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宪章》一周年批判
----兼议《七七宪章》和"党内民主"



刘自立


一


专制主义历史在政治学说史上产生和极权主义截然不同的人权和自由诉求；虽然，这个该死的专制主义往往因为自身的邪恶，导致改革，导致革命甚至导致极权（毛代蒋，列宁代克伦斯基等等）----而极权主义，彻底改变了古往今来一切政治学的概念，包括宪章主义概念和民主自由概念，使之在一个短暂时期荡然无存和出现历史虚无和遗忘之症状。这个二十世纪的发明，虽然荒诞和残暴，但是它提供的某些价值和理论混乱，一直以来左右着毛国、这个唯一荒诞的国度，使之既违背自身的传统，更无知于普世价值。其中，建设自由之基本前提何在？这样一个常识问题，在这里就基本无知无解。

自由主义何谓？其实是英国宪章主义的一个自然延续。这个宪章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要害和关键何谓？就是圣经里所谓要搭起人类之"棚"的物质载体（见梅列日柯夫斯基《路德与卡尔文》）；也就是施行自由和宪章的前提。这个前提的几乎是唯一的要素就是，认可自由是一种不单建立在自由意志上的、可施行措施和政策。这些所谓的政策，又来源于其政治经济之载体，如，欧洲中世纪之自由市、汉撒同盟等享受的贸易自由，关税自主，选举权利，军队自持等等。这些东西的产生乃是自由主义产生之前提，不是自由在前，而是自由在后----这牵涉到基本的自由主义估价；（争取自由，当然是更早的发轫），而并非将其等同于自由。

自由意志，可以在地狱里，囚笼里，柏林墙里驰骋想象觉悟；自由主义，不行；因为这是官方和人民知识分子之间的优良互动。这个互动可以产生希腊民主，也可以存身于中世纪乃至以后之现代社会，唯独不能存身于极权主义之政权----而自中国二十世纪末叶，李慎之先生等人鼓吹自由主义以来，此问题根本不得要领----这个基本解释，来自日本学者福泽渝佶和英国学者亚当.斯密----而福泽，来自斯密。（见亚当.斯密《原富》/福泽渝佶《文明概论》/刘自立《自由、自由民、自由市和自由宪章》
原载《北京之春》）

资料载，"11世纪末，城市法开始进入法典化时期。为适应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调整和规范日益复杂的城市社会关系，西欧各城市国家先后进行了法典编纂。如意大利的《毕士托瓦城市法典》（11世纪）、《比萨城市法典》（13世纪）、《米兰城市法典》（13世纪）、《罗马城市法典》（15世纪）等。法国制定的《巴黎城市法典》在众多城市法中影响较大，特别是13世纪以后，随着法国王权的增强，巴黎议会成为最高法院------巴列门法院，所有法国北部各省案件均可上诉于此，这也使《巴黎城市法典》的法律地位和效力明显得到加强。

"此外，西班牙于1279年制定的《多托沙城市法典》。

"德国于13世纪末制定的《萨克森城市管辖法》，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和权威。

中世纪后期，西欧城市法又进入同盟化时期，涌现出不少城市同盟法。城市同盟法主要是欧洲各商业城市为保证共同的贸易权益，协调和规范相互关系而采取的法律措施，这些法律措施构成城市同盟法，对参加同盟的城市均有约束力。

"最著名的城市同盟为13世纪至15世纪在德意志北部形成的"汉萨同盟"，也被称为'商人公会'，该同盟曾对北欧商业与军事方面有过重要影响，14世纪时有160多个城市加入，制定过《汉萨海上规则》。

"此外，还有'莱茵城市同盟'、'士瓦本城市同盟'等。

"城市法、商法与海商法是伴随中世纪城市兴起，商业和海上发展而形成的三支特殊法律体系，体现了新的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的要求，是近代资本主义民商法的重要渊源。

"城市法是一种地域性很强的特别法，以特许状、行会章程和城市权力机关立法为主要法源，15世纪后，随主权国家的逐渐形成失去独立的存在条件而融入其他法律之中。商法与海商法是具有国际法性质的法律，以商事习惯和判例为主要法源，经历了从共同商法到国家商法的发展历程。
"

这是自由主义之第一要点。

第二要点是，自由主义起源，本是阶级斗争和阶级权限得到认可的各阶级划一权限之表述（在英国，含暴民第四阶级（孟德斯鸠语））。这是宪政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常识。用最为粗浅的话说，宪章、宪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的阶级平等和无阶级优先制宪的可能性之存在。这个论题，早在马克思以前之伟大孟德斯鸠学说里，业已明白阐述。可是，马克思无产阶级优先制宪说，大大反动和倒退于之，且出现以此虚构狂妄前提为前提之某种民主社会主义----但是，这个社会主义虽然前联马克思，后联普世说，但是，从其根本而言，它，还是皈依了三权分立的基本学说，只是凸现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测重点之异：一个敦促竞争，一个敦促公正、平等。

但是，"无产阶级"优先说，在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民主义中皆无此说法。这个制宪特点本身，其实就是十一世纪英国大宪章之阶级属性所赖以体现的阶级平等立法说。这个立法说，在人们熟悉的皇权，教权和贵族权限里产生博弈。这个博弈的前提，一如自由主义的阶级独立性所呈现的多元化一样，不是以以后极权主义单一政治存在为前提而发生（其实是根本不能发生）之立宪运动，却是刚好相反，他启动各阶级平等立法。用最为玩笑之语言诉之，宪政就是几个孩子的游戏。几个孩子要公认他们之间制定的游戏规则。任何一个孩子不能拒绝其他孩子的参与权。谁违背之就是自动退出游戏----而极权主义之所以迥异于之，就是制定一个孩子自身全能全方位全控制其制定和参与权。这就是苏联斯大林宪法和毛式民主的核心。这个核心违背中国和西方几千年来的，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之传统。所以，产生第三种宪章内涵之探索。

这个探索源于宪章、宪政宗教之来源和民主之来源的双向确定。这个确定，在意义上的毋庸置疑和无须证明说，产生于一种和人类价值吻合的非人文主义确定。也就是说，人文主义中一切归结到逻辑和实用推导的理性认知，在宗教前提里都是无法确认的；人文主义之人为中心论，不符合宗教教义。这是宗教普世价值和人文普世价值之间张力和对峙的刚性空间。从这个空间里，产生近代西方国家和宗教威权的抗衡。换言之，国家政治权力，人文主义个体要素和宗教神性中心论，上帝极权主义、全能主义加尔文排斥异端主义、路德绝对个体主义之间，出现世纪大辩论。宗教集体主义原则受到空前挑战而陷入被动挨打局面。无神论、无人权、无人性革命，籍此发生，影响盖及世界；迄今未能截止----他只是改变成为极端主义和元教旨主义之其他形式。于是，马基雅弗利主义成为国家至上，宗教相对主义和人权人类化、君主化象征之开始。阿伦特所谓法国人权之诉诸于人的理论，大大削弱了神政论和人权诉求的本质说----因为和康德之律有悖，而发生新的质疑点；从人类前提出发而由人类自身制定道德准则和人权宣誓之文本，成为神灭论之一种----而这个东西，被后来人福柯叫做"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道德"就是纳粹可以道德，红卫兵亦然。这样，上帝和摩西之统序开始解构。

在另外一个方面，国家主导主义开始此改变的第三个进程----第二个进程，就是人文主义代替神圣论----这个国家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个体主义产生的反动；自然更加远离神圣主义。于是，在此国家至上、道德乖戾、人权枉顾之马基雅弗利主义影响下，极权主义国家论避开个体主义传统和宗教裁判原则，发明一个人类超人，用所谓个体魅力说，将西方一切之传统打翻和消灭。一切对于专制主义文化（ 含民主文化）之批判，打出现代派和浪漫主义旗号，大肆施行无理性存在主义学说，使得原有秩序论和财产说，面临极大危机和威胁----而果然失败和倒塌于极权主义政治之下。好歹，这个倒塌，只是西方传统解构说在实际上的短暂挫折。西方学人很快意识到，这种解构，只能在结构范畴里文质彬彬地而不是为非作歹地施行之；且到了解构主义式微以后，几乎生活之树常青的说法，还是回到传统和常识。但是，这一切，都经过了所谓的证伪和实验。

他们的实验，就是不准违背基本的政治学多元化和政教同在和分职之说。这是他们施行宪章宪政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既包含在大宪章里，也包含在城邦制里，甚至包含在英国革命前的议会唯此为大；法国十六世纪第三等级入议会和德国（普鲁士，奥地利）实行准地方自治的选帝侯制度----"1356年查理四世在梅斯召开了又一次帝国议会，这次大会上查理四世颁布了《黄金诏书》，诏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点：1、明确皇帝由七大选侯选举产生，皇位虚悬时由萨克森公爵和莱茵宫廷伯爵摄政；2、各选侯拥有自己领地内的关税和铸币权、矿山开采和贩卖食盐权等（在此之前，这些权限在皇帝和选侯间不明确），禁止封建主结盟反对自己的封君，禁止城市结盟反对诸侯，冒犯选侯被视为叛逆罪。选侯实际上在松散的邦联框架之内拥有了自己领地内的专制君主权力。此外，诏书回避了教皇和教廷在皇帝选举时的作用问题，实际上剥夺了教皇的权力"----在《黄金诏书》这样的文件中悉数记载。于是，地方郡县式，藩镇式和诸侯国式不同形式之东，西民族国家政权组合，成为封建极权一统之反拨。

各种中世纪行会组织和市民组织应运而生，使得人民自由取得实质意义和可能性。其中，"大学作为一种行业公会，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机构，实行完全的自治。它既不受任何上级的管辖，也不受所在地方的限制。如果学校与市政当局发生矛盾，或者对所在地的条件及环境感到不满意，便会全校搬到其他地方继续办学。教者可以自由的讲授，学生可自由的研究，允许大学师生结社、罢课、罢教，自由安排课程、聘请教师或享有迁移权、行乞权、免纳捐税、平时免受兵役和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管辖等；几乎不受君主的干涉。"

"教会、世俗君主与独立自治城市的三足鼎立为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如果说，教会统治的是人的信仰，封建领主管辖的是人的世俗生活的话，那么大学的疆域则是学术与知识。
正是利用这种形势，在与教会与世俗君主以及与自治城市当局的摩擦和斗争中，中世纪大学为自己争得了独立自治权，并为后世的大学留下了自治传统。"
（资料）

各阶级之实体，不见乌托邦空洞的寻神意志（这个"巡神派"理想主义，后来跑到反对罗马中心论之俄罗斯，结果，理想让位于革命和暴虐（见本人文章《俄罗斯思想辩正》）），而见西方半专制半民主人民性结社，办学，信教之自由，并基此立法，制章，治市，为国。成为宪章反映的现实。所以，一切之宪章，一切之主义，一切之学说、理想和实验，如果可以施行，如西学那样，那么，他们施行的前提就是不罔载体，传统和建制，而恰恰相反。无此建制，就无此宪政。无此宪政，就无此操作和实施----也正是，因为无此操作原则和实施原则，就可以脱离游戏规则；脱离之，就可以无法无天。这是宪政主义转化成为斯大林大宪章之诡异逻辑和反逻辑之历史和历史学。


二


于是，回到正题。08宪章是在一个什么载体之下产生的什么文本？

是民间改革、革命说的异本，还是穿上官方改造外衣的预宪？不得而知。

其具备大宪章约翰王和英诺森主教和贵族、这样事前具备的、各阶级负载其上之政治载体吗？它具备西方民主/专制主义传统中，本来就具备的多元化阶级因素和政治合法性吗？不。

它具备西方自由市享受的税赋自由，市长选择自由，贸易自由，军队自持自由等等因素吗？不具备。

他具备人文主义批判宗教的自由，抑或反过来？他具备从启蒙运动到文艺复兴，到英法革命，美国独立，再到美国学者白璧德对于卢梭民粹主义批判之新人文主义吗？不具备。

他具备法国十七世纪第三等级自由参加议会之权限吗？（见夏多布里昂）不具备。

他甚至不具备中国封建皇朝官民互动之法典和衙门。

他当然没有希腊甚至波斯文化里的市民和君主民主（波斯人薛西斯提到民主，没有实行----国人未提过民主于古道。）

那么，它是不是起码具备我们中国准自由主义之贞观之治和台谏制度中某种权力有限制衡呢？不。

它具备钱穆先生，吕思勉先生，吴晗先生一直以来所谓（含利玛窦等）所研制之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君相置衡制度吗？不具备。

它是不是有武则天，忽必烈对于神秀和宗喀巴的政权、教权平等原则呢？不。

它有无一套儒释道专进退原则和互补原则，致使中国文化得以进退有据，不至完全消灭反而繁荣于历史于世界呢？不。

总之，中国极权主义毛文化（无文化）导致一切建制法制传统的极大"不可能性"和对于现代性荡然无存。

于是，一个严重的，为08中人无法揭示的事实严峻地摆在那里。中国任何类似毛泽东法和斯大林法的任何什么法，究为何物（有人谑称，08和党制、党宪，文字归同）？就是彻底完全绝对对于法治之釜底抽薪。怎样解释？就是说，一切建筑于古往今来法治之宪章、之自由主义、之无阶级立法，等等一切之实际法度可能性，在中国荡然不存。中国政治无传统，无西化和化西（如日本人言）。那么，我们是不是完全否定了任何之理想，之宪章，之乌托邦呢？不。日治期宪运动，莫不是吸纳了反对派，实行朝野互动。于是，宪制主体，成为制宪之关键一问，一个关键词。中国制宪？谁是主体？是不是像前此有人说，制宪主体，就是中国（改变了的政权？它不改变呢？抑或不能是未经改革之政权？那么，翼望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和格巴契夫，以填补改革主体，宪政主体之白乎？他们如果一直空缺呢？没有他们，如何启动之？说是民间力量启动之？民间力量，从来不是制宪而是革命主体？历史上，有过那一次示例，是民间力量制宪，走向民主？它总是要托付精英的；这是常识；西方亦不能免（见穆勒《代议制政府》）----在极权抑或专制统治之下，宪政主体让位于一个未来时之政府？有这种事情吗？

所以，制宪主体，亦为一个悬案，没有解决亦没有解释。说，你要宪政一下？请问，他就宪政了吗？简单说，中国历史上有制衡，无民主。所以，宪政，不可以实行。因为，宪政，不仅仅是制衡，还是民主。

复杂说，中国传统之内圣外王，倾向于外置自由，内置道德----我一直以来认为也可以说是争取"内王外圣"----而颠倒之----理由：只有外在制度改变，才有内圣；故，内圣先要内王----形成制度，再来道德----而绝对不是相反；故，有外圣一说；就是要个人主义加上结社，团契，反对党，形成监督力量；是为外圣；保内圣。

所以，08宪章，也要有一种道德思想意义和制度建设上的"外圣内王"。

难道不是吗？

我们的意味在于，要想制定和实施任何一种宪章，必须考量其出笼的载体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要研讨何以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甚至后来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出笼的"物质"背景，而不是不考虑这种布局。我们的意思是，只有考虑了这样的背景，为此而制定的法治，才有实施的可能。再说一遍。英国宪政主义运动时，前提是阶级和谐和阶级权限。法国第三等级享受的东西，亦同。而苏联和毛消灭了这些立法的阶级博弈权和阶级斗争权（不是马克思、毛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实际上， 他们是不允许阶级之间斗争，维权，护法！！！），故使得宪法的游戏规则为一个阶级，一个阶层，一个人（抑或一伙人，寡头制）所操纵，而取缔，所垄断，而灭亡。这样的证伪，就是七七宪章中人和东欧前制度中人，用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好共产党主义），无法对抗苏联之宪政宪章之故。

其理想主义，存在。其操作主义，不存在。很多历史学家说，维也纳以东国家命运就是俄罗斯命运演变之结果。这个话，虽然贬低了纳吉和杜布切克，但是，这是历史之史实。不可否认。不是纳吉和杜布切克切除了政治极权，而是苏联自身的瓦解，导致之。哈维尔说，中国现在比起他们当年，好得多了。不对。严重不同意。东欧之社会，是苏联殖民地。但是，东欧之改革，之福利，之（相对）自由，如，教会，大学，工会，还是存在的。他们的社会空间，比起毛社，不能比----更不要说南斯拉夫的改革兴"修"了----他们的工人早比中国工农富裕，宽松："工人自治"嘛。所以，只是苏联人在外派坦克，实行镇压，才可以保护斯大林大法。东欧人本身，没有力量和愿望，施暴政于有效，于波，匈，于捷克。于是同样，布拉格要实行七七宪章，也有一个问题----谁是宪章主体？政府？人民？苏联？（一如前说。清末宪政，翼望于慈禧，光绪，没得说；今天呢？共产党？人民？美国奥巴马？无稽之谈也！）



三


值得关注和反思的七七宪章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启示？

那里的布拉格之春和后来丝绒革命之间有无异同？

近来，一个参加过丝绒革命的捷克电台法语部人士，在法广谈到其间的区别。

这个区别就是，布拉格之春是党内改革，丝绒革命则完全是民主转变----她没有说出另一个根本因素：苏联瓦解----这个进程从1989年2月爱沙尼亚打出独立旗帜，开始变得明确，却并未突破瓶颈。这种"党内民主"的说法，还原在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初期（加上一个新权威主义新加坡模式论），甚至延续到六四赵紫阳主义的"合法性"抗争。但是，这种抗争，其实远远落后于纳吉主张施行多党制社会主义主张。于是，问题变得有些共性，值得回顾。这个共性就是，1，共产党国家改革，往往以并不取消改革主体（等于改革对象）和主动体为前提，如，七七宪章派，杜布切克派（甚至纳吉派）。2，这个改革，在东欧，其实，是要实行某种反对苏联殖民统治而潜在进行，不能明示。3，这个改革和中国六四一样，徘徊在主体性阙如的两面性中：由共产党实行统治和改革；抑或由人民改造甚至取缔某种极权主义。4，这种改革不可能得到美国和西方社会真正的支持；因为，向来和政府打交道的西方国家，不清楚改革派和统治者的分野----不像他们支持昂山素季那样，期待她取代政权中人。5，当时的欧洲秩序，没有出现苏美分治以外的苗头----这个分野开始出现，是在里根呼吁推倒柏林墙以后。6，苏联本身的经济匮乏和侵略失败（阿富汗撤军），使得这个干涉政权乏力伸手于捷克或者其他东欧国家。7，六四伟大的民众运动之世界性影响。这些要素综合了两点：一是，六四世界性影响，在苏东地区，产生的不是党内民主政权改革和渐进模式，而是因为苏联的崩溃在即，而出现东欧命运彻底转变。

丝绒革命和团结工会革命等，并非期待党内出现改革，而是完全寄托于抛弃共产党。

这个抛弃，来自，抑或一部分来自中国六四运动，而其实，迥然不同于六四之模糊改革概念。他们的概念极其明确。一是要完全独立。这是国家期待。二是要完全自由，这是人民期待。这里也已不存在伟大纳吉和杜布切克之党内派诉求。这种诉求业已过时。

这种诉求是什么？资料显示之----

"1968年1月5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诺沃托尼的第一书记职位被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取代。

"4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新型社会主义模式'，内容包括：

修正共产党的权利集中
恢复在大清洗中牺牲者的名誉
以联邦制为原则解决'斯洛伐克问题'。
强调企业自身责任，引进市场机制，进行经济改革
言论和艺术活动的自由化

在外交政策上，在强调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通过引进科学技术强化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

之后，又成立了以欧德里希*切尔尼克为总理的新内阁班子。副总理为主张改革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奥达*锡库，另外，在50年代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古斯塔夫*胡萨克也成为内阁成员。国民议会的议长由受国民欢迎的约瑟夫*斯姆鲁科夫斯基担任，国民战线议长由弗朗切克*库里盖尔担任，至此，捷克党政的主要部门都被改革派掌权。

"整个社会在'行动纲领'的指引下，开始进行深入的改革运动。其中，工会、青年组织、社会民主党以及KAN,
K-231等非共产主义政党开始积极活动。在此同时，关于改革内容的分歧也日益明显，逐渐形成了对于改革运动的激进化表示怀疑的集团，他们希望与苏联接触，在斯洛伐克地区重视联邦化的倾向。"

又，"关于布拉格之春的重要性，昆德拉先生和哈维尔先生在1968年底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昆德拉先生认为，布拉格之春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实验，捷克人民求诸本国最优秀的历史传统，试图创造一个崭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模式----避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具有更高品质的民主制度。

与昆德拉先生不一样，哈维尔先生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他提出了一个更为清醒的观点:布拉格之春只是试图恢复捷克斯洛伐克以前的西方式民主制度。1989年剧变之后，初期形势的发展似乎证明了哈维尔先生的观点。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不希望再走被很多人视为乌托邦的第三条道路，而是支持传统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资料）

而“七七”内容要则如下——

“七七宪章是以人们的团结和友谊为基础——他们对于自己生活和工作密切关联的理想的命运，分担了一项责任。

“七七宪章并非一个有形的组织；它没有章程、没有常设的机关，也没有注册的会员。每一个同意它的理想、参与它的工作和支持它的人，都是七七宪章的会员。

“七七宪章并不打算变成政治反对的基础。它的愿望是为人类共同的利益服务，正如东西方很多类似的民权组织一样，它并不打算提出它自己的政治或社会改良或社会变革的纲领，但它企图在活动范围内与政党和政府当局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特别是促请当局注意对某些显然违反民权和人权事件、准备用文字公布这些事件真相、提出解决方法、提出扩大这些权利及保障这些权利的更多的一般性建议、在可能犯错的冲突场合中担任调解人角色。”（《七七宪章》）

这就是七七主义：改革主导和权限控制在于党和政府说之证明。这个证明，和布拉格之春同，和丝绒革命异。于是，看待这个问题的含混性十分清楚——他后来被哈维尔西式普世观点所纠缠——于是产生“之春”、七七和丝绒革命本质的不一；虽然，这个改变不能卡头去尾，他们有着一致性和非同一性；却是一种首尾发展主义。于是，问题在于，我们改革派和08派，究竟是从布拉格做起，还是从七七做起，还是从丝绒做起。也许，这正是08派没有触及的难点。


于是，这个问题回到二十年后的中国----08宪章是要实行一种和共产党一起改革，继续并不明确改革主体之改革，还是要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如哈维尔，实为一问；而实行这种改革的主体和共产党之间，间性关系又将如何？

共产党是不是这种非刚性实体，有此可塑性期待？

没有这种可塑性，该当如何？

不推翻之，其改革如何实行？

推翻之？不是08派观点；这个因果关系，又如何解释？

六四，就是赵紫阳无力解释之而导致失败。

我们说，这是赵紫阳的难点。这个难点，今天还是难点。

08派，并未解释和解决之。

也就是，如何从布拉格之春转变成为丝绒革命----这个问题在捷克，是以苏联瓦解而实现的----在中国呢？

里根不是奥巴马。奥巴马说，我们不会遏制中国。

哈维尔最近纪念柏林墙倒塌，再次提供了神秘主义解释说。他认为历史偶然性，几乎成为民主推手（见法广）。但是，我们于此再次不以为然。捷克民主，就是苏联解体之直接结果；一点也不神秘。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政府，从未自行开出坦克镇压人民，都是苏联之赫，勃之为。这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所以，苏联虽然极权，却不能全控东欧政策，如团结工会之谈判于政府；奥（地利）匈边界之通行；波兰籍主教之合法存在；都是这样一些自由主义空隙，导致刚性改变，成为可塑性----自由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政府松动中建立前提的，而不是相反，如中国之大闷罐，大铁屋，大囚笼。

于是，上述提法，成为七七宪章派和中国党内民主派一气相投的"新型社会主义模式"之共性。这是一种非常戏谑的玩笑。捷克布拉格之春，在当时是前卫的；但是，中国今天之党内民主和08宪章之改革主体不明确论，少有任何进步性可言----他甚至是落后和空洞的东西。

最后一点。捷克，无论是党内杜布切克，还是党外哈维尔，都是民众拥戴的精神领袖，一如，昂山素季，一如达赖喇嘛。我们中国今天之领袖何在？这些领袖之存在，与其说是在统领民众，不如说是在分散自己。这些山头，宗派和邦主，各司其事，各管领地，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简直比毛主席还毛主席（毛还敢于刊登苏共中央文件，于九评时期----反思质疑08派者，却不能登其一寸地盘----又何言宪章主义？何言民主，自由？宪章主义，就是这样封杀反对派言论和思路者乎！真比中宣部还中宣部。

此当然是牢骚话；却也反映了中国一无大师，二无头领，三无真正之宪章精神----08，不过是一种小山头主义和某氏伙头族规，而已。

这是又一种悲哀。

请注意，在此，我们这里绝对没有否认理想主义。不管是纳吉的好社会主义，还是杜氏的好共产党----乃至谢韬先生的好民社主义----问题是，所有这些好东西，并不能产生现在尚未具备的宪章产生前提----即，社会反对派的合法存在。有人说，只要国家改变，反对派不必存在。这就好像说，只要天空存在，大地不需要存在，一样荒诞。日本明治维新之政治，大偎重信和坂垣退助被日人视为"日本两大敌国"----意思是，宪政之始，就是允许反对派存在，以补课东方政治中本来并不存在之存在----这是他们和我们必须要好好补课之所在。所谓清末宪章、宪政之考量，只有汪大燮知道反对党----但是，他是从反面来证明这个"乱党法"不能存。这个话题我们说得很多了。所以，08宪章面临的课题，就是如何制造一种中国人不懂的反对派。而当局正好是因为误认这个无反对派之所谓章程，就是反对派，所以抓人。事情的诡异正好在此。我们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甚至在制度建设上产生了准对峙和准制衡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却是远远落后于西方政治学的。

一切原因，小而纳之，就是中国没有政治学。（经学、诗学之争和一切时代之改革一样，不能产生西方基尔特式的行会工会和自治概念；更无人民性创造；顶多就是青天大老爷。）

没有政治学，也就没有宪章（不是法家之章或者内圣外王之章----那是法律，官律和恶法；不是宪政，宪章。）

没有宪章的宪章，写不写？如何写？谁签署？可是，这个问题却不是一个"写"的课题----人们说， 他们可以写出一百个宪章文本----却不能应对实际争取多元基尔特，实现反对派阶级权限，乃至实践革命应该实践的那种原则。

总之，就是争取一个基本的自由环境之问题----这是产生宪章的基因----无基因如何？生产和产生、培养之。

宪章产生于培育之后，并非之前。之前，可以叫做任何培育，却不是宪章，更非宪政。我们所言之宣言，纲领和宪章之别，就在于此。

宣言可以无实体。纲领就要有实行者。而宪章，是乃三权分立之执政与司法当局所为、所在、所依归之则。这是基本区别。（《七七宪章》，也未明此常识，此公例。）

这之前，打造基础，实施战略，展开分析，原本比较写出一纸"宪草"，要重要一百零一倍。最后，引李白诗句，以飨诸君----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西班牙法官要清算佛朗哥罪状 恐引发争议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10-17

【星岛网讯】在西班牙国内战争以及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失踪。现在，西班牙一名大法官加尔松决定对此展开调查。分析认为，加尔松的调查将引发很多争议。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法官加尔松决定，掘开19处万人坑。调查谁是受害者，他们是怎样被杀害的？

　　据信，西班牙诗人洛尔加就埋葬在其中一个集体墓穴中。他在1930年代内战开始时被法西斯分子谋杀。

　　加尔松的调查将会引发很多争议。因为西班牙各党派之间早已达成默契，不要过深地追究佛朗哥独裁统治和内战时代。

　　但加尔松说，佛朗哥派对西班牙人实行“非法永久拘押”，这可以被看作是“反人类罪”。

　　在西班牙内战开始之后的15年内，估计共有11.4万人失踪。据说，佛朗哥的支持者有预谋、有计划地消灭了许多左翼对手。加尔松点名佛朗哥以及他的34名高级助理挑起了这些罪行。

　　加尔松法官曾经对智利前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提出诉讼。

www.stnn.cc

ZT开明的西班牙右翼独裁者佛朗哥去世

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去世。

佛朗哥，统治西班牙36年的独裁者

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终身摄政王、法西斯军人独裁者佛朗哥在马德里病故。

佛朗哥生于1892年12月4日。1907年入步兵学院学习，3年后毕业。毕业后一直在军队中服务。1935年升为陆军总参谋长。1936年7月，发动反对人民阵线政府的武装叛乱。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于1939年3月，推翻共和政府。佛朗哥自任国家元首，只允许法西斯长枪党一党合法存在，实行独裁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派遣“蓝色师团”配合德国进攻苏联。1947年，宣布西班牙为君主国，佛朗哥为终身摄政王，掌全权。1975年11月，佛朗哥死后，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孙胡安-卡洛斯一世继承王位。

20世紀最成功國家的百年探索之路

如果评选20世纪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的话，我会选择西班牙，因为它是这个世纪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两方面都取得了质的飞跃的国家之一，而且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以正面形象溶入国际社会主流都做得非常成功。1900年，西班牙是欧洲一个被人遗忘的黑暗角落，是“20世纪的迟到者”，而到了 2000年，西班牙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已经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群体中有分量的一员。

有一位诗人写道：“西班牙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既能把像火一样的情感隐藏在心中，也能让这些情感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在整个19世纪，西班牙先后爆发了4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没有使自己走上强国的道路。当20世纪揭开了序幕之时，西班牙刚刚经历了一场奇耻大辱。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被美国重创，失去了最后一批殖民地——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等，300年前曾经是海上霸主的最后的遮羞布也被揭开了。20世纪前30年，这个黑暗的角落仍然在死气沉沉地继续着旧世纪的一切，波旁王朝的阿方索十三世统治着这个国家，他企图让比利牛斯山脉把外界的新鲜事物挡住，继续着波旁家族的古老故事和天主教铁板一块的局面。直到1929年，那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大潮将整个欧洲搅成了一个沸腾的锅，经济基础的崩溃使得政治上层建筑也发生了裂变，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等，在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继续着日复一日的表演作秀和斗争。

在这个沸腾的锅中，即使是最黑暗的角落也不能幸免。1931年，面对遍布全国的反君主制反独裁运动，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被迫恢复宪法，举行议会选举，各派反君主制的政党结成联盟，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阿方索十三世被迫流亡国外，这是西班牙王室历史上的第三次出逃，也是最狼狈的一次。但是，赶走了一个传统的国家政治权威，留下的权力真空的争夺引爆了西班牙各派势力混战，以社会党、共产党等组成的“人民阵线”为代表的左翼联盟和以佛朗哥将军的长枪党为代表的右翼联盟，很快就势同水火，经过几年激烈的议会拉距战之后，终于不可挽回地走向内战。这场历时3年（1936—1939年）的内战，以血腥、残忍而著称，还吸引了各派国际势力的参与，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的一次大练兵。苏联支持“人民阵线”，德、意法西斯支持佛朗哥，英、法则采取“不干涉政策 ”。经过三年内战，右翼势力终于将“人民阵线”屠杀在血泊之中，开始了漫长的佛朗哥独裁时期（1939—1975年）。佛朗哥成为国家元首和军队总司令，他的长枪党成为全国唯一合法政党，西班牙成为既德、意之后欧洲的又一个法西斯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全面爆发，但佛朗哥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中立。对于佛朗哥为何不加入到他的法西斯朋友一方参加世界大战，仍然是研究西班牙历史的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法西斯集团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在全世界人民的围攻之下精尽而亡，这一点，十分明智的佛朗哥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另外，佛朗哥对“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的理论不感兴趣，这也许也是他没有和希特勒站在一起的原因之一（按照当时欧洲种族主义者的观点，西班牙人是欧美白人中最“低劣”的，佛朗哥绝不会为种族主义者鼓劲）。

如果说，20世纪的前半段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是一端血腥的回忆的话，那么后半段则是国家一步步地走出困境，走向繁荣和文明的光明岁月。二战过后，佛朗哥政权一度成为可怜的国际弃儿，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和西班牙建立外交关系（葡萄牙和梵蒂冈）。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佛朗哥政权成功地攀上了老大——美国，佛朗哥强烈的反苏反共思想被美国看中，逐渐帮助西班牙摆脱了外交孤立的困境（但西班牙仍然被欧洲主流视为异类）。从60年代初开始，西班牙实行对外开放，大量吸收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实现了经济起飞，开始大踏步追赶欧洲经济发达地区。随着西班牙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他们既有渴望民主化的热情，又有保持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强烈愿望。国内国外环境的变化，使西班牙民主化的事业水到渠成。

1975年，佛朗哥去世，他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被宣布为西班牙国王，这是西班牙王室的第三次复辟。卡洛斯曾在国外流亡多年，也曾在国内接受了作为一个未来君主的教育。身为国王的他，却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即位之后第二年，就任用苏萨雷斯为首相，开始民主化改革，首先实现了言论、出版自由，开放党禁，（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共产党也取得了合法的地位）。1977年举行了40年来首次议会大选，1978年颁布了新宪法。在20世纪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变革中，西班牙是最顺利、最和平的一个，除了两次未遂政变被国王卡洛斯兵不刃血地平定之外，整个进程就如天鹅绒一般的柔顺。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大步追赶“欧洲的中心地区”。1982年，西班牙加入北约，1986年又加入欧盟（当时名为欧共体），这意味着西班牙已经被接纳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西班牙终于卷入到世界的现代化大潮之中，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992年，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举行，一个脱胎换骨的西班牙，展示在了世人面前。

在这个国家的百年巨变中，一个人物的地位显得格外突出，他就是佛朗哥。正是他，用铁腕手段统治了这个国家近40年；正是他在二战中明智的中立，使西班牙逃过了一场浩劫和宰割；正是他利用冷战的国际环境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也正是他，选择了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继承人，使西班牙的民主化事业在他死后水到渠成。佛朗哥对民主化的态度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作为一个在军营中拼搏长大的铁腕人物，他早已习惯于军令如山的高效率作风，对于民主的略显散漫的作风十分反感，因此他在世时一直抗拒着民主。但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人，他也意识到了民主化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也是西班牙以正面形象溶入国际社会的前提。他最终选择了一个必定会推行民主化的继承人，将民主化的事业留给后人去做。我认为，一个统治者如果做不到像华盛顿那样，至少做到像佛朗哥那样，同样也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也。

巴斯克、加泰罗尼亚民族分裂运动一直是西班牙500年来的心腹之患。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这个运动曾随着欧洲民族主义思潮而汹涌异常。但在20世纪中，西班牙赢了，并不表现在完成彻底地铲除了民族分裂分子，而在于赢得了民心，使民族分裂运动从一个在当地有着广泛民意基础的运动，变成了一个只为若干极端分子所热衷的冒险活动。70年代末民主化之后，巴斯克、加泰罗尼亚等地建立了民族自治区，分裂分子完全失去了民意基础，只能以时不时制造一些恐怖袭击来显示他们的存在。相比较一些东欧国家因为民主化而导致国家分裂，西班牙则在民主化中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同途殊归，其中的差别耐人寻味。

2000年，西班牙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跻身于世界前20名，在欧盟这个典型的“富国俱乐部”中，也排得上中等水平。西班牙的春天已经到来了。回首这个国家的百年之路，在一个独裁政权的领导下实现了经济起飞，又在一个君主的领导下实现了民主化，这种现代化的道路，看起来很奇特，实际上，奇特的只是外表，就本质而言，它走的是人类现代化的典型模式。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

週三, 2007-02-28 15:58 — ahchoii

讀書心得：幌馬車之歌

百度空间 | 百度首页  | 登录

©2009 Baidu

好友名片加载中...