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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janvier 林彪富歇异同论林彪富歇异同论 17 janvier (2)改革中断，徘徊三年，重新启动 第二阶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 当时江泽民新任总书记的，第一个七一讲话我们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在党校说的话，提出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要把个体户——当时没有民营企业家一说，因为那时还谈不上民营企业家，都是年广九、傻子瓜子、个体户这样的人，要把个体户罚的倾家荡产！而2002年第二个7月1日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两相比较，可以说明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邓在辞去所有职务之后，三年闭门不出，我相信他在自己院子里想到的事情，总结的历史，不亚于文革时他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1992年邓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已经是垂暮之年，接近90岁 了。他肯定要总结的是前段改革的经验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他聪明也好，幸运也好，他抓住了这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所遇到的 最有作为和为幸运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小事件，两三年就会 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平息过，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了。 时 间之窗给邓小平打开只有两年，他抓住了这个两年，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阶段改革，是第二阶段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 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第二阶段改革和第一阶段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背景剧变。前一场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场改革的发生背景是89政治风波不能再发生了。如此一来，第二阶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阶段改革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让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十四大上，那时离89风波并不远，这当然是邓南巡推动的结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而现在突然市场经济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06年 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阶段改革可以比拟的，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既贫既弱的情况。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 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国才开始变。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中国。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入三年大饥荒，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极其惊讶，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你要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 05、06年发生的事情。 中 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外滩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从延安东路高架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那边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群楼，像是曼哈顿一样，这边是30年 代上海的欧洲老建筑，台湾的学生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地惊呼一声。老听他们这么喊，于是我说，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缩龙成寸，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是曼哈顿风格的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别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 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但这仅仅是外滩中国，从这里开车行程半天，你会看到内陆中国，那就是另外一幅图画了。 第 二阶段改革功不可没。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说法：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中国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当下中国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有，这也就是我对“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发出不满之声？ 第 二阶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阶段改革它的动力来至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当然一马当先，是党内的改革派、官员，还有就是持开放取向的知识分子，有观念风暴。那时改革的愿景，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阶段改革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 为，第一阶段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阶段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相当强烈 ——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向招商引资。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招商引资”，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动力来自于这个。 难道所谓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吗？不——他们恰好互为因果——就像我们在前此文章里分析的——这里姑且援用之： “改革开放是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和49年开国易帜，是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比较一番，即可一目了然。 其间，很多似是而非的正确论和不正确论，纠缠在一块，很像是一场朦胧大戏剧，看不出端倪。但是，只要从它造成的最终结局观察，事情也就十分清晰了。揭开所有遮蔽物，其本质凸现就是：改革，是由伟光正领导的，其他任何政治力量，不得介入和干预，这个事实——和伟光正领导49年革命，其实是一币两面，本质上，没有区别。有人说，改革是两阶段论，胡（耀邦）同志是伟光正，我看，对此，要打折扣。为什么要打折扣，就是因为和49年有的一比。49年，是人们说的革命或者建国"有功"。功在何处？就是恢复私有制，土地私有——这是伟光正之"第一功"；再就是实行《共同纲领》，确立新民主主义论，让资本家合法化，对知识分子来一个同进凌烟阁，大家分田，分钱，分官，真忙。所有伟大和不那么伟大的左派、后来成了右派的章罗们，都很忙，办同盟，办报纸，很忙。这个情景，是不是第一阶段"正确论"呢？我看是不太正确的诱饵论，不是绝对正确，不是社会主义好、新民主主义好论。因为，众所周知，这个逻辑很快就破产了，章罗们，很快就成为右派；资本家们成了财产被剥夺者；农民们，被取消了土地私有，被栓在人民集中营里，不得动弹了。于是，所谓"第一阶段正确论"，成为人们想上天堂，却下地狱的一个《埃格蒙特序曲》。大家现在对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了，没有人说，你要切割毛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你要把49年做成一个美丽的姑娘，不可丝毫触犯之，没有人会这样说。 但是，对于所谓同样伟光正的邓氏改革，人们却是这样说的。我们和分析49年一样，也从结局出发，来判断它的开始和过程，事情，其实也是一目了然的。 那么，改革的结局是什么呢？和49年过去，56年到来，57年到来，66年到了一样，这个结局，就是89年的到来。89年以前，是不是好一点呢？89年是不是可以撇开来，放到后面去讲，只是讲79年，或者整个七、八十年代呢？七、八十年代，是不是"好得很"，和56年以前，57年以前，一样好呢？人们可能要争论一百年！但是，我以为，事情是一以贯之的，不可以切香肠，不可以把结局和开始，和过程，切割而论。于是，我们从结局看待当初，会有一种"统一场"论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所有权贵改革的端倪，全部出现在所谓92年邓氏南巡以前，只是以后，变得变本加厉。这些端倪是什么呢？一是，改革不曾引进任何普世价值和自由理念。这个东西，比较49年共产党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后得多，只是做到承包制；在所谓市场经济机制中，从来没有引进党可以不领导经济，也无权领导之的任何理念。党的经济垄断，从来 没有在理念上和实际上，哪怕是做些许摒除。在人头介入经济领导权方面，政治领导，从来就是经济领导和社会文化领导的同构——任何以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所有的发迹史，都是官商勾结的产物——几乎无一例外。这个东西，被说成是以后的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坏的资本主义和最坏的社会主义，是从七十年代， 就明文或者暗文规定了的——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中国不存在经济和政治独立的"中产阶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这个官僚依附物。我们说过，西方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第三等级和知识分子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地位，甚至选帝候的地位，在毛和邓的极权主义社会里，从来不曾存在。” 这 就是两阶段论转化为一阶段论的理据。重复而言，四九年。通北辙想机所谓“民主的先生，他们是依靠所谓“民主的先声”，自由民主承诺转化成为政治垄断——七八年的改革，他们依靠同样的魔术，将改革希望和老百姓的信任，转化为中国特色的市场，随最后完成红色原原始资本积累，形成经济垄断。也是，在改革三十年以 后，人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几乎不可逆转的改革梦想的最终破灭——他和四九年革命梦想的破灭一样异曲同工！ 千百万的民众产发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离弃感 1989年 海外资本撤离，当时邓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几乎是零门槛。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第一阶段改革。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 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欧洲工人要继续罢工，提高工资，欧洲的资本家第一话时，你要罢工，我工厂就迁到东欧去，第二句话是，再不行我迁到中国去！到后面这句话提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部没脾气，降低自己谈判门槛，留住工厂、留 住资本。 第二阶段改革时，中国成为了全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政府也回来了，现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带人权官员带企业家，来要大量订单。邓小平就是这样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 无 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发生这样一件事，可谓奇观：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 之国没有一个国家发生两部发动机并成一个，成为一个大马力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更 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或极其缓慢，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二个秘密。第一阶段改革是有双向目标在那里的，第二阶段改革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成为官员权力的盛大节 日。那当然会造成制度性腐败，会发生千百万民众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邓 的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试验场所——我们承认，这个中国模式正在带动一种世界化中国的可悲进程——虽然，这个进程的最终结束，将不是世界的中国化，而是中国的世界化，自由和民主；但是，这个进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可低估。正好是因为，这个进程不单挑战中国，也将挑战世界。诚如作者所言，邓氏预言，在八 九.六四以后成为现实，成为资本的蝴蝶效应和趋腐效应，是一个实证。这里表达的含义是： 邓式改革，姑且还是叫其改革，是完成了一个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谓真理和所谓实践。但是，这个真理和实践之阐释，在历史上并不呈现空白和阙如。我们早就注意到，阿伦特和罗莎.卢森堡做出的预言式分析。 这个分析如下—— “阿论特指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实行民主制度，在殖民地执行总督制度。她还就此引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多余的人”、被社会抛弃的群体，是形成法西斯主义之根源，等等看法。 卢 森堡并未直接诉诸殖民地政治形式，却在批判《资本论》中简介涉及此课题。她关于资本运行和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本身，提出了非《资本论》运行模式。这个模式，不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内在资本运行的规律，而是强调资本外在抢掠的模式，导致所谓剩余价值的不断产生。这个模式的揭示非常重要。如果说，《资本论》的模 式，被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否定了，那么，卢森堡解读和分析的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却极具现实感和真实性。这个模式的延伸，直接诉诸中国经济今天的运行模式——也就是，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连手的那种原始资本主义（甚至是资本奴隶制度）积累过程之再现。这个发现，使得卢森堡至少在其眼光独特和观察深刻方 面，独占熬头，她确乎成了鹰——而马克思和列宁，成了鸡——中共呢，正好迎合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外在掠夺模式，和那些见利忘义的资本沆瀣一气，制造了现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另类范畴，很需要强力研究之。为此，我们引述卢森堡的观点，以便澄清关于“马克思正确论者”的误导。 阿伦特在介绍《资本的积累》一书时写到—— “既然资本主义‘在经济矛盾的压力下’，从未表现出任何崩溃的迹象，罗莎（即罗莎.卢森堡）就开始寻找一种外部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规律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试图征服者些国家并将他们 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是当着已过成蔓延到整个国土时，她就不得不面对大地上那些和他不同的部分，亦即前资本主义的地区，并把它们拉如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来。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它从来所是的那样，烤吞噬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为生。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像原罪那样只发生过一次 的事件，或者只是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唯一的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过程，按照他的内在规律或‘铁的必然性’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保持这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产生它自身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食外部要 素为生。”（均见阿论特《黑暗中的人们》） 资 本主义并未崩溃，也不可能马上崩溃。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但在卢森堡时代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其间，出现的列宁主义和毛主义，只是证明了资本主义不死论而他们的主义实际上死了——只是，这个不死论，并不是说明卢森堡是资本化社会的拥戴者，恰巧相反，她是反对者，是改造者，甚至是某种意义上（不是列宁 主义意义上）的革命者。这个改造者的政治论断，说明了批判资本主义吞食外在要素之必须和必然。什么是资本主义吞食外在之要素呢？一种方式，是和极权主义统治机器在政治经济上谋得媾和效应——如，香港和大陆就是这样的媾和；毛时代，和西德、日本的经贸媾和，亦如此；再早，有列宁和哈默的媾和（列宁签订“布列 斯特－里沃斯特条约”，就是一种叛卖行止这个无原则间谍，如何不可以和迁就其屠杀政策的美国人合作呢？）——资本主义不是要关闭和苏联和毛的政治经济联系，而是要“吞食”和继续吞食这样的半关闭、半开放的“市场”——到了八十年代，即邓时代，邓完全看透了这个吞食主义的致命症，施行了各取所需的开放模 式，让资本主义之吞食和他的改革开放，结合一体——也就是说，邓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反面的卢森堡主义者，他不是要批判资本主义，而是要利用之；而且是为其家族和集团所利用。这样，邓主义，就和吞食主义接轨至今。 在 另一方面，邓的政治经济体制，因为汲取了资本和允许资本之吞食，也就广开市场，广开资源，广煞生态，广开奴工。这个红色政权的无产阶级（＝暴力）性质，从毛式皇权改变成为媾和与吞食主义二者得兼得的中国资本主义。这个原则，对内，是中国崛起的官僚资本主义；对外，就是卢森堡所谓迎接“不断吞食”——“一遍 一遍重复进行”的开放式吞食主义。这个原则根本不是马克思门徒和谢韬先生们可以理解的——他们只会说，啊，邓改革了，开放了，但是，没有政治改革了……殊不知，卢森堡早就有言在先，你不解决资本吞食主义，如何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呢？ 所以，西方资本有两个本性。一个，是在其国内实行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个，是在现在的后殖民地或（准殖民地地区），如中国地区等——施行外在“资本原始掠夺”。 这 当然是一个悖论。美欧日国，在民主法治之游戏规则辖制下，近百年来，已经成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和各种维权组织。他们的工人和蓝领，尚动辄要上街游行，罢工示威。他们那里，吞食主义有了长足的改进。但是，在中国，双重压榨之一重，就是来自西方。这个课题日益被东、西方学者重视和强调。也关系到其政府政策的制 定。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没有改变。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确定美欧日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消除其在中国的吞食主义？这个难点，很难有人给出准确的回答。换言之，美国政府可以管理其国内的资本家，用政治法律甚至经济杠杆来操控吞食主义——但是，他又如何管理在中国地区的资本家呢？那些一 小时不足一个美元的廉价中国奴工，在西方资本家那里与在中国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那里，一并是吞食主义之牺牲和饕餮之物、大鱼大肉也！他们要反对这个类似供奉慈禧太后的统一中国市场乎！反之，中国的官僚阶层，在国内可以施行残酷的奴隶佣工，但是，他们在美国，在英国，在哈佛，在耶鲁，照样可以大谈民主和市场 ——那里的教授和学生们也听得一头雾水。这个中国的政客究竟是民主乎？专制乎？好像都是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于这个畸形的中国市场，他们究竟如何用“看不见的手”——人权政治和经济剥夺这个熊和鱼掌，来干预奴隶制度的中国市场，无人可以解答。撤销资本输出？不对。鼓励 资本输出，亦不对。这是一个矛盾。 正确的解决法则，当然是在中国实行“吞食有度”——就是和西方“允许剥削”一样（暂用一句老话），但是，不可以完全剥夺人权，不可以不让组织工会，以延续生命和健康，延续“剥削”，叫做可持续发——一句话，在中国实行民主法治之经济政治制度。 所以，卢森堡主义在上个世纪初叶提出的反资本论观念，是一种远见卓识，颇有预见性——颇有对于中国国情的预见性。这难道不是卢森堡的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吗！”（见刘自立《卢森普和她的社会民主主义》） 上 述分析，就是证明，中国问题和中国改革问题，是一个全球效应问题；也是一个如何估计世界化市场和政治外交场域，如何应对中国模式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中国问题像三十年代欧洲和美国无法对应纳粹崛起问题一样，其引发的后续效应和最终结果，将会是极权主义中国和民主欧美最后和最新的较量。到了那个时候，全世 界的学者，将会因为他们事前无法解释这个中国模式而悔之晚矣！的确，这将不是一两个中国领导人如何进行政策抉择和命运挑战的问题，而是一种既定中国模式带给世界的蝴蝶效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如果计算数字的话，至少沿海地区大多数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你问他的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的话，倒反而不如第一阶段改革。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这样出现的。 允诺的镇痛作用消失，社会公信力丧失 我 刚才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和台湾的学界、学生交流，在我之前到那里去讲学的是美国大牌的中国学研究通，黎安友先生。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讲座，有一个讲稿，我去的时候正好出版，他给当代中国下的定义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我不赞成这个定义。为什么不赞成？这句话里主语是“威权主义”，这是跟东亚四小龙 相比，“有韧性”这一定语，当然是指中国坚持改革。定义中国为“威权主义”，本身我就不赞成。东亚四小龙无一例外，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主导，而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萎缩，但核心结构还在，实际上是一场左翼政权。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在本质上跟亚洲四小龙不一样。所以对这个主语，我 就不赞成，没有区分政权和意识形态左右之间本质性差别。 左 翼意识形态组织的这场原始积累，这是中国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三个秘密。它当然有便利。它的便利是什么呢？因为左翼意识形态有一个宏大的愿景放在那里，我们总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每一个人到时候都会有面包的，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只鸡的，每一家的车库里都有一辆车的，这是共产主义。这个左翼意识形态可以给原始积 累过程中千百万弱势阶层起一种镇痛的作用，因为有一种允诺在嘛，我们最终是代表你们的根本利益嘛。时间长了，镇痛作用消失减弱，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个便利性就走向了反面，造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却又装作相信，而主流意识形态又装作人家 都是相信我的，两边都在“装”，这是当下中国公信力丧失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这么粗野，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公信力丧失，老百姓觉得没有什么可信了。 这 里最为简单的分野就是如何规定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历史上，中国是专制主义，是有帝师分家的文化和政治传统的。以后，儒家承载的皇权体制崩塌，遂产生陈寅恪先生所谓的儒学赖以存在之体制的覆灭——儒学也就不再存在。这就是说，所有威权主义，都不是文化极权，这个东西只是苏，中特色。所以，考量中 国体制，误以为可以威权，完全是一种误解。赘言之，台湾民主化，是赖于专制而不是极权主义之转型——极权主义是不可以转型的，有纳粹为证。 全 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把自己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中国人满身是嘴，反而说不清楚自己，你看滑稽不滑 稽？ 但是，你认为的中国邓氏改革论，似乎占到你的意识和无意识之大部。这个思维，也是改革年势必要郑重反思的一个话题。我们并不期望邓式改革本身会接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变革。这个话题当然还可以展开。 第二阶段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了“市场列宁主义”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么是什么呢？我也不隐瞒自己的学术观点，我愿意把这个观点提交给广东的朋友来批评。我认为第二阶段改革塑造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结构，这场转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市场列宁主义——“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 市场成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从列宁主义而来，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合，市场和列宁主义居然能结合。有朋友说，列宁当年也设计过新经济政策啊？对，那是短暂的政策设计，那和中国当下现实不可比拟。所以用新经济政策来解释当下中国，是没有说服力的，是捉襟见肘 的。 我 觉得既要承认已经变化了的，还要直面没有变化的，你老老实实的承认，这是一个市场列宁主义的结构，这样才能使我们能够维护该变的、已变的，对还没有变的，当变则变，应该改变的是政治体制。我们和东亚四小龙的差别就凸现在这里。东亚四小龙是右翼威权，那个政治体制和市场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说右翼威权 本身没有破坏过市场结构，是先有市场结构，后有威权。中国不是，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面倒，曾经采纳过以俄为师的东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曾经在那个时代创造过一个巨大的国有资产。这是不能用东亚四小龙不能解释的巨大现实。只有市场列宁主义，才能解释中国和东亚右翼威权的差异。 同时，我们跟东欧的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在49年之后确实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1978年之后中国是最早进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场经济那一头摸索。市场化的取向有别于东欧，列宁主义政治结构跟东欧基本一致，以东欧模式也同样不能解释中国。 其实，计划经济中，无论是中共还是苏共，都涉及到引进外国资本的问题。列宁和美国石油大亨哈默的故事，最后，发展到邓和哈默的故事。一个现象，两种思考。一个现象是：他们都是要用外国资本支持共党政权，而不计某种原教旨原则——比如，中共，可以不收回香港于195年代；在文革前后，继续和西德和日本进行经贸往来——而最后，这种利用外资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做法，在中国，成为一种风格，一种模式。于是，这个哈默方式，统合了列宁和邓。是一个现象。 两种思考，即是，列宁是暂时和并不用哈默方式统领苏俄经济——加之，他死得太早，就无可能做到更大试验——是邓，完成了这个试验。所以，邓要考虑的课题，是整体的中国特色即垄断资本主义——列宁来不及给他的经济政策，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 从共党机会主义原则出发，他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环境中，都可以实行拿来主义——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人们看看列宁货款于德国政界，做其间谍的故事吧！ 1989年 之后，苏东先是实现了民主化，然后实现市场化，对那个庞大的国有资产实行民主体制底下的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实际上是派出过代表团到德国去参观、访问，访问什么呢？关心德国统一之后，怎么处置东德巨大的国有资产？德国成立一个信托局，对东德的国有资产实行市场拍卖，竞价拍卖。中国实际上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 我们也拍卖，也化整为零，表面来说中国和东欧在1989之 后不又殊途同归了吗？不。德国信托局是提供上下两块夹板，下面这一块是社会保障，东德的居民都享受西德居民此前已经积累起的社会保障，保证你工厂拍卖之后不会流离失所；上面这一块是什么呢？给每一个东德公民像西德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利，在政治上你是有总经理、老板一样的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包含你基本的罢 工权利。当然他们也遇到过很多的问题，但有没有这两块夹板，是造成同样是市场化，但中国与东欧的改革发生完全不同社会后果的根本原因。 中国呢？只学当中这一块，上下两块，没有了。你这样来处置当中这一块国有资产，才会出现这么多民怨、民愤，才会出现这么广泛的剥离感、被离弃感，这是第二阶段改革出现这么多社会弊端的原因。 总 而言之，形塑今日之中国者，第二阶段改革也，非第一阶段改革也。所以我同意为改革开放辩护，但有一个前提，要还原三十年中国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说服民众。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用第一阶段改革残留在民间的那个温馨的回忆，来粉饰、遮蔽第二阶段改革的弊端，那么完全可以预见，辩论进行下去，改革方 将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现在，争论不过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何去何从、何利何弊，肯定会成为一个大热点。改革派要想在三十年的时候，还能够像此前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向老百姓说实话、说真话，在说实话、真话的前提下，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来，重建第一场改革那样的上下共识。 中 国此后还是会有艰难曲折，甚至大的颠扑。总得来说，市场化这一块已经渡过了不可逆的拐点，这是让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气的地方。至于说另一块怎么改，是否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平顺的一个转折，我想这是各级官员应该考虑的问题，从最高当局，一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走的好、走不 好，关系到我们下一代人。 一个不是结束的结束，我只能引用温家宝在今年三月份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温家宝说，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之间。 其 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中国问题不是经济改革而政治不改革，而是经济改革从来没有让出共产党掌握主导权利的问题；故此，中国经济改革，其实也就是权贵的先富起来和市场的不对称竞争——所有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而这样的改革之依托，恰好是所谓政治不改革——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政治改革改掉了 权贵和共党垄断，市场及其资源呈现一种公平和正义的程序来源，那么，共党全部改革的动力就会完结；他将首先成为改革的宣判死刑者和反对派。事情难道还不清楚吗？一般而言的、共党经济改革会逐步滑向政治改革的说法，完全是不懂得共党改革之道的逻见地，呈现完全白日梦性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权贵垄断改 革和攫取之道，这个经济改革，本来就不会出现——当他偏离或者稍稍偏离了共党的利益攫取轨道，像六四的反官倒等，官方镇压，马上接踵而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试想，在这个经济改革的前提下，如何可以进展到所谓的政治改革呢？ 再 就是，我们一向所言之改革或者革命之道，从来不应该是改革对象处于主导和主动地位，对改革实行任意剪裁和取舍，并且最后加以扼杀和涂炭。可是，现在，仍然要党来完成政改的呼声，此消彼涨，蔚为大观。我看，这是国人不谙共党经、改之道的受蒙蔽现象。我们的基本提法是，三十年共党改革，基本上没有接触任何走向 公正和民主的实质课题，他们的经济改革或者无限期许诺的政治改革和政治民主，和本来人们设想的普世价值，根本是南辕北辙，无法融通的。
刘自立：改革的发生与幻灭 (1)【特稿】刘自立：改革的发生与幻灭
——“对改革30年的看法”的看法【新世纪特稿2008年1月16日】本文以驳文方式，考证以下作者的看法；故此，呈现对其论点的几乎逐段反驳；异体字为笔者文字。——笔者注 ……朱学勤：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有各种声音出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 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 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 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朗老朗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 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 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 与 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 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的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却共享的历史前提 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的很，要么说它糟的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 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有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 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或者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结束文革：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 一阶段改革，经过三年徘徊，第二阶段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前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断裂，有相当大的差 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阶段改革相联，而不是与第一阶段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 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 在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嘎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所谓社会还俗，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出家会厌烦， 然后还俗，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 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革命几乎席卷了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 的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的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 一句，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 变发起者几乎没有历史自觉。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 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的路线并没有改变。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拖着一个长 长的文革尾巴，历史在断裂中相连。 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岁月。 这 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第一场改革为什么中断。第一场改革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来昭示人 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的话，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正是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的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 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 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作者没有将官方否定文革的局限性加以揭露和分析。这里有一个关键：官方否定文革，是要救党，主要是平反官员，给49年以来的政治生态一个正面证明。这样，49年 以来隐含在（实际上是暴露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问题，就被这种否定裹胁在一起而被充分肯定了。这个动机，开启了所谓邓小平主义的改革本质。这个本质，就是 在充分肯定毛的建国合法性基础上，否定文革，而绝非相反。肯定共产党的历来合法性甚至合理性，其中，最重要的宣誓，是要全国上下认可共党是否定文革，主导 改革的唯一力量。这个东西被肯定以后，文革平反，在实质上，成为对于官员和官僚体制的平反，成为对于整个共党建制的平反，成为对于邓本人和刘少奇等党内大 员的平反。由于文革现象的复杂性，这种平反，成为当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正面估计。但是，正好是在这种平反游戏的背后，共党建制在并不否定毛的开国地位 的前提下，成就了所谓的，我们称之为“官方的文革否定论”——与此相对，其实还有一个民间文革否定论——这是对于毛和政权合法性的彻底否定。 也就是说，不对极权主义的文革进行否定，仅仅否定文革打击了官僚，是邓式否定的要害，这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拨乱反正”的要害。这个拨乱反正，我们称之为：拨乱，却没有返“正”——因为正方代表的民主价值，并不存在于官方的文革否定论中。于是，几乎全部官方伏笔，在此埋下。 这 个些伏笔是，一，毛，不可以否定。文革的拨乱反正，不是返“正”到对于文革祸首毛的否定，而是把文革做一个和“十七年”的切香肠论——十七年始终正确；文 革不正确；于是，绕过文革，他们要回到十七年——而毛，是十七年的魁首和做始者，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回到毛；再于是，文革极权主义精神，就此在抽象否 定，具体肯定的政治游戏中，来了一种同语反复的0论证。我们看到，现在的复毛热，正好是当年批判毛不彻底性的翻版。是的，众所周知，毛的瓦解，等于党的瓦解——邓如何可以不坚持！（他，其实是最大的“凡是”派。） 二， 毛文革，在这个意义上，根本没有得到否定——平反的主要官员，或者说主要平反官员的邓主义，在恢复其官僚体制以后，只是消除了另外一种毛式官僚“四人 帮”，并无产生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和政治派系的迹象与可能。一党独大的文革解释权，很快，变成对于文革的遗忘和漂白。邓的文革否定论，其实，只是包含了对于 文革和毛的深刻的赞成和肯定论——这个东西，就是文革赖以发生的极权主义之道——只是这个极权主义，从精神文化层面，被邓，转移到经济垄断层面——当然也 包括政治垄断。 三， 所以，笼统说邓式时代是拨乱返正，正是这些学者误解了“正”，究为何物？一个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由共党本身回返正道，是一种极其荒诞和缺乏常识的思维。 何时会真正拨乱反“正”，只有到了那个真正去毛化时代的到来。邓没有返“正”，他还差十万八千里。我们姑确认他确实做到了一些“拨乱”工作，平反了很多由 他本人造成的怨假错案，等等。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 年， 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的。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 童的短暂的岁月，那个十一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过来人，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整个民族已经走向了灾难的深渊，每一个人的 内心都有阴霾，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前途。就是那样的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的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 大学课堂里两代大学生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已经拖家带口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应届大学生，那时那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加社会的阅览证50张、 100张， 半夜图书馆门口就排起长龙，我们都记得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可以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哇，长龙又出现了，还有电影院播放已经禁演十七年的电影，哪 怕是洪湖赤卫队，也会排起长龙。那个时候，整个民族突然变年轻了。那个时候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想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歌 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这个党、这个民族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这是一个基 本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治阶段，领导人怎么样，要比今天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
这里的描述，很像四九年，胡风同志对于开国大典的描述：时间开始了！但是，时间还是控制在邓、陈等人的手里，时间，没有开始，只是一个朦胧诗开始的时代。朦胧诗带来全部政治思想的朦胧，同时开始了那个几乎没有思考民主真正含义的时代。 我 们说过，由“第五个现代化”思维开始的那个幼稚但是正确的思索，很快被遮掩和镇压。人们在回避基本政治主题的路径上，走向一种几乎是盲目的、对于邓式改革 的庆幸和幻想。所有的活力，来自于那个好像否定了文革的党的脆弱而真挚的信赖。人们像忘记了四九年以来造成的一切灾难似的，陷入了中国人特有的节日情结。 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欢欣鼓舞，其实，正好是屠刀举起和财富劫掠的序曲。这个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想到人们如何肯定五七年以前，或者整个五十年代初期 那种幼稚见解。人们现在如法炮制，充分肯定党国体制丝毫没有动摇的八十年代，就变得匪夷所思了。八十年代，恰好是人们可悲地回转专制、极权主义“十七年” 的一种乌托邦幻梦——因为，正好是这个八十年代，全部积攒了共党转型为新型红色资本家的政治和经济本钱，包括他们营造的全部文化和改革“合法性”。 也 就是说，人民欢欣鼓舞的根据，其实根本不存在，真正值得欢欣鼓舞的的人们，就是那些以后成为亿万富豪的那个红色系列。故此，作者在这里的描述和忽略的，同 样是一个政治“不常识”：在极权主义之道稍稍放松的政治环境里，不是人民要走向什么幸福坦途，而是党人要在经济和政治上再次崛起——用文革语言来说，就是 他们不单要“打天下，还要坐天下”——这不是国人值得庆幸的事情，而是国人值得慎思的事情。
我 想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了，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讨论过以陈云同志出来掌舵，而三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全部恢复名誉，他正处在局外 人向局内逐渐走进的阶段当中，这是一。第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那么在党内，大家公认的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 人。所以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三中全会上元老派，老干部，一度盼望是陈云出来掌舵，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 可以掌这个舵，但是我们这么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他说，如果是按照这一条 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
关于邓氏现象，作者显然是在做出一种非人权判断论。其主要特征，就是说出一部分事实（乃是谎言而已）。邓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有赖于他乃是1949年革命的元勋。于是，一，你如何评价49年革命，成为关键。如果你认为这场革命具有合法性，我们就失去了对话的基础。 二，邓在五七年和八九年的作为，究竟是合乎其七八年的改革之道？还是违背之？按照作者说法，肯定是要区隔之——但是，我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箩筐到一起。正是基于上述党国改革诉求，任何违背这个党国政治的诉求，任何涉及于此的真正改革，都会被捏死在萌芽状态。 这 正好是，邓在完成文革后对于庞大官僚机构进行平反的终极目的。这个平反，带来的绝对不是任何民主的星星点点，而是民主的没有任何星星点点。他们的改革，完 全是为了救党，救邓，甚至救毛，救红色利益集团及其子弟。所以，在改革出现越轨和僭越的时候，邓氏实行镇压的历史，完全合乎他们的逻辑——就像他们不是把 马列主义结合他们的实践，诡谲的是，他们是把“民主自由”结合之——于是，从“民主先声”开始的一轮轮舆论准备，都是打出的美国旗号（含，邓登山美国杂志 封面）——“民主这个东西”，就是他们获得普世合法性的人民借口，解放借口和改革借口；获得这个合法性以后，他们是不是准备实行丝毫？一丝一毫也没有。毛 说了一箩筐民主以后，不是就悍然宣告独裁了吗？邓在八九以后的悍然举措，难道不是对他自己政治改革初衷的美妙解释吗？所以，将邓举在改革初期的尊位上顶礼 膜拜，而且公然不提他对于八九年民主运动的镇压，这正好是所谓伪自由谈家们的风格。
邓 的作用是无可置疑。三架马车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说了，相对于赵紫阳来说，我想这两个人正好是一个互补，耀邦是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 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挫折，党内 那么多干部，包括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那么多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而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 是一个罕见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是一个透明的人格，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一个“阳光青年”，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 现，起什么作用呢？其实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道德残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 来，这个党也凝聚不起来，他的火热般的激情是起这个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那 赵紫阳正好跟耀邦形成一个对应、互补，如果说这一边是火热的激情，那赵紫阳就是冰雪般的聪明。他没有读过大学，按照他的学历来说，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参加 了革命。但是后来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总理、总书记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那种交流之透彻，使人不得不 惊叹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领导人悟性第一流。
胡赵问题，我们在很多文章里谈及。主要是谈及他们的局限性。这里稍加补充。首先，他们并无否定邓式改革的任何思维和理据；也就是说，他们只是邓式改革的执行者和效法者。任何把胡、赵凌驾邓上的说法，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 二是，他们主导的经济改革和并未展开的政治改革，其理据，不是欧式价值或者美式价值，而是党式价值。这个困境表现在，连胡，也无法彻底否定毛，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于文革和毛的清算。他们的去毛化运动，几乎等于0——这 种胡、赵主义和赫鲁晓夫的清算斯大林以及格巴乔夫的新思维，差得很远，乃至形成根本上的政治差距。这里，胡、赵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深入到西方政治学的土 壤中汲取营养——他们至多，产生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追溯，而不得任何普世问题的解决之道——这个东西，很有惯性；胡耀邦主义的最近发展，就是继续排斥和枉 视西方政治学ABC， 而一味抱残守缺地袒护和拥戴所谓的马克思真理。就像人们在面对一大桌丰盛酒宴的时候，可怜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偏偏要吃那桌变馊变臭的残席。他们主要的理论 法宝，一个是实践真理说，一个是思想解放说。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几乎只是一些机会主义的因应之道，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也不可能成为以后中国政治改革和政 治革命的思维武器——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道理在此。
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 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个人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本来根据议程是二十分钟结束，二十分钟 时秘书进来提醒结束，结果李院长说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陆来的教授谈的很投机，要结束我自然就结束了。我们谈了四十分钟，他就跟我说了跟这三位大陆领导人 的交流体会。他说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有一次邓小平一上来就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说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 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到李远哲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 这句话，我一点也不奇怪。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最后邓小平听完之后脸色放缓，就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 哲说是，要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了。当时邓小平结束这一场谈话，只是长叹一声，哎呀，总是要叶落归根嘛，就是这样结束的。所以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 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说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李远哲还说他每一次见赵紫阳，都是把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动态整理出来，带给他，告诉他中国人在哪些 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头赶上。他没有听不懂的地方。
也许，世界上对于极权主义者的赞扬总是随历史而具在。西方人对于所有拿破仑主义，梅特涅主义，马基雅佛利主义的赞扬，总是和基辛格和尼克松对于毛的赞扬，哈克对于列宁的赞扬，甚至德意志奴隶们对于元首的赞扬如出一辙。难道我们还要如何复合作者在这里肉麻的邓赞扬吗？ 让他去问问六四受难者吧！
第一场改革的隐患只是观念风暴而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 但 是第一场改革它是有隐患的，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 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 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 器的批判所粉碎。 也 许提法应该是这样。由于邓式改革本来就是因应权贵的拯救之道，党阀的致富之道，邓检验的真理之道，他们的忽略民众利益，恰恰是他们并不忽略权贵的政治和经 济利益。而中国改革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言之权钱交易最早的表达方式。于是，这个东西，在完成一其分财产和权利再分 配（实际上是实行垄断）后，民众失去改革利益的结果也就必然发生。这必然是权贵改革的政治逻辑所致。
总 的发展趋势是很明白的，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 模式，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 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场经济， 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如 果作者现在认为中国经济是一种普世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讨论的必要。这个东西当然不是理论而是实际。笔者看到很多材料——出自官方； 也为国外观察家注意，中共经济的特点，就是权利的垄断和资源的垄断。百分之八、九十的财富被垄断和控制在少数权贵和太子党人手里。这个占据国家重要经济和 金融领域的党阀和红色资本家，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市场和经济，难道作者可以视而不见吗？我们建议你看看比如经济专家胡星斗同志等人的统计材料和统计数字，定 位中国究竟是市场经济还是“官场经济”，就会一目了然。此处不再一一。
第三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了政策，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还没有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没有触及。当刚刚要触及的时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 那 么发生的原因，我们不从个人品质上去找，至少是你这个体制，从文革中来，选择了新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个体制没有改变啊。我们的历史是在断裂中相联的，尽管 第一场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曾经有过两个小高潮，都是以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志，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 他曾经催促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出来，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他曾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错 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经说过，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 事。他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谓选择了新的经济政策——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是选择了中国特色的经济政策，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权贵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很类似希特勒的国家私有制权利结构——这个新的东西，实际上是旧的东西。 毛，不是什么“晚年犯了错误”。他一直以来就是实行极权主义的民粹运动加官僚统治。没有什么晚年才犯错误——难道仅仅是错误？！他中年就土改，反右，人民集中营……。是晚年吗？作者犯下的这个笔误，实在太滑稽了。 邓 的政改言论，和党历史上的、我们称之为伪自由谈的货色，毫无不同——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主的先声》里，毛啊，周啊，一切党人，不是用列宁主义讲话，是用 自由主义和民主原则讲话。他们反对的东西多了，从新闻钳制到一党独裁，从苏维埃宪法到压制民主——东西比邓的政改论，多出一百倍。 再 有，我们已经说过，邓在拥护民众拥他反毛的时候，是会想到政治改革的——就像毛在打击老蒋的时候，也会引用民主和自由——甚至，在文革中，周恩来还会在清 华讲到和煽动学生起来，以结社和言论自由，四大自由为武器——他们都是一些把民主自由结合其所谓改革和革命行径的行家里手，不用你做任何提醒。 我们在一篇写到法国政治混子约瑟夫.富 歇的文章里说过，富歇本是弑君者，却由于他顺风转舵，随机鬼变，成了和革命者相反的拿破仑的警务部长和朗特罗特伯爵；这个主张废除私有制的人，最后成为腰 缠千万法郎者，成为先富起来者；……你难道可以仅仅认同富歇作为里昂雅格宾派者，而完全忽视他成为拿破仑和路易十八的臣下，将其弑君行为和他的保皇行为分 割开来吗？富歇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皇帝的富有臣属——这个事实难道匪夷所思吗？一点也不！因为，如果你认为可以切割富歇和切割邓，切到你满足为 止，那么，你的言行，就变得像富歇一样寡廉鲜耻了！
邓小平的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现在都还没有失去光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
你还是把邓从坟墓中请出来，拿下他的六四刀把子，然后，再点燃光荣于他的火炬吧！
16 janvier ZT蔣公詩作蔣公詩作何彤 蔣公平生詩作不過十餘首，從另一側面反映出其思想與抱負。 早年，蔣公獲清廷公派去日本留學，就讀於日本士官預備學校——振武學校。不久，就由浙江同鄉陳其美介紹加入了同盟會。蔣公對帝國主義列強尤其是俄國和日本的侵華野心有清醒的認識。1909年，他有一首小詩《述志》，述說一個熱血青年的報國之志：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此詩可謂其代表作，其平生之志趣、抱負，都可以從中窺見。正是堂堂軍人本色。 蔣公故鄉所在的溪口雪竇山景色絕佳，他一生中曾多次登臨，樂而忘返。嘗囑夫人宋美齡實地勘測，擬建成中國第二廬山。1920年11月23日曾有《雪竇山口占一絕句》： 雪山名勝擅幽姿，不到三潭不見奇。 我與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隱莫遲遲。 此詩有傳統文人懷抱，兼具儒家的入世精神和道家的出世情結。 1925年2月，蔣介石率軍東征陳炯明，連克東莞、石龍、常平。2月10日軍次常平，作《常平站感吟一絕》： 親率三千子弟兵，鴟鴞未靖此東征。 艱難革命成孤憤，揮劍長空涕淚橫。
這樣一首白話詩、自由詩，也就是所謂新詩，出自蔣公的手筆，可見其思想之新。 1928年，蔣介石重新開始北伐，剷除了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勢力，並使東北張學良易幟，基本完成了國家統一。但北伐軍在途中曾遭遇日本人的阻撓，使得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侵佔濟南的日軍屠殺了中國軍民五千餘人。這年11月，已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外出視察，21日於安徽懷遠作《出發校閱撰歌二則》。
1935年7月27日登峨眉山，作《遊峨眉口占》二首：
第一首景中寄興，表達身居絕頂的快意。第二首由憂國轉而思親，述說忠孝不能兩全之憾。 1945年10月9日，即抗日戰爭勝利後第一個國慶前夕、國共和談之“雙十協定”簽署前夕，蔣介石于重慶作《大中華歌》：
這一組箴言，用於自勉自勵，內容大致為中國古人修身養性格言的集合重組，見出其對於傳統處世哲學的皈依。蔣氏一生中，自箴之作尚多，如“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其介如石”、“從容乎疆場之上，沉潛于仁義之中”、“父母期我，克成完人，小子今日，過惡滿身，曷不痛艾，日新又新，而今而後，庶葆天真”、“居安宜操一心以慮患，處變當堅百忍以圖成”。 1953年10月31日，夫人宋美齡以畫為蔣祝壽，蔣介石作詩《為夫人題畫》：
ZT 紫阳是个好同志？紫阳是个好同志？何许人也！ 司鹏程 中国共产党被废黜的中央总书记，一个有73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 一般认为，赵紫阳的政治形象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得到重大改变。学运初始的目标是针对共产党体制下的"官倒"和腐败。当时的民谣不无调侃地唱到，"林彪的儿子搞政变，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对待学运，中共高层态度各异、内斗倾轧。邓小平、李鹏等主"剿"，赵紫阳则是"抚"案的代表人。赵、邓两案各异，但维护共产政权确是双方的共同出发点。后来招安不成，血溅广场，"抚"派大员赵紫阳被当局革职问罪。应该说，赵紫阳是中共党内权斗失败的政客。相较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心黑手辣，赵尚逊一筹，这也是他从高位跌下的原因。赵对学生的同情或许基于一种基本的人性理念，但即便赵确有这种感悟，也只能称得上是迟到的进步——这是他在已经丧失权力或接近丧失权力时的"义举"。不料却从此被推崇为中国道德的标尺，什么中共党内的"民主派"、"改革派"，力主"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等诸多桂冠凌空飞来。不知赵紫阳先生对这些恭颂作何感想，是否敬谢不敏。 "六四"后，赵紫阳被他自己所创建、发展并力图挽救的政权监禁15年直至死亡。许多人为他的这番境遇一掬同情之泪。对赵紫阳的不幸遭遇，我个人也深表同情。然而，历史不会忘记，去世之前有大半生掌握着中共高层或最高层权力的赵紫阳在各类疯狂的政治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红小鬼"出身的赵紫阳，13岁参加"革命"，19岁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当年走马上任中共滑县县委书记。21岁又升为中共冀鲁豫边区第二地委书记。其时，河南地区所谓"反奸复仇"的土改运动搞得如火如荼。赵紫阳主持下的地区究竟杀了多少地主、分了多少浮财，或许只有等到将来档案解密才能知晓。但毫无疑问的是，赵本人却人血染红顶子，赢得了"土改专家"的美誉。时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的邓小平在获知赵的成绩后夸赞说，"将来我们解放了，像小赵这样的同志都是党的宝贝啊！"值得一提的是赵紫阳在河南滑县桑村乡的父亲赵廷宾，因家有良田数十亩在1947年的土改中丧生。据说赵紫阳在那份杀掉自己父亲的组织决定上也签了"同意"二字。 稍后，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马上要将所谓北方"老解放区"的土改经验向南方推广。为改变华南地区"杀得不够"、"镇压不足，宽大有余"的状况，富有"土改经验"的赵紫阳1951年由河南南阳调任广东。 在陶铸、赵紫阳两人的主持下，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仅批量处理的"地方主义分子"的"反党集团案"就涉及2万多人。而整个"镇反"和"土改"过程中更是杀人无数。中共内部材料记录说，当时广东"西江地区，杀人权下放到县，捕人下放到区，人们抓得兴起，有50%的犯人，没有任何材料，也锒铛入狱，或送上断头台。粤中地区，2月份杀大头，3、4月份杀中头，5月份杀小头。好像刈草一般，一气杀了600多小头。高雷地区，全区抓了2.1万人，一半没有材料；当地公安机关说，公安厅强调狠，因此执行时也特别注意狠，在分配杀人数字时，他们要求1000个名额。在讨论杀人名单时，'读一读就通过了，一天晚上地委通过300人，到后来打瞌睡了还在读'。湛江地区，'杀得老百姓串门子都不敢串，怕出事'。北江地区，有10多个机关，如地委、法院、省府、县书兼地委委员、军分区委员、大军、地委书记、军分区党委，你也杀，我也杀，杀到最后，已经弄不清到底杀了多少人了。… …可杀可不杀的人，各地都杀了不少。同案同罪的一批，不分轻重，通通干掉（如北江地区）；同案同罪的一批人，第一次杀主要的，第二次杀次要的，第三次杀更次要的（如珠江地区）；地下军中队长以上的全部干掉。（注一）即便如此，在赵看来，广东地区残留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仍然极多。1952年1月，中共华南分局常委会又确定，"还有1万个人头（即"镇反"杀人配额），拿4000来归地委掌握，搞土改时杀"。（注二）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奉行极左路线的广东更是经济崩溃的重灾区，大面积地区断粮断炊。（注三）但1959年1月27日，赵紫阳却向中共中央报称，广东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的假像完全是生产队和分队瞒产私分造成的。赵建议应处分并法办拒不交待的瞒产者。毛泽东亲笔批示了赵的这份报告并将之转发全国。毛肯定说，"（瞒产）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获得最高指示的赵紫阳随即在辖区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赵在雷南县召开4000名共干参加的大会。其间他训示说，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则不准回家，至说清问题为止。反瞒产所及之处，风云变色。各地组织查粮队，逐家逐户搜查粮食，甚至连农民家一罐半罐黄豆、花生、芝麻、菜种也搜刮一空。由此，广东"在20天时间内，就超额完成了公、购粮任务"， （注四）但该省后来饿死的人数也因此高达百万之巨（这还是在邻近的香港接受了大量饥民的情况下）。尽管如此，赵紫阳却被党魁们称颂为"我们广东的三家——土改专家、群众运动专家、农业专家"。（陶铸语） 赵紫阳在广东主政十数年，除了文革开始的头两年稍受冲击外，其余时间一直忠实推行着所谓"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极左路线。从"土改"、"剿匪"到"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以及后来的"反右"、"四清社教"，国人的人血馒头显然少不了赵紫阳的一份。 死者已矣，本不该再做批诘。而一些赵紫阳的故旧相知、门生食客基于乡谊或主仆之义表示哀悼，也无可厚非。但应该指出，赵紫阳绝非"人民的总理"，一个用暴力和谎言维系的政权无论何时也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授权和认可。顶礼膜拜一个专制政权、顶礼膜拜一个专制政权的所谓"明君"，并将之颂扬作"中国的良心"，"改革开放的精神领袖"、"我们的摩西"、"真正的同志"，仿佛国失其魄，天下应当同恸，这对中共政权下数千万死难者是极大的侮辱。 鲁迅先生讲，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这类人是中国的脊梁。纵观赵紫阳一生，却实在是乏善可呈。 赵紫阳何功于国？他上任时中国是一个独裁专制的中国，他离任时的中国，一切毫无改变。赵紫阳何德于民？他来时，中国民众呼唤"要吃粮"；他走时，束缚生产力的共产机制仍然钳制着中华大地，无数的赤贫者挣扎在死亡在线。即便是在最后为自己所缔造维护的邪恶制度所囚禁、所吞噬时，赵紫阳也依然没有挥别过去，同中共的罪恶划清界限。也许赵紫阳在个人品行、施政方式上和中共其它独裁者略有不同，但他的"英明"，绝非中国之福，他的所为只是延缓了一个腐朽机制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阻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而已。 媒体报导，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公布后，北京显得平静，没有抗议和示威，许多街头的年轻人，甚至对谁是赵紫阳全然不知；一些贤达人士就此离奇愤怒了，他们纷纷站将出来，谴责中国民众的健忘和冷漠，自然还不忘呼吁当局"平反六四" ，以盛大隆重的葬礼对待这个前共产党的总书记。仿佛如此这般，今天的北京政权就可以取得了它期盼的合法性，而诸多才子佳人们也可以就此荣光归国。果真如此，那共产政权下，八千万死难民众的鲜血，是否太过廉价？ 正所谓，从来就是陌路人，相逢何必强相认。赵紫阳死了，死的时候有四方英雄人士朝拜，胸前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被认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或许数年后，"永远正确的党"还要给他"平反昭雪"，进入"凌烟阁"。但无论如何，罪恶无法隐瞒，不知忏悔者更永远无法直面未来。 历史将公正的评价赵紫阳。 部分参照材料 注一：见1951年5月27日《华南镇反会议小组讨论会报》。 注二：见中共华南分局第60次常委会会议记录，载195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办公厅《联合办公厅会议记录》。 注三：1958-1962年，全国遭灾最严重的10个省份是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第3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注四：见195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简报《广东农村开展粮食分配问题的大辩论》。 另部分语录出处 "中共当局未在赵紫阳生前还他公道，是严重错误，中共必须立即弥补错误，立即平反六四。"（胡佳） "希望中共公正评价他为'人民的好总理'，不要再用那么多'马克思主义战士'之类的评语。"（严家祺） "赵紫阳与陈独秀这两位由中共总书记位置上跌入'深渊'的孤独者，都不再是中共及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同志'，相反他们乃是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伟大的价值观的'同志'——也是我个人值得尊敬的'同志'。（余杰） 13 janvier 国民党会为民进党背书吗？
12 janvier 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宣誓聊无新意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宣誓聊无新意 刘自立 如果有人说，在美国发生独立战争以前，为了保持两岸现状和稳定状 态，美国人被告知不得轻举妄动，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而触动了世 界安全──请问，当时和现在的美国历史学者会如何呵呵一笑呢？ ──这也就是我们关注的、2008年美国对华政策和对台政策的关键和 看点。在做出一番美国各种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并无清晰的对华对台 政策这样的结论后，强势选候奥巴马，终于打破他在这个方面的沉 默，做出两岸皆不得改变现状的宣誓和号召。这样一来，比起他对于 中国玩具出尔反尔的言论，就更上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就是他终 于改变了所谓不熟悉外交事务的形象，变成，也许是一个比较关注中 国的未来总统──如果不是希拉里当选。而美国重要报纸也宣称，未 来的对华政策，是考验美国国策走向的至关重要的一环，甚至超过 中、近东和伊拉克问题。于是，如何考验奥巴马和未来美国总统的对 华政策，对台政策，成为2008后，美国政策走向的一个看点。 从1972年美国和毛政权接近的路线图分析，打开中国市场大门，成为 美国立国价值以外的一个重要选项。这个选项，甚至超过那时的国际 战略考量──也就是，用中国牌打击苏联──这个打击，在里根时代 奏效，苏联解体──而中国，成为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中国崛起之现 实。这个显示，从萌芽状态成长至今，历经30年，成为一个现实── 从那时候的现实合理性，转变成为今天的合理现实性──也许，人们 就是这样解释的。 虽然，关于美台关系法的出台，平衡了美国对华对共政策的明显倾 斜，但是，政策性的重要和法规性的重要，在美国成为一首政治朦胧 诗；所谓不便说明任何台湾政治和国家认同的不确定主义，成为美国 历届政府的国策制定风格──也就是说，美国人认为，可以在这个世 界上发明一个没有国家主权认同和尊严的台湾──台湾人，只是享有 没有国格以享的那种非美国式民主──于是，美国人完全忘记了，他 们在和英国打仗的时候，并不想确立的那种“维持现状”之状态。一 个没有国格，也就没有人格的“国家”原理，在中国人看来，就是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缺如──美国人告诉台湾人，是的，你可以齐 家，不可以治国，更加不可以平天下──这个道理，是不是很荒诞 呢？ 估计奥巴马是不懂得这一点的。他只会跟在美国现任总统之观点后 面，来拾人牙慧，说，两岸，都不得越雷池一步。这个看法，其实就 是没有看法。美国下届总统如果是奥巴马当任，那么，可以想见，美 国人的顽童特质，并不会因为黑人出现，而稍许变得有些新意──虽 然黑人对于人权，也许比较白人，更加敏感，但是，他对于国权的态 度，是不是也应该更加敏感呢？这一点，完全不可期待。因为： １、美国新当任总统，如果在对华政策上，完全不思改革，甚至完全 根本就不知道，不熟悉，无知于中国问题，那么，他，其实就是 一个总统混子，根本不会操作任何中国议题。而这个现实，总体 上，已经酿成定居。我们说，奥巴马或者其他人，在对华对，台 政策上的考量，不会比布什高明多少。黑人国务卿的“挑衅”论 观点，是对她们美国立国精神本身的最大挑衅。 ２、在这样一种政策驱动之下，北京方面，将会不失所望地，继续和 美国保持一个外交，民主两种价值的国关（系）游戏，一直等到 他们发展出来更加新式的太空武器和航母战斗群。那时，不管是 希拉里还是奥巴马，也就只好望洋兴叹了。 ３、美国对华政策，将会继续保持一个前提和几种敦促，最终，形成 堂诘歌德式的风车大战，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这个不解决之 道，恰好是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融合主义及其带来的所有后 果，所致。经济主义的美国对华政策，势必会把台湾，看成一个 边缘经济实体，而被逐渐冷落。最后，由于美国的海洋和战略利 益所在，台湾海峡，将会继续成为美国海上通道和“多米诺骨牌 通道”的要害，他们不会让出任何关于第一或者第二岛链的海上 治权。 于是，一个还新仍旧的课题，将会继续存在于中美台三个方面。美国 对华对台政策，将会在继续容忍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无所作为，并将 至少持续四年的时间，继续无所作为。 我们可以这样做出基本估计。所以，不懂中国的奥巴马，或者其他美 国选帝候出现，中国和台湾问题的无解状态，只好听任没有任何积极 解决之道的无知和无为状态，维持下去──由此形成的任何不确定因 素，根本不是奥巴马之类的无知之徒，可以有任何理解和因应之道 的。在中国方面，为奥巴马铺好的红地毯，将会是一种类似阿拉伯飞 毯的魔方，它会化解任何中国批判论──虽然，奥巴马几乎比起任何 美国当任总统，在未当选以前，出于选战而批判中国，还要差劲；因 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文化和东方精神──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 基督教来源于东方的，类似摩尼教和诺思替教的魔鬼精神──他只是 知道一些美国人的生存策略和实用外交。我们看不到他的任何杰出的 世界观。 这样，美国文化，在诠释中国和台湾问题上，将会被又一个白丁的意 志和世界观左右，没有任何突破的可能──既无批判中国极权主义的 任何思想资源，也无任何主持美国立国精神的考量──我们根本看不 到这些政客，这些当选或者不当选者的世界性理念和政治观点。他们 所有这些人，都在人们鼻子底下的视野，作业──这种鼻子视野，既 不是世界观，也不是宗教追求和政治追求，只是一些美国实用主义货 色。故此，台海课题，将会在几乎完全不受控制的情形下，自生自灭 式地演变下去──因为，不管是马，还是肖，他们都没有改变美国出 牌路数的外交和政治能量──而美国人，也只是会在技术修理中美分 叉和中美误会的道路上，最大限度地，分享一个民主国度和一个极权 国度的利益分享和利益分配原则──这个经济主义势头，必将逐步演 变成为政治绥靖主义势头；其实，这个势头，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 几乎不可逆转。 故此，我们最终会看到：现任总统，会终于站在北京的奥运会贵宾席 上，继续他们毫无意义的，对于中国前途之相信民主未来的白开水演 说。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既无南韩奥运精神带来的转变，也无美 国精神丝毫作用于兹──有的，只是一种最为空洞的许诺和人权游 戏。 至于台湾方面，他们的所有作为，也只好听任奥巴马式的无知于台， 中文化的美国政客的操弄，且将之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外交政治甚至 经济地位上，继续听任联合国这样的无赖机构，任意剥夺其主权和人 权。他们的地位，起码是经济贸易地位，将会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而 逐渐变得边缘化和徒俱民主空壳。于是，一种强大的非普世价值，必 将在奥巴马或者其他什么马的操作下，同样变得极其边缘化。这个所 谓的中国软、硬实力的渗透，也会因为他们为波音或者什么音，带来 的订单，而被美国资本家和劳工欢呼万岁！──这个节目，在以前已 经上演。 所以，美国大选对于我们，对于台湾人，实在显得极其乏味──这个 乏味，正是因为奥巴马这类人物的上台，而完全变成了白开水了！ 哼！ 民主论坛 上载：[2008-01-10] 修订：[2008-01-10] 8 janvier 民主的亂與治民主的亂與治(大陸) 劉自立
一，民主的秩序意義和制度意義民主了，就天下大亂了！一些人這樣說。他們從來沒有具體說出來，民主如何導致天下大亂——反倒是我們要說，民主制度一旦確立，不會天下大亂；非但不會天下大亂，反而會很快——雖然不是一朝一夕——就會實現民主制序而非進入無政府狀態。當然，民主啟動的時候，會有很多不確定因素，也就是說，民主制度確立之前，在確立和不確立的較逐期間，如果反民主方不作任何良性讓步，且出臺和民主勢力戰鬥或者鬥爭的政策和戰略，民主在其實現過程中也許要付出某種代價，包括一段時間的動亂或者混亂。但是，這絕非意味著民主制度本身是造成混亂的源泉，民主本身意味著混亂。我們的看法正好相反，民主實施以後，亂局會逐步消失，從亂到治的可能性確然存在。於是，把我民主不會亂和民主實施過程中付出較小代價，避免內亂外患，作為考量成為各種政治勢力明智選擇的要件——即便此間出現、類如共黨勢力頑強抗拒民主過程的可能，在潮流裹挾之下，這個勢力的式微，也是勢所必然的，無可挽回的——當然，如何真正啟動這個過程，還有待觀察和醞釀。這裏，首先對於民主確立以後的情形做出判斷。 首先，民主不是廢除國家（不像民主、科學的前主張者陳獨秀五.四前時期那樣認為，預消滅國家的無政府主義，乃是革命的道理——雖然他以後轉變到要爭取建設蘇聯式國家，接受蘇聯的指揮）。所有來源於民主國家和國家民主的前提，就是施行國家的繼續管理，且在統合民意的情形下，穩固和強化國家機器的統治，既施行國家的法治統治，也施行國家的軍隊統治——就像格老秀斯說的，可以鎮壓對於人權的侵犯。（見其《戰爭與和平的法規》）只是在施行軍隊國家化的過程中，使得軍隊脫離共產黨或者其他政黨的獨一指揮。也就是說，和軍隊配套的員警機器還是要正常運轉，不是任由無政府狀態投放街頭，聽任街道上來一個文革式打砸搶；相反，街道上不可以有任何政黨或者領袖唆使群眾施行民粹或者民主搗亂行為。國家機器可以鎮壓所有這些由亂而生的破壞民主行為。 任何政黨組織的遊行示威可以合法進行。就像現在法國的交通業罷工或者臺灣紅衫軍的遊行一樣，對於民眾和國家而言，這樣的群眾上街，將和沒有上街的群眾一樣，各司其是，互不干擾，社會生活照舊進行，且由員警甚至所謂武警維持秩序。我們設想，由於共產黨積怨甚多，民主以後的遊行示威活動將是非常普遍的一種公眾行為。估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裏，這樣的活動幾乎會日日進行。各單位要有組織地支援和幫助這樣的遊行活動，並且在儘量不干擾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施行分班或者輪替制度，讓參與或者來不及參與的職工施行工作、遊行兩不誤。任何企圖破壞生產和正常社會活動者，都要施行懲罰甚至強行阻止之。 如果這樣的遊行示威牽涉全國範圍，這也沒有什麼可怕。各地民選的議會議員和政府官員，政府和員警機構，應該協調配合，把遊行示威的社會成本降低到最小限度。正常的反對者運動，可以允許，且應該得到支援。但是，他們只要不是武裝暴徒和有意搞打砸搶者，他們的各種政治主張，應該可以拿到報紙和電視臺上進行公開辯論，並且得到適時的記載，存檔。 如果發生跨越省市的大示威，大遊行甚至其他全國性運動，也要適時鼓勵，並且在國家機器的保護和監督下進行。不可以強行取締和鎮壓；也不可以不計社會成本地、曠日持久地進行下去。要在各種問題的及時解決中停止這樣的活動。 殷鑒歷史，民主實施的歷史時期，也就是民主要建、未建時期，確是發生和平和戰亂兩種局面。用武裝鬥爭啟動民主，和答應改革，以後又有反復的歷史很多。前此，孫文革命，就是民主啟動以後，導致戰亂的一個證明。孫文賢讓袁世凱，是民主缺乏鐵碗和實力的證明。日本國也有幕府向改革轉變的和平——繼而戰爭的時期。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就有主動退讓的主張，且有人分析，他是為了保存幕府勢力之舉措——抑或二者兼有。伊藤博文事後曾經問及德川慶喜，何以要主動放棄。他的回答說，是為了國家大局考慮——他上奏天皇，說： "臣慶喜謹考皇國時運只沿革，過去王政廢弛，宰相專權，保平之亂後，將軍執政。從那時以來，臣的祖先受天皇寵倖而執政二百有餘年，子孫相襲。現在臣雖任將軍，但政刑適當之處不少，今日的混亂形勢都是由於臣德薄所致，誠不堪慚愧。況當今外國之交往日繁，如果朝權不出於一途，就會使綱紀難立。如果改革從來之舊習，將政權歸還（還政于民，于維新——自立注），使天下之事都由聖上裁決（君主立憲——自立注），舉國上下同心協力，那麼一定可以和萬國並立。慶喜所能為國家做的就是這些，另外，希望能將這件事傳達到諸侯。謹奏。 慶喜 十月十四日 "（米久正雄著 《伊藤博文時代》） （以後，發生改革派戳穿陰謀的倒幕府戰爭。徹底清除其勢力。） 歐洲歷史上，也有專制壓制和轉變革命——又導向實現一部分民主的拿破崙主義——涵蓋復辟時代的民主和文化宗教建設。 亂局，在民主，開明專制，革命和復辟之間旋轉不停，最後導致民主共和。這樣看來，民主時期的亂與不亂，和民主前時期的政治生態緊密連接，不可或分。如果中國的民主啟動導致某種動亂，其原因，也無外乎這樣幾中情形出現。一是，類似明治時期的日本民權主義運動，導致日本政治動盪，示威甚至暗殺成癖，社會極度不穩。但是，以伊藤博文為代表，加上文人中福澤諭吉等人的主導和爭取，最終在那個時期，建設了民主議會制度。使得民權和民黨鬥爭為之化解。這個民主化解民權的範例，有一部分轉向對外侵略，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日本人在這個時期，轉向民主或者開明的皇權統治和明治維新，確實是一個範例。這對於中國人和中共，是不是有所啟迪呢？因為，現在中國民權運動，好像複現了歷史上日本民權運動的種種情形——甚至內外條件或有同一性，都是要在經濟發展，對外開放中謀求國家興盛和實力崛起。日本人用法制和民主解決或者一部分解決了這個民怨沸騰之局面；另一部分則是對外侵略，轉移民視。（同上） 換言之，如果中國沒有伊藤輩這樣的政治改革家化解民權甚至民黨積怨，始終抵制和鎮壓民主維權運動，其結果是兩種：一種是鎮壓奏效，民怨被遏止，出現社會範式的老化和僵化，形成拉美效應和非洲效應，造成一種雖無反抗或者反抗無望，卻是極為畸形不公的社會，權貴和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一種是，民權運動因為衝破範式和大壩，如洪水猛獸，造成國家和社會全面瓦解和無政府主義，各種既得利益集團趁機興風作浪，軍閥割據和派系惡鬥——那麼，解決的辦法還是無外兩種——一種是導向民主體制，用民主瓦解動亂，取得各方勢力的彌和和妥協；一種則是形成再次的專制獨裁，施行"城頭變幻大王旗"，造成歷史的無意義迴圈和倒退。這樣，在出現亂局的情形下，解決之道還是施行民主。 這個民主的具體實施，一是要化解屆時出現的軍隊勢力的分裂。二是要合併屆時出現的政治勢力的對局。軍隊勢力如何演變成為各方對局狀態，在眼下的政治環境中看不出來。我們著眼的是，一旦先行體制崩塌，各方勢力割據之狀態形成，也唯有建立國家化的軍隊——抑或在現有體制中爭取這種軍事力量，才可以解決兩種軍事力量命運對峙的課題。這個軍隊國家化的過程，當然必有一個民主人物走上前臺，統領全國政治勢力，且被人民認可之過程。這個過程，是不是要曠日持久地拖延下去，全看這個民主領袖的個人魅力和統合全國各派勢力的能力而言。但是，革命或者改革派生領袖，是一個歷史規律。如果沒有領袖，也會被製造出來。現在中國民運的無政府狀態，恰好緣於沒有做好這樣一個預期統合的政治建設。也就是說，民主可能性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主領袖如何駕馭和掌控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武裝力量。如果他們沒有掌控對於反對民主勢力的武裝力量，這個民主勢力統合軍隊之問題，就難以解決。這也是民主勢力克制反民主分裂勢力的一個必要前提。換言之，如果極權主義和後極權主義的統治崩裂——不管出於何種原因——他們中一部分軍隊勢力，分裂成為既得利益的保護者——這時，就看民主勢力，是不是適時掌握了支持民主的另一部分軍隊勢力——如果這個準備根本就不存在，就談不上我們所言之民主秩序的建立和建設。這個歷史細節的至關重要性，決定了民主可否實現的全部前提。 如果大面積的反對民主勢力操控了軍隊，這時，就不是民主是不是導致動亂，而是專制勢力必然壓制民主的問題了。 如果民主進程擊破了反民主勢力的軍事抵抗，那麼，"民主不會亂"的說法，就能實現。在此社會大面積和解的基地上，真正的和諧社會必致達成。比如，根據法律和勞資規定，施行勞資雙方的和解；根據政黨競爭，施行各黨關係的和解；根據社會和解政策，澄清和"平反"共黨時期留下的殘留的歷史和政治課題，如，平反六四。這樣的課題還包括，如何清理和整頓共產黨的權利，人員，財產和意識形態及其機構等等。屆時，真正的民主將會帶來真正的法治。而且執法將會更嚴，更公正，更公開。很多時間搞不清楚的問題或者課題，可以繼續爭論和研討，且等待全民共識甚至全民妥協和讓步。比如，公開太子党的財產來源，公開各省市共產黨領導人的財產等，且對之做出公正的裁決。 如果在民主早期，無法診斷財產合法性問題，可以留待"物權法"的進一步完備和修正。修正以後，再出臺關於這部分人財產是否可以保留之政策。也可在參、眾兩院，施行投票裁斷。這部分財產，包括他們輸出國外的那一部分——還需和外國政府切磋，和外國銀行切磋解決方法。如果全民多數認為，他們可以保留他們的、在共黨時期攫取的財產，各種執政黨和政府也可以施行某種程度的保護。如果全民要求取締之，就取締之。 為此，報紙上出現各種不同的聲音，也不應該視之為天下大亂。和前述街頭是不是會出現混亂一樣，黨禁、報禁一開，就會出現一個現象。民間黨派如雨後春筍，到處出現和成長——報紙，也是一樣，會出現幾千種、上萬種各種派系和觀點的報紙，雜誌，電臺和電視臺——如何因應這種"亂象"，是沒有什麼可怕的。在國家機器存在的前提下，報紙和政黨首先要服從排除武裝動亂的煽動性行為和主張——此外，一切可以積極討論和研討——同時，要倍加呵護剛剛產生的新的民主政權，且在報紙上宣講各種民主政策，介紹各種民主人物——含，很多帶有爭議的人物，允許他們集合他們的黨羽和媒體——一旦他們的做法越來越接近共產黨的方式，可以在容忍一段時間後，通過一人一票，將之選舉下臺——如果他們已經通過合法選票上臺執政、這個過程，也許要經過很多年。 對於這些人物的爭論，也可持續下去。但是，他們霸佔政壇的希望和選票最終會形成絕對反差，不可能永遠賴在臺上不走；隨著他們的下臺，民間很多抱怨隨之化解，希望會轉移到新的領導人身上。如此循環往復，日漸成熟於中國政體。（現在的異議勢力，有一部分，已經呈現其號稱民主，實為專制主義傳統作祟的面目——如，余、王二人打著基督教的旗號，施行瓦解所謂"政治層面"的種種祟行；其"獨立筆會"施行非民主程序排斥異己；在其掌控的網站上，施行專制主義取稿標準，拉一派，打一派，造成一個新的中宣部主義；打壓某些維權人士，造謠禍眾，暗合中共，暗通款曲，等等。如果這等人物走上前臺，或許，民主最初階段的改革，會成為那個時期民主選舉的一輪輪試驗，而經過兩、三年甚至更長時期，造成辯論後面目的澄清，而施行選舉，更換那些前民運人士，直到選出成熟服眾的民主領袖。） 六，自由媒體訴諸歷史真像的出臺 在報端上會出現算帳和平反的巨大聲浪。一波波重宿歷史真相的書報會鋪天蓋地而來，這種清算主義輿論，會很快瓦解共黨歪曲歷史和歷史人物的偽裝，使得文革，反右，六四等真相，大白於天下。所有這些報紙和網站的歷史辨正，很快就會清楚和清理共黨半個多世紀洗腦效應。人心將為之振奮，道德將為之再造，文化將為之復興。這個過程，將會大大加快反對腐敗反貪污的進程——並在這個基礎上，完備輿論監督和各國政黨之間互相監督的軟體和硬體措施。輿論自由的第一步邁出以後，將為更大程度上的政治研討，思想補白和道德重建，提供動力。這個過程，也望重塑《大公報》、《觀察》、《自由中國》等自由媒體的獨立精神；真正吸納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文化血液，結合中國儒家的孔孟子式傳統民主或者准民主，建立相容並包的文化民主和民主文化。造就陳寅恪大師關於唐朝盛世之中外文化磨宕和結合觀的新範例。 在財政方面，各種政黨的經濟來源，不可以盜竊國庫，也沒有再行盜竊的任何可能性。所有政黨的經費只能有黨員提供。和國家財政部沒有關係。前此佔用的國家資源，要適時歸還，清理和做出統計。共產黨，也同樣沒有佔據財政資源主流的任何理由。這樣一來，關於党領導軍隊和指揮員警為其所用的經費來源，會被徹底切斷。包括他們施行武裝暴動的金錢來源，既不會收到類似歷史上共党來自蘇聯的捐款，也不可能一黨把持經濟，購買飛機大炮——這個不安定因素，隨著經費的國家化而被縮小到0。 此外，當然還有輿論和獨立媒體的介入，監督和揭發——因為獨立報業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在隨時監督各個黨派和團體的經費使用情況和輸入社會的情況，及時做出報導，遏止經費用於動亂。這些經費支持的黨派行為，可以歸結為，在法治的遵循中，施行國家制定的競選和競爭法，但是，不可以任由任何一個政黨，在獨佔據國家機器方面施行霸權。起跑線，只有一條。 這個黨派和報紙之間的競爭也許曠日持久，但是不會沒完沒了。估計時間要在一、兩年，兩、三年中，方可見出分曉。那時，主要政黨和主要報紙，將會呈現眼下歐美主要報紙和政黨之情形。出現兩、三個有影響或者有財力的黨派和報紙。其餘的報人和黨人，將會變成像是英國"水桶頭黨"人那樣，只好被淘汰的政治力量——也許根本說不上什麼力量。 八，共黨繼續執政的前提條件 如果共黨仍然執政，他的黨派性質，也必須發生本質變化。他不可以偷竊國庫為其黨款，他不可以領導軍隊視為其私器，他也不可以消滅其他政黨的存在。那樣，如果共產黨繼續執政，或可出現我們前此爭執之社會民主主義、那種政黨的存在，以取代現在的共產黨。我們看不出這樣的變動，有任何可以導致天下大亂的徵兆。如果共產黨延續這個公開化的進程，他們脫胎換骨成為社會民主黨人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這裏考量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共黨在某種轉型過程裏，沒有鎮壓其他反對黨和反對力量。使得近似國民黨的轉型出現在共黨身上——反之，如果這個党施行對抗民主轉型的暴力抵抗，他在民主時期到來時，很可能被定性為恐怖武裝力量而被徹底取締。那樣，當然就是另有一番情景。）這樣，除去一些苟且之人組織少許破壞活動以外，在國家機器的適時鎮壓下，這些反對民主派之力量，也會逐步銷聲匿跡。 關於軍隊國家化的進程，可以包括在民主化的進程當中。民主化時期的軍隊將領，因為他們對於民主的協進態度，很可能成為第一屆領袖國家軍隊系統的軍隊領導人。他們只是對於國家政權負責，而不對任何政黨負責。如果產生全國性大亂——由於某種前既得利益者群體和組織的煽動和策劃——軍隊將領，將在國家元首的統一領導下，排除這樣的、對於民主政體的破壞和干擾，並且毫不猶豫地動用員警維持秩序——甚而言之，如果出現反對民主勢力的某種割據狀態，國家元首也可視其情況做出處理——任由某地實行公投自決。就像加拿大魁北克或者東帝汶的選舉那樣——如果某種勢力挾群眾以令中央，則要適時適事區別對待，順應民意，做出正當的判斷——實行選舉或者其他民意檢測，用和平手段化解地方動亂。下策是，如果全國多處地域動亂，則要適時進行全國性選舉，選出和再選出全國性和地方性領導人。不得以任何藉口，使得某地乃至全國，出現地方割據和變相獨立——而排除某地正當選票過半，帶來的獨立或者自治。邦聯和聯邦制度的選項和施行原則，就是人權高於主權，而非相反。西藏，臺灣和新疆，也可如法炮製。如果選票決定了一切，一切，就無可逆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最大限度上，儘快施行全國，全民族，全地域和解共生，繁榮安定，使得社會很快回歸正常軌道。 再說一遍，軍隊系統和員警系統，將會比任何時期都更加嚴格和有力地保衛社會秩序，防止破壞國家利益的行為。軍隊中人可以和員警系統嚴密配合，打擊那些反民主殘餘勢力。這樣，在維護所有公民權利的前提下——在不可以阻擋任何遊行示威和合法抗爭的前提下，軍隊將會擔負起保衛民主國家的嚴酷職責，使得民主國家晝夜處於安全的生活狀態中，不受任何政治勢力的影響和干擾。 由於社會各個細胞實行了民選和公議，從上到下，全民的權益受到政府和議會的保護，這種細胞的健康狀況將是史無前例的，不必杞人憂天、不必擔心和葉公好龍的心理出現。任何佔據原先共產黨先機的團體和個人，不再具備他們在政治經濟上，社會輿論上的優勢，從而使得現在被大量壟斷的各種資源，回歸全民。 這樣一來，由很多難以計數的騷亂引發的表面的混亂，很快可以因為自然和社會資源的公正分配而得到化解。這些領域當然包括金融，電力，電信，煤炭，交通，銀行……等等現在的壟斷企業。全國人均工資的分配，將會等同現在的歐美國家，佔據整個GDP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非現在的，只佔有百分之十上下）。 農民恢復了自身享有的土地所有權。他們將成為中國人中，首先獲益于民主政府的人群——這個農民人群的穩定，完全來源於他們的土地佔有。這個人群的穩定，將會帶動整個城市人員的社會穩定。在這個穩定的基礎上，大量餘留問題，將會在輿論和法治的軌道裏，逐步得到解決。 大量外國投資，將會一改他們南桔北梔的行為模式——將中國工人的工資，拉近其本國雇員工資水準。在廣大外資和獨資企業中——一如在廣大中國企業中一樣，及時成立不受國家和資方操弄的獨立工會。這個工會，將會大大方便言說和踐行，出現在農民，工人和公民面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他們為了謀得自身的勞方利益，不可能，也不願意使得城市和社會，進入另一次類似文革的動亂。他們合法合理的所有抗爭，將會掛鈎他們的利益、工資和勞保利益——他們會和資方行駛某種共同體利益的安全措施，以便使得某些不良的社會騷亂，被及時克服和排除。 工人和農民的新生的社會狀態，將會確保社會穩定；尤其是農民，這些佔據土地的人群，將會自覺地反對任何破壞土地佔有制度的侵害行為。那時，組織起來的工人，農民，市民，將不再是在共產黨"組織起來"——那種空泛口號下"組織起來"的人群，而是真正為了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土地和工資、勞保利益而"組織起來"。任何企圖讓農民和工人取締他們組織的勢力，將會失敗。這些個大、小工會和農會，自當承擔各種社會安全的大任——就像解放軍在歷史上一度給人們帶來幻覺的那樣，那種護校，護廠，護田的組織，將會在歷史上再次出現——歷史將會說，歷史上的事情，也會發生兩次，但是，後一次，將是正劇而非鬧劇。因為，共党的"解放"和奴役是等一詞，而民主政體，具備"解放"行為唯一的政治內涵。這些民主精神和社團的作用，正好駁斥了民主導致天下大亂的說辭。這個真正的分田分地，也不再是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夢魘和欺誷，而是社會公平分配到來的節日。（小而言之，當六四的小小改革，觸動了社會的健康神經，社會忽然進入井然有序之狀態。不是因為改革導致了失序，而是屠戮者把生命價值和普世價值一併消滅，遂導致全民絕望和絕望以後的無序狀態和道德與心靈淪喪。事情正好證偽了"專制不會亂"者的妄論。） 遠而說起，法國人和俄國人，是把革命變成殺戮——中國人也是——"解放戰爭"，一個戰役，幾十萬人死亡。民主——嚴格意義上說乃是民粹——導致革命和殺戮，他們論說的前提何在？就在於革命前的皇權政府，如，路易王，和民主政府，如，克倫斯基不讓步嗎？換言之，英國光榮革命和現在天鵝絨革命，是不是一定要攝製暴力的前提呢？明鑒在前。共產黨不可不考。（關於國、共兩黨的互不相讓，還有很多"道理"可以陳述。歷史上，是共黨武裝起來危害國家，還是蔣介石訓政/專制，給了共黨一個可趁與合法之機；是國民黨開明專制留出民主小空間，還是共黨革命/極權取締民主；是蔣介石的專制,帶有他傾向的法西斯主義集之耶穌，孔孟之精神大成，還是毛澤東的帝師合一，實現了經濟的國有化和思想的國有化？） 現今，共黨政權是不是產生了多元化的政治體制，值得討論。一如前言，太子党和党閥權貴控制和佔據了幾乎所有的經濟資源、經濟財富；不要說政治資源了；從文化到思想，國家壟斷的性質昭然若揭，和蔣介石允辦獨立媒體，允有鄉紳體制，土地私有，產生天壤之別。至於少數所謂自由經濟體，其效忠政府，賄賂官員的現狀，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他們的尷尬和不獨立，不多元。……） 革命和戰爭，從反面證明了共產黨的所謂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一種暴力行為。現在，主張這個黨會逐步尋求費邊主義的人們，似乎忘記了他們暴力起家的歷史。其實，考察一個黨實行什麼樣子的革命，其中一個主導的考量標準是，看他們是實行社會革命還是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如若不和政治革命接軌，不設立三權分力的政治前景預設，這樣的社會革命就會吞沒政治革命（見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觀點）。中國革命，就是這樣一種以社會革命消滅政治預設的暴動。於是，接下來的革命，就是消滅社會——而完全違背了他們社會革命的初衷。到了文革，這種政治和社會革命皆死亡的大悲劇就此發生。事情的邏輯就是，任何不作預設的社會革命，只能導致"繼續革命論"，"不斷革命論"和"運動論"，而無法收拾，如文革。 民主，如，法國革命，確實導致動亂，也正好是民主變形和走向死亡的證明。但是，導致革命死亡的專制，是不是暗含了開明和反對革命和皇權的內容，也是對歷史的一種考量。拿破崙專制和《拿破崙法典》，正好是改變暴力和革命的歷史呈現。如果拿破崙主義帶動了民主——暗含于專制和開明專制裏——民主和民粹作出了的區隔，民主或有展現，起碼，如，在拿破崙主義乃至俾斯麥主義、梅特涅主義裏，已經開展了民主元素的建立。如，選舉，私產法，新聞出版自由等。若是民主直接轉變成為民主之反，和獨裁極權糾合一體，那麼，不要說民主不成，開明，也就無望。其間的核心標準，也同樣是：私產，選舉，出版自由等措施，是否出現，是否制定、實施。 有人說，希特勒就是民選上臺——這無異是說，希特勒完成了民主全過程——但是事情剛好相反。 希特勒上臺和前此，歷史上蘇格拉底被殺，都是民主不完備之處。希特勒的問題非常清楚。他是民主絕對的扼殺者，而不是完成者。德國人在期待國家主義超越民主主義的時候，錯置了他們的選擇——卻無法認證民主本身的正確性，是一種錯誤。換言之，民主無法超越人權。如果說希特勒時代，德國人選擇了民主，其實不對，他們是選擇了民粹和獨裁。只不過那個程式看得像是民主——於是，這個假民主導致了民主死亡。這就是希特勒時代的悲劇和荒誕。 在蘇格拉底時期，事情完全倒置，卻是一個道理。人群去掉了一種異見分子，且是從投票決定——但是，他們不懂得保護少數，更是民主。 民主並不完全是仰仗少數和多數，這並不是民主的全部內涵。民主的建立還要看待和他配套的工程。制衡，新聞自由，結社自由，普選，等等——希特勒正好是在企圖抑或最後消滅了所有這些輔助元素，卻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當然，還有種族問題，猶太人問題——這是整個歐洲的歷史和文化錯置所在。 這些民主走形，並不就是民主範例。這一點，就像人們不能因噎廢食一樣，因為某些民主病，而排斥民主——何況是在21世紀，民主更趨完備的歷史條件下爭取之。 中國的民主轉型，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我們前述說過的未來中國民主時期，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如果可以成立，不能不從所謂歷史的眼光打量之。這個歷史的眼光是什麼呢？就是考量從極權到民主轉型時期的歷史狀態，社會狀態和統治階級的態度，將會如何！ 一如前說，我們設想的民主，是在轉型以後，不是在完成之的過程裏。過程本身涉及轉型本身帶來的動盪抑或相反。這個時期動盪與否，與民主時期發生的、或者將要發生的事情邏輯地聯繫在一起。也就是說，轉型健康與否，取決於民主時期政治社會建設的嚴酷程度。如果轉型時期發生戰爭和金融崩潰等危機，民主復蘇時期的漫長，勿庸置疑。反之，就會比較不那麼困難。這一點，又取決於共黨的態度。如果他們無限期延緩民主進程，歷史的各種偶然性將會聚集而形爆發——很多我們難以預料的事情，將會發生——但是，陣痛會過去，即便在瓦礫上，人們也要面對民主——就像二戰之德累斯頓面對廢墟，並不能阻止新生活的建設。 動搖我們的"烏托邦"設計的唯一障礙，就是歷史偶然性和將會爆發的共黨殊死抵抗，乃至他們傾覆了所有社會再建的可能性。但是，阻止太陽上升，是徒然的。而改變空想的成分，就是完全回到現實。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開始！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即是，我們上邊說過的，民主國家機器的開始運轉，是要有前提的。也就是說，無法排建立民主國家這個過程本身產生的不確定因素。這裏有幾個可能性——而且都會被排除掉。一個是和平轉型。這個轉型說，已經排除。道理很簡單。一是，共黨的性質，既不是社民黨，也不是民主黨——他們這些所謂資產階級政黨和修正主義黨，可進可退，可在野，可上臺，是有伸縮性和可塑性的——共產黨，沒有；只有像我們前此說過，他們要改變，改變成為"可進，可退"之黨。這個可能性如何？六十年了，看得很清楚。這個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二是，民主改革的外部因素。我們多次言及，民主革命也好，民主改革也好，是要澄清資本與之媾和的全球資本模式——無論是和清末之慈禧打交道，和軍閥，孫中山，或者和老蔣打交道，外國資本的首選，是針對中國的統一市場——第二，才是考慮他們的民主體制。這個問題很明顯。現實是，美國人也是第一關心中國的市場；同時又關注民主，人權。這個第一、還是第二的問題，其實延緩了中國民主進程。只有一變二，二變一，才是外部勢力磨合中國民主之道的優勢，而非相反 再是，暴力的革命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也很小。雖然，這裏存在百年來，由偉大的托爾斯泰提出的，"不以暴力抗惡"說，甚至包含了在托翁看來，人，可以不吃、不喝、不穿衣，也要排斥暴力，這樣一種荒誕主義虔誠（見其書《天國在你們心中》托爾斯泰）。我們卻在梳理了他的道理以後，完全不敢苟同——而世界歷史，也不是按照他的和平理想，和他的要實行"財產公有制"（這是他明明說到的——自立注）之主張、之理想來發展的——這裏存在的悖論是，暴力革命和非暴力改革，都不是現今中國人的歷史選項——那麼，你在這個盲區如何行駛你的判斷呢？僅僅是打你右臉，你伸出左臉乎？拿走你的外衣，你還要獻出內衣乎？這個精神很難理解。 …… 全部推演都歸結到一個關鍵點——在非民主轉向民主時期，會發生什麼事情——是拿破崙的炮轟議會，主張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面對皇帝，站在皇帝的立場上面對人民——還是期望華盛頓的個人品德般的歸隱；函，德川慶喜和孫文的妥協之道——抑或是始終進行甘地主義和托翁主義，而罔顧面前站立的，既不是憲政主義英國，也不是克倫斯基。這個選項殊難決斷。 我們的意思是，如果民主前時刻帶來的問題是一塌糊塗，就要以一塌糊塗為現實，做出判斷；以此作為處置問題的前提和認知，不可僅以幻覺為准。也就是說，如果國家機器，在民主機器和專制機器之間徘徊，久拖不決，那麼，偶然性因素的出臺，幾率就會更大。如果共產黨根本不尚任何下野和複出的"可進、退"之精神；如果工人和農人，沒有任何成立獨立工會、農會的可能性，政權始終不還政於民，他們無法期待明治維新時期出現的民主轉變於中國，從而走向革命和民粹；如果社會分配機制，持久支持少數權貴，致使國人貧富懸殊達致超高點，導致國人生存危機不得解決；最後，如果轉型叫囂為假，堅持不變是真，那麼，我們所言民主，就要面臨很多艱巨的障礙。 第二十三期首页
4 janvier 改革开放干什么？
1 janvier zt宋彬彬“复出”与文革回潮——《观察》专访文革研究者刘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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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刘先生您好，3个多月前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评选""知名校友"的活动中，"文革恶之花"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竖立在学校大操场上，校方且将毛泽东接见宋彬彬的照片和受难者卞仲耘的照片一并刊登在了《校史》和《图志》中。12月22日，卞仲耘先生之夫王晶垚先生发表公开信表达抗议之声。目前北师大附中及相关人等似乎还没有任何回应。《观察》网站（www.guancha.org）想就此采访您，不知您是否方便回答以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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