方式和张爱玲现象。如此等等，都是天才张爱玲深刻掌握的胸中成竹，府中城池和情中思索。她不是不懂1950年，不是不懂1940年代，或者更早时代那些政治背景，含，上海或者香港的万人万象。她作为一个观察者和写作者，居然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把这个短篇的言外之意，传达到很深，很远。这是她的天才显示。于是，我们说，我们看重此文本之整体效果的惊心动魄之处。这个魄力，呈现在小说高妙的结构和取舍艺术中。

那么，张氏小说有无不为人道的某种矛盾和隐蔽、隐私之处呢？这样的矛盾比比皆是。如果按照艺术构思而言，张氏可能在细节上，故意违反逻辑一致的要求，抬出很多惊世骇俗之言，造成一种反叛效应——但是，这样的效应，恰恰和她的反叛世界观，形成深刻龃龉和矛盾。“春药”说，就是。还有，好像是辜宏铭提出的“茶壶”说，也是。戏谑而言，如果张氏是站在汪精卫立场上，他的政治正确缺失，就是理所当然。但是，这个叛逆之王氏，仅仅对于易奸要送她的一枚钻戒，就出卖党性，这个事情，是没有普遍性的。反之，如果王氏根本就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她自当线人的潜伏状态，也根本无法成立——抑或像是好莱坞电影，普遍状写的妓女政治和政治妓女那样，惟利是图，惟色是图，那也就没有什么好说。我们现在常说的《窃听者》之道德发现，可以和此文本反向对比。在小说里，王氏像是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性情中人，这个塑造，违背常理，难于成立。人们搬出一打理由，来论证性爱的遮蔽效应，说，性爱本身就是高于家、国和政权的；美人计的历史，就一直以来存乎于历史上；但是，常识说，特务们和妓女们的道同之处，就是他们已经充分完成了非人化的过程，即便有良心发现，也很快就会枉道从势。于是，刚刚说过，张氏除去造就她的易奸角色以外，也许不自觉地，也要为王氏——有人说是她自己——来说几句话；不然，这个胡兰成情节压在她身上，化之不开，挥之不去。

这个道理，是不是有些道德成分论呢？我们只好搬出俄国批评家巴赫金的小说复调说，予以解读。这个解读在广泛意义上，成立于很多小说，如，巴赫金说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复调之谓，就是作者本人和小说人物的苟合，对峙，二元化和互相解构。俗话说来，就是作者塑造的人物并不为作者之传声筒，他反倒是作者辩论和辨析的对象；反之亦然。张氏和王小姐的对峙，就是这样子一组对位和赋格。这里，易奸主角，是成立于小说逻辑的——他的无情无义和手段毒辣，却要在张氏文本中，凸现一个“她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这样一种双重的、人性和兽性之表白。说他是双重性格，是因为他的话语中，好像含带了和王小姐一样的某种“爱情”痕迹。这个痕迹说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易奸奸诈和残忍的一面，成为女性本身自投罗网说的某种辨词，抑或说，是因为世界上没有有缘有故的爱，只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在这里发现，张氏和王小姐的复调对位，成为此文本几乎难解和不解之处。如果有人把这个逻辑推广开去，成为我们考察一切小说文本的标准，那么，寻找这个赋格和复调的存在与否，成为我们观赏一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泛政治化标准。一切作者已经解释完毕，甚至社会政治说已经解释完毕的文本，都是毫无价值的文学，甚至是伪文学。一切这样的文本，除去归于宣传，就是小说家仅仅附和思想家观点的结果——结果，究竟是水果，恶果，还是毒果，在这里，不单是小说家的艺术表现，也是社会和历史的政治表达——我们在这个基调上，赞佩张氏的思索带来的深意；我们也对张氏文本“无解”性这个课题，表示敬意。在这个意义上，天才张爱玲和很多并不自以为是的大作家一样，为读者留下永远的“问”。这样的文本，世界上本来就很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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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案”

沈河

1960年3月12日中午11时许，一个四十来岁的小个男子来到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找了个地方坐下后，他从包袱里取出了一个折叠着的长圆形状的白色纸灯笼！他在众人惊讶目光的注视下，又从包袱里拿出一支红色蜡烛，点燃后，小心翼翼地插在灯笼里面底部的一根钉子上。然后，小个男子就提着这盏纸灯笼，离开了纪念碑，慢慢地朝广场的南侧方向走去，不久，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如果不是两天后英国路透社发布的一条短消息，北京大概也没有人想到这小个男子竟然制造了一起被外国新闻媒体称为“带明显政治倾向”的事件！路透社的这条消息转发自英国伦敦《新快讯报》的一则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那个提着灯笼的人正是在天安门广场点燃白色纸灯笼的小个男子———他手执灯笼，旁若无人地行走着。背后，可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半截。报道称，这个男子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
路透社转发的这条短消息在播出后几小时内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获悉，外交部部长陈毅决定立即向总理汇报。
周恩来果然非常重视。这是有原因的：1960年3月6日，周恩来就接到了毛泽东主席批转过来的一个文件，这份材料向中央反映当前农村缺粮情况严重，已经出现了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例。
周恩来自己也接到了一封寄自安徽合肥的挂号信函。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发生严重粮荒，和县铜城闸已经有多人饿死，两县农民中的许多人已经外出逃荒，有的不得已抛弃了子女，当地干部作风恶劣，不但无法解决此类问题，还迫害敢于说话的群众。
针对“白日点灯”事件，周恩来当即指示身边工作人员询问中共北京市委。但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此事，于是便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也不知情，于是便向市委如实说明，并表示立刻开展调查，查明情况后立刻向市委汇报。
受命调查的8人小组连夜对此事进行了安排。第二天，从天安门广场传来消息：那个人又出现在广场上，并且再次企图制造白日点灯案。警方当场予以制止，那个上了大洋彼岸西方报纸版面的灯笼也被同时查获。
公安人员随即对小个子男子进行了讯问，很快就查明了事实真相———
他名叫何明渊，四川达县人氏。何明渊因不满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经办干部的作风，认为同村和邻村出现的不少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就是由此而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的饿死，其妻因此而失踪。
近三个多月中，何明渊一边要饭糊口，一边去专区、省城上访反映情况，结果先后三次被收容，其中一次还被送往公安局拘押。伺机逃脱后，何明渊对上访失去了信心，也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失去了信心，便打定主意到北京制造白日点灯案。何明渊对此举的用意直言不讳：就是以此影射当时的形势“暗无天日”。
调查人员在讯问时特地问道：“你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何明渊回答：“我考虑过———大不了一个死字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讯问结束后，调查人员随即写了一份《关于白日点灯事件的调查报告》，送到了局长冯基平的案头。不久又送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那里。
当时的彭真，身兼数项要职，自然是知道粮荒的严重性的。这样，对他来说，此案就不仅仅是一桩个别群众闹事或者“反革命分子活动”之类的案件了。
警方调查人员在《报告》中已经对此事作了定性，认为属于“反革命事件”；何明渊已经被拘留，所以《报告》中称其为“该犯”。整篇《报告》不到千字，比较笼统。彭真又将冯基平找来，仔细询问案情。
彭真听完后，沉默了片刻方才缓缓开口：“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还叫什么人民政府？这句话是那个叫何明渊的人所说的原话吗？”
冯基平点头：“是的。”随即从笔录中找出何明渊的原话，指给彭真看。
彭真微叹一口气：“这话说得重了些，不过……”他没有往下说，但是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
稍停，彭真又说：“这个何明渊讨饭进京、白日点灯的行为至少暴露了三个问题：第一，特殊时期的困难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害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第二，我们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第三，对群众中关于当前形势的认识缺乏及时的引导。从这方面来说，这个何明渊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基平同志，能否再辛苦一下，以调查何明渊的名义，对他所说的情况进行一番调查，然后把结果告诉我。至于何明渊的问题，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待调查后再作结论吧。”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指派调查人员赴四川达县调查。同时决定将已关押于看守所的何明渊从监房中放出来，安排他从事“外劳动”。
当时的看守所，被关押的人是不从事任何劳动的，只有极个别人属于例外，那就是“外劳动”。所谓“外劳动”，就是从事看守所内部清洁卫生、伙房等劳役的一种“岗位”，通常由问题不大、案情清楚而又没有前科的人担任。“外劳动”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并且能够获得较多的囚粮定量，因此被视为一种求之不得的美差。安排何明渊从事“外劳动”是一种优待措施，而且还包含着准备从宽处理他的意思。可是，何明渊并没有领悟到这层意思，他在大约一个星期后，就突然来了个不辞而别。
那天，看守所要购买当月的囚粮，派了两名看守员押着4个“外劳动”推了一辆人力车前往粮站。因为“外劳动”是属于受信任的人，以前外出从来没有发生过逃跑事件，看守员因而没太在意。结果，何明渊瞅了个机会，逃了！
让何明渊做“外劳动”，是根据冯基平局长所转达的彭真的指示后讨论决定的。如果何明渊逃跑之后在社会上继续搞白日点灯的把戏，或逃跑出去后发生意外，被外国新闻媒体诬为“杀人灭口”，问题岂不更严重？怎么办？市局领导当即下令紧急追捕。
何明渊那天逃跑后，偷偷爬上了附近停着的一辆军用卡车，一下就到了秦皇岛。然后，他就在秦皇岛一带流浪，靠乞讨糊口。5天后，何明渊被北京派往秦皇岛的一支追捕小组找到，押回北京。
同一天，赴四川达县调查的4名警察返回北京。冯基平听取了汇报：达县地区的灾情确实非常严重。至于何明渊，他本人以及家属均无精神病史，他对审讯人员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另外一点新情况是，何的一个叔叔和大哥均为红军烈士。
调查报告很快就送到了彭真的面前。彭真当天就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称赞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桩好事。次日，彭真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会见外宾，结束后当面向刘少奇谈到了白日点灯案和随之进行的调查。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由于得到彭真关心过问，何明渊第二次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就被警方宣布解除拘留，改为收容。彭真提出：鉴于何明渊家乡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似不适宜让何明渊返回原籍，以防受到打击报复，可征求其本人意见，准其在其他地方择址落户。这正是何明渊所特别担心的问题，因此他立刻提出愿意去贵州一位朋友处落户。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到贵州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 原载 《蓝盾》第11期

自立博客

毛泽东会改革开放吗？

刘自立

这个文章的题目也许叫人笑掉大牙了，呵呵，但是，我这里，并不是开玩笑。

历史上有没有“如果”？按照悉尼.胡克的说法：有。他认为，如果波斯间谍不向希腊告密，整个西方文明史将会重写；如果列宁在从芬兰赴俄路上被杀，社会民主党像他一样，会提出停战，和平，土地和其他民主需求，俄国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还说，如果俄国革命失败，克伦斯基稍微强势一点，列宁主义——孙文容共和共党革命亦将不复存在，等等。当然，历史大格局是历史发展的过去时，不是将来时，也不是过去将来时，这一点很明确。所以，我们现在做出毛，会不会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历史上的“如果”——这个判断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调侃，不如说是一种现实警世。

这个问题千头万绪；但是，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毛和党，是无原则实用主义者，不是任何理想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一切，是来自对于现实、思潮、势力的分析，做出对策，应付敌人或者忽悠人民。社会主义，被他们拿来忽悠了一把——但是，他们更加善于利用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和公平分配这些宣传，且互为手段和目的；把暴力革命作为手段，把公平分配作为口号，以革命隐授其奸，就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革命成功以后，一切目的改变，也就是一般而言，他们把工农的一切利益，知识人的一切自由，工商业者的一切资产，全部拥为其有。这一点，不用多讲，尽人皆知；尽人不知的是，在这个哲学欺誷中，人们不知道他们何以会如此成功和占据思想和宣传的优势，以至于，即便胡适之等人早就有言在先，国人还是会跟着共党跑，一跑，就跑了半个世纪。说得严厉一点，中国人，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有膝盖——他们几乎在半个世纪里，不知道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跪着，还是站起来了（他们其实都是被膑之人——膝盖骨被剜）。于是，跪着的人，把前面站着的主子/仆人，看得十分高大，一直高大到17大。他们从鸡蛋里挑出一些缝隙和尴尬，说明：看啊！鸡蛋壳开始分裂了。

这些话我们说了很多。

现在回到毛主席是不是会改革开放，这个很是幽默的话题上来。我们规定，改革开放有几个公认的前提，一是，要否定文革；二是，要否定计划经济和其他，诸如，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等等原教旨主义（含，毛师原教旨，如分开城市和农村人群——我不知道这个种姓歧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是知道，马克思把基督教的信念，避开犹太课题，转换成他的未来主义）；三，是要实行毛主席世袭家族制——将江青任命为党主席（见姚文元日记）。这些东西是不是妨害了毛师改革开放呢？我以为回答是：不——这个“不”所含带的内容，是和邓的所谓改革开放，做出比较的；也就是说，毛式改革和邓式改革，会不会出现本质差别。这个假设，当然假设在毛比邓长寿——这个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谁也没有说，上帝一定让邓比毛晚；当然，现实中，上帝安排毛先见马克思。这一点，对于错动一下文本的指涉，不会有什么问题——姑且，我们是在幻化文本，且映射现实。接下来的问题是，毛师改革，是不是一定要满足上述条件；不满足这些条件，是不是中国改革必然落在邓身上？邓，毛改革是不是一定在文化和政治上必然出现排中律？

我们说，邓的改革和毛的改革，本质上是一致的。

这里有几个历史因素可以含带其中。毛、邓改革，其实是在党文化基础不变的情形下，由党魁一手推出的改革。为什么说有一种毛式改革呢？因为，改革之出现，可以晚一点，归结与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早一点，归结为40年代，毛式民主论和赏美论——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邓，毛，周等人，在玩弄民主与专制之猫捉老鼠的游戏时，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之教导中，把个民主专制游戏，玩的热火朝天，而民心大归。这个把戏，毛在40，50，60年代，都有把戏。如，40年代，反对国民党之民主自由说；如，57年大鸣大放说；如，66年，造反有理说——可以见，周恩来煽动清华学生平反蒯大富，起来结社，言放，自由造反的讲话里……——以至于，到了78、9年，党的拥护民主墙说，他们的务虚会议说，加上胡、赵说，不一而足。这是他们玩弄民主游戏的例子——还有，现在的社会主义民主说，科学说，和谐说，三个代表（从无产阶级转换为红色亿万富翁，为其代表——不是“全民党”；更不是赫鲁晓夫惨淡经营之“土豆烧牛肉”——这个土豆和亿万，难道是一个概念吗？）等等，都是这样假设含带民主因素的、他们的文明说和思想观点。这样一些观点，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党和苏共之不同，和铁托之同（有人说，这个东西，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政治试验，所以即便“证伪”，也是成就试验之必须——这个话题，我们下面再说。）

这样，党的改革之话语系统，可以来自任何一个阵营，来自东、西方，任何一个文明或者意识形态，他们取之不尽的所谓思想源泉，不都是列宁和老马，也有林肯或者卢梭。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毛如果晚于邓，他启动改革和亲美，是无庸置疑的。这个说法，是不是要骇人听闻、语出惊人呢？不是。这首先来自上述理论游戏之外的现实游戏——这个现实游戏，就是亲美主义。这个亲美主义，其实就是和美国人眉来眼去，有史可考的。史迪威时期，美国人访问延安一年之久，遂得出民主在延安这个结论。杜鲁门冷淡了求钱顽抗者宋美龄——朝鲜战端，打破了民主梦和价值梦——即，共党民主和美国民主同枕——造成二十年的对峙。于是，72年，在毛面临林彪事件而处境岌岌可危之际，基辛格悄然飞来，简直就像飞来一个天使。他们在40年代造就的共党民主说，开始启动。于是，毛师转危为安，躲过一劫。接下来，就是毛式改革之最早的启动式，开始发效。北京等地，开始了放送好莱坞电影的内部电影热；美国费城和维也纳交响乐队，开始在江青邀请下访华；一个是不是启动中国电子工业的计划，在陈伯达规划后送交给周恩来……秩序正在建立，改革的萌芽，开始在美、中护卫下，悄然发生。而邓，在完成了基辛格访华时期，对于周恩来的右倾批判以后，得到毛的信任（见《晚周》）。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在毛师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就拥护之原则下，开始运作——他们，美、中一起，对付苏联的计划，超越了冷战价值观——基辛格再也不会说，他们抛弃了纳吉，而拥抱了毛——他熟悉的罗斯福主义（相对于威尔逊主义），梅特涅主义（相对于民主自由观），开始运作。所以，我们说，毛师改革开放的萌芽，就是完成了中美媾和。

这个媾和，在当初也许是源于地缘政治，也许是因为战略考量，抑或是继续和平演变，但是，资本的火车一旦发动，其经济上的活跃因素势必开始生长，造就邓式改革之发动。二三十年以后，这个经济火车的车头之称谓，已经荣戴中共头上而为世人颂也！

于是，我们回到毛师改革面临的一些所谓最大难题。一是，文革是不是要否定？

回答是：文革已经被他自己否定了。在几个意义上都是这样。“体制外”造反派的较逐，已经结束。红卫兵早就被造反派替代；而造反派，也早就被军队和工宣队替代。学生都被流放了。城市，开始回到文革以前的阴暗状态。只是在名誉上，毛不容否定之，是形式和话语权问题。但是，实质上，在毛完全掌控形势以后，文革之民粹已经让位给专制之秩序。所以，打烂和造反，早已不是毛主席意志了，建设一个新新中国，是其意志；但是，这个新新中国，一点也不新，他只是要和美帝勾结而已——勾结而挽救党和党国，而已。故此，邓否定文革，没有什么新异，他只是建构了邓式统治方式而已。毛师如果不死，也会建构这样的体制。何况邓，也没有触动毛的正统地位——如果毛活着，这个正统，不是更加正统了吗？

邓，推翻所谓计划经济论，可以成立乎？不能成立。不要说中国现在根本没有正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即便有了，也是早期野蛮资本主义的变型；毛，也许不会同意什么市场经济，但是，和美国的来往意味着这个游戏的政治逻辑必然发展到经济逻辑——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这一点，毛不是不懂；毛，更懂得如何拿来资本，为其所用；他可以拿赫鲁晓夫的原子弹，为什么不可以拿来多少一些跨国资本呢？而跨国资本，根本不会嫌弃毛式政治体制，就像他们从来不会嫌弃慈喜老佛爷，不会嫌弃袁大头和各种政治稳定派；而唯独放弃了孙文。于是，我们估计，毛师经济政策是这样的。他说一套、做一套：说计划，搞开放；说反帝，搞亲帝；说反修，搞均衡——说不定，他，也会几年后说，《九评》一风吹了！——而跟随其后，欧日等国家，也就趋之若骛，步步跟进。这是必然。不会因为毛师不否定文革而有任何改变。于是，文革之秩序，也就在不变中悄然而变，面目皆非了。这个逻辑，共党很是懂得，比如，他们和西德、日本，根本就没有断绝外贸和经济往来；他们更加懂得，要保留一个香港飞地；现在，设想一下吧！如果中美建交，毛主席访问美国，《时代》登上毛像——都是事情必然发展的结果——毛师和江青，周恩来等等，不是都是《时代》的选项吗？于是，戴维营，不仅仅欢迎赫秃子，还会欢迎毛，你信吗？美国人说，越是远离自身的政治原则，他的政治效应就越大——毛深解此理——45年，他就表演了一次——以至于大公报记者等知识人，见之如见上帝，如见爹娘般欢呼雀跃之——美国人若是见到毛，还不疯了？看看他们见到卡斯特罗的疯癫像吧！

在回到体制内，勾搭资本国，这个课题上，毛没有问题，他可以做到。于是，救党之道，当然也就轮不到邓，也轮不到周——周，就是想去联合国之区区小愿，也未能如愿——何况，如果毛不死，心还在呢！加上他当面称赞小日本是其救星，小日本，当然会不请自来。其实，这个过程，早就做好了铺垫。

那么，毛，会不会放弃人民公社呢？其实，他早有意识。彭德怀时期，他本来是要反左，后来彭起而攻之，遂反右。但是，他心知肚明，公社，不利于他的党国之治。换一个思维，他是不是会按照《鞍钢宪法》一类货色，和跨国公司共襄一个新的农村集合化和机械化，并且实行农奴制度和科技制度集合的畸形农村呢？这个，就不好说了。他，也许也会同意三自一包，但是，他的极权主义全能整体观是其思维传统，不会根变，只会傍变。于是，设想毛式农村，就是一个很为混浊的话题。

在其二元化种姓统治下的阶级互动，本来就无可能，但是，他启动这个东西，和美欧资本接轨，却是不无可能的。于是，强大而衰弱的毛式体制，在悄然改变封闭政策的情形下，实行资本和极权主义城市和乡村的可能变成现实，带来一种类似金日成体制和美国体制的接轨，造就了毛式美国化。这个东西，也许是很可怕的所谓试验和革命。但是，这个东西的萌芽，现在已经被邓式改革逐步证实。也就是说，毛式不改变中国政治体制，不否认文革和农村城市压榨，而和西方媾和的经济决策，越来越显示出西方资本和极权主义的同构。而我们只是说，邓式，或者毛式改革开放，都是对于西方民主价值观念的挑战——而西方的回应，迄今是极其苍白和乏力的。

毛式改革和邓式改革的政治诉求，是一致的。首要一点，是完成他们的世袭接班和代代延续。毛子死掉以后，天下大乱；乱，始于毛氏失子，无后为大；但是，邓，陈的世袭，有所变换，成为“‘主子’百家”；这个主子的集体效应，改变了毛师一统世袭诉求，却没有改变到否定世袭。人们胡乱谈论各种姓氏，却少有人说说世袭这个前提的荒诞。王三李四们的机会不均等起跑线，本来就是划在终点，你跑什么跑，追什么追！这个本质区别，一点也不本质。再是，邓氏四个坚持，如果是毛来搞一下子，那当然更是名正言顺，其实不要“四个”，只要一个就可——毛，活着，就可。也就是人们说的，经济上的极右加上政治上的极左——这个东西有没有先例呢？有。你只要变化希特勒极右体制于毛式极左体制，就演算出一个、也许被人又说成是史无前例之政治试验了。其实，这个史无前例，不是史无前例，而是史有前例。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取得的历史列政，都是明确存在的：1，极权主义，2，垄断私有制，3，国有化经济和国有化思想统治，4隔断文明和传统，5造成贫富悬殊（掠夺地主和犹太富人等等），6消灭他们起家的民粹，代之以极权，7，媾和资本社会文化的腐化和堕落，实行性、权交易，消费主义和贪污腐败。……这个邓式，或者毛式生活幻觉，他们的天堂观和乐园观，早在中南海，已经实现了，他们歌舞升平，男盗女娼，主仆相欢，已经活脱脱一个北京夜总会了。没有什么共党不会娱乐，不会享受和不会消费的——加上上海，广州等地廉价性消费，西方大佬和少爷们当然狗闻其臭般跑来。这个东西，也是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的杂种，美国人懂，毛也懂。

在一些严肃的课题上，毛师的民主观和邓式的民主观，也就乏善可陈了。他们的经济发展，导致一种、据说又是前无古人的创见和试验。没有人具体描述“毛氏改革开放”的蓝图和现实，但是，我们却从邓式社会的点滴，看到毛师的巨大阴影，这个阴魂不散，横亘居中，赫然存在。难道还要具体说法，才可以道出其中各种迹象和本质吗？不必了。现在的中国，没有西方民主元素的任何存在，言论，私有制，资本节制，分配公平，诸如此类，都没有——邓，毛改革，当然，也不会有——但是，邓也好，毛也罢，他们只要敞开市场大门，他们就会成为资本的看门狗和食肉者——这是逻辑使然；也是资本现在无法解决的难题。资本面对毛改，或者邓改，都无选择或者辨别，他们拾味而来，就像72年，89以后的90年代，直到今天。毛说，我是热爱右派的——这个家伙说得很对，极左和极右，本来就是皮、毛之助，内外一二，没有大区隔。我很希望有才识的作家，可以幻觉出一个毛式改革的黑色幽默小说，来更改改革独邓说，并期待说明他们改革的形式上的不同，和本质上的一致。这个文本，也许要出现很多想象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必须是合乎政治和经济逻辑的。

这个文本的价值，就是质疑邓式权贵改革，不是其创见和专利，而是21世纪共党都要走出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就连毛氏，也会适应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要求，在政治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造就共党和资本的连体同构，以对应西方纯粹民主观的挑战。这个政治生态，变形于文革之民粹和六四之专制，形成新一轮共党体制。这个政治生态已然出现了。其明显的变化和表现，如，:1不被逮捕的政治异议人士，2，党内退休的反对派——不退休不可，3边缘化的报纸言论，4，各种来自中共信息的海外媒体，网站，5，各种内外杂糅的所谓海外和海内人士和学人，6，粘贴18大希望大大地，19大希望更加大大地之各种言论，7，内地派系的异议支持者，和异议支持者的内地派系……诸如此类的精致化做法，已经超越邓抓魏先生，毛抓遇罗克那些时代的特征（当然，抓人之术未全废，很多人还是因言治罪，坐入囹圄）。

我们的意思是，究竟是民主势力在推动和改变这个亦新还旧的体制，还是中国精致化统治，有意已经造成这个变通权宜的局面，并且经过某种史无前例的试验，使其“合法”化和合理化于政治统治，造成某种边缘化和不触碰底线的“新花瓶效应”，乃至幻觉永久存活，长命百岁？

我的意思是，如果中国政权转换了他们的、某种一步不退的统治和政治思维，让出一款空间以授其“公”，实行公私兼顾，以私寄公，大私有公这样的局面——这个局面，究竟是一种绥靖，还是一种让步/进步，有待更加细密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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