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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octobre

土地問題就是政治問題(下)

土地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兼論新土改與舊地制(下)
刘自立
 
二,

那麼,政權性質和土地權屬如何發生聯系呢?
這是歷史的提問,也是歷史的回答——換言之,歷史上一切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的演變甚至改革,都維系于政權對于土地的規定性。這個規定性一旦確立,無論哪朝哪代,各國各君,都無法超越這個宿命——只有在政治最後解決以後,課題才會迎刃而解。如日本土地制度的演化,私有土地和皇有土地,國家土地制度的演化,說明了這個課題——中國歷朝歷代的土地制度沿革同樣說明了這個宿命——甚至俄羅斯托雷平的土地私有化改革,也同樣說明了這個問題——難道今天中國的新土改會超然物外乎?
我們在此只能苟簡其說,體現一個輪廓。
先言日本。
日本歷史有幾條要命的線索,是他的王、幕政治,即其公、武政治,其次就是他的土地政治了。其土地政治最後是由明治維新確認土地私有化為截止,其間起起伏伏,己經變故,呈現了政治不確定,土地制度也無法確定的根據。
646年大化改革實施。其中關鍵之處就是土地歸公。這個歸公的意義和闡述如次——為了改更貴族佔有人民和土地的制度,此改革最高綱領即是"否定一切私地私民","一切土地和人民歸于國家"——于是,國家所有制成為大化改革的要義——改革動因就是因為有人佔萬頃田地,有人無立錐之地,所以,出台所謂"班田法",允許農民"終身耕種"(引自《日本史》
阪本太郎著 汪向榮等譯,下同)。在《大寶律令》中,所謂給人民的"口分田"是律令土地制度之核心,是區隔于貴族,皇家和僧侶所得土地之所在。其中所言之"天皇沒有一寸私有土地"的說法和實際情形不一。實際上,皇室私有地不斷出現和膨脹乃為事實,本和大寶律令背道而馳。而均田精神其實也只是在口分田一欄中得以實施,其他分配,如給貴族皇室寺廟之土地,還是遠遠多于百姓所得之地。但是,一個"授"字,給出了日本農民之園地,宅基地等實惠,是一個進步。更加重要的是,雖然皇室後來有染指土地之嫌,卻並無規定普天皇土之則,就是說,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國家公有化土地制度本來是針對豪強佔據土地和人民為其私民私地而言,不是要反而行之。
到了743年,公有土地制度有所侵蝕。墾荒之地,或為三代私有,是"三世一身法"。
然而,班田制並未有效和長久施行。該史料記載,810年間班田制度停止實行;828年復行;後停50年,到881年又班授一次——後又中斷20年,902年再復。于是,律令廢弛,私利遍地,土地成為私人牟利手段——這也說明某種公有制的不切實際,不合實效,不可恆久。按律令,皇室官府本無權佔地,實際情形卻剛好相反。"這一時期,皇室和官府佔有的土地有了急遽的增加。作為皇室的私有地而開墾的土地,叫做'敕旨他田'"大量出現,成為皇園私地。"這是皇室自己破壞土地公有制的一個具體實例。"以著名武士平將門為代表的日本武士階層,也是在所謂保護貴族土地的斗爭中產生的。那時,所謂兼營公、私土地者頗有其人。
在900年間,即藤原時代,莊園經濟成型土地私有化即成事實。人民和土地再度成為私有財產。而且更加嚴重的是,莊園主爭取到田地不輸租稅之特權,使得原先輸租于開拓同舉並行之策頹然。莊園坐大,政府裁而乏力,只好保護——班田制度勢微。所謂莊民為"田堵"的出現代替了律令中的田藉之"名"。于是,鐮倉時代出現"名主"。到了幕府大名(直接臣服于將軍者)制度,幕府佔地百分之二十強(以收獲量計算)。至江戶時代到來,農村和農民階級兩級分化,矛盾日深,農民起義頻繁。但是,農民養活的武士階級仍然強大,不足以為起義禍。
轉機當然出現在明治維新時期。
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聯合四藩提供"奉還土地和人民"之申請。"其他各藩也紛紛響應,上表奉還。"于是,封建諸侯所有制才回到大寶律令時代,即土地人民歸于天皇。等于是幾百年饒了一個圈子回到原點。後,明治元年終于出台土地歸于農民所有。明確了所有權問題。土地買賣之禁令亦除。再,明治政府采長歐美諸邦農技。西方植種、農具進入日本。米產量,已從明治十年之三千萬石成長為三十七年之五千萬石。農務教育實行。農會建立,政府襄之。銀行砥礪助持,同業互相輔助。日俄戰爭期間,更是農業發展高速見效時期。日本得勝多于農業之力。(見大隈重信編著《日本開國五十年史》)故此,我們得出的啟示非常簡單。不管是天皇之公有制度,還是莊園經濟時期之隸屬制和私有制度,都是經濟發展的瓶頸,可以得榮于一時,也可以得毀于一時,並不穩定,更不"正確"。其間變局復雜,真理卻是極其樸素的。這個真理就是,一要民主,二要私有——這個真理昭示︰日本"皇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破產和皇上所有制的假公濟私之本質——這個歷史和中國土地制度相象,甚至和共產、公產制度有異曲同工之玄——都是以公之名,假私之利。
所以,我們說,日本地制頗有毛主席一黨地制的政治特色︰只是毛不允許公轉私,不允許土地買賣,但是,日本之公,名不副實,開了私有制本質代替公有制外表之先河也!二者互為表里,互為苟且,互為支持。
于是,一個沒有民主的中國之土地制度的演化,成為對照日本最終用民主憲政解決土地問題之參照。


三,

那麼,就再說中國。
在政治良制和皇帝明智方面,有史家之"清不如明"的說法(見錢穆《國史大綱》
下同)。其要點在于清的權利分治和言官制度的緊縮。其實,清不如明的說法,可以延續推論,即︰清不如明,明不如宋,宋不如唐,在某些建樹如經濟繁榮方面,亦有唐不如隋之說。
考證中國政治結構之人可以發現,一如錢穆先生等代表人物的說法,就是所謂歷史千年,不可能全無所是——"是"之在,即為他們獨特的開明君主專制——這個專制的政治監督和權利分散,做到了僅僅不可比希臘古代和西方近代民主治之開明,之清吏,之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即所謂貞觀之治的精神追求。
這個精神的追求,同樣蘊育在唐朝土地制度之"租庸調制"時期(絕非永遠!)——到改為"兩稅制",精神層面隳滅,只倚靠法律強制,已經不靈。這個政治問題牽動的土地問題之貞觀之決,何在?雖然並不直接牽連,畢竟產生關系。在最高層次上,體現了中國權利制衡和權利三分的政治治理模式,成為政治清明,經濟發展,土地制度智慧、實惠盛世的要訣。在此時期,所謂聖君與清官、直吏,如魏征等人,組成了自漢代君相分權,政治制衡以來的亞民主政治手段和目的。這也就是著名的相權三分制度︰宰相權利三分︰中書有發命權(含詔書頒發);門下有封駁權(審駁詔書權利);尚書有實行權。這是君相分權之大前提下的小前提。非常重要。所以,皇上君權限制論,在此發揮了關鍵作用——"詔敕不便,則涂竄奏還"——即︰唐封駁,即為漢相之權利;而相權以後日微,以至于出現閹宦君系,所謂君王代表世襲,政府(含官吏)代表平民的民權君權說,即告完結。加上所謂銓選制度和科舉制度,"隋以富強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魏征語),遂出現錢穆言"中國史再走上光明的路"。
這個路是什麼路呢?就是土地制度上的"租庸調制"。
此制從北魏均田制度演繹而來——"均田制"就是全農皆兵制,要義是,民田租收歸公——調制謂,"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頃","歲輸粟米二石"。亦有賦,調之義務,等等。是為孟子言,輕徭薄賦,唐四十稅一(不是十一,也不是十五);庸而言,更役僅僅二十天(漢為一歲一月)。"為民制產",其安居樂業。杜甫詩曰︰小邑藏家,公私俱豐。所以,這個土地制度與政治開明的關系一目了然。但是問題接踵而來——是不是一如上述,日本土地問題之決,在明治維新,中國土地問題之決,在貞觀之治乎?我們以為,這個問題似是而非。簡單說,就是,貞觀有民主要素,卻屬素樸民主,僅在君相分權——民,不得權,得一些利;更在"中央不盡取之于民"——到了賢君賢臣凋敝,租制大壞,"租庸"變"兩稅"——分夏,秋兩稅(此稅制可以止奸,不能惠民)——一切故舊,江河日下。畢竟還是人治因素,大于制治因素。權利尋租和權利腐敗到了武後亂國,即廢版藉,停帳戶,復腐敗。于是,"政府則誅求苛刻,而社會則兼並熾行。"又回到老路上來。在這個層面,于私,于公,于公私,並無直接干系,但是,沒有民主制衡的改革後果,私也罷,公也罷,到頭來,還是土地兼並,田荒政廢。
到了宋時,其情形有幾個基本指標。吏冗(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稅厚(為唐七倍),祿繁,財政惡化,精神頹靡。國富盡取于民,民無無富,重負不堪。又,極權中央,諫官徒議,清談不實,相權低落("權相坐論之禮,亦自宋廢")——于是,貞觀制衡,分權體制,不再——加上外夷肆繞,內外交攻,死路即在。于是有範仲淹之高尚理想出現,日粥而食,"斷**數睫",先人為憂。他提出《十事疏》,預清吏治,富國強政,尚望清流。但是,宋朝百年官僚特權已經形成,他們登高一呼,範改告吹。繼而有王安石變法繼續而行。熙寧新政含︰青苗(使農民赴時趨事,不受兼並)。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便易蓄買)。市易(市賤蠰貴,以平物價),方田(量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定稅數)。免役與保甲等。這些舉措都是抑止豪強,規避兼並,擺平官民貧富懸殊之舉。也是對于官僚本位體制的極大挑戰。但是,其間真理並不是因為真理就可以實行。換言之,一如耕者其田說,也不能因為體制不變而因其真理說而實現。王安石變法,就是真理不能實行真理不能實行,就是因為政治不變,體制不變,官吏阻止,上下掣肘,中央與地方財力調劑不均之果。按照錢穆言,其弊端有幾︰其中括取百姓,實有不堪。不留雜錢,折納為稅,取利以厚,傷農已深。春、秋兩稅,非周公太平盛世說,可以解釋與辯護(韓琦語)。
其次,是地方與中央藏富是非說,也關系到是否要竭澤而漁,不留民藏之問題。我們說,就是關于國富民弱,還是國富民富的問題。這當然是兩個層面。甦轍說的就是這兩個層面︰"善為國者藏之民,其次藏之州郡。"說的就是這種集優勢僅在中央的做法之不妥。
至于說此變法是王不諳人事,操之過急,"看重死的法制,忽視了活的人事",就難免是說出一部分真理了。問題在于,裁抑兼並,上下俱足,是不是僅僅依考官吏的反省和皇上的明智,可以解決。現狀和歷史總是在這樣的改革中忽視了一個制度使然的關鍵。人事與制度,相輔相成,先後變化,輕重伯仲,難于一概而言。總之,在強人政治時代,制度脆弱,人事強健,如唐治,如秦制(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是強人政治,君相政治;唐太宗、魏征均田,王莽國家所有制于土地政策,亦然)——遠說拿破侖,俾斯麥,擺平革命,統一德國,並不是完全因為制度和民主,而是人治之優勢,之良性,之天才(在另一個層面,俾斯麥接見李鴻章有對答,謂,大臣忠誠,可以格君——他哪里知道,慈溪不是德皇威廉,;中國沒有帝國憲法;他更加不知道,中國君、相制衡已敗;他尤其不知道所謂滿漢齟齬,曾,胡,李,左不可為中央大員,言行朝弊,統攬全局)——轉而立國之基建立,制度亦趨成熟,人事又轉而為庸,繼而制度,更加重要——所以,其實即便王相等待,權謀,機變,也于事無補,抑或補之不多也!說到底,還是一個土地問題不能只以土地問題為問題,為觀察,為解決,為關鍵,繼而本末倒置,身首異地。這是除去貞觀改革成功之外,中國一切改革步履艱難所在。重復而言,貞觀政治,權利限制論等,又是改革成功關鍵;宋治漸頹,已無此精神,遂徒然呼喚真理,真理亦不出現也!
這里比附現實之處是,強人政治方為改革和有限改革之關鍵——如果不能政治革命一步到位——而中國近代現代改革出現強人政治家者為慈溪,為鄧,甚至為毛。慈溪是正面意義上的改革者,後兩者是負面的;但是,負面者仍是強人,所以可推行改革,權利意志彰顯——沒有這個強勢,像王安石這樣的半個強者(錢穆言"康有為不是王荊公"),甚至無法推行之于長遠,終要被棄。所以,正面改革要有強者,負面也要之。現在是弱人政治。政治意志不行,權利意志也不行,就無改革。不必呈其開始,這類改革即告終結。這是關于此次新土改的必然結局。78年鄧式改革,關鍵是鄧的權威地位——同時也因為他的霸權而改革,改革成為革掉改義之行,成為竊富行私的私有制。前朝有嚴嵩,聚金幾窖;後朝有和伸,斂財八萬萬兩——在此意義上,貪墨于權,于皇,于專制政治,自不待言。就是再好的政治,也不能避開盛世之貪的惡性循環。于是,加上外敵入侵,宋,明,清內外交困,蛀蟲侵吞了國庫,打仗都沒有了兵餉,不等著完蛋還等什麼?再于是,改革起,革命起,民粹起,極權起。一切又進入輪回。說崇禎死于萬歲山,是實。萬壽無疆,是這樣理解︰改朝換代,專制接踵而來,他死我生,是有不死之嫌——稱之萬壽——中國人要想改變這個命運,只能不像史家雲,等待前朝死,新朝生——這不是新朝舊苻,沒完沒了嗎?至于郭松燾,嚴復所言之改革(針對戊戌變法)過速,過全,過激(急),是前提偷換論(從富國變成救亡,甲,而已,而丙,不一而足)……又成為是革命開啟民智,還是民智成全改革之提問。我們重復言,不是革命開啟民智,是民主開啟。民主實現,才是萬里長征走出第一步。不然,就是萬壽無疆!
在另一方面,如果說王安石是要抑止豪強,兼而酷之于民,那麼,新土改則必然完全相反︰他勢必造成抑止之反效果,成為權貴階級新一輪劫掠土地和名分其號的一種野蠻和倒退。因為,唐制和宋制,勉強出現的任何君權限制論,權貴限制論,在49年和78年以後的中共文化語言里面,是根本無知無識的。誰說毛賊和哪位相爺,均分權利了?駁封毛賊詔書,會有何報答?平民平等出世的穆言"開放政府"和"政府代表平民"說,在這里行得通嗎?種種跡象說明,黨改土改,除去他們瓜分最後一塊蛋糕,別無意義。而這樣一來,中國農民的被必然兼並的土地,成為新地主及其階級的囊中之物,也成必然——最後一個必然,就是農民問題,必然造成中國歷史循環論中新的改朝換代之舉世和革命之出現。至于說盛世危言者,其實要義在于既不能否定康乾盛世,貞觀之治,也不能苟從君相權限論而否定現代民主潮流——因為道理簡單,民主不但限權,更要還政于民。即便是不全還政,也要有所制約約束那些權錢交易,權利尋租者。如果不是這樣,即便是清之田改,攤丁入畝,和王安石一樣一度抑止豪強。但是,人事大于制事之本質,是所謂封建或破封以後中國政治的必然發生論和發展論。所以,尋康乾唐,不如尋民主——但是,尋民主又不是要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把貞觀乃至整個中國歷史含土地制度一棍子亥死。這也是我們冗文以詳,不煩重復歷史行文所在。
如果當局者不知道出台哪怕一星半點抑止權貴之舉,那麼,他們的最後土改,必定至農民為無立錐之地者,迫使他們義起。
這個前景,和中國政治歷史絕對無前景之前朝歷史維系,密切不可分割。所以,到了現代李自成,張獻忠流患為匪,萬壽無疆者自生自滅。那麼,現政權不是找死,又是什麼呢?


(原載《自由聖火》)作者供稿
28 octobre

土地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兼论新土改与旧地制(上)

土地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兼论新土改与旧地制(上)
(首发稿)

文章摘要: 根本不存在用党权换取主权,地权和人权的党之权利退缩和健康演变——恰好相反,这个党权私有制,将会劫掠人民最后一点由于产权模糊产生的经济空间,使得新土改成为起义的可能,其抑或和农民最后完全失去土地结合:发生背水一战,或许,只有以此最终实现土地制度的彻底更变。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10/27/2008

一,

土地问题是不是只是土地问题——这是一个悖论——其实,土地问题并不完全是土地问题;就像谈论人体,人的大脑指挥一切,但是,如果心脏和器官、肢体和皮肉都出现问题,大脑美好的愿望即成空幻;所以,从历史的回顾看待土地问题得出的结论就是:土地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政权属性问题和政治经学问题;其中一此问题的中枢机关,就是土地控制权利和分配制度的各种政权力量,如,帝制中的君王,封建朝廷中的辅臣(乃至君臣关系),政治人物乃至改革派。

其中,土地问题固然引发自民间,人民和农民——其改革或言改制,都是因为社会矛盾尖锐,土地兼并严峻而生——但是,决策土改一方,除去农民起义,就是政权或者皇上的改革意志使然,于是,政权对土改产生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干预。在此层面,土地问题,其实就是政权属下施行经济权制和致力某种改革的关键因子和主导力量。忽略了这个基本常识,将此问题单独拨离出来,就如一个人使用身首异地之思考,未免过于滑稽和荒诞。

其二,至少在中国古代和今天,土地权利的定义,可以一言蔽之:一为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又言,“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一为,普天之下,莫非“党土”。

而这两者的历史关联又是,皇土之所谓,其实是政治权限为实,经济权限为虚;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百姓之家并非没有土地的实际占有权,也就是所谓私有制里面的权利属性,但是,历史更加彰显的则基本上是土地的兼并和豪强的占掠。于是,在评估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究为土地私有制,还是土地皇有制上(也可以算作国家公有制),实际上的定位应该是:皇产地资和豪强地资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小民百姓虽有一家之地,却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神圣私有权之保护的(以下日本土地制度的沿革,实际上就是天皇之所谓国家所有制和所谓日本“古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发生论及其反拨 )。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既描述和确定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政治所有权之属性,也同时确定了其经济所有权之属性——但是,这种经济所有权的私有属性既脆弱又风险;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土地施行了公产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不,那种土地所有权还是私产主义,私有制性质的——只是这种私有制的强势一方在豪强和官方,在官僚和皇帝,百姓之地,随时有被兼并和侵吞的可能。

历史的对比说明,封建王朝虽然呈现土地占有上的基本不平等状态,但是,其权利约定或言皇天厚土的性质定位是不乏正统的——但是,党有制土地政策,则一直以来含糊其词,并无所谓正统之权利属性和私有属性——党说,土地是国家所辖之,呈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态——这个说法,其实就是说,土地所有和其他党产所有一样,是违背产权基本厘清之状态的:1,党,作为财产占有一方,具有显然虚假的形式;再是,土地之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之制度,为其虚置之二——因为国家和皇上的区别是,皇上为实,党属为虚;3,集体所有制,其实就是反对集体所有制:因为,按照股份制的约定之义,集体本是个人(所有制)的变种,其基础,是在集约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经济权限——但是共党集体之谓恰好取消了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身份,将其败坏成为另一种虚设。所以,党国之集体所有制,就是变相的国家所有制。最后,集体和国家,加上人民,这几种虚设之所谓,其实,就是引入以此名义潜入其中的党国权贵之操作,之占有,之掠夺。现在人们看待中国问题或有百千种看法,但是,真实的现实则为,所谓500个家庭和太子党血缘系统实际操持了权利和财产,形成以人民名义掠夺人民的土地的(未来)所有制或者物权制。这样一来,又产生几个问题——

以人民,国家,党或者其他意识形态之名义进行的改革也好,革命也罢,并不能真正解释官僚权贵实际占据财富和土地的现状。他们可以在产权模糊的背景下横征暴敛,坐享其成,挥霍无度,但是,他们不能、也不知,何时何地,这个人民,集体和国家之物,才会变成不是身外之物而是私人之物。他们没有皇上的正统占有权,他们没有西方法律社会认定的历史所有权的发生和形成(西方资本同样有殖民财富不合法性的历史原罪),其私有性和神圣性并不存在;恰恰相反,他们只能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而我们“代表”国家——而一旦无人无物认可你的代表权利,你怎么办?没有办法——除非施行他们的私有制。

这就是共产党实行私产党意志的荒诞戏目之原因和所谓转型的本质。

其三,也就是我们屡次言及之邓式改革的要义和本质——邓们要把打天下改造成为坐天下——坐天下,就要施行物权和土地权利的重新规定,启动他们已经占据的国家财产的合法性进程;换言之,就是要建设和确立其正统之政治经济地位:党国所有制没有现代和传统意义上的正统性,他们不得不照搬西方意义上的私有财产神圣性这个原则。而问题就出在此处!

他们半个世纪以来占据的“私有财产”其属性是不是合法呢?问题的悖论重新产生:他们要建立私有性,那么,他们的共产主义的传统是不是作废——这个东西作废,他们的革命合法性是不是作废;革命合法性作废,毛主席要社会主义的草,作废,他们继续执政的地位合法性就发生了疑问。一如前说,他们要实行或者真正实行私有制,就要废弃1949年革命所带来的全部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他们应该让位于某个“私产党”取代之而执政;但是,他们当然不会自动放弃;于是,他们说,我们现在切断历史,来一段居中的私有化和土地永包,土地流转——但是,他们在什么传统,什么正统,什么法治意义上进行这个私有产权的改革呢?对不起了,他们什么也没有。所以,他们的改革和革命都是首鼠两端,根本违法的(按照自然法和普世法)。(近看一个电影:《遗忘列宁》——列宁在晚年患痴呆状时居乡间别墅。一日,他和克鲁普斯卡亚等人在一较豪华餐厅用餐。呆列问,所有这些东西属于谁?夫人说,所有这些都不属于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享用——于是呆列忽然举起其手杖横扫桌面,怒不可遏。)

换言之,他们既然都是大小列宁,就不享有占据国家财产的权利——他们在改革过程里逐步意识到这样不行,要转变观念,便欲施行以国家的名义实际占有国家财产,含土地:于是物权法出台,新土改出台——最后一层遮羞布已经撕开,他们如八国联军扑向北京一样要动手或言已经动手。只有心怀叵测和书生未世之人,才会对这些大小列宁的举动,给予所谓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认可——在此意以上,西方前殖民主义掠夺的墨绩,是他们勾结党国施行新一轮劫掠之(全球化)过程。这个过程,基本在不受谴责和制约的地球村纵横肆虐,无规无据——这就是人们所言之南橘北栀效应,或言,见人(西方政权)做人事,见鬼(极权政权)做鬼事的经济贸易行径。这是对西方神圣状态的一个反拨和嘲弄。只是地球上的知识分子们多数对此没有意识,或言意识朦胧。这就是他们一说再说的其“国家利益”至上论。

虽然新土改并不直接牵涉到私有权规定的章程,但是,以上用心是昭然若揭,成为不可隐秘之政权意志。所谓“耕者有其田”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是徒然空言的一种理想。在中国、日本、俄国,都实行过名号为此的革命或者改革。

关于斯托雷平改革,其要义在于,他表面上实行了私有化,经济因此发展;自由知识分子因此偃旗息鼓;而改革引起的社会不公发展愈炙;动乱最后造成——也就是:“那场改革以‘解放农奴’为口号,但在权贵利益本位的条件下“解放”的方式却很特别;它只是把公社土地中的一部分(往往是最好的部分)划为贵族私有(即所谓“割地”),建立贵族农庄。贵族因此由公社社员的束缚者兼保护人变成了化公为私的有产者。而农民虽不再是贵族之奴,却仍然是公社社员或曰‘公社之奴’。然而他们从公社领用的份地因‘割地’而大为减少,对公社的负担却因赎金而加重了。当时规定不是由农户而是由公社向贵族支付赎金。公社则把这笔负担按团结原则以富帮穷的形式分派下去,维持所谓‘勤劳者为懒汉负责’的平均主义制度。总之,经过这场改革,公社的束缚依旧,而公社的保护作用却因份地减少而下降。这就好像一个面临‘分家’危机的大家庭,家长盗走了家产的一半席卷而逃,却把子弟们仍然束缚在大家庭中。于是,冲破大家庭的呼声与索回家产、重建大家庭的呼声在改革后都高涨起来,从前一呼声中产生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而从后一呼声中产生了民粹主义反对派。”(见《血崩》文 苏文)

其实,这个“分家”论,演义到中国现实,就是在公民权阙如的情形下,实行共产党大家长的保护性土地私有。这个党化、斯化(斯托雷平化)过程,也必然发生后来自由知识分子缺席,但是民粹主义得逞的历史重演。

现在,中国自由派正在越来越附庸于党。而民间力量走向是否会重演假十月事变,各方力量和可能性皆存!

这样,列宁主义在没有发生十月革命的偶然事件中,窃取政权,得以坐大。但是,这种改革几乎无法逃脱新国家意志和新皇权(列宁主义)操控的过程。

以下我们绍述的日本国家公有制度即“天皇不占一寸土地”的神圣法律——大化改革时期之大宝律令等——就是出于豪强私占土地的贫富不均状况而出台的。但是,这个国家意志很快就被其国情的严峻而削弱。大量的土地被豪强继续以私人的名义占据和掠夺,大保律令几同废纸。

中国历史亦然,其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实际占有土地的比例,严重失衡。到了明朝,土地兼并之风越演越炙,以至于出现农民私有制的几乎崩盘。

钱穆先生之说十分典型——

“(明武宗时期)江南兼并之风,仍是有加无已,有奴使多至万家者”。“那时的江南,形成少数大地主与多数佃户的局面,而财赋则占天下之什七。”“天下的租税,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而苏州尤甚。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苏州一府皆官田,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在田租上,“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周忱论苏、松民户七弊:‘一,大户包荫,二,豪匠冒合,三,船居浮荡,四,军囚牵引,五,吞营隐占,六,邻境藏匿,七,僧道招诱。”“这是明代国运不如唐代一绝好说明。”

可见民田有之,却不堪官田之压迫。何以言私,言公,言平等,言公正乎!

所以,耕者其田之所谓,其实,难免于其政治桎梏和经济压迫。而中国49年以后,一是土地产权不清,二是党权实际上左右一切。如此一来,49年以后的土地制度出现名不正却内涵还是可以厘清的状态,就是人们一向以来所说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双重劫掠。只是到了现在,这个私有制的名分,因为被继续模糊而不适合党阀新贵们的财产厘定。于是他们企望在根本不触动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实行古往今来并不罕见之公、私兼顾的土地占有和利益再分配(其实不是分配而是巧取豪夺)。从土地被各种政权玩弄、占有和定性以来,这种把戏一直在各朝各代变换上演。其根本就是,耕者权利,身份和属性,或属于皇帝,或属于权贵,或属于政权。庶民之难,难于确立其耕者有地这个基本要求。究其根源,就是国体不能确立其土地所有权的最终归属。所以,新土改和旧土改,都是在重演明治维新以前,或言清朝改制时期国体并不明确从而土地制度亦无法明确的老戏,看不到任何良性之发展。在这样一种政权属性之规定性前提下,土改事宜只能是重演前朝土地制度或者皇有,或者私有,私有又皇有,皇有又私有的乱戏筹码,不得丝毫改观。

由于没有任何民主自由的政权约制和民间操作,官僚一方之强权寻租的劫掠过程,势必重演产权不清时期的旧习。其间原因就是,党国潜规则运营娴熟,即便是在私有名分以下,对策和黑墨依然有其空间。原因十分简单。如果名分已有,何以中国、日本乃至俄国历史上的私有化,私有土地权益,照样会被皇室,权贵蚕食,窒息,变异,以至照样出现平民无立锥之地之状态呢?历史反复上演的名分已定,却仍然民不聊生之悲剧,之革命,之共产,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从现实情形估计,共产党既然可以成为资本家,他为何不能成为地主呢?成为资本家,不是因为他们的名分已定,也许刚好相反,名分若定,新地主难道就没有操作空间吗?其间的具体做法也许会千变万化,但是,权利的垄断和经济解释权的一方独霸,成为法律为其辩护的劫掠全过程,即将明显登台亮相——如果现政权果然敢于出台“共产党土地私有制”的话!

重复而言,土地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根本不存在用党权换取主权,地权和人权的党之权利退缩和健康演变——恰好相反,这个党权私有制,将会劫掠人民最后一点由于产权模糊产生的经济空间,使得新土改成为起义的可能,其抑或和农民最后完全失去土地结合:发生背水一战,或许,只有以此最终实现土地制度的彻底更变。

那就是民主化和自由体制带来的、真正名正言顺的私有制和市场化。所以,观察分析历史,实有两个走向和选择。一个走向,是汲取开明专制之君权限制论,借鉴贞观之治的权利制衡原则,秉承君相权利分割,施行统治开明结合制度健康,却远离民主普世价值——另外一个,则是将此良性建制,融入现代文明和民主原则,不单形成君、相制约,臣辅议政,平民入廷,而且实现宪政民主,实现君(官)、民制衡——也就是说,在几乎无限意义上制约政权中的统治者,而非仅仅实施开明和廉洁。这样,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制度,就会产生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既不完全采纳历史之治,完全照搬其制,却又借镜其所有优良的政治传统(而非采纳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他们对于汉唐以来造成的权利限制论根本拒绝,也不谈所谓“封建文化”中流民,宦臣,贪官引出的负面政治效应,采取了将历史抹黑的史学伪谈态度——一个“旧社会”如何、如之何说,成为其枉顾历史的全部内容。惜自由派中某些人,对于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津津乐道,全然不知党文化真谛亦在此——党文化否定这些所谓文化真传和政治真传,就是要出台他们的伪价值谈——这当然是一个可以展开的真话题,真前提。)

如何走出一步西方早在百年多前制定的土地私有和法治确定路径,成为关键课题。换言之,如果只是偏向贞观盛世,拒绝普世价值,拖延民主进程,则历史进度,不但继续堵塞,而且由于强人政治,中央极权的步步衰落,结果就是,不但盛世不再,就是苟延残喘,也会出现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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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octobre

zt足利尊氏 湘合枫

zt足利尊氏-一代奇将的反水历程

 



    

奇将的诞生
  嘉元三年(1305),随着一声清脆的哭响,镰仓御家人足利贞氏的次子又太郎诞生了,母亲是贞氏之妾上杉清子。幕府执权北条高时得知贞氏喜得贵子后,欣然将名字中的“高”字赐给了又太郎,为其取名足利高氏(为阅读简便,以后统一称尊氏),而在一年后出生的弟弟也拜领该字,取名足利高国(同上,统一称直义,关于其原名也有忠国的说法)。而高时在赐名之时,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两兄弟竟然会成为日后推翻其统治的先锋。
  也许是高氏其人对于后世的影响太大,让人们觉得不给他的出身笼罩些神化色彩便不足以体现其创下的丰功伟绩,因而尊氏的出生便有诸多传说流于后世。比较著名的是今川了俊在[难太平记]中的记载:
 
  大御所(尊氏)が御産湯を召された時、山鳩が二羽飛び来たって、ひとつは左の肩先にとまり、もうひとつは柄杓にとまった。
  錦の小路殿(直義)の御産湯の時は、山鳩が二羽飛んで来て、柄杓と湯桶の端にとまった。\n
  上2句的大意便是说尊氏兄弟在第一次洗澡时,分别有两只鸟儿飞来。这种情况类似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尊氏所处的东方封建社会,这种宿命论是屡见不鲜的(在我国更为繁多),因而尊氏便成天照大神为了拯救世人而派下的救世主。然则进入新世纪,我们还是要脱离封建迷信,通过看一个人一生的事迹来判断他的功与过。

佐幕御家人
  刚才扯的有点远,现在把时间的幕布拉回到镰仓末期,看看当时的形势。在当时,武士家族之间的分化是十分频繁的,嫡子继承父祖的本领或大部分领地,庶子们则往往脱离本家自立门户(这种情况即使在其后的战国时代也时常出现)。这种继承方式导致了领土细分化的产生,从而引发了同族间兵刃相见的结果。同时,将畿内、濑户内海一代做为中心的商家、运输商、艺人等非农民民众的实力也正在加强,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以农为本的幕府政权,在货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已经无法完全支配畿内周边那些受到货币经济影响的农村。“恶党”、“海贼”等势力在这些地区的存在,也渐渐威胁着幕府的统治。

  而摒弃这些外在原因,幕府内部存在的隐患也令人担忧:得宗派(原位二代执权北条义时的法号,后泛指北条一族的嫡系当权者)为了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了专制统治,将评定众、引付众等中央机构中安插了大批一门众,地方守护也大部分由北条一族担任,这种专制大大侵害了御家人们的利益,得宗派的家臣“御内人”也逐渐成为了作为幕府将军家臣的御家人的一大威胁,从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而当时的执权北条高时又是一位昏庸之君,非但没有想办法改变这种潜在的危机,反而索性将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了内管领长崎高资,自己则安心沉迷于酒色声乐之中,这种举动一度使国内政治败坏,朝纲紊乱。

  前面提到,尊氏是贞氏的次子,并且是庶出,尊氏这种身分正常来说是没有成为嫡子继承家业的希望的。但幸运的是,尊氏之兄左马助高义早夭。于是身为次子的尊氏就成为了足利家的嫡子,并于十五岁时拜领了从五位下治部大辅的官职,期间尊氏还迎娶了北条一门赤桥久时之女登子。足利氏同执权北条家的联姻可以追溯到跟随赖朝打倒平家的[八尺巨人]足利义兼,义兼后来娶了北条时政的女儿,自此之后历代足利氏当主都和北条氏有姻亲关系(贞氏的正室也是出自北条家)。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联姻只是两家互通友好的见证。但只要结合当时政治婚姻频繁的社会状况,就不难看出北条与足利交好的根本目的是希望这位目前具有源氏最高贵血统的强势御家人将来不要威胁到执权的统治。

  动乱的镰仓末期,不仅武家政权风雨飘摇,就连已经基本退出政治舞台,名存实亡的公家政权也出现了分裂,皇族分为大觉寺和持明院两派,为到底由哪派继承天皇之位争执不休。最后还是由幕府出面调停,决定由两派轮流选举人选成为天皇。随后在文保二年(1318),大觉寺派的尊治即位,史称后醍醐天皇。这位天皇深受宋国朱子学中大义名分思想的影响,认为自己不应仅作为名义上的“精神领袖”,还要成为掌握实际政治、军事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并梦想着以“大义名分”为旗帜恢复天皇旧时的统治。但在后醍醐梦想面前最大的障碍,就是掌握着全国政治实权的幕府。另一方面,在后醍醐的背后,被立为皇太子的侄子邦良亲王和持明院派的量任亲王都希望让其早早退位,从这方面来说,后醍醐决定打倒幕府,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天皇地位。在中流贵族北田亲房、日野俊基等儒臣的协助下,后醍醐开始积蓄自己的力量,为起兵做着秘密准备,在俊基等人的协助下,延历寺的僧众、美浓武士多治见国长、以及河内、三河等地的武士都做好了响应天皇举兵的准备。可多治见的亲族土岐赖员却在关键时刻倒戈,将天皇欲起兵倒幕的事告诉了幕府。正中元年(1324)年九月十九日,京都的六波罗探题军突袭国长的屋敷,多治见一族死伤殆尽。为了使天皇不受此事波及,俊基、资朝向六波罗自首,资朝作为首谋被流放佐渡,俊基因证据不足或赦,被后世称为“正中之变”的变乱自此告一段落。

附文1-朱子学的大义名分
  朱子学(宗学)于镰仓中期由僧人传入日本。它所倡导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醍醐及其一班儒臣的思想。朱子学认为,掌握王权的“王者”击败有实力的“霸者”是正义并值得赞扬的。王者才是正统的支配者,忠于王者打倒霸者的举动是一种善行。
  后醍醐正是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才决定打倒幕府,恢复自己这个“正当支配者”应有的权力。并且他也不甘于受院政的牵制,积极实行亲政。为明其心志,后醍醐命人制作了一个铜鋺。上刻[当今皇帝……自号后醍醐院],通常天皇的谥号都是在天皇死后决定的,而他却在生前就给自己定了谥号,其目的便是想成就平安时代成功实施亲政的醍醐天皇的伟业。

  嘉历元年,北条高时将执权之位传于金沢贞显,一个月后又由赤桥守时(即前面提到的久时之子,尊氏的大舅子)任执权。翌年3月,皇太子邦良亲王病逝,后醍醐借此机会欲立自己的儿子尊良亲王为太子。但幕府的意思是遵照之前的协议,立持明院派量仁亲王为太子。这个建议立刻遭到了后醍醐的反对。幕府对后醍醐不遵约定感到异常不满,遂意欲用武力逼其退位。而后醍醐虽然首次举兵不成,但却并为放弃,他联系了真言密教的僧人文观和之前未获罪的俊基,利用前任执权高时、现任执权守时、内管领高资三人不合,得宗专制体系出现分裂的机会,开始了新一轮的倒幕活动。但正中之变此前刚刚结束,人们对天皇是否真有能力号令全国打倒幕府出现了质疑,加上天皇的意志过于偏激,急于求成,因而这次计划又被天皇侧近的吉良亲元告知了幕府。早就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从天皇的宝座上撵下来的幕府闻讯后,直接派兵袭击后醍醐的御所,天皇穿上女装逃出了御所前往笠置山,并在该地宣布与幕府决裂。六波罗探题闻讯后很快派出七万大军围攻倒幕军各个根据地,但倒幕军据险而守,幕府方虽在数量上占优势,却没占到多大便宜。镰仓方面闻讯后,为了尽快扑灭后醍醐的气焰,索性派出大军二十万直扑笠置山,其中就包括尊氏。然而幕府的征兵令实在太过仓促,九月二日下达的命令,五号就要出发,而五日那天尊氏之父贞氏恰巧病故,尊氏尚未来得及为其父作法事,便匆匆离开镰仓前往近畿。在幕府大军的攻打下笠置山最终陷落。后醍醐被俘,随后流放隐岐并被勒令退位;其后由量仁亲王即位,是为光严天皇。这次的“首谋”成了俊基,他和参与谋划的北田具行被斩,此前被流放的资朝也受牵连,同样被斩。

附文2一应时而生的城郭—山城
  镰仓末期,对幕府不满的民众组成的团体 “恶党”及响应后醍醐倒幕的武士随处可见,他们为了抵挡幕军的进攻,构筑了一系列新型的城郭结构——山城。
  这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当时最有名的“恶党”党徒楠木正成所筑的千早城。正成在千早的险要处修筑了很多塀、櫓,当幕军进攻时,这些工事可以很好的抵御敌方的大规模进攻。并且城中还备有圆木、巨石、热油甚至粪尿等物品,其作用相当于滚木擂石,这些防御武器对于装备笨重、行动缓慢的幕府正规军来说都是致命的。
  另外,“恶党”们的作战方式和幕府军也有很大差别。幕府的武士们喜爱的是身着大铠骑骏马,自报名号后堂堂正正的在双方将士的欢呼下进行 “一骑讨”。而“恶党”们的作战方式则更趋于战场上的实用性,一对一打不过你,我们一起上;正面对付不了你,等你不注意就来一场奇袭要了你的脑袋。加上其活动的区域多山,地形陡峭,重装骑兵的威力根本无法发挥,只能任由被别人剁成肉泥。
  山城的出现,一改平安朝城池多为为保护政厅的平城的筑城方式,将筑城的着眼点放在了[为固守而筑]上,但山城的兴起毕竟是由于当时动乱的社会背景,在室町幕府建立、日本国内形式趋于稳定后,南北朝时期的山城多半被废弃了。然而,战国时代的到来,又一次使山城得到了复兴和发展,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倒幕先锋
  元弘之变结束后,幕府开始对平乱有功之臣封赏,尊氏获赐骏马一匹。然而他却并未像别人那样为“谢恩”暂留京都,而是直接回到了镰仓。此举一方面是尊氏急于回家为亡父做法事,但也可以看出,尊氏并不屑于对北条氏作那些阿谀奉承的无用功。也许在诸多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后,尊氏已经看到了北条氏即将没落的现实了吧。

  果然,倒幕的浪潮并未因后醍醐的失败而结束。元弘2年,河内楠木正成联合延历寺天台座主尊云法亲王(后醍醐皇子,称大塔宫。后还俗,改名护良亲王。同上,以后统一称护良亲王)在吉野、赤坂一带举兵,并发布倒幕纶旨。很快,播磨豪族赤松则村、肥后武士菊池武时等相继相应。幕府随即再次派兵攻打吉野、赤坂、千早三地,吉野和赤坂在幕军大兵压境下很快陷落,护良亲王随即逃往高野山。但千早城却在楠木正成巧妙的游击战术下抵御了一次又一次进攻(游击战是以少胜多战役中的常用战术,并且很有成效,毛爷爷的四次反“围剿”就是著名典范,可惜日本人中只有摒弃了名誉观的恶党们才乐于运用这种战术,而向往正当作战的武士们则被这些他们不屑一顾的“旁门左道”玩弄于股掌之间)。而被流放的后醍醐也不甘寂寞,积极同山阴一带武士联系,图谋早日离开隐歧。元弘3年(1333)二月二十四日,后醍醐与千种二人一起逃离隐歧。到达名和凑,并受到了当地武士名和长年的奉戴。在这种形势下,幕府不得不再次派军征剿,恰逢此时尊氏患病在身,尚未痊愈的他就接到了幕府的出兵命令,心里自然不是滋味。并且在镰仓幕府近百年的历史中,作为当时有力御家人中与嫡流血统最近的足利氏[5],却长时间屈从于平氏庶流的北条氏,这对于注重名誉、血统论的武士来说可算是奇耻大辱。于是,尊氏开始审时度势的考虑自己的从属问题了。

  而在尊氏和后醍醐之间,还存在着些许联系:由于足利家的本领下野足利庄本是大觉寺统支配的八条院领的一部分。因而严格的讲,尊氏和后醍醐还是主从。这种微妙的关系加上足利氏本身优秀血统所具有的号召力,相信后醍醐很早就将尊氏作为寝反的对象之一了吧,但在后醍醐起兵的早期,由于尊氏对倒幕并不抱太大希望,加上北条氏与足利氏世代姻亲的关系摆在那里,因而即使当时后醍醐向尊氏提出寝反建议,应该也被尊氏予以拒绝或搁置了。但在倒幕运动一浪接一浪来临后,尊氏的想法也发生了改变。或许幕府下令第二次出兵时,尊氏就是由于夜以继日的思考这些问题而患病的吧(- -我的联想能力还真是强)

  据传当时尊氏曾对弟弟直义倾诉对幕府的不满,并表露欲反之心,得到了直义的赞同。暂且不管此事是否真实存在,但幕府的确在尊氏出兵离开镰仓前听到了有关尊氏谋逆的种种流言。随即幕府向高氏提出了留下其妻和儿子千寿王(即足利义诠,仍同上……)为人质的要求,幕府的目的是想看看尊氏是否还对幕府忠心,但大将未露反意便加以怀疑,不得说是幕府的失策,这无疑也给尊氏胸中对幕府的怨恨之火加了一把狠风。然而尊氏没有急于表露内心的不满,欣然接受了人质的要求。这使高时欣喜异常,还将象征源氏嫡流的白旗赐给了尊氏。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已无法抑制尊氏那屡屡被激怒的心了……元弘三年三月,尊氏怀着复杂的心情再次离开了镰仓。

  当尊氏以缓慢的行军速度来到近江的驿站-镜里时,自船上山而来的一道决定他一生命运的令旨来到了尊氏的面前---后醍醐的倒幕纶旨。接旨后,尊氏默默将其押下,继续向京都进发。此时,尊氏已不再为是否倒幕而踌躇不决,他所需要的,是一个适当的时间。

  而此时的京都,情况已是十分严峻。随后醍醐逃出隐歧的千种忠显联合赤松则村正一步步蚕食六波罗探题的领地,京都的僧众们也顺势同幕府作对。一时间,二探题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窘境。尊氏军的到来无异于是给他们解了围,京都的武士们看到尊氏到来无不欢呼雀跃,殊不知此人早已是倒幕派中的一员了。

  四月二十三日,尊氏与军中另一大将名越高家兵分两路离开京都,分别取道山阴、山阳两道进攻船上山。高家很快开始同赤松则村交战,而尊氏却止步不前,只是整日大开宴会,军营之中歌舞升平,完全没有要进军的迹象。不久名越大败于赤松军,大将高家战死。尊氏得到消息后,率军来到了丹波筱村八幡宫,在这里,尊氏正式举起了倒幕勤王的大旗。

  举兵后,尊氏一行人屯兵丹波,开始向全国豪族发送秘文,相邀举兵。这里帖一下给片山家的文书

  足利高氏軍勢催促状案
  伯耆国自り勅命を蒙むる所也 早く一族を相催し参らすべく侯 恐々謹言
  元弘三年
  四月二十七日   (足利)高氏
  片山三郎太郎殿

  由于足利家有力御家人的地位,对北条氏不满又无独自起兵实力的诸豪族都对其寄予厚望,一时间久下,长泽,山内,志知予,芦田,余田,酒井,波贺野,小山,波波伯部等当地豪族纷纷聚集至尊氏麾下,加上举兵时跟随其倒幕的幕府士兵,尊氏聚集了二万三千余人

  五月七日,尊氏开始向六波罗发动进攻,大军经丹波、丹后进入嵯峨。7日6时许进驻内野。闻听尊氏反水了的幕府军虽然在白河、二条大宫一代进行了防御部署。但为了防备赤松、千种军,六波罗方将仅有的数万兵力分成了三股,这显然大大削弱了京都的防御能力,给尊氏等人的进攻创造了机会。8时尊氏开始进攻京都,至下午2时六波罗军全线溃败(上述时间均出自《梅松论》),足利军从竹田、九条进京。同时赤松则村也在东寺击败幕府军,倒幕方此时已将六波罗完全包围。虽然六波罗府的高防御力使得倒幕方不敢轻易进攻,但在细川和氏的进言下,尊氏采取了不追杀溃退逃兵的方针,这使得一大批败兵和不对六波罗的存续保有幻想的武士加入了尊氏方。最终,两位六波罗探题见再待下去只得束手就擒,便趁夜携光严天皇及后伏见上皇、花园上皇逃离京都。但在近江被尊氏军截获,二探题落得了身首异处的下场,天皇和两位上皇也还幸回京。

  后醍醐闻听尊氏初战告捷,京都已在自己掌握之中,便从船上山还幸京都。在千早城包围楠木的幕府军也随着六波罗的溃败而鸟兽散。至此近畿一带基本落入后醍醐之手,而消灭镰仓幕府的大任,则要由另一批人来完成。

义诠与义贞—镰仓的灭亡,源氏内部分裂的再开(好长的标题……)

  在尊氏一举击溃京都二探题,助后醍醐夺回了京都时。一位乱世的风云儿开始崭露头脚,他就是尊氏同族新田氏的后裔—新田义贞。义贞时期的新田氏在地位、实力上都远不如其他源氏支流,已经沦落到了小庄园主的地步。而幕府在内外受困的窘境下又不断对新田庄等地方庄园加大压榨力度,这使得义贞对幕府十分不满,当听说尊氏一举攻灭六波罗时,积蓄在义贞心头数十载的男儿热血终于得以释放。在六波罗陷落的第二天,他决定响应讨幕纶旨起兵,目标直指镰仓。

  同时,镰仓内被幕府押作人质的尊氏嫡子义诠也得到了尊氏加入倒幕军的消息。义诠见父亲与镰仓已势成水火,再呆在镰仓必遭杀身之祸。于是义诠在忠于足利氏的几位家臣保护下逃出了镰仓,并在利根川与义贞相遇,加入了义贞的倒幕军。有了有力御家人足利氏嫡子加入的义贞军,迅速得到了关东武士们的响应。使义贞得以迅速壮大军势。

  从我的资料上看到,尊氏在得到义诠加入义贞军时,曾密令当地诸豪族加入义贞军以保护义诠,甚至说义贞也是受了尊氏的授意才起兵的。虽然此说没有确切的根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义贞是在受到了以尊氏起兵为首的倒幕浪潮的冲击加上其本人对于幕府的不满而举兵的。

  随后在分倍河原,义贞在敌后大搞寝反战术,使得以三浦氏为首的关东豪族大多倒向了义贞一边,大失人心的幕府根本无力抵御义贞的猛攻,只得退守镰仓。

  幕府的最后据点镰仓,三面环山,南部临海,只有数条名为[切通]的狭小山路通往外部。这座曾经作为源氏政治中枢的天然要塞现在挡住了源氏后人的道路。然而再严密的防御也会有漏洞,稲村ヶ崎便是义贞军取胜的关键。随着潮水的退去,稲村ヶ崎露出了一条直指镰仓的狭窄通道。义贞抓住时机,率军从狭路突入镰仓。突入其来的变故使镰仓守军大乱,瞬时溃不成军。末代执权高时只得长叹一声天亡北条,便在东胜寺同一族人自杀了。幕府也宣告灭亡,这个由赖朝创立的日本第一个稳固的武家政权,在经历了百余年的荣华后,仅在义贞举兵的第十四天就宣告灭亡了。

  此战中义贞威名大振,其散发出的熠熠光辉远远超过由尊氏派遣、与其同为征讨镰仓指挥官的岩松经家。然而尊氏不会让义贞趁机在关东扎稳脚跟,他先以任命义诠辅佐役为由将近臣细川和氏、赖春、师氏派往关东,进而把持关东大权。义贞虽然清楚尊氏的用心,但他却无力加以阻碍。当初顺利召集关东武士加入麾下,多半是靠了义诠的地位和尊氏的密令。现今若与尊氏反目,当初协助自己的武士们多半还是会站在尊氏一边。思来想去,义贞干脆放弃了在东国的经营,给尊氏写了份表明自己对义诠并无二心的誓书,便前往京都寻求赏赐去了。

建武新政-前进还是倒退?
  元弘三年六月五日,后醍醐从藏身地船上山还幸京都,废光严天皇,恢复元弘年号。对于后醍醐来说,幕府的灭亡代表着他可以在无任何阻碍的情况下恢复君主专制制度,他多年来的梦想即将实现了。

  天皇回京后,开始对诸位倒幕功臣论功行赏。其中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的尊氏被立为首功,领武藏、下野两国国守兼镇首府将军。后醍醐还将自己名字[尊治]中的[尊]字赐予尊氏,换掉了北条职权给予其的[高]字,从此有了尊氏之名。除尊氏外,新田义贞、护良亲王、“三木一草”(指楠木、名和、千村、结城)、赤松则村等也分获重赏。

  在封赏功臣的同时,后醍醐也迅速开始了新政的实施,回京的第二年他下诏改元建武,并在此前开始了对镰仓旧制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史称“建武新政”、“建武中兴”。现将其中的关于中央、地方新设机构列表统计一下:

  中央新设机构
  记录所 负责行政、司法相关的重要政务。

  杂诉决断所 裁决土地所领关系,处理一般诉讼

  恩赏方 负责封赏相关事务

  武者所 京都的警备机构,类似于警察署。由新田义贞一族担任

  地方官制
  采用国司(律令官制)守护(武家役职)并设制度,互相牵制

  镰仓将军府 管辖关东地区的自治小政府,由成良亲王任将军、足利直义辅佐

  奥州将军府 管辖奥羽地区的自治小政府,由义良亲王任将军、北畠亲房之子显家辅佐

  除这些新设机构外,后醍醐还发布了数条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令旨,包括旧领恢复令、寺领没收令、朝敌领地没收令等,这些所谓“改正镰仓时土地分配不公”的令旨的实质却是为了后醍醐自己的私欲,令旨发布后,北条氏旧领几乎全部被没收,其中大部分是进了后醍醐的私囊。

  这些大手笔的改革在短时间内被迅速发放,不得不说后醍醐的改革欲十分旺盛。毕竟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皇室已在摄关政治、院政、幕政下被架空了数百年,此次终于得到了重掌国权的机会。在后醍醐的眼中,再现宽平、延喜时的盛世已经不远了。[10]

  然而后醍醐的政治思想就像他的举兵计划一样不合实际且操之过急,新政实施不久,一大批问题就摆在了后醍醐面前。

  最先对新政提出异议的是普通民众和下级武士,幕府灭亡后,大批武士向朝廷申报功绩以领赏,然而有限的土地却不能满足大批武士的需要;并且在朝敌领地没收令发布后,不少和北条氏有密切关系的豪族也被没收了土地。即使武士们不顾路途遥远前来京都诉讼,也很难得到回应。相反的是,本来就通过战争夺取了不少土地的天皇近臣和公家们战后仍然得到大面积的土地封赏,这使国内出现了富者富可敌国、贫者一贫如洗的不平衡局面。

  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在久经战乱,国民普遍需要修养生息的情况下,后醍醐却大批征用税金已扩建大内,使得百姓怨声载道。同时后醍醐计划了数种新纸币、硬币的发行,但这些计划又得不到地方的承认,这使全国发生了经济大混乱,人们手中有钱却不能用来购买生活所需,这种荒谬的现象令人们开始了对新政的怀疑。

  而且,在建武新政中获利最多的乃是公家和皇室。但在镰仓幕府存续的百年间,武士们已经习惯了武家凌驾于公家之上的政权体制。新政的迅速实行却让这种现象突然改变,武士阶层一下子丧失了优越地位。并且后醍醐的政治体系中也鲜有武士的位置,拥有实质军事力量的高层武士们对新政的不满最终造成了全国性的反新政浪潮。其中武士们逐渐分成了尊氏派与护良派,随着两人势力的分别扩大,建武政权也就愈趋于分裂和垮台。

  在分裂的两派中,尊氏一方有强悍的坂东武士支持,有高超政治才能的弟弟直义负责关东地区的经营,还有斯波高经、高师直等人为其冲锋陷阵。护良方则有军事天才楠木正成、赤松则村、与尊氏不和的新田义贞,以及北畠亲房、显家父子精心训练的奥州军,实力可谓不相上下。然而尊氏的政治手腕却比护良方强很多,他先向后醍醐爱妾阿野廉子靠拢,进而通过其向后醍醐大进护良谗言,廉子本就想除掉护良这个在其子的太子之路上的绊脚石,正苦于没有机会,于是二人一拍即和,处处挤压护良,护良派的赤松则村便在此时被解除了播磨守护职。护良无奈之下,只得秘密筹备暗杀尊氏的事宜,可惜被尊氏察觉,暗杀未遂。但尊氏随后便向后醍醐告状,后醍醐一怒之下,将护良逮捕,压往镰仓由直义看管。

  至此,后醍醐的所谓“新政”已完全转变为君主专制,这种专制自然不会为公武双方看好,就连后醍醐麾下[三房]之一的万里小路藤房也愤而出奔。纷乱的乌云又开始笼罩整个日本……

附文3 二条河原落书
  在人们对新政愈发失望却不敢表露时,京都二条河原 (鸭川上二条大桥附近的河原)挂出了一篇落书(意为具有讽刺性的文章)表达了下层人民对新政的失望和批判。

  落书将京都描绘成遍布盗贼、假传圣旨者的地方,人们出家还俗与否都是片刻的事等等。这无疑证明了新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已失去了民心。而二条一带还是建武政权设置政府机关的地方,让这种极尽讽刺的文书出现在这里,也是对建武政权的莫大讽刺。后醍醐的失败看来已成必然了。

中先代之乱—分裂的开始
  建武政权存续了短短一年左右,问题就骤然增加,在混乱局面下,北条氏的残党纷纷起事,妄图复兴武家政权。其中末代职权高时之弟时兴还联合西园寺公宗策划了暗杀后醍醐的计划,但计划不幸败露,公宗随后被斩。但公宗的暗杀行动已经掀起了反抗建武政权的浪潮。此时一个人在信浓武士们的拥立下成为了撑起反对天皇专制大旗的领头人,他就是高时之子北条时行,其举兵史称“中先代之乱”(因北条氏之镰仓幕府为先代,足利氏之足利幕府为后代,时行为两代之间的北条氏族人,所以称中先代)。在甲信豪族的支持下,时行很快收复镰仓,足利直义仓惶逃出,临行前为了不让护良落入北条手中,命属下将其杀害,护良时年仅二十七岁,这位日后本大有希望的亲王,就这样在争权夺势的暗流失足身死了。

  直义在镰仓被攻陷后,便向京都报告了此消息。尊氏得知后便向后醍醐请战,要求是受封负责全国庄园治安的总追捕使和把持全国军事指挥权的征夷大将军二职。后醍醐深知,自护良亲王死后,朝廷内已鲜有能与其抗衡之人,自然不能让尊氏越做越大,于是尊氏的要求没有被批准。尊氏见后醍醐没有放权的意思,也不自讨没趣,依照义家、赖朝征讨东国的先例,未得天皇批准,就自封征东将军,领兵前往三河与直义会合去了。

  尊氏在行军途中收编了大量当地武士团,并且对于投诚者全部宽大处理,这样尊氏的军容便日日扩大。虽然军势庞大,但尊氏军的行军速度却异常之快。只用了十九天就到达了距京都414千米的镰仓,平均每日行进了近22千米!比日后羽柴秀吉中国大折返时的平均速度16千米要快的多!这恐怕要算是日本历史上最快的速攻了。

  在尊氏的强攻下,镰仓很快陷落,时行再次遁走信浓。后醍醐得知后,意识到尊氏的实力即将增长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不除尊氏,自己地位难保。于是后醍醐便向镰仓下旨,以平定中先代之乱之功授予尊氏从二位官阶,命其速速回京。尊氏本欲回京,但直义和近臣高师直都认为,护良虽除,京都反尊氏势力仍不可小视,并且后醍醐等公家势力也是尊氏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尊氏兄弟在镰仓已经拥有足够的兵力和人望,这明显是个重树武家政权的大好时机。尊氏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拒不回京,开始在镰仓自行封赏诸将。在以往武家政权树立的过程中,公家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了阻挠,但由于手中不掌握军队,所以无法阻止武家政权的建立。然而后醍醐在实行集权时保有了一部分兵力,并且以楠木、新田为首的武士们也都忠心于天皇。因此尊氏匆忙建立政权不仅不会使后醍醐屈服,反而会受到来自朝廷的强大压力,这点可以说是尊氏对形势估计的一个失误,从此也使尊氏在后世对他的评价中不可避免的要扣上骑墙派的帽子。很快,在尊氏不接受令旨的消息传回京都后,朝廷便以反逆罪下达了尊氏讨伐令。

  见讨伐仇人的机会到来,新田义贞马上以谋杀护良亲王为由向后醍醐弹劾尊氏,并自请出征。随后朝廷便組建了以尊良亲王为总大将(还是老一套)、义贞为副将的尊氏讨伐军。相较于尊氏征镰仓时的急行,义贞仅以每日14千米的速度行军,用了二十七天才到达镰仓附近。然而尊氏此时却突然丧失了战意,将军事指挥权交给直义,自己前往寺社准备出家。

  总大将意志消沉,士兵的士气必然也要下降,于是在双方交战的手越河原上,足利方的士兵不是被新田军杀死,就是投降,溃不成军。然而意欲乘胜追击的义贞却不得不在箱根停止了进军,其原因乃是过惯了衣食无忧生活的亲王根本受不了连日的作战,勒令军队停下休息。义贞只得眼看着亲自消灭足利氏的良机丧失。随后义贞致函奥州的显家,邀其与自军共同出战,挟击足利军。在灭族危机摆在面前时,尊氏才重新操戈上阵。当时尊氏已做好了出家的准备,已经切着发髻了。尊氏的属下们为了和新田军相区分,便也都切了发髻,这种名为[一束切]的发型从此成了尊氏军的专属发式。尊氏与败退下来的直义军合流后,便运用了其擅长的快攻,趁敌军还在休息时突然袭击。很快击败了义贞之弟义助的军队。随后尊氏又前往义贞所在的箱根,此时直义已在与义贞的作战中落败,与尊氏合流后,双方在佐野山作战。战斗中尊氏寝反了新田方的大友贞载,导致义贞落败。当初义贞在分倍河原同北条作战时就通过寝反对方将领获得了胜利,相信当时意气风发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也会成为此计的受害者。

  义贞落败后,尊氏与京都的面前再无强力的阻隔。这位武士们的希望即将以统治者的身份前往京都,缔造一个新的时代,然而他的面前真的是一片坦途吗……

镰仓、多多良滨、凑川
  义贞战败的消息传至京都后,后醍醐在怨恨尊氏反水反到自己头上的同时,也只得手忙脚乱的布置京都一带的防御。在尊氏来到京都后,看到的是名和、千种、结城在濑田的二千人、义助、文观在山崎的七千兵、楠木在宇治的五千兵,以及义贞在八幡一带的一万人。八万足利军兵分数路,由直义、师直攻濑田、尊氏亲自攻打宇治,其余各将分别攻打剩余地区。虽然尊氏军攻势强劲,但在天皇方将士的奋力抵抗下也难以占到便宜。然而就在双方进入胶着状态时,曾被后醍醐剥夺了播磨守的赤松则村见报复时机已到,便和细川定禅突袭了山崎的义助军。背后突然受敌的义助军阵脚大乱,瞬时溃不成军。天皇方坚固的防御体系被撕开了一角,则村还趁胜追击杀入京都,后醍醐仓惶之下逃往比叡山。结城亲光为刺杀尊氏假意投降,遭此前加入尊氏军的大友贞载发现,二人大战一场后亲光被杀,贞载也因伤重在第二天死去。虽然这只是一场未遂的谋杀事件,但从贞载冒死护主来看,武士们的心早已牢牢的归附于尊氏了。

  在这种形势下,尊氏本可一举消灭天皇势力。然而护良亲王生前的谨慎布局此时起了作用。年轻的小将北畠显家奉尊良亲王为帅,带领着由亲房、显家父子精心训练的奥州军前来支援,使得尊氏速战速决的想法不幸破灭。并且尊氏在鸭川一带还被义贞的奇袭战术打的晕头转向,甚至有自杀的冲动,幸好义贞因天色渐暗、自己兵力过少而退兵,让尊氏检回了一条命。但随后尊氏又碰上了战术名人楠木正成,正成利用木楯来回移动的方法防御尊氏军的弓箭和近距离砍杀,又让尊氏大吃苦头,协同正成作战的义贞还趁乱突入尊氏本阵,但因双方的混战使尊氏得以隐迹于阵中,义贞和他的武士们竟然都没找到尊氏,使得他又一次死里逃生。但随着正成阻断了尊氏军的粮道,尊氏的前景愈发不妙。

  在连连失败后,尊氏开始静下心来思考失败的原因。最终他看出,武家政权的成立虽然要压制公家势力,但建立武家政权却一定要得到公家的支持。以天皇为代表的建武政权自然不会支持他,但在收到赤松的一封书信后,一个人进入了尊氏的视线范围,他就是曾经赶下后醍醐,又被后醍醐赶下天皇宝座的光严上皇。尊氏与上皇联系到之后,双方很快达成了共同打倒建武政权和后醍醐的目标。上皇向尊氏发送院宣,承认尊氏的行动,为其取得了大义名分。为了重整旗鼓,尊氏决定前往西国和九州,联手大内等有力豪族以图东山再起。

  建武二年二月末,尊氏来到了长门赤间驻扎。很快得到了亲尊氏派的少贰赖尚的邀请,但太宰府的菊池氏却和少贰立场相反,见赖尚欲收留逆臣,便在尊氏尚未动身时就向少贰氏发动了进攻,赖尚之父妙惠战死。大败的赖尚逃往博多后向尊氏通报了情况,得到消息的尊氏一行人随后在宗像社布下了阵势。

  三月二日,菊池势自太宰府引七千兵讨伐尊氏,当时尊氏身边仅有三百士兵,前来支援的赖尚也仅有五百人左右。不到千人的部队如何对抗菊池七千之众?穷途末路的尊氏又想自杀了事,被弟弟直义劝阻,直义虽然在常规战术上比尊氏差了一块,但他强大的精神力却是尊氏所没有的……(武术家?)在弟弟的规劝下,尊氏又一次恢复了过来,决定在多多良滨应敌。为使已方不致全灭,尊氏将直义和赖尚作为先阵先向菊池发动攻击。直义得令后便率军对菊池发动突击,据传此时恰逢一阵强风吹向菊池阵地,使得士兵被风沙迷眼,阵势混乱。直义趁机杀入敌军阵营,菊池手下对后醍醐不满的武士也不在少数,因而作战之时都仅作观望态度,实际参与作战的菊池武敏本队仅不过千人,这使足利方逐渐扳回了数量上的劣势。但直义率军追击至松原一带时又遭武敏的两面夹击,直义又使出看家本领狗急跳墙,凭着超越常人的爆发力和精神力带领着属下们冲了出去……-_-||||随后尊氏发动寝反大法将菊池手下的松蒲党招揽至其麾下,与直义军合流大败菊池武敏。(这怎么越来越像魔幻小说里的战争……)

  多多良滨的形势大逆转历来是人们称颂尊氏之才的重要依据,并且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实例。能以区区八百之众破其七千之兵,一方面是尊氏在战术方面的正确指挥及谋略起了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直义等人的殊死奋战也是取胜的关键。但从上面的叙述也可看出,尊氏所面对的七千兵一来为菊池匆忙聚集的乌合之众,二来有多半武士不愿为后醍醐卖命。再加上含有一定运气在内的天气因素,多多良滨之役可以说是一次虽有一定运气在内,但仍以尊氏兄弟的协同作战、正确规划为主导的战争。多次在末路走运的尊氏在此役后还被冠以“奇将”之名,但这个称号与其说是证明尊氏高超的作战能力,倒不如说是人们对尊氏数次在危难时凭运气化险为夷的赞叹。

  此时,刚刚尝到了胜利的甜头的天皇方已经放松了警惕。迟迟不向义贞下达继续追缴尊氏的命令,作为天皇方主力军的奥州军也因领内动乱而回到了奥州,从而使天皇方军力、战力大减,义贞追剿为尊氏殿后的赤松则村时,还因无法制压领内叛乱的原因倍受非议(赤松被解任播磨守后由义贞担任该职),其手下的小山田高家强收当地农民粮食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从此不给义贞军提供军粮。这些因素使得新田军士气低落、战力下降,久攻白旗城不下,直致尊氏的援军赶来。五月,尊氏兵分两路,由直义统步卒、尊氏本人率水军,分兵出击。尊氏出兵前闻知奥州军退兵的消息,以为一路上定无有力量的阻拦,于是放心驱船航行,可惜尊氏在谋略方面始终差楠木一筹:正成让四国的手下化装成细川军士兵迎接尊氏,在尊氏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袭击,给了刚看到胜利曙光的尊氏当头一棒。但楠木的努力仍无法改变历史车轮的前进,尊氏、直义兄弟很快击退了义贞的包围军,解了白旗之危。又一次被击败的义贞只得退往兵库,与楠木军合流以对抗尊氏军。五月二十五日,决定双方命运的一战开始了,无论是兵力占优的尊氏,还是暂处劣势的楠木、新田,都抱着必死之心作战。但作战经验丰富的尊氏此时又动用了佯攻战术:尊氏水军先手细川定禅率三万水军直指神户,义贞见状,判断定禅军想包抄至自己后方同尊氏主军狭击己方,便草率放弃原先守备的和田峡,追击定禅军。没有了义贞军的防御,直义迅速率兵包围了暴露在外的正成本队。尊氏水师中的吉良队也已登陆,情况异常危急。正成虽然凭借其勇猛曾一度逼退直义军,可惜孤掌难鸣,手中仅有的七百之兵难抵直义大军,最终身负重伤的正成退入一民居,立下了被后世广为传颂的“七世为人,忠君报国”的誓言后与其弟正行互刺身亡,一代战术名家,就此湮没于足利军的铁蹄之下。

  中了尊氏之计的义贞闻听正成兵败身亡后,死命作战,最后退入京都。后醍醐根本没想到尊氏会再次杀来,慌乱中只得再次逃往比叡山,根本无心顾及京都的防御,使得足利军迅速进京。直义进京后,马上着手进攻比叡山。战斗中千种重显、名和长年战死,建武朝初建时名震天下的[三木一草]如今竟全部阵亡,世人也只能低声慨叹。纵然楠木等人能力再强,站在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奋战,向本无前途的建武政权尽着愚忠,不得不说是他们一生的悲哀。

南北二朝
  八月十五日,尊氏根据光严上皇的院宣,立上皇之弟丰仁为帝,是为光明天皇。同月二十八日。佐佐木道誉攻下近江,绝了叡山的粮道,后醍醐陷入了断粮的不利境地。为了使光明天皇的皇位合法化,尊氏开始向后醍醐提出议和要求,经过交涉,双方确定了议和条件:延续[两统迭立]制,后醍醐退位,将三神器交给光明天皇,但立恒良亲王为太子。这使义贞十分不满,奋起抗争。最终后醍醐许诺将皇位传与太子恒良,并命义贞奉太子前往北陆继续抗争,自己则携三神器下山。虽然后醍醐表面上答应了义贞的请求,但谁又会承认一个有名无实的天皇呢?十月,后醍醐下山,将三神器交给光明天皇后立刻被软禁在花山院,这位“中兴明君”现在可要享受享受难得的闲适时光了。

  十一月,在全国局势趋于安定的背景下。尊氏在镰仓时代所建立的《御成败式目》(亦称《贞永式目》)基础之上,制定了《建武式目》。《建》的内容分两大项,第1項は鎌倉を武家政治の本拠とすべきや否や。第2项为行政之道,由禁止贿赂,节俭,重视礼仪、信义,禁止僧侣、女性参政等十七条组成(仿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御成败式目》亦为十七的倍数五十一条构成)。整个式目以尊氏和二阶堂是圆的问答形式呈现,十分生动可观。

  然而后醍醐却不愿珍惜这难得的和平。《建武式目》颁布的一个月后,后醍醐就逃出京都前往吉野,宣布给光明天皇的三神器系伪造,自己仍是天皇。这使得日本国内突然出现了两个天皇、两个朝廷。根据两朝首府吉野和京都的地利位置,我们通常称光明天皇一脉的朝廷为北朝,后醍醐一脉则为南朝。两朝并立的时间称为[南北朝时代] 。

  虽然后醍醐侥幸逃脱,余下的徒党均奋勇作战,但南朝的劣势仍得不到有效的扭转:建武二年三月,北畠显家移师灵山,率军向京都进发。奥州军一度攻陷镰仓并进入美浓,但由于从陆奥到京都经过大大小小数十场战役,奥州军的精锐得到了极大损耗,待进入伊势一带时已所剩无几,进而被高师直击败。不甘心的显家躲入河泉重整旗鼓,却再次败于师直军。显家战死,年仅二十一岁。在显家最后一次出兵前,曾向后醍醐谏奏,指出了新政的失败乃是女官、僧侣等人干涉政务的结果,希望后醍醐能恢复旧时天皇与贵族之间的关系等等。显家虽然看出了非政要参与政事给国家带来的危害,但作为南朝方的臣子,他没有看出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导致其对后醍醐一直抱有幻想,以至于这颗希望之星过早陨落。

  同时,北陆的义贞因得不到充足的军粮供应放弃了金崎城。皇太子恒良逃亡途中被俘,押送回京后被杀。义贞长子义显和尊良亲王则坚守金崎直至城破身亡。义贞逃离后,联合各地豪族以及越后一门众,逐渐恢复了兵力。但在随后与越前守斯波高经在灯明寺、黑丸城一带作战时,因迟迟等不到攻陷敌城的消息,义贞仅率五十名近卫前往藤岛城督战。半路遭遇高经部将细川孝基的伏击,义贞被流矢射中眉心身亡。义贞一生的起伏都围绕在与尊氏的斗争中,然而他却总被压在尊氏之下,就像尊氏总被压在楠木之下一样。然而尊氏最终翻身而起,自己却莫名横死,不知当冥冥中的义贞想到此节时,会不会觉得有些郁闷呢~

  在显家、义贞阵亡后,南朝的势力已无法与北朝相提并论。在尊氏看来,结束两朝并立的时间很快就要到来。于是,1338年八月十一日,光明天皇授予尊氏征夷大将军一职,使其得以再次建立武家政权,按镰仓幕府的前例,新政权以政务中心所在[室町]为名,室町幕府从此建立。新幕府的政治体系基本和镰仓幕府相似,但身为将军的尊氏却将其权力一分为二,尊氏自己仅掌握军事指挥权和恩赏权,政务处理和诉讼裁决权则交给了弟弟直义。其后在地方统治方面,尊氏沿用了建武政权的体制,设立了管辖关东十国的关东管领(日后关东公方的前身,与同期的关东管领性质不同)这种相对独立的“小幕府”机构,可以说是尊氏、直义兄弟实行双头政治的延续。

  对于室町幕府施行的这种双头政治体系,不少资料中都作过或多或少的评述。经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我的见解是这样的:
  首先,尊氏将幕府中心定在京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便于攻打临近的南朝首府吉野,然而两地的距离之近也是京都有受到南朝实力冲击的可能。为了全国政权的稳定,就要建立一个相对稳固的小政权起到一个后方根据地的作用。显然,作为源氏起家之地的镰仓是最合适的。
  其次,以京都为中心的近畿地方受到了商业化的冲击,这种形势其实早在镰仓末期京都周边“恶党”蜂起时就有所体现。而以镰仓为中心的关东地方的经济体系仍以农业为主,由于这种经济体系的差异,导致镰仓幕府后期无法顺利管理畿内地区。这种不利情况由于自镰仓末期持续至南北分裂的连年战乱,并没有得到多少缓解,因而尊氏就建立了这种由将军总领全国,但镰仓可自行施政的双头体系,以日本当时仍处于分裂的状况来看,尊氏的作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天无二日,尊氏能否在消灭南朝后将赋予直义、乃至后来赋予镰仓的权利收回,就成为了室町幕府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

  1340年,身在吉野的后醍醐病逝,终未再次回到京都。尊氏得知后,专门为其修建了天龙寺做为悼念。想来若无后醍醐的起事,尊氏也无今日的地位,尊氏虽为武人,却也保有一颗慈悲之心,实属难得。

附文4 北朝内部的公武纷争
  南北分裂开始后,尊氏为了尽快消灭吉野的南朝和保护使其政权具有正当性的北朝公卿,将政权中心定在了京都。然而自后醍醐逃离并宣称北朝天皇所持的三神器为伪造后,北朝公卿的威信便开始下滑,加上公卿们领有的大片土地也使在前线奋战却得不到土地的武士们感到愤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北朝内部的公武纷争开始一步步深化。

  兴国三年(1340),尊氏部将佐佐木道誉的部下在进入天台宗妙法院庭内时随手摘下了几枝红叶,不巧的是,该院住持妙法院宫(光严上皇之弟)向来喜爱红叶,对道誉部下斥责了一番。而这些武士非但未停住持的话,反而返回庭外特地挑一枝最大的红叶摘了下来,结果住持找来了叡山的僧兵(妙法院为叡山诸寺之一),将红叶多还后将这些武士赶了出去。道誉听说此事后大怒,亲自带领三百名亲兵前往妙法院,一把火将其化为灰烬,火势甚至将临近的建仁寺也一并烧毁。此事传至朝廷后,诸公卿要求尊氏判道誉死罪,但尊氏只将道誉流放到了出羽,据说其手下的那三百名亲兵出发前往东国时,每人的腰间都缠着叡山神兽猴子的皮,将佛门侮辱到了极点。

  而后的九月,是伏见天皇的忌日,光严上皇前往祭拜。在夜间还幸御所时,撞见了刚参加酒宴的土岐赖远。上皇的侍卫告知赖远向院的牛车下马跪拜,赖远本就不把这被尊氏扶上台的太上皇放在眼里,借着酒劲,赖远说道[是院?还是狗?先吃我一箭!],便向上皇的牛车放起箭来,此后赖远被直义下令处斩。这种危及皇室成员生命的大罪自然是不可赦免,但由此也可看出,无论是皇族还是公卿,都仅剩被武士们轻视、侮辱的份了。

新旧相抗,南北合一?

  早在尊氏受封征夷大将军的两年前,尊氏就开始授予部下幕府役职。其中高师直任执事,这个职务类似于镰仓幕府中的“执权”。在尊氏的直接命令下统御幕府的一切机构,就连被封为引付众头人的直义也受制于师直。师直之弟师泰则任侍所头人,统领全国武士,掌握了军权,其势力也不可小视。其后师直又率军击败显家的奥州军,使得南朝失去了这个有力的臂膀,在贞和三年(1347、南朝正平二年)又击败了在纪伊和歌山举兵的正成之子楠木正行,迫正行和弟弟正时与父叔同样互刺身亡,还趁胜攻陷吉野,使南朝逃往贺名生避难,可说是功不可没。在尊氏的重用下,师直的势力直逼直义,使得幕府内部竟一度出现了尊氏、师直、直义的三头政治局面!高氏本是历代侍奉足利家的被管,直义又怎能让他站在自己头上?两人的矛盾就此开始。

  其实,在直义、师直两人对立的背后,是两个势力间的争斗。直义作为幕府的政治中枢,所想的是恢复镰仓幕府时的秩序,承认公家、寺社的土地所领,避免公武间发生冲突,这种老旧的理念得到了不少自镰仓起便是名门的大名的支持。而师直的想法则是摈弃一切旧权威,旧势力,凭实力获取土地,前面附文中所提到的佐佐木道誉、土岐赖远以及一大批旧时无势、趁乱兴起的大名都是师直的拥护者,这些无视权威的激进派们一度被称为“婆裟罗”大名。随着直义、师直对立程度的加深,两派间的关系也愈发紧张。此时的尊氏,立场虽不明确,但他还是偏向于师直一方。

  为了扳倒师直,直义先任养子直冬(尊氏庶子,过继给直义)为中国探题,以牵制高一族势力的扩张。次年又向尊氏进言,罢免了师直执事之位,虽然继任的是师直的外甥师世,但这也大大削弱了师直的力量。随后直义又直接到上皇处进谗,以求得师直讨伐令。师直一派一度被制压,不得翻身的师直索性招河内的师泰发兵讨伐直义,直冬得知后亦发兵来援,却被赤松所阻,师直还以谋逆之名向尊氏进言,将直冬逼至九州。手头无兵的直义只得逃往尊氏处避难。经过尊氏的调停,直义方的上杉重能、畠山直宗被流放(两人后在流放地越前被杀),直义将尊氏所赋予的权力授予在镰仓的义诠,师直方作罢。

  在与师直争权失势后,直义也看出了尊氏是偏袒高氏一族的,不堪失败的他归附了南朝,其在各地的党羽也纷纷汇集至直义身边。观应元年(1350,南朝正平5年)十月十六日,得到大友、岛津等人支持的直冬在九州举兵,尊氏、师直领兵征讨。十日后,已隐居的直义悄悄离开京都前往大和,并与南朝讲和。苟延残喘的南朝又一次得到了翻身的机会,立即以楠木正仪(正行、正时之弟)为将率七千兵驻扎于八幡山,越前的桃井直长亦领七千北陆兵进逼东坂本。骤遇变故的京都军心不稳,士兵逃走之事此起彼伏。义诠见固守无望,只得弃京,后与闻讯归来的尊氏、师直军合流,双方在摄津的打出滨开战。

  双方开战伊始,师直的五千兵便会同道誉的二千兵挟击桃井军,随后尊氏本队一万人又进攻其侧翼,桃井军很快崩溃。但高师泰在石见的失败使上杉闲显及时与直义会合,尊氏仍以挟击战术制敌。然而主军却因高师直的盲目突击导致士兵消耗过大,败于畠山国清之手;派遣的别动队也因受到直义部下石塔赖方的阻击而处于劣势。最终尊氏军在师直、师泰兄弟负伤的情况下败北,同时关东的高师冬也在和上杉宪显的交战中落败。处于不利境地的尊氏只得向直义求和,声明自己只被高氏兄弟控制的旗子,顺利摆脱了直义的追究,以高氏兄弟出家的条件达成了和解。在高氏一族由摄津回京的途中,全部被负责护送的上杉宪能(此前被杀的重能的养子)所杀。其后直义以义诠辅佐役的身份重掌政权,以师直为首的婆裟罗大名的失势正如其兴起一般迅速,取而代之的守旧派开始了他们的统治。然而当初支撑高氏一族的后台尊氏依然保有他的实力,自然不甘政权从此便把持在直义手中。他也正预谋着与直义一决雌雄,双头政治的苦果此时却才刚刚显露出来。

  高氏一族被杀后,直义因坚持皇位两派迭立而同南朝决裂,又回到了北朝一边,而佐佐木等革新派大名又将南朝当作了靠山。观应二年(1351,南朝正平6年)七月,佐佐木道誉联合赤松则佑(则村之子)反叛,尊氏攻近江,义诠攻播磨。然而道誉等人早已同尊氏商议,借出兵之际一举合兵消灭直义。但直义察觉到了这一点,马上率军离开京都,途中在八相原与尊氏相遇,直义的二万人却为尊氏、道誉联军一万人所破,兵败的直义经越后逃至关东,追放了镰仓公方基氏,在镰仓驻扎下来。

  此时,九州的直冬、镰仓的直义、贺名生的南朝三大势力包围着尊氏。同时对抗他们显然是不智之选,然而他们中的每一个却都是不容置疑的剿灭对象,在深思熟虑之下,尊氏最终奉行了“镶外先安内”的政策,向南朝称臣,废北朝年号,以此为代价得到了南朝后村上天皇讨伐直义的诏书,这件事使南北分裂的局面得以统一,史称“正平一统”。

  当然,尊氏做出该决定并不是随意的。在前面所说到的尊氏奉光严上皇令旨时就已提到,天皇的支持决定着武士的发迹。直义与南朝决裂后仍侍奉北朝,然而尊氏投南弃北之举无异于是绝了直义获得关东武士全力支持的途径。身在镰仓的直义也不太可能同北朝作密切联系,继续同奉旨在身的尊氏作对,灭亡是迟早的事。

  十一月,尊氏兵发关东,联合宇都宫氏在足柄山大败直义军,退至伊豆国府的直义已是穷途末路,只得再次同尊氏议和,双方共同进入镰仓。一月余后即离奇暴死,其余党赴九州投奔直冬,关于直义之死,以[太平记]为首的诸多军记物语均称其是被谋杀,而且是得尊氏的授意。当初兄弟二人还共同开辟了武人的天下,现在竟落得手足相残的地步,尊氏、直义二人虽为骨肉且均有过人之才,但兄弟间性格、理念的不同还是让他们分道扬镳,拥有了不同的结局。

  再说幕府与南朝一边,自尊氏率军北上关东时,留守京都的义诠就开始了同南朝的交涉。南朝提出了将天台座主及各寺社要职均有南朝人员担任,将北朝三神器交换等要求,义诠在这些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南朝后村上天皇也临幸大和住吉,做好了上京的准备。然而南朝方表面上接受和议,但老臣亲房等人均是吃过尊氏反水之苦的人,自然清楚直义被消灭后,尊氏不会老实的臣服,于是在亲房的组织下,南朝开始了一次以京都、镰仓为首要攻击点的双线歼灭战术,意图一举消灭尊氏父子,从而夺回全国政权。

  正平六年(1351)年底,关东的新田义宗、义兴(义贞之子)、胁屋义治(义助之子)起兵,三人的军队至镰仓城下时已有九千之众。手中仅有千余人的尊氏无法强行抵挡,退入安房、上总一带,待汇集当地诸豪族之兵七千后,回攻武藏,仍不敌新田军。但尊氏很快发动第二次进攻,大败新田军于笛吹峠。混乱中新田兄弟三人失散,义兴、义治携败军退向镰仓,恰逢自三浦而来的基氏军,基氏所领之兵疲于奔波,无心迎战,很快便被击破,新田军顺利进入镰仓。义宗则在笛吹峠与直义方的上杉宪显合流,并迎来了被封为征夷大将军的宗良亲王,组织了二万人再次同尊氏对决。而尊氏以聚集了以宇都宫、佐竹、千叶等强势关东豪族的八万大军,两军开战时,南军背山而战,将士们虽将生死均置之度外,奋勇杀敌,终因寡不敌众而落败,镰仓的新田军也因兵力过少而撤退至足柄,至此关东大权自直义反出之后,又一次回到了尊氏之手。

  与此同时,为配合在关东的进攻,南朝对京都开始采用强硬态度,不断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义诠也不再作出任何让步,双方的激斗一触即发。最终南朝方先行发难,以楠木正行,北畠显信(亲房次子,兄长阵亡后继任镇守府将军,统领奥州兵马)为将攻打京都,由于主力均在关东,义诠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很快京都便被攻陷,义诠逃往近江,北朝三位上皇(光严、光明和因尊氏与南朝修好而被逼退位的崇光上皇)被南朝俘获。义诠败走后虽未拥立天皇,但为正名也只得再次恢复观应年号,除佐佐木、土岐以外,义诠还得到了山名等旧直义派大名的支持,开始了对京都的反攻。在南朝方面则出现了军粮缺乏的情况,军队在当地的筹集使农民不满,往往不能征集到足够的军粮,吃不饱的士兵纷纷逃离,使得南朝方战力大大降低。

  然而在义诠准备反攻时,一个问题出现了,敌方本阵设在了男山的岩清水八幡宫,八幡宫向来是源家圣地,岩清水八幡宫更是八幡太郎源义家元服之地,身为源氏武人,怎能侵犯?但南朝正是因为注意到了这点,所以并未在本阵设置过多的防御兵力。义诠一咬牙,冒着遭天谴的风险,率兵强攻八幡宫,南朝方猝不及防,随着本阵被攻陷,后村上领败军逃回贺名生,但由于北朝的三神器此前已交给南朝,义诠只好硬着头皮奉崇光天皇三弟弥仁亲王在没有三神器的情况下,用放置神镜的唐柜代替神器即位,北朝得以再兴,老臣亲房苦心策划的双线作战终告破产。

最后一击
  文和二年(1353,南朝正平八年),被九州守护一色范氏驱逐到中国的足利直冬向南朝臣服,联合山名时氏以及北陆的旧直义党斯波高经、桃井直常进攻京都,再次将义诠驱逐至近江。然而这次反击很快就因山名对由南朝的四条隆资负责京都支配感到不满随即撤兵而面临瓦解。同年九月,尊氏终于从关东赶回京都,在美浓同义诠回合,击败了南朝与直冬,夺回了京都。但脱走得直冬很快在石见重整旗鼓,据传在此时,尊氏开始患病了,但形势的紧迫不容他精心休养,只得抱病坚持南朝的抵抗。而亲房却在这一年病逝了,昔日南北双方纵横天下的英杰们至今竟只剩尊氏一人,时间正等待着他来坐上最后赢家的宝座。

  尊氏返京后,山名、直冬受南朝令旨再次率七千军上京,越中的桃井亦领三千人与斯波高经会合,准备出兵。尊氏命义诠入播磨三岛郡,召募四国、中国一带士兵七千抵抗山名军。自己则诱敌深入,奉后光严天皇退往近江。随后义诠在三岛识破了楠木正仪的奇袭,击败了士气低落的南军。尊氏则进军东山,再次获胜。三月,因粮道被尊氏军阻断,直冬军撤回中国,此后直冬再未踏上近畿的土地,数年后郁郁而终。

  击败直冬后,尊氏又开始了同南朝的和解,将被俘的三位上皇解救了出来。同时尊氏也开始逐渐把权力交付给义诠,自己则坐镇幕后,将幕府中央管理体制由双头体制转化成了将军专制。中央的安定使得尊氏腾出手来解决九州的南朝征西府势力,然而正当尊氏着手再赴疆场时,却被病魔无端击倒了,他背上的毒疮开始恶化。民间随即流传起了尊氏的病是直义怨灵的报复,幕府因此还奏请朝廷为直义追封了从二位的官职。然而这些对尊氏来说都于事无补。四月三十日,足利尊氏,这位乱世中的奇将,在法师们的诵经声中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四岁。最终没能迎来天下统一的一天,笔者虽在开头说不相信迷信,但此时却也觉得是地下的正成、义贞不愿让尊氏坐上胜利者的宝座而咒其速死吧~怨念也好,遗憾也罢,尊氏所企盼的南北统一,终究是要在近四十年后,由他的孙子义满来完成。

后记 后世对尊氏的评价及我自己的乱弹~
  江户时代,由于德川氏乃是新田氏的后裔,对尊氏自然无甚好评。到了明治年间,由于军国主义的利用,楠木正成被赞扬为[忠君爱国]的[军神],而尊氏则被打成了犯上的[逆贼],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甚至为其辩护的官员也被解职。二战结束后,尊氏才同新选组等被过度丑化的事物一起被正名。

其实从尊氏广修寺院,传播佛法来看就能了解,他其实是一个内心很善良的人,即使在谋反后,后醍醐的讨伐令旨一到,尊氏就有弃械出家的想法,自此也可看出,尊氏即使运道再强,能力再大,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仍对天皇报有敬意的人,只是身在乱世,身不由己,尊氏作为武士们的领头人,他要想的是武士们的活路,因此他不得不为手下们及自己的利益背上逆臣的骂名。可近看佐佐木道誉、远看松永弹正,哪个又不是反复之人,又何必独责尊氏?其反复又有哪一次不是对自己、对家族最有利的选择呢?

  再看尊氏的性格,不似师直般激进,不似直义般坚定。在军势不利时,他会绝望到想切腹逃避;面临重大抉择时,他会摇摆不定。由此看来,尊氏的崛起,倒似曾刺杀尊氏未成的长尾弹正所说“尊氏公乃天佑之人也”。其实他跟本不是所谓天神指定的救世主,而他具有一颗[日本人的心]。战场上勇猛嗜杀,战场下又有着一颗慈悲之心,这不正是“菊”与“刀”的搭配吗?或许正是由于尊氏有着正统日本人的[心],才会受到武士们的拥戴,从而走上了霸者之路,一条宿命之路……

  对了,今年还是尊氏诞辰700周年~不知道日本有什么纪念活动,无论尊氏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是逆贼还是革命者,作为一个拥有[日本人的心]的人,都值得纪念吧。

25 octobre

藤原道长略传 大泽春水

藤原道长略传
(友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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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蛰】

  天元三年(980)正月,摄政关白藤原兼家的第五子藤原道长满十五岁了。

  这时候不知有谁料到藤原道长往后的生涯?

  十五岁的藤原道长,初叙从五位下,不过是个寻常公卿子弟而已。他的母亲,是藤原中正之女时姬,但是上有兄长道隆、道兼及庶兄二人,按说道长是轮不到多少的。

  故此,虽然藉了兼家的声威,先后任职侍从、右兵卫权佐,又在宽和二年(986)七月叙从五位上藏人,道长也还是个不出众的贵公子。

  藏人是天皇的侧近。经两年在宫廷中的短暂历炼,藤原道长被迅速擢升,永延二年(988)正月,以二十二岁之年从参议就任权中纳言,正历元年(990)正月叙正三位。十月,一条天皇立后,皇后是道长长兄内大臣道隆之女,十三岁的藤原定子。因圆融上皇的皇后藤原遵子尚在,定子暂称中宫。就在同一天,借着喜气,藤原道长就任中宫大夫。

  正历元年的立后之事,表面上皆大欢喜。一条天皇的母亲诠子(圆融女御),正是道长的同母姊妹,可说是亲上加亲。藤原家族的权势,也随之得了一个坚实的保证。

  藤原一族位极人臣,把持住摄政关白一职不放,当时称为摄关政治。醍醐天皇以来,天皇多在三四十岁去世,冷泉天皇更是个病夫,圆融天皇只因卷进了藤原氏内部纷争,就被迫而退位。之后,冷泉天皇的长子,十七岁的师贞即位,称花山天皇。新皇颇愿有所作为,力图改进钱货流通,抑制庄园增大,但是他实则只是藤原氏手中的一枚棋子。在位一年又八个月后,天皇平白无故在宫里失踪了!再发现他的时候,是在京都山科的元庆寺,是年六月底,天皇宣布舍皇位而出家,刚满六岁的圆融天皇长子怀仁即位,号一条天皇。这一切都源于藤原兼家及道兼的阴谋,道兼就是兼家第四子,道长的同母兄长。

  现在,纵使兼家病重,定子却是嫁给了十岁的天皇,藤原家族的权势,既稳且固。为摄关政治写下最盛期一笔的,就是当时二十四岁的中宫大夫藤原道长——读罢众人所始料未及的命运,回溯这一刻,不觉为之黯然。

【鹰扬】

  兼家死后的正历二年九月,藤原道长就任权大纳言一职,次年四月叙从二位。对关白子弟来说,官职不必谋求,自然就有,但官僚中的循资排辈,同样不能轻易逾越。

  岂料道长是出奇的幸运。长德元年(995)风云突变,京中疫病流行,公卿八人尽数死去。四月,道长以大纳言兼左大将,这个月到下一月间,长兄藤原关白道隆、次兄藤原右大臣道兼相继病死。

  关白道隆的死因,按照《大镜》中的记载是酗酒过度。道兼接掌大权,却死于疫病,时人嘲之为“七日关白”。

  这样一来,道长之担当重任,就有了很大希望。更邀得姊姊诠子相助——诠子的动机,据说是对定子感到不安——共同排斥侄子藤原伊周,使道长在五月拜受内览之宣旨,六月就任右大臣。藤原氏长者的宝座,转眼间已经落在手中。

  照嫡长子相传的旧例,这个位子原属道隆的长子伊周。无奈伊周无能,反让道长抢了先手。三年后中宫定子诞下皇子,伊周却在失势的第二年,因其弟隆家箭射花山法皇而遭连坐左迁,辅佐定子以担当关白的梦想就此断念。道长顺风顺水,以父祖的一贯手段果断地除灭政敌,时而示以小恩,比如把伊周赦还京都。但是对伊周而言,父祖往日的权势已不可想了。

  长德二年七月,道长转任左大臣。四年(998),道长的长子赖通成年,取得上殿资格。

  长保元年(999)十一月,道长把十一岁的女儿彰子送入宫中,做了一条天皇的女御(妃嫔)。这自是为了立做皇后,纵然定子已经有子敦康亲王,仍在诠子及道长逼迫下,让一条天皇做出“一帝二后”的许诺。

  次年十二月十六日,定子产下第二女,然后抱恨去世,年仅二十三岁。十载荣华,有若恍然一梦。

【月满】

  于是,彰子正位中宫,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长保五年(1003),道长长子赖通叙任正五位下侍从。

  宽弘元年(1004)三月,道长在法兴院举行万灯会。第二年(1005)十一月,藤原道长庆四十大寿。宽弘三年(1006),藤原赖通叙从三位,四年任春宫权大夫,六年就以权中纳言兼左卫门督了。

  宽弘五年(1008),彰子产下敦成亲王(后一条天皇),次年产下敦良亲王(后朱雀天皇),道长的外戚地位更趋稳定。

  宽弘八年(1011)六月,一条天皇病重,让位予冷泉天皇次子三条天皇,九天后去世,时年三十一岁。他的三个儿子中,惟有长子敦康亲王未能做上天皇。

  三条天皇的母亲,是道长之姊冷泉女御超子。仅此一层关系不能使道长放心,天皇即位甫八个月,道长的次女妍子就成为三条天皇的女御。荒唐的是,天皇是年已经三十六岁,可以做妍子的父亲而有余了。

  所以道长仍然不放心于年长的天皇。长和五年(1016)二月,以天皇患着眼病为由,道长迫三条天皇退位。新皇是彰子的长子,八岁的敦成亲王,称后一条天皇,道长是他的摄政。

  宽仁元年(1017)三月,道长辞摄政之职,让与长子赖通。这时,他已经官叙从一位,位极人臣。同年十二月,道长就任太政大臣,第二年二月又辞太政大臣,似乎只是为了略尝其味罢了。

  宽仁元年(1017)十月,道长的女儿藤原威子嫁入宫中,成了她的外甥、八岁的后一条天皇之中宫皇后。在道长私邸土御门殿举行的欢宴之上,道长咏和歌道:“此世即我世,如月满无缺。”道长日记《御堂关白记》记此事云:“读余和歌。人人咏之。”公家藤原右大臣实资(小野宫)日记《小右记》记道:

  (宽仁二年十月)十六日乙巳
  今日,以女御藤原威子立皇后之日。前太政大臣第三女也。一家立三后,向未曾有之者。(中略)太閤(藤原道长)招下官而呼云,欲读和歌,必也相和。答云:何以奉和?又云:歌有其夸,但非宿构。
  “此世即我世,望其月满无亏事。”
  余申云:御歌优美。方酬答,满座只诵此歌。(中略)诸卿响应,余亦数度吟咏。太閤殊责和之。夜深月明,各扶醉而退。


  实资说道长和歌略感浮夸,并非宿构,却遍求返歌,传令人人唱和。则当时道长志得意满之态,可以想见。这年的十二月,他的次子赖宗元服,叙从五位上,仅仅十年后就升至权中纳言从二位,藤原道长一门富贵甲于天下。

【行觉】

  宽仁三年(1019)三月,藤原道长出家,法名行观,后改为行觉。四年三月,无量寿院落成庆典(二年后改称法成寺)。万寿三年(1026)藤原彰子出家,赐院号上东门院,法名清浄觉,活到了罕有的八十七岁高龄。约半个世纪后,道长的长子赖通出家,以莲花觉、寂觉为号。

  万寿四年(1027)十一月,道长卧病,十二日,朝廷颁布天下非常之大赦。二十六日,后一条天皇亲临法成寺拜望道长。其间招揽南北西京高僧一万人,大做法事。十二月四日,藤原道长死,享年六十二岁。

  现在,可以为这位权倾一世的藤原道长作一墓志铭了:

  藤原道长(966~1027),康保三年生,万寿四年殁。人称御堂关白或法成寺入道前关白太政大臣。关白藤原兼家第五子,道隆、道兼、冷泉女御超子、圆融女御诠子之同母弟,道纲异母弟。以左大臣源雅信之女伦子为正室,育有关白太政大臣赖通、关白太政大臣教通、一条天皇中宫彰子(后一条天皇、后朱雀天皇之母)、三条天皇中宫妍子、后一条天皇中宫威子。侧室左大臣源高明之女(高松殿明子,盛明亲王养女)所出有右大臣赖宗、权大纳言能信、权大纳言长家。有日记《御堂关白记》、歌集《御堂关白集》。摄关政治的巅峰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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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赖朝(资料)

  源赖朝(1147~1199.1.13)
  
 
 
     日本镰仓幕府第一代将军,平安时代末期武将源义朝之子,武家政治创始人 。1158年任皇后宫权少进。1159年随父举兵,任右兵卫佐,拘禁后白河上皇、二条天皇和近臣藤原通宪(信西),史称“平治之乱”。败后东逃,途中在美浓被捕,被流放于伊豆国蛭岛。在二十年流放生活期间,与北条时政之女儿结婚,受到保护.1180年奉皇子以仁王之命,举兵讨伐平氏,失败后渡海逃往安房。10月在富士川之战中获胜,后得到千叶常胤等援助,相继占领房总、武藏、相模等地,进入镰仓,称“镰仓殿”。1183年建立东国政权,同年朝廷颁布《寿永宣旨》,承认其在东部之统治权。与进入京都的武将源义仲和西国的平氏对立。1184年派其弟义经率军西征,讨灭源义仲。次年经坛之浦之战灭平氏。同年以追捕与院政接近的兄弟源义经为由,在各地设置守护、地头职。1189年率军远征陆奥羽,灭保护义经的藤原泰衡,确立全国武家政治体制。1190年上京会见后白河法皇,任朝廷权大纳言(编外太政官副职)、右近卫大将军等职,假以法皇名义控制各地军政大权。1192年后白河法皇死后,任征夷大将军,建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确立全国范围内之军事封建主统治。1198年12月参加相模川桥落成典礼后,归途中从马背跌下,从此一病不起,翌年正月去世。
  源赖朝(公元1147-1199年)是镰仓幕府的创始人。他在乱世中崛起,仅十几年间,就从一名流放犯,一跃成为威名显赫的统帅全日本武士阶级的将军。他的业绩,引起了无数史学家的兴趣。他为什么能够威慑群雄而取得成功?他采取了哪些措施建立和巩固镰仓武士政权?如何正确地评价他的功过?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浅的探索。
  一、
  公元十一世纪中叶以后,日本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以太上天皇为代表的皇室势力和以藤原氏为首的外戚集团之间,争权夺势,明争暗斗。与此同时,正逐步抬头的武士势力内部,也分为两大集团,一为以平氏为首的关西集团,一为以源氏为首的关东集团。中央两大贵族势:力,由于双方都不掌握军事实力,所以为巩固各自的权势,不得不利用武士力量。而两大武士集团,为了压倒对方,也竭力利用贵族的矛盾,伸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后白河上皇与平氏集团,藤原信赖与源氏集团分别结合起来,互相利用,彼此争斗,构成了当时社会复杂的政治局面。源氏嫡子源赖朝,就是在这个动乱年代里诞生的。
  1159年,源赖朝十三岁。这年(阴)十二月,日本发生了平治之乱。以后白河上皇为靠山的平氏,击溃了藤原信赖和源氏。源赖朝的父亲源义朝在事变中战死,源赖朝也因随父参与了战乱,而被独自流放到荒凉的伊豆半岛的蛭小岛。
  平治之乱以后,平氏武士集团的首领平清盛,平步青云,跻入朝廷公卿之列,官至太政大臣,“平相国禅閤咨管领天下。”[1]不仅平清盛本人荣任高官,而且平氏一门也都窃据了要职。“平治乱逆以后,天下之权偏在彼私门,长女者,始备妻后,续而为国母,次女两人,共为执政之家室,长婿重盛,次男宗盛,或升丞相,或带将军,次二子息,升进恣心,凡过分之荣幸,冠绝古今者软。”[2]
  平氏一门中任朝廷公卿者十六人,身居四、五位爵位允许升殿者(殿上人)三十余人。地方上的诸国受领、卫府、国司或地头,大多也是由平清盛任命的人担任,总计有六十余人[3]。“日本秋津岛,绕六十六国,平家知行之国,三十余国,超过山河之半。”[4]
  身居要职的平清盛在扩大政治权力的同时,兼并土地,很快成为拥有五百多个庄园的大庄园领主。《平家物语》这样描述他的骄奢:“绮罗充满,堂上如花,轩骑群集,门前若市。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应有尽有。”[5]
  随着权势的伸张,平氏日渐横暴。“强大之势,满于海内,苛酷之刑罚,普于天下”,[6]其横暴之举不仅加于平氏百姓,而且也屡屡加于中央权贵。1170年(阴)七月三日,摄政藤原基房参拜法胜寺,途中与平重盛的摘子资盛所乘女车相遇。身为武士之子,竟乘女车巡游市街,“事及耻辱”,藤原基房的随从们,一涌而上,击破女车。对此,资盛在其父重盛的支持下,不断唆使“无数武勇者”、潜伏街衢,伺机伏击藤原基房所乘之车。(阴)十月二十二日,终于袭击了车队,并割去藤原基房的四名随从的发髻以示报复。中央权贵们对此甚感惊惧,惊呼“生乱世,见闻始此之事”,“悲哉,悲哉”。[7]
  平氏的专恣,引起朝野内外的反目。1177年(阴)五月底,在后白河法皇指使下,法皇的亲信藤原成亲、藤原西光、僧俊宽等,在京郊的鹿谷山庄密议讨平计划,不意事泄。(阴)六月一日,平清盛急速率军抵京都,“武士充满洛中,云集禁里”,[8]逮捕了藤原成亲等人。当日夜,藤原西光遭杀。二日,藤原成亲、僧俊宽被流放远国。鹿谷事件之后,京中“上下诸人,皆以怖畏”。[9]1179年(阴)十一月十四日,平清盛又突然率“武士数千骑”,从福原居地开入京都,幽禁后白河法皇,宣布停止院政,停止藤原基房关白职,解除权中纳言、中将藤原师家、太政大臣藤原师长、权大纳言资贤等三十九人官职,、并由平氏一门及其亲信递补。此后,平氏完全掌握朝政,开始了独裁统治。“禁囚法皇,刑罚重臣,洛都占狭少之地,民人怀莫大之愁,皆虽假名于宣,其实只任雅意。”[10]平氏假称圣旨、态意所为的另一个具体表现,就是1180年(阴)十一月挟持后自河法皇、高仓上皇及天皇迁都福原。迁都之后,京都衰落。“蔓草满庭,立蔀多颠倒,古木黄叶有萧索之色,伤心如箕子之过殷墟”。[11]平清盛此举招致了僧侣、武士、权门贵族的普遍不满,加之“天变地夭之难,旱水风虫之损”,[12]各地政局不稳,“众遮之怒答天,四方之匈奴成变”。[13]日本面临着严重的分裂的命运。
  特殊的经历,造就了特殊的人物。1180年,已是源赖朝流放伊豆的第二十一个年头了。这二十余年的伊豆流放生活,对源赖朝的性格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平治之乱把他远远地抛到政治旋涡之外,作为两雄争斗的牺牲品,而被流放到政治和经济落后的伊豆半岛,长期过着冷寞、孤独的生活。加上政治上的挫折和不得志,养成了他坚韧的忍耐力和强烈的复仇精:神。他身居地方,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上对平氏的广泛不满,深深体会到民力的不足和百姓的饥苦,也深知地方武士的苦衷和所求。他密切注视着平氏的动向,冷静而周密地分析形势,清楚地认识到平氏政权已如大厦将倾,坚信“凡此二三年,彼禅门及子孙可击败之”。[14]
  1180年(阴)四月,源赖朝等人打着“以仁王令旨”的旗号,联合源氏各系子孙起来讨平,但不久失败了。平清盛下令彻底消灭源氏,并要发兵伊豆,灭掉源赖朝,以除心头之患。在这种形势下,赖朝毅然举兵讨平。他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很快就在关东地区确立了自己的统治。1185年,源赖朝彻底地消灭了平氏,建立了第一个武家政权一一镰仓幕府。从此,日本历史上开始了延续六百余年之久的公武双重政权并存的政治局面。
  二、
  源赖朝自1180年(阴)八月伊豆举兵,至1185年3月坛浦决战,彻底消灭平氏,前后只历经五年。一个单身匹马的流放罪人,为什么能够在如此短暂的岁月里,击溃劲敌,控制政局,成为日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呢?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述的时代背景对他起兵讨敌极为有利之外,他个人的智谋和军事才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战术巧妙,稳扎稳打。源赖朝从伊豆起兵之后,在军事上并不是常胜将军,也吃过败仗。最惨的一次是1180年(阴)八月的石桥山会战。他以三百骑兵力,与平氏武将大庭景亲三千骑兵力正面对峙,结果遭惨败,兵力所剩无几,“遁入山中”。[15]这次失败,对源赖朝的教训颇大。从日后的多次战役中可以看出,他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即在没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尽量避免与敌进行正面攻坚战。从源氏与平氏的几次大决战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源赖朝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战略上求稳,战术上求快,不打则己,一打必胜。试看几个战例:其一是1180年(阴)十月的富士川决战。这是源赖朝举兵后的关键一战。这时,虽然源赖朝的兵力已相当庞大,军队的战斗力也胜于平氏军,但是源赖朝并没有轻敌。在正面摆出决战态势的同时,采取迂回包抄战术,令武田信义率军在夜深入静之时,包抄敌后。武田军通过富士沼泽地时,惊动了群集在沼泽地里的水鸭,群鸭惊恐,鸣叫乱飞,“羽音编成军势之壮”。平氏军突闻源军自背后袭来,吓得失魂落魄,慌忙逃窜,源氏军不战而胜。这次战役的胜利,太大削弱了平氏的威势,平清盛在失败中一病不起,于翌年(阴)二月一命呜呼。其二是1184年的一谷之战。随着源氏势力的发展,平氏退据关西,企图以四国的屋岛为根据地,控制濑户内海。(阴)二月,平氏更集数万骑军兵,扼守摄津与播磨交界的一谷要地(今神户市须磨区),妄图拒源氏军于关西门外。四日,源平两军对阵。平氏布阵于山之西,源氏布阵于山之东,“相隔三里行程”。一谷后山名鹎越,“石岩高耸而驹蹄难通,涧谷深幽而人迹已绝”。[16]源氏军挑选了七十余勇士,攀越鹎越,奇袭平氏军指挥部,致使平氏军失去指挥核心,“失商量败走,或策马出一谷之馆,或掉船赴四国之地”[17]。其三是1185年(阴)三月的坛浦决战。一谷之战失败后,平氏以濑户内海为中心,重振实力。为了最后消灭平氏势力,源赖朝开始布置与平氏的决战。首先于1184年(阴)九月,派遣弟弟范赖率军从陆路西进,。采取大迂回的战术,以图切断平氏退据九州的后路。范赖军历经饥懂、困苦,1185年(阴)二月终于在九州地方豪族的支持下,渡海抵丰后(今大分县),象一把尖刀插入敌后。与此同时,赖朝又命弟义经进军四国。十七日,源氏军冒雨从摄津的渡部津(今大阪市)渡诲,登上屋岛,从背后奇袭平氏军。平氏军狼狈逃窜,最后退至彦岛。这样,平氏军便处在源范赖、源、义经两军的前后夹击之中。(阴)三月二十四日,源、平在长门国赤间关坛浦海面相逢。平氏以五百余艘战船,向源氏军挑战,源氏军在当地豪族支持下,一举歼灭了平氏军,取得大胜。平氏将帅多沉没海底。
  二、重视对敌军迸行分化瓦解。许多事例说明,对敌军的政治瓦解,给源赖朝的军事胜利以极大的帮助。如与常陆国佐竹氏的会战,最后就是靠政治瓦解取胜的。1180年(阴)十一月四日,源赖朝率军到达常陆国。该国有一大武士团佐竹氏,“权威及境外,郎从满国中”,其首领佐竹秀义追从平氏,拒不服从源赖朝。于是,赖朝决定武攻。秀义退守常陆国金砂城,据险要地势,构筑城垒、固要塞。所构城塞,“非人力之可败”,城内聚集之兵,“莫不以一当千”,源氏军久攻不下。此时,赖朝听说秀义有一叔父名佐竹藏人,其智谋胜人,欲心越世,赖朝便派上总介广常去做策反工作。广常对佐竹藏人说:近日,东国之亲疏,莫不奉归武卫(指赖朝),武卫唯以秀义为仇敌,秀义寿数已定。你与秀义虽是骨肉,但何以坐视其不义呢,望早参奉武卫,讨伐秀义,可令你掌管领地遗产。[18]藏人闻后立即归顺,亲自向导源军奇袭金砂城。秀义及郎从等闻声丧胆,顾不得防战,弃械而逃,广常率军乘虚攻入,一举拿下金砂城。在讨伐平氏的整个过程中,源赖朝对倒戈投诚的武士,大多采取既往不咎的政策。对于那些与平氏关系甚密的豪族武士,也一再采取安抚政策。如1183年(阴)二月,他指令弟源义经,要努力争取纪伊国(今和歌山、三重两县)豪族武士汤浅重宗。(阴)三月,他写信给信浓国(今长野县)豪强中野助广,为促其投诚,对其所拥有的财产严加保护。与此同时,还对因幡国(今鸟取县)的长田实经、尾张国(今爱知县)的原高春等做瓦解工作,这些人都因庄园、财产得到保护,而投靠源赖朝。1185年,源范赖率军西征时,源赖朝特别指示不要在关西各地妄征兵粮,“万万不要引起当国人的共同憎恨”。正是由于这一政策,使范赖军在极度困境之下,得到西部地区的豪强的帮助,渡海插入九州东部,取得战略上的胜利。
  三、善于利用矛盾,开展政治攻势。源赖朝的那种战略上的稳扎稳打和战术上攻则必胜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军事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与政敌的政治斗争方面。富士川会战,平氏大败,平维盛为首的平氏将卒仓皇溃散。源赖朝欲乘胜追击,直捣京都。这时,常胤义澄、广常等名将力谏:东国尚未完全平定,不宜仓促西上。指出,只有:“先平东夷之后,(才)可至关西”。[19]源赖朝接受了这一意见,此后精心治理以镰仓为中心的东国地区,一边巩固阵脚,一边静观形势。1181年,当后白河法皇与平氏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赖朝及时地利用矛盾,开展政治攻势。(阴)七月,他派遣密使赴京晋见后白河法皇,表明自己对院厅“并无谋叛之心”,起兵目的只是要讨伐法皇的宿敌。这次晋见,源赖朝提出了具体的和解方案:若平氏不亡,则应恢复旧例重用源、平两氏,关东由源氏支配,西海仍听平氏之意,国司由院厅任命,若有违抗国家的叛逆之辈,应依仗源、平两氏讨伐。这一方案的目的,就是要朝廷承认他在东国的势力。这一方案虽然由于平氏不同意,而未获明显效果,但它却在院厅与平氏之间打进了不和的楔子。在赖朝起兵讨平之后,他的叔伯兄弟源义仲,也在信浓国木曾地方起兵讨平。在加贺、越中交界的砺波山战役中,大败平氏军。随即以破竹之势,直捣京都,迫使平氏挟安德天皇西逃,形成了平氏、义仲、赖朝三方鼎立的局面。义仲军进京都后,曾多次要求赖朝进军,可是源赖朝始终按兵不动。不久,由于粮食补给等困难,义仲军军纪松散,奸淫抢夺,无恶不作,引起了朝野怨恨,皇室与义仲之间的矛盾日深。源赖朝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于1183年(阴)九月,再次遣使与后白河法皇密谈,进一步提出关系到贵族切身利益的新方案:将平氏占据的神社、佛寺所属庄园归还原主,平氏虏掠的院、宫、诸贵族的庄园,也应归还原主,等等。这一方案符合院厅、贵族的利益,因此获得院厅的完全赞同,源赖朝取得了院厅的好感。是年(阴)十月四日,院厅终于发布院宣,宣布东海、东山、北陆等地的神社、佛寺及王臣家领有的庄园,一律归还原主,若有抗拒者,听任源赖朝处置。这项院宣既承认了源赖朝的镰仓政权,又使他获得了在东海、东山、北陆等地的行政、司法权。源赖朝就这样运用政治手腕取得了军事上难以迅速取得的成果。
  四、适时地采取笼络各地武士的政治、经济政策。源赖朝从伊豆举兵前夕起,就十分注意笼络武士,这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武士的向背,是自己能否取胜的关键。在起兵之初,为了取得东国武士们的支持,源赖朝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笼络人心。东国原是源氏称雄之地,许多武士当年都曾追随过源氏,因此,对源氏仍怀有特殊的感情。源赖朝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一方面先把伊豆、相模的武士工藤介茂光、土肥次郎实平、冈崎四郎义实、宇佐美三郎助茂、天野藤内远景、佐佐木三郎盛纲、加藤次景廉等人一一叫到自己家里,面授机宜,跟每个人表示:“这个秘密我只跟你讲了”,“你是我唯一信得过的人”等等,恳求他们参加讨平之战,另一方面打着“以仁王旨令”,派人去联络源氏子孙和可争取的关东武士,向他们宣布:如果他们跟随他反平,他将保护他们领地的安全,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被源赖朝召见的武士,见自己如此被信任,无不表示效忠。据《吾妻镜》记载说,被源赖朝召见的武士,人人踌躇满志,激奋异常。[20]当时大部分关东武士团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由于身份低下,又没有坚实可靠的后盾,政治地位很不稳固,领地也没有安全保障。因此,他们切望得到保护,保证他们领地的统治权。源赖朝紧紧抓住他们的这一心理,适时地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本领安堵”(保护所领)和“新恩给与”(对有功之臣授与新领地),大大地赢得了武士们的支持。他们纷纷投靠源赖朝,使他的势力迅速壮大。1180年(阴)八月十七日,在伊豆袭击平氏的亲信、伊豆国目代[21]山木兼隆获得成功时,源赖朝的势力只限于坂东地区的几个小国。二十二日与平氏亲信大庭景亲会战于石桥山时,兵力也不过三百骑。但事隔四十余天之后的(阴)十月二日,源赖朝赴武藏国时,已“精兵及三万余骑”[22]六日到达相模国时,“凡扈从军士不知几千万”[23]。《玉叶》记载说:“其势日增数万,当时已占掠七、八国”[24]足见源赖朝队伍发展之迅速。
  五、重视人才,广收贤士。源赖朝非常重视人才。因为他深知自己出身行伍,不通公务,要想治天下,只凭武力不行。因此他广招贤能,不论是侍奉过朝廷的官吏,还是地方上的下级武士,只要通晓政务、忠于自己的,他都加以重用。例如精通文章和法律的朝廷官吏大江广元,和多年在朝廷作官而对朝廷的腐败深为不满的三善康信,以及藤原行政、足立远元、平贺义信、大中臣秋家、藤原邦通、中原亲能等人,都是受赖朝的招请,投奔镰仓,分别受到重用的。这些人成为赖朝治政的顾问。这些人中,尤以大江广元最为优秀,他博学多才,才华出众。他在京都的官职是太政官属下的少外记,所以又有吏治经验,赖朝对其倍加器重。广元被人们称为赖朝的“贴身心腹”。[25]大江广元在镰仓幕府的建立和巩固上,确也起过重大的作用。比如,1185年源赖朝建立的守护、地头制度,就是出于他的建议。他在建议中说:“世已浇季,枭恶者尤得秋也”,但反逆之辈仍不会断绝。东部地区业已掌握在手,境内:“虽令静谧”,但“奸滥定起于他方欤”。每有叛逆,总是“发遣东士者”前往镇压,久而久之,不仅“国费”,而且必然使东部武士“人人烦也”,因此,不如“每国衙、庄园被补守护、地头”,这样一旦有异变,也就“强不可有所怖”了。[26]对于大江广元的这一建议,据《吾妻镜》载:“二品(注:指赖朝)殊甘心(满足),以此仪治定”,认为大江广元此议,仍“忠信之所令然也”。[27]
  六、严明军纪,不得侵扰百姓。源赖朝起兵,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其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军纪严明,深得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从平氏衰落和源义仲失败的过程可以看出,其根本的一条就是军纪涣散,大失民心。源赖朝充分认识到,要想站稳脚跟,击败劲敌,就必须要赢得百姓的支持。因此,他十分重视军纪问题,所属武士,不得随意侵扰百姓,违者严加惩处。
  随着源赖朝势力的壮大。镰仓政权日益稳固以后,关东武士假赖朝之威,谋取私利、胡作非为之事屡有发生。有的“姿耀私威”、“夺取人物”,[28]有的“或掠取年贡,或犯用宫物”。[29]对此,源赖朝深感“人口难塞”,实“为赖朝耻辱”,[30]都一一派专使加以处置。如文治三年,源赖朝派往京都追讨平氏的关东御家人,曾在京中胡作非为。源赖朝得知后,当即派常胤和行平两位得力大将,亲自去京都严加查办,挽回了源赖朝的声誉。又如文治五年九月,源赖朝逗留蜂社,附近有一寺,名高水寺。跟随他的御家人等无礼地闯进该寺,借源赖朝之威,乱拆寺院的金堂板壁,激起该寺僧侣的愤怒,直接上告给源赖朝。源赖朝听后,立即派景时追查,并召集全体随从,将肇事人“于众徒前加刑法”,将犯人之左右手钉子板面,以钉抽打其手。刑毕,赖朝亲自问寺僧对此事的处理还有什么要求,寺僧们感激地说“愁诉恩蒙裁断”,[31]已无他求。对于私自侵占他人庄园,借征兵粮米之名,“暗以押领”的御家人,源赖朝也一一严肃处理。当时,凡利益受到损害,或对御家人的行为不满的人,都可直接向源赖朝诉讼。对于来者的诉讼,赖朝大多或亲自、或指派亲信处理,由此便可看出源赖朝对军纪的重视。正是由于源氏军的军纪严明,才使源赖朝立于不败之地,最终战胜了物资雄厚的关西势力。
  三、
  1185年,坛浦决战之后,源赖朝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后,摆在源赖朝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在巩固军事战绩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方面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历史事实表明,作为武士世家后裔的源赖朝,要获得各地武士们的暂时归附和支持,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维持长久,并在全国确立源氏的统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同样出身于武士世家的平清盛,也曾得到过广大武士的支拌,凭此而步入政治舞台,但是不久就昙花一现,衰落了。源义仲的武威不亚于平清盛和源赖朝,起兵之初也颇得地方武士的支持,但由于缺乏治政才能,也迅速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源赖朝会不会遭到平清盛、源义仲的命运呢?其关键就在于他能不能适应历史潮流,果断而灵活地采取有效的措施。事实友明,源赖朝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出色地发挥了他的才能,不但顺应了历史潮流,而且在1192年(阴)三月正式确立了镰仓武士政权,开创了日本历史的新时期。他主要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是:
  第一、推行御家人制。所谓御家人制,是以儒家的“忠”、“义”思想为理念,以土地为媒介结成的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也就是说,凡投靠到赖朝麾下的武士,一律作为赖朝的家臣,必须无条件地听从赖朝指挥(奉公)。成为御家人的武士,其效忠的具体行动,主要是承担军事义务,战时从军,平时担任警卫。警卫以京都警卫为最重要,称“京都大番役”。赖朝作为主君(镰仓殿),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即经济上保障他们原有领地不受侵犯(本领安堵)。政治上保护他们对原有领地的统治权。源赖朝对御家人的这种保护,被称作“御恩”。此外,凡仕奉赖朝有功者,还可在原有领地之外,赐与新恩地(新恩给与)。新恩地实际上是赖朝把没收来的庄园,作为自己的领地,赐给立功的武士。
  第二、武士成为御家人,是有一定手续的。关东地区的武士要成为御家人,必须直接参见赖朝,得到赖朝的“本领安堵”的亲笔手书后,才算合法。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地域的扩大,特别是关西一带原在平氏统治下的武士陆续表示效忠以后,手续日渐简化,。即只要“运志于源家之辈。注出交名”,[22]得到源赖朝的代表者的手书,便可成为御家人。源赖朝所到一处,每取得一步胜利,都要进行论功行赏。最早的一次论功行赏,是在富士川战役取得全胜后的1180年(阴)十月二十三日,源赖朝率军返回镰仓的途中,进人相模国后举行的。凡在举兵以来的二个多月中,跟随赖朝转战南北、出生入死的东国武士,或给予“本领安堵”,或“令浴新恩”。[33]这是一次空前的庆功大典,它不仅大大地鼓舞了士气,而且在广大御家人面前,源赖朝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从而换取了更多武士的支持和效忠。这次大典,标志了以赖朝为主宰的武家政治的开始。其后,每有机会,赖朝就不失时机地举行恩赏。有的受赖朝信任的御家人则被任命为守护、地头,或国司、介等。例如灭掉佐竹义秀之后,赖朝没收了义秀的旧领常陆国奥七郡、太田、糟田、洒出等,分别作为恩赏分给立有功勋的武士。后来,没收的平氏旧领地,也相继恩赏给了御家人。治理各地的国政,本是由朝廷任命的国司进行的。国司之职也是由朝廷任免的。赖朝的这种直接领地安堵和直接任命官吏的举动,实际上是一种无视朝廷的行为。石桥山会战以后,源赖朝率军返回镰仓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御家人的管理机关——待所,任命和田义盛为侍所另别当。[34]源赖朝在御家人内,还制定了严格的推举任官制度。关东御家人不蒙内举,不得任官。凡经他本人推荐者,方可在朝廷内任宫,违反者不论功臣、不论骨肉,一件从严处理。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源赖朝的同胞兄弟源义经,违背御家人制度,私自接受朝廷授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御家人制度成为镰仓幕府的基石。
  第三、设置守护、地头。前已述及,1185年(阴)十一月大江广元建议源赖朝设置守护、地头。赖朝十分赏识,立刻派北条时政前往京都,正式向院厅要求赋予下述权利:(一)“诸国普遍设置守护、地头”[35],(二)“不论权门势家庄(园)、公(领)、可宛课兵粮米(每段五升)”。[36]源赖朝的上述要求,院厅第二天就同意了。这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朝廷贵族得知此事,心情十分沉重,说“分赐五畿、山阴、山阳、南海、西海诸国,不论庄公、可宛催兵粮,非啻兵粮之催,皆可知行田地”,其含意之深,“非言语所及”。[37]源赖朝在十二月六日也曾写信给朝臣九条兼实,叙及设置守沪、地头的用意,是因为当今尚有谋叛之辈,他们常常煽动武士,无端闹事。为防止发生不测之事,决意设置守护、地头。
  第四、守护、地头制,虽然曾经受到豪强贵族的抵制,派遣守护、地头的地区一度受到了限制,但随着源赖朝势力的发展和巩固,这一制度最后还是被推广到全国。守护是源赖朝派到各地国衙内的政治代表,由有势力的御家人担任。其主要职责是(一)镇压管辖范围内的反叛者、凶杀者,一身兼有检察、司法、军事大权,(二)管理所辖范围内的武士,组织他们轮番到京都股“大番役”,(三)管理所辖范围内的神社、寺院、交通道路等行政事务。守护常越出上述职权范围,侵犯国衙的权力。他们以维持治安为名,不断地向公私庄领渗透。地头是源赖朝派驻庄园的政治代表。由御家人担任。他们拥有警察权、征税(年贡、兵粮米)权,以及管理土地权。守护、地头直接受命于源赖朝。守护地头制的确立,标志着源赖朝统治的巩固和加强。他通过守护、地头制,既有效地控制了各地武士,防止乱谋的发生,又把自己的势力伸入公私庄园,一方面保证了军事需求的供给,另一方面则是以强大的武力为支柱,在经济上对贵族、豪强加强了限制。第三、建立和完善政权机构。前已叙及,源赖朝为统一管理御家人,于1180年建立了侍所。可是,随着赖朝势力的扩展,有许多行政和司法事务要处理,建立相应的家政机构,便提到日程上来了。1184年(阴)十月六日,正式建立了公文所,负责处理行政事务。由大江广元任别当,中原亲能任次官,藤原行政、藤内远元、甲斐四郎、大中臣秋家等为寄人(评议)。二十日,成立问注所,负责“诸人诉讼”的裁诀,[38]由三善康信任执事。1180年(阴)十月,源赖朝进京,朝廷任命他为权大纳言兼右大将职。12月赖朝离京返回镰仓。为适应形势发展,赖朝开始整顿统治机构,1191年正月,将公文所改组为政所,设别当、令、案主、知家事四级官吏,由大江广元继任别当,藤原行政为令,藤井俊长为案主,中原光家为知家事。与此同时,充实问注所和侍所,问注所执事仍由三善康信继任。侍所设别当、所司、公事奉行等职,仍由和田义盛任别当。此外,还设置了京都守护、镇西奉行及奥州总奉行等职。[39]源赖朝的上述行政机构的整顿,标志着镰仓武士政权组织机构的完善。
  第五、恢复和发展经济。源赖朝采取的具体措施是:首先,通过“本所安堵”和“新恩给与”政策,稳定社会局势,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有利条件。前面已经提到过,“本所安堵”和“新恩给与”政策,既是赖朝兴兵之初提出来的政治口号,也是赖朝一贯奉行的经济措施。当时,与赖朝结成御家人的武士,除了少数地方豪族武士之外,大多是在地领主和名主阶层。他们既是某一地域的军事实力的实际拥存者,又是生产的具体组织者,是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赖朝实施的“本所安堵”和“新恩给与”政策,确保他们地位的稳固,不仅争取了他们的军事实力,扩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充分地调动了他们组织生产的积极性,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其次,推行“镰仓殿劝农使”制。对于给与安堵或新恩的御家人,源赖朝还授予他们“镰仓殿劝农使”的身份。通过这种形式,把他们平日组织所属百姓进行农业生产和开垦的责任,作为对源赖朝应负的义务,加以贯彻执行。这就意味着他们除了对“镰仓殿”负有御家人役、京都大番役、临时军役等义务之外,在经济上还必须听命于赖朝的指挥。他们在本领中的居所,既是赖朝的地方军事指挥所,又成为其开垦和劝农的机构。这样,源赖朝通过授与劝农使之职和设置地头等手段,建立了自己直接管理经济的体系。由于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所以当时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大批剩余农业物品,从而促进了手工业和市场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幕府统治的稳固基础。
  第六,巧妙地利用和抑制皇室。以后白河为首的皇室势力对于源赖朝的崛起,是既喜又惧的。喜的是可以借赖朝之力,铲除平氏的专擅,惧的是怕源氏步平氏后尘,独揽朝政。因此,朝廷不断地玩弄权术,企图牵制源氏势力的发展,甚至不惜挑动源氏内部的不和。对此,源赖朝是深有所知的。他曾把后白河天皇比喻为“日本最大的大天狗”,但也没有采取平氏,以及一度控制朝政的源义仲占领京都、独揽朝政的做法。而是采取一种表面上以臣自居,而实际上抑制皇权的做法。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皇室仍然是可以利用来号令天下的权威的象征。但皇室已经衰弱,仅靠它来维系国家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承认皇权的前提下,另立政权机构,实行武家统治。从表面上看,源赖朝对皇室是十分虔诚的,他曾对朝廷表忠说:自己起兵讨平的目的,在于“忠贞奉公,继家业守朝家”,[40]“我赖朝若稍有不当之时,也当恭受君王处置”。[41]凡涉及国家大事,他均禀呈朝廷批准。在实际行动上,则时时设法控制朝廷,让朝廷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其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在朝廷内部扶持倾向于己的权门贵族。1185年(阴)十一月,由源赖朝提出,经院厅批准,在朝廷建立“议奏”制。以右大臣藤原兼实为首的十名议奏,都是由赖朝推荐的、与镰仓方面关系密切的贵族。1186年,源赖朝写信给议奏藤原兼光,畅述他建议设立议奏的用意。他说设置的目的,是“抽兢战之诚,可令兴行善政”。他要求各议奏“诸事当行正道”,“天下之政道者,依群卿之议奏”,你们应当“无私不谀”。凡违及社会安定之“乱端之事”,“纵虽是敕宣院宣”,也应“再三覆奏”,知而不奏,则“定非忠臣之礼”。[42]充分表露了赖朝对议奏的看重。其后,赖朝还支持藤原兼实与皇室结亲。1190年正月,兼实之女入宫,四月立为后鸟羽天皇的中宫。赖朝对兼实说:“今日虽法皇掌政,不思万事,但一旦法皇去死,即是后鸟羽天皇治政之日”,可见赖朝的用心之苦。他通过朝廷内部的亲镰仓势力来控制皇室的做法,比之平氏等直接操纵朝政,确实要高明得多。事情果不出所料,1192年(阴)三月,后白河法皇突然死亡,藤原兼实控制了朝政。七月,朝廷正式任命赖朝为征夷大将军。
  四、
  在建立镰仓幕府的整个过程中,源赖朝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但是,他和许多英雄人物一样,缺点、错误也是极为明显的。
  其一,就是生性好疑,轻信谗言,枉杀功臣。被其枉杀的功臣甚多,但以枉杀其弟义经、范赖及上总介广常为最典型。其弟源义经是有赫赫战功的武将,在讨平的几次决定性战役中,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是,就在消灭平氏的坛浦战役胜利后,源赖朝宣布禁止义经等人返回镰仓,违反者一律处以极刑。其原因在于义经未经赖朝的推荐,擅自接受了后白河法皇的任命,担任了朝廷的检非违使、左卫门尉两职。义经此举,固然违背了御家人的法规,理应严处,但是,这是后白河法皇的阴谋用心。前已述及,后白河法皇对赖朝的崛起是又喜又惧的。他重用赖朝,只不过是想借用赖朝的力量,灭掉平氏和义仲,从中巩固自己专制君主的地位而已。因此,在赖朝势力强盛起来以后,后自河院便策划义经和赖朝的反目,削弱赖朝的势力,有意授官职给义经。1134年(阴)八月授义经左卫门尉、检非违使之后,(阴)八月又补官阶从五位下,(阴)十月升殿。对后白河法皇的这一离间之策,赖朝本应洞察若火,可是他却没有认识到。其实。他只要在处理时稍加冷静,是不难发现的。义经曾经给赖朝写过一封信:申述兄弟情谊,表示对赖朝的忠诚。但赖朝决意不从,最后致使义经流落陆奥,于1189年(阴)闰四月被奥州武士藤原泰衡杀害。为建立镰仓幕府出过不少力的源范赖,最后的遭遇也颇惨。1193年(阴)五月,赖朝外出狩猎,范赖留守镰仓。不久,谣传赖朝被人杀害。消息传到北条政子耳中,不禁悲恸已极。范赖见嫂嫂悲哀之情,便劝解说:“嫂子勿悲,即使发生大事,有范赖在,请放心!”后来赖朝安全返回镰仓,听到范赖对北条政子说的话后,疑窦骤生,他认为范赖有异图。范赖在为惊恐,急忙写了一封誓忠书。赖朝仍然不从,以范赖在誓忠书后,署上“参河守源范赖”即是不逊为由,冷落这位赫赫战功的兄弟。最后借故把他驱逐到伊豆半岛,幽禁在修禅寺内。另一个惨遭杀害的功臣是上总介广常。广常是在1080年石桥山战役之后,赖朝处境极为困难的时候,率二万骑兵前来支持的。日后在建设镰仓根据地的过程中,由为甚大。只因广常反对赖朝与朝廷接近,便以居功自傲为由,派人将他刺死,并以此向朝廷表示自己的“忠诚”,以图取得朝廷的“信任”。
  被赖朝杀害的功臣不止以上三人。富士川战役中,夜袭平氏建树奇功的一条忠赖,也是以居功骄恣为由,被无故斩杀的。他宣布不许返回镰仓的武士,也不止义经一人。据《吾妻镜》载,当时“关东御家人,不蒙内举(荐)……多以拜任卫府所司等官”,可见为数不会少。对于源赖朝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当然不能脱离历史的条件,要求他不犯错误。但是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他这种一旦事业获得成功之后,便以自我为中心,对同甘共苦的功臣,疑神疑鬼,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最后竟发展到冷落、排挤、杀害,实在是可悲的事情。
  其二,在其晚年,企图与皇室结为姻戚,据此实现外戚掌政。源赖朝的大女儿大姬,早年许配于源义仲之子义高。后赖朝灭义仲,随即暗杀了义高。赖朝担任征夷大将军后,有意将大姬内嫁后鸟羽天皇。此事不好与藤原兼实讲,只得与藤原兼实的对立面藤原通亲等接近,从而疏远了藤原兼实。1196年,藤原通亲等人在朝廷发动政变,藤原兼实派失脚,从而使赖朝在朝廷失去了发言的代表。这是赖朝政治上的一大失策。在藤原兼实失脚的第二年大姬病死。以后,虽然一再想让二女儿入宫,但已无实现的可能。大姬死去,以及与亲镰仓派朝臣对立的藤原通亲掌握朝政,堵塞了源赖朝重蹈平氏覆辙的道路,使源赖朝的历史形象未因自己的错误而遭损失。
  五、
  通过上法叙述,源赖朝的历史功过,大致有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再作如下简要小结:
  源赖朝在平治之乱后,于1160年被流放到伊豆蛭小岛,在那里度过了“二十年春秋”。[43]在伊豆流放的二十年间,正是日本社会动荡的时期。平氏的专权,激起全国朝野的忿怒,各地武士纷纷举兵起事。当时的皇室虽对平氏恨之入骨,但是由于软弱无能,难以成为号召全国统一的旗帜,日本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时刻。源赖朝在这一关键时刻崛起,在六年时间征服了所有对手,并通过御家人制度,使全国大多数武士臣服,为避免日本社会的大分裂,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十世纪以后,由于庄园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上层建筑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央集权统治彻底瓦解,先是由藤原氏外戚专权,继之出现太上天皇主政的“院政时期”。无论是藤原氏方面也好,院政方面也好,虽然拥有大批庄园,但是都没有自己的武装,为压倒对方,两者均需依靠武士集团的支持。历史事实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维持日本的统一,推动日本历史的发展,必须开创新的政治局面。平氏虽然一时威震天下,控制朝政,但出于在政治上因循守旧,步中央集权制下权门贵族的后尘,结果迅即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源赖朝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他不因循守旧,认识到皇权的表微,皇室已无实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但是他也认识到皇室仍然是日本的一面精神上的旗帜,因此,他在承认皇室的前提下,在镰仓建立了武士政权,表面上镰仓政权和京都的朝廷是双重政权并立,但镰仓政权以强大的武力为支柱,在一切大政方针方面,迫使皇室屈服于己。所以,实质上,镰仓幕府是以武士为主体的中央集权政府。镰仓政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维护了日本的统一和安定,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正是从这一点而言,源赖朝不愧为日本历虫上的英杰。
  附注:
  [1]《吾妻镜》第二卷,治承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条,
  [2]《玉叶》卷三十六,治承五年闰二月四日条。
  [3][4][5]《平家物语》。
  [6]同[2]治承五年闰二月一日条。
  [7]同[2]嘉应二年七月三日、十六日,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条。
  [8]同[2]安原三年六月一日条。
  [9]同[2],三日条。
  [10]同[2]治承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条
  [11]《明月记》。
  [12][13]同[2]治承四年一月十一日条,
  [14]同[1]治承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条。
  [15]同[2]治承四年九月九日条。
  [16][17]同[1]元历元年二月七日条。
  [18]同[1]治承四年十一月五日条。
  [19]同[1]治承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条。
  [20]同[1]治承四年八月六日条。
  [21]目代:平安、镰仓时代地方有的代理宫-
  [22]同[1]治承四年十月二、六日条。
  [23]同[1]此处数字不完全可信,但可见源赖朝势力发展之迅猛。
  [24]同[2]治承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条。
  [25]同[1]文治二年闰七月十九日条。
  [26]同[1]文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条。
  [27]同[1]。
  [28]同[1]元历元年二月九日条。
  [29]同[1]文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条。
  [30]同[1]文治三年八月十九日条。
  [31]同[1]文治五年九月九日条。
  [32]同[1]元历元年九月十九日条。
  [33]同[1]治承四年十月十三日条。
  [34]同[1]治承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条。
  [35]同[l]文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条。
  [36]同[1]。
  [37]同[2]文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条。
  [38]同[1]元历元年十月二十日条。
  [39]同[1]建久二年正月十五日条。
  [40]同[1]建文二年五月三日条。
  [41]同[1]文治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条
  [42]同[1]文治二年四月三十日条。
  [43]同[1]治承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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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octobre

刘自立女儿刘帆求职文件。望友帮忙。谢谢。

 

 

刘帆求职文件暨简历

姓名: 刘帆     性别:    身高 : 167cm     

民族 :       婚姻状况: 未婚

出生日期:   1983-04-09            

电话:       13699132749

E-mail:     lydialiu0409@yahoo.cn

自我评价: 本人责任心强,为人诚实,勤奋好学;已通过法语专业4级,能够熟练运用法语进行口语交流及写作,通过英语四级,拥有三年西班牙语学习经历;同时,本人具有较强的中文功底,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大学期间参与学生会工作,组织并参与了多项社团活动,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及创新能力。在未来的职场生涯中,我会延续积极乐观,坚韧不拔,专注认真的个人品格,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工作经历

2008.4 2008.5   人民日报国际版实习编辑

                 20080514日在人民日报第六版大千絮语栏目发表近千字文章《职场压力勿轻视》,评述法国职场压力过大导致失业率不断攀高这一社会现象,文章被上海热线,深圳人才热线等多家网络媒体转载(http://opinion.people.com.cn/GB/7235803.html)

 

教育背景

2004.9至今    南昌大学法语专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在校期间曾担任学生会副主席(2004-2005),宣传部部长(2004-2005),并连续四年担任法语班班长一职,曾多次荣获一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称号,由于组织“创业实践——拥抱北京,拥抱奥运”暑期夏令营活动于2005年度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被评为省级先进个人。于200581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南昌大学举办拥奥夏令营》,报道南昌大学师生举办的“创业实践——拥抱北京,拥抱奥运”暑期夏令营活动(http://www.gmw.cn/01gmrb/2005-08/10/content_286337.htm

 

语言及计算机

法语  熟练  专业四级          西班牙语  一般
英语  良好   CET 4            古汉语    良好

熟练掌握 Word, Excel, Photoshop, Dreamweaver, 并能熟练应用网络

 

特长及爱好

自幼学习绘画,有较强的绘画及设计能力

热爱音乐及时尚,喜爱瑜伽,排球和羽毛球

 

------------------------------------------------------------------------------

 

 

CURRICULUM VITAE

 

Chinese Name: Liu Fan     English Name: Lydia Liu

Sex :  Female             Height : 167cm     

Situation familiale: single

Birthdate:   1983-04-09            

Telephone:  13699132749

E-mail:     lydialiu0409@yahoo.cn

 

I am a responsible and serious girl. I like communicate, the experience of the head of class teach me how listen and speak . With a creative and an open mind, I have organized many activities in the university. I will work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in the future and I am confident of my succes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03/ 2008 –04/ 2008   Pages international Editor of People’s Daily

 

EDUCATION

2004.9-now     Degree in French 

at the University of Nanchang

Vice President of Student Association (2004-2005)

Head of dissemination of students’ association (2004-2005)

Head of class (2004-2008)

Many times to obtain first-class scholarship and outstanding cadre

 

2001.9-2004.7            specialty of the Spanish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Beijing

 

1998.9-2001.7   No. 14 High School Beijing

 

LANGUAGES  and COMPUTER

French  fluent, TFS-4     Chinese  mother tongue
English  good , CET 4     Spanish  average
Chinese classic  fluent

Master of Word, Excel, Photoshop, Dreamweaver,

Practice skillfully of Internet

 

SPECIAL SKILL  and  HOBBIE

Having the ability to draw and design

Passion for fashion and music

Practice of yoga, volleyball and badminton

 

 

---------------------------------------------------------------------------

 

 

CURRICULUM  VITAE

Nom:  Liu  Prénom: Fan      Nom français: lydia

Sexe :  Féminin               Taille : 167 cm      

Situation familiale: Célibataire

Date de naissance:    le 9 avril 1983             

Téléphone :          1369913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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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suis une fille responsable et sérieuse , J'aime communiquer , l'expérience du chef de classe m'a permise de m'exprimer activement et d'écouter attentivement . Dotée d'un sens créatif  et d'un esprit ouvert, j'ai organisé de nombreuses activités dans l’université . Je vais déployer tous mes efforts pour mes travailles dans la futur et je suis convaincue de ma réussite.

 

EXPERIENCES  PROFESSIONNELLES

03/ 2008 –04/ 2008   rédacteur des pages international

dans Journal de Peuple

 

EDUCATION  et  LANGUE

2004.9- maintenant    Licence de français

à l’université de Nanchang

Vice-président d'association d'étudiant(2004-2005 )

Chef de partie de diffusion d'association d'étudiant(2004-2005)

chef de classe(2004-2008)

obtenir plusieurs fois de première classe bourse d’étude et cadre exceptionnel

2001.9- 2004.7        le spécialité de espagnol

à l’université d’études internationales de Beijing

1998.9-2001.7        N°14 Lycée de Beijing

 

LANGUES  et  INFORMATIQUE

Français    courant, TFS-4    Chinoise   langue maternelle
Anglais      bien et CET 4     Espagnol  moyen

Chinois classique     courant

 

Maîtrise de Word, Excel, Photoshop, Dreamweaver ,

Pratique habilement d’Internet

 

DIVERS

Avoir la capacité de peindre et désigner 

Passionnée pour la mode et la musique,

Pratique du yoga , du volley-ball et du badminton

 

12 octobre

冬烘老人的见识——小议08年诺贝尔和平奖

冬烘老人的见识——小议08年诺贝尔和平奖
(首发稿)

文章摘要: 人们要问——就像他们枉顾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其他未能获奖的伟大文学人物一样——他们的和平奖,也只是制定一种并不准确的悬念,以期达到魔幻评奖的目的。这种所谓战略眼光能否体现真实的普世价值和焦点透视呢?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10/12/2008

"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卸任后担任联合国负责处理非洲之角人道主义问题的特使等职务。其中以调停印尼亚齐省的内战,最享有盛名,之后,又于2005年11月11日被任命为联合国科索沃问题谈判特使。也因为他的卓越贡献,时常被视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终于在2008年夺得诺贝尔和平奖"

——这是关于这位08年和平奖得主的获奖原因,以及他的生平贡献。

这个判断来自诺奖委员会,也许自有道理。但是,就像他们在1989年把当年和64并无关系的和平奖颁给达赖喇嘛一样,他们玩弄了一个所谓边缘效应。再如,他们枉顾历史上关键人物的作用,一直以来,坚持他们的魔术和游戏,产生了似是而非的判断原则。人们要问——就像他们枉顾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其他未能获奖的伟大文学人物一样——他们的和平奖,也只是制定一种并不准确的悬念,以期达到魔幻评奖的目的。这种所谓战略眼光能否体现真实的普世价值和焦点透视呢?笔者颇有怀疑。

一,从大的世界战略格局判断,如今的世界,固然有科索沃问题,苏丹问题,乃至阿、以冲突和伊拉克,阿富汗战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和潜在或者实际发生的东、西方(就是西方和中国)价值冲突,利益博弈格局比较,毕竟是一些次等问题。如果把中国价值和中国特色企图进入世界政治经济的实际比较,中国的人权问题,并不像他们所言,只是中国内政问题,而是至关重大之世界课题,其关系到中国体系如何逐步蚕食世界政治秩序乃至经济秩序的问题。有关所谓中国民主人士只是对中国内政做出了某种贡献的说法,是一种极其浅薄和短视的见解。世界政治的症结,从眼下的现实判断,其实,就是欧美价值和中国价值的较力和格斗。中国在世界上究竟站在哪里,是融入世界主流,还是另辟蹊径:最后造成一个极权主义的庞大帝国,使世界重演古代波斯和希腊的两级战争——抑或像苏联解体之前那样,产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都要看眼下欧美各国如何准确估计中国实力坐大的问题。

二,看来,现在诺奖大员依然是站在西方中心论的水准上,看待他们的和平和他们的现实。反之,如果科索沃问题乃至格鲁吉亚问题产生的小范围的东西冲突,得以占据世界主导格局的地位,那么,世界上解读和看待问题的方式,其实,还是回到古代和近代西方的本位主义世界观。他们以这种方式观察问题的历史,在希罗多德,亚历山大乃至翁.艾克等人的著作中,早见端倪——但是,越过印度,将世界涵盖于整个东方和西方,这种世界观,一直是他们产生陌生感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关键。所以,一如前言,他们即便在震惊世界的六四运动发生以后,也并未产生确切的观念,给予发动这场运动的人员以直接的鼓励和支持,而是次而求之,颁给了西藏问题的参与者——这个事情和他们在历次世界运动中的模糊立场,如出一辙——在苏联成立的问题上,在杀死苏联的敌人托洛茨基事件上;在1933年以后,纳粹坐大的问题上;在1949年,中国政权成立问题上,在中国发生极大灾难如文革问题上;在1956年,纳吉被赫鲁晓夫杀死的问题,乃至整个匈牙利事件问题上……这些冬烘老人,本来就是不闻不问,无知误识。他们搞一些什么东西充填诺奖呢?换言之,他们对于世界上的事务的整体看法,是不是能够逾越他们的某种短视和局限,真正做到热切关注和准确定位世界大事呢?笔者以为,他们不能。

三,诺奖老人的看法和美国人的中国观毕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诺奖给了中国异议人士和民主人士,美国关于中国渐进演变和朝向民主、朝向"责任大国"发展的期许,就要落空——他们一直以来垂涎三尺的中国市场梦,就要破灭——他们只是赞成达赖的认可中国政权合法性之前提——不会影响了他们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这个国家利益说,和中国无人权,低人权经济,密切相连。挪威人的中国观,本来就是欧洲亲中派观点的延伸。他们给中国人的提名,说明他们在权衡了美国和欧洲与中国政权的关系后,施行一种放弃状态,这是必然的逻辑。

四,欧洲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欧洲政府的处境,呈现为撕裂和悖论两种的状态(我们说过,他们的赞成中国演化观,来自于他们自身的专制主义历史;他们的民主观,则衍生于他们自身与专制的斗争——他们也是具备君王论和民主论的双重历史演绎者——于是,他们对于中国的定义,变成了他们既不懂中国历史,也不懂中国现实的一种偏见:他们契入中国问题的时机,也不成熟。)这是欧美历史观和现实中国观的写照。他们可以把诺奖颁给哈维尔等人,但是,他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把民主奖项和和平奖项颁给胡适,殷海光或者遇罗克和林昭——虽然,比照哈维尔,这些胡适、林昭们产生的作用,作用于中国亿万之众,而哈维尔,只是作用于几千万人而已——如果说哈维尔毕竟产生了所谓的世界影响,那么,胡适们、林昭们,难道没有产生巨大影响给世界吗?试想,如果诺奖在四十年代颁给胡适,会是如何一种局面呢?中国合法性将会受到如何巨大的冲击呢?这个历史的如果毕竟实在是现实中的梦幻。那么,是谁在遮蔽这些中国人的地位和影响呢?欧洲人,美国人,加上中国人自己,都在遮蔽。这是一种历史的误判。事情的些微改变就是,中国人胡佳,毕竟进入了这些老人的视线,但是,由于惯性使然,他们误判了中心人物的最大价值——他们把这种误判延续下来,把对于胡佳的关注,变成为不关注——这就是他们再一次抛弃中国的原因。他们抛弃了胡佳,说明他们失去了对于这个世界的准确而带前瞻性的定位:他们的做法,就是认可中国政权在世界上的实用地位和影响,把中国前途论,从关注胡佳,变成关注中国政权和中国使馆。

这是非常渺小的选择。

五,中国价值论和苏联价值论一样,是人类的灾难。苏联在世时,欧洲人和美国人一度对其判断模糊。从很多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诗人吹捧苏联的作品中,可以见得。诺奖人员,并无至高无上的价值守护和分析能力。罗曼.罗兰和艾吕雅对于斯大林的赞歌,说明过这些问题——虽然,他们后来多少反悔此道。美国记者和欧洲学者定义苏联的内涵,和苏联坐大乃至崩溃,并无直接关系。他们的政客对待苏联的态度,使人记忆犹新。为此,他们只是继续了霸权秩序和条约体制,并不触动苏联"有限主权论"的底线。人们看到,他们叫嚣民主的演说和支持缓和的外交(即便是好像由他推倒了柏林墙的里根,也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无知误识)。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完全不是苏联解体的真实动因。这个解体的动因,来自一种同样是似是而非的机遇——现在,赫鲁晓夫主义说明,其推广和深化的结果,可以改变政权,却并无施行民主的基础。俄国不是民主国家:这就是历史和现实的结论——他来自赫鲁晓夫和普京的双重价值观。这是人们回顾苏联和定性俄国残酷现实的再认识。

故此,诺奖老人们并无在此方面的任何建树和眼光。他们的边缘效应说和悬念游戏,对于真正推动世界普世价值的努力,几乎没有意义。

总而言之,就像他们在文学奖上忽略和枉顾了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一样,他们几乎永远是世界上价值误判和人员误判的无聊机构。人们不必对他们寄予过望。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3 octobre

女鋼琴家 Elly Ney

女鋼琴家 Elly Ney ( 1882-1968 ) 是純正德國樂派演繹貝多芬之表表者, Schnabel, Backhaus, Fischer, Serkin..................都是廣為樂迷認識的, 為何Elly Ney 的名字, 竟然被丟在一旁呢? 事實上, 她的名聲在二次大戰前的德國, 已到達了高峰, 她的"教授"榮譽之名, 是由 Hitler 親自頒贈的, 她更亳不諱言, 自己感情上是傾向於國家髁x, Elly Ney 更有一個戰後被冷待的鐵証, 身穿著整整齊齊的軍服, 更被稱為"元首的鋼琴家" ( The Fuhrer's Pianist ) 難怪戰後, 她只能在德國小城鎮活動, 而唯一一次戰後在 London 的亮相, 竟被組織者安排了柴鋼協! 沒能演出最擅長拿手的 Beethoven, 真不知責在何方?

還幸 Elly Ney 的老唱片, 仍可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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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ayermusicgroup.de/shop/br200048.htm

此外, 她亦有一些五,六十年代的電台廣播出版了, 英國的 Biddulph 亦有一些面世. Elly Ney 的風格, 大氣魄為主, 線條感甚強, 舉重若輕, 但纖細之處, 卻又足堪咀嚼.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与大提琴家 Ludwig Hoelscher 的貝多芬 Cello Sonatas ! 幸運地各位樂友亦可以在以下的再版 CD 欣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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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ayermusicgroup.de/shop/br200035.htm

Elly Ney 的勁量琴音, 並沒影響她是一名天生室樂鋼琴家的身份, 以她為名的 "Elly Ney Trio", 骨幹就是 Ludwig Hoelscher 及 Elly Ney , 小提琴手雖然數易其人, 但他們与別的演奏家留下來的 Schumann's Piano Quartet, Schubert's Piano Quintet "Trout" ( 鱒魚), 都是上上之選, 可惜仍未有 CD 的圖貼出來. 謹希冀眾樂友留意 Elly Ney 的錄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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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mann : Piano Works
Elly Ney, piano
Colosseum (德版) SM-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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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thoven : Piano Sonata Op.111
Mozart : Piano Sonata K.331
Elly Ney, piano
Somerset (德版) 591
http://nl.youtube.com/watch?v=-Lr6qV19Bhc
 
 
2 octobre

毛泽东死而不僵论

毛泽东死而不僵论
刘自立(北京)

民主自然不完善,但如何对待之?是用民主的方式去评判、改善它?还是借专制和极权去批判、打到它?


毛死了三十二年。本来,他应该盖棺论定,和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一起去见上帝的,可是毛不死不活,到现在为止还是阴魂不散,继续成为人们膜拜祈祷的神和魔。

坊间为文甚多,都提出暴君何以不死论!大家义愤填膺,企望有一天毛从中轴线和城楼上撤离,起码要像移动斯大林一样被逐出显要之地。但是,何以毛会死而不僵,却少有深析。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他的左倾理想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内涵不被提及,从而继续可以忽悠国人和国际人们的脑袋。于是毛热不单在中国盛行,一些外国人也大肆吹毛,坚持其所谓西方左翼论。这个势头从40年代美国人吹捧延安开始,到五十年代罗素,萨特,密特朗,甚至蒙格马利到北京朝见毛,斯为之盛;以后,又有戴高乐与之建交,美国与之建交,其国际影响和国内威权势头,一直不减。那时,他的周围不单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爱波斯坦,更有斯诺,有希尔。

在费正清等人的书里,毛也是被吹捧成为一枚民族英雄,说他使得中国人站起来了。

到了文革时期,一些人民文革派的最后理论根据,也是把毛民主,大民主,说成是一种试错和伟大实践,原因是该独夫做出了打击官僚的壮举——他们认为,毛过去代表革命,文革时期也代表革命——这个革命,就是文革中被毛煽动起来的反党派和造反派,搞打砸抢运动和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样一来,毛究竟是不是革命者和继续革命者,成为一直不决的疑问。大而言之,国际间毛派的武装运动虽然日渐势微,却也可以得一时之逞,尼泊尔毛派居然就颠覆了国王政权。固然,这是一个偶然,但是其间说明的问题却是,毛派革命论至今尚在——尤其是在批判的武器中有其一席之地。这个武器的运用并不会因为武器的陈旧和武器的批判而被搁置和放弃。其中,国内关于三十年改革成败的争执,成为毛派死灰复燃的一种契机。

简而言之,毛在政治上行打天下和极权镇压时期与是后来邓坐天下带来的体制贪墨——成为邓,毛冲突的根源。其中,毛本人的极端腐败和他的所谓理想主义并行,互相遮盖,互相掩饰,成为问题最为难解的关键。我们说,毛极权统治的有效专政和有效宣传,恰好成为人们诟病邓式改革的藉口,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一方面,毛统治时期,其镇国法宝,当然就是举国封锁,全民洗脑,大喝狼奶(大人孩子盖莫例外)——即便是因其罪恶政策导致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也没有动摇政权的根基——而改革行三十年之实,却不能根除毛主义影响,原因就是改革之坐天下,实在是毛早就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搞不好就要出现法西斯主义”,等等。因而,中国的百姓,因为不可能阅读李志绥和张戎而继续抱有对毛主义的幻想和无知,却对于毛的种种言说的似是而非感到兴趣莫名,更加具有说服力的事实,就是邓式改革,去掉了温情脉脉的毛氏理想面纱,赤裸裸的经济掠夺,使得中国人向回看的势头超过了向前看和相信未来。这里的最大悖论,就是左派批判的矛头和毛氏对于所谓资产阶级的批判和预言,发生了扭曲的重合和对比——其批判对象,本来是要人们服从于毛主义的一人一家之私,现在看来,却好像是对于邓式私人致富,权贵致富的一种斗争,一种武器。这种复杂的毛氏影响,绝对不是简单地痛斥一下、名之以暴君统治,可以一言蔽之的。这里的毛氏批判和对于毛氏之幻觉、之怀念,成为中国政局错综复杂的一种写照,急需予以澄清和匡正。如若不然,简单批判毛,势必无法改变国人崇拜毛之热潮。

就像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中共改革并不能去除中共本身的一切积弊——左派批判的矛头指向改革,正是因为改革没有正面回答中国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追溯历史,左派批判,其当然是运用社民党人和列宁主义武器,即为彻底否定民主,说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根本就是虚伪透顶的假民主。可是,这样的民主之关键,就是法治立国,或言三权分立。毛氏大民主,恰恰就是要废黜法治和宪政,实行极权民粹合一之道。

一种批判是说,资产阶级民主要转换成为无产阶级民主——小民主,要改成大民主(如,李一哲,王希哲等人的说法——他们的观念直接走进共党“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轨道);彻底的造反要和彻底的镇压,密切配合。也就是上述毛主义的承前启后。

再一种,就是否定任何造反的邓主义反民主——他干脆取缔了所谓民主的各种形式,使得中国的政治,即便在文字上,也脱离了国际规则。

那么,左派批判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后,西方社会就有保守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些政党的政治主张,也许分别代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或合而为一主义。但是,所谓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早在西方历史的早期政治建制里,就已经萌芽。我们考证的希腊民主和罗马议会,就是这样的制度雏形——甚至,在波西战争时期,即便是波斯人,也对于民主与否,做出过最为单纯和幼稚的争执——更有甚者,波斯将军,居然可以在他们征服的希腊某个城邦里,实行有悖于波斯体制的民主制(见《历史》 希罗多德著)。问题是,不管是希腊民主,还是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的民主,都没有完全解决他们当时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他们的民主社会,在革命和后革命时期,存在大量的导致社会革命的原因和问题。历史在民主的悖论中转展反侧,寻根究底。其间,革命论和社民论,都是针对民主政权或者自由主义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提出和实行——其实,他们最后还是只能用民主解决之——也就是我们所言,社民主义,最后只能返回西方政治的民主正潮和主流,并无他途。在经过一系列自我调整和自我批判以后,西方社会,方才在战胜法西斯和苏维埃主义以后,逐步改进了民主政治。以至于在20世纪中叶,民主和极权的抗争,已经初步理出头绪。

但是,这个理出头绪,绝对不是所谓“历史终结论”和黑格尔主义——历史既然不可以终止于普鲁士精神之绝对,也不会终止于自由民主之完结——其间,民主,或者说现代民主的经济发展,成为古代民主——希腊战胜波斯的一种转型——转换为现代民主的一种模型。以经济势力战胜专制之普遍饥荒和匮乏,成为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有效榜样。所以,在20世纪中叶,经济发展导致民主转型的方式,在南韩,台湾等地,获得实现。然而西方经济勾结中共经济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邓式经济改革是不是走向民主的经济——政治之路?

如果这个问题得以答复,毛式体制的积弊,就会成为历史;如果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毛式制度,思想和氛围的出现,就变得几乎不可避免。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那个环节呢?问题就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这个有悖民主试验的现实。这个失败和死亡的改革,使得中国人无奈地回望毛和毛主义,以期安慰。这个情结的出现,恰恰印证了毛的一些似是而非,被他歪曲的观念。而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毛氏邪恶天才的猜想,却不幸被他言中——这些课题,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唯生产力论”——(搞不好就是)“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甚至对“言必称希腊”之批判,批判孔老二,等等。

我们看到,如果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毛氏歪打正着的一些言论,颇有一言中的的感觉。阶级斗争,自古以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本性之斗争。其存在前提,是人类划分成为各种等级和社会经济结构所致。自从古代工商业社会初步形成,这个阶级和斗争,就一直存在。本来就存在的阶级斗争,带动了一切社会政治甚至文化宗教的分野。所有的国王和教皇,都被牵涉到这类斗争里——就连貌似超然的教廷,也会因为贩卖赎罪券而导致社会议论纷纷扬扬,以至于出现路德式抗争——所有皇家和教会文献,含大宪章,南特敕令,黄金诏书等等,都是这些阶级斗争和文化抗争的表现和表达——所有压迫阶级正是通过斗争官方,使之在节节退让中,做出让步,产生(主要是西方政治)宽容精神。于是,出现了阶级斗争与阶级调和的局面,出现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媒介物:独立工会。在早期历史上,对于工人和社会实行福利主义政策的统治者,如俾斯麦等人,就提出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这个阶级调和论,正好呼应了阶级斗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为正是斗争,带来了调和,而非相反。其间最为关键的要素就是,工人阶级的前途,绝对不是无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阶级之间的互相宽容;而宽容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大致出现。

故此,我们批判一种久而久之,已经被忘却的提法——只有不但认可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认可无产阶级专政之派系,之人物,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段列宁的话语,彻底颠覆了古往今来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描述,出路和政策——于是,毛氏以后消灭所有阶级的“斗争”,应运而生——这个阶级斗争,就是我们以往说过的,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加上知识分子,统统被镇压,被消灭(只是剩下一些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器——也就是马克思早期批判的异化机器和劳动工具)。

这个惨痛的教训,就是毛氏革命带来的只有批判,没有建制的革命无前途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绝症也就在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型同虚妄。

一如上述,民主不是人间天堂——民主,不可无一日不完善;民主,不可无一日无批判——但是,民主用来批判民主的武器,就是建制。深而言之,民主武器对民主的批判,绝对不可以取代民主,或言用专制来批判之:说,还是专制好,效率高,人心齐(叫做“一个梦想”)——这是多么可怕的梦想!而民主建制的内涵,就是批判并建制同构。这个批判,由三权分立,织为载体——加上其固有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在思想层面上,才获自由!所以,民主一步步走到今天,固然其本身的批判,无可完结,不能停止和穷尽,但是,民主建制的舆论平台,正好满足了这些可以“带抢”的舞台塑造者和参与者。所以,当人们开始批判民主和民主政权(更不要说民主知识分子和民主政客了)的时候,其应有之义,本在批判和辩论传统的希腊精神之中,源远流长,巍巍壮观。

那么,民主被专制批判的例子,是不是也同样层出不穷呢?当然是。在间或一不小心的时候,专制大人就要来批判民主。在民主发生所有失误和失效的时候,在民主行内政民主而对外侵略的时候,在民主干预,误伤异地平民的时候,在民主惟利是图,以贸易经济“自由”冒充普世价值的时候,在民主价值混乱,前言不达后语的时候,专制就会振振有辞。这是人类游戏的一种典型状况。特别有趣的是,毛氏批判,就具备这种批判民主——又批判不民主之特征(如对于蒋介石政权的批判)——他对于上述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批判,就是一种典型的例证和典型的悖论。

其一,如果邓氏改革是一种民主,那么这个批判的可能性,就会减低甚至消除;但是,正是因为邓式改革不民主,就被毛不幸言中——“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难道不是这样吗?太子们掌握全国百分之八、九十的财富,世袭了政治接班,造就了逐级掠夺的政权贪墨,就被毛氏言中。可惜的是,毛氏并无办法去除这种宠信制度——其实,他本人正是坚持封建世袭的楷模:他,最后还是要让江青当党主席(见姚文元说法)。于是,邓式统治积弊被毛言中,正是因为毛本人为邓打造了“新阶级”之基础。这个枉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传统政权,不但消灭了阶级,而且消灭了社会和文化。所以,给予这些政权人物以政治经济特权的始作俑者,恰恰是毛。

在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劳资双方传统和正常的调适、妥协甚至抗争,被邓式政权一并取缔。他的经济王国,是不讲社会公正,劳资平权和利益公平的——他在六四时期对于经济腐败的抗争,就是开出坦克——所以,毛氏对于邓式复辟的预言,就像古往今来左派对于右派的批判——但是,左派,除去发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暴力主义,民粹主义,不能建设任何有效的政治基础,从而改变社会不公——一如所谓资产阶级建立的:三权分立,反对党政治,宪政民主和舆论自由,等等。但是他们却可以针对民主之缺陷和失误振振有辞,一日也并不停止咒骂。所以,这个批判,就是我们说的他们企望以专制的批评,取代民主的批评。那么,毛氏批判,又是什么东西呢?毛氏批判,就是所谓颠覆性和破坏性批判,不带有任何民主建制的未来政策和规则——这种批判的矛头,就是发动文革式的、只有破坏,毫无建树的革命和继续革命。他的文革发动,正好继承了这种破坏性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抛开其破坏性的后果,只是抽出其中偶然的论断,如“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那倒是完全正确和基本准确的——重复而言,如果排除邓式资产阶级,毛氏会取道何处呢?就是回到毛氏“新阶级”——这本来和邓,毫无不同,一丘之貉而已。区别却在:邓的坐天下,勾结了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家——毛基本上对此无知——但是,72年,毛和尼克松勾结,已经初见端倪。

再比如,毛貌似正确的批判:关于其批判“唯生产力论”,也是这样一种情形。现在,持唯生产力论者,有两种人。一种是中国官商勾结的资本家,血脉世袭者和大小贪墨污吏——一种是惟利是图的外国商人和跨国资本。他们都是毛氏批判对象,成为惟利是图的、枉顾普世价值者——的确,中国经济,实际上正是这两种人,从中作祟。同理,毛氏批判之,有无他图可循呢?没有。他只是点到了这种唯生产力论,但是如果他来做,也许,也是回到此途。他和前日本,前西德的贸易,不就是这样做的吗?都是低人权、无人权经济。

列宁,不是接受了德国人的钱物,才卑签立夫斯特——布列斯特条约的吗?——他不是也可以和美国石油大亨哈默,来一个主义之非吗?所以,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很虚伪的。

至于其他论述,毛氏就更加虚以委蛇,胡言乱语了。

那么,中国人为何对待毛氏语汇如此看重,拜其阴魂,还嫌不够呢?成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只是看到毛氏批判的“真理”的一面,没有看到毛氏批判以后的破坏和废制——他的批判,完全不同于民主对于民主,民主对于专制和极权的批判——因为民主的批判,是要建制,毛氏的批判,只是要破坏。这个最大的不同,恰好是民主思维对于毛氏思维天差地别之处。

换言之,中国崇毛之人,我们问你,你对于毛氏貌似正确的语录带来的后果,还没有看够吗?

你认为毛氏间或“正确”的论断,真的可以代替民主体制建设,而混同于民主对民主的批判吗?

如果这个建制不能实现,你难道认为打倒邓制,复辟毛制,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

最后我们说,民主是要批判的——但是,不可用毛的批判代替之——如果那样,就会在思想上和实际上再次发生混乱和劫难而不可收拾。

但是,其中一点值得注意,任何左派批判都有着某种“真理“的意义,只是看人们如何分析之,总结之——就像人类一时间看重马克思主义批判,最后却抛却之——因为,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是不事建制的非良性世界观,他们只是一种从乌托邦发展成为暴力主义的虚假理想。


《人与人权》
1 octobre

《国殇》

《国殇》
 
屈原


操吴戈兮被犀甲,
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
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
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
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
严杀尽兮弃原壄。

出不入兮往不反,
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虽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子魂魄兮为鬼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