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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octobre 土地問題就是政治問題(下)土地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兼論新土改與舊地制(下)
刘自立
二, 那麼,政權性質和土地權屬如何發生聯系呢? 這是歷史的提問,也是歷史的回答——換言之,歷史上一切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的演變甚至改革,都維系于政權對于土地的規定性。這個規定性一旦確立,無論哪朝哪代,各國各君,都無法超越這個宿命——只有在政治最後解決以後,課題才會迎刃而解。如日本土地制度的演化,私有土地和皇有土地,國家土地制度的演化,說明了這個課題——中國歷朝歷代的土地制度沿革同樣說明了這個宿命——甚至俄羅斯托雷平的土地私有化改革,也同樣說明了這個問題——難道今天中國的新土改會超然物外乎? 我們在此只能苟簡其說,體現一個輪廓。 先言日本。 日本歷史有幾條要命的線索,是他的王、幕政治,即其公、武政治,其次就是他的土地政治了。其土地政治最後是由明治維新確認土地私有化為截止,其間起起伏伏,己經變故,呈現了政治不確定,土地制度也無法確定的根據。 646年大化改革實施。其中關鍵之處就是土地歸公。這個歸公的意義和闡述如次——為了改更貴族佔有人民和土地的制度,此改革最高綱領即是"否定一切私地私民","一切土地和人民歸于國家"——于是,國家所有制成為大化改革的要義——改革動因就是因為有人佔萬頃田地,有人無立錐之地,所以,出台所謂"班田法",允許農民"終身耕種"(引自《日本史》 阪本太郎著 汪向榮等譯,下同)。在《大寶律令》中,所謂給人民的"口分田"是律令土地制度之核心,是區隔于貴族,皇家和僧侶所得土地之所在。其中所言之"天皇沒有一寸私有土地"的說法和實際情形不一。實際上,皇室私有地不斷出現和膨脹乃為事實,本和大寶律令背道而馳。而均田精神其實也只是在口分田一欄中得以實施,其他分配,如給貴族皇室寺廟之土地,還是遠遠多于百姓所得之地。但是,一個"授"字,給出了日本農民之園地,宅基地等實惠,是一個進步。更加重要的是,雖然皇室後來有染指土地之嫌,卻並無規定普天皇土之則,就是說,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國家公有化土地制度本來是針對豪強佔據土地和人民為其私民私地而言,不是要反而行之。 到了743年,公有土地制度有所侵蝕。墾荒之地,或為三代私有,是"三世一身法"。 然而,班田制並未有效和長久施行。該史料記載,810年間班田制度停止實行;828年復行;後停50年,到881年又班授一次——後又中斷20年,902年再復。于是,律令廢弛,私利遍地,土地成為私人牟利手段——這也說明某種公有制的不切實際,不合實效,不可恆久。按律令,皇室官府本無權佔地,實際情形卻剛好相反。"這一時期,皇室和官府佔有的土地有了急遽的增加。作為皇室的私有地而開墾的土地,叫做'敕旨他田'"大量出現,成為皇園私地。"這是皇室自己破壞土地公有制的一個具體實例。"以著名武士平將門為代表的日本武士階層,也是在所謂保護貴族土地的斗爭中產生的。那時,所謂兼營公、私土地者頗有其人。 在900年間,即藤原時代,莊園經濟成型土地私有化即成事實。人民和土地再度成為私有財產。而且更加嚴重的是,莊園主爭取到田地不輸租稅之特權,使得原先輸租于開拓同舉並行之策頹然。莊園坐大,政府裁而乏力,只好保護——班田制度勢微。所謂莊民為"田堵"的出現代替了律令中的田藉之"名"。于是,鐮倉時代出現"名主"。到了幕府大名(直接臣服于將軍者)制度,幕府佔地百分之二十強(以收獲量計算)。至江戶時代到來,農村和農民階級兩級分化,矛盾日深,農民起義頻繁。但是,農民養活的武士階級仍然強大,不足以為起義禍。 轉機當然出現在明治維新時期。 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聯合四藩提供"奉還土地和人民"之申請。"其他各藩也紛紛響應,上表奉還。"于是,封建諸侯所有制才回到大寶律令時代,即土地人民歸于天皇。等于是幾百年饒了一個圈子回到原點。後,明治元年終于出台土地歸于農民所有。明確了所有權問題。土地買賣之禁令亦除。再,明治政府采長歐美諸邦農技。西方植種、農具進入日本。米產量,已從明治十年之三千萬石成長為三十七年之五千萬石。農務教育實行。農會建立,政府襄之。銀行砥礪助持,同業互相輔助。日俄戰爭期間,更是農業發展高速見效時期。日本得勝多于農業之力。(見大隈重信編著《日本開國五十年史》)故此,我們得出的啟示非常簡單。不管是天皇之公有制度,還是莊園經濟時期之隸屬制和私有制度,都是經濟發展的瓶頸,可以得榮于一時,也可以得毀于一時,並不穩定,更不"正確"。其間變局復雜,真理卻是極其樸素的。這個真理就是,一要民主,二要私有——這個真理昭示︰日本"皇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破產和皇上所有制的假公濟私之本質——這個歷史和中國土地制度相象,甚至和共產、公產制度有異曲同工之玄——都是以公之名,假私之利。 所以,我們說,日本地制頗有毛主席一黨地制的政治特色︰只是毛不允許公轉私,不允許土地買賣,但是,日本之公,名不副實,開了私有制本質代替公有制外表之先河也!二者互為表里,互為苟且,互為支持。 于是,一個沒有民主的中國之土地制度的演化,成為對照日本最終用民主憲政解決土地問題之參照。 三, 那麼,就再說中國。 在政治良制和皇帝明智方面,有史家之"清不如明"的說法(見錢穆《國史大綱》 下同)。其要點在于清的權利分治和言官制度的緊縮。其實,清不如明的說法,可以延續推論,即︰清不如明,明不如宋,宋不如唐,在某些建樹如經濟繁榮方面,亦有唐不如隋之說。 考證中國政治結構之人可以發現,一如錢穆先生等代表人物的說法,就是所謂歷史千年,不可能全無所是——"是"之在,即為他們獨特的開明君主專制——這個專制的政治監督和權利分散,做到了僅僅不可比希臘古代和西方近代民主治之開明,之清吏,之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即所謂貞觀之治的精神追求。 這個精神的追求,同樣蘊育在唐朝土地制度之"租庸調制"時期(絕非永遠!)——到改為"兩稅制",精神層面隳滅,只倚靠法律強制,已經不靈。這個政治問題牽動的土地問題之貞觀之決,何在?雖然並不直接牽連,畢竟產生關系。在最高層次上,體現了中國權利制衡和權利三分的政治治理模式,成為政治清明,經濟發展,土地制度智慧、實惠盛世的要訣。在此時期,所謂聖君與清官、直吏,如魏征等人,組成了自漢代君相分權,政治制衡以來的亞民主政治手段和目的。這也就是著名的相權三分制度︰宰相權利三分︰中書有發命權(含詔書頒發);門下有封駁權(審駁詔書權利);尚書有實行權。這是君相分權之大前提下的小前提。非常重要。所以,皇上君權限制論,在此發揮了關鍵作用——"詔敕不便,則涂竄奏還"——即︰唐封駁,即為漢相之權利;而相權以後日微,以至于出現閹宦君系,所謂君王代表世襲,政府(含官吏)代表平民的民權君權說,即告完結。加上所謂銓選制度和科舉制度,"隋以富強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魏征語),遂出現錢穆言"中國史再走上光明的路"。 這個路是什麼路呢?就是土地制度上的"租庸調制"。 此制從北魏均田制度演繹而來——"均田制"就是全農皆兵制,要義是,民田租收歸公——調制謂,"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頃","歲輸粟米二石"。亦有賦,調之義務,等等。是為孟子言,輕徭薄賦,唐四十稅一(不是十一,也不是十五);庸而言,更役僅僅二十天(漢為一歲一月)。"為民制產",其安居樂業。杜甫詩曰︰小邑藏家,公私俱豐。所以,這個土地制度與政治開明的關系一目了然。但是問題接踵而來——是不是一如上述,日本土地問題之決,在明治維新,中國土地問題之決,在貞觀之治乎?我們以為,這個問題似是而非。簡單說,就是,貞觀有民主要素,卻屬素樸民主,僅在君相分權——民,不得權,得一些利;更在"中央不盡取之于民"——到了賢君賢臣凋敝,租制大壞,"租庸"變"兩稅"——分夏,秋兩稅(此稅制可以止奸,不能惠民)——一切故舊,江河日下。畢竟還是人治因素,大于制治因素。權利尋租和權利腐敗到了武後亂國,即廢版藉,停帳戶,復腐敗。于是,"政府則誅求苛刻,而社會則兼並熾行。"又回到老路上來。在這個層面,于私,于公,于公私,並無直接干系,但是,沒有民主制衡的改革後果,私也罷,公也罷,到頭來,還是土地兼並,田荒政廢。 到了宋時,其情形有幾個基本指標。吏冗(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稅厚(為唐七倍),祿繁,財政惡化,精神頹靡。國富盡取于民,民無無富,重負不堪。又,極權中央,諫官徒議,清談不實,相權低落("權相坐論之禮,亦自宋廢")——于是,貞觀制衡,分權體制,不再——加上外夷肆繞,內外交攻,死路即在。于是有範仲淹之高尚理想出現,日粥而食,"斷**數睫",先人為憂。他提出《十事疏》,預清吏治,富國強政,尚望清流。但是,宋朝百年官僚特權已經形成,他們登高一呼,範改告吹。繼而有王安石變法繼續而行。熙寧新政含︰青苗(使農民赴時趨事,不受兼並)。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便易蓄買)。市易(市賤蠰貴,以平物價),方田(量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定稅數)。免役與保甲等。這些舉措都是抑止豪強,規避兼並,擺平官民貧富懸殊之舉。也是對于官僚本位體制的極大挑戰。但是,其間真理並不是因為真理就可以實行。換言之,一如耕者其田說,也不能因為體制不變而因其真理說而實現。王安石變法,就是真理不能實行真理不能實行,就是因為政治不變,體制不變,官吏阻止,上下掣肘,中央與地方財力調劑不均之果。按照錢穆言,其弊端有幾︰其中括取百姓,實有不堪。不留雜錢,折納為稅,取利以厚,傷農已深。春、秋兩稅,非周公太平盛世說,可以解釋與辯護(韓琦語)。 其次,是地方與中央藏富是非說,也關系到是否要竭澤而漁,不留民藏之問題。我們說,就是關于國富民弱,還是國富民富的問題。這當然是兩個層面。甦轍說的就是這兩個層面︰"善為國者藏之民,其次藏之州郡。"說的就是這種集優勢僅在中央的做法之不妥。 至于說此變法是王不諳人事,操之過急,"看重死的法制,忽視了活的人事",就難免是說出一部分真理了。問題在于,裁抑兼並,上下俱足,是不是僅僅依考官吏的反省和皇上的明智,可以解決。現狀和歷史總是在這樣的改革中忽視了一個制度使然的關鍵。人事與制度,相輔相成,先後變化,輕重伯仲,難于一概而言。總之,在強人政治時代,制度脆弱,人事強健,如唐治,如秦制(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是強人政治,君相政治;唐太宗、魏征均田,王莽國家所有制于土地政策,亦然)——遠說拿破侖,俾斯麥,擺平革命,統一德國,並不是完全因為制度和民主,而是人治之優勢,之良性,之天才(在另一個層面,俾斯麥接見李鴻章有對答,謂,大臣忠誠,可以格君——他哪里知道,慈溪不是德皇威廉,;中國沒有帝國憲法;他更加不知道,中國君、相制衡已敗;他尤其不知道所謂滿漢齟齬,曾,胡,李,左不可為中央大員,言行朝弊,統攬全局)——轉而立國之基建立,制度亦趨成熟,人事又轉而為庸,繼而制度,更加重要——所以,其實即便王相等待,權謀,機變,也于事無補,抑或補之不多也!說到底,還是一個土地問題不能只以土地問題為問題,為觀察,為解決,為關鍵,繼而本末倒置,身首異地。這是除去貞觀改革成功之外,中國一切改革步履艱難所在。重復而言,貞觀政治,權利限制論等,又是改革成功關鍵;宋治漸頹,已無此精神,遂徒然呼喚真理,真理亦不出現也! 這里比附現實之處是,強人政治方為改革和有限改革之關鍵——如果不能政治革命一步到位——而中國近代現代改革出現強人政治家者為慈溪,為鄧,甚至為毛。慈溪是正面意義上的改革者,後兩者是負面的;但是,負面者仍是強人,所以可推行改革,權利意志彰顯——沒有這個強勢,像王安石這樣的半個強者(錢穆言"康有為不是王荊公"),甚至無法推行之于長遠,終要被棄。所以,正面改革要有強者,負面也要之。現在是弱人政治。政治意志不行,權利意志也不行,就無改革。不必呈其開始,這類改革即告終結。這是關于此次新土改的必然結局。78年鄧式改革,關鍵是鄧的權威地位——同時也因為他的霸權而改革,改革成為革掉改義之行,成為竊富行私的私有制。前朝有嚴嵩,聚金幾窖;後朝有和伸,斂財八萬萬兩——在此意義上,貪墨于權,于皇,于專制政治,自不待言。就是再好的政治,也不能避開盛世之貪的惡性循環。于是,加上外敵入侵,宋,明,清內外交困,蛀蟲侵吞了國庫,打仗都沒有了兵餉,不等著完蛋還等什麼?再于是,改革起,革命起,民粹起,極權起。一切又進入輪回。說崇禎死于萬歲山,是實。萬壽無疆,是這樣理解︰改朝換代,專制接踵而來,他死我生,是有不死之嫌——稱之萬壽——中國人要想改變這個命運,只能不像史家雲,等待前朝死,新朝生——這不是新朝舊苻,沒完沒了嗎?至于郭松燾,嚴復所言之改革(針對戊戌變法)過速,過全,過激(急),是前提偷換論(從富國變成救亡,甲,而已,而丙,不一而足)……又成為是革命開啟民智,還是民智成全改革之提問。我們重復言,不是革命開啟民智,是民主開啟。民主實現,才是萬里長征走出第一步。不然,就是萬壽無疆! 在另一方面,如果說王安石是要抑止豪強,兼而酷之于民,那麼,新土改則必然完全相反︰他勢必造成抑止之反效果,成為權貴階級新一輪劫掠土地和名分其號的一種野蠻和倒退。因為,唐制和宋制,勉強出現的任何君權限制論,權貴限制論,在49年和78年以後的中共文化語言里面,是根本無知無識的。誰說毛賊和哪位相爺,均分權利了?駁封毛賊詔書,會有何報答?平民平等出世的穆言"開放政府"和"政府代表平民"說,在這里行得通嗎?種種跡象說明,黨改土改,除去他們瓜分最後一塊蛋糕,別無意義。而這樣一來,中國農民的被必然兼並的土地,成為新地主及其階級的囊中之物,也成必然——最後一個必然,就是農民問題,必然造成中國歷史循環論中新的改朝換代之舉世和革命之出現。至于說盛世危言者,其實要義在于既不能否定康乾盛世,貞觀之治,也不能苟從君相權限論而否定現代民主潮流——因為道理簡單,民主不但限權,更要還政于民。即便是不全還政,也要有所制約約束那些權錢交易,權利尋租者。如果不是這樣,即便是清之田改,攤丁入畝,和王安石一樣一度抑止豪強。但是,人事大于制事之本質,是所謂封建或破封以後中國政治的必然發生論和發展論。所以,尋康乾唐,不如尋民主——但是,尋民主又不是要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把貞觀乃至整個中國歷史含土地制度一棍子亥死。這也是我們冗文以詳,不煩重復歷史行文所在。 如果當局者不知道出台哪怕一星半點抑止權貴之舉,那麼,他們的最後土改,必定至農民為無立錐之地者,迫使他們義起。 這個前景,和中國政治歷史絕對無前景之前朝歷史維系,密切不可分割。所以,到了現代李自成,張獻忠流患為匪,萬壽無疆者自生自滅。那麼,現政權不是找死,又是什麼呢? (原載《自由聖火》)作者供稿 28 octobre 土地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兼论新土改与旧地制(上)土地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兼论新土改与旧地制(上)
(首发稿) 文章摘要: 根本不存在用党权换取主权,地权和人权的党之权利退缩和健康演变——恰好相反,这个党权私有制,将会劫掠人民最后一点由于产权模糊产生的经济空间,使得新土改成为起义的可能,其抑或和农民最后完全失去土地结合:发生背水一战,或许,只有以此最终实现土地制度的彻底更变。 作者 : 刘自立,發表時間:10/27/2008
一, 土地问题是不是只是土地问题——这是一个悖论——其实,土地问题并不完全是土地问题;就像谈论人体,人的大脑指挥一切,但是,如果心脏和器官、肢体和皮肉都出现问题,大脑美好的愿望即成空幻;所以,从历史的回顾看待土地问题得出的结论就是:土地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政权属性问题和政治经学问题;其中一此问题的中枢机关,就是土地控制权利和分配制度的各种政权力量,如,帝制中的君王,封建朝廷中的辅臣(乃至君臣关系),政治人物乃至改革派。 其中,土地问题固然引发自民间,人民和农民——其改革或言改制,都是因为社会矛盾尖锐,土地兼并严峻而生——但是,决策土改一方,除去农民起义,就是政权或者皇上的改革意志使然,于是,政权对土改产生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干预。在此层面,土地问题,其实就是政权属下施行经济权制和致力某种改革的关键因子和主导力量。忽略了这个基本常识,将此问题单独拨离出来,就如一个人使用身首异地之思考,未免过于滑稽和荒诞。 其二,至少在中国古代和今天,土地权利的定义,可以一言蔽之:一为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又言,“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一为,普天之下,莫非“党土”。 而这两者的历史关联又是,皇土之所谓,其实是政治权限为实,经济权限为虚;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百姓之家并非没有土地的实际占有权,也就是所谓私有制里面的权利属性,但是,历史更加彰显的则基本上是土地的兼并和豪强的占掠。于是,在评估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究为土地私有制,还是土地皇有制上(也可以算作国家公有制),实际上的定位应该是:皇产地资和豪强地资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小民百姓虽有一家之地,却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神圣私有权之保护的(以下日本土地制度的沿革,实际上就是天皇之所谓国家所有制和所谓日本“古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发生论及其反拨 )。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既描述和确定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政治所有权之属性,也同时确定了其经济所有权之属性——但是,这种经济所有权的私有属性既脆弱又风险;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土地施行了公产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不,那种土地所有权还是私产主义,私有制性质的——只是这种私有制的强势一方在豪强和官方,在官僚和皇帝,百姓之地,随时有被兼并和侵吞的可能。 历史的对比说明,封建王朝虽然呈现土地占有上的基本不平等状态,但是,其权利约定或言皇天厚土的性质定位是不乏正统的——但是,党有制土地政策,则一直以来含糊其词,并无所谓正统之权利属性和私有属性——党说,土地是国家所辖之,呈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态——这个说法,其实就是说,土地所有和其他党产所有一样,是违背产权基本厘清之状态的:1,党,作为财产占有一方,具有显然虚假的形式;再是,土地之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之制度,为其虚置之二——因为国家和皇上的区别是,皇上为实,党属为虚;3,集体所有制,其实就是反对集体所有制:因为,按照股份制的约定之义,集体本是个人(所有制)的变种,其基础,是在集约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经济权限——但是共党集体之谓恰好取消了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身份,将其败坏成为另一种虚设。所以,党国之集体所有制,就是变相的国家所有制。最后,集体和国家,加上人民,这几种虚设之所谓,其实,就是引入以此名义潜入其中的党国权贵之操作,之占有,之掠夺。现在人们看待中国问题或有百千种看法,但是,真实的现实则为,所谓500个家庭和太子党血缘系统实际操持了权利和财产,形成以人民名义掠夺人民的土地的(未来)所有制或者物权制。这样一来,又产生几个问题—— 以人民,国家,党或者其他意识形态之名义进行的改革也好,革命也罢,并不能真正解释官僚权贵实际占据财富和土地的现状。他们可以在产权模糊的背景下横征暴敛,坐享其成,挥霍无度,但是,他们不能、也不知,何时何地,这个人民,集体和国家之物,才会变成不是身外之物而是私人之物。他们没有皇上的正统占有权,他们没有西方法律社会认定的历史所有权的发生和形成(西方资本同样有殖民财富不合法性的历史原罪),其私有性和神圣性并不存在;恰恰相反,他们只能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而我们“代表”国家——而一旦无人无物认可你的代表权利,你怎么办?没有办法——除非施行他们的私有制。 这就是共产党实行私产党意志的荒诞戏目之原因和所谓转型的本质。 其三,也就是我们屡次言及之邓式改革的要义和本质——邓们要把打天下改造成为坐天下——坐天下,就要施行物权和土地权利的重新规定,启动他们已经占据的国家财产的合法性进程;换言之,就是要建设和确立其正统之政治经济地位:党国所有制没有现代和传统意义上的正统性,他们不得不照搬西方意义上的私有财产神圣性这个原则。而问题就出在此处! 他们半个世纪以来占据的“私有财产”其属性是不是合法呢?问题的悖论重新产生:他们要建立私有性,那么,他们的共产主义的传统是不是作废——这个东西作废,他们的革命合法性是不是作废;革命合法性作废,毛主席要社会主义的草,作废,他们继续执政的地位合法性就发生了疑问。一如前说,他们要实行或者真正实行私有制,就要废弃1949年革命所带来的全部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他们应该让位于某个“私产党”取代之而执政;但是,他们当然不会自动放弃;于是,他们说,我们现在切断历史,来一段居中的私有化和土地永包,土地流转——但是,他们在什么传统,什么正统,什么法治意义上进行这个私有产权的改革呢?对不起了,他们什么也没有。所以,他们的改革和革命都是首鼠两端,根本违法的(按照自然法和普世法)。(近看一个电影:《遗忘列宁》——列宁在晚年患痴呆状时居乡间别墅。一日,他和克鲁普斯卡亚等人在一较豪华餐厅用餐。呆列问,所有这些东西属于谁?夫人说,所有这些都不属于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享用——于是呆列忽然举起其手杖横扫桌面,怒不可遏。) 换言之,他们既然都是大小列宁,就不享有占据国家财产的权利——他们在改革过程里逐步意识到这样不行,要转变观念,便欲施行以国家的名义实际占有国家财产,含土地:于是物权法出台,新土改出台——最后一层遮羞布已经撕开,他们如八国联军扑向北京一样要动手或言已经动手。只有心怀叵测和书生未世之人,才会对这些大小列宁的举动,给予所谓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认可——在此意以上,西方前殖民主义掠夺的墨绩,是他们勾结党国施行新一轮劫掠之(全球化)过程。这个过程,基本在不受谴责和制约的地球村纵横肆虐,无规无据——这就是人们所言之南橘北栀效应,或言,见人(西方政权)做人事,见鬼(极权政权)做鬼事的经济贸易行径。这是对西方神圣状态的一个反拨和嘲弄。只是地球上的知识分子们多数对此没有意识,或言意识朦胧。这就是他们一说再说的其“国家利益”至上论。 虽然新土改并不直接牵涉到私有权规定的章程,但是,以上用心是昭然若揭,成为不可隐秘之政权意志。所谓“耕者有其田”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是徒然空言的一种理想。在中国、日本、俄国,都实行过名号为此的革命或者改革。 关于斯托雷平改革,其要义在于,他表面上实行了私有化,经济因此发展;自由知识分子因此偃旗息鼓;而改革引起的社会不公发展愈炙;动乱最后造成——也就是:“那场改革以‘解放农奴’为口号,但在权贵利益本位的条件下“解放”的方式却很特别;它只是把公社土地中的一部分(往往是最好的部分)划为贵族私有(即所谓“割地”),建立贵族农庄。贵族因此由公社社员的束缚者兼保护人变成了化公为私的有产者。而农民虽不再是贵族之奴,却仍然是公社社员或曰‘公社之奴’。然而他们从公社领用的份地因‘割地’而大为减少,对公社的负担却因赎金而加重了。当时规定不是由农户而是由公社向贵族支付赎金。公社则把这笔负担按团结原则以富帮穷的形式分派下去,维持所谓‘勤劳者为懒汉负责’的平均主义制度。总之,经过这场改革,公社的束缚依旧,而公社的保护作用却因份地减少而下降。这就好像一个面临‘分家’危机的大家庭,家长盗走了家产的一半席卷而逃,却把子弟们仍然束缚在大家庭中。于是,冲破大家庭的呼声与索回家产、重建大家庭的呼声在改革后都高涨起来,从前一呼声中产生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而从后一呼声中产生了民粹主义反对派。”(见《血崩》文 苏文) 其实,这个“分家”论,演义到中国现实,就是在公民权阙如的情形下,实行共产党大家长的保护性土地私有。这个党化、斯化(斯托雷平化)过程,也必然发生后来自由知识分子缺席,但是民粹主义得逞的历史重演。 现在,中国自由派正在越来越附庸于党。而民间力量走向是否会重演假十月事变,各方力量和可能性皆存! 这样,列宁主义在没有发生十月革命的偶然事件中,窃取政权,得以坐大。但是,这种改革几乎无法逃脱新国家意志和新皇权(列宁主义)操控的过程。 以下我们绍述的日本国家公有制度即“天皇不占一寸土地”的神圣法律——大化改革时期之大宝律令等——就是出于豪强私占土地的贫富不均状况而出台的。但是,这个国家意志很快就被其国情的严峻而削弱。大量的土地被豪强继续以私人的名义占据和掠夺,大保律令几同废纸。 中国历史亦然,其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实际占有土地的比例,严重失衡。到了明朝,土地兼并之风越演越炙,以至于出现农民私有制的几乎崩盘。 钱穆先生之说十分典型—— “(明武宗时期)江南兼并之风,仍是有加无已,有奴使多至万家者”。“那时的江南,形成少数大地主与多数佃户的局面,而财赋则占天下之什七。”“天下的租税,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而苏州尤甚。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苏州一府皆官田,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在田租上,“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周忱论苏、松民户七弊:‘一,大户包荫,二,豪匠冒合,三,船居浮荡,四,军囚牵引,五,吞营隐占,六,邻境藏匿,七,僧道招诱。”“这是明代国运不如唐代一绝好说明。” 可见民田有之,却不堪官田之压迫。何以言私,言公,言平等,言公正乎! 所以,耕者其田之所谓,其实,难免于其政治桎梏和经济压迫。而中国49年以后,一是土地产权不清,二是党权实际上左右一切。如此一来,49年以后的土地制度出现名不正却内涵还是可以厘清的状态,就是人们一向以来所说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双重劫掠。只是到了现在,这个私有制的名分,因为被继续模糊而不适合党阀新贵们的财产厘定。于是他们企望在根本不触动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实行古往今来并不罕见之公、私兼顾的土地占有和利益再分配(其实不是分配而是巧取豪夺)。从土地被各种政权玩弄、占有和定性以来,这种把戏一直在各朝各代变换上演。其根本就是,耕者权利,身份和属性,或属于皇帝,或属于权贵,或属于政权。庶民之难,难于确立其耕者有地这个基本要求。究其根源,就是国体不能确立其土地所有权的最终归属。所以,新土改和旧土改,都是在重演明治维新以前,或言清朝改制时期国体并不明确从而土地制度亦无法明确的老戏,看不到任何良性之发展。在这样一种政权属性之规定性前提下,土改事宜只能是重演前朝土地制度或者皇有,或者私有,私有又皇有,皇有又私有的乱戏筹码,不得丝毫改观。 由于没有任何民主自由的政权约制和民间操作,官僚一方之强权寻租的劫掠过程,势必重演产权不清时期的旧习。其间原因就是,党国潜规则运营娴熟,即便是在私有名分以下,对策和黑墨依然有其空间。原因十分简单。如果名分已有,何以中国、日本乃至俄国历史上的私有化,私有土地权益,照样会被皇室,权贵蚕食,窒息,变异,以至照样出现平民无立锥之地之状态呢?历史反复上演的名分已定,却仍然民不聊生之悲剧,之革命,之共产,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从现实情形估计,共产党既然可以成为资本家,他为何不能成为地主呢?成为资本家,不是因为他们的名分已定,也许刚好相反,名分若定,新地主难道就没有操作空间吗?其间的具体做法也许会千变万化,但是,权利的垄断和经济解释权的一方独霸,成为法律为其辩护的劫掠全过程,即将明显登台亮相——如果现政权果然敢于出台“共产党土地私有制”的话! 重复而言,土地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根本不存在用党权换取主权,地权和人权的党之权利退缩和健康演变——恰好相反,这个党权私有制,将会劫掠人民最后一点由于产权模糊产生的经济空间,使得新土改成为起义的可能,其抑或和农民最后完全失去土地结合:发生背水一战,或许,只有以此最终实现土地制度的彻底更变。 那就是民主化和自由体制带来的、真正名正言顺的私有制和市场化。所以,观察分析历史,实有两个走向和选择。一个走向,是汲取开明专制之君权限制论,借鉴贞观之治的权利制衡原则,秉承君相权利分割,施行统治开明结合制度健康,却远离民主普世价值——另外一个,则是将此良性建制,融入现代文明和民主原则,不单形成君、相制约,臣辅议政,平民入廷,而且实现宪政民主,实现君(官)、民制衡——也就是说,在几乎无限意义上制约政权中的统治者,而非仅仅实施开明和廉洁。这样,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制度,就会产生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既不完全采纳历史之治,完全照搬其制,却又借镜其所有优良的政治传统(而非采纳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他们对于汉唐以来造成的权利限制论根本拒绝,也不谈所谓“封建文化”中流民,宦臣,贪官引出的负面政治效应,采取了将历史抹黑的史学伪谈态度——一个“旧社会”如何、如之何说,成为其枉顾历史的全部内容。惜自由派中某些人,对于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津津乐道,全然不知党文化真谛亦在此——党文化否定这些所谓文化真传和政治真传,就是要出台他们的伪价值谈——这当然是一个可以展开的真话题,真前提。) 如何走出一步西方早在百年多前制定的土地私有和法治确定路径,成为关键课题。换言之,如果只是偏向贞观盛世,拒绝普世价值,拖延民主进程,则历史进度,不但继续堵塞,而且由于强人政治,中央极权的步步衰落,结果就是,不但盛世不再,就是苟延残喘,也会出现问题。 (未完待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26 octobre zt足利尊氏 湘合枫
25 octobre 藤原道长略传 大泽春水
源赖朝(资料) 源赖朝(1147~1199.1.13)
日本镰仓幕府第一代将军,平安时代末期武将源义朝之子,武家政治创始人 。1158年任皇后宫权少进。1159年随父举兵,任右兵卫佐,拘禁后白河上皇、二条天皇和近臣藤原通宪(信西),史称“平治之乱”。败后东逃,途中在美浓被捕,被流放于伊豆国蛭岛。在二十年流放生活期间,与北条时政之女儿结婚,受到保护.1180年奉皇子以仁王之命,举兵讨伐平氏,失败后渡海逃往安房。10月在富士川之战中获胜,后得到千叶常胤等援助,相继占领房总、武藏、相模等地,进入镰仓,称“镰仓殿”。1183年建立东国政权,同年朝廷颁布《寿永宣旨》,承认其在东部之统治权。与进入京都的武将源义仲和西国的平氏对立。1184年派其弟义经率军西征,讨灭源义仲。次年经坛之浦之战灭平氏。同年以追捕与院政接近的兄弟源义经为由,在各地设置守护、地头职。1189年率军远征陆奥羽,灭保护义经的藤原泰衡,确立全国武家政治体制。1190年上京会见后白河法皇,任朝廷权大纳言(编外太政官副职)、右近卫大将军等职,假以法皇名义控制各地军政大权。1192年后白河法皇死后,任征夷大将军,建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确立全国范围内之军事封建主统治。1198年12月参加相模川桥落成典礼后,归途中从马背跌下,从此一病不起,翌年正月去世。
源赖朝(公元1147-1199年)是镰仓幕府的创始人。他在乱世中崛起,仅十几年间,就从一名流放犯,一跃成为威名显赫的统帅全日本武士阶级的将军。他的业绩,引起了无数史学家的兴趣。他为什么能够威慑群雄而取得成功?他采取了哪些措施建立和巩固镰仓武士政权?如何正确地评价他的功过?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浅的探索。
一、
公元十一世纪中叶以后,日本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以太上天皇为代表的皇室势力和以藤原氏为首的外戚集团之间,争权夺势,明争暗斗。与此同时,正逐步抬头的武士势力内部,也分为两大集团,一为以平氏为首的关西集团,一为以源氏为首的关东集团。中央两大贵族势:力,由于双方都不掌握军事实力,所以为巩固各自的权势,不得不利用武士力量。而两大武士集团,为了压倒对方,也竭力利用贵族的矛盾,伸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后白河上皇与平氏集团,藤原信赖与源氏集团分别结合起来,互相利用,彼此争斗,构成了当时社会复杂的政治局面。源氏嫡子源赖朝,就是在这个动乱年代里诞生的。
1159年,源赖朝十三岁。这年(阴)十二月,日本发生了平治之乱。以后白河上皇为靠山的平氏,击溃了藤原信赖和源氏。源赖朝的父亲源义朝在事变中战死,源赖朝也因随父参与了战乱,而被独自流放到荒凉的伊豆半岛的蛭小岛。
平治之乱以后,平氏武士集团的首领平清盛,平步青云,跻入朝廷公卿之列,官至太政大臣,“平相国禅閤咨管领天下。”[1]不仅平清盛本人荣任高官,而且平氏一门也都窃据了要职。“平治乱逆以后,天下之权偏在彼私门,长女者,始备妻后,续而为国母,次女两人,共为执政之家室,长婿重盛,次男宗盛,或升丞相,或带将军,次二子息,升进恣心,凡过分之荣幸,冠绝古今者软。”[2]
平氏一门中任朝廷公卿者十六人,身居四、五位爵位允许升殿者(殿上人)三十余人。地方上的诸国受领、卫府、国司或地头,大多也是由平清盛任命的人担任,总计有六十余人[3]。“日本秋津岛,绕六十六国,平家知行之国,三十余国,超过山河之半。”[4]
身居要职的平清盛在扩大政治权力的同时,兼并土地,很快成为拥有五百多个庄园的大庄园领主。《平家物语》这样描述他的骄奢:“绮罗充满,堂上如花,轩骑群集,门前若市。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应有尽有。”[5]
随着权势的伸张,平氏日渐横暴。“强大之势,满于海内,苛酷之刑罚,普于天下”,[6]其横暴之举不仅加于平氏百姓,而且也屡屡加于中央权贵。1170年(阴)七月三日,摄政藤原基房参拜法胜寺,途中与平重盛的摘子资盛所乘女车相遇。身为武士之子,竟乘女车巡游市街,“事及耻辱”,藤原基房的随从们,一涌而上,击破女车。对此,资盛在其父重盛的支持下,不断唆使“无数武勇者”、潜伏街衢,伺机伏击藤原基房所乘之车。(阴)十月二十二日,终于袭击了车队,并割去藤原基房的四名随从的发髻以示报复。中央权贵们对此甚感惊惧,惊呼“生乱世,见闻始此之事”,“悲哉,悲哉”。[7]
平氏的专恣,引起朝野内外的反目。1177年(阴)五月底,在后白河法皇指使下,法皇的亲信藤原成亲、藤原西光、僧俊宽等,在京郊的鹿谷山庄密议讨平计划,不意事泄。(阴)六月一日,平清盛急速率军抵京都,“武士充满洛中,云集禁里”,[8]逮捕了藤原成亲等人。当日夜,藤原西光遭杀。二日,藤原成亲、僧俊宽被流放远国。鹿谷事件之后,京中“上下诸人,皆以怖畏”。[9]1179年(阴)十一月十四日,平清盛又突然率“武士数千骑”,从福原居地开入京都,幽禁后白河法皇,宣布停止院政,停止藤原基房关白职,解除权中纳言、中将藤原师家、太政大臣藤原师长、权大纳言资贤等三十九人官职,、并由平氏一门及其亲信递补。此后,平氏完全掌握朝政,开始了独裁统治。“禁囚法皇,刑罚重臣,洛都占狭少之地,民人怀莫大之愁,皆虽假名于宣,其实只任雅意。”[10]平氏假称圣旨、态意所为的另一个具体表现,就是1180年(阴)十一月挟持后自河法皇、高仓上皇及天皇迁都福原。迁都之后,京都衰落。“蔓草满庭,立蔀多颠倒,古木黄叶有萧索之色,伤心如箕子之过殷墟”。[11]平清盛此举招致了僧侣、武士、权门贵族的普遍不满,加之“天变地夭之难,旱水风虫之损”,[12]各地政局不稳,“众遮之怒答天,四方之匈奴成变”。[13]日本面临着严重的分裂的命运。
特殊的经历,造就了特殊的人物。1180年,已是源赖朝流放伊豆的第二十一个年头了。这二十余年的伊豆流放生活,对源赖朝的性格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平治之乱把他远远地抛到政治旋涡之外,作为两雄争斗的牺牲品,而被流放到政治和经济落后的伊豆半岛,长期过着冷寞、孤独的生活。加上政治上的挫折和不得志,养成了他坚韧的忍耐力和强烈的复仇精:神。他身居地方,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上对平氏的广泛不满,深深体会到民力的不足和百姓的饥苦,也深知地方武士的苦衷和所求。他密切注视着平氏的动向,冷静而周密地分析形势,清楚地认识到平氏政权已如大厦将倾,坚信“凡此二三年,彼禅门及子孙可击败之”。[14]
1180年(阴)四月,源赖朝等人打着“以仁王令旨”的旗号,联合源氏各系子孙起来讨平,但不久失败了。平清盛下令彻底消灭源氏,并要发兵伊豆,灭掉源赖朝,以除心头之患。在这种形势下,赖朝毅然举兵讨平。他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很快就在关东地区确立了自己的统治。1185年,源赖朝彻底地消灭了平氏,建立了第一个武家政权一一镰仓幕府。从此,日本历史上开始了延续六百余年之久的公武双重政权并存的政治局面。
二、
源赖朝自1180年(阴)八月伊豆举兵,至1185年3月坛浦决战,彻底消灭平氏,前后只历经五年。一个单身匹马的流放罪人,为什么能够在如此短暂的岁月里,击溃劲敌,控制政局,成为日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呢?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述的时代背景对他起兵讨敌极为有利之外,他个人的智谋和军事才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战术巧妙,稳扎稳打。源赖朝从伊豆起兵之后,在军事上并不是常胜将军,也吃过败仗。最惨的一次是1180年(阴)八月的石桥山会战。他以三百骑兵力,与平氏武将大庭景亲三千骑兵力正面对峙,结果遭惨败,兵力所剩无几,“遁入山中”。[15]这次失败,对源赖朝的教训颇大。从日后的多次战役中可以看出,他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即在没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尽量避免与敌进行正面攻坚战。从源氏与平氏的几次大决战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源赖朝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战略上求稳,战术上求快,不打则己,一打必胜。试看几个战例:其一是1180年(阴)十月的富士川决战。这是源赖朝举兵后的关键一战。这时,虽然源赖朝的兵力已相当庞大,军队的战斗力也胜于平氏军,但是源赖朝并没有轻敌。在正面摆出决战态势的同时,采取迂回包抄战术,令武田信义率军在夜深入静之时,包抄敌后。武田军通过富士沼泽地时,惊动了群集在沼泽地里的水鸭,群鸭惊恐,鸣叫乱飞,“羽音编成军势之壮”。平氏军突闻源军自背后袭来,吓得失魂落魄,慌忙逃窜,源氏军不战而胜。这次战役的胜利,太大削弱了平氏的威势,平清盛在失败中一病不起,于翌年(阴)二月一命呜呼。其二是1184年的一谷之战。随着源氏势力的发展,平氏退据关西,企图以四国的屋岛为根据地,控制濑户内海。(阴)二月,平氏更集数万骑军兵,扼守摄津与播磨交界的一谷要地(今神户市须磨区),妄图拒源氏军于关西门外。四日,源平两军对阵。平氏布阵于山之西,源氏布阵于山之东,“相隔三里行程”。一谷后山名鹎越,“石岩高耸而驹蹄难通,涧谷深幽而人迹已绝”。[16]源氏军挑选了七十余勇士,攀越鹎越,奇袭平氏军指挥部,致使平氏军失去指挥核心,“失商量败走,或策马出一谷之馆,或掉船赴四国之地”[17]。其三是1185年(阴)三月的坛浦决战。一谷之战失败后,平氏以濑户内海为中心,重振实力。为了最后消灭平氏势力,源赖朝开始布置与平氏的决战。首先于1184年(阴)九月,派遣弟弟范赖率军从陆路西进,。采取大迂回的战术,以图切断平氏退据九州的后路。范赖军历经饥懂、困苦,1185年(阴)二月终于在九州地方豪族的支持下,渡海抵丰后(今大分县),象一把尖刀插入敌后。与此同时,赖朝又命弟义经进军四国。十七日,源氏军冒雨从摄津的渡部津(今大阪市)渡诲,登上屋岛,从背后奇袭平氏军。平氏军狼狈逃窜,最后退至彦岛。这样,平氏军便处在源范赖、源、义经两军的前后夹击之中。(阴)三月二十四日,源、平在长门国赤间关坛浦海面相逢。平氏以五百余艘战船,向源氏军挑战,源氏军在当地豪族支持下,一举歼灭了平氏军,取得大胜。平氏将帅多沉没海底。
二、重视对敌军迸行分化瓦解。许多事例说明,对敌军的政治瓦解,给源赖朝的军事胜利以极大的帮助。如与常陆国佐竹氏的会战,最后就是靠政治瓦解取胜的。1180年(阴)十一月四日,源赖朝率军到达常陆国。该国有一大武士团佐竹氏,“权威及境外,郎从满国中”,其首领佐竹秀义追从平氏,拒不服从源赖朝。于是,赖朝决定武攻。秀义退守常陆国金砂城,据险要地势,构筑城垒、固要塞。所构城塞,“非人力之可败”,城内聚集之兵,“莫不以一当千”,源氏军久攻不下。此时,赖朝听说秀义有一叔父名佐竹藏人,其智谋胜人,欲心越世,赖朝便派上总介广常去做策反工作。广常对佐竹藏人说:近日,东国之亲疏,莫不奉归武卫(指赖朝),武卫唯以秀义为仇敌,秀义寿数已定。你与秀义虽是骨肉,但何以坐视其不义呢,望早参奉武卫,讨伐秀义,可令你掌管领地遗产。[18]藏人闻后立即归顺,亲自向导源军奇袭金砂城。秀义及郎从等闻声丧胆,顾不得防战,弃械而逃,广常率军乘虚攻入,一举拿下金砂城。在讨伐平氏的整个过程中,源赖朝对倒戈投诚的武士,大多采取既往不咎的政策。对于那些与平氏关系甚密的豪族武士,也一再采取安抚政策。如1183年(阴)二月,他指令弟源义经,要努力争取纪伊国(今和歌山、三重两县)豪族武士汤浅重宗。(阴)三月,他写信给信浓国(今长野县)豪强中野助广,为促其投诚,对其所拥有的财产严加保护。与此同时,还对因幡国(今鸟取县)的长田实经、尾张国(今爱知县)的原高春等做瓦解工作,这些人都因庄园、财产得到保护,而投靠源赖朝。1185年,源范赖率军西征时,源赖朝特别指示不要在关西各地妄征兵粮,“万万不要引起当国人的共同憎恨”。正是由于这一政策,使范赖军在极度困境之下,得到西部地区的豪强的帮助,渡海插入九州东部,取得战略上的胜利。
三、善于利用矛盾,开展政治攻势。源赖朝的那种战略上的稳扎稳打和战术上攻则必胜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军事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与政敌的政治斗争方面。富士川会战,平氏大败,平维盛为首的平氏将卒仓皇溃散。源赖朝欲乘胜追击,直捣京都。这时,常胤义澄、广常等名将力谏:东国尚未完全平定,不宜仓促西上。指出,只有:“先平东夷之后,(才)可至关西”。[19]源赖朝接受了这一意见,此后精心治理以镰仓为中心的东国地区,一边巩固阵脚,一边静观形势。1181年,当后白河法皇与平氏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赖朝及时地利用矛盾,开展政治攻势。(阴)七月,他派遣密使赴京晋见后白河法皇,表明自己对院厅“并无谋叛之心”,起兵目的只是要讨伐法皇的宿敌。这次晋见,源赖朝提出了具体的和解方案:若平氏不亡,则应恢复旧例重用源、平两氏,关东由源氏支配,西海仍听平氏之意,国司由院厅任命,若有违抗国家的叛逆之辈,应依仗源、平两氏讨伐。这一方案的目的,就是要朝廷承认他在东国的势力。这一方案虽然由于平氏不同意,而未获明显效果,但它却在院厅与平氏之间打进了不和的楔子。在赖朝起兵讨平之后,他的叔伯兄弟源义仲,也在信浓国木曾地方起兵讨平。在加贺、越中交界的砺波山战役中,大败平氏军。随即以破竹之势,直捣京都,迫使平氏挟安德天皇西逃,形成了平氏、义仲、赖朝三方鼎立的局面。义仲军进京都后,曾多次要求赖朝进军,可是源赖朝始终按兵不动。不久,由于粮食补给等困难,义仲军军纪松散,奸淫抢夺,无恶不作,引起了朝野怨恨,皇室与义仲之间的矛盾日深。源赖朝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于1183年(阴)九月,再次遣使与后白河法皇密谈,进一步提出关系到贵族切身利益的新方案:将平氏占据的神社、佛寺所属庄园归还原主,平氏虏掠的院、宫、诸贵族的庄园,也应归还原主,等等。这一方案符合院厅、贵族的利益,因此获得院厅的完全赞同,源赖朝取得了院厅的好感。是年(阴)十月四日,院厅终于发布院宣,宣布东海、东山、北陆等地的神社、佛寺及王臣家领有的庄园,一律归还原主,若有抗拒者,听任源赖朝处置。这项院宣既承认了源赖朝的镰仓政权,又使他获得了在东海、东山、北陆等地的行政、司法权。源赖朝就这样运用政治手腕取得了军事上难以迅速取得的成果。
四、适时地采取笼络各地武士的政治、经济政策。源赖朝从伊豆举兵前夕起,就十分注意笼络武士,这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武士的向背,是自己能否取胜的关键。在起兵之初,为了取得东国武士们的支持,源赖朝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笼络人心。东国原是源氏称雄之地,许多武士当年都曾追随过源氏,因此,对源氏仍怀有特殊的感情。源赖朝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一方面先把伊豆、相模的武士工藤介茂光、土肥次郎实平、冈崎四郎义实、宇佐美三郎助茂、天野藤内远景、佐佐木三郎盛纲、加藤次景廉等人一一叫到自己家里,面授机宜,跟每个人表示:“这个秘密我只跟你讲了”,“你是我唯一信得过的人”等等,恳求他们参加讨平之战,另一方面打着“以仁王旨令”,派人去联络源氏子孙和可争取的关东武士,向他们宣布:如果他们跟随他反平,他将保护他们领地的安全,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被源赖朝召见的武士,见自己如此被信任,无不表示效忠。据《吾妻镜》记载说,被源赖朝召见的武士,人人踌躇满志,激奋异常。[20]当时大部分关东武士团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由于身份低下,又没有坚实可靠的后盾,政治地位很不稳固,领地也没有安全保障。因此,他们切望得到保护,保证他们领地的统治权。源赖朝紧紧抓住他们的这一心理,适时地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本领安堵”(保护所领)和“新恩给与”(对有功之臣授与新领地),大大地赢得了武士们的支持。他们纷纷投靠源赖朝,使他的势力迅速壮大。1180年(阴)八月十七日,在伊豆袭击平氏的亲信、伊豆国目代[21]山木兼隆获得成功时,源赖朝的势力只限于坂东地区的几个小国。二十二日与平氏亲信大庭景亲会战于石桥山时,兵力也不过三百骑。但事隔四十余天之后的(阴)十月二日,源赖朝赴武藏国时,已“精兵及三万余骑”[22]六日到达相模国时,“凡扈从军士不知几千万”[23]。《玉叶》记载说:“其势日增数万,当时已占掠七、八国”[24]足见源赖朝队伍发展之迅速。
五、重视人才,广收贤士。源赖朝非常重视人才。因为他深知自己出身行伍,不通公务,要想治天下,只凭武力不行。因此他广招贤能,不论是侍奉过朝廷的官吏,还是地方上的下级武士,只要通晓政务、忠于自己的,他都加以重用。例如精通文章和法律的朝廷官吏大江广元,和多年在朝廷作官而对朝廷的腐败深为不满的三善康信,以及藤原行政、足立远元、平贺义信、大中臣秋家、藤原邦通、中原亲能等人,都是受赖朝的招请,投奔镰仓,分别受到重用的。这些人成为赖朝治政的顾问。这些人中,尤以大江广元最为优秀,他博学多才,才华出众。他在京都的官职是太政官属下的少外记,所以又有吏治经验,赖朝对其倍加器重。广元被人们称为赖朝的“贴身心腹”。[25]大江广元在镰仓幕府的建立和巩固上,确也起过重大的作用。比如,1185年源赖朝建立的守护、地头制度,就是出于他的建议。他在建议中说:“世已浇季,枭恶者尤得秋也”,但反逆之辈仍不会断绝。东部地区业已掌握在手,境内:“虽令静谧”,但“奸滥定起于他方欤”。每有叛逆,总是“发遣东士者”前往镇压,久而久之,不仅“国费”,而且必然使东部武士“人人烦也”,因此,不如“每国衙、庄园被补守护、地头”,这样一旦有异变,也就“强不可有所怖”了。[26]对于大江广元的这一建议,据《吾妻镜》载:“二品(注:指赖朝)殊甘心(满足),以此仪治定”,认为大江广元此议,仍“忠信之所令然也”。[27] 六、严明军纪,不得侵扰百姓。源赖朝起兵,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其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军纪严明,深得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从平氏衰落和源义仲失败的过程可以看出,其根本的一条就是军纪涣散,大失民心。源赖朝充分认识到,要想站稳脚跟,击败劲敌,就必须要赢得百姓的支持。因此,他十分重视军纪问题,所属武士,不得随意侵扰百姓,违者严加惩处。 随着源赖朝势力的壮大。镰仓政权日益稳固以后,关东武士假赖朝之威,谋取私利、胡作非为之事屡有发生。有的“姿耀私威”、“夺取人物”,[28]有的“或掠取年贡,或犯用宫物”。[29]对此,源赖朝深感“人口难塞”,实“为赖朝耻辱”,[30]都一一派专使加以处置。如文治三年,源赖朝派往京都追讨平氏的关东御家人,曾在京中胡作非为。源赖朝得知后,当即派常胤和行平两位得力大将,亲自去京都严加查办,挽回了源赖朝的声誉。又如文治五年九月,源赖朝逗留蜂社,附近有一寺,名高水寺。跟随他的御家人等无礼地闯进该寺,借源赖朝之威,乱拆寺院的金堂板壁,激起该寺僧侣的愤怒,直接上告给源赖朝。源赖朝听后,立即派景时追查,并召集全体随从,将肇事人“于众徒前加刑法”,将犯人之左右手钉子板面,以钉抽打其手。刑毕,赖朝亲自问寺僧对此事的处理还有什么要求,寺僧们感激地说“愁诉恩蒙裁断”,[31]已无他求。对于私自侵占他人庄园,借征兵粮米之名,“暗以押领”的御家人,源赖朝也一一严肃处理。当时,凡利益受到损害,或对御家人的行为不满的人,都可直接向源赖朝诉讼。对于来者的诉讼,赖朝大多或亲自、或指派亲信处理,由此便可看出源赖朝对军纪的重视。正是由于源氏军的军纪严明,才使源赖朝立于不败之地,最终战胜了物资雄厚的关西势力。 三、 1185年,坛浦决战之后,源赖朝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后,摆在源赖朝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在巩固军事战绩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方面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历史事实表明,作为武士世家后裔的源赖朝,要获得各地武士们的暂时归附和支持,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维持长久,并在全国确立源氏的统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同样出身于武士世家的平清盛,也曾得到过广大武士的支拌,凭此而步入政治舞台,但是不久就昙花一现,衰落了。源义仲的武威不亚于平清盛和源赖朝,起兵之初也颇得地方武士的支持,但由于缺乏治政才能,也迅速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源赖朝会不会遭到平清盛、源义仲的命运呢?其关键就在于他能不能适应历史潮流,果断而灵活地采取有效的措施。事实友明,源赖朝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出色地发挥了他的才能,不但顺应了历史潮流,而且在1192年(阴)三月正式确立了镰仓武士政权,开创了日本历史的新时期。他主要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是: 第一、推行御家人制。所谓御家人制,是以儒家的“忠”、“义”思想为理念,以土地为媒介结成的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也就是说,凡投靠到赖朝麾下的武士,一律作为赖朝的家臣,必须无条件地听从赖朝指挥(奉公)。成为御家人的武士,其效忠的具体行动,主要是承担军事义务,战时从军,平时担任警卫。警卫以京都警卫为最重要,称“京都大番役”。赖朝作为主君(镰仓殿),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即经济上保障他们原有领地不受侵犯(本领安堵)。政治上保护他们对原有领地的统治权。源赖朝对御家人的这种保护,被称作“御恩”。此外,凡仕奉赖朝有功者,还可在原有领地之外,赐与新恩地(新恩给与)。新恩地实际上是赖朝把没收来的庄园,作为自己的领地,赐给立功的武士。 第二、武士成为御家人,是有一定手续的。关东地区的武士要成为御家人,必须直接参见赖朝,得到赖朝的“本领安堵”的亲笔手书后,才算合法。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地域的扩大,特别是关西一带原在平氏统治下的武士陆续表示效忠以后,手续日渐简化,。即只要“运志于源家之辈。注出交名”,[22]得到源赖朝的代表者的手书,便可成为御家人。源赖朝所到一处,每取得一步胜利,都要进行论功行赏。最早的一次论功行赏,是在富士川战役取得全胜后的1180年(阴)十月二十三日,源赖朝率军返回镰仓的途中,进人相模国后举行的。凡在举兵以来的二个多月中,跟随赖朝转战南北、出生入死的东国武士,或给予“本领安堵”,或“令浴新恩”。[33]这是一次空前的庆功大典,它不仅大大地鼓舞了士气,而且在广大御家人面前,源赖朝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从而换取了更多武士的支持和效忠。这次大典,标志了以赖朝为主宰的武家政治的开始。其后,每有机会,赖朝就不失时机地举行恩赏。有的受赖朝信任的御家人则被任命为守护、地头,或国司、介等。例如灭掉佐竹义秀之后,赖朝没收了义秀的旧领常陆国奥七郡、太田、糟田、洒出等,分别作为恩赏分给立有功勋的武士。后来,没收的平氏旧领地,也相继恩赏给了御家人。治理各地的国政,本是由朝廷任命的国司进行的。国司之职也是由朝廷任免的。赖朝的这种直接领地安堵和直接任命官吏的举动,实际上是一种无视朝廷的行为。石桥山会战以后,源赖朝率军返回镰仓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御家人的管理机关——待所,任命和田义盛为侍所另别当。[34]源赖朝在御家人内,还制定了严格的推举任官制度。关东御家人不蒙内举,不得任官。凡经他本人推荐者,方可在朝廷内任宫,违反者不论功臣、不论骨肉,一件从严处理。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源赖朝的同胞兄弟源义经,违背御家人制度,私自接受朝廷授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御家人制度成为镰仓幕府的基石。 第三、设置守护、地头。前已述及,1185年(阴)十一月大江广元建议源赖朝设置守护、地头。赖朝十分赏识,立刻派北条时政前往京都,正式向院厅要求赋予下述权利:(一)“诸国普遍设置守护、地头”[35],(二)“不论权门势家庄(园)、公(领)、可宛课兵粮米(每段五升)”。[36]源赖朝的上述要求,院厅第二天就同意了。这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朝廷贵族得知此事,心情十分沉重,说“分赐五畿、山阴、山阳、南海、西海诸国,不论庄公、可宛催兵粮,非啻兵粮之催,皆可知行田地”,其含意之深,“非言语所及”。[37]源赖朝在十二月六日也曾写信给朝臣九条兼实,叙及设置守沪、地头的用意,是因为当今尚有谋叛之辈,他们常常煽动武士,无端闹事。为防止发生不测之事,决意设置守护、地头。 第四、守护、地头制,虽然曾经受到豪强贵族的抵制,派遣守护、地头的地区一度受到了限制,但随着源赖朝势力的发展和巩固,这一制度最后还是被推广到全国。守护是源赖朝派到各地国衙内的政治代表,由有势力的御家人担任。其主要职责是(一)镇压管辖范围内的反叛者、凶杀者,一身兼有检察、司法、军事大权,(二)管理所辖范围内的武士,组织他们轮番到京都股“大番役”,(三)管理所辖范围内的神社、寺院、交通道路等行政事务。守护常越出上述职权范围,侵犯国衙的权力。他们以维持治安为名,不断地向公私庄领渗透。地头是源赖朝派驻庄园的政治代表。由御家人担任。他们拥有警察权、征税(年贡、兵粮米)权,以及管理土地权。守护、地头直接受命于源赖朝。守护地头制的确立,标志着源赖朝统治的巩固和加强。他通过守护、地头制,既有效地控制了各地武士,防止乱谋的发生,又把自己的势力伸入公私庄园,一方面保证了军事需求的供给,另一方面则是以强大的武力为支柱,在经济上对贵族、豪强加强了限制。第三、建立和完善政权机构。前已叙及,源赖朝为统一管理御家人,于1180年建立了侍所。可是,随着赖朝势力的扩展,有许多行政和司法事务要处理,建立相应的家政机构,便提到日程上来了。1184年(阴)十月六日,正式建立了公文所,负责处理行政事务。由大江广元任别当,中原亲能任次官,藤原行政、藤内远元、甲斐四郎、大中臣秋家等为寄人(评议)。二十日,成立问注所,负责“诸人诉讼”的裁诀,[38]由三善康信任执事。1180年(阴)十月,源赖朝进京,朝廷任命他为权大纳言兼右大将职。12月赖朝离京返回镰仓。为适应形势发展,赖朝开始整顿统治机构,1191年正月,将公文所改组为政所,设别当、令、案主、知家事四级官吏,由大江广元继任别当,藤原行政为令,藤井俊长为案主,中原光家为知家事。与此同时,充实问注所和侍所,问注所执事仍由三善康信继任。侍所设别当、所司、公事奉行等职,仍由和田义盛任别当。此外,还设置了京都守护、镇西奉行及奥州总奉行等职。[39]源赖朝的上述行政机构的整顿,标志着镰仓武士政权组织机构的完善。 第五、恢复和发展经济。源赖朝采取的具体措施是:首先,通过“本所安堵”和“新恩给与”政策,稳定社会局势,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有利条件。前面已经提到过,“本所安堵”和“新恩给与”政策,既是赖朝兴兵之初提出来的政治口号,也是赖朝一贯奉行的经济措施。当时,与赖朝结成御家人的武士,除了少数地方豪族武士之外,大多是在地领主和名主阶层。他们既是某一地域的军事实力的实际拥存者,又是生产的具体组织者,是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赖朝实施的“本所安堵”和“新恩给与”政策,确保他们地位的稳固,不仅争取了他们的军事实力,扩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充分地调动了他们组织生产的积极性,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其次,推行“镰仓殿劝农使”制。对于给与安堵或新恩的御家人,源赖朝还授予他们“镰仓殿劝农使”的身份。通过这种形式,把他们平日组织所属百姓进行农业生产和开垦的责任,作为对源赖朝应负的义务,加以贯彻执行。这就意味着他们除了对“镰仓殿”负有御家人役、京都大番役、临时军役等义务之外,在经济上还必须听命于赖朝的指挥。他们在本领中的居所,既是赖朝的地方军事指挥所,又成为其开垦和劝农的机构。这样,源赖朝通过授与劝农使之职和设置地头等手段,建立了自己直接管理经济的体系。由于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所以当时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大批剩余农业物品,从而促进了手工业和市场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幕府统治的稳固基础。 第六,巧妙地利用和抑制皇室。以后白河为首的皇室势力对于源赖朝的崛起,是既喜又惧的。喜的是可以借赖朝之力,铲除平氏的专擅,惧的是怕源氏步平氏后尘,独揽朝政。因此,朝廷不断地玩弄权术,企图牵制源氏势力的发展,甚至不惜挑动源氏内部的不和。对此,源赖朝是深有所知的。他曾把后白河天皇比喻为“日本最大的大天狗”,但也没有采取平氏,以及一度控制朝政的源义仲占领京都、独揽朝政的做法。而是采取一种表面上以臣自居,而实际上抑制皇权的做法。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皇室仍然是可以利用来号令天下的权威的象征。但皇室已经衰弱,仅靠它来维系国家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承认皇权的前提下,另立政权机构,实行武家统治。从表面上看,源赖朝对皇室是十分虔诚的,他曾对朝廷表忠说:自己起兵讨平的目的,在于“忠贞奉公,继家业守朝家”,[40]“我赖朝若稍有不当之时,也当恭受君王处置”。[41]凡涉及国家大事,他均禀呈朝廷批准。在实际行动上,则时时设法控制朝廷,让朝廷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其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在朝廷内部扶持倾向于己的权门贵族。1185年(阴)十一月,由源赖朝提出,经院厅批准,在朝廷建立“议奏”制。以右大臣藤原兼实为首的十名议奏,都是由赖朝推荐的、与镰仓方面关系密切的贵族。1186年,源赖朝写信给议奏藤原兼光,畅述他建议设立议奏的用意。他说设置的目的,是“抽兢战之诚,可令兴行善政”。他要求各议奏“诸事当行正道”,“天下之政道者,依群卿之议奏”,你们应当“无私不谀”。凡违及社会安定之“乱端之事”,“纵虽是敕宣院宣”,也应“再三覆奏”,知而不奏,则“定非忠臣之礼”。[42]充分表露了赖朝对议奏的看重。其后,赖朝还支持藤原兼实与皇室结亲。1190年正月,兼实之女入宫,四月立为后鸟羽天皇的中宫。赖朝对兼实说:“今日虽法皇掌政,不思万事,但一旦法皇去死,即是后鸟羽天皇治政之日”,可见赖朝的用心之苦。他通过朝廷内部的亲镰仓势力来控制皇室的做法,比之平氏等直接操纵朝政,确实要高明得多。事情果不出所料,1192年(阴)三月,后白河法皇突然死亡,藤原兼实控制了朝政。七月,朝廷正式任命赖朝为征夷大将军。 四、 在建立镰仓幕府的整个过程中,源赖朝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但是,他和许多英雄人物一样,缺点、错误也是极为明显的。 其一,就是生性好疑,轻信谗言,枉杀功臣。被其枉杀的功臣甚多,但以枉杀其弟义经、范赖及上总介广常为最典型。其弟源义经是有赫赫战功的武将,在讨平的几次决定性战役中,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是,就在消灭平氏的坛浦战役胜利后,源赖朝宣布禁止义经等人返回镰仓,违反者一律处以极刑。其原因在于义经未经赖朝的推荐,擅自接受了后白河法皇的任命,担任了朝廷的检非违使、左卫门尉两职。义经此举,固然违背了御家人的法规,理应严处,但是,这是后白河法皇的阴谋用心。前已述及,后白河法皇对赖朝的崛起是又喜又惧的。他重用赖朝,只不过是想借用赖朝的力量,灭掉平氏和义仲,从中巩固自己专制君主的地位而已。因此,在赖朝势力强盛起来以后,后自河院便策划义经和赖朝的反目,削弱赖朝的势力,有意授官职给义经。1134年(阴)八月授义经左卫门尉、检非违使之后,(阴)八月又补官阶从五位下,(阴)十月升殿。对后白河法皇的这一离间之策,赖朝本应洞察若火,可是他却没有认识到。其实。他只要在处理时稍加冷静,是不难发现的。义经曾经给赖朝写过一封信:申述兄弟情谊,表示对赖朝的忠诚。但赖朝决意不从,最后致使义经流落陆奥,于1189年(阴)闰四月被奥州武士藤原泰衡杀害。为建立镰仓幕府出过不少力的源范赖,最后的遭遇也颇惨。1193年(阴)五月,赖朝外出狩猎,范赖留守镰仓。不久,谣传赖朝被人杀害。消息传到北条政子耳中,不禁悲恸已极。范赖见嫂嫂悲哀之情,便劝解说:“嫂子勿悲,即使发生大事,有范赖在,请放心!”后来赖朝安全返回镰仓,听到范赖对北条政子说的话后,疑窦骤生,他认为范赖有异图。范赖在为惊恐,急忙写了一封誓忠书。赖朝仍然不从,以范赖在誓忠书后,署上“参河守源范赖”即是不逊为由,冷落这位赫赫战功的兄弟。最后借故把他驱逐到伊豆半岛,幽禁在修禅寺内。另一个惨遭杀害的功臣是上总介广常。广常是在1080年石桥山战役之后,赖朝处境极为困难的时候,率二万骑兵前来支持的。日后在建设镰仓根据地的过程中,由为甚大。只因广常反对赖朝与朝廷接近,便以居功自傲为由,派人将他刺死,并以此向朝廷表示自己的“忠诚”,以图取得朝廷的“信任”。 被赖朝杀害的功臣不止以上三人。富士川战役中,夜袭平氏建树奇功的一条忠赖,也是以居功骄恣为由,被无故斩杀的。他宣布不许返回镰仓的武士,也不止义经一人。据《吾妻镜》载,当时“关东御家人,不蒙内举(荐)……多以拜任卫府所司等官”,可见为数不会少。对于源赖朝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当然不能脱离历史的条件,要求他不犯错误。但是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他这种一旦事业获得成功之后,便以自我为中心,对同甘共苦的功臣,疑神疑鬼,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最后竟发展到冷落、排挤、杀害,实在是可悲的事情。 其二,在其晚年,企图与皇室结为姻戚,据此实现外戚掌政。源赖朝的大女儿大姬,早年许配于源义仲之子义高。后赖朝灭义仲,随即暗杀了义高。赖朝担任征夷大将军后,有意将大姬内嫁后鸟羽天皇。此事不好与藤原兼实讲,只得与藤原兼实的对立面藤原通亲等接近,从而疏远了藤原兼实。1196年,藤原通亲等人在朝廷发动政变,藤原兼实派失脚,从而使赖朝在朝廷失去了发言的代表。这是赖朝政治上的一大失策。在藤原兼实失脚的第二年大姬病死。以后,虽然一再想让二女儿入宫,但已无实现的可能。大姬死去,以及与亲镰仓派朝臣对立的藤原通亲掌握朝政,堵塞了源赖朝重蹈平氏覆辙的道路,使源赖朝的历史形象未因自己的错误而遭损失。 五、 通过上法叙述,源赖朝的历史功过,大致有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再作如下简要小结: 源赖朝在平治之乱后,于1160年被流放到伊豆蛭小岛,在那里度过了“二十年春秋”。[43]在伊豆流放的二十年间,正是日本社会动荡的时期。平氏的专权,激起全国朝野的忿怒,各地武士纷纷举兵起事。当时的皇室虽对平氏恨之入骨,但是由于软弱无能,难以成为号召全国统一的旗帜,日本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时刻。源赖朝在这一关键时刻崛起,在六年时间征服了所有对手,并通过御家人制度,使全国大多数武士臣服,为避免日本社会的大分裂,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十世纪以后,由于庄园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上层建筑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央集权统治彻底瓦解,先是由藤原氏外戚专权,继之出现太上天皇主政的“院政时期”。无论是藤原氏方面也好,院政方面也好,虽然拥有大批庄园,但是都没有自己的武装,为压倒对方,两者均需依靠武士集团的支持。历史事实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维持日本的统一,推动日本历史的发展,必须开创新的政治局面。平氏虽然一时威震天下,控制朝政,但出于在政治上因循守旧,步中央集权制下权门贵族的后尘,结果迅即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源赖朝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他不因循守旧,认识到皇权的表微,皇室已无实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但是他也认识到皇室仍然是日本的一面精神上的旗帜,因此,他在承认皇室的前提下,在镰仓建立了武士政权,表面上镰仓政权和京都的朝廷是双重政权并立,但镰仓政权以强大的武力为支柱,在一切大政方针方面,迫使皇室屈服于己。所以,实质上,镰仓幕府是以武士为主体的中央集权政府。镰仓政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维护了日本的统一和安定,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正是从这一点而言,源赖朝不愧为日本历虫上的英杰。 附注: [1]《吾妻镜》第二卷,治承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条, [2]《玉叶》卷三十六,治承五年闰二月四日条。 [3][4][5]《平家物语》。 [6]同[2]治承五年闰二月一日条。 [7]同[2]嘉应二年七月三日、十六日,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条。 [8]同[2]安原三年六月一日条。 [9]同[2],三日条。 [10]同[2]治承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条 [11]《明月记》。 [12][13]同[2]治承四年一月十一日条, [14]同[1]治承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条。 [15]同[2]治承四年九月九日条。 [16][17]同[1]元历元年二月七日条。 [18]同[1]治承四年十一月五日条。 [19]同[1]治承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条。 [20]同[1]治承四年八月六日条。 [21]目代:平安、镰仓时代地方有的代理宫- [22]同[1]治承四年十月二、六日条。 [23]同[1]此处数字不完全可信,但可见源赖朝势力发展之迅猛。 [24]同[2]治承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条。 [25]同[1]文治二年闰七月十九日条。 [26]同[1]文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条。 [27]同[1]。 [28]同[1]元历元年二月九日条。 [29]同[1]文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条。 [30]同[1]文治三年八月十九日条。 [31]同[1]文治五年九月九日条。 [32]同[1]元历元年九月十九日条。 [33]同[1]治承四年十月十三日条。 [34]同[1]治承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条。 [35]同[l]文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条。 [36]同[1]。 [37]同[2]文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条。 [38]同[1]元历元年十月二十日条。 [39]同[1]建久二年正月十五日条。 [40]同[1]建文二年五月三日条。 [41]同[1]文治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条 [42]同[1]文治二年四月三十日条。 [43]同[1]治承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条。 24 octobre 刘自立女儿刘帆求职文件。望友帮忙。谢谢。刘帆求职文件暨简历姓名: 刘帆 性别: 女 身高 : 167cm 民族 : 汉 婚姻状况: 未婚 出生日期: 1983-04-09 电话: 13699132749 E-mail: lydialiu0409@yahoo.cn 自我评价: 本人责任心强,为人诚实,勤奋好学;已通过法语专业4级,能够熟练运用法语进行口语交流及写作,通过英语四级,拥有三年西班牙语学习经历;同时,本人具有较强的中文功底,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大学期间参与学生会工作,组织并参与了多项社团活动,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及创新能力。在未来的职场生涯中,我会延续积极乐观,坚韧不拔,专注认真的个人品格,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工作经历2008.4 –2008.5 人民日报国际版实习编辑 于2008年05月14日在人民日报第六版大千絮语栏目发表近千字文章《职场压力勿轻视》,评述法国职场压力过大导致失业率不断攀高这一社会现象,文章被上海热线,深圳人才热线等多家网络媒体转载(http://opinion.people.com.cn/GB/7235803.html)。
教育背景2004.9至今 南昌大学法语专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在校期间曾担任学生会副主席(2004-2005),宣传部部长(2004-2005),并连续四年担任法语班班长一职,曾多次荣获一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称号,由于组织“创业实践——拥抱北京,拥抱奥运”暑期夏令营活动于2005年度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被评为省级先进个人。于2005年8月1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南昌大学举办拥奥夏令营》,报道南昌大学师生举办的“创业实践——拥抱北京,拥抱奥运”暑期夏令营活动(http://www.gmw.cn/01gmrb/2005-08/10/content_286337.htm)
语言及计算机法语 熟练 专业四级 西班牙语 一般
特长及爱好自幼学习绘画,有较强的绘画及设计能力 热爱音乐及时尚,喜爱瑜伽,排球和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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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VITAE
Chinese Name: Liu Fan English Name: Lydia Liu Sex : Female Height : 167cm Situation familiale: single Birthdate: 1983-04-09 Telephone: 13699132749 E-mail: lydialiu0409@yaho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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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EXPERIENCE03/ 2008 –04/ 2008 Pages international Editor of People’s Daily
EDUCATION2004.9-now Degree in French at the University of Nanchang Vice President of Student Association (2004-2005) Head of dissemination of students’ association (2004-2005) Head of class (2004-2008) Many times to obtain first-class scholarship and outstanding cadre
2001.9-2004.7 specialty of the Spanish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Beijing
1998.9-2001.7 No. 14 High School Beijing
LANGUAGES and COMPUTERFrench fluent, TFS-4 Chinese mother tongue Practice skillfully of Internet
SPECIAL SKILL and HOBBIEHaving the ability to draw and design Passion for fashion and music Practice of yoga, volleyball and badmi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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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VITAENom: Liu Prénom: Fan Nom français: lydia Sexe : Féminin Taille : 167 cm Situation familiale: Célibataire Date de naissance: le 9 avril 1983 Téléphone : 13699132749 E-mail: lydialiu0409@yahoo.cn
Je suis une fille responsable et sérieuse , J'aime communiquer , l'expérience du chef de classe m'a permise de m'exprimer activement et d'écouter attentivement . Dotée d'un sens créatif et d'un esprit ouvert, j'ai organisé de nombreuses activités dans l’université . Je vais déployer tous mes efforts pour mes travailles dans la futur et je suis convaincue de ma réussite.
EXPERIENCES PROFESSIONNELLES03/ 2008 –04/ 2008 rédacteur des pages international dans Journal de Peuple
EDUCATION et LANGUE2004.9- maintenant Licence de français à l’université de Nanchang Vice-président d'association d'étudiant(2004-2005 ) Chef de partie de diffusion d'association d'étudiant(2004-2005) chef de classe(2004-2008) obtenir plusieurs fois de première classe bourse d’étude et cadre exceptionnel 2001.9- 2004.7 le spécialité de espagnol à l’université d’études internationales de Beijing 1998.9-2001.7 N°14 Lycée de Beijing
LANGUES et INFORMATIQUEFrançais courant, TFS-4 Chinoise langue maternelle Chinois classique co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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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ctobre 冬烘老人的见识——小议08年诺贝尔和平奖冬烘老人的见识——小议08年诺贝尔和平奖
(首发稿) 文章摘要: 人们要问——就像他们枉顾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其他未能获奖的伟大文学人物一样——他们的和平奖,也只是制定一种并不准确的悬念,以期达到魔幻评奖的目的。这种所谓战略眼光能否体现真实的普世价值和焦点透视呢? 作者 : 刘自立,發表時間:10/12/2008
"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卸任后担任联合国负责处理非洲之角人道主义问题的特使等职务。其中以调停印尼亚齐省的内战,最享有盛名,之后,又于2005年11月11日被任命为联合国科索沃问题谈判特使。也因为他的卓越贡献,时常被视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终于在2008年夺得诺贝尔和平奖" ——这是关于这位08年和平奖得主的获奖原因,以及他的生平贡献。 这个判断来自诺奖委员会,也许自有道理。但是,就像他们在1989年把当年和64并无关系的和平奖颁给达赖喇嘛一样,他们玩弄了一个所谓边缘效应。再如,他们枉顾历史上关键人物的作用,一直以来,坚持他们的魔术和游戏,产生了似是而非的判断原则。人们要问——就像他们枉顾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其他未能获奖的伟大文学人物一样——他们的和平奖,也只是制定一种并不准确的悬念,以期达到魔幻评奖的目的。这种所谓战略眼光能否体现真实的普世价值和焦点透视呢?笔者颇有怀疑。 一,从大的世界战略格局判断,如今的世界,固然有科索沃问题,苏丹问题,乃至阿、以冲突和伊拉克,阿富汗战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和潜在或者实际发生的东、西方(就是西方和中国)价值冲突,利益博弈格局比较,毕竟是一些次等问题。如果把中国价值和中国特色企图进入世界政治经济的实际比较,中国的人权问题,并不像他们所言,只是中国内政问题,而是至关重大之世界课题,其关系到中国体系如何逐步蚕食世界政治秩序乃至经济秩序的问题。有关所谓中国民主人士只是对中国内政做出了某种贡献的说法,是一种极其浅薄和短视的见解。世界政治的症结,从眼下的现实判断,其实,就是欧美价值和中国价值的较力和格斗。中国在世界上究竟站在哪里,是融入世界主流,还是另辟蹊径:最后造成一个极权主义的庞大帝国,使世界重演古代波斯和希腊的两级战争——抑或像苏联解体之前那样,产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都要看眼下欧美各国如何准确估计中国实力坐大的问题。 二,看来,现在诺奖大员依然是站在西方中心论的水准上,看待他们的和平和他们的现实。反之,如果科索沃问题乃至格鲁吉亚问题产生的小范围的东西冲突,得以占据世界主导格局的地位,那么,世界上解读和看待问题的方式,其实,还是回到古代和近代西方的本位主义世界观。他们以这种方式观察问题的历史,在希罗多德,亚历山大乃至翁.艾克等人的著作中,早见端倪——但是,越过印度,将世界涵盖于整个东方和西方,这种世界观,一直是他们产生陌生感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关键。所以,一如前言,他们即便在震惊世界的六四运动发生以后,也并未产生确切的观念,给予发动这场运动的人员以直接的鼓励和支持,而是次而求之,颁给了西藏问题的参与者——这个事情和他们在历次世界运动中的模糊立场,如出一辙——在苏联成立的问题上,在杀死苏联的敌人托洛茨基事件上;在1933年以后,纳粹坐大的问题上;在1949年,中国政权成立问题上,在中国发生极大灾难如文革问题上;在1956年,纳吉被赫鲁晓夫杀死的问题,乃至整个匈牙利事件问题上……这些冬烘老人,本来就是不闻不问,无知误识。他们搞一些什么东西充填诺奖呢?换言之,他们对于世界上的事务的整体看法,是不是能够逾越他们的某种短视和局限,真正做到热切关注和准确定位世界大事呢?笔者以为,他们不能。 三,诺奖老人的看法和美国人的中国观毕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诺奖给了中国异议人士和民主人士,美国关于中国渐进演变和朝向民主、朝向"责任大国"发展的期许,就要落空——他们一直以来垂涎三尺的中国市场梦,就要破灭——他们只是赞成达赖的认可中国政权合法性之前提——不会影响了他们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这个国家利益说,和中国无人权,低人权经济,密切相连。挪威人的中国观,本来就是欧洲亲中派观点的延伸。他们给中国人的提名,说明他们在权衡了美国和欧洲与中国政权的关系后,施行一种放弃状态,这是必然的逻辑。 四,欧洲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欧洲政府的处境,呈现为撕裂和悖论两种的状态(我们说过,他们的赞成中国演化观,来自于他们自身的专制主义历史;他们的民主观,则衍生于他们自身与专制的斗争——他们也是具备君王论和民主论的双重历史演绎者——于是,他们对于中国的定义,变成了他们既不懂中国历史,也不懂中国现实的一种偏见:他们契入中国问题的时机,也不成熟。)这是欧美历史观和现实中国观的写照。他们可以把诺奖颁给哈维尔等人,但是,他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把民主奖项和和平奖项颁给胡适,殷海光或者遇罗克和林昭——虽然,比照哈维尔,这些胡适、林昭们产生的作用,作用于中国亿万之众,而哈维尔,只是作用于几千万人而已——如果说哈维尔毕竟产生了所谓的世界影响,那么,胡适们、林昭们,难道没有产生巨大影响给世界吗?试想,如果诺奖在四十年代颁给胡适,会是如何一种局面呢?中国合法性将会受到如何巨大的冲击呢?这个历史的如果毕竟实在是现实中的梦幻。那么,是谁在遮蔽这些中国人的地位和影响呢?欧洲人,美国人,加上中国人自己,都在遮蔽。这是一种历史的误判。事情的些微改变就是,中国人胡佳,毕竟进入了这些老人的视线,但是,由于惯性使然,他们误判了中心人物的最大价值——他们把这种误判延续下来,把对于胡佳的关注,变成为不关注——这就是他们再一次抛弃中国的原因。他们抛弃了胡佳,说明他们失去了对于这个世界的准确而带前瞻性的定位:他们的做法,就是认可中国政权在世界上的实用地位和影响,把中国前途论,从关注胡佳,变成关注中国政权和中国使馆。 这是非常渺小的选择。 五,中国价值论和苏联价值论一样,是人类的灾难。苏联在世时,欧洲人和美国人一度对其判断模糊。从很多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诗人吹捧苏联的作品中,可以见得。诺奖人员,并无至高无上的价值守护和分析能力。罗曼.罗兰和艾吕雅对于斯大林的赞歌,说明过这些问题——虽然,他们后来多少反悔此道。美国记者和欧洲学者定义苏联的内涵,和苏联坐大乃至崩溃,并无直接关系。他们的政客对待苏联的态度,使人记忆犹新。为此,他们只是继续了霸权秩序和条约体制,并不触动苏联"有限主权论"的底线。人们看到,他们叫嚣民主的演说和支持缓和的外交(即便是好像由他推倒了柏林墙的里根,也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无知误识)。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完全不是苏联解体的真实动因。这个解体的动因,来自一种同样是似是而非的机遇——现在,赫鲁晓夫主义说明,其推广和深化的结果,可以改变政权,却并无施行民主的基础。俄国不是民主国家:这就是历史和现实的结论——他来自赫鲁晓夫和普京的双重价值观。这是人们回顾苏联和定性俄国残酷现实的再认识。 故此,诺奖老人们并无在此方面的任何建树和眼光。他们的边缘效应说和悬念游戏,对于真正推动世界普世价值的努力,几乎没有意义。 总而言之,就像他们在文学奖上忽略和枉顾了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一样,他们几乎永远是世界上价值误判和人员误判的无聊机构。人们不必对他们寄予过望。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3 octobre 女鋼琴家 Elly Ney女鋼琴家 Elly Ney ( 1882-1968 ) 是純正德國樂派演繹貝多芬之表表者, Schnabel, Backhaus, Fischer, Serkin..................都是廣為樂迷認識的, 為何Elly Ney 的名字, 竟然被丟在一旁呢? 事實上, 她的名聲在二次大戰前的德國, 已到達了高峰, 她的"教授"榮譽之名, 是由 Hitler 親自頒贈的, 她更亳不諱言, 自己感情上是傾向於國家髁x, Elly Ney 更有一個戰後被冷待的鐵証, 身穿著整整齊齊的軍服, 更被稱為"元首的鋼琴家" ( The Fuhrer's Pianist ) 難怪戰後, 她只能在德國小城鎮活動, 而唯一一次戰後在 London 的亮相, 竟被組織者安排了柴鋼協! 沒能演出最擅長拿手的 Beethoven, 真不知責在何方?
還幸 Elly Ney 的老唱片, 仍可找到: ![]() http://www.bayermusicgroup.de/shop/br200048.htm 此外, 她亦有一些五,六十年代的電台廣播出版了, 英國的 Biddulph 亦有一些面世. Elly Ney 的風格, 大氣魄為主, 線條感甚強, 舉重若輕, 但纖細之處, 卻又足堪咀嚼.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与大提琴家 Ludwig Hoelscher 的貝多芬 Cello Sonatas ! 幸運地各位樂友亦可以在以下的再版 CD 欣賞到了: ![]() http://www.bayermusicgroup.de/shop/br200035.htm Elly Ney 的勁量琴音, 並沒影響她是一名天生室樂鋼琴家的身份, 以她為名的 "Elly Ney Trio", 骨幹就是 Ludwig Hoelscher 及 Elly Ney , 小提琴手雖然數易其人, 但他們与別的演奏家留下來的 Schumann's Piano Quartet, Schubert's Piano Quintet "Trout" ( 鱒魚), 都是上上之選, 可惜仍未有 CD 的圖貼出來. 謹希冀眾樂友留意 Elly Ney 的錄音吧! ![]() ![]() ![]() ![]() Schumann : Piano Works Elly Ney, piano Colosseum (德版) SM-508 ![]() Beethoven : Piano Sonata Op.111 Mozart : Piano Sonata K.331 Elly Ney, piano Somerset (德版) 591 http://nl.youtube.com/watch?v=-Lr6qV19Bhc 2 octobre 毛泽东死而不僵论毛泽东死而不僵论
刘自立(北京) 民主自然不完善,但如何对待之?是用民主的方式去评判、改善它?还是借专制和极权去批判、打到它? 毛死了三十二年。本来,他应该盖棺论定,和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一起去见上帝的,可是毛不死不活,到现在为止还是阴魂不散,继续成为人们膜拜祈祷的神和魔。 坊间为文甚多,都提出暴君何以不死论!大家义愤填膺,企望有一天毛从中轴线和城楼上撤离,起码要像移动斯大林一样被逐出显要之地。但是,何以毛会死而不僵,却少有深析。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他的左倾理想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内涵不被提及,从而继续可以忽悠国人和国际人们的脑袋。于是毛热不单在中国盛行,一些外国人也大肆吹毛,坚持其所谓西方左翼论。这个势头从40年代美国人吹捧延安开始,到五十年代罗素,萨特,密特朗,甚至蒙格马利到北京朝见毛,斯为之盛;以后,又有戴高乐与之建交,美国与之建交,其国际影响和国内威权势头,一直不减。那时,他的周围不单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爱波斯坦,更有斯诺,有希尔。 在费正清等人的书里,毛也是被吹捧成为一枚民族英雄,说他使得中国人站起来了。 到了文革时期,一些人民文革派的最后理论根据,也是把毛民主,大民主,说成是一种试错和伟大实践,原因是该独夫做出了打击官僚的壮举——他们认为,毛过去代表革命,文革时期也代表革命——这个革命,就是文革中被毛煽动起来的反党派和造反派,搞打砸抢运动和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样一来,毛究竟是不是革命者和继续革命者,成为一直不决的疑问。大而言之,国际间毛派的武装运动虽然日渐势微,却也可以得一时之逞,尼泊尔毛派居然就颠覆了国王政权。固然,这是一个偶然,但是其间说明的问题却是,毛派革命论至今尚在——尤其是在批判的武器中有其一席之地。这个武器的运用并不会因为武器的陈旧和武器的批判而被搁置和放弃。其中,国内关于三十年改革成败的争执,成为毛派死灰复燃的一种契机。 简而言之,毛在政治上行打天下和极权镇压时期与是后来邓坐天下带来的体制贪墨——成为邓,毛冲突的根源。其中,毛本人的极端腐败和他的所谓理想主义并行,互相遮盖,互相掩饰,成为问题最为难解的关键。我们说,毛极权统治的有效专政和有效宣传,恰好成为人们诟病邓式改革的藉口,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一方面,毛统治时期,其镇国法宝,当然就是举国封锁,全民洗脑,大喝狼奶(大人孩子盖莫例外)——即便是因其罪恶政策导致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也没有动摇政权的根基——而改革行三十年之实,却不能根除毛主义影响,原因就是改革之坐天下,实在是毛早就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搞不好就要出现法西斯主义”,等等。因而,中国的百姓,因为不可能阅读李志绥和张戎而继续抱有对毛主义的幻想和无知,却对于毛的种种言说的似是而非感到兴趣莫名,更加具有说服力的事实,就是邓式改革,去掉了温情脉脉的毛氏理想面纱,赤裸裸的经济掠夺,使得中国人向回看的势头超过了向前看和相信未来。这里的最大悖论,就是左派批判的矛头和毛氏对于所谓资产阶级的批判和预言,发生了扭曲的重合和对比——其批判对象,本来是要人们服从于毛主义的一人一家之私,现在看来,却好像是对于邓式私人致富,权贵致富的一种斗争,一种武器。这种复杂的毛氏影响,绝对不是简单地痛斥一下、名之以暴君统治,可以一言蔽之的。这里的毛氏批判和对于毛氏之幻觉、之怀念,成为中国政局错综复杂的一种写照,急需予以澄清和匡正。如若不然,简单批判毛,势必无法改变国人崇拜毛之热潮。 就像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中共改革并不能去除中共本身的一切积弊——左派批判的矛头指向改革,正是因为改革没有正面回答中国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追溯历史,左派批判,其当然是运用社民党人和列宁主义武器,即为彻底否定民主,说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根本就是虚伪透顶的假民主。可是,这样的民主之关键,就是法治立国,或言三权分立。毛氏大民主,恰恰就是要废黜法治和宪政,实行极权民粹合一之道。 一种批判是说,资产阶级民主要转换成为无产阶级民主——小民主,要改成大民主(如,李一哲,王希哲等人的说法——他们的观念直接走进共党“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轨道);彻底的造反要和彻底的镇压,密切配合。也就是上述毛主义的承前启后。 再一种,就是否定任何造反的邓主义反民主——他干脆取缔了所谓民主的各种形式,使得中国的政治,即便在文字上,也脱离了国际规则。 那么,左派批判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后,西方社会就有保守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些政党的政治主张,也许分别代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或合而为一主义。但是,所谓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早在西方历史的早期政治建制里,就已经萌芽。我们考证的希腊民主和罗马议会,就是这样的制度雏形——甚至,在波西战争时期,即便是波斯人,也对于民主与否,做出过最为单纯和幼稚的争执——更有甚者,波斯将军,居然可以在他们征服的希腊某个城邦里,实行有悖于波斯体制的民主制(见《历史》 希罗多德著)。问题是,不管是希腊民主,还是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的民主,都没有完全解决他们当时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他们的民主社会,在革命和后革命时期,存在大量的导致社会革命的原因和问题。历史在民主的悖论中转展反侧,寻根究底。其间,革命论和社民论,都是针对民主政权或者自由主义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提出和实行——其实,他们最后还是只能用民主解决之——也就是我们所言,社民主义,最后只能返回西方政治的民主正潮和主流,并无他途。在经过一系列自我调整和自我批判以后,西方社会,方才在战胜法西斯和苏维埃主义以后,逐步改进了民主政治。以至于在20世纪中叶,民主和极权的抗争,已经初步理出头绪。 但是,这个理出头绪,绝对不是所谓“历史终结论”和黑格尔主义——历史既然不可以终止于普鲁士精神之绝对,也不会终止于自由民主之完结——其间,民主,或者说现代民主的经济发展,成为古代民主——希腊战胜波斯的一种转型——转换为现代民主的一种模型。以经济势力战胜专制之普遍饥荒和匮乏,成为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有效榜样。所以,在20世纪中叶,经济发展导致民主转型的方式,在南韩,台湾等地,获得实现。然而西方经济勾结中共经济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邓式经济改革是不是走向民主的经济——政治之路? 如果这个问题得以答复,毛式体制的积弊,就会成为历史;如果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毛式制度,思想和氛围的出现,就变得几乎不可避免。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那个环节呢?问题就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这个有悖民主试验的现实。这个失败和死亡的改革,使得中国人无奈地回望毛和毛主义,以期安慰。这个情结的出现,恰恰印证了毛的一些似是而非,被他歪曲的观念。而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毛氏邪恶天才的猜想,却不幸被他言中——这些课题,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唯生产力论”——(搞不好就是)“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甚至对“言必称希腊”之批判,批判孔老二,等等。 我们看到,如果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毛氏歪打正着的一些言论,颇有一言中的的感觉。阶级斗争,自古以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本性之斗争。其存在前提,是人类划分成为各种等级和社会经济结构所致。自从古代工商业社会初步形成,这个阶级和斗争,就一直存在。本来就存在的阶级斗争,带动了一切社会政治甚至文化宗教的分野。所有的国王和教皇,都被牵涉到这类斗争里——就连貌似超然的教廷,也会因为贩卖赎罪券而导致社会议论纷纷扬扬,以至于出现路德式抗争——所有皇家和教会文献,含大宪章,南特敕令,黄金诏书等等,都是这些阶级斗争和文化抗争的表现和表达——所有压迫阶级正是通过斗争官方,使之在节节退让中,做出让步,产生(主要是西方政治)宽容精神。于是,出现了阶级斗争与阶级调和的局面,出现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媒介物:独立工会。在早期历史上,对于工人和社会实行福利主义政策的统治者,如俾斯麦等人,就提出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这个阶级调和论,正好呼应了阶级斗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为正是斗争,带来了调和,而非相反。其间最为关键的要素就是,工人阶级的前途,绝对不是无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阶级之间的互相宽容;而宽容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大致出现。 故此,我们批判一种久而久之,已经被忘却的提法——只有不但认可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认可无产阶级专政之派系,之人物,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段列宁的话语,彻底颠覆了古往今来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描述,出路和政策——于是,毛氏以后消灭所有阶级的“斗争”,应运而生——这个阶级斗争,就是我们以往说过的,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加上知识分子,统统被镇压,被消灭(只是剩下一些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器——也就是马克思早期批判的异化机器和劳动工具)。 这个惨痛的教训,就是毛氏革命带来的只有批判,没有建制的革命无前途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绝症也就在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型同虚妄。 一如上述,民主不是人间天堂——民主,不可无一日不完善;民主,不可无一日无批判——但是,民主用来批判民主的武器,就是建制。深而言之,民主武器对民主的批判,绝对不可以取代民主,或言用专制来批判之:说,还是专制好,效率高,人心齐(叫做“一个梦想”)——这是多么可怕的梦想!而民主建制的内涵,就是批判并建制同构。这个批判,由三权分立,织为载体——加上其固有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在思想层面上,才获自由!所以,民主一步步走到今天,固然其本身的批判,无可完结,不能停止和穷尽,但是,民主建制的舆论平台,正好满足了这些可以“带抢”的舞台塑造者和参与者。所以,当人们开始批判民主和民主政权(更不要说民主知识分子和民主政客了)的时候,其应有之义,本在批判和辩论传统的希腊精神之中,源远流长,巍巍壮观。 那么,民主被专制批判的例子,是不是也同样层出不穷呢?当然是。在间或一不小心的时候,专制大人就要来批判民主。在民主发生所有失误和失效的时候,在民主行内政民主而对外侵略的时候,在民主干预,误伤异地平民的时候,在民主惟利是图,以贸易经济“自由”冒充普世价值的时候,在民主价值混乱,前言不达后语的时候,专制就会振振有辞。这是人类游戏的一种典型状况。特别有趣的是,毛氏批判,就具备这种批判民主——又批判不民主之特征(如对于蒋介石政权的批判)——他对于上述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批判,就是一种典型的例证和典型的悖论。 其一,如果邓氏改革是一种民主,那么这个批判的可能性,就会减低甚至消除;但是,正是因为邓式改革不民主,就被毛不幸言中——“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难道不是这样吗?太子们掌握全国百分之八、九十的财富,世袭了政治接班,造就了逐级掠夺的政权贪墨,就被毛氏言中。可惜的是,毛氏并无办法去除这种宠信制度——其实,他本人正是坚持封建世袭的楷模:他,最后还是要让江青当党主席(见姚文元说法)。于是,邓式统治积弊被毛言中,正是因为毛本人为邓打造了“新阶级”之基础。这个枉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传统政权,不但消灭了阶级,而且消灭了社会和文化。所以,给予这些政权人物以政治经济特权的始作俑者,恰恰是毛。 在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劳资双方传统和正常的调适、妥协甚至抗争,被邓式政权一并取缔。他的经济王国,是不讲社会公正,劳资平权和利益公平的——他在六四时期对于经济腐败的抗争,就是开出坦克——所以,毛氏对于邓式复辟的预言,就像古往今来左派对于右派的批判——但是,左派,除去发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暴力主义,民粹主义,不能建设任何有效的政治基础,从而改变社会不公——一如所谓资产阶级建立的:三权分立,反对党政治,宪政民主和舆论自由,等等。但是他们却可以针对民主之缺陷和失误振振有辞,一日也并不停止咒骂。所以,这个批判,就是我们说的他们企望以专制的批评,取代民主的批评。那么,毛氏批判,又是什么东西呢?毛氏批判,就是所谓颠覆性和破坏性批判,不带有任何民主建制的未来政策和规则——这种批判的矛头,就是发动文革式的、只有破坏,毫无建树的革命和继续革命。他的文革发动,正好继承了这种破坏性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抛开其破坏性的后果,只是抽出其中偶然的论断,如“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那倒是完全正确和基本准确的——重复而言,如果排除邓式资产阶级,毛氏会取道何处呢?就是回到毛氏“新阶级”——这本来和邓,毫无不同,一丘之貉而已。区别却在:邓的坐天下,勾结了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家——毛基本上对此无知——但是,72年,毛和尼克松勾结,已经初见端倪。 再比如,毛貌似正确的批判:关于其批判“唯生产力论”,也是这样一种情形。现在,持唯生产力论者,有两种人。一种是中国官商勾结的资本家,血脉世袭者和大小贪墨污吏——一种是惟利是图的外国商人和跨国资本。他们都是毛氏批判对象,成为惟利是图的、枉顾普世价值者——的确,中国经济,实际上正是这两种人,从中作祟。同理,毛氏批判之,有无他图可循呢?没有。他只是点到了这种唯生产力论,但是如果他来做,也许,也是回到此途。他和前日本,前西德的贸易,不就是这样做的吗?都是低人权、无人权经济。 列宁,不是接受了德国人的钱物,才卑签立夫斯特——布列斯特条约的吗?——他不是也可以和美国石油大亨哈默,来一个主义之非吗?所以,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很虚伪的。 至于其他论述,毛氏就更加虚以委蛇,胡言乱语了。 那么,中国人为何对待毛氏语汇如此看重,拜其阴魂,还嫌不够呢?成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只是看到毛氏批判的“真理”的一面,没有看到毛氏批判以后的破坏和废制——他的批判,完全不同于民主对于民主,民主对于专制和极权的批判——因为民主的批判,是要建制,毛氏的批判,只是要破坏。这个最大的不同,恰好是民主思维对于毛氏思维天差地别之处。 换言之,中国崇毛之人,我们问你,你对于毛氏貌似正确的语录带来的后果,还没有看够吗? 你认为毛氏间或“正确”的论断,真的可以代替民主体制建设,而混同于民主对民主的批判吗? 如果这个建制不能实现,你难道认为打倒邓制,复辟毛制,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 最后我们说,民主是要批判的——但是,不可用毛的批判代替之——如果那样,就会在思想上和实际上再次发生混乱和劫难而不可收拾。 但是,其中一点值得注意,任何左派批判都有着某种“真理“的意义,只是看人们如何分析之,总结之——就像人类一时间看重马克思主义批判,最后却抛却之——因为,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是不事建制的非良性世界观,他们只是一种从乌托邦发展成为暴力主义的虚假理想。 《人与人权》 1 octobre 《国殇》《国殇》
屈原 操吴戈兮被犀甲, 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 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 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 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 严杀尽兮弃原壄。 出不入兮往不反, 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虽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子魂魄兮为鬼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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