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此文是对1948至1950年中国各地报纸关于中国政权易帜前后舆论，媒体反响之，变异和变色之的迟到的评介。虽然这些评介是五十多年以后粗疏做出的，但是，涉及问题却不无现实意义和对未来中国的期盼和思考。时值又一个所谓"国庆节"期间，我们不揣简浅，对所谓"解放"时期国人的真实社会思想状况做出今天的分析。。。。。。可以说，镇反，反右，文革及其一系列运动词汇，运动思考，运动行止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缘于1949年以来中共操控的大洗脑，大清洗和大镇压之传统的自然延续——其实，在所谓中央苏区，在延安，在东北解放区，这种革命加极权的毛式文化，早就已经开始登场，运作和发扬光大了。故此，对于这种十.一文化——党文化，做此小小总结，很有必要。我们的回首，其实是对国家走向的一种现时前瞻。

 

此文是对1948至1950年中国各地报纸关于中国政权易帜前后舆论，媒体反响之，变异和变色之的迟到的评介。虽然这些评介是五十多年以后粗疏做出的，但是，涉及问题却不无现实意义和对未来中国的期盼和思考。时值又一个所谓"国庆节"期间，我们不揣简浅，对所谓"解放"时期国人的真实社会思想状况做出今天的分析。其中，一些分析的观点，在当时就有反映，如，如何看待自由主义；另一些观点，则预告了未来时期发生文革的1949年改造风格之萌芽，如，揭发，告密，检举，检讨，批判，乃至杀戮。。。。。。可以说，镇反，反右，文革及其一系列运动词汇，运动思考，运动行止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缘于1949年以来中共操控的大洗脑，大清洗和大镇压之传统的自然延续——其实，在所谓中央苏区，在延安，在东北解放区，这种革命加极权的毛式文化，早就已经开始登场，运作和发扬光大了。故此，对于这种十.一文化——党文化，做此小小总结，很有必要。我们的回首，其实是对国家走向的一种现时前瞻。

1948年9月

这里摘辑的是1948年民国报刊舆论对于一些较为重要事件的评议，观点自然流露，态度自然明显，而所评思维之内涵，却仍呈隐学，过了大半个世纪，这些隐约之观点，其实读者诸君并不是非常明确——这也是编者所一直考虑而忧思在身的。仅仅从9月份言路构思和编写织体看来，民国末期的写者和读者，都已经关系下列思想，或者说几乎是思想界之大事情。

第一，当然是战争与和平之大事情。战争大事情，可以简单而言，一言而蔽：就是抗争结束，内战开始。抗战必然，必须，必经，但是内战呢？大家不甚了了。一说是要这个党的真理，又说，要那个党的真理。究竟真理是不是非要打出来不可，其实完全不然，但是，当时的党人，党魁，党识，毕竟不那样看，不那样做。于是，战乱之余带来战争一将功成以后的许多难题。比如，抗战"八百壮士"流落街头，无人关照，晚景凄凄之报道。毕竟，战争打过去了，胜利者们官的官，钱的钱，女人的女人，接收的接收。。。。。。但是，真正功勋者，受难者，却在享受被遗弃之命运，甚至自杀。这个现象，也同样不是民国特有的特产。中苏，中越，中什么什么，也是一朝开展，英雄辈出——一朝非战，礼仪周全，衣冠楚楚，外交内应，装得像个人式的，而那些各个朝代的"八百壮士"，血染的风采，就滚蛋边缘了。

再比如，流亡学生的滋扰，抗争和他们心里的真理问题，就此发生了。

傅作义将军处理北平所谓七五事件，其中误伤学生，他自请处分于蒋总裁。其中对于"谁开了第一枪"，细说纷纭。不说其他，这个对于学生生命，对于人的生命的重视，或者说，看起来重视的态度，说明，民国人士，军人和民间，都是要看重人命的，国人说，人命关天，是也！反之，在取消这个前提下谈论其他，也就无非是非人之谈，非人之谈，也就是兽性之谈，兽性之谈，还有什么好谈！

第二，民国事情办得怎样，其实是先行思考了今天中国的事情办得怎样——你看，这里就复刊了蒋经国"打老虎"，微服出访，惩戒官痞丘八的一些小案例。这类清官大老爷的事迹，今天读来还是不无悬念的，像是阅读古代之正义之举之做法，就是味道很陈旧，很酸楚。民国经济是不是腐败，不是按者一两句话可以在此交代的。打老虎是不是成功，也都做出过历史结论——简单而言，老蒋先是要小蒋来打，后来，国母愤而拒斥，遂一骂而止，化为止水，一点动静也没有了。蒋经国圣人之形象，也就烟消云散，一齐跑到台湾去了。这个反腐败大悲剧毕竟让后人，后党，后领袖来做了。他们做了吗！做了。开国元年不久，就痛斩马谡，枪毙了刘，张二犯，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那不过是共党中级干部贪污了万把元钱，而已。

这个国民党是不是也思考了经济改革呢？思考了。这里有一个证明。他们说，他们思考过是不是要行"英国式社会主义"之改革（『南京日报』）；谈到英国社会主义之当时之不可行；东西南北之经济不平衡，之差距；谈到财富分配不公；谈到现在所谓之"三农"问题，诸如此类。但是，他们的改革为什么只听声音，不见实物？我们的改革呢？

第三，沿路既开，却又是删版，又是查闭，更是审查。这里，有此一例，就是『和平晚报』被封门三天的事情。我们知道，党国禁报，乃属正常。大公报不是也会被禁吗？那是第一大报。他们还三查王芸生（大公报总编辑）。好了，这个传统没有失传，到了文革，红卫兵一家伙取缔了大公报，就不是封门几天的事了。

还有，就是此月份，北平中南海开辟成了公园，公民之园。这个道理很简单。公民者，享受"公园"也；非公民者，就不享受了。寓言之，公民者，是要有公民教育，民主教育，宪政保护的。读者诸君，宪政一词，其实民国已经流行——傅总司令开宗明义，就是俺宪政国家，如何如何，你们看看吧！

 

10月

 

民国也有道德建设，你不信吗？

你看，马鸿逵就声明在此。

还有就是取缔恶俗，破除迷信。那是沈阳官方的荣辱观。可是不幸，接下来就有报道"暗娼床上摆双尸"。这类妓女文化现在也时见报道，某某女尸横呈官吏之床榻，云云。这个古老的职业带来了何等样子的思考呢？无非还是权力，金钱，霸道，王道和女性悲苦之命运的关系。亘古已久的行当，是不是就是不朽的权力和不朽的金钱之产物呢？再者是革命纯洁性的训练和教育问题。此间报道忽然让按者眼前一亮，好像是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在此要呼起政府当局注意：第一，立刻展开全面整肃运动，首先淘汰国民党内一切反革命不革命和假革命分子，巩固革命阵营；第二，停止姑息政策和以毒攻毒的政策；第三，必须使军队成为革命的武力，即人民的武力，才能负起保国安民的责任。"（『南京日报』）

"昨天是胜利后第四届双十节，这是革命先烈以头颅和热血换来的国庆纪念日"。（『天津国民晚报』）这里（一）说的，是国军败类投共事件。此间人物大小，重要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牵涉到"革命"问题。革命纯洁性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淘汰不革命，反革命者，国共思维，做法，不二而一。这个现象是不是值得今人还要判断一下，思考一下呢？

文革时候，江青说，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是啊是啊，这个套子啥时人们会弃之如敝屣呢？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革命文化之外的广阔天地了。

接下来就是有名的关于"可耻的长春之战"的报道（可见『大公报』；此见『西安西京报』）。之所以说是可耻的战争，也关涉到革命和革命战争是手段，目的问题。如果战争不遵守有关的人道条约，抑或战争领导者心里只有胜利，没有人命，那么，就不是革命至上论可以解释，和正确解释的了。死掉三十万无辜百姓人命之战，胜利者究竟想些什么，干些什么，究竟要如何定义胜利和革命战争！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哲人康德如是说。

那么，怎样解决革命无法涵盖的社会问题呢？也就是说，主义之选择，在革命之外有无建树

呢？有。这就是胡适先生当时的建言——

"胡氏为了说明铁幕之内没有自由，他对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九四五年美国共产

党领袖卜劳德尔被释放的时候，美共中央委员五十九人，抱着他们的领袖欢呼了半个钟头，才让卜劳德尔说话。他们拥护领袖的热烈，可谓达到沸点。后来不久法国的共产党领袖杜克

，忽然写文章大骂卜劳德尔反动。美共信徒看了这篇文章，都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是受了某方的命令。接着，美共中央五十九委员就马上开会，大大的检讨卜劳德尔一番，结果一致表决开除了卜氏的党籍。"胡氏最后结论说："美国人民是**爱好和平民主自由平等的，而在铁幕之中，也是同样没有自由，没有民主。"胡氏说完，眼望着记者的脸微笑，眉目间好象说"到那里去？这可明白了吗？""（『天津益世报』）

读者诸君，你们明白了吗？

也许，你们还是没有明白。因为，胡适的话太超脱了，他不说如何解决战争问题，还有，就是接下来的土地问题。革命者却是关心这些根本问题的。自由主义只是在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精神，就像圣经那样提供一种精神，但是，回到现实，人们却看不见上帝了。于是，问题出在如何和自由主义接轨上面。

一个和革命问题几乎不分伯仲之问题，当然就是国民党提倡之土改问题。这个尝试在以下报道中呈现于21世纪之今天，给我们几个启示。

——国民党不是没有考虑土改问题。他们的土改好像不想杀人，斗地主。

——国民党没有来得及土改。共党来得及，做了，成了——他们杀了地主。老百姓能够分得

土地了——且现不论是不是真的土地私有化，私了几时。现在又在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办？

读者诸君中也有高人，怎么办？办的意义，风险，结局会是怎样？你知道吗？

 

 

11月

陈布雷之死是这个月大事情。

陈氏之死，究竟是什么之死，犹如前王国维之死，是什么之死，是一个问题。

按以为陈氏之死，就是民国之死;就像王国维之死，是清朝文化之死。

民国之死，是什么死？就是专制之死。

专制之死，是什么死？

就是相对于极权之死。

专制之与极权不同乎？不同。

很大的不同。

陈氏说，是他宣导民国精神乏力，得以另一种一种意识形态乘虚而入。对，也不全对。

 

先说民国之死。民国之死，就是文化之死。民国有没有文化？有文化。胡适，一种文化；鲁

迅，一种文化；自由主义，一种文化；还有共产党，国民党文化，都是党文化；还有，大学文化——一种文化机制，载体，摇篮；还有基督教文化，老蒋老宋，就是信仰此文化还有佛

教文化，儒释道；等等。民国文化，是大文化，虽然其中有小文化，政治文化，党国文化，但是，无法政治挂帅，压倒一切，不计其余。这就是专制国家中积极的一面。极权主义反其

道而行之——消灭一切文化，只留下"八个样板戏"。

所以，王国维也好，陈布雷也好，是文化殉葬。"文化神州丧一身"，丧的，不止是一身，都丧到台湾去了。

其间媒体议论，概括成为几个字。

一个字是逃。逃到哪里去？

谁在逃匿？

逃过去，就不是文化神州丧一身了吗？还是要丧的——你看，后来德莫克拉西，变成辜鸿鸣的德莫克拉"贼"了——民主变成民粹，民疯了，痞子运动"好得很"了——王氏，陈氏，就吓破胆了，一下子自净以自尽了。

接下来的佐证就是，大学教授，学生百分比很高地支持共党了。

有人说，中国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北上了。

何为先进呢？就和何为进步一样。你左倾了，找党了，革命了，就是进步了，先进了。

 

这个看法很贫弱。西方反思革命者，就不是这样看待先进和进步。贡古尔就说进步其实是一种虚妄，就像逃水上台阶，水长梯高而已。现在，革命性转变成为资本家可以入党，一家伙颠覆了先进和进步——你说，是资本家进步还是下岗工人进步呢？

一个字是等。

等到后来胡风说的，时间开始了。

中国人向来会等。等待毛死，新时代开始。

后来又等。等新人。新人的新人。

民国时期，也是等。等下一个朝代开始，等共产党。

后来，又等。等啥呢？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民主改革。

你们等吧！头发都等白了，牙齿都等掉了。

最后一个字是疯。是世纪末情结。那时的结婚事宜巨多。

我忽然响起希特勒和艾娃。

 

12月

"须知时际非常，磅礴郁结的民意，正犹之乎洪水，可导而不可淹，申言之，不可堵塞，无须阻遏。孟柯曾经说过："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待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

性哉？其势则然也。"这几句话是常识，在今天却值得深思。

人民大众的经验领域是广泛的，其对于是非利害的判断力也是不可抹煞的，基于这经验和判断而发出的祈求，也是正确的民意。当紧急关头关涉人民生存和安全的大问题，正视民意这一伟大的力量，听取人民的祈求，满足人民的欲望，这应该是一条最平坦的大道。"（天津『大公报』）

1948年末期，战乱频频，民不聊生，末日情结，无可如何。。。。。。

即便是2006年的读者看到，也不无伤心悲怆。除去等，逃，混，等等没有办法的办法，上面，天津大公报搬出来人民意志论，作一番议论，好像要把死马当活马医。这个人民意志论在1949年后共党语言中也不乏出现；到了文革，人民伟大主义更是威武雄壮，不可一世。

这里就有国人不懂民意究竟如何控制和被人控制的问题。

一直以来，依赖人民正确说，无数政党，政客，革命，暴动，窃国，盗权，无不是打出民意牌，民粹派。国人很久不讨论民粹和民意，民主关系问题。其间，西方学者比大公报要高明。人民，是不是可以行驶民权，是不是仰赖民意者，其实仰赖的是民意的盲目和僭主诱唆，是要真正发现，真正分辨的。如果不是这样，民意被党意操纵，革命操纵，僭主操纵，独裁者操纵，民意很快就变成窃取民意，强奸民意和毁灭之。

诚然，在战乱之中，要国人明辨此端，极为困难。于是，民意变成民怨，民怨变成民乱，乘虚而入者稍加变化，民意就马上失去独立，跟在主义后面忙呼起来，不可抑制。民意何时何地何意变成，迅速变成党意，大公报没有说明，也无预见，更无警示。

可是西方哲人很明智地一言以蔽之，民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是对于政府的监督，和支持政府的人（民）的批评——其中包含的更加重要的因素，则是保护人民中少数的权力，使之不受迫害。

也就是说，如果人民大众倾向于一种主义，如，社会主义，那么，民主的机制应该是，他们起而保护和尊重自由主义之少数——可惜，这们保护少数的学问，大公报没有做到家，国人，没有做到家，更遑论党，这个伟大的，革命的，正确的国，共两党了。

于是，接下来，人民，就成为人民的对立者，人民，开始反对和镇压人民，人民，乱七八糟于主义之乱七八糟，人民，涂炭于人民。

有人说，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说，这叫人民——独裁，一币两面。

其实，民意如何如何，来自美国的民主自由，他们的宪政和舆体，也是一币两面。他们有自由主义，还有实用主义，就是杜威的真理——虽然，我们今天的读者于此著看到了杜威在政治主张上，却是主张自由主义，和主张实用主义之杜鲁门不同——这个选择，饶有趣味。两种主义，包含对华政策之异同。那时候，报纸上讨论美援与否持续的问题，其实就是间接谈到美国的两种主义。杜鲁门要甩掉蒋介石，和杜威不同。那么，蒋主义和毛主义，哪个更接

近自由世界的精神呢？读者自有答案。美国人在老蒋大势要去之时，其实是做出放弃状。这和他们后来，1972年，不念旧怨，打出中国牌，据说，要行连华峙苏的地缘外交，是前后一致的。他们美国人在40年代末的放弃和1972年的不放弃，其实是合而为一的，一以贯之之政策。这个政策的内涵并不都是自由主义。

所以，在战乱时期，要求国人析辩此端，实在是强人所难。但是，这个两面派的美国，其实不是他们在变，而是我们在变。从1948年，到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到文革，到改革开放，美国还是美国，他们继续玩弄着这个自由主义，这个实用主义，而我们，则不知变化于几端了。所以，依赖人民也好，依赖党，国，权也好，先行弄清楚美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关系，也许，不无重要性。

 

1949年

1月

 

"在毛先生的意思，以为军事胜利业已在望，革命必须彻底，所以竟有[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的豪语，其实他所要革命的祈是推翻[国民党的政治]，但其所采的手段，却使全国人民受战争的荼毒。蒋总统前已明白表示，"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那毛先生更何必再提不可思议的条件？即使毛先生今天的武力足以支配中国的一切，若是其未来的政治，还是不能餍人民之望，而竟至与人民的意旨相反，岂不是仍要蹈国民党的覆辙？国民党政府剿共二十五年，而共党的势力不以武力的压迫而涣散，相反地却愈益扩展，倘毛先生此时果真能以天下为公之心，开诚不公地谋求政治上的解决，把国是交由人民来公决，那不但是国家之福，也是共党之幸。否则国民党的政治可以推翻，"反动派"可以"全部歼灭"，四万五千万人民却不能"全部歼灭"。今天共产党可以推翻国民党，如果民心不附，众怨沸腾，虽一味以武力革命为手段，使人民无从反抗，人类为着生存的权利，安知后起的"反动"人民不能推翻共产党于将来？在此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应已是"人民的世纪"了，武力已非国内革命的利器，黩武称兵决不能受人民的拥护。衡以毛先生所受的经验，平昔的主张，他对于当前时局的解决，为战为和，应该知所抉择！"（『申报』）

1月份舆论几乎完全集中于呼吁和平。

呼吁和平，是一个民意，一个尚未受到操纵的，独立的，迫切的，痛苦的，无望，无为，而偏要说，偏要为，为之又无结果，无结果还要幻想之的民意，可怜的民意，正确的民意，无

人搭理的民意。

这个民意的出发点是一种常识。但是，在1949年，国共两党的常识辞典上，这个常识被

忽略和删节掉了。

和平的逻辑，或者战争的逻辑代替了常识。所谓常识值几个钱，是也！

这个战争的逻辑之基本点何在？就在丛林法则，优胜劣汰法则，或者说，社会主义法则。共党在1930年代几万人，到48年上百万之众，靠得是什么，是一种思潮，一种真理。这个真理变成了优胜劣汰法则。为什么，就是因为社会主义那个时候是优势，自由主义不是。所以，尽管人们一百遍，一万遍要求和平，要求停战，还是不能够战胜这个法则。"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于是，真理加枪杆子，就更是真理；真理加百万之众，就更是真理。

至于说，"四万五千万人民却不能"全部歼灭""——倒也未必。战胜了，就是成王败寇，

 

人民呼喊万岁！四万万也好，六亿人也好，就是人民做主，毛做主，人民就是毛，是划上等号的。你看，这个"全部歼灭"是不是实现了呢？

当然，这个历史是1948年或者1949年的历史，解放的历史。但是，历史尚未终结，同志还在努力——就是"安知后起的[反动]人民不能推翻共产党于将来"——这个判断是不对的。如果只是你推翻我，我推翻你，推翻来，推翻去，21世纪的中国，不就是重演兵蠹大祸，没完没了吗！

21世纪的人们和1949年的人们，其实，已经萌芽般发现武力，暴力之不可为，不长久，不真理。这，起码是不简单的！

 

2月

 

这个月份，中国人还是处在革命尚未进行到底的关键时刻。天津，北京已经解放。如何报道之，国际媒体设在中国的新闻社和革命的新闻报道适成反差。一说，北京人六次欢迎征服者，北京总体是观望，冷漠的。一说，人民是与沙尘共进退，冒风沙迎接解放军（因为有北京无风三尺沙这个说法）。观望，冷漠说，是美帝国主义新闻机构的恶意歪曲，北京人欢迎共党是情真意切的。

是的，新闻是否客观，历来就有争论。党的喉舌以为，一切真实都带有阶级性，"客观报道"一说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所以，美国等国的新闻媒体和记者很快被驱逐出境了。虽然，北京等地尚有一些民间报纸留存，但是，从天津大公报的新生，说明了报纸性质的转变。

1990年代研究大公报史的专家，就对大公报之新生发表过些许见解，主要观点是，毛周等人允诺过大公报性质不变，民间性质不变。但是，天津大公报之转变已经说明，这个不变，其实是变了。上海大公报，重庆大公报也变了，变成了党报。这是事实。

至于新闻以外的中国政体是不是要变，情形也很明显。所谓联合政府，当时的媒体已经剖析，解释说，共产党可以容纳其他政党，但是，并无存在反对党之可能。加上第三党的覆灭，联合于共党之党，就成为八大民主党派，至今。其存在主旨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不可以成为反对党，提反对意见。这是联合政府之要义。

经济方面，所谓保护民族工商业之政策还是实行了。虽然剥夺剥夺者的斗争已经开始。

所谓新民主主义何时转变为社会主义，1949年的人们并不知道。一些商人受惯了国民党欺

压，说，共产党不会比之更坏。他们留了下来。他们也不知道，以后的资本主义尾巴终究会被割掉。一切社会，还不是要做买卖！他们说。

但是他们忘记了，社会主义国有化的进程将会改观这个一直以来的说法。

 

3月

 

1949年的报纸上不乏谈论宗教救赎的文章。这里就有『天津新生晚报』一文。作者当然不像现在的基督教人士，尝试把基督教的原本教义和最初的普世价值结合而谈；他只是谈到如何解释宗教的入世和出世问题；教会，修道院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精神品质的问题；人世和超世之间的问题。他的结论，还是要让世人，受苦受难者群体祈求上帝之保护。其实，上帝问题在两三千年之间的历史时期里变化多端，不一而足，究其关节，按以为，就是如何确定其人类道德价值之规定问题。如，他把人性规定为恶，以众人之恶，造就公共之善的所谓约法，约柜之方式，在世界上最初定义了人类行止的法约。这个历史作用无论如何估计也是不为高，不为过的——当然，这个最初价值是不是最初的，世人尚有怀疑——古代希腊罗马哲人，在他们的价值研说里，也已经建设了诸如此类的信条，文化和道德建设的信条。而且，在基督教世界里隐约和含糊的政体建设和民主理性建设，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色诺分等人的教诲里也已初具规模。那种在希腊城邦轮替出现之民主制，僭主制，贵族制等政治形式和理性政体说，早于基督，阿奎纳和奥古斯丁的天地复调政治结构说，给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以重要典籍。这个典籍加上后来的基督教平等说，人性说，救赎说，泱泱大观，一并形成了西方宗教和政治哲学之框架。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宗教和国情之结合问题。

此设课题极其艰巨。他要解决的课题，一直以来，就是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想要解决之的课题。利玛窦甚至把基督教，天主教和中国人的积习结合，并且避开他们忌讳的基督教仪式和人之来源问题，三位一体问题，只是偏重于建设理性工具说。这个努力有失有得。得在，他们使得近代中国开始眼开规诫，从事理性，规矩方圆；失在，他们终于没有可能说服中国人，中国和尚，中国政客，完全服从基督教的内在精神和内在场域，从而获得一种西方的神秘主义内涵——基督教和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和政治化倾向，是否就是秉承基督教发轫之民主宪政之结局，人们甚可质疑之。

二，上帝之死，从19世纪尼采等人传来，又传来人之死（里尔克语），宗教人文双双倾向于一种悲观主义关照。这和上文作者关心科学，理性，甚至民主等五四精神和基督教之龃龉，或有身染。西方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哲学，也是对于上帝精神考证的一种反播。虽然，这股思潮来去如云，遮蔽不大，基督精神并不因为无法考证而失去场域。人们在上帝之死中，重复尼采同一句话的下半段——"上帝是杀不死的"！但是，三，中国人如何秉承上帝场域，上帝精神，仍然是21世纪和20世纪1949年的人们宛如昨日之谈的话题，难题。

四，基督教民主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如何在政治诉求上达致宗教政治的结合，对于中国人尤其值得深思熟虑，因为，撇开基督教场所在西方几千年来的自由和不自由之历史——或者如阿克顿所言，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说，国人，国家，国教，之不自由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呢？显然不能——因为，基督爱的历史，并不是拒斥战乱，杀戮，荒原的历史，是在此战乱，杀戮，荒原中抗争的历史，是为自由的历史，就是不自由的历史。反之，不自由的历史里，自由是被扼杀的。中国的历史里，尤其是在无神论统治时期，不自由的历史，就是消灭基督教的历史，消灭帝国主义神职人员的历史，提倡毛主义之为神祗的历史。

五，纠正这个历史的误会，是否恢复宗教的信仰；恢复那一个教会的合法性，等等问题，还是存在于现实中，莫衷一是。此外，这个月份里，报纸媒体很是关心妓女存在与否之现状。从人性角度谈灭妓者，有之，提保妓者，亦有之。争执不下。但是，人性是否要改造，人性恶，是否要铲除之问题，其实关系甚大。弄不好，你就革除了人性本身而非人性恶。在以后的岁月里，改造运动排山倒海。搞了几十年半个多世纪，妓女问题还是旧梦缠身，不得消除。你究竟消除了人性呢，还是消除了人性恶？

这个问题和基督说的，他对妓女抹大拉说——你爱的多！

当然，也有说法，其实抹大拉不是妓女，是原来的皇族。这就是后话了。

牵强说来，前次要求报纸水至清之问题也是关系到消除言论之恶，之反对派，之反革命，还是消除言论本身的问题。你看，『世界日报』被禁，『观察』被禁，都在1949年，都是革命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所禁。这个言禁，是不是基督精神呢？显然不是。

 

4月

 

国共之间战火频频，却停战之声不绝于耳。但是，何去何从，从国共两党之主张里似乎无法找到出路。于是，自由主义似乎变得超然独立，成为1949年之人们殷殷期待的话题，切切思考的主旨。由原来大公报转变而成之天津『进步日报』，居然以发表读者来函的方式给这个主题展开讨论，难能可贵；可见，国人期盼自由主义可以应付国是之心不死。

自由主义究为何物，是一个大话题。首先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关系。历史上，民主出现和自由出现几乎同代，同时，同种，那就是希腊城邦的民主自由。这个自由，当然是保存奴隶制度的自由，打了折扣的自由。民主涵盖的，也不是奴隶众人。但是，仅就公民权力而言，这个自由还是被承认，被讨论，甚至哲人为之著书立说，留下人文印迹于历史。以后的专制社会，皇权社会，也都有自由主义者教诲于帝王诚服此见，如马吉亚佛理，伊拉斯默等之作为。马吉亚佛理当然置君权和共于共存，他的论共和和论君主，是一种两面三刀的结论，但是，其间共和主义还是包含了自由主义之内核。以后，法国等国发生革命，自由主义站在了反对暴力革命之一方。他们都是既反对革命暴力，一反对无限皇权的学人，遂出现反思革命和专制民主并存的独特局面。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却在最大幅度上削减这个自由主义的传统，而企望恢复革命万能论。列宁主义对民主法制和自由极尽嘲笑。

二战前后，总论自由主义之学者雨后春笋，胞芽于世，形成田园，巍巍于是。其间，革命和自由，民主和自由之讨论也纷纷面世，不一而足。究其要义，就是人权和对于他人的宽容成为自由本质，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关系之论辨，成为自由之基础。消极自由，更成为自由之内核；这个内核之内核，就是个人自由高于社群自由，而非相反。转而面对政治，就是，要求政府服从于人民而非相反，国家服从于公民，而非相反。

那么，中国的政府是不是服从人民且假以约法和契约之限制，达到民主和自由之基本现状呢？否。

但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不乏取自孙文的民主主义精神——可惜这个孙文的天下为公之思维，恨不像自由主义，倒很像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他融共政策的思维来源。

1949年春，战争尚在进行。国共两党正在争夺大江南北。战时之法，首先是对于自由权限的限制甚至取缔——这是人们限制自由的最好说辞。

二，国民党的训政和共产党的专政（那是还是专政前期之新民主主义），都是致死敌于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至于蒋介石，尚有存在余地，如大公报1946年就有关乎与此之社评。共产党有无此类宣传呢？也有。党报新华日报，也是连篇累牍地宣传美国的法制宪政。他们甚至同意张君劢之采纳英美法系的主张，而不同意采纳苏维埃法系。

三，于是，就有一个是国民党，还是共党结合于自由民主之疑问。国人和多数知识分子是倾向于后者的。一说，共党是争取民主自由的，也自然容纳了自由主义——可见，当时党报『进步日报』之所以刊登读者呼吁自由主义文章，和党之宣传惯性使然不无关系。

四，是谁很快就把这个主义弃之如敝屣呢？

五，自由主义从毛的：先生们，我们就是独裁——以后，就基本上死掉了。他的"反对自由主义"，就是首先把这个主义庸俗到个人生活细节而加以批评。这里没有洛克和孟德斯鸠，也没有穆勒和边沁。

九十年代，由李慎之领军的所谓自由主义再生。他们试图解决中国去向问题，但是遭遇很大困惑，困难。自由主义之经济和自由主义之政治发生龃龉，答而无案，派生许多所谓"不确定因素"。这样一来，就像前此讨论宗教问题一样，今天读者诸君，还是会在2006年接谈于1949年的人们关乎于此的讨论。愿意讨论继续，持久，有成绩。

 

5月

 

此月，共产党新闻人刘氏（尊棋）在一篇批判帝国主义新闻观及其记者的时候说道：。。。。。。"记得起来吗？这一切描写，除了地点外，和二十年前美国记者昌伯林之流所作写于苏联的武斯诋毁文字有什么两样？但是等着吧，这还只是开头！大规模的"赤色恐怖"，"饥荒"，"内斗"之类的老镜头早已在这般记者的脑子和他们总社资料室里为新中国准备好了，旧时只要把字幕改换一下就可以上演出来的。"（『南京日报』）

不幸，这个为刘氏党记研说的帝国主义记者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饥荒和内斗，发生了——文革等。至于原因，是不是和驱逐记者，封锁言路有关系？历史做出了回答。这个回答，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被1949年的封锁政策驱逐的各大西方媒体又卷土重来，回到中国。虽然，他们也许还时时有被驱逐之嫌，但是，他们毕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存活"下来。

这是党的新闻工作的一种转变。

一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阿玛迪亚。森，曾经说过，一切饥荒，大型饥荒的发生，和极权政治关系密切。他举出了60年代的中国大饥荒。何以如此，道理非常简单。让人说话，改变政策，饥荒可解；反之，不可解。彭德怀出来说话，被打倒。饥荒由此继续。这个历史许多人总结了，此无赘。

 

（未完待续）

文章摘要: 五十年代的人们谈论文化，开头总要分清楚是资产阶级文化，还是无产阶级文化。比如，一则这样的报道就说，"进大学，我选读了外文系。在大学进一步受了资产阶级的文学教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受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影响，文学家认为现实物质世界时时在变，在消灭。现实是虚空的，恍惚的，只有文学是永恒不朽的，崇高的。"

6月

"上海大公报新生宣言"的发表，说明了一个时代民间报纸的终结。

90年代以来，以已故父子二人为代表——王芸生，王芝琛——煽起所谓"大公报阴魂不散"之说辞，引起许多读者和学人之关注。其主旨在于讨论，国家是否允许自由报纸之生存之发展，抑或做出完全相反的举措。

关于大公报，文革以来给他定下许多罪名，如，国民党政学系报纸；对于国民党"小骂大帮忙"；鼓吹自由主义；抗战时期鼓吹"国家中心论"，反对西安兵变；。。。。。。为此，昭雪，正反者，则对于以上指责一一推倒。他们的观点是——国民党政学系本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存在，这个子虚乌有的存在，说明了跟在子虚乌有之后的大公报政学系色彩，亦属子虚乌有（见李纯情先生刊登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

大公报是自由主义报纸，对于国，共两党都有批判，甚至因此遭到双方的反击，一度被蒋介石封门三天，中央日报一度撰文，三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可是，报纸乃社会共器，超然于，或者完全应该超然于党系，政权之外。大公报出于公心，对以上二党之批评，就是本着这个国际公认的办报原则，本来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民国建政以来，民间报纸面世不下千家，连慈禧，袁世凯也未封门——当然不排除政客黑帮的无耻暗杀行动带来的白色恐怖。但是，起码到了民国中期，大公报作为蒋介石专制独裁中有限的民间空间得以保存，说明了那个时期舆论一律的并不完全施行。这个传统标明，中国报纸言论自由的一度存在，一度发展。其证明是，大公报因为抗战有功，得到美国颁布的密苏里新闻奖。

虽然大公报和当时自由主义的学人们，对于自由主义并非理解得当，得出过实行美国政治民主，同时实行苏联计划经济之说法（见萧乾，张东荪等人的文字），但是，鼓吹自由主义之基本法度，是其一贯之宗旨。

至于以张季鸾为首的大公报人，对于蒋介石抗日之缓战和国家中心说，现在看来，也是言之成理的。国民党毕竟担负着正面战场直面日军的大规模抗战，其死伤损失也是全国瞩目，有案在录的。毛泽东抗战以后出席重庆谈判，高呼"委员长万岁！"是为证。

至于上海等地大公报新生，只是这个报纸优良传统的受挫。原来，王芸生对于北上参加新政协犹豫不决。是毛亲自发出邀请，且允诺大公报民间报纸性质不变，办报方针不变等四不方针，使得王先生信而前往——这也是大公报新生之条件——毕竟，那时候的共党政策还不是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和稍后的"共同纲领"之制定。共同纲领，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和土地私有的，也许包括允许民间报纸的生存——但是，其实大公报里的共产党人在新生以后，就把这个民间报纸转变为喉舌了。究竟是大公报变化了，还是党的政策变化了，共同纲领变化了，历史已经做出证明。

更不要说，王芸生后来看见大公报彻头彻尾的"思想改造"和党文化化以后，说，是他埋葬了大公报。这个埋葬，包括了他以后被迫撰写的自诋文章；而文革红卫兵则最后取缔，消灭了大公报。

7月

一老人给胡适之先生写信，说，共产党来了，不是没有自由，而是有了自由；胡适说没有自

由是不对的。他的观点无非是说，你看，学生不是还在念书，教授不是还在教书吗？

其间，此老者阅读了毛的许多书，如关于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等等。这个老者的看法是不是对的，历史已经做出证明。关于联合政府问题，我们看到，这个政治架构取消了政党政治和政党轮替课题。胡适之之所以反驳不力，或者没有证明国民党何以不采用联合政府，是因为他遵守孙文的训政阶段论。但是，胡适之看到的政治真理是自由主义，但是，这个自由主义并未解决中国当时的政治实践，政治课题，遂胡适无法回答此老者问题，让他跑到毛选那里去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当时决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

以后的发展说明，台湾确实实行了胡适的理想，而大陆文革却导致相反的结果。以后，民主进程在两岸如何演变，读者诸君自当关注！

 

 

8月

 

 

"曾为反动派在电台广播宣传本市滑稽演员筱快乐，本市解放后企图投佯作进步，被群众向军管会检举，逮捕"。一则报纸新闻如是说。

以后，该演员写出悔过书，保释出狱，声明要"为人民服务"云云。这里，我们只是提出问题，以示读者。

滑稽演员演出之内容应该不会有政治问题，据说，问题在于他帮助过国民党的宣传，由此，忏悔的内容适成政治忏悔。政治忏悔，是那时的特产。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忏悔文化和此种忏悔文化，完全不同。西方文化里的人性之恶，是造就他们发明契约，法度，国法，从而约束人性，社团和政客的原因。政治忏悔的指向则异，因为这类忏悔确立了政治胜利者或者说战争胜利者的正确性；敌对方人士，或者说，有染于兹者，都是政治不正确者，所以要忏悔——这和人人要在上帝面前忏悔之平等文化，不同。

那么，谁来监督政治正确方永远正确呢？比如说文革，反右等等运动中，这类政治忏悔录比比皆是。但是，却无人敢于让发起此类忏悔者，做最大的，最正确的，最有必要的忏悔。因为，正是这个迟到的忏悔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死亡。对于此类死亡，谁来忏悔！

摒弃忏悔文化的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号召老百姓读来忏悔者。这个号召式微以来，忏悔的念头，反省的念头，甚至总结和借鉴历史的念头，都在被积极或者消极的遗忘，淡薄和向前看取代了——一类无知者无畏之人因运而生。他们无视历史，虚无价值和罔顾道德的反忏悔文化，和西方类似上帝已死说一样，又走到另外一种极端。正是所谓"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政治忏悔形成的忏悔文化之反播，形成了另类痞子文化，离开宗教救赎式的反省思维更远。1949年的忏悔文化究竟保持住没有！他保持住会怎样，不保持，又会怎样！

我们这个民族究竟要如何演化和转变这类忏悔文化呢？读者诸君想必自有设想。

 

9月

『北平新民报』发表社评检讨他们幻想第三条道路的始末，言之凿凿，情之切切。他们的推论逻辑和大公报新生宣言等如出一辙，似有同一双手为之。这个现象说明，在党，人民，革命，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等等词汇后面，有着一个简单的，武断的甚至粗暴的意志，这个意志其实只是自我演示，自我言道——他演变成为人民，革命和许多其他先进事务。这个人民、党、领袖的思维定势，蒙蔽了当时报人们的耳目。他们其实不知道，那些台面上的新词、大词、真词，不是等于公意，等于真理和等于正确，他们只是服膺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而这个意识形态的内核，其实只是一个人，一个领袖，或者这个领袖的一是一非，一时一地之主张，顶多，是几个人的主张——抑或是一些主义，教条的演变。所谓"人民"，"革命"，"社会主义"等等，也只是一种假大空的空头真理和空头支票；其兑现的专制和武断，在今后的历史时期层层表现，退下了他们的"七层薄纱"。这层画皮如一揭穿，整个皇帝的新衣就暴露无遗了。

可惜，1949年的报人，识得此端者，毕竟不多。

10月

上海大公报发表关于土改问题文章。首先论及旗人土地问题,称其为土改对象之一。其主要论点是，旗人掠地（圈地）属于非法，抢掠；后，旗人变卖土地，也是不公交易，因为其来源非法。这个逻辑好像不错。

土地问题，当然不是本按可以轻易说清的大课题。中共土改，理论上是实行资产阶级革命之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按照新民主主义，是要分天分地真忙的。但是，不断革命论，就改变了这个节奏，社会主义革命中土地是无法私有化的——像是苏联的土地不私有化——遂使得土地产权模糊化，模糊了半个多世纪，迄今。因为，其间，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以后的三自一包，土地租赁。。。。。。等等，和1948年前后的所谓分田分地相比，这些土地问题的形式加内容，不是更加清楚，而是更加不清楚。土地产权变得日益模糊化——其间，我们究竟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化还是资本主义之私有化，在这个本来就不社，不资的社会形态中就难以启齿。

那么，究竟是不是要实行土地私有化？其间争议亦大。一说，土地私有化，应该是在绝对法制和政治改革以后的产物，否则，私有化不受监督控制，势必形成土地的新一轮兼并。

这些论者大量引用俄国斯托雷平贵族改革时期，发生的土地私有化及其悲惨结局，以示国人，以示农民！

反对者则以为，农民在得到土地以后，才可能产生生产积极性，并对土地进行有效的保护。

他们主张及时进行土地产权改革。

而眼下大量的，几乎是有恃无恐的新圈地运动，已经受到国家上层的注意。但是，发生的，已经发生。圈地现象遍及中国——这和公产转私的企业改革其实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谁来考量新产权人的合法性，是问题关键——问题的同一性是，谁有资格考量这个合法性；

换言之，考量者不可以自己考量自己；而这正是现在人们拭目以待，极为悲观的原因。

 

司法和实业文明的试金石究竟何在！

故此，回到满清和民国时期土地问题之课题上来，做一个温故知新，实在很有必要。

11,12月

 

1949年末，解放形势遍及国中。这个解放伴随着社会的极大改造。坊间舆论多涉及妓女从良，右派坦白，人民检举之事，一时间，解放文化——后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或者文革文化，蔚然成风。这种文化的几个关键词，就是告发，检举，检讨，坦白，悔过，批判，。。。。。。这种文化的来源何在，笔者也不甚了了。说他是革命文化，也可，因为革命就是告发和批判，批判和杀戮；说他是社会主义文化，也可，因为此主义对峙于彼主义，也是要检讨，反省，或者悔过的，因为新事物一来，旧事物一去，人处两端，岂有不瞻前顾后者；说他是准宗教文化，也可，因为这种类似新托马斯主义之主义，注重内心的改造和心智的本体之建设工作，此主义在解释圣经学的时候屡屡涉及，只是他们的教主是耶稣，我们的教主是党。异同何在？就是我们的教条是人为，时为，党为之，不同于那种不知究竟耶稣是人，还是神的原来教旨。应有之义也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应有之义，在革命者看来，多少就有些虚伪了：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你不可以杀人；不要偷盗，抢劫；要爱你的敌人。。。。。。

凡是本来属于违反常识之事，只要加上革命和新社会之冠，就可以大行其道，不必担心是否违反了道德。比如说，父子揭发，夫妻反目，亲友相残，只要是为了革命，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指责和可反省的——反倒是，你如果在此革命关头保持缄默，倒是要好好反省一番，看看是不是不符合革命新文化，是不是站稳了革命立场。

文革后，这个始自1949年的悔过文化，改造文化，就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人们开始以吃掉对方之肉身来衡量革命与否，且成为此时代，此社会之几乎是唯一标准——广西一带的吃人革命潮汹涌澎湃，磨牙霍霍，惨不忍睹，惨不忍记忆之；但是，这种人人相残，人人反对人人的疯人院文化，滥觞于那种为革命是从之教育，之宣传，之强迫，则是没有疑问的。

 

记得上述大公报原来的老社长王芸生先生，曾一度拍案而起——他针对毛的，"要（知识分子）夹起尾巴做人"之教导，大声吼叫——"这是把我们当畜生啊！"

 

1950年

 

1,2月

 

此间报端刊登社会诸多消息改造之余，多刊登反对美帝，否定美国体制之教授们，作家们的文章。比如刊登了老舍先生和华罗庚先生的文章。他们的言论，一言蔽之，就是新中国好，美国不好。何以如此，主要从新中国优点和美国缺点着手论道。他们的许多看法是事实，不是臆造。他们主张人们回到新中国来，有没有错？也不错。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新中国的出路和美国的出路，究竟如何演变，发展，甚至结局。美国反共思潮到了麦卡西时代登峰造极。但是，反共要义何在，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占领美国，取消美国自由的底线——如，美国哲学家胡克等人，是这样论说的。中国的做法，其实就是在给美国做出社会主义示范，虽然，美国人民没有运用他们的宪政权力和选票，支持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之诞生；可是毕竟，这边的新中国，诞生了。

于是，我们要问，究竟中国和美国，在1949年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都发生了哪些正面和负面的走向呢？

麦卡西主义的叫嚣很快平息了。黑人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带领他的父兄逼和美国宪法，承认了黑人的社会地位；在汹涌的反战运动中，朝鲜和越南战争被迫终止；经济上，美国劳工逐步建立了他们庞大的工会组织，使得劳资双向的利益媾和，变得可能；舆论，在揭发了水门事件以后，又迫使丑闻缠身的尼克松下台；克林顿做出道歉。。。。。。

而在中国，那些痛骂美帝者，十几年，甚至不到十几年，就在新中国万好，千好的标语口号下被打成右派，许多从美而归者，被打成特务；到了文革，批判美帝者老舍，自杀身亡。

于是，在改革浪潮出现以后，1949年的反美风为之一变，变为崇美，次之，是崇欧，崇日。

青年一代人纷纷留学美国，转变国籍，婚嫁洋人。他们的行为，和华罗庚，老舍号召人们从美而归，形成黑白两执，天地之别。这，究竟是不是历史在开玩笑呢？其中密宗何在，读者诸君也许一笑解之。

3月

先辑录几则新闻报道。也许它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是细想之，还是多少有些联系的。这也是管中窥豹，以点见面。说明1950年代初期的社会状态和思想概貌。一说法警坦白贪污问题。

——"根据三十五人的总结材料，在一九四九年内，曾贪污者二十七人，前后共贪污二一二次，钱十一万七千一百六十六元，纸烟三盒半，接受当事人贿赂（打官司的）月饼五斤，苹果二十个，牛尾舌一套（约七八斤），下馆子吃饭四次，冰激凌一个，并由当事人花钱雇三轮车二二O次，坐电车三十余次，贪污时间绝大部分是在五月以前，小部分在六月到八月，极个别的是在八月以后。这是随着一年来的学习进步而逐渐减少的。"（『天津进步日报』）

这种贪污受贿在那时当属普遍，触目乎？惊心乎？

时隔半个多世纪，请看看现在的贪官贪污钱财数字："蓝甫：原厦门副市长，与赖昌星案有涉，索取收受贿赂500多万。案发后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董明玉：原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现住美国新泽西州。蒋基芳：原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原烟草公司经理、原党组书记，2002年携百万巨款出逃美国。

程三昌：原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曾任漯河市市委书记，逃到新西兰。

杨秀珠：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曾任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2003年4月携家人逃往美国。

陈传柏：原昆明卷烟厂厂长，贪污1600多万元后逃匿海外。

罗庆昌：原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涉嫌挪用和贪污巨额公款，1999年8月潜逃出境。

周长青：原国有控股的西安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汽车部经理，归案后被依法执行枪决…… "（见『正义网』）

这也是国共两党执政之区别乎？他们这种划时代的贪污，又说明了什么文化在作祟，怂恿之呢！

这是什么文化，什么政治在起作用呢？

 

4月

关于文化。五十年代的人们谈论文化，开头总要分清楚是资产阶级文化，还是无产阶级文化。比如，一则这样的报道就说，"进大学，我选读了外文系。在大学进一步受了资产阶级的文学教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受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影响，文学家认为现实物质世界时时在变，在消灭。现实是虚空的，恍惚的，只有文学是永恒不朽的，崇高的。"（上海大公报/『从都市小姐变成革命战士——一位女青年的坦白清算』）

这样看来，人们要了解什么是资产阶级文化了。其实，这个资产阶级文化要和无产阶级文化比较而言，方可存在。一个简单的假设是，每一个时代，如果摒弃某一个阶级的文化，那么，这个时代还剩下什么文化呢？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是什么阶级文化呢？又说，资产阶级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和无产阶级；故而无产阶级文化因运而生。那么，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呢？其代表人物是谁？是马克思吗？不。列宁说，马克思是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了他的主义（文化），其ID如此（见『列宁全集』）；那么，谁又是无产阶级文化之代表呢？鲁迅吗？可是毛说，（解放后）如果他活着，两种结局，一种，默不作声；一种，关在监狱里（见黄宗英文章『文汇读书周报』）。可见，老人家是把鲁迅排除在他的文化之外的。于是，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就显得极为费解。到了文革时期，都是样板戏，是无产阶级文化吗？可是，邓否定了文革。

退一步讲，人们开始议论所谓社会主义文化。此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之关系究竟如何？我们现在不好展开讨论。但是，有一点很明确，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现在所剩无几，变成承认私有制和资本家入党了——这是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吗？马克思要批判私有制，要让无产阶级领导一切，可是，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吗？

什么是社，什么是资，据说不争论；那么，1950年代何以要人人遵守之，道理何在！

最后，五十年代普遍时兴的改造寺院，僧众，教规，让他们服膺社会主义文化，自食其力，

是对于宗教文化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尝试。结果，究竟是僧众服从社会主义文化，还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统辖社会主义文化呢？

这个社会主义文化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党文化领导之，还是他们自己领导之？成为模糊哲学。

5，6月

此月,『天津进步日报』刊载冯友兰教授关于他思想改造文章，说，他思想原来不通，现在通了，因为想到过去只是反帝，不反封建，云云；更重要的是，他说，他拥护当时『共同纲领』的制定及其内容。可惜的是，时隔半个世纪，冯老在其哲学史第七卷里，重新评价了共党和这个纲领的关系，回顾了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更改和方针指向。一句话，党，没有履行"共同纲领贯要贯彻实行五十年"，这样一个允诺——这个五十年的说法，来自刘少奇。

依次推断，是不是如果执行这个纲领五十年，党的事情就好办一点呢？看来，是这样。现在承认私有制，搞经济多元化，本来就含有上述纲领的内涵，只是，现在的经济改革，比那个纲领走得远得多，中国经济，成长为一种和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不相同的特色经济。主张改革者，都要求重新审视这个半吊子改革，就是权力和经济结合的半市场经济和非民主体制，这都要改，应改。

这当然是一种向前看的努力。但是，做出这个结论，不知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毛的社会主义水至清无鱼的政策，"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做法，耗费国人半个世纪的时间，金钱和人力（人的尊严和意志也被消耗到崩溃的边缘）。纯而又纯的反资本主义之主义，从来占有当时的主导地位，致使几千万人死于饥荒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直到文革的斗私批修，等等，都与过早违背其共同纲领不无关系。人们应该考证的是，毛为何要过早放弃这个纲领，向社会主义改造迈出颟顸和急躁的步子，在根本上，改观了五十年代共同纲领规定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局面。

现在，党，多少退了回来，但是，也面临很多，即便贯彻现行的政治经济政策，还是无法改观的难题，如，生态破坏，能源短缺，贫富不均，南北差距，贪污腐败。。。。。。这，也许既不是毛可以改善的，也不是共同纲领可以避免的。更为艰巨的改革，不但要走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桎梏，走出共同纲领的局限，甚至，要探索未来经济，政治改革合一的道路。

当然，我们共同温习这段开始于是否执行共同纲领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澄清半个世纪以前，人们走入盲区的坎坷与波折。

 

7月

七月份某报刊载林昭的一篇文章，谈论她的思想改造问题。几年以后，林昭在反右斗争里被

打成右派学生，辗转监狱之中，直至被杀。

现在，林昭其名已经冠以圣徒，圣女，烈士，英雄等等称号，受到正义崇拜者的仰视。

 

林昭在监狱中刚正不阿，凄惨绝伦，坚贞如圣。凯塞林，不屈如冉。达克！圣女之说，名实相符，毫不夸示。但是，少有人对于林昭刊载于此之党文化，洗脑筋之败笔有所分析。笔者也不忍把这个好端端的清白之身，污以此种政治污秽，但是，事实毕竟如此，白纸黑字，是为历史真实。于是，人们要问，林昭觉醒之日是何时开始的？

其转折经历如何的阵痛或者斗争？

何以她在那样一个背景中，产生了类似圣徒的超越？

她的政治与宗教情怀，究竟如何？

按以为，林昭之反省和转折是一种类型。反对极权专制之英雄人物，在1949年以后采取行动者，早年，莫不是又一个林昭。他们之中像遇罗克等人，也至少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且从那些文本中寻找出路——这个经验产生的一般结果是，他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和毛之间存在很大差别，遂形成对于此主义的二元化处理。林昭对于马克思主义早有反思（见她和谭天荣的谈话），但是，关键之处是，她离开马克思主义以后，归属何方——她，直接找到基督教的原始正义。这就是一般所谓林昭思想脱离党文化，甚至脱离马克思主义"正统"，归入基督教应有之义的难能可贵之所在。

这个超越，对于现在的人们，尤其是轻年人想来，不是很正常，很简单的一种选择吗？不是的！青年读者们不知道，1950年代政治社会环境究竟怎样。那时，不要说信仰基督教，会触犯中国之政治原罪，即便你对照马克思和毛做一分析，发现他们二位之间的区别，也同样是偷拾思想禁果，无疑会触犯他们制定的"原罪"——这当然不是亚当夏娃触犯禁果之罪，而是触犯毛和党文化之罪——明确而言，罪与原罪，完全是两个概念；但是，那时的所谓罪过，是将二者加以混淆和一概而论之，而处之的。

即便是那些生有反骨的独立思考人士，如，后来的张志新，王申酉等，也都是皈依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林昭现象引起人们的思索，就变得更加厚重，更加深刻，因为，她识别马克思之错误，在当时几乎是天才之举。她比我们尘世中人要推早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这件事情可是非同小可，而是大可，是大肯定，大价值！中国人，中共知识分子跟在林昭后面，虽为龟兔之别，今天，还是赶了上来。他们开始思考基督教和宪政民主关系等等课题。

这就是我们从林昭身上看到的一种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那些来自自由社会，学堂和教区者，都可以概莫能外地，自然而然地传承一种普世价值，一种耶稣精神。不是的！那些身处禁锢之中的人们，只要胆识俱在，也可以充当独立思考者。正是所谓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产生在陈寅恪之中国！此精神向东传承，其间遭遇了民主科学地偏离，但是，毕竟正在返回或者新觅其综。我们纪念林昭，正是想证明中国，也可以产生这种普世价值，学习之，尝试之。

广而言之，中国社会产生过林昭这样的先驱人物，其他专制社会何尝不是如此！那些早年崇尚过列宁和斯大林的人们，如，东欧女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博斯卡，早年就讴歌过斯大林，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后来睿智博学，转向对于这个制度的反思，产生举世皆知的成果。

反之，一些生活在自由主义国度和治学环境中人，也许，反倒热衷于吹捧东方专制主义及其领袖。他们继承的，是西方凯撒和横跨欧亚的亚历山大帝皇的皇权主义传统，而多少摒弃了源自古希腊，罗马的民主价值学说和基督教精神传统，转向类似僭主专政和凯撒独裁的倡导或者潜在肯定。于是，在专制社会里产生自由，在自由社会里产生专制，这样的可能性，不是不会存在，而是极有存在可能。

我们现在所说之普世价值，就是在排除西方的凯撒精神和东方的专制主义传统；做此伟大精神诉求的榜样是谁？这个榜样，就是林昭。

 

8月

 

检讨和检讨文化,也是1950年以后出现的一种文体。这种检讨文字的出现，几乎遍及社会各界人士，从小贩，小地主到大知识分子，大官小吏，只要他想要进入新中国，就概莫能外地要检讨一番。检讨文体，是一种新八股，转承起合，万般归一，没有活力，没有新意，倒是毛说过的婆娘裹脚布，读来生厌，无论作者违心写就，还是读者考证读之，都是惨不忍睹之物。我们看到，这种愚蠢的逻辑，大概是——

一，作者，要首先设置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社会存在——所谓存在决定意识，是也。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些要求他们撰此检讨者，如今高高在上，他们的屁股，究竟置于何方，是些什么样子的屁股，这类屁股就可以不决定脑袋了吗？这不符合他们的唯物主义原则。

二，检讨者要否定检讨者自身的社会地位，几乎涵盖所有社会职业，商贩，僧众，舞女，官吏，司警。。。。。。于是，他们取消此谓旧社会职业的检讨，无形中，就很严重地取消了所有这些职业的合法性；这样一来，整个社会无形中也被取消。人们说，新社会就不做买卖吗！是的，新社会，就是不做买卖。

于此类似，新社会，也不要基督，佛陀，真主。。。。。。不要僧众，住持，圣经。。。。。。新社会，只要毛一个人的书——事实是这样证实的——或者说，这个趋势，正在日益逼近，到了文革，就变得事实如此了。

三，所有检讨否定个人，个性，个体职业生涯，个体思维状态。。。。。。一言蔽之，就是个体，要转化为集体。其实，何为"集体"，人们也不甚了了。集体，是不是集体，其实不是，是另一种个体，就是毛；就是各级党委，各级书记之个体。你不服从这些个体，就变成你自身之个体，就完全违法。但是，其实，这是一种从这个个体，转向另一个个体的过程。

人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检讨。

四，这，其实也违反了清末西学东渐时期，严复翻译之穆勒名学中的说法，就是"群己权界"。这个说法，把自由主义西方之个性至上的原意，改宗为儒学之效忠国家，服从等级，人欲天责。。。。。。那种中国特色之"自由"。这个自由，在检讨文化里，被强行驱赶至

 

"己己权界"，"群群权界"，就是个人服从集体——前此说过，其实，集体，就是那几人，他们，只是冠以集体大高帽的个人。顺此推衍，天下，社稷，国家，其实也就是那几个人。你说对不对！

五，一切精神平等诉求完蛋了。因为，你首先要定下你有罪，他没有罪；有罪者向无罪者（且，可能是功臣）叙说忏悔之词。这个过程有点像西方的教徒，钻进忏悔室，喁喁其秽，不敢昭日。但是，其实不像。因为，西方聆听忏悔者之忏悔的人，圣经并未规定他无罪——在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但是，新文化不这样说。党委书记一拨人，是可以不忏悔的，他们，无罪，且，有功。你们要忏悔，就像他忏悔。上帝在他们那里——这叫什么玩意！

六，如上所言，一切社会职能部门，现在，都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除去忏悔，还是忏悔。

"今天有几袈降落伞？"那个大官问道！（降落伞——指上海自杀者跳楼而死——因为跳海，会疑为出逃，就只好就地坠楼。）

七，检讨文化贯彻有半个世纪。现在，人们回顾之，尚不寒而栗。作家中，有将此集书出版的。可以供人们阅读，回顾，反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